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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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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亮亮的阶段性总结(2021第三学期)

在现实与想象的世界之间徘徊

------对经典四大家与过渡时期阅读书目的总结


现实的世界充满着复杂的社会事实,社会学家试图去解释清楚内在的逻辑,但视域总是限于自身在现实社会中的角色与位置、受制于外在的因素与压力、受制于时代本身的藩篱,似乎没有人能够完全可能跳脱出自己周遭的世界,去正确的理解社会事实。但什么又是正确的理解呢?从人的生物存在和社会存在进行延伸、从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从事实功能之间的互动进行切入······总之,社会学家们难免带着一定的视角去诠释所处的社会环境,去指出其中理性或者非理性的逻辑存在、去关联意义与功能的区别与联系、去解构与建构表象与本质的存在······从对现实的理解出发,在思考中,在成文字的书中为我们展现出另一种可能:一个被解剖过的复杂世界——一个想象中的完美的世界。总令人充满疑问的是:既然已经清晰透彻(一定程度)的认识了这现实的世界,那么为什么问题还是那么多?似乎并没有完全被认识,又或者难以被解决。社会运行似乎并没有按照思维中的逻辑去进行,现实的世界与想象的世界之间充满了张力,即便从古典社会学家涂尔干、马克思、韦伯、齐美尔出发、历经科塞、舒茨、米尔斯等过渡到后现代布尔迪厄、福柯的不懈探索与认知,或许不同方法论之间的争辩、或是某些范式的累积与发展······现实与想象之间的世界依旧充满着无限的可能。唯一的答案:就是从理性的角度而言,诸多的“乌托邦”思想显得充满幻想,但是从历史-过程的维度来看,乌托邦在过去的“异端”烙印确实存在着对此在的指导,或者指明将来的方向。形成对实然存在的反思,作为一种参考性和前瞻性的应然的提出,这可以看作是统一。

第一、    从现实世界到想象世界达致的可能性途径

对过去社会的复归与呼唤:涂尔干不愿意放弃社会作为一个集体超越于个人、社会成员在共同的集体情感中生活这样一个核心点。由此,我们看到他笔下的原始社会分工到工业时代分工的发展,带来了社会失范的问题。而失范所表现出的表象就是人与人、群体、社会的疏离。当一味的强调个体存在的时候、当集体对个体失去了作用的时候,组织的结构与功能便趋于瓦解了。带来的后果是个体道德素质的下降与生存压力的增大。在对自杀的个体进行分析时,其背后的原因无论是利己型、利他型、又或者社会失范,其本质都是倾向于引起人们对集体力量的重视。当因为道德的问题导致职业伦理成为问题、因为个利的强调导致宗教的演进成为不可理解的事实时。涂尔干不得不从道德的形成与宗教的起源出发,去考察其共同的实质:在对社会集体的重视下催促着围绕着个体生活的机制的发生。于是在他的理解中社会运行的一个方向就是对集体存在和作用的强调。当道德力作为涂尔干想象世界的规范实施的可能的时候,我们就不难理解,他笔下的社会缘何没有按照他的发现去发展。涂尔干高度强调道德内容、道德教育、道德建设与道德意义的功用。在他的公民社会中道德占据着绝大的比重。这要求个体对道德有着深刻的体认,要求道德能够具有能够协调转型失范期各方主体的矛盾和利益。这对社会中的个体与群体都提出了自觉加强自我建设和自我主体性成长的要求,而所仰赖的手段是无力的。当我们结合时代背景去理解的时候,是一种社会趋向于崩解之下的社会事实令生活于其中的个体不适、令组织机构失去规范。在一个失序的社会,涂尔干强调对集体社会的复归,是一种唤醒的方式。

