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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雨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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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为读书论坛19级分论坛(更新第7期)

主题:社会关系
主持人:郑轲
主讲人:刘喜真 赵祖远
评论人:宋梦霜 吴雨霞

郑轲:本期论坛主题为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人们在共同的物质和精神活动过程中所结成的相互关系的总称,即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有以血亲或生理联系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直接建立在人们空间与地理位置关系基础上的社会关系。有以人们广泛的社会分工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关系。接下来,就由主讲人来具体讲述下自己对于社会关系的理解和认识。

刘喜真:马克思在他的相关著作中揭示了各种社会关系之间的从属关系,并把社会关系分为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两种类别。物质关系是人们在生产活动中形成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联系,思想关系是通过人们的意志所形成的关系,它是物质关系的反应。这是比较大的两个类别。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思想中,社会中任何关系都决定于生产关系。从关系涉及的领域来看,马克思把社会关系分为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宗教关系、军事关系等等,不同领域的社会关系都会收到经济关系的支配。从关系双方来讲,社会关系包括个人之间的关系、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一般还包括集体与集体之间的关系、集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这里集体的范畴,可以小到民间组织,大到国家政党。探讨这些不同关系,源头都可以追溯到经济关系上来,若他在其他领域上占统治,可以推测他在经济领域是占统治地位的。分析一切社会关系都可以追溯他的经济关系。可以说社会关系就是经济关系及其延伸。
布迪厄对社会的分类可以作为其对社会关系的划分,他运用惯习、实践、资本、场域作为分析工具,展开对社会的分析。 布迪厄把场域比喻为一个竞争性游戏开展的社会场所,这个场域中包含着社会中的行动者,每个场域中都有着自己的一套信仰系统,这个系统充当规则约束的作用。这些场域就像一个社会,场域中的每个行动者都有自己的位置,场域内不同的行动者手里都握有资本,根据自身拥有的不同种类的资本,形成不同复杂的网络,或者社会关系。这些资本是相互交织在一起,发生着变化和交换。那么在这一层面上的社会关系是交织在一起,具有独立性和转化性。社会关系和社会关系没有明确的划分和界限。
齐美尔在《形式社会学》中对社会的定义就是社会关系,所以其所研究的社会学主题就是社会关系的社会化。社会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人”的概念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集体。在其《时尚的哲学》这本书中,把时尚作为个性与普遍性联系的纽带。为什么时尚可以作为一个纽带呢?齐美尔他从对社会发展形式的意义来对“时尚”进行探讨,得出“时尚的历史就是企图将两种对立倾向,也就是适应社会群体和实现个性提升这两种倾向,越来越完美地调节为流行的个人与社会文化的历史”的结论。并列举女性处于弱势的社会地位,她们的生活受制于惯例,是男人的附属品、是家庭的附属品、是社会的附属品。而时尚的出现为她们提供了个性和非凡的可能,提供了女性适应这个群体和追求自我个性的选择空间。
另外有一个比较奇妙的点,就是感觉器官在社会关系中的作用。他的感觉社会学中提到感官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桥梁。如视觉、听觉、嗅觉等等。嗅觉,每个人都散发着独特的气味,我们会主观判断自己喜欢什么气味、厌恶什么气味。在德国人和犹太人中,他们会通过闻体香获得对他人一种亲密的认识。听觉,是非常利己主义的,每个人传达着个体不同的情绪想法冲动的瞬间外在表达。“在视线的交流中,没有人只获得而不付出,眼神总是向他人泄露出自己想要表达的自我灵魂”在齐美尔的这段描述中,可以发现,在人类所有的感觉器官中,注定只有眼睛才能完成一项十分独特的社会学任务,个体的联系和互动正是存在于个体的相互注视之中。注视或许是最直接最纯粹的一种互动方式。社会纽带在其他地方编织的网络往往具有客观的内容,或者会产生客观的形式。甚至我们的所听所说也具有客观的含义,而且假如有必要的话,这种含义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进行传递。然而,相互交错的视线将双方联结在一起,这最生气勃勃的互动,并没有被固定于任何客观结构之中;双方借由互相注视而建立的一致性在事件与感官功能之中保持着悬而未决的状态。此种联系是如此微妙与紧密,以至于它只存在于眼神间最直接的交流之中,任何一点偏差,哪怕是视线偶尔的偏离,都会将其独特性破坏殆尽。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视线的互动没有给任何客观性留下空间:在感官功能出现错误的那个瞬间,互动便完全停止。而在其他类型的人际关系中,客观性会直接或间接地保有一席之地。与简单的看到或是细致观察某人相比,互相注视意味着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一种全新且无与伦比的关系。假如这种注视不存在,人际间的种种感觉诸如同情与厌恶、亲密与淡漠都会被完全改变。注视是人类关系域中最完美的互惠关系。
此外,齐美尔的货币哲学中,货币作为关系中介,镶嵌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改变。首先,货币是将人身依附的关系转变成一种客观化的关系。以奴隶为例,在以前奴隶属于私人财产,货币出现了以后,人们通过金钱换取自由;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所具有的灵活性使得个人因素从人际关系中抽离出来,这样人们就不再与那一特定的群体存在关系,而是直接与整个社会产生联系。那么社会关系就成为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除了以上这些影响社会关系的因素还有宗教和饮食,宗教是社会生活中与人形式的一种理想体系,一旦形成对人际关系发生很大影响,使其中宗教的特征凸显出来,宗教的本质核心就是人们心中的信仰,而这中信仰是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而出现的,是纯粹精神关系的形式,调控集体生活的形式和功能,所以从形成的源头和功能,宗教与社会存在一致性,人与人的关系就是宗教关系,社会也是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而出现的,宗教是另一种形式的社会,他们的社会旨趣内容是一样的,社会把宗教作为一种形式,把上帝承担的义务放到了个人与整体之间关系中。社会是人与人的交互作用,社会形式是连接社会中人与人的互动因素的规则,这里的宗教齐美尔排除了佛教和基督教。因为二者不存在社会规范,内容只是把个体从苦难中解救出来,而不需要任何超验力量,只知道关照自己。总之在齐美尔从感觉(视觉、听觉、嗅觉)、时尚、金钱、文化、饮食、交际、宗教等角度分析社会,以此也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关系。

郑轲:刘喜真同学以马克思、布迪厄以及齐美尔的相关思想为主,展开阐述了社会关系的相关论述,那么接下来,由其评论人宋梦霜同学对其讲述内容进行评论。

宋梦霜:刘喜真同学从社会关系的含义、影响社会关系的因素以及社会关系的结构特征这三个方面来诠释社会关系这一主题。在第一部分,喜真同学从马克思的社会关系分类为出发点,从社会关系的从属性中分析社会关系的本质,并且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基础,分析了社会关系的形成。在第二部分,她从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的角度出发,介绍了社会关系得以形成的因素。最后,以我国乡土社会为背景,介绍了社会关系的结构特征。
我在这里,首先先结合刘喜真同学的论述大概梳理总结一下社会关系的概念。社会关系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有着丰富的内涵。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人类产生开始,就产生了许多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可以小到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也可以大到国家与国家的关系。社会关系也涉及到不同的领域,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等。从社会关系的形式上来看,可以分为动态关系和静态关系,初级关系和次级关系等。总之,社会关系涵盖的范围比较广。同时,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不同的关系相互渗透、包含、互动,构成了关系系统,即关系的关系。各种关系系统相互交织在一起,又构成了社会关系网络。
接下来,我主要从微观的层面对喜真的社会关系的构成进行补充。微观层面的社会关系聚焦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人与人建立联系从互动开始。在许多的社会情境中,我们都在进行着戈夫曼所说的无焦点互动,一旦个体开始关注别人的言行时,有焦点的互动便开始了。戈夫曼把社会生活看作是一个表演的舞台,每一个人都是舞台上的演员,我们如何表演依赖与特定时刻所要扮演的角色。在这种互动中,我们逐渐建立起了不同的社会关系。在影响社会关系的因素这个范畴里,我想到了贝克的标签理论,标签理论是在对越轨行为的研究中提出来的,越轨行为对人们之间的关系来说,是一种破环行为。标签理论认为,人们的自我形象与自我认知是通过社会互动产生,同样,破环社会关系的越轨行为也是从互动中产生,越轨行为不是个人的本性,而是社会互动的产物,当个人被有意义的他人贴上某种标签的时候,他的行为也会受到影响。同样的,空间也会对人与人的关系产生影响。爱德华·T霍尔区分了四种个人空间区域,一是私密距离,大约是1.5英尺,二是个人距离,1.5-4英尺之间,是与朋友和熟人之间正常的空间间隔。三是社会距离,4-12英尺,通常是采访等正式的社交场合之间的距离。四是公共距离,12英尺之外。在日常互动中,如果个人空间和私密空间受到侵犯,会产生焦虑和抵触行为,建立关系要采取合适的距离。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对空间的定义以及距离也会有所不同。同时,在现代社会,网络空间给人们带来了间接接触的可能性,通过网络这种媒介,人们增加了互动的机会同时也会给人们的社会关系带来影响。格兰诺维特提出了人际关系网络可以分为强关系网络和弱关系网络,强关系网络指的是个人的社会网络同质性比较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比较紧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依赖着很强的情感联系,人们所掌握的信息具有相似性,比如说家属,朋友等。相反,弱关系指的是个人的异质性比较强的社会关系网络,人与人的关系不是很紧密,同时也没有过多的情感投入。强关系连接是一种比较深厚的社会关系,弱关系连接是一种广泛而灵活的社会关系。他认为,关系的强弱决定了获得信息的性质以及行动到目的距离的远近,比如美国是一个弱关系社会,相对来说,交往的人越多,认识的人来自各行各业,那么就越容易达到他的目的。相反,根据费孝通《乡土中国》里的描述,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也就是强关系社会,想要达成目的,靠的不是广泛的信息的获取,而是关系的亲疏远近。

郑轲:感谢宋梦霜同学的点评。宋梦霜同学首先梳理和补充了主讲人刘喜真同学对于社会关系的相关定义、不同流派的相关认知,又应用所学标签理论的知识进行了补充,辅以戈夫曼、爱德华等人的思想,展开了论述,那么接下来,由第二位主讲人赵祖远同学进行他的相关论述。

赵祖远:我的题目是社会是如何可能的:基于关系的视角。传统社会学理论中的关系(整体和宏观)
经典社会学理论里,处处都体现社会关系。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其中经济关系最重要,结合马克思对阶级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阶级是一种社会关系。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剥削的秘密和它为什么产生了特定形式的阶级斗争。生产关系原本是嵌入更广泛的制度形式,如家庭、或亲属关系、政治纽带或宗教中的,只有在资本主义中,生产关系日益脱离这些制度形式,并界定了阶级关系。资本主义将市场关系和金钱关系引入社会的各个领域,彻底破坏了社会成员之间的传统社会纽带,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资本—劳动关系和以利益为导向,以市场为中介的不断累积所塑造的,社会关系的商品化为其典型表现形式。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加强控制,非资本主义阶级被消灭,无产阶级日益扩大,二者矛盾日益尖锐且不可调和,而最终的结果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状况的恶化和无产阶级力量的增强,革命终将发生,后者利用国家权力剥夺资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重新使经济服从于社会的控制之下。
韦伯主要探讨的是经济与宗教的关系(这里的经济与宗教等是包含于社会之内的)。他把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体系的发展动力与受宗教精神启发的工作和自我控制的精神气质结合起来,后者韦伯将之称呼为禁欲主义,它引导人们活在当下。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现代力量,是一种新的动力系统,它一旦启动,就将改变全球各地的传统社会。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起点在于道德秩序的变化,具体的说,就是以行动和世俗成就为导向的禁欲主义在这个世界上确立起主导地位。
与马克思类似,齐美尔在《货币哲学》中认为,货币重构了人的关系,货币已经成为一种以抹杀个人个性的方式来建立远距离的人际关系和组织社会关系的抽象手段。因为货币鼓励并支持仅仅狭隘地关注社会交换中那些对其基本功能最为重要和实质的方面。货币使人从个人化的人格依赖中解脱出来而获得自由,使个人能进行各种富有成效且完全不带人情味或个人色彩的互动,货币使得互动关系的重点放在了功能上。但齐美尔同时也认为货币对社会关系的这种重构也有其有利的一面,就大都市与精神生活而言,大都市的产生使得其居民在感官上感受到了“永久性的过度刺激”,为了更好的防止个人被“现代城市生活压倒性的客观力量摧毁”,都市里的居民都普遍表现出一种冷漠的态度。而货币则很好的承担起了这种摆脱个人化的人格依赖的作用,更加非人性化。
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和涂尔干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具有相似性,都表达的是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即从一种关系到另一种关系。像共同体的社会关系是基于爱和自由,典型的是家庭、邻里、村庄和友谊,而社会中的社会关系是基于交换和契约,典型的是大城市。机械团结建立于相似性的基础上,处于机械团结社会里的成员关系是以共同情感和信仰为纽带;有机团结建立在差异性的基础上,有机团结社会里的社会关系是由不同的职能分工塑造。在我看来,无论是从共同体到社会,还是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其反映的不仅仅是二分法强调的那种两种社会关系形态,或说理想类型,更是一种现代性的进化连续体。
从传统到现代的时代语境
而这种关系的结构性变化的背后所反映的则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期间的时代背景或曰先验条件。所以社会关系的建立宏观上要考虑其时代语境、经济语境,或者说社会关系的规范和期望。这就必须提到社会关系的静态一面,即结构性面向。结构转型重塑社会关系。个人的性格特征和经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所处的社会结构塑造的。这些社会结构的重大转型抽走了他们原本赋予其生活以意义的风俗、习惯,割裂了他们的身份认同的核心内容,当他们试图适应新环境时,这些变迁有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其中就包括社会关系的变革。
转型带来的问题:异化或者失范。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造成了五种异化,与自身劳动(生产过程)的异化,与生产出来的商品的异化,与他人的异化(阶级疏离),以及与自己的异化,异化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而涂尔干的失范则指的是由于日益发展的社会劳动分工和工业化社会中人们职责和行为的专门化导致调节社会行为的规范的缺失或崩溃(程序性规则不足以调节一个复杂和谁体系中的专门化的、相互依赖的各个部分之间的互补关系),那些最该受到谴责的行为也往往因为成功而得到迁就、允许和禁止,公正和不公正已经不再有任何界限。(复习一下吉登斯对马克思与涂尔干异化失范的不同点的解释。二者的差异在于对自然状态下人的内在状态的不同理解。马克思异化是人天生是善良的,但被社会腐化了。涂尔干,失范:人天生是个倔强执拗的生命体,其自负自大的品行必须由社会来严格约束。---吉登斯)。但此处我强调的则在于人都处于的不正常状态。
从宏观到中微观的关系研究演变
韦伯、涂尔干、马克思等人的社会关系更具结构性,而后来者更多沿着齐美尔关系主义路线对以往的关系研究展开批判:强调的是关系的动态性、过程性(米德),反对静态的、目的性的观点。静态的观点如有学者批评马克思的各阶级的层次关系是封闭的。如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天然对立,且二者矛盾不可调和。目的性的观点如韦伯的担忧。韦伯在对现代世界的除魅的分析中也担忧,我们的活动和实践趋向于理智化、计算性、由技术来定义,以工具为导向,并服从于手段---目的的标准。并且,像经典社会学家所建构的各类范畴、理想类型都是对复杂社会现象的一种剥离和抽象,但随着社会的日益复杂化发展,文明的不断进步,任何个人都难以触及、理解完整的社会,而只能触及其片段,所以宏大的关系分析不再适用。而关系的动态性、过程性正是对这种宏大分析所产生弊端的一种克服和超越。宏大的关系分析如上个月读的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就预设了单一的身份观,把人置于某一文明圈、宗教圈之内,把丰富多元的个人所见到某个单一的维度,多元的联系和活动被抹杀,所以分裂就被无限放大。这种宏大的社会关系归属、身份归属不再有意义。而选择的关系越小、才越能看见真实生活。
米德在《心灵自我与社会》中认为,自我是逐步发展的,它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社会经验与活动的过程中产生的,即是作为个体与那个整个过程的关系以及与该过程中其他个体的关系的结果发展起来的,比如在自我产生所必要的社会条件,玩耍中,儿童必须采取所有其他参加者的态度。原因就是在现代性的条件下,随着旧的生活方式的崩溃和新得生活方式的出现,意义的不断再产生需要个人身份认同的不断更新,因为个人和群体始终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
过程性的、动态的互动关系关注的是微观层面的社会关系涉及从炽热亲密的浪漫关系到冰冷凶残的种族屠杀,包括人际吸引,助人、偏见、攻击、冲突和和解等。此处考虑的是正向的社会关系,表现为社会交往,或者社会互动。齐美尔认为社会交往的基本支撑包括忠诚和情感、善意、信任、信心等社会心理范畴。但这些社会情感在文化的日益物化或客观化发展面前逐渐改变了。交往关系的类型与程度都发生改变。知道与不知道,了解与不了解,都仅限于人们向建立的关系的需要,而我们往往对要与我们建立关系的个人所知甚少。就像经济人理论认为,人与人的基本联系是以自我为中心,受自私自利的经济利益的驱动。
所以哈贝马斯要重新构建交往理性,强调在人与人之间、主体之间达成相互理解,规范交往行为。交往行为中的理性是一种新的理性,传统意义上,理性大多被用于人类认知和掌握客观世界上,而交往行为中的理性是一种动态的,双向交流的理性。(不展开)。
回到最开始,自然与社会的区别,在这里的部分原因则可能在于社会交往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权力,。拥有权力的行为主体能够思考、谋划并因此具有逃避、反抗权力以及策略性地运用权力,所以可能社会关系的前提条件完全相同,但所产生的关系类型、特征及表现也会完全不同,所以相比于自然现象,社会现象更加难以预测。围绕着社会权力的争夺展开交往,进行的话语的争夺。如莫斯的《礼物》,首先,礼物的交换促成了特定的社会关系,但同时礼物交换中的“礼物之灵”导致接受馈赠就有义务回报,礼物的馈赠和流动表现看起来是自愿的,但其中也体现了一种社会权力关系。包括米德的主我与客我的关系也体现了一种社会控制。而权力关系与道德关系经常出现紧张,也是当下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之一。
后现代社会中的跳跃性关系
由关系的动态性、过程性又可以联系到后现代,我将之称为关系的跳跃性。关键词如脱嵌、时空抽离、脱域、虚化、知识的传递性等。这一社会条件下,关系的跳跃性呈现宏观与微观的结合趋势:如戈夫曼将结构称之为互动的秩序,结构具有渗透性,能将社会秩序内化为自我秩序。在吉登斯那里,结构也具有能动性,能够再生产。

郑轲:感谢赵祖远同学。赵祖远除了马克思齐美尔外,还又对米德、涂尔干等社会学名家的相关思想进行了阐述,从整体到宏观,从传统到现代,又总结出关系的跳跃性,为我们进行了一次精彩的讲述。接下来,就由吴雨霞同学对其进行评论。

吴雨霞:我记得本科上课的时候,有一位老师曾经说过,当你能够解决“什么是社会学”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真正是入门了。教科书上关于社会学的定义也各有千秋,常见的有社会运行论,以及赵祖远同学采用的社会关系论。
社会关系论大概的意思是,社会就是各种关系的总和,因此,社会学就是研究各种各种社会关系的。那什么是关系?我们在一张纸上画下两个圆点,然后用一条线,将这两个点连起来,那么这两个圆点就有了关系。这两个点,是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群体、组织,乃至于社会;而连接这两个点的线,就是关系。
赵祖远从关系的结构和互动连个方面着手,借关系研究的演变,来说明社会的变化。在此我就不再对赵祖远的内容进行复述。简单理解一下,社会关系在动态的互动过程产生,并在实践和惯习的影响之下实现了制度化,形成静态的社会关系结构;社会结构借助教育、法律、习俗、风尚等手段不断内化,进而影响互动的方式和形式等。
我主要针对社会关系的类型进行一个补充。不同的划分标准就会出现不同的类型,我打算从最为常见的社会关系类型进行说明。
从纵向上划分,社会关系的结构可以转化为社会地位的高低上下,尊卑优劣,进一步可以探讨阶层与平等的问题。
从横向上划分,社会关系的互动可以进一步讨论互动的模式,常见的就是合作、竞争或冲突。
一、分层与平等
关于社会分层的讨论我们已经进行过多次,包括社会分层的形成与划分,阶层的再生产等方面。在此我就不在这方面做过多的阐述。
简单说一下模仿行为。在齐美尔关于社会风尚的叙述中,他曾提到,社会的下层会不断地模仿社会上层的行为方式、生活习惯。新的事物总是先出现在社会的上层之中,然后通过各种方式传递到社会的下层,成为随处可见的,此时时尚也不再被称为时尚。这种模仿行为其实是不同阶层之间互相观察的结果。模仿源于不同,这种不同的存在使得社会各阶层之间、阶层内部产生一种对内的一致性和对外的差异性,一致性和差异性为社会阶层的整合提供了思路:社会成员一方面对于自身所处阶层又了更明显的认知,并进一步产生阶级的认同;另一方面,这种差异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一种激励机制,激励社会下层的成员积极追求和实现阶层跃升。
进行社会分层研究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对于平等的追求。卢梭认为,在人类中间存在两种不平等,一种是自然上的或者生理上的不平等;另一种或许可称为精神上或政治上的不平等,它依靠一种特定的制度,并且至少经过人们的一致认同。换言之,自然状态中几乎没有任何不平等,所有现在盛行的不平等来源于人类能力的发展和思想的进步,并随着这二者的发展而逐渐加深,最终在私有制和法律建立之后,确立为永恒的合法现象。
二、合作与竞争
合作与竞争是最为常见的两种关系互动模式。当然在社会学的研究中,竞争与冲突的相关议题比合作要多得多。社会冲突的形式、表现、正功能、潜功能、负功能都有了很深入的研究。
社会科学在很多时候,都是一种工具性的存在,服务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这一点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有很明显的体现。
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于亚当·斯密,完成于李嘉图。总的来说,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观点,可以从两个层面入手,一个是学术价值上,劳动价值论的提出,揭示了商品价值的真正来源。一个就是政治价值上,斯密赞成自由市场、自由贸易,政府不应该对市场多加干预。市场的运行有其自身的规则与规律,政府的干预反而会破坏这种规律,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李嘉图也认为,对外贸易可以增加用收入所购买的物品的数量、种类,并且可以使得商品丰富和价格低廉,从而为储蓄和资本积累提供了刺激力。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之下,各国必然把其资本和劳动用于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之上。这种个体利益的追求能够很好的和整体的普遍幸福结合在一起。并且由于鼓励勤勉,奖励智巧,最有效地利用自然所赋予的各种特殊力量,使劳动得到最有效和经济的分配。同时,由于增加的生产总额,人们都能得到好处,进而以利害关系和互相交往的共同纽带把文明世界各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根本上,是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资本主义国家服务的。
这种国家间的竞争,在旗鼓相当的国家间,是竞争;在实力悬殊的国家间,就成为了殖民。世界市场的扩张从头到尾都是血淋淋的,倾销与掠夺也是相伴而生的。
布迪厄一直都反对所谓的全球化。在他看来,全球化的本质,就是在新的社会历史阶段下,强国对弱国的殖民和剥削。强国将符合其国家利益的思想和主张进行包装,并灌输给弱国,使得弱国接受这种冠冕堂皇的话语,并做出让强国心满意足的举动。
三、总结
行文至此,感觉已经脱离了赵祖远文章标题的前半句:社会是如何可能的。但幸好,基本上还是围绕着结构和互动的互构来进行描述。关系产生于互动当中,互动的模式和方式又受到关系的类型的制约。
回到我在开始所比喻的原点和线,做一个最后的总结。
两个圆点,可能是旗鼓相当,也可能是实力悬殊。这两个孤独的圆点,在某一天发生了关系,产生了交集,命运般的邂逅了彼此,它们之间可能是合作的关系,可能是竞争的关系,也可能是竞争的关系。在一次又一次的互动之后,它们的关系从模糊变得清晰,可能长期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它们可能是平起平坐,就是平等的;也可能是西风压倒东风,一个点被另一个点所压制,但是大局已定,关系很难更改。在此之后,它们的互动的方式,就在新的格局中进行了。

郑轲:感谢吴雨霞同学,社会关系是一个社会学课题,在生活中也是我们绕不开的事实,如何看待社会关系,如何在社会中将这个关系维持以及进行发挥,是我们不断研究不断探索的重点。本期论坛圆满结束,感谢大家参与!
[ 此贴被吴雨霞在2021-06-02 09:30重新编辑 ]
Posted: 2020-06-27 11:42 | [楼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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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四为读书论坛(更新第二期)

四为读书论坛·第二期
主题:教育
时间:2020年7月21日 晚上八点
地点:微信群
主持人:吴雨霞

教育是社会学关注的一个重要的领域。不同的社会学家分析视角不同,教育具有了不同的内涵、功能。
马克思指出,资本家为工人提供教育的机会,可以提高工人的劳动效率,更好地实现资本的增值。涂尔干认为,现代社会走向异质性的同时,道德教育是实现社会整合的关键。齐美尔的文化分析中,女性要实现社会地位的平等,需要在男性文化主导的社会中,习得并创造出具有女性特质的文化,教育在此过程中必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到了后现代时期,教育在社会学家的理论中占据了更重要的位置。贝克认为后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教育使人类具备了反思性,个体化的趋势成为主流,然而全球性的风险却是个体无法面对和抵御的。布迪厄则指出,教育是主流文化实现再生产的重要工具,其背后政治、经济、社会资本的互相作用之下的阶层固化……
我们一直都在接受教育,教育于我们而言,不仅仅是书本上的内容,更是我们切身体会的实在。那么,关于教育,你有什么样的思考、体会?

这次论坛采用了线上交流的方式来进行,各位同学都围绕着教育这一主题,以自己所阅读过的经典书籍作为参考而展开了自己的思考。
大家的思考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教育及其对象
教育作为社会化的一个手段,其作为一种知识、经验的载体,在社会不同的代际之间传递。不同的场所有不同的教育方式,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在此,大家主要关注的是学校的教育。首先,学校教育的两个主体:教师与学生。对于教师而言,应该秉持着一种客观理性的态度来向学生传授知识。韦伯强调学者在进行学术研究时,应做到价值中立的立场,教师在传道授业时,也该如此。而对于学生而言,接受教育的过程同时也是实现个体社会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个体不仅要掌握一定的知识与技能,更重要的是培养一种思维能力,学会反思,从而实现个体的自我认同。
2.教育的意义
对于整个人类社会而言,教育过程既是创造知识的过程,也是保留传递人类经验的过程。人类社会得以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发展,教育功不可没。
除此以外,教育还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整合的功能。教育传递的知识与内容必然是一定时期内统治阶级的文化。统治阶级通过教育制造认同,保证其统治的稳定性。其次,教育为社会提供了合理有效的社会流动的渠道,由此构建出一个社会安全阀。最后,教育可实现阶层跃升成为一个社会的共识之后,社会中的个体与家庭便开始积极投入到教育之中,以期获得一定的回报。
3.教育与公平
在布迪厄的语境中,教育很大程度上是在维护主流文化,从而成为了精英阶层实现经济资本、政治资本、文化资本代际传递,实现阶层再生产的工具。不可否认,教育制度中的人才选拔方式,为社会底层的人员提供了实现阶层上升的途径。但随着权力、经济等因素对教育场的渗透,表面上看似公平的教育,实际上掩盖了其背后的各种资本在相互博弈。
4.教育与生产力
教育使人掌握知识,进而创造出科学、技术,从而提高了社会的生产力。以史为鉴,不同历史时期内教育发展与科技水平有着一定的相关关系。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突破世家大族对政治权力的掌握,搭建了底层人员向上流动的梯子,与此同时,民间的技术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各种手工技艺、农业生产技术都有了一定的突破。但到了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僵化,随之而来的就是农业生产的内卷化,黄宗治称之为“有增长而无发展”。西方的教育在17世纪开始突破神学的禁锢,开始转向现代科学教育,随之而来的是欧洲社会的科技发展,社会变革。