对当下社会的鞭挞与抛弃:对社会的批判不能仅仅是理论的批判,也当有武器的批判。然而武器的批判是在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马克思对社会的认知总体而言是带着斗争的视角的,也是带着一种价值立场的。如果从韦伯的价值中立角度而言,马克思的作品怕是谈不上一种学术的正确。但是正是字里行间透漏出的一种对社会问题的批判意识与对社会大众关怀的立场和情感,才会让其思想具有如此历久弥新的生命力。虽然带着立场出发,但是在《资本论》三卷中,在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本质进行揭露和解密的过程中,其推论的逻辑是尊重现实的。并且是从商品生产之处到商品作为价格与价值的双重载体再到商品被消费,其全链条的过程准确的展现了剩余价值的产生与归集。马克思的视野不仅仅聚焦在小的商品链条,也放在大的资本积累,批判土地、租金、资本的食利者。除却经济结构的批判之外,马克思更是认识到了社会结构的问题。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作为一个二分的对象被提出后,其对立的关系便无法隐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剥削、在政治上欺骗(伪民主、伪自由)、在思想上控制。一种社会革命的方案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下被旗帜鲜明的提出来。马克思的伟大指出在于不仅“怯魅”了世界本身,而且站在绝大多数人的立场上去宣扬改造的路径。他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总的观点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即便后来者对马克思的批判与发展没有停止,阶级划分的二分法在无产阶级内部分化之后,无法指导无产阶级完成从自在到自为的转变。阶级意识和阶级行动也没有办法统一起来。因为内群体的利益分化之后,斗争不仅在在对外也在对内。二分法的方式无法提供一个明晰的边界。尤其是资产阶级在理性主义指导下为了维护统治进行了社会政策的改良---分化的手段和调和的方式并用。导致资本的积累完成之后,经济没有完全吞噬个体,阶级的矛盾在意识形态方面被隐蔽柔化。马克思的立场、观点、方法在受到因袭继承的同时,社会主义必然到来的思想在被肢解和发展。他的阶级观、矛盾观、经济观等没有失去生命力。以“人的整全”为核心要义的想象世界是马克思的目标。

对未来社会的忧虑与恐惧:在社会转型的时期,深处巨变漩涡的学者们总是会带着以反思的方式理解社会,以一种保守而又极端的思维为我们描摹出他们眼中的未来。尼尔﹒波斯曼《娱乐至死》对传播媒介从文字到音像的转变,理解为阐释时代到娱乐年代的转变。他担忧着音像的传播媒介导致技术的隐形控制全方位覆盖并且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就是一个激情代替的理解的社会的到来,技术的飞跃改变了人的认知思维和沟通方式。媒介的无距离感更改着社会结构和人的社会化的节奏,在《童年的消逝》中他表达了成人世界和儿童世界的距离被拉进,儿童的成长违背了自然的规律,失去社会的控制。技术影响着文化的内容、垄断着文化、更改着意识形态本身。他呼唤着我们对技术现象引起反思,利用好技术的中性功能。也就是处理好人与技术的关系,这是对媒介时代的忧虑。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则是对消费社会的到来表示着一种极强的关怀。在对商品的消费中,商品的生产逻辑被销售逻辑取代,对商品的附加符号消费的关注强于商品本身,或者在一定意义上,附加的符号本身与关联的符号链条成为商品本身而被人们接受,消费社会下的个体被物欲与表象吸引甚至吞噬。社会的整个运行架构都在被商业所型塑。人们获得一种消费平等的表象认知,失去了对社会存在的反思能力。这样的一个社会恰恰就是奢侈与资本主义关系的例证。在一个消费人口与市场容量保持基本不变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仰赖对奢侈品也就是精美化的专业化的生产物的依赖为对象。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对于工业社会的来临与社会控制的加强的分析,提出在意识形态与文化方面的统治将容易导致一种单向度的思考,社会失去多元包容的能力。个体成为一种异化的存在,一种工业时代下制造的工具人。三种不同的隐忧表现出的都是社会存在物失去控制,在反噬着人本身。一种新的秩序的出现对于固有的关系、文化、结构的影响过于直接。虽然在现在看来,社会的发展并没有因为技术的进步和符号暗示链条的影响而失序,但这种思考本身就是社会本身的一部分,是没有发生的原因。这从侧面反而证明了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但是又在科塞《理念人》笔下被赋予文明的触角和担纲社会进步的重要使命。在社会结构内,知识分子,在对社会秩序和运行规范起作用的正面的推动者或者反面的批判者,其超越于个体本身,在思考的人都难免会受制于所处的位置和特定的处境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是社会运行前行的推动力正是不同想象世界的聚合力。

第二、    如何解读解读我们存在的社会

(一)    我们存在的社会是如何的:

韦伯对政治制度的理解是深入的。他剖析君主制、民主制和卡里斯玛制的区别,从不同时期的事实解读其各有侧重的意涵。但是统治手段的运用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尤其是对统治者而言并不是单一的,更多情况下表现为一种多元的配合。这与他一种意在调和社会矛盾本身的思想有关,韦伯对群体的划分有结构纵向的经济、权力与声望,也有横向的群体、身份与政党。在更加细致的对特定的群体精准描述的时候,通过横向、纵向的概括而消灭了个体归属的边界感,进一步扩大了阶级意识与阶级行动的距离。韦伯对理性和非理性的强调,从他对科层制的社会秩序何以可能的设计中可以窥探到部分。但是相比于对于理性的关注,笔者认为韦伯对于意义的讨论与重视更加显明。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韦伯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分析?应该如何理解他的经济社会观?应该如何理解他的支配理论和宗教思想?其共同的路径便是对于存在本身与指涉对象之间的意义勾连,这种意义是社会科学的亲和性的因果论。在《经济与社会》指出社会行动是按照其对于该行动者或行动者们的主观意义来说并且涉及到他人的态度和行动,并在行动过程中以他人的的态度和行动为取向的那种行动。也就是说,韦伯关于“社会行动”的见解是从行动的主观意图和行动者的集体行动两个层面展开的。