史凯:教育的目的:
人文目的:人,之为人。教育的目的是促进人性境界提升、塑造理想人格、实现个人与社会价值,核心是涵养人文精神。
社会目的:
1.教育是实现阶层流动的重要途径,通过合理的制度使得“能者居其位尽其才”。
2.教育还是社会阶级结构的再造。学以载道、文以载道,技以载道——教育通过为社会大众提供目标原则,拓展每个时代的思想内容,以推进政治权利的运用。
人类目的:
1.教育的本质是信息传递。对动物来说,是经验的传递。对人类来说,重要的是概念的传递——有名,万物之母。
2.对于动物来说传递经验是为了提高生存几率。对人类来说,在动物的基础上,教育的目的是让人类永续繁衍并生活地更好。
吴楠:我在韦伯基础上谈了一下教育的看法,韦伯在教育的阐述中提出了一个有名的观点,即价值中立,认为,一个学者只有全心全意地专注于自己具体的学术工作的时候,他才有人格可言。他说一个人认真要做学问的话,他的目标是要求自己的学问必须过时。老师不应该是人生导师。韦伯认为,在这样一个世俗化的世界,一个老师上课的时候——他如果是基督徒——他不应该向着全班同学讲这个基督教的历史,是如何看得到神的旨意的显现。只要他能够有充分的理智,有充分的学术训练,他会用一个科学的方法来讲基督教的演变的历程。
马克斯·韦伯倡导的学者人格的老师,是指将学术当成志业的人,他们努力超越前人并接受自己的学问被超越(教出比自己强的学生),不在教室倡导他的立场,而是保持价值中立,让学生了解有哪些选择和后果,自己作出选择。
我认同韦伯这些观点,只是我觉得这个理想化的老师形象和教育境界在当今商业化的时代,实现起来会很难。
不把学术和育人当饭碗,把整个生命意义寄托在学问和教学上,守本分,不讨好学生去维护师生关系,这样的老师是很稀缺。现实是:很少人有这样纯粹的目标——将学术当志业;老师们来自不同的家庭和社会背景,言传身教在不知觉️中宣传着自己的价值观,很多人做不到价值中立,以及有心胸或能力培养学生超越自己。另外,很多大学生付出时间和金钱坐在教室里,只想得到很现实的回报:工作、金钱、身份和地位。他们懒于思考、判断,不愿面对“尴尬”,去追求所谓的“清明”,他们只想直接选择有现实意义的价值取向,或考试题的答案。现在的大学是多么注重师生关系和师资效益啊,如果某个课堂学生太少,科目都会被取消。但也不可否认,韦伯的这个教育理念是理性而正常的,本来应该在教育领域常态化,只不过落到现实之中却成为一种遥远的教育理想。
康宇兰:教育曾经作为阶层流动的渠道如今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阶层固化的工具。
最近小学生发现重大科研成果成为社会热点问题。
据武汉科协官网消息,近日,关于武汉2名小学生研究茶多酚抗肿瘤获奖的网络报道引发社会关注。
昆明六年级小学生陈灵石凭借结直肠癌基因敲除研究参加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这些重大的科研发现引发了社会关注,很多相关学科的研究生博士纷纷表示,以小学生个人思维能力和技术能力达到这些事情基本是不可能实现的。
因此学二代出现了。完美应征了布迪厄对当代社会的分析。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源变得至关重要。当代社会文化再生产问题与社会权力的集团及其成员紧密相连,社会精英阶层利用当代文化再生产制度和组织,通过文化再生产的运作机制,玩弄一系列象征性策略手段,保障他们对文化垄断的特权。
学校教育系统作为一个关键领域,成为现代社会的上层并垄断这些地位。
付莹莹:从我阅读经典开始,有关教育的多数还没接触到,但韦伯的教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韦伯主要从学术方向着手 ,教育离不开学术,无论是教育工作者还是接受教育的弟子,韦伯将学术作为精神上的志业,相对于学术作为一种职业的经营以学问为生命志业首先受到的限制,就是学问已进入一个空前专业化的时代,并且这种情形将永远持续下去。因为凡是不能让人怀着热情去从事的事,就人作为人来说 都是不值得的事。在学问的领域里,惟有那纯粹向具体工作献身的人,才有“人格。不管怎样,灵感之涌现,往往在我们最想不到的当儿,而不是在我们坐在书桌前苦苦思索的时候。然而,如果我们不曾在书桌前苦苦思索过,而且怀着一股献身的热情,灵感绝对不会来到我们脑中。无论如何,学术工作者必须考虑到一切学术工作必须承受的风险:灵感会不会出现?一个人可能孜孜不倦地努力工作,但却永远没有自己的创见。教育中,所有自然科学提供的答案,都是回答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希望在技术层面支配生活,我们应该怎么做。至于我们是否应该以及是否真的希望在技术层面支配生活和这样做有无终极意义,自然科学或是完全忽略不提,或是依照它们本身的目标来预设答案。但韦伯提出,政治不属于课堂,不应该是被教育出来的,在课堂里 教授座前的听众必须保持缄默 教授侃侃讲课。学生为了前途必须上课 在课堂上也没有教授来向教授提出批评。如果有教授利用这种局面,用自己个人的政政治见解来影响学生,而不是利用这种环境,本着自己的职责,让听课的人从自己的知识和学术经验中得益,我认为是不负责任的。
韦伯将学术的定义内涵,学术的专业化,学术工作以及学者该如何做反映于教育问题上。教育是学术传达的过程,也就是教授学术者本着自己职责让被教育者从自己的知识和学术中受益或者继承已有的学术并不断创。因而教育要有热情,要有学术的创见,并且不能表露或影响被教育者即学生和听众的政治立场和观念。
张韩冬:涂尔干认为,教育理论中的首要问题就在于搞清楚,应该将公众的思维引向何方。有两种也只有两种主要的事物类型,可能成为思维的对象:一是人事的现象,一是自然的现象;一是心智的世界,一是物质的世界。涂尔干考察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便是:如何界定人文学科?涂尔干首先考察并批驳了人文主义教育的两项基本原则:人性始终是同一的;从古典著作中研究人性的世界。涂尔干认为,在不同社会类型中道德体系是不同的,人性不是一种特定的实在,它是人类心智的一种建构,而且是一种任意的建构,历史中已经呈现出来人性的多样性与变动性。涂尔干认为,教育的首要目标是吸引一个人投身于自己会认为有用的活动。涂尔干赋予了历史教学非常大的重要性,通过历史研究在孩子身上培养对于人性和社会复杂性的感觉。
    涂尔干还对科学教育进行了总结。涂尔干认为人文科学与人文教育是具有统一性的。科学包含的思考和推理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科学是人类经验的一种总结,促进了人类理性的发展,也促进了人对自身的理解。人事的教育必须以自然方面的教育为前提。必须培养理性主义者,培养关注思维清晰的人。应当把三种修养——语言修养、科学修养、历史修养——作为培养目标,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刘子扬:我教育读的比较少,就说一下我看到的一些小的知识点吧,默顿在《科学社会学》里给17世纪的大学教育有这样的一个评论:“17世纪,对经验主义的强调引导人们通过经验去探索自然,离群索居的沉默静思被摒弃了,而引入积极主动的实验方法。教会学会同英格兰死气沉沉的大学形成对照,大学以保守主义的堡垒著称,它们事实上无视科学,谈不上是新哲学的摇篮。”
为什么大学教育没有成为科学发展的摇篮,反而是宗教更加促进了科学的发展进步。17世纪的大学教育成为一种有闲教育,这点在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中有大量的讨论,大学教育的高级学识是金钱文化的一种表现。有闲的学识中,其初期是同社会中宗教仪式的关系颇为密切的,宗教意向在超自然力动作的服务,并不是对社会的时间和劳力有利于生产的使用,这类活动是对超自然力的代理有闲。在初期,高级学识某种意义上是教士阶级的副产品或副业。一等到社会中财富的累积有了显著增进,一等到某一学校开始依赖有闲阶级的支持,越来越注重仪式的风气就会滋生起来,在服装方面,在社会的与学校的种种礼节方面,复古的倾向也越来越显著。学校制服的流行,情形就是这样。凡勃伦指出,学校的联谊会、运动会都是这种掠夺冲动的表现,并且一个新的观点或是一种新的认识,只是在校外已经风行以后,才会在校内得到认可,被学校接受。(有闲阶级的保守特质遗传到了学校)有闲阶级影响下的知识,通常涉猎的是法律、政治、尤其是行政管理,而不是探求科学知识。当工业阶级中一部分人逐渐发展壮大,当人类生活和人类知识的各部门,相继地摆脱了个人关系或身份关系的支配,因而摆脱了神人同形同性信念或荣誉价值这类准则的支配时,科学理论才随着这个前进趋势,在各部门中成比例地前进发展。因此教育是受到两个力量影响的,一方面是有闲阶级影响下的经院学识,另一方面是工业社会影响下的科学学识。
在传统有闲阶级的影响下,对科学的忽视是解释17世纪大学为什么是保守主义堡垒,但是应该还是其他的解释和原因,欢迎大家补充。
任雨薇:布迪厄提出的是文化资本理论,通俗易懂一点就是家里越有钱,差不多人际关系越广,他的孩子越有可能通过正当化的大学制度获得正当化的承认越有可能取得权威话语下的成功。那这些穷人的孩子该咋办呢~布迪厄说了他们的两种实践,一种是开发一些新的领域,比如说网红主播,其实我觉得主要是服务业方面的开发,就是他们形成一种这是潮流、这是有钱人应该干的事(当然就像刚刚赵组远说的溯源的话,谁承认他们的话语权还是一个问题,但是假设有人承认的话),他们的地位就有所提高,他们就能挣更多的钱。还有一种办法是他们拼命的为他们的下一代创造一个好的学习环境,让他们好好努力学习,但如果是这样的话,穷人家的孩子有可能也会进入到大学体制中,那么这个时候文凭泛滥,就会贬值,贬值之后还是不利于穷人家的孩子,因为有钱人还是会为他的孩子提供很多资源。说到这里的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之前说的阶层固化,跳出我们的自己的交友圈去看的话,是不是真的存在阶层固化的现象,就是我们排除掉媒体上给出的穷人家的娃读知名高校什么的,媒体为什么会报道这些事情,就是因为他比较珍贵、比较罕见,才会被曝出来被引起关注嘛~纵观一些学者的观点,包括身边的一些案例,底层文化资本向上流动始终是比较难的,更难的是,怎么能朝更好更公平的方向努力。
周思聪:涂尔干通过对当时社会问题的分析,解释了社会失范的现象、原因,提出了通过道德教育解决社会失范问题的途径,传统西方关于人性的观点多持人性恶,教育是维持社会秩序、保证社会正常及良性运转的重要途径,也都可以看出教育对于引导个体融入社会的重要性。
那么教育既然这么重要,是否在教育的获得中人人平等呢?答案显示是否定的,布迪厄秩序教育背后的四种资本,包括经济资本、政治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资本与场域的互构与耦合都造成了教育在不同阶级的差异性,即出现教育场中的马太效应,这一问题在西方是比较突出的,但在我们中国高考制度是相对公平的,虽然仍然无法抹去阶层附着的差异性资本,但绝对的公平只是令人向往,但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近年来,素质教育的教育导向会扩大这种不平等,资本拥有量少的家庭难以为其子女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特别是在互联网发达的当今,我们应该特别关注弱势群体的教育平等问题,不论是从教育入口、过程还是出口来看,应当警惕素质教育扩大阶层差异的影响。
郑轲:我认为现在教育产生了教和育两方面的对立,或者说对于我只负责教的教师和你必须即负责教也得负责育的家长的对立。
教是我的责任,我负责把知识传授给学生,我拿的也是这一份钱,但你让我育,我可能做不到,育是你孩子所处环境及其家庭等等一系列因素造就,更进一步说是家长的责任,你娃在课堂上说话不听课,注定被淘汰,物竞天择,你却又哭天喊地说是老师没有教好他,这时一个常见的问题来了,为什么别的孩子又能学好呢?这就是家长的问题了,家长营造的家庭氛围以及对于知识的敬畏,使孩子自己把握住课堂中的几十分钟,对于没有把握住的孩子,家长又把他们送到补习班,但我认为,补习班的老师就更不需要在做家长做想要其做的育的工作了,徒劳无功而已。所有老师的工资都和教出几个清华北大,教出多少重本上线率有关,和学生见了老师打不打招呼,会不会随地吐痰无关,所以也侧面证明教育中老师负责教这一环节。
刘妍:布迪厄认为学校教育具有文化、权力以及社会等级的再生产功能。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的最初获得借助自身在学校教育体系中的使用和强化而获得了承认和延续,从而学校教育的效果与持久性也与个人的社会出身,家庭背景紧密联系。在学校教育过程中,先赋的文化资本上的差异进一步分化,那些具有上层文化资本而且通常来自于占统治地位的家庭的学生,能够迅速有效地积累学校所赏识的知识技能、生活方式等等,从而达到较高的教育阶段。如此,最初的文化资本上的不平等便经由学校演绎为某种学业资格,引导着社会空间中特定位置的继承者走向与其家庭相似的社会位置,并拥有适合该位置的一系列社会资源,进而实现社会的再生产。那么布迪厄所论述的关于教育的再生产功能在现代社会的解释力还是有的,越来越多的高考状元都得利于父母或者家庭所积累的文化和社会资本,他们从小就接受比其他人更好的教育资源,也就更容易成为成功的人。那么对于之前讨论的寒门再难出贵子,高考状元的家庭环境也与布迪厄所说的文化再生产有一定的联系,当然,教育系统也可以成为现在阶层固化的一个工具。
韦力:2020年的高考刚刚结束,马上也要迎来高考成绩的公布,所以在这个时候看到关于“教育”的话题,还是非常有感触的。
首先,我在《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上看到这一公告,据统计,我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53.01万所,比上年增加1.13万所,增长2.17%;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在校生2.82亿人,比上年增加660.62万人,增长2.40%;专任教师1732.03万人,比上年增加59.18万人,增长3.54%。这组数据足以看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因为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关系到民族兴旺、人民福祉和国家未来。教育现代化既是我国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我国国家现代化的持续动力和必要保证。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是我国加快推进国家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早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提出,要深入实施科技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要坚持优先发展教育。
因而,此次以“教育”为主的论坛,我主要思考的是教育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现代社会,生产劳动所要求的劳动技术和文化知识越来越高,这就使本来属于两个不同社会生产部门的独立系统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通过教育可以使人们获得现代科学知识,懂得现代生产中的科学原理。现代教育起着传递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的重要作用,是培养和造就具有知识、技能的劳动者的重要手段,高等教育还是发展社会生产的重要阵地;另一方面,通过生产劳动,使学生获得操作生产工具的技能,得到多方面的技术训练,学会在生产劳动中运用科学原理作指导。把生产劳动同教育结合起来,既可以使教育获得科学实践的基础,使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提高教育的质量;又可以使生产劳动受到科学原理和智力活动的指导,在生产中广泛地运用教育和科技发展的成果,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推动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可见,如果教育与生产劳动达到了良好的结合,这种结合便可成为改革社会强有力的手段。
因而只有发展以经济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才能使我国在国际上立于不败之地。而国际竞争归根到底是科技和人才的竞争,科技的进步和创新,而这些恰恰是必须推动教育的发展 。
张天舒:在众多经典著作中都涉及到了有关教育的话题,而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涂尔干和卢梭的教育思想,其中涂尔干强调个体社会化,这是他教育社会学的核心内容,他断言,教育是个体社会化的主要途径,教育对促进人的社会化有特殊功能,涂尔干特别强调教育要促使人的“个性化”,使个人的特长都得到发挥,他提出的个体社会化的重点就是个体品德社会化,他再三强调必须通过道德教育提高儿童的认识,克服他们的那种利己主义的、非社会的品质,使其形成社会所需要的品德,他从整个社会的要求出发,反对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主张道德判断的尺度不是个人的欲望和心理状态,而应以社会的利益和要求为标准。个体品德社会化必须通过社会道德内化来实现。除了重视学校有目的的教育以外,他也强调学校环境、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作用,尤其是社会集体生活的影响。涂尔干在教育方面重视惩罚,而轻视奖励,但反对体罚,因为他强调反思对教育发展的作用,在他看来通过惩罚能引起儿童反省,认识错误,理解纪律的尊严及遵守纪律的意义,这能促使儿童改正错误。
而卢梭强调自然教育,认为自然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自由、独立、平等的自然人,他们能够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竞争,知道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为了自由平等的社会而奋斗;而且自然教育的作用就是保持和发展人的自然本性;而且他强调教育一定要顺应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所以他反对压抑儿童个性和束缚儿童自由的教育方式,也反对死记硬背的教育方法,他更倾向于让儿童自己去看,去听去感受,而教育者应该做的只是在儿童经验不足的时候进行指导而不是强迫儿童接受成年人的学习方法。
再回到我国当代的教育实践,我们已经看到了原先的只注重成绩的填鸭式教学模式的弊端,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继续大力推动教育改革发展,使我国教育越办越好、越办越强”。因为改革创新是教育发展的动力,所以我们要开始增添劳动素质教育课程,同时要旗帜鲜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品德教育,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学生自尊自信自立自强。习主席一直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并且提出要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坚持文化自信,“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同时希望学校“承担好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神圣职责”,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发挥学校的职责和资源去推动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张超:关于教育这个话题,我想引用涂尔干的观点。教育是年长的一代对尚未为社会做好准备的一代所施加的影响。教育的目的就是在儿童身上唤起和培养一定数量的身体、智识和道德状态,以便适应整个政治社会的要求,以及他将来注定所处的特定环境的要求。涂尔干认为教育体系呈现双重面貌,既是单一的,又是多重的。涂尔干直言教育也有许多不同的种类,教育是分等级的,但是所有的教育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其在教育定义中所言之物。通过对教育的定义,涂尔干指出了教育的社会性质,教育首先满足的便是社会的需求。所以教育要要贴合时代的需求,不同阶段要有不同的教育方式,教育的内容也要有所侧重。
康菲菲:因为之前两个月一直读的是布迪厄的书,所以就就布迪厄的观点说一下教育。教育是一种再生产,发挥着文化再生产、阶级再生产的功能。在布迪厄的观点里阶级惯习影响符号资本在教育这个场域中的游戏,阶级权力会借助教育这个平台来影响再生产阶级的结构,所谓的教育公平就成为一种谎言。
然后,就我国目前的教育体制来说,相比于某些西方国家是相对公平的,但是不可忽视的是由于家庭、政策、地区以及教育质量的影响,就我以前的兼职经历和我生活的地区孩子的教育来比较,城市中孩子们所接触的科学实验、兴趣培养、社会实践这些都是农村的孩子所没有听说过的,更别说经历,这种从小就有的经历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就影响着这两个群体未来的发展,说是不存在阶级分化,但是其实还是有的,这种现象其实是非常令人感叹的。感受了这些之后,就会想说怎样才能尽快的改良这种状态,或者说听听大家怎样看待城乡、地区之间的教育差异而产生的阶层固化问题。
刘喜真:关于教育,自身所在的教育体制是什么样的,也就是大学体制是什么样的,不同的大学的体制又是什么样子的。我所了解的大学体制之外的人,他们认为大学的教育是封闭且自由的学习研究,细节表现出来就是:资历渊博的教授在讲台上传授学生知识,学生们认真听讲并课下与老师探讨交流;深夜的图书馆也挤满了上自习的学生……,现今,有越来越多的关于学校教育问题的声音出现,学术造假(厦门大学和天津大学论文雷同);老师的教学质量以及学生的学习氛围,其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那么关于大学教育问题的思考,韦伯在学术与政治里所谈到,认为大学里的官僚化,不仅是对人的尊严的漠视、人的形象的毁损,也是一种人的异化,更为严重的是,人成为商品、机器和权势的奴隶。许多大学现行的科研管理和评价体制带来的后果是科研成果大量产生,学者获得大量资助,但是具有世界性的创新和贡献的成果却不多见。韦伯认为,被认为合理化的技术权威和官僚机制的共同作用,大学也被迫开始像机器一样运转,效率倍增、财富积聚,这是社会发展使然,是形式上的合理,学者的生活节奏加快,悠闲惬意地思考论道的情景已不复存在,学术现实生活世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迁,学术人开始更多地追求成果、课题、评奖,人们的精神灵性遭受前所未有的窒息;学术水准降低,人的自由在遭受侵犯;大学的理性化导致了大学人的非理性的学术生活方式。
宋梦霜:从现代性和个人的角度来理解现代的教育,吉登斯认为现代教育是现代制度反身性的重要体现,在传统时期,教育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生与死等生活经验使儿童可以在生活中进行积累,但是在晚期现代社会,学校这一教育场所使得儿童与成年期进一步分离,构成了一个私人经历可以被构建的封闭领域,学校教育使得私人领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儿童"成为了一个独立的领域,这样的结果一方面使得以儿童经历为基础的治疗性重建成为可能,一方面这种“经验的封存”使得现代人处在一种制度性的安全的领域中,但是这也会使生活在其中的人产生一种制度压抑,会对自我认同机制产生影响。同时,戈夫曼提到过,学校的教育或者说是通过学习经历进行重塑并获得资格证书的这一过程是一种“训练修辞学”,既可以获得一种专业的垄断,又在个人的层面上可以获得一种理想化的印象。获得学历证书的人要比没有证书的人会给人一不同的印象,从而影响人们的情景定义,事实上有研究表明,培养一个专业人才并不需要像我们所上学的时间那么长,这样看来,我们的教育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出于专业学习的角度,并不需要如此长的时间,出于人格塑造的角度,“经验的封存”也许会对个人的自我理解自我认同产生影响。
蒋晓雨:关于教育,我想到了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布迪厄认为教育制度本身也有其文化专制,占据统治地位的阶层会用制度化的方式将其自身的资源优势固定下来,布迪厄由此证明了教育体制的不平等,而且这种不平等已在制度的形式上确立其合法性。
与这种文化再生产相关的,布迪厄提出了“文化资本”的概念,文化资本是一种能力,包括了语言能力,社会交往能力,专业技能等等方面的内容,布迪厄文化资本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含义,分别为文化能力(内在化为前提,文化修养和能力),文化产品(文化资本的客观形势,以经济资本为前提),文化制度(体制化的形式,使拥有文化资本合法化),这三者之间相互联系,共同构筑了个人的文化资本。
与这种文化资本相关的,也包括了社会流动方面的思想,帕累托主张精英循环理论,他认为精英流动越顺畅,社会越稳定,有才干的人随时准备好补充到精英群体中去,而布迪厄提出了再生产理论,阶层的再复制,他认为家庭的经济资本已经部分的转换为文化资本,这样的话,原本薄弱的经济资本使得其很难获得阶层的向上流动,文化资本的获取也非常困难。
冷芳:教育作为文化资本的一种方式是资本继承性的最佳的隐蔽方式,是一种最隐蔽、最具社会决定意义的教育投资。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认为文化资本的底蕴不同使不同阶级的孩子拥有不同的惯习和学习场域,精英阶层的资本通过继承和转移使这些孩子处于竞争的优势地位,起跑线并不是统一的。现代社会为教育系统提供了许多施展它把社会优势转化为学校优势的能力的机会,学校优势又可以再转换为社会优势。由于社会职业与地位缺乏一种相对精准的评价系统,所以教育实践中考试的形式与官僚制形态和社会外部环境的变化相契合,即学习成绩等级决定社会等级,那么学习成就的获得是否就是通过努力就能有公平的结果呢?布迪厄在关于学习成绩的调查中发现出身越差的孩子反而学分成绩越高,这种与前述规律反常的现象布迪厄解释为“过分选择”的结果,下层阶级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是被过分选择的,也就是他们既经过了严格的选择标准和残酷的竞争才有现在的位置,而且为了在教育实践中不被淘汰,必定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但是媒体所揭露的“被顶替上大学”又不禁让人失望,一旦权力场域过分介入教育场域,对于下层阶级的孩子而言,似乎唯一的阶层流动机会也难以保障。
补充刘妍和蒋晓雨关于布迪厄教育理论的内容:在教育与阶层的互构中,布迪厄也认为教育系统为官僚制形态服务。事实上,我们也不能否认权力逻辑对教育场域的僭越,科层体制需要合理的符号体系来彰显其合法性,知识分子在这一过程往往被当作打造意识形态的工具。之所以说教育逻辑服从于权力逻辑,表现为科层制在阶级的生产与阶级利益的稳固方面也扮演了重要的作用。“官僚制度和教育系统与社会阶级具有同源性”。官僚结构与纯粹的学术结构在教育组织里并存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教育系统运行也体现着官僚制的权力与支配。
李丹:这两天正好在读布迪厄的书籍,今天看到一部分相关内容,就简单谈一下。布迪厄利用文化资本概念对教育的分析主要体现在社会再生产上,认为社会再生产包括经济资本的再生产与文化再生产。经济资本的再生产,它是以遗产的形式将上一代的私人财富传递给下一代。另一种就是文化资本的再生产,文化资本分配结构的再生产在家庭策略与学校体制的特定逻辑之间的关系中发生。家庭在学校教育中的投资更多(在传承时以各种各样的资助),文化资本在家庭中形成靠的是代际传递,即前辈人对后辈人的言传身教。教育是通过文化再生产从而实现社会再生产的一个手段。它通过学校教育这个中介环节,使得不同等级的后代获得相应的机会和证书。学校通过一系列挑选,把承袭文化资本的持有者与那些没有这种文化资本的人区分开来,它维持着先以存在的等级也就是说维持着不同数量的文化资本的学生之间存在的差距。从承袭的资本来看,才能的差异与社会差异是不可分割的,承袭的资本将维持先已存在的社会差异。学校的分类行为建立起一种身份、地位的社会差异,一种决定性的等级关系。
潘正刚:在涂尔干看来,比起如何更好地教学,更好地探索教学方法,更根本的是将一种精神传递给教师,这种精神会使他们在工作中充满干劲,制定传递这种精神的方案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有人问到,社会发展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接受教育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想每个人都能给出许多不同的答案!人与动物的本质不同在于人具有学习的能力,即自我完善的倾向,这或许是教育发展的最初动力。在后来发展过程中,教育除了服务于人之本性,还发展出许多其他方面的功能,如经济、政治功能等。这不是我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就我们个体而言,接受教育的目的因人而异,有人为了修身养性,有人为了治国平天下,也有人借此获得物质上的满足。在西方耶稣会时期,教育不会要求孩子们达到无用的博识,而是试图只教给孩子们那些最适合于培养他的判断力,最适合于引导他自己的生活行为的科目。人们将孩子引入古典文明的殿堂,不会只是为了让他文笔精致,言辞优雅,而是以此为手段,让他增广见闻,感触世事人情。这使我想到多年前的一则新闻,一位高材生考入令人羡慕的大学,却缺乏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用国人的话说这是“惯”出来的。从教育的角度来看,“惯”的根源在于家庭教育方向和学校教育方向的错误,它们不约而同地将知识灌输作为教育的根本目标,而对教育的其他目的一片茫然。这样的教育是畸形的,我们的中学教育,甚至是中小学教育,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畸形的状态。当然,近些年来这种现象有所改观,古人的“成才先成人”理念引起了国人的重新思考。
汪子策:教育的功能
一、范围限定
教育是一个广泛的话题,因此有必要进行一个范围限定:
1.现代教育而非古代教育。尽管教育古今有之,但是其目的、作用还是有不少区别
2.由公权力掌握的公共学校教育。这是本文最关键的一点,教育有很多种,私人教育、公共教育、个人教育、技能教育等等,不同的教育形式有不同的目的和方式,无法统一而谈,因此这里采取最广泛的教育形式,由公权力掌握的公共学校教育。
3.功能分析而非因果分析;是针对统治阶级的功能分析而非被统治阶级的功能分析。
二、教育对统治阶级的三大功能
1.社会整合和社会化功能
这是教育的基础功能,对统治阶级而言,要实现有效的管理,就必须全体被统治者需要共同的价值观念和基本的纪律。
2.经济功能
教育无论是在经济学还是社会学领域,都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究其原因在于,在当代工业和科层制度下,教育最重要的的作用是创造一定的价值,使全体被统治者能够有效的成为科层制中的一个螺丝钉。这个功能的集中体现就是高中的分班制度,和大学的专业制度。经济功能只考虑价值和效益,对于人的自主性和全能性并不考虑。
3.政治功能
教育的政治功能体现在两点:
(1)知识能够创造价值和财富,承载知识的教育在资源有效的情况下,更容易偏向权贵家庭,也就是文化资本。
(2)通过一定的衡量标准,从被统治者中吸收一部分赞同理念的人成为统治者,例如以前的“科举”,从而实现一定的阶级流动和社会稳定。
杜浩:阅读完布迪厄和米尔斯一些关于教育和精英的观点后,我现在对教育有了三个方面的理解,一个是家庭教育,一个是学校教育,还有是社会教育。首先,家庭教育是布迪厄和米尔斯都论述过的,家庭教育一个明显特征是继承性,也就是说,一个家庭为了维持自己所占有权力和资源,通过教育来维系家庭占有权力资源,把教育视为一种再生产的工具。家庭教育的阶层差异是比较大的,布迪厄说过精英化培养的家庭教育是为外界所隔绝的,比如说一个阶层,他的教育内容主要是在这一阶层内进行流通。家庭教育对一个人未来的职业规划和职业发展影响是比较大的,因为家庭教育它是具有启蒙作用,在一个人未接受到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之前,家庭教育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布迪厄在国家精英中说过,家庭出身与职业成功的联系是远比学业,资本与职业成功的联系是重要的,布迪厄这种观点可能有些狭隘,因为法国当时的教育现状,不能大而化之到世界其他的地方,也不能与很早之前的教育和当代的教育进行比较。米尔斯在书中也说过,继承性给家庭教育带来了一种资源,这种资源包括权力金钱声望关系和信仰等等,但是这种继承性往往不是一定的,比如说往往会有一些突围者突出重围,比如说布迪厄自己,他就是一个突围者,像中国古代科举那些寒门大儒,虽然说比较少,但是并非没有,所以说布迪厄的这种观点只能放在一定的视角下进行分析。第二个是学校教育,学校教育就是旨在通过一种时间和资源投入,塑造符合个人和社会双重期望的一种人,学校教育也是有区隔的,在国家精英中说到精英的培养方法,学校教育的培养,一般分为精英培养方式和一般职业化的培养方式,米尔斯也说过有贵族学校和私人学校。此外,学校教育的这种继承性也有主动和被动之分,因为经济资本权力资本政治资本等等,这些会给学业和文化造成一定的压力,所以有些学校教育继承是主动发生的,而有些是被动发生的。第三个是社会教育,虽然布迪厄说过对权力场域再生产的重任落到了某些名牌大学的身上,但很重要的一点是,社会资本对未来权力资源的占有优势是比较大的,因为精英教育有时看中的不是学业水平,而是一种能力的培养,而这种能力的培养,往往在学校教育中是很匮乏的,而这种能力是在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中,尤其是在社会教育中是比较普遍的。社会教育中的大众与精英的分离不是一种继承性的过程,而是一种累积的过程,也就是说,在精英学校中可能分不开精英与普通人的区别,但到了社会上,随着社会能力的逐渐积累,社会教育的逐渐深入学习,这种普通人和精英的分别,差别就会越来越大。
王煊:最近我也是在读布迪厄的书,再加上前段时间看了一篇文章叫《寒门不再出贵子》,所以我想简单讲一下我的想法,关于教育资源的瓜分。
首先说说之前看过的布迪厄关于文化资本的认识,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不是平等的,精英阶级的子女往往占据着大量文化教育资本,并且自身来自于原生家庭的雄厚经济实力能够为子女教育带来更多教育资源,请得起更好的家教,拥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引导子女学业和为人。这些社会资本转化成为了文化资源,将“五陵贵少”们放置在了一个资源丰富且同层间便于流动的高楼,对于寒门学子而言,倾力学习的知识文化可能只是高楼中精英子女生活熏陶的惯习。
不同的阶级面对教育机会是不公平的;教育是精英阶级的游戏,处于中下阶级的子女往往在教育中得不到公平地位,信息的不对称性、家庭教育环节的差异导致他们入大学的比例远低于上层阶级子女,并且能够选择的专业很受限,入学后学习和交际能力等也较为滞后。像接力棒每一环节一样,由上一代带来的差距逐步被放大。
财力资源上的阶层的壁垒很难被打破,教育资源之间看不见的天花板也在加固。有孩子仅仅小学就可以在父母的扶持下发表医学博士才能发表的癌症研究文章,并参加科创奖项。而更多同龄的孩子,甚至放学后要在父母工作的餐馆和小吃摊趴着写作业。如果来自教育的上升渠道也会被阻塞封锁,是否电竞和网红、童星就会成为下沉群体最后的救赎?
史凯回复刘子扬:教育的内容是与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相吻合的。在17世纪,有闲阶级虽然日渐式微但其仍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但随着后来工业革命的影响,理性的、世俗的、实用的科学技术又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17世纪大学教育没有成为科学发展的摇篮,反而宗教……
肖万萍:关于教育,我想到的是涂尔干的道德教育和教育与社会学。一切教育学进行思考和研究的首要前提是:教育在起源上和功能上都明显是一种社会活动。与其他科学相比,教 育学研究应该更紧密地依赖于社会学。
教育不仅仅是一种个人事情,它更主要的是一种社会活动,因 此,只把教育学当作心理学的直接必然结果是不确切的。研究教 育不能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因为教育随着时间推移 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轨迹和制度,从而决定了 根本不存在一种对整个人类都普遍有效的教育。
教育是年轻一代系统地社会化的过程。教育首 先是满足社会需要的产物。社会的发展决定了人的道德教育、知 识学习、智力培养的具体内容的变化。社会使我们考虑到自身之 外的其他利益;教会我们驾驭自己的激情和本能;教会我们约束自 己,使个人的目的服从于更高的目的。人在社会中形成的这种自 我控制的能力,使人类更加完满并获得更大的发展。
国家在教育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因为教育具有一种重要的社 会功能,国家就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社会存在的价值要求教育 必须保证公民拥有厚实的观念和情感共同体,这就决定了教育要由国家控制。
关于布迪厄的话,就是大家所说的文化资本,精英基层。我想说的是一个教育公平问题。有人说高考顶替案是富人孩子剥夺了穷人孩子上学的机会,公平参与考试的机会。事实上,在围绕高考产生的整个教育系统和社会系统的运作中,教育公平早已成了一种似是而非的存在。当高考作文以“共享单车”为题时,同样的考试机会真的是公平的吗?
康宇兰:吴楠和付莹关于韦伯对于学术与政治这本书内容发表了看法。确实教育最为根本是育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人类文明的进步之处传承下去,而不是仅仅宣传一种观点,与人争锋。
作为老师,身负育人重任应该保持价值中立。
身处社会,价值中立很难做到。因此除了老师保持学识上的广博之外,学校也应该创造一个良好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让各种思想齐聚一堂,言论自由,以便在教育过程中保持价值中立。
魏晓丽:教育其实也是社会阶层不平等的再生产的一个工具,社会学一个很重要的研究领域在讲阶层问题,阶层固化。我国古代一段时间的继承制度有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说法,不仅财产是基于血缘继承,权力也基于血缘继承,父亲是宰相,嫡长子将来就是宰相,父亲是泥瓦匠,儿子最好也只能混个泥瓦匠。从隋朝末期一直到清朝末期采用科举制,开科取士之后,泥瓦匠的儿子也能去朝廷做官,阶层固化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为啥说一定程度上呢,第一,并不是所有官职都是通过科举考试获得的,别的不说,起码你想通过考试坐上皇帝的位置就不可能吧,而且也有专门留出来的官职是给花钱捐官的人的;第二,能读书参加考试的一般也是富裕人家,或者宗族制度下举全族之力供一个或几个念书人,因为正直身强力壮之时,读书不干活,家里就丧失了一个劳动力,穷人家的孩子通过教育考试翻身的机会依旧不大。
放在现在也同理,城乡教育资源的差异,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教育资源之巨大也是不可想象的。在我们拼死拼活备战高考兵荒马乱挤独木桥的时候,有钱人家的孩子读着轻松悠闲的国际班,正在准备出国读书。我们可能从小上着当地最好的初中、最好的高中,享受着优质老师教学,现代化的教学环境、教学设备,而一些偏远大山里的孩子九年义务教育刚刚读完,或因为家中贫困或受环境影响,早早背上行囊外出务工去了。
潘正刚:目前所读经典,直接涉及教育的内容并不多。有一种趋势,就是人们谈到教育总是离不开学校这类机构。学校一般而言都是群体形式的,所以就疑惑非群体形式的教育是什么样的作用机制,是不是仅仅是日常生活中的潜移默化……
刘喜真:李丹同学从文化资本的角度来理解教育的作用,非常的有意义。就做一点补充,教育起到外在的社会阶级关系的再生产作用之外,而且教育还用它所尊享的文化遗产来使其等级再生产作用合法化。
宋梦霜:关于蒋晓雨同学的补充:对布迪厄文化资本了如果能将其与其他几种资本类型联系起来加以总结可能会完善一些。
刘妍:关于思聪的观点我补充一下,关于现在的教育,确实越来越成为阶层固化的一种手段和工具,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也会导致更加的不管是文化还是社会地位上的不平等,确实应该警惕这种学校教育系统所存在的扩大差异的影响。
任雨薇:按潘正刚的思路走的话,现在的教育更多的是一种社会化的过程,包括教育也是一种社会化的产物,教育内容的选择很大程度上也会受到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如果是非群体形式的教育的话,潘正刚的这个“非群体”指什么?
蒋晓雨:针对刘喜真的观点的评论:
提出了教育体制问题,但并没有直接分析这些问题背后所暗含的逻辑,大学里的一些现象涉及主体比较多,分析时可以从不同主体出发来探讨,再结合布迪厄的教育思想补充更具有说服力。
潘正刚:比如家庭、朋辈@任雨薇
周思聪:关于刘妍的观点思考:场域自身会先赋性的携带各类资本,在这样的情况下,看似公平的制度设计或许也会发现不公平的影子,我国的高考制度真的对每位辛苦付出的学子都是平等的吗?在我看来并非如此,弱势群体先天性的拥有种类少、力量弱的资本,这与强势群体形成了明显的对比,这种滚雪球效应使得强势群体呈现J型发展,而弱势虽然也在发展,担在这种“相对剥夺”的发展中,实质上是向下发展,极端的扩大。
任雨薇:家庭、朋辈不算群体吗?
汪子策:各位师兄师姐都提到了教育的几个问题,我很有启发,所以我补充一下我的想法:
1.教育的不公在于,目前的教育主流形式仍然是由统治者掌握的公权力创办的学校教育,因而教育的地位就必然跟统治集团的性质有关系。在一定社会中教育资源稀缺的情况下,资源必定向统治集团内部倾斜
2.教育形式取决于教育的目的,市场经济教育的目的是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而非个人价值,所以我们才看到那么多应试教育、完全不考虑个人情况的专业分科等等。
张天舒:关于教育资源和教育公平方面我觉得就像大家提到的一样,现在的教育资源本来在东西部就呈现不均衡的状态,再加上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以及受教育程度,每个家庭教育支出都会不同,无法做到教育的完全公平。
吴楠:补充前面几位同学关于涂尔干对教育的看法叭。涂尔干在对教育的关注中会尤为强调反思对教育发展的作用,认为深究教育史有利于纠正人们对于时代的激情与偏见。教育组织相对保守和传统,但保守不代表不需要改变,要想实现教育领域的与时俱进,不断更新教育理念,必须依靠反思的力量。涂尔干也认为,教育理论就是对关涉教育的事情进行有条理的反思,而有条理地运用反思,就相当于探索教育理论。他说到“一旦限制反思在教育领域的角色,就注定使它限于停顿状态”。
赵祖远:结合当下中国学校基础教育所积累的一些问题,胡说一波,我的看法是超前的学习内容、缺少经验的年轻教师,以及群体对下一代命运改变的渴望,已经使得当下的中国基础教育越来越激进。这种激进裹挟着每位家庭成员,各自在生活的牺牲和妥协中前行,而对孩子健康和纯净天性的呵护与培养,渐渐被遗忘和湮没了。但孩子在学业上的表现更多地取决于良好的行为习惯而不是智商;孩子不良的行为习惯又往往和他们心理的问题相互挂钩。
教育体制承担着社会公平的功能,但实际上却变成了集体失望和潜在的社会排斥的永久之源。学校打破了工人阶级再生产的循环,教给孩子们拒斥体力劳动,但是又对他们的未来没有提供任何保证。
学校之间的竞争,导致了所谓“好学校”和“差学校”的分化,这种分化由于污名化机制而不断加剧,实际上成为社会不平等再生产的重要因素。教师、学生感受到这种结构性矛盾:学校中充满了失序、紧张、甚至暴力,学生心理脆弱、对未来没有稳定的预期,教师承受着多方面压力,为工作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所困扰。
吴雨霞回复潘正刚:如果是放在社会化的角度来看,家庭、同伴群体都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场所。教育本身也承担着社会化的功能。
魏晓丽回复王煊:没错 其实仅仅凭教育冲破阶层固化的壁垒基本只能是个理想。
周思聪:关于汪子策的思考的第一点,你刚刚说教育的不公是由于统治集团公办的学校制度,但是设想一下,如果跟随市场化,私人化了教育,岂不是更加扩大了教育的不公平?两者相比,公办统治集团的教育是不是会更加相对公平呢?
杨轩宇:我觉得教育不仅是人自身的学习与发展,也是人不断社会化的过程,是从自然人不断到社会人的过程。
论影响教育的主体在对个人的教育中,卢梭在《爱弥儿》中,提出每个人的三个教师:自然、人和事物,这三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在孩子儿童时期,在学会基本生活技能的基础上,更多要进行自然教育,培养儿童亲近自然,敬畏自然。在青少年时期,人的教育占据主导地位,家庭、教师、同辈群体深刻影响青少年。而在成年后,自身实践对自身起到了纠正性教育。在不同的阶段中,这三个事物是相互联系的。
杜浩:郑轲同学所说的教和育分离,其实布迪厄也在书中解释过了,就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区别,观点很明确,但也不能忽略了学校教育对一个人素质成长的影响,虽然我们一直在提素质教育在路上,但总体上老师和学校还是要付一定的责任,要把学生的身心成长看的重要一些,学业也许很重要,但也不能因此而放弃了给学生全面发展的机会。
吴雨霞回复周思聪:教育的不公平是政治制度因素导致的吗?起码中国,不全是。
杨轩宇:在普及教育的背景下,教育是公共产品。但教育是不公平的。刘研同学刚刚提到:布迪厄认为,家庭背景对学校教育的效果和持久性有紧密联系。具有上层文化资本而且通常来自于占统治地位的家庭的学生,能够迅速有效地积累学校所赏识的知识技能、生活方式。同样在米尔斯的《权利精英》中,上流社会父母对子女的惯性教育,也佐证着布迪厄的观点。我们在讨论教育不公平现象的同时,该怎样更好的保证相对的教育公平呢?
郑轲:杜浩同学的发言很长,但语法严谨,用词工整,结构巧妙,琅琅上口,可谓言简意核,足见发言人扎实的文字功底,以及信手扭来写作技巧和惨绝人寰的创造能力,再加上最后以社会教育对于精英和普通人的区别对比,刚好补充了我对于我所说社会中只有教的责任而没有育的责任的补充,我们也可以作比,把通过家长的育来培养的孩子当做精英,而只通过了教师教的学生当做普通人,那么可以推论出普通人其实在学习生活全面落后于精英,从而在今后差距越来越大。单就其作为发言来说,平淡无奇,但作为补充,实在是神来之笔,有画龙点睛之功效。
吴楠回复魏晓丽:为什么你在说阶层举例宰相和泥瓦匠的时候我脑子蹦出来: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句话,嘻嘻。
汪子策回复赵祖远:其实这种现象我觉得背后的一个原因在于,生产力发展还不够强大的情况下,创造不出来大量的高素质岗位;而中国底层阶级和文化又有强烈的“万般为下品,惟有读书高”,这之间的矛盾十分剧烈。以美国为例,美国的高等教育发达是建立在强大的第三产业需要大量的技术人才,但是中国的第二第二产业仍然相当庞大,能够吸收的高素质人力有限;下层阶级习惯了读书改变命运,一旦付出了巨额代价却依然只能做体力活,这种心态的冲突是必然的。
任雨薇:我补充赵祖远的一点:我觉得缺乏经验但很有学识的年轻老师去一些教育水平不太高的地区 不仅是对学生的不负责,也是对他们自己成长机会的浪费呢?
魏晓丽:毕竟私立学校在很多地方会被称为贵族学校,教育水平一流,花费确实平民望而却步的,所以我是比较赞同思聪和雨霞的观点。
付莹莹:康宇兰同学将最近网上比较火的小学生发现重大科研成果的热点问题与布迪厄教育一并讲解,即结合了现实的实际教育问题 讲到文化资源,如今的文化资源,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是存在有人将文化资源垄断,所谓的寒门再难出贵子也有一定的原因,正因为资金不足,文化资源就不会倾向他们,任何人,在没有文化资源和很好的教育环境中,很难踏破这个门槛。
周思聪:毕竟公办学校,我国的义务教育确保了大多数人可以完成最基本的教育,如果没有统治集团这种公办的学校制度,那我想受教育着数量会远远小于当下。
王煊:@汪子策专业分科问题,应该今年开始,高考可以自由选择文3科理3科了。应试教育也在缝缝补补中改变。
@魏晓丽 是的。我也赞同你的观点。
冷芳:评汪子策:发言当中对教育范围的限定和功能是不是有一点冲突?如果单说现代教育的话,那么“科举”又是古代教育的社会选择特征。事实上我觉得现代教育和古代教育在目的和作用上的区别并不是很大,反而内容和形式上的区别更大。再补充一点教育的政治功能:布迪厄认为教育逻辑服从权力逻辑,科层体制需要合理的符号体系来彰显合法性,知识分子在这一过程中往往被当做打造意识形态的工具,也可以举科举的例子,但角度不同。
李丹:补充梦霜观点,从个人的角度来理解教育,是一个不错的角度,但是,教育作为一种现代化的制度,更要结合我们所处的环境背景来理解,学校是一个公共活动的场所,所以它的培养模式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一般化,所以我们如果考虑到每一个人是不能建立起适合大众的统一机构的,要把教育,以及学校这一场所放在宏观建设的角度来理解。
潘正刚:当前的形势便是,爱读书,成绩好就是理性,反之就是非理性。理性对非理性的压制依然存在并且冠冕堂皇。所以……赵祖远同学说得很好,鼓掌。
韦力:针对菲菲同学提出的目前我国的教育体制来说,相较于中国的教育体制是比较公平的,这一点我是非常认同的,因为高考制度是不会因为出身,家庭这些因素而收到影响,但是家庭的富裕程度的确会影响一个人所能受到的教育资源。所以说,这又是不公平的体现。我认为能够破解这一制约因素的还是要提高广大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教育投资成本。
吴楠:潘正刚,我有一个问题,常识算是在日常生活形成的,也是一种非群体的形式,那常识算是一种教育嘛?例如,1+1=2,这是没有读过书的人也知道的。
周思聪:我个人觉得教育不用太细分古今,因为主要的区别可能是在内容与形式上,在功能上来看,还是大同小异的。
汪子策回复冷芳:嗯,其实科举只是一个我一时想不出来的例子,但是我不认为古代教育和现代教育目的有很多共同点,原因在于现代教育最重要的作用是社会整合和经济功能,古代教育则是政治功能,而不考虑教育的收益性。现代教育这两种功能是伴随着工业化导致的家庭解体,和市场经济科层制而来的,这与古代是完全不一样的。
潘正刚回复吴楠:对啊,这应该是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我想知道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作用机制了。
周思聪回复汪子策:为什么你认为古代教育没有收益性?你怎么理解的?
魏晓丽回复汪子策:其实要是这么说的话,不是总结乡村社会治理的时候有句话是“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有乡绅”吗,乡绅怎么来?
周思聪:而且政治功能和社会整合的功能是不是有点重合?
吴雨霞:收益性是在哪个层面考虑呢?对社会整体?对受教育的个体?
汪子策:因为古代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需要依靠教育提升技术,创造财富;但是现代教育在宏观经济上,可以创造gdp,在围观企业上,专业的分类教育可以促进分工、加快生产效率,等等,因而教育更注重收益。
潘正刚:我觉得还是应该先把知识教育和道德教育分开来讨论比较好。不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已经没有讨论的必要了,没多少营养。楼上的争论好像很热烈,我想我需要从大佬们的观点中汲取点营养@任雨薇 @史凯 @吴楠
任雨薇:如果是单纯的政治功能而无任何收益的话,古代人为什么要辛辛苦苦学习考试?
魏晓丽回复汪子策:古代是没有科学,而并非没有技术。
刘子扬:我也认为古代教育,尤其是西方的古代教育是一种荣誉性教育不具有市场下的收益性,不过我也想听听汪子策的看法。
汪子策:如果对于经济敏感的话,没提升一个点的大学入学率,是能够提升一定的GDP和就业率的,也就是创造大量的经济价值。
吴雨霞:过分强调教育的收益是不是过于功利主义了?(没有说功利主义不好的意思)
汪子策:而古代的教育则完全不考虑就业、政府支出、科技生产,所以不存在所谓的经济功能。
周思聪:那汪子策这个收益性是针对国家层面了。
刘子扬:我觉得强调教育的收益不是功利主义,是一种目的论的考虑,功利主义有点太社会了。
汪子策:对,因为我本科经济学,所以经济收益是非常明确的生产经济而不是那种广泛的利益。
周思聪:那学弟能说说古代教育除了政治功能还有别的功能吗?
汪子策:可能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接触的教育新闻都是跟经济有关的?所以我考虑的时候就不知不觉功利化了点但是我个人感觉,不少家庭依然将教育视为潜在的收益,教育对企业和国家的经济效益依然是非常强劲的。
魏晓丽:教育教化带给古代社会一定的稳定和谐,从而能让百姓安居乐业,从事生产,所以我觉得说除了政治没有收益,这话有点太绝对了。
周思聪:赞同晓丽,或许我们可以从更广的角度理解收益这个概念。
汪子策:还有就是社会稳定的功能,也就是传统的社会整合功能,政治功能我觉得体现在提拔做官这方面。
陈子晗:我也比较同意思聪和雨霞的观点以及晓丽的观点,因为私人化的教育要么是权力优先,要么是财富优先,针对的并不是占大多数的平民阶层,这样就会出现阶层复制以及社会流动停滞现象,更难实现教育公平化。而以我国为例的公办教学,起码在“看得见的地方”是公平的。至于一些暗箱操作的事情,恰恰也说明了教育会在财富或地位层次上出现倾斜,也就更能证明教育私有化更有可能出现教育不公的现象。
史凯:古代更注重政治收益,现代表面上更注重经济收益,但背后也有政治收益。
魏晓丽:没错 比如公务员考试是有学历门槛的
周思聪:那选拨做官,也对国家有好处吖,国家的治理人才能力提高了,可能没有直接的经济收益,这个算政治收益吗?
汪子策:主要是我说的经济功能是纯粹的经济生产交换,可能是一种专指的名词(本科经济学纠正不过来)
史凯:教育需要付出成本。个人的成本或者社会的成本。
刘子扬:我觉得学弟你考虑的词挺时髦的,就业,政府支出,GDP什么的,古代教育还没有这些词,但是缺少收益性我觉得还是有的,但是不应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应该从古代人类知识库来考虑一下。政治收益和经济收益在古代很暧昧的,比如印度的种姓制度,种姓阶级和你能从事的工种是严格规定的,所以古代教育不考虑就业,因为你受到的教育不能突破你的种姓,你的上升途径不是通过教育打通,缺少社会流动。
汪子策:因为我在《东方专制主义》看到,中国的古代制度,官员并不重要,而是那些师爷,也就是地头蛇,他们掌管地方事务。皇权不下县就代表,占据帝国最主要生产的劳动力并不归属于帝国中央。
史凯:如果一个制度长期收益小于成本,就不会存在下去了。所以考虑收益的方向我觉得是可取的。
种姓制度的延续也与政治收益有关。
魏晓丽:你要这么说的话 是八股取士之后带来的科举考试的僵化,而并非整个古代教育或者整个科举制时期,因为像农经、授时历、龙骨水排啊等等都是“有学问的人”搞出来的技术,并且促进了当时的生产,带来了经济收益。
潘正刚:我觉得政治经济文化这些玩意分不开的。各种收益都有,只不过有些收益是主客观都需要的,而有些收益只是客观上被生产出来而主观上可能没有意识到。
汪子策:古代的选拔内容从历史记录来看,也的确很难说科举考试能带来怎样的收益。
周思聪:对,就像潜功能和显功能一样
汪子策:因为科举有很多方向,唐代、元代、明清的科举制度是不同的。
就官方来说,技术性的科举考试再后来就慢慢地位很低了
史凯:科举制度是我们国家的第五大发明,是解决稀缺资源比较好的办法。——周孝正
魏晓丽:没错 这也是为何后来我国农业内卷,止步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
汪子策:因为科举比起同时代西方的血缘提拔制度还是先进,后来西方启蒙运动以后就完全不行了
康菲菲:关于教育收益这个点,我觉得古代社会它的社会发展没有现代这么多样化,它的发展追求的一个是社会稳定,一个是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古代的教育从他的教育内容到考核方式都是在向着这个目的进行的,所以说当时的教育是符合当时的发展状况,对古代来说不管是政治还是经济都是有受益的。同理,现代社会的教育是围绕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开展的,如果说古代教育的收益性不如现代,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因为个人所站的立场,考虑的因素更多的是现代(猜测),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现代教育的受益。
刘子扬:中国的历史比较长哈,你要说古代教育从孔子都可以说到科举了,而且中国的教育本来就是具有民间化色彩,是一种市井文化的产物,周游列国的学子被王侯招进,这些学子很多时候并不完全是制度体系的产物。考试制度是你升官的渠道,私塾教育是你获得日常知识的渠道,而且还有很突出的显学,师徒教育的工种学识,对吧有很多种类。如果硬要从这个角度说,那我觉得你就得把教育的内容进行划分,实用知识、官僚知识、神学知识、形而上学知识、科学知识,在大学体系出来之前,这些知识并不是统一在一起受到传播的。在西方,形而上学、神学、科学也一直被舍勒、齐美尔等人认为3个平行宇宙来看待,所以可以从知识的分类角度来区分这种教育制度的功能和收益的问题。
汪子策:嗯,我不否认在客观上存在经济收益,但是我分析的是对于统治者的功能来说,他们在创办公共教育时,古代教育是完全没有经济收益的概念和想法的。真正说有经济效益这个观念,我觉得在中国就应该是洋务运动,在西方则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统治者才意识到教育是具有经济效益,并且主动发掘这种经济效益,之前的时代都是没有意识也不会关注,自然也就谈不上有多大投入和影响了。
Posted: 2020-11-03 08:40 | 1 楼
孙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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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为读书论坛·第一期
主题:经济与文化
时间:2020年6月25日 下午三点
地点:N2106
主持人:吴雨霞