曼海姆对文化现象与意识形态有着颇多的关注。意识形态是一种超越于个体存在的集体表象的思想,这种思想容易受到权力的控制,成为一种统治的工具从而带有强烈的阶级属性,它的存在旨在让社会以一种既定的秩序运行,但是曼海姆对意识形态的思考从而提出了泛阶级属性或者人类关怀意义的“乌托邦”思想的作用。“将乌托邦理解为一种不可实现的意志”是无知的,作者提醒我们要善于辨别“绝对不可实现和相对不可实现”的区别,乌托邦的消失将代表着社会走向静态,人类服从于“事实性”,即便是趋于理性化,但是却失去了“梦”的能力,也就成了各种既定符号驱动的动物。

哈耶克和波兰尼对经济制度的思考给我们以些许启发。《通往奴役之路》、《巨变》中他们对计划经济或者市场经济的批判从方式而言是极具辩驳性的,对经济制度的思考并没有贬扬的区分,而是从中性的角度进行思考,很明显他们对两种制度都是有不满的,更多的是希望两者的结合。从经济也引发除了自由的讨论,从较为微观的角度思考,会发现两个作者讨论的自由主义的具体内涵在实践层面是不同的。市场经济中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是一种契约社会中个人出让一部分权力而获得另一部分权利,这种的一种自由是我们平时理解的法理意义上的自由,也就是天赋人权这样的一种每个人在面对自己是原初的拥有一种自由的想法。而计划经济中的自由是治理过程中对公共空间的权力与个人权力的划分,是被治理者拥有自由但不一定就是要行使某些权利,而是一种被治理者面对治理者享有的一种相对独立性。因此,对个体的自由而言,在两种不同的意义:面向自己的一种权利的拥有与否;面向他者的一种独立性的存在与否。在这两本书中,作者批判市场经济的时候,更多的是从一种经济人假设意义上的,个体拥有权力去参与经济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不应该被干预。但是在批判计划经济的时候,是一种被权力布局之后的经济行为,是一种被安排和被秩序化之后的自由,这个时候的自由是一种去个人主体性的,消灭竞争性的,仅仅是政治意义上的尊重个体的独立性。所以从二分法的观点出发,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下的自由的本质和实践中体现出来的是不同的,但是这只是两种不同的视角看待自由,当然,这种异质性是相容的。也因此在经济实践中体现出的是一种新自由主义:既有尊重经济人假设,也有治理活动的干预。因此,对自由主义的宏观把握要从微观的实践层面体现出来的自由的具体内涵中去感受。

(二)    我们的社会是如何可能的?


结构功能化的观点。对于斯宾塞、涂尔干、莫顿、帕森斯的相关论述没有进一步的建构,莫顿的中层理论在他看来是避免宏观理论与经验脱节的问题,然后建构可以由经验检视还原,又能够具有一般指导的理论。卢曼认为:系统需要在时间的感知、行动者在空间的组织和符号的使用方面降低环境的复杂性,例如通过将沟通媒介标准化,通过不同的媒介组织每个领域的系统资源,能够缩减系统的复杂性。同时用媒介建构行动,可以反思行动,比如对权力在政治的运用、真理在科学系统中的沟通意义,运用媒介,系统能够将自身与环境的关系概念化为“观点”、主题,也就是自我主体化,依靠提供关于应付环境的时间、物质、符号三个维度的指导来降低复杂性。社会通过分化,实现各个系统的自我主体化,然后社会进行宏观的整合。这也告诉我们,三个系统层次不仅造成整合问题和冲突出现,也创造了整合的补偿力量,辩证。社会进化是个人、角色、程序、价值的分离。