经济与文化是社会系统中两大重要元素。经济是人们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一切物质精神资料的总称;而文化则是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人类精神活动及其产物。
经济与文化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话题。在马克思的思想中,经济是社会的基础性因素,经济决定了包括文化在内的上层建筑的性质。例如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传统农耕社会,封建、保守、落后的文化占据主流地位;自18世纪西方开始工业革命,人类的生产力发生巨大变革,这种变化也推动了西方理性、科学的现代精神的勃发。但韦伯则持有一种与经济决定论的相反的观点。在韦伯看来,经济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更不是决定性因素。在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中,韦伯探讨了宗教观念对经济的影响。他认为,资本主义成分并不足以实现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要有资本主义精神才可以。经历过宗教改革之后的清教精神有着与资本主义精神相似的内核,从而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在西欧的发展。
对于经济与文化,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杜浩:韦伯的著作中就有提到新教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主要从三点进行概括,新教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西欧的传统是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新教文化相反,它是对资本主义经济是有力的。经济发展倡导一种自由自主的主张,享乐被认为是一种有罪的行为。而新教伦理的精神内核中的艰苦劳动,逐利竞争,被认为是对上帝表示虔诚的新的方式。因此,新教徒们节俭、克制、努力工作,进而得到了经济上道德回报。随后,他们又进行新的一轮的投资,并把这种行为视为天职。最后,为什么在其他地区没有出现资本主义,韦伯也提到了,世界上其他区域的宗教是反商业的。例如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虽然不是宗教,但是在其范围之内,它的文化导向、政治制度都是与理性文明相悖的,而理性正是商业得以发展的一种重要的观念性因素。

刘妍:韦伯从新教的天职观、进取精神、禁欲主义等方面来论述了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而在马克思的学说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促进了宗教改革,从而使得新教的伦理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韦伯忽略了宗教改革以后新教伦理产生的根源,并夸大了精神的能动作用。再者,经济发展的推动因素是多方面的,韦伯仅从宗教的角度上进行分析,难免过于偏颇。

赵祖远:新教伦理从何而来?追根溯源的工作是一项必要的工作。

冷芳:宗教精神的起源难以追溯。但讨论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亚当斯密的制度分析框架或许可以拿来一用。亚当斯密指明了教师、政治领导阶级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而宗教与经济的关系,可以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领域内进行分析:在古代社会,宗教可以说是一个完全统领的地位,它统治着所有的社会生活,也统治了经济;在中世纪时期,宗教权力,也就是神权与君主的权力互相争夺,大部分时期神权是凌驾于君权之上的,此时宗教对经济有着极大的影响;而到了宗教改革之后,宗教权力被弱化,宗教只能主动地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韦伯的分析,是从信徒的行为动机层面动手,他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唯宗教主义论者,而是主张一种因果解释论。但是他在对中国的宗教的分析中,又把儒家学说列为一种宗教,但是儒学是否是一种宗教,仍需讨论。

史凯:经济与文化之间存在相关关系,这点是毋庸置疑的,但何者是因?何者是果?马克思有一个经典的论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分析东西方文明差异背后的经济性因素,可以进一步阐释马克思的这个观点。中国自古就是一种农耕文明,农民时代不离开土地。在这种农业耕种的基础上,形成了以血缘、家族为主导的人际关系,辈分是中国人主要的伦理。因此中国的文化也可以说是一种血缘文化,讲究的是情感,亲情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人就是人情至上,例如中国的社会治理,一直都是讲究“情理法”,“情”是处于道理、法律之前的。而中国社会对人的期望,也是要一个人有情有义,无情无义则是“禽兽”。西方以希腊为例。希腊是一个小岛,土地贫瘠,适宜生产的作物只有橄榄和葡萄,这远不能满足人口生存的需要。因此,古希腊人就必须与周围的国家进行交换,交换的需求就推动了其航海、商业的发展,再进一步,人口的迁徙导致其流动性增强。由此希腊形成的是一种地缘文化。而为了保障商业的进行,希腊人采用了签订契约的方式,所有一切都按照契约行事,因此西方文明也可以称作契约文明。契约在其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体现,包括宗教,宗教里就有人神订约的说法。契约文明也带来了不同的社会期望——自由。为了保证契约的有效性,在签约之前,必须保证签约的个体是独立自由的,自由人就成为了契约的前提。

杨轩宇:不认同经济与文化的决定性关系,这二者是两个独立的元素,都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因素。以齐美尔的货币哲学的观点来看,货币经济的发展消解了传统的文化,重塑了社会交往的方式;而在消费社会里,文化作为一种符号,被赋予一种符号性的价值,从而实现经济上的增值。

康菲菲:与其说是某种特殊精神推动经济的发展,不如说是传统和现代的断裂所产生的某种张力推动了发展。西方社会从中世纪向现代的发展过程中,宗教一直在被削弱,宗教的弱化使得人得以挣脱传统的束缚。但与此同时,经济与精神的矛盾也来源于这二者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在齐美尔关于时尚的哲学的分析中也谈到了这一点,上层成为下层追逐的对象,一旦上层的时尚在下层普及的时候,这种时尚就变成过时的东西并被上层丢弃,同时上层又会重新流行另一种时尚。

潘正刚:在韦伯的语境中,是基督徒的勤奋,节俭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在桑巴特的语境中,犹太人的贪婪则是主要的动力因素。而基督教和犹太教有着极深的渊源,几乎可以是同一批人,那么可不可以说是同一批人的矛盾精神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呢?另外,宗教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事物,再去追根溯源是一种不必要的工作。

赵祖远:经济与文化具有一种亲和性,在不同的范式中,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结论。与其说它们二者是相互影响的,倒不如说他们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动力因素,共同作于与第三个因素。在帕森斯的AGIL模型中,经济与文化都是作为这个模型中的重要部分,分别承担了不同的功能。例如文化就具有一种社会整合、再生产以及价值观引导的功能。而在后现代理论中,后现代社会被认为是一个消费社会,在消费社会里,文化被经济消解,也因此有了文化无意义的说法。但是最近在看哈贝马斯的著作,哈贝马斯提出要见了一个世界共同体,文化则可以作为世界共同体的弥合剂,消费文化或许就是这个弥合剂。

任雨薇:溯源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布迪厄曾说过要揭露平常之事的不平常之处,也要将不平常之事变得不平常,那么追根溯源的工作就十分具有意义了。在布迪厄的分析里,文化教育是阶层再生产的工具,使得阶层的代际传递具有了制度合法性,精英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都被掩盖在文化资本的外衣之下。对于底层而言,他们要么开辟出新的领域,要么在现有的教育制度中努力学习。最后难免出现阶层固化的现象。媒体对于寒门贵子的报道,正是因为其稀少而倍显珍贵。但是,阶层固化是一个社会必然出现的吗?