具体以帕森斯的结构与行动思想主要讨论关于社会行动如何可能进行讨论。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从功利主义理论那里借取了手段-目的图式结构,吸纳了韦伯关于“行动者自己确定各自行动的内涵”这一认识,将涂尔干关于经验事实和理论分析结合的方式以及“道德社会”引入有关行动的“终极价值”观念。也就是对韦伯、涂尔干、帕雷托和马歇尔的理论进行“会通”分析时发现,对人类行动中的“规范要素”的强调是其理论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尽管在程度和表达上各异);这种分析使他得出了关于人类行动的更为完整与合理的分析框架:意志论的行动理论。至于“合理性论题”,帕森斯所强调的是对于人类行动中的理性力量(要素)和非理性力量(要素)的理解和解释问题,这自然也是一个“行动问题”。所以行动理论的发展一方面依赖于对事实新的洞见和知识性的发现,另一方面在于理论体系面对时代问题契合度不足的暴露。关于如何理解社会?帕森斯是从功利主义出发的。选择性介绍了功利主义的思想代表者们:霍布斯在介绍秩序的过程中过于强调人性决定论,从而提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因为暴力和欺诈在社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个人理性基于安全的目的而产生对于社会契约的需要。以此得出社会的秩序要实现规范化、正当化取决于人性本身的变化;洛克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则引入了“利益同一论”,进而在这一假设的基础上得出人与人“交换、平等”意识的产生,也就是社会出现“慈善的竞争”;马尔萨斯则在人口学中讨论如果没有家庭、财产制度的发展,哪怕出现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而不是霍布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这样的社会也必然由于人生育、动物性本能的无限制行为和土地资源提供的产品有限增殖之间的矛盾而导致社会的消亡。马克思则基于马尔萨斯“积极的制度管制有利于效率的提升,这种管制必须是组织内的结构化支配”,同时根据《人口原理》工资铁律:“社会必然出现雇佣阶级和劳动者阶级这一观点提出了所谓的组织化支配只是资产阶级的温和的剥削”而提出阶级冲突的存在。在达尔文《进化论》直接将人口的物竞天择这一过程中依赖于环境和遗传因素,忽视人的主体性。何以从行动系统出发理解社会?在这里,我想借用戈夫曼的“际遇”理论和特纳的社会宏观动力学提供一种不太成熟的分析思路。帕森斯在构建行动系统理论时,出发点建立在“行动单元”,也就是从“单位”入手,去理解行动系统,以便于认识社会。在这里能够发现他是从经验的或者理论分析的微观视角实现对宏观系统的把握。这种方式恰恰就是特纳在《社会宏观动力学》中指出分析性的理解社会要把握好宏观层次(社会制度)、中观层次(团体单位和类群单位)、微观层次(面对面互动之际遇)的关系,这种关系具体阐述来说:制度系统为团体单位和类群单位的产生勾画了蓝图,后二者又进一步的限制着际遇的属性;反过来,际遇中的互动又产生或改变着团体单位和类群单位,后二者又对制度系统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对应于帕森斯的行动理论,就是说行动者的行为总是作为一种嵌入性的社会现实存在的,也就是社会行动和互动总是发生在一个更大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这种环境也会制约着行动和互动的发生。

社会冲突论的观点。马克思认为被统治群体意识可以发展出统一的意识形态,便利条件在于:召集或产生意识形态发言人的能力;统治群体控制被统治者社会化进程和沟通网络的无能。达伦多夫认为辩证冲突即制度化的过程产生强制性协作组合。这个组织以权力关系为特点,其中一小群掌握权力的人强求他人的顺从。相比于马克思指出财产所有关系的统治与被统治进而会出现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成长,导致革命性的阶级冲突出现。达伦多夫提出了统治和被统治群体的冲突发生在“对对方威胁认知的发展而冲突群体的创建”,这是一种深入。马克思强调了无产阶级的能动性,但是达伦多夫指出了统治群体能够认知被统治群体对于权力和权威的追求,然后关于能动的意识双方都讨论能否建立起冲突在于群体形式化的程度,也就是取决于两分法下的两种群体对于冲突的认知,也就是统治阶级的行动决定被统治阶级如何动员与动员到何种程度。科塞认为冲突提高了社会系统或者是社会系统的关键部分的整合,现存的社会文化安排中有一定程度的共识来维持社会秩序,只有一些条件降低共识的程度之后,无序才会发生。冲突的发生原因:不平等系统中被统治者对现存的稀缺资源分配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被统治者的相对剥夺感和不公正感上升时。群体作为超个人的存在,却不像涂尔干所认为的是先验和理性的。

具体举例讨论,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认为无论是有身份、有名位,无身份、无名位的异质性群体或者是以特性的身份、阶级、派别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并没有在做出社会行动时优于个人。将个人组织化是每一个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靠着血缘、业缘、地缘等等建立团体进而联合联盟,这是符合竞争性社会运行的规律的。当然勒庞也肯定了个人在被组织化之后个性消亡,感情和观点容易受到群体的影响,那么群体的观点从何而来?一种是异质性的个人组成集体的过程中观点的相互加持,受着等级参数的影响,观点来自于群体中的领袖;另一种则是同质性的群体中观点来自于共同的利益。驱使群体做出观点选择的机制只有一点:群体免责、群体本能。在不受社会规则的约束或者没有高度组织的社会控制前提下,群体种的个人更多的是受着本能的驱动,会比较容易的冲动,偏执,也很容易受到情绪的传染,从而导致群体中情绪的发酵进而引发非理性的行为。勒庞认为群体更多的时候理性的不存在的,因为群体中的个人缺乏逻辑推理的耐心,更多的时候领袖的断言,话语的重复,情绪的传染便可以实现对群体内个人的行为控制或者推动。让群体有着正常社会运行下的道德观也是不容易的,因为个人在群体中更多的是不需要有意识的,群体本身就是去个人化的集体,推动群体行动的只是部分个人性与群体保持一致或者将群体的目标作为自身的目标的部分人,所以群体的行动难以遵守道德,同时作为群体行动,其过程更多的时候是短暂的,常态情况下群体的存在是通过共同的意识和某种符号,只有群体本身在行动时,个人才会失去自我的加入。如何理解群体的存在,社会的级序化不仅是要实现个人的组织化也要实现群体的秩序化,任由群体在集体无意识的支配下行动,这对社会的有序运行也是不利的,但是对不同利益的群体进行整合,也是需要懂得群体之间的互动形式其背后逻辑。《社会冲突的功能》是科塞对群体间互动形式的主要表现:冲突,进行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的剖析。个人参与群体的无意识化和群体表现出的行为是不符合常态社会要求的。群体之间的冲突可以促进社会的整合,但是群体的存在因其边界和利益也是社会整合的阻碍。个人整合进群体是“群的要求”,但是群体的存在却也是个人解放的束缚。如何将个人的考量从基于自身的利益加入群体去谋求更改到参与到社会的整合。也就是在社会与个人间建立起直接的联系。这种情况下,社会的存在于群体的区别在于社会更多的是一个利益协调者的控制者的角色,个人在其中可以避免先天性的关系而以获得性的身份参与个人行动。也就是不涉及利益的捆绑和非个人性认为的出现。但是这样的社会与个人关系难以建立,原子化的个人难以组织起来,社会必须借助于行业团体与个人对话,行业的封闭性和对外冲突是必然的,社会或者国家力量只能作为调停的角色和价值的引导者。只有消灭财富的私有和权利的不平等,建立法制的体制,让群体的存在仅仅是作为个人“群”的心理依赖而非经济等物质利益依赖,才可以避免冲突的发生。但是于“共同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的结构可以如此。也就是一个国家内可以。实现全世界的联合就是有些不切实际了。利益的统一也要考虑文化、传统、惯例,不同的意识形态是无法实现真正的联合的。所以冲突无法避免,我们要做的就是正确认识到冲突的结构功能作用。

符号互动论的观点。埃利亚斯在《符号理论》中指出:符号理论在于符号本身作为一种客体形成我们语言交流的工具,另一方面符号的客观化的形成作为一种知识被时间化的储存下来,所以符号的本身是有着独立于个人的先验性的存在和发展的,这也指涉了符号与个人的关系,个人习得的能力在于符号环境的存在。同时不同的个人对于符号的掌握存在区别。这样的话对于社会而言会产生知识的阻塞,在于符号的创造由其文化和社会的不同的影响,对于统一物理实在的事物,不同的符号可能被用来指示其同一物质。那么也就是文化的区隔和理解需要有一定的环境了解。这也是他所致力于追求的,目前我们的社会指代和国家是同一的,但是社会应该是包含国家,甚至是洲际或者全人类的,这当然是由于对社会的限定不同。他认为突破对于社会范围的认识,符号的区隔才能逐步超越。对于符号如何突破主客观二元对立的格局,作者看来符号是一种能够起到纽带性的链接作用的。我们的社会并不是极端性的二元对立的存在物,更多的时候是没有办法严格按照科学精神的定义去用主客观理解社会的,符号作为一种形成于社会本身但是有刺激促进社会行程的发展,尤其是由于其历时性的特征,符号可以更为一般意义上去作为指代的知识本身。同时符号本身的阶段性发展也是与社会的发展相对应的,加上符号本身不仅针对过去,也可以指向未来,符号理论是一种二元对立困境的新的提出。即便是提出这样的理论,符号起到良好的功能,对于社会发展的问题而言,保持平衡仍是困难的。这一点归因于类似人与社会关系的机制,人本身依赖于社会存在,同时社会对于人又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符号所能起到的作用在于此,一方面促进人的习得,但另一方面,符号又会有一定的限制性存在其中。关于利用符号互动的讨论,舒茨的研究核心在于:视域融合。在某一情境下,行动者为什么以及如何获取了公共的主观状态,他们怎么共塑一个相同的世界观:换句话说:行动者如何创造了共享的主观世界?这种创造对于维持社会秩序有什么意义?他给出的答案或者说是预设是:袖里乾坤,即在所有人心中装有规则,社会对策和恰当行为的概念,以及其他能使他在社会世界中行动的消息。戈夫曼(拟剧学派:着眼于行动者在特定的场景中操作姿态,建构印象的方式)。认为人们多经历的世界不是单一的,无论是出于欺骗还是好心,他都面对着大量的操纵,由于人们运用符号的能力,特别是在架构、再拟制和伪造的过程能够产生高度层叠和复杂的经验,没有一个共同的架构,互动很难维持或者顺利进行。常人方法论的研究重点:不是秩序如何可能?而是秩序感觉如何可能?也就是:人们通过何种途径来看待、界定和确认现存的规则和定义?人们如何利用他们对于现存的定义和规范的信念来彼此描述进而建构社会秩序?