周思聪:经济与文化可以进一步理解,也就是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文化变成一种暴力符号而被占有,由此有了统治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区别。文化符号的占有,往往是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等资本之间互构和耦合的结果,也由此出现了“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科林斯关于制度对于教育的影响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陈子晗:在婚姻关系中有一种“倒插门”的现象,就是上门女婿。“嫁”“娶”的行为动词具有中性的意义,婚姻关系本质是一种经济性关系,谁掌握生产资料,谁就掌握了优先权和主导权。另外,教育层面上,文化资本成为了代际生产的工具,教育本身被变成了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等资本和权力互相争夺的场,教育变成了阶层划分的一个中介工具,仅靠制度是无法改变这种现状的。

刘子扬:人类的性别分工是社会性的不是生理性的。以蜜蜂为例,一个蜂巢里的蜂后如果死亡,那么这群蜜蜂就会退化,但是人类不想蜜蜂,不会因为目标被剥夺而退化,而是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制度。韦伯所提的禁欲主义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只不过是以尝试性的解释,并不是一个实证分析,不必太过较真。再者,并不是整个新教伦理体系都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起到推动作用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而马克思建构的共产主义社会,不过是一个共同体的乌托邦。一个共同体的进步,必然有其内源动力或外部推力,要么是内部的自我改革,要么是外部的矛盾和冲突。

魏晓丽:以二战后德、日的社会发展历程可以看到,文化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德国、日本作为战败国,主要推动了教育的普及,提高了人口的素质,用布迪厄的话语来说,就是增加了整个国家的文化资本。

肖万萍:文化与经济是并列的,可相互转换的因素。在布迪厄的分析中,教育使得不平等关系具有了合法性,文化资本掩盖了其自身源于经济资本的事实,并使其制度化、合法化。

韦力: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因素。以农村为例,大部分农民依旧面临经济困境,生计问题是最主要的问题。文化的建设完全受制于经济现状。但是文化可能会反过来促进经济发展。以袁家村为例,他们就实现了农民共富。这就是经济与文化相辅相成的结果。

罗茜:在中国当下的社会中,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表现出一种城乡二元的断裂性。城市经济繁荣,文化也带有现代性的特质。而农村经济落后,其文化也表现出传统、保守的一面。

郑轲:中国传统文化给经济发展带来的是消极的影响。传统的小农经济,使得劳动分工是在家庭内部实现的,对于家庭内部其成员是可以相互信任的。但是也由此带来了人的短视、只顾眼前利益、缺乏风险意识的一面,在社会的整体上也缺乏信任,保守的文化惯性也使得人的观念缺乏风险性。

吴楠:经济与文化是相互影响的。性别、教育、阶层固化等不平等的话题被提起,必然是感受到不平等的人所提的。认识到了不公平,但如何衡量公平的标准?公平并不是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准,绝对的公平又是不可能的。

蒋晓雨:传统儒家思想中就有义利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荀子也提到过道义与利益的关系。在现代社会,文化产业既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也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可见经济与文化二者是可以结合的,经济可以帮助文化繁荣,文化可以帮助获取经济收益。在劝酒话发展的当下,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发展观念作为导向,其背后也是受到不同的文化的影响。

张天舒:文化会使得发展的局面变得不同。现如今,文化渗透到各个方面,文化的经济效益也被挖掘出来。对于民族文化而言,文化产业及帮助少数民族获得经济利益,也弘扬了其少数民族的文化特色。对国家而言,文化也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王煊:中国的传统文化压制、消解了经济。在传统社会中,经济并不是主流的追求。士农工商,对于个体而言,经商只是一种生计手段,商人有了经济积累之后,他们都会买地囤田,让子孙后代接受教育,走上仕途。经济变成了文化的踏板。但在现代,文化知识经济的拐杖,对于大部分而言,接受教育的根本还是在社会中谋得工作,实现经济性目标。

张韩冬:经济对个体个性表达、人生观的取向都有影响。货币使人具有了更多的表现形式,影响了人的价值观念的选择。货币经济的发展还使得异化现象出现。

李垚:不同的经济基础形式必然导致不同的文化制度形式。中国的农耕文明,使得农民稳定、并固定在一个地方,几乎看不到人口的流动。而在西方,游牧式的经济基础,带来的是人口的不断流动和迁徙。因此,中国的文化是平和的,稳定的,西方的文化是扩张掠夺性的。

刘喜真:文化本来是无性别之分的。在男性取得社会的主导地位之后,才创造了男性的文化。齐美尔认为,女性要实现平等的社会地位,需要从男性文化之外,创造出女性特有的文化。消费文化、货币经济使得人变得理性、计算性,从而改变了社会交往的形式。
张超:不同的场各有其独特的文化。国家有民族文化,企业有企业文化,读书会有读书会的文化。以企业文化为例,不同的企业其企业文化也是不同的。但是企业文化对一个企业而言十分重要。企业文化可以促进几页组织的发展,它虽然是一种看不见的东西,但却可以创造出惊人的效果,为企业带来更大的效益,这可能是再多的经济投入都无法比拟的。