具体分析,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互动、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互动、群体内部的互动,这些过程中都不可避免的存在情境分层,分层的缘由也主要是基于地位和权利,更为本质的是经济关系。在戈夫曼关于《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前台即公共区域的互动是由特定的个人或者群体主导的,在涂尔干的讨论中仪式的举行中由于群体的聚集和特定的行为会产生一种“超我”的情感意识。但是这种仪式的主导也不可避免存在个人的主导。也就是群体的行动是需要部分人作为先知或者祭司的指引的。而群体中的个人则处于一种“主我”状态。个人生活的情境是被建构的,甚至一定意义上个人的内向性行为也是社会的产物。我能理解这是相对于外向行为即积极参与符号互动而言的。对于情境的不适应而转向将符号内在化也是互动的产物。柯林斯举例“小规模定律”,知识分子占据公共舞台的数量是有限的,所以很多的知识分子倾向于个人独处性的写作思考,他认为这并不是说互动的失败,而是互动的产物。因为符号互动存在三重符号的循环,群体的互动行为本身是一种符号的标志,互动过程中会产生出新的符号,而这些符号的流动就是互动的再增强和在结合。在此意义而言,知识分子是借助于符号的流动参与互动。因为文字本身是个人思维的产物,而思维确实受到社会影响的。个人从属于集体,并且其意志受着集体行动的支配,遵从着共同参与建构的情境,但是我们依旧可以看到相比于涂尔干式的“无个人主义”、戈夫曼对于个人能动性体现在后台文化,柯林斯发现了个人在场共同关注导致情感增强的互动仪式。这一定程度上是对从“集体论”走向“个人论”的进步,或者至少是对个人能动性的强调。符号互动主要体现在个人之间的互动。这样让我们能够对微观情境中个人理性选择的逻辑有了解。当然本书过于强调情境构建不从个人视角出发,对于个人能动性的价值选择没有做出较好的回应。当然互动并不总是预设的和谐,也存在冲突性的互动。比如对吸烟群体的抵制仪式,通过法律做出对青少年行动的限制,这一方面是对于目标群体的利益保障,但另一方面也是行动群体本身的情境压迫。这些冲突导致产生了互动过程中的反文化以及对抗性的行动符号。当然作为互动类型之一:冲突的功能讨论在《社会冲突的功能》内群体、外群体、社会整体整合或者促进解体有详情的讨论。只是作为反例,冲突作为符号互动的一种,恰恰证明了互动仪式过程中文化的再生产,即符号的再生产、符号资本的存在。而这些符号的出现证明了在互动仪式链中个人主体性、能动性的发挥与存在。

(三)    我们的社会是怎样的

对社会的认知始终存在微观的观察与结论,社会学家们从个体以及个体的周遭出发,上升到结构、组织、文化、教育等问题的讨论:

微观权力社会(讨论社会的秩序化)。米尔斯在《权力精英》指出:从时代纵向而言,传统贵族和新兴的资产阶级是不同时期社会中享有话语权的人,这话语权是以拥有声望、财富进而拥有权力而言的;从时代横向而言,政治、经济、军事体系中有着各自的权力结构,这三大体系中的权力精英有着各自加持的身份符号,政治体系中的精英往往不是来自规则内的文官晋升,而是多半来自经济精英中的有钱和有闲人士,经济系统的精英在贵族制社会与政治身份挂钩,有权即有钱。在资本主义社会则有部分人通过婚姻、交际、奋斗等各种手段融入经济精英的圈子;而军事精英则赖于军队系统本身的“寄身性”而精英来自于文官也就是政客,作为科层制或官僚制极化的军队系统士兵多以军衔的上升为追求的荣誉,加之以晋升有明确的规则和时间限制,因此,军队中的人员很少通过常规进入权力中心(当然战争时期除外)。这也就说明了军队寄身于经济,而经济的发展傍身于政策的扶植,政治机构的发展也需要经济的滋养,军队在理论上应该保持价值中立,但作为暴力机器自然是政治拉拢的对象。发现这些不同时期的权力精英们虽然有着身份差异的显性符号,但是这些小集体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划分,作为整体结构而言,这些建构在社会顶端的代表们有着绝对的操作机能。柯林斯在《文凭社会》以个案的方法对19世纪时期美国处于地理隔离和政治中心化状况下文化生产的现象,进而以此作为比较对20世纪美国在遭遇大规模移民之后文化的冲突导致的多元族裔如何影响经济并由此引发的闲职部门的扩张。他认为,文凭系统的兴起,就是在面对多元族裔冲突的背景下义务教育经过无序—有序的演变而逐渐成为一种控制手段的。但是面对不同阶段的教育,不同的阶级对此有着意识和行动的分化,而文凭本身也愈发的被视为一种学历阶段的标志符号。加之于教育有序化的过程对年龄的要求导致升学不在依赖于学业成就而是需要文凭加以证明,发放文凭的权力自然就意味着学院成为地位认证的场所。这其实揭露了文化的政治经济学,生产劳动倾向于物质生产,而政治劳动主要是对财富进行分配,教育在作为分流标杆的时候已经侵入了经济领域,也就将两种劳动的行为模式加以固化,并为二者之间的流动制造障碍。也就出现了物质层面的分层由文化市场去塑造。塑造的手段是什么呢?他借用了韦伯的“意识社群”这一概念,不同职位之间的人文化是存在差异的,也就是文化的分层,同一群体之间通过共有的符号可以建立起对外具有边界的关系社群,借文化资源的垄断而对自身的地位进行保障。但是这样的保障受到市场本身的变化。因为市场是在不断扩大的,于是文化的生产也出现了分化,一种是立足于本地交换市场的生产,依靠的是日常互动本身的经验。但是随着市场的发展突破了地理的隔离和政治的日益中心化,更大更为专业的文化生产组织需要建立,这也促使更大规模的社群形成得以可能。那么由谁来建立更大规模的文化生产组织,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或者出于政治目的需要,不同的阶级和宗教团体都试图通过文化生产而控制物质生产。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通过对农民日常生活的考察,来分析农民的行为特征和行动逻辑。他认为,弱者是相对应于所处环境而言,农民所被提及到,是统治阶级为了税收等经济利益,自然农民是被索取的对象,除了经济上的被支配关系外,还有精神上的被引导关系,因为基于物质生产关系基础的精神文化是用来淡化、隐秘化阶级对立的关系的。面对压榨和支配,农民的反抗并没有很激烈,所利用的手段不过是: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装疯卖傻、诽谤、纵火、怠工。这样的反抗方式依托的也是非正式的市场、邻居、亲属、社区等中间的非正式组织,既是反抗的结构化组织形式,又因为共同体的利益而彼此掩护。反抗的存在让精英对于意识形态的定义不得不存在迫切需求。虽然作为经济关系的表达,意识形态不能仅仅关注精英的利益,也要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舞台上”兼顾到弱者的利益,同时即便村民能够意识到收入、财产、教育、宗教等方面存在的差别,但是这作为村庄生活的一部分,村民们还必须按照承认共同的道德语境中的村名资格和相互关系的方式行事,也就是全体村民在概念上的平等。农民反抗的主要着眼点在作者看来:有意识的减少或拒绝上层阶级的索要;提高自己对于上层阶级的要求。所以为了在表面上和谐,精英控制的意识形态需要将变迁前的弱者的仪式文化、慈善文化保留下来。虽然意识形态更是一种基于经济剥削的文化霸权,但是这种霸权要想实现稳固的社会控制;合理化的剥削;有必要实现意识的降位。其实弱者的武器更多的是流言蜚语的一种意味,一方面可以作为弱者利益表达的话语;一方面也可以非文本性的传达给精英。这是一种建立在绝对的规范关系下的软约束工具。

微观观念社会(讨论人的复杂性)。(人是社会关系的综合视角下,这里主要想讨论对个体的认知,对个体的分析多处于一种心理学的分析,所以角度新颖、观点多元)埃利亚斯在在《文明的进程》中讨论不同阶层社会的日常生活的文本和习惯的对比,其在时间发展进程中文明的走向,他认知到羞耻感的迁移对于个人的发展并不总是进步的,从而提出历史的发展不是计划性、先知性的进步,是一种迂回式的进步。在《个体的社会》讨论个体的发展,从自我--我们--自我的过程中考虑其所在社会结构的变化,得出个人的社会习性的滞后性发展。最终提出个体的社会的终极走向将是国际性的人类社会,但这是美好的愿景,因为还必须克服国家之间的冲突是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这与《心灵、自我与社会》中对自我的深入理解剖析尝试得出一种统一的可能性路径。而舒茨在《社会世界的意义建构》突出关于个人的讨论,推动了这一认知。他认为行动者行动过程如何保持客观性,如果在观察的立场可以保持客观,但是无法准确把握被观察者的行为和内在意义绵延;如果在参与的立场不可以保持客观,虽然能够利用同时性感知对方的意义绵延,但是这种判断属于主观,从科学的角度而言具有局限。其实这主要是涉及到互动,在互动过程中符号的交流、指号的指涉,可以促进双方对自我和他者的准确认知,但是这种局限于持续的互动,也就是一种我们关系。所以我们关系很容易陷入主观判断。来自于非直接经验的观察,也就是我们的同时代人或者前辈,这些都不具备“在场”的条件,韦伯提出的理想类型,其实就是处于原因动机,从自我的固有经验或者意识流中出发,对我们并为直接接触却要观察的对象做出判断认知,这种非同时性存在的意识流是没有交叉性的,这种情况下,理想类型的判断可以建立初步认知,也不否认随着经验的掌握,理想类型的边界也会扩大,对象的匿名性降低,具体化逐渐清晰。这也是一种主观的客观化过程。所以社会行动本身对于行动者而言就是预先经过设计的活动,这种过程就是主观的意识流活动的过程,也就是对于直接互动或者间接互动的双方而言,我们并没有真正意义的做到客观化,客观化的是经验事实。而经验事实的认知来自于主观的绵延意识判断,这个期间,进步的只是不带有价值预设或者价值判断的可控性在场,也就是去道德化和价值化的行动。也就是说要实现自我的突破,无论是我们关系还是他们关系,自我总是处于一种他者的立场去看待行动中的另一个人,无论是否在场,不可避免会有自我的绵延的意识流在其中做出一些理解或者解释,此时的要求客观而言需要自我能够站在他者的立场,也就是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这种距离的把握界限往往难以掌握。那么如何理解呢?如果能够避免过度的沉湎于直接经验或者过度依赖于间接经验呢?也就是要除了好自我中心和他者中心这两个立场的命题。显然自我的完成是需要他者视角的反思的。也就是镜中我。当然如何处理好个人身上“自我和他者”的关系,首先明晰不是二元的割裂或者对立关系,但是如何协调好这两种角色的运用,如何能够在绵延的意识流中去经验?这是依旧尚待讨论的问题。

第三、    平衡现实世界与想象世界冲突的思考

对过去一个阶段的读书进行梳理,对众多自洽的理论思考,沉浸于一套理论进行思考,然后恋恋不舍的告别,进入下一个理论。处理理论之间的矛盾,如何得出自己的思考,让自己能够把握好对现实世界和想象世界的比较认知中的平衡,关键之处在于,建立自己阅读的主体性。不难发现,社会科学研究中由于考虑因素的过多和繁杂,很多时候选取的都是一些作者认为研究对象和研究结论可能会存在强相关性关系的因素(极强的个人性)。这就要求他们在繁杂的现象中具备识别其本质问题的能力。这也就不难理解韦伯的“理解”社会学思想(首先在于认识现象,再说明问题,最后将问题概念化解释。)社会科学严格意义上不是因果关系的科学,有自己的理论,但是对于一个问题的研究可以基于不同的价值选择和方法论提出诸多的方法论,是有着很大的主观思维差异存在的。 纵览这些书目,社会科学更多的是一种累积式的进步,其进步更多的是一种改良。是一种理论对另一种理论的弥补,针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理论的提出不是互斥的,是一种互补或者进化的关系。更多的时候也是因为其难以证伪,例如涂尔干对于社会群体的研究,认为群体超验于个人,并且社会的分工进化不以个人的进步分化为由,他的社会学思想中人都是以群体的抽象出现的。相比之下,马克思则在劳动分工中强调个人的力量,个人和阶级的发展促进社会的变革。如何处理“经济人”、“理性人”、“工具人”这些社会学研究中对个人的定性,每个研究者都有自己的思维并且基于不同的立场去讨论,同时他们的观点并不是自圆其说,是有逻辑性存在的,所以后人并没有彻底推翻他们观点的可能,只能是在批判中继承和发展。

因此,读经典之后,不在于我们讨论问题能够旁征博引,更多的是能够发现不同的作者在对同一个问题进行研究时的差异所在?逐步建立起自己的问题意识。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带着问题才能够进行有效的知识输入。同时也必须增大自己的阅读量,输入量的增多才容易产生有效的发酵反应,丰富视角、拓宽视域,给自己平衡现实和想象世界的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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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21-07-10 20:34 | [楼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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