汪子策:
一、文化
要讨论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就必须要给两者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是相较于经济,“文化”的概念未免过于宽泛,因此不妨列出几个例子进行追根溯源,然后思考是否适合所有的文化产物。在西方,最典型的文化产物就是宗教了。宗教究竟是什么,马克思认为是支配着人大脑的一种虚幻观点,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人民的鸦片;但是这只是一种现状分析,而不是原因分析。韦伯同样也是如此,无论是《新教》还是《儒教》,只能看到对现有宗教特征和对世俗的影响,都寻觅不到“宗教起源”这个问题。但是在涂尔干和齐美尔中却有所提及: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认为宗教的本质是社会,人们无时无刻不受到社会的制约却又无法意识到这种制约,因而借助宗教来理解世界;齐美尔在《宗教社会学》里认为宗教起源于人们一种对于未知渴求,希望树立一个“神”来帮助自己理解社会,是人们感情的一部分,并且在宗教的仪式和宗教中人与人的关系里得到慰藉。所以总的来看,宗教源于人们一种对世界认识的需求,以及关于世界的整体看法。这里的世界当然并不仅仅是自然,更多的是人类社会;因为对于原始人而言,他们并不能理解自然科学的奥秘,更多的是视为一种理所当然;就像我们将吃饭视为理所当然一样。只有社会,以及社会关系会给我们带来齐美尔所说的各种感情,并且会使我们产生对看不见的个体意识、社会和社会关系的认识和探求。同样的,无论是法律和艺术,也被人认为是典型的文化。而法律的核心“法益”,也是一种对人与人关系的认识和解释,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客观的社会关系,就不存在所谓的“人的权利”,也就没有应该保护的“法益”。因而我们可以认为,文化产生于人对于个体意识对客观的社会和社会关系认识和解释的需求。
二、经济
经济是人类创造价值、转换和实现的过程。这个定义同样过于宽泛,我们依旧要追根溯源探讨一下,经济到底源自于哪里?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目标在于: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供给和需求,是经济学最为核心的内容,也就是说,经济源起与人类之间的物物交换。这种交换在于人一定具有自己无法满足的需求,没有需求就没有交换,也就没有经济。但是需求产生的交换有很多,比如恋爱就是一种典型的感情交换,但不属于经济;但是如果有人用货币购买感情,比如心理咨询等服务业,这就是一种经济行为。很显然,经济虽然产生与人的需求交换,但是只有货币参与的需求交换才是货币。尽管马克思对此表示否认,这是源于不同的货币观:马克思的货币是价值货币,感情和服务不能创造出劳动价值,因而不能列入生产,因而不属于经济,只有在国家根据社会需求,在计划下进行的生产和调配才属于经济;但是经济学者关注的在于生产和消费。也就是说,退一步来说,就算服务业产生不了价值,但是服务业收取了货币,并用货币能够购买新的劳动力产品,生产力就有扩大的可能,就能生产出更多的物品,因而服务业必然是属于经济。加入我们抛开马克思理论和计划经济理论,来探讨现在普遍的经济观念,我们就会发现,经济源于一种以货币为载体的需求交换。从本质上来说,经济就是一种客观的人与人之间交换关系。
三、二者的联系
现在回过头来,我们就会明晰很多:为什么经济和文化总是相伴相生,难以分离?因为他们的产生都离不开两个关键:1.人有自主追求需求的能力。2.人在这种需求下能够在互动中形成客观的社会和社会关系。离开了这两点,人就是纯粹的动物,或者原始部落,也就不存在所谓的经济和文化。而如此一来,马克思那句经典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队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就没有逻辑上的无法理解了。因此,我们可以总结出一条完整的逻辑链:1.无论是哪种经济观,经济都能创造出各种物质财富,而物质财富是人类最根本、最重要的需求。如果是西方的经济观念,经济可以满足人的一切需求,包括感情(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异化”,以及齐美尔所说的手段成为目的)。2.经济关系,是最有效率的交换关系,也是人们身边最主要的人际关系。经济越发达、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也就越复杂,为了适应这些复杂的关系,就会产生出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可以说,经济是社会发展和社会关系发展的重要动力。3.文化是对客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认识和解释。而伴随着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经济本身已经成为社会中每个成员都无法绕开的客观事实,另一方面随着齐美尔所说的货币能够实现的目标越来越大,文化中的经济比重也越来越大。从早期的自然崇拜,逐渐到中世纪的忠诚于田园,到现代无所不包的经济文化,这背后的逻辑是经济在生活中,对社会关系的全面侵蚀,这也是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殖民化”。4.但是我们再回到最开始对二者的定义,我们会发现经济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覆盖,取决于经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人的需求。很显然,人的需求并不是只靠经济活动才能满足,文化活动同样能够给人带来相当的满足和认识。而文化活动尽管来源于社会关系和结构,但是人的能动性同样能够使人在一定的文化中,创造出新的结构和关系。这种结构和关系势必会造成经济关系的转变。
四、具象化
为了具象化说明这二者的关系,我们不妨以韦伯的宗教理论,尤其是《新教伦理》为分析对象:1.在早期的奴隶制和封建制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一种依附关系,强调被压迫者对压迫着的绝对忠诚和服从。基于这种认识,以及为了混淆被压迫者的认知,宗教往往强调绝对的秩序和因果观念,如天主教就强调“天堂”,儒教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中世纪的艺术也往往歌颂的是统治者的美德和被统治者的忠诚。2.但是,伴随着中世纪激烈的城邦竞争和商业发展,经济迅速发展,新的商业结构如借代、保险得以出现,新的社会关系如分工、对等也应运而生,新的阶级——市民阶级得以发展。市民阶级在掌握了大量的财富以后,旧有的文化观念已经不再适合新阶级的需求。3.因而,最初开始宗教改革的路德宗就一反,只有天主教会才能救赎(既教会将解释权抓在自己手里,从而攫取更多的权力),每个人都可以自我解释,自我救赎,这种文化是对当时商业强调自由竞争、公平平等的反映。4.而加尔文教在路德宗的基础上,开创了新的社会关系和思想。因为路德宗并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教义和仪式,加尔文教却相反,拥有严谨的教义、严格的仪式、并且对违反的人处以极刑,加尔文成为了新的“日内瓦教皇”。但是这种新的文化和思维观念,却切合了当时新兴的商人阶级,并且在这种理性观念的指导下,商人为了满足更多的财富需求,逐渐发展出了更高级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5.但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今天,已经失去了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社会的文化转而变成了一切资本优先、物质优先,这是对资本主义下,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具象化和解释,资本万能的文化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是,我们要再次反思一下,社会关系是否真的能够简单还原为经济关系?资本主义绝不是历史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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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20-11-04 10:28 | 2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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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会整合”为题的探讨
主讲人:冷芳
社会分化和社会整合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并行向前的双重逻辑,不能单纯的将其置于绝对的二元对立结构。分化形成发展的动力也形成社会的“断裂”,由此带来社会问题,学者们的诸多理论或隐或显回应了时代的诉求并表达社会整合的愿望。早于涂尔干的孔德、斯宾塞已经表达了这种理论关怀,直到涂尔干才正式形成社会整合的概念。自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后,传统的集体组织全面崩溃,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正在觉醒,经济生活与城市工业成为这种意识形态成长的沃土。个人意识觉醒,社会流动增强,但新的道德形态还没有确立,社会处于道德真空的状态。因而古典时期社会学家理论的核心是寻求对现存社会秩序的解释并探索新的社会秩序。基于此,涂尔干希望重建新型的共同体——职业团体,而重构集体意识;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和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从新的维度为社会整合提供解释与重构路径;齐美尔关注现代化生活发展到极致时“理性化造成的理性主义扩张”所导致的主客观文化分离,并且聚焦于社会互动的细节,提出了现代人需要重构纯粹的“宗教整合”。
在社会整合理论的发展脉络中,一般认为涂尔干提出的概念是理论起点,涂尔干及其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都是把社会整合作为一种社会关怀,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帕森斯在结构功能主义框架中提出了社会整合理论,也就是著名的AGIL理论模型,即社会行动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它由4个子系统即行为有机体系统、人格系统、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组成,尤其强调社会整合功能的满足。随着帕森斯的继承和发展使社会整合提升为一种理论范式,此后对于社会系统和社会行动的解释有了新的具体的分析模型。帕森斯之后,默顿将功能主义分析结构进行了改进和完善,使其更适合于具体的经验研究。因此帕森斯时代之后,对社会整合的分析就形成了宏观而抽象的理论探索和微观而具体的经验解释。
到后现代,随着社会的原子化倾向以及新问题的暴露,学者们对结构功能主义进行批判与继承,社会整合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以吉登斯和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社会学家们以社会具象化的二元对立呈现为出发点,分析个人与社会在时空分离基础上的互动结构和个人与国家的对立与统一,最后超越二元对立,落脚于交互行为的反思性监控和行动者的沟通理性。社会越发展到更高水平,对社会整合的探讨越聚焦于具体的领域与对象,比如城乡二元结构、农民工的边缘化、青少年失范行为等。
1.职业团体的时代性
社会整合的精神基础:集体意识;结构性基础:社会分工;现代性困境;法人团体的现代困境(科层制)
社会整合的基础:集体意识  涂尔干将集体意识定义为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总和,构成了他们自身明确的生活体系。在没有外来冲击的封闭社会,传统力量得到强调,个人沿袭传统的生活方式与意识形态,形成从属于集体社会的价值认同。作为社会秩序的集体意识对个人具有约束作用,个体的行为不能突破公共权威,一旦产生触犯集体权威的行为,就会形成公愤(共同意识受到伤害)并受到惩罚。在这个意义上犯罪的含义就是本质上对立于强烈而又明确的共同意识的行为,惩罚或者说刑法的作用在于维护这种相似性产生的社会凝聚力。
社会整合的结构与社会分工 传统社会里集体意识影响面广,社会团结表现为由相似性所致的机械团结,集体意识是其基础。由于集体意识的权威大多是由传统权威造成,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集体意识逐渐形成非确定性,因此维持机械团结的“集体意识”不适应现代社会结构的需要而趋于消解,个体的异质性也随之得到凸显。分工在使个体获得高度独立的同时却又使之相互依赖,由此形成了现代社会的有机团结。分工引入契约,增长个体的权利观,使社会关系产生质的差别。
社会整合的途径:职业共同体  个体的异质性使得社会共识很难达成,经济生活也必将成为个体生活的主要领域,因此惟有个体所从属的职业群体才会形成对个体行为的有效约束,且职业群体又与经济生活密切相关。并且传统的同业公会和法团也必将转变成界限明确的、有组织的团体。这种专业性的地方分权,可以增加共同生活的中心而又不破坏国家统一,每一个中心只是某种特殊和有限活动的中心,所以彼此不可分开,而且个人可以依附于这些中心而不会削弱与整体的关系,因此无论是对分工趋势的适应还是对社会自杀率的遏制,都是可行的选择。在涂尔干看来,当时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一方面是政治,另一方面是以经济为主的社会交往,政治社会作为一个复合群体,其中包括像法院、军队、教会这样的专业组织和众多意识的个人,政治失序的根源在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缺少缓冲地带或次级组织,经济生活失序是交往群体缺乏道德共识和联系纽带,能同时具有这两方面的整合作用的涂尔干认为是职业共同体,并且他认为职业共同体甚至能成为未来的政治代表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基础。
现代社会的困境 社会学这门学科本来就是关注社会形形色色的问题,社会学家对于社会问题永远保持敏感性,现代性的困境是经久不衰的话题,是许多理论与分析的时代背景。从价值取向上来看,贝克认为现代化的根本症结源于工具理性盛行而价值理性衰竭,现代社会的人及其思想和行为被利益至上、物质至上的观念所左右。从集体意识来看,现代社会网络四通八达,人们接受多元信息,社会尤其是网络社会本身就是巨大的舆论场,舆论场中个体的惯习能形成集体的力量是经由群体心理的整合而成,因为许多人是肤浅的、从众的,所以个体意识被集体意识裹挟,集体意识被利益集团操纵。现代社会个人性格得到突出强调,社会流动迅速,社会文化更新速度快,但是相对于涂尔干时代的道德真空状态,现代社会道德界限和社会秩序不容置疑。所以通过职业团体重构集体意识在当代来看有其积极意义,但也有不足之处。
现代社会是个职业社会,对大多数人来讲,职业生活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更大的民族国家意识和政治取向内化而难以外显,或者说与日常生活还比较远;强调更小的个人价值取向和个人道德,对于社会整合的探讨又不够丰富,因为社会整合必然建立在个体与他者交往之中,建立在社会互动之中。所以涂尔干提出的职业团体的确是很巧妙的社会构成部分。职业伦理是社会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当社会生活领域更加专业化和职业化时,从家政、教育、政治参与到养老甚至丧葬,人与人的关系被雇佣和利益联结,因此职业伦理的确立相当于交往中的契约和界限,有利于达成和谐状态,减少矛盾。对职业文化的强调也是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必要方式,每个职员都是社会系统中的一颗螺丝钉,个人价值往往在职业领域得以最完整的体现。最后,在个体化的社会里,除了家庭和同伴群体,我们很难找到更高层次的归属感,但是职业作为新时代主要身份的象征,可以通过密切的交往和合作形成同质化的价值认同,在更高层次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统一也具有更强的道德约束意义。
但是另一方面,随着职业文化向纵深方向发展,职业共同体的边界是否越来越封闭呢?一旦强调专业化,就意味着强调专业对口,强调文凭和证书,形成职业壁垒。而在教育阶段,阶层和文凭是绕不过去的主题,这也意味着阶层优势、学校优势和社会优势之间永远是一体化的。当然了职业边界的强化需要辩证来看,毕竟专业化的发展方向是正向的趋势,职业准入机制也有利于经过筛选的人具有更强的职业认同。让我们继续延伸职业认同,在职业群体间是否存在一条“职业鄙视链”,也就是说职业的外在符号认同,所谓体面的工作,往往与体制、财富、社会地位挂钩,而职业内在的意义和社会价值被排挤出认同标准,对于教育阶段专业的选择产生导向作用,也强化了社会的负面等级文化。最后,回归到职业共同体本身,与专业化、制度化相伴生的是共同体的科层结构。在科层结构中,所有职员的行为都要受制于一套共同承认的原则。韦伯对科层组织的分析是权威性的,在这个体系里包含着程序、规章、技术效率、理性化等因素。科层化的升级意味着个体与生产工具之间的社会关系的更高强度的制约,也意味着对个人化关系和非理性考虑的摒弃,形成内部的压力与紧张。韦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预言了官僚制“铁的牢笼”以及科层制纪律对人的压迫,默顿对科层组织的负面功能也有更具体的探讨,总而言之,科层制的僵化与现代社会的多变性难免产生不协调,杜威“职业性精神变态”描述的是职业角色对个人人格的侵占,科层制反复灌输的压力最终把本来只是当作手段的服从规章转化为最终目的,而在科层组织里,虽然具有集体精神,但首要的依旧是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涂尔干认为将个体维系于集体的关键在于社会情感和集体期望,当社会情感本身就淡漠,集体情感也充满竞争和利益冲突时,哪里还有喘息的余地?想想我们的社会现状,职业倦怠几乎成为常态,源自于情绪耗竭、人情冷淡和自我效能感降低。不过在多元化社会,社会整合的方式本身也是多层次的,职业共同体依旧是很重要的一种。
2.结构功能主义及其方法论问题
帕森斯认为社会只有满足四个基本需求才能发挥其基本功能,从比较宏观的层面进行系统理论建构,默顿进而提出中层理论,并且围绕范围有限的社会现象,从社会结构的某一部分入手,分析对社会整体的促进或损害功能,本次交流选取与社会整合紧密相关的宗教与社会失范问题进行讨论。(帕森斯作为结构功能主义的开创者,对社会整合的系统论述具有极大的理论代表性,但很遗憾我还没补完帕森斯的经典阅读,期待大家积极补充)。
2.1 宗教与社会整合
一般的研究中,都注意到宗教的积极社会功能——信仰和仪式在文化归属和日常生活中起到社会整合的作用。在涂尔干看来,原始社会以图腾为本质的部落构成了集体认同的基础动力首先对应着一种特定的情感态度,宗教的信仰就是集体的共同信仰,集体通过这种共同意识形成了道德共同体即教会。宗教作为一种道德力量转达的是集体意识作用于个体意识的方式,强化了社会个体对社会的依附关系,作为宗教生活的仪式,是为维护信仰的生命力服务的,使集体意识最本质的要素得到复苏。涂尔干的宗教思想与社会集体意识是表里的关系,是促进社会整合的纽带。西美尔关于宗教本质主要集中在“信仰”和“整合性”上,但是与涂尔干不同,不是从宗教与世俗二元对立出发,而是认为宗教起源于人与人交往中纯粹精神层面的相互过程中奠定的基调,每种相互关系都具有或多或少的宗教性。这种宗教性自发形成,又反过来影响人际关系。宗教性的形式融汇于社会关系中,个体对上帝的依附感就像个体对社会共同体的依附感。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宗教性与社会关系具有一定的形式与内容的特征。西美尔提出的信仰不是人与上帝的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所谓的追随与顺从也不是权威的支配,而是基于信仰的观念。宗教关系建立在忠诚与信任基础上的社会关系,这种情感是维系社会的纽带之一。因此西美尔所说的“宗教整合性是社会整合性的绝对形式”,与社会生活的集体整合性相比,更为纯粹和彻底。涂尔干和西美尔最后的共同关注是现代人抛弃了宗教,因而也抛弃了维系社会集体意识的纽带,涂尔干希望用职业团体重构集体意识,西美尔希望寻找生命的内在形式所规定的“宗教性”来摆脱现代性危机,并且提出“宗教性”与“宗教”的区别,前者是形式上的表现,后者是个体生命内在的意义追寻。
对中国本土文化中宗教的整合功能的集大成者是杨庆堃,探讨的前提是从功能主义出发,将中国儒学视为宗教,也提出了“制度性宗教”与“分散性宗教”的划分类型,回应了宗教研究中对于“中国有没有宗教”“儒学是不是宗教”等问题的争论。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是原始宗教,表现形态为“天命观”,其整合功能表现在农耕领域的自然崇拜和人民对自身生活状态寻求解释的最佳途径,更重要的是,这种宗教观是皇权统治中以神明授意的方式来统摄世人的最佳工具。在这个体系里,自上而下呈现出对秩序的归属和富足生活的愿望。其二是祖先崇拜,用以对付家庭群体中由于近亲死亡而带来的情感崩溃和社群瓦解状况发生的一种策略。中国传统社会重视埋葬仪式和祭祀仪式,以此达到凝聚家族与重振家庭地位的作用。无论是对亡者灵魂的安顿。还是儒学中理性的理念,祖先崇拜总是存在一种强有力的情感源泉,为了强化血缘价值观和家庭的关系纽带。
探讨宗教与社会整合,一般从功能主义出发,我们可能很容易接受宗教促进社会整合的观点,但往往会忽视这一机制的前提条件或限定范围。默顿认为这种想当然的功能分析是建立在社会功能一体的假设、普遍功能主义假设和必然性的假设。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假设所有社会都是完全整合的,重点在于整合程度之分的事实,而且从涂尔干、齐美尔到杨庆堃,依据的都是原始社会和低文明程度的社会,与我们所处的高文明社会结构有相当大差别;另外宗教在多民族多信仰地区如何实现更大程度的整合呢?或许反而会出现宗教冲突。因此一种功能分析理论必须明确一定社会功能依托的社会单位,并且必须承认文化事项的多种后果,既有正功能也有负功能。那我们也就不能直接预设宗教对社会整合具有正向作用或者说不可替代的作用,否则就产生功能选择的概念。换句话说,我们在探讨社会整合的主题,从为什么要进行社会整合和如何进行社会整合出发,很容易陷入拿经验去填充理论的误区,这会导致我们遗失掉社会经验事实的多面性和丰富性。
2.2社会整合与失范
社会失范最早由涂尔干提出,社会分工不当会引起社会失范,默顿修正和补充了失范理论,认为社会失范与社会结构紧密相关,由此解释了社会越轨行为。
涂尔干认为分工当中,产生的矛盾和冲突会使社会团结受到威胁,个体主义产生分解作用,而在这其中又缺乏合适的规范来对集体意识进行约束和重塑。另一方面,过强的规范和约束也会压制主体性,个体没有自由的发展空间,缺乏归属感,甚至与集体呈现消极对抗的状态。最后是个体的能力没有得到完全发挥,人与人之间缺少合作,没有形成有机统一体。社会失范必然不利于社会整合。默顿对失范的定义是对追求文化目标的强调但在制度化程序上缺乏社会规范的约束。比如美国文化中对占主导地位的成功目标的强调与对实现这些目标而要采取的制度化程序的强调日益分离,非技术劳动与相应的低收入者的地位在现有的价值标准下是不能与有组织的罪恶、欺骗和犯罪所带来的高收入和权力前景相竞争的。也就是说,社会倡导金钱成功这一文化价值,但通往这一目标的适当途径受到阶级结构的限制,只能借助于越轨行为。所以越轨行为是在文化重心和社会结构两者的结合中产生。除了对目标的强调之外,我们要考虑到社会结构的其他方面,当某一部分人的成功目标被置于其他一切目标之上,而对社会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来说,达成目标的得到认可的途径却被限制死了,所以大规模越轨行为产生。文化的目标和手段越背离,不道德的智慧就越盛行,被限制的往往是处于社会下层阶级的人,所以在刻板印象里,贫民窟里的人有更高的越轨频率,这实际上是阶层固化状态下底层的人拥有更小的话语权并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负面评价。
涂尔干已经阐明,失范概念研究的是社会和文化结构的性质,而非面对该结构的个体所具有的性质。默顿的失范理论从社会学角度看,包括文化结构和社会结构,当文化规范和目标与社会结构赋予此群体成员实现这些目标的能力严重脱节时就产生失范行为。如果把失范行为与社会整合结合起来,从表象来看,对目标的极端强调削弱了方法的规范约束能力,即非道德化过程。但实际上,失范并不一定不受阻碍地发展下去,对成功的不同界定或许使每个人都能达到文化价值目标。默顿也强调,与群体占优势的规范相背离的行为,并不都意味着群体的基本价值观和适应力失去作用,对规范的适应方式可能会形成更具有效率的行为模式。最重要的是,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机构和文化目标发生根本的变化。从社会整合角度看,就包含在社会控制底线范围内对一些越轨行为的吸纳和合理化,对社会文化目标所包含价值的引导,对社会机会平等和利益分配合理的追求。另外,从方法论看,结构功能主义侧重对社会系统的制度性结构进行功能分析,而失范理论和越轨行为在我们的具体运用过程中往往聚焦到个体的心理冲动上,默顿的这种分析范式对于实际的社会整合问题的解决具有明显指导功能。
3.民族国家文化认同与社会整合
20世纪中期以来,社会呈现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格局多元化,尤其在冷战结束以后,新兴的多元文明为世界政治格局提供新的解释框架。随着经济上的交融,新的国际政治关系诞生,对民族国家主权形成巨大压力。对此,哈贝马斯对民族国家及其合法化危机为出发点,展开现代社会民族国家认同及社会整合的分析。简而言之,哈贝马斯强调交往领域、公共领域和民族国家领域三个层次的社会整合,并且不是互相独立的。在交往行动理论中提出主体间的交往理性,以生活世界合理化为准则实现社会集体认同。当交往理性被现代性中的工具理性消解时,传统的民族国家认同及社会整合的基础崩塌,哈贝马斯认为应该构建起社会公认的价值和法律规范作为承担集体认同的载体,集体认同的文化基础包括民族认同和公民认同,前者是价值归属的基础,后者是公民团结的基础。所以后民族结构中,哈贝马斯希望建构宪法爱国主义来超越民族主义,同时重构全球化的公共领域,构建国际性的政治统一体和超国家的政治机制。哈贝马斯在新的合法化的基础上提供的社会一体化形式是在接受多元差异,在道德价值认同上具有包容性基础的社会整合。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里提出的“文明的冲突”模式满足了新兴的多元文明和多极政治格局下对世界政治的理解,也就是说文化因素以及文化认同正成为新的理论框架。这是在冷战结束后对世界政治的研究框架的探索与更新,文明的冲突与文化的认同必然导致新的竞争、敌对或者友好合作,取代之前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的认同的是新的部落、种族集团、宗教集团、民族以及更大范围上的文明的认同,因此也就出现了像欧盟这样的组织,而现在我们常说的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尤其冷战后,文化既是分裂的力量又是整合的力量。到了20世纪,西方的力量相对于其他文明来说是处于衰落的过程。由西方意识形态主宰的时代已经结束,正在跨入一个多种不同文明相互影响、相互竞争、和平共处、相互适应的时代。“文化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权力的分布”,在非西方社会权力日益增长的时代,形成了多权力中心,其基础则建立在地域、宗教等文化认同上,其中典型的是亚洲的文化复兴和伊斯兰复兴运动。
在多极格局下,全球政治的文化重构形成新的对抗和联盟关系,具有相似的文化和相同的文明的国家集团结合成政治或经济联盟,像北约、欧盟和亚洲的东盟,其特征是成员国拥有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认同,新世界的文化样式对贸易样式起决定影响。文化认同与同盟有其核心和秩序,核心国家能够行使维持秩序功能是因为成员国把它看作文化亲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关系网”就为大中华共荣圈的形成提供丰富的途径。文化的同心圆模式在战争上也表现为“认同战争”——从过渡战争到断层线战争,文化认同越来越成为战争的起源和动力。断层线战争是作为更大的文化实体的一部分集团之间进行的战争,以往多重的、随意的认同在战争中得以集中和强化。
但是民族国家在转型过程中,一方面经历传统价值基础的崩塌,另一方面受到全球化的冲击,所以在痛苦的转型期一定会强化自己的民族认同,而在经济利益成为最主要发展动力时,原本发展就不平衡的各国会产生排斥、打压等负面的民族主义情绪。但全球化趋势势不可挡,政治经济共同体也成为主要发展方向,这意味着在正在来临的时代,文国际社会整合的趋势必将是民族主义与全球一体化之间的互动,形成一个以文化认同——种族、民族、宗教、文明的认同为中心,按文化的相似和差异来塑造联盟、对抗关系和国家政策的世界。国际政治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强调在最广泛意义上的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形成国际社会整合的新态势。

评论人:周思聪
主讲人按照古典、过渡及后现代的时间逻辑,系统的梳理了社会整合的相关理论,我们可以看出社会整合这一主题在不同的时间段所表现出的不同的特征,从宏观层面到中观层面再到微观层面,可以发现,社会整合的对象逐渐从社会的大视角向个人这一小视角转变,研究的相关问题也从抽象逐渐转变至具体的问题。
在我看来社会整合主要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探讨:道德、宗教、教育与法律。(受限于我阅读的书目,目前整理的就是这些部分,大家也可以广泛补充、批评指正。)
一、道德
涂尔干:
集体意识真正构成了道德生活的神圣性,其必然地来自它所依赖的社会,同时也是理性信仰与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