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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雨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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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为读书论坛(更新第一期)

四为读书论坛·第一期
主题:经济与文化
时间:2020年6月25日 下午三点
地点:N2106
主持人:吴雨霞

经济与文化是社会系统中两大重要元素。经济是人们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一切物质精神资料的总称;而文化则是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人类精神活动及其产物。
经济与文化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话题。在马克思的思想中,经济是社会的基础性因素,经济决定了包括文化在内的上层建筑的性质。例如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传统农耕社会,封建、保守、落后的文化占据主流地位;自18世纪西方开始工业革命,人类的生产力发生巨大变革,这种变化也推动了西方理性、科学的现代精神的勃发。但韦伯则持有一种与经济决定论的相反的观点。在韦伯看来,经济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更不是决定性因素。在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中,韦伯探讨了宗教观念对经济的影响。他认为,资本主义成分并不足以实现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要有资本主义精神才可以。经历过宗教改革之后的清教精神有着与资本主义精神相似的内核,从而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在西欧的发展。
对于经济与文化,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杜浩:韦伯的著作中就有提到新教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主要从三点进行概括,新教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西欧的传统是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新教文化相反,它是对资本主义经济是有力的。经济发展倡导一种自由自主的主张,享乐被认为是一种有罪的行为。而新教伦理的精神内核中的艰苦劳动,逐利竞争,被认为是对上帝表示虔诚的新的方式。因此,新教徒们节俭、克制、努力工作,进而得到了经济上道德回报。随后,他们又进行新的一轮的投资,并把这种行为视为天职。最后,为什么在其他地区没有出现资本主义,韦伯也提到了,世界上其他区域的宗教是反商业的。例如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虽然不是宗教,但是在其范围之内,它的文化导向、政治制度都是与理性文明相悖的,而理性正是商业得以发展的一种重要的观念性因素。

刘妍:韦伯从新教的天职观、进取精神、禁欲主义等方面来论述了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而在马克思的学说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促进了宗教改革,从而使得新教的伦理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韦伯忽略了宗教改革以后新教伦理产生的根源,并夸大了精神的能动作用。再者,经济发展的推动因素是多方面的,韦伯仅从宗教的角度上进行分析,难免过于偏颇。

赵祖远:新教伦理从何而来?追根溯源的工作是一项必要的工作。

冷芳:宗教精神的起源难以追溯。但讨论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亚当斯密的制度分析框架或许可以拿来一用。亚当斯密指明了教师、政治领导阶级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而宗教与经济的关系,可以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领域内进行分析:在古代社会,宗教可以说是一个完全统领的地位,它统治着所有的社会生活,也统治了经济;在中世纪时期,宗教权力,也就是神权与君主的权力互相争夺,大部分时期神权是凌驾于君权之上的,此时宗教对经济有着极大的影响;而到了宗教改革之后,宗教权力被弱化,宗教只能主动地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韦伯的分析,是从信徒的行为动机层面动手,他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唯宗教主义论者,而是主张一种因果解释论。但是他在对中国的宗教的分析中,又把儒家学说列为一种宗教,但是儒学是否是一种宗教,仍需讨论。

史凯:经济与文化之间存在相关关系,这点是毋庸置疑的,但何者是因?何者是果?马克思有一个经典的论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分析东西方文明差异背后的经济性因素,可以进一步阐释马克思的这个观点。中国自古就是一种农耕文明,农民时代不离开土地。在这种农业耕种的基础上,形成了以血缘、家族为主导的人际关系,辈分是中国人主要的伦理。因此中国的文化也可以说是一种血缘文化,讲究的是情感,亲情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人就是人情至上,例如中国的社会治理,一直都是讲究“情理法”,“情”是处于道理、法律之前的。而中国社会对人的期望,也是要一个人有情有义,无情无义则是“禽兽”。西方以希腊为例。希腊是一个小岛,土地贫瘠,适宜生产的作物只有橄榄和葡萄,这远不能满足人口生存的需要。因此,古希腊人就必须与周围的国家进行交换,交换的需求就推动了其航海、商业的发展,再进一步,人口的迁徙导致其流动性增强。由此希腊形成的是一种地缘文化。而为了保障商业的进行,希腊人采用了签订契约的方式,所有一切都按照契约行事,因此西方文明也可以称作契约文明。契约在其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体现,包括宗教,宗教里就有人神订约的说法。契约文明也带来了不同的社会期望——自由。为了保证契约的有效性,在签约之前,必须保证签约的个体是独立自由的,自由人就成为了契约的前提。

杨轩宇:不认同经济与文化的决定性关系,这二者是两个独立的元素,都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因素。以齐美尔的货币哲学的观点来看,货币经济的发展消解了传统的文化,重塑了社会交往的方式;而在消费社会里,文化作为一种符号,被赋予一种符号性的价值,从而实现经济上的增值。

康菲菲:与其说是某种特殊精神推动经济的发展,不如说是传统和现代的断裂所产生的某种张力推动了发展。西方社会从中世纪向现代的发展过程中,宗教一直在被削弱,宗教的弱化使得人得以挣脱传统的束缚。但与此同时,经济与精神的矛盾也来源于这二者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在齐美尔关于时尚的哲学的分析中也谈到了这一点,上层成为下层追逐的对象,一旦上层的时尚在下层普及的时候,这种时尚就变成过时的东西并被上层丢弃,同时上层又会重新流行另一种时尚。

潘正刚:在韦伯的语境中,是基督徒的勤奋,节俭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在桑巴特的语境中,犹太人的贪婪则是主要的动力因素。而基督教和犹太教有着极深的渊源,几乎可以是同一批人,那么可不可以说是同一批人的矛盾精神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呢?另外,宗教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事物,再去追根溯源是一种不必要的工作。

赵祖远:经济与文化具有一种亲和性,在不同的范式中,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结论。与其说它们二者是相互影响的,倒不如说他们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动力因素,共同作于与第三个因素。在帕森斯的AGIL模型中,经济与文化都是作为这个模型中的重要部分,分别承担了不同的功能。例如文化就具有一种社会整合、再生产以及价值观引导的功能。而在后现代理论中,后现代社会被认为是一个消费社会,在消费社会里,文化被经济消解,也因此有了文化无意义的说法。但是最近在看哈贝马斯的著作,哈贝马斯提出要见了一个世界共同体,文化则可以作为世界共同体的弥合剂,消费文化或许就是这个弥合剂。

任雨薇:溯源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布迪厄曾说过要揭露平常之事的不平常之处,也要将不平常之事变得不平常,那么追根溯源的工作就十分具有意义了。在布迪厄的分析里,文化教育是阶层再生产的工具,使得阶层的代际传递具有了制度合法性,精英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都被掩盖在文化资本的外衣之下。对于底层而言,他们要么开辟出新的领域,要么在现有的教育制度中努力学习。最后难免出现阶层固化的现象。媒体对于寒门贵子的报道,正是因为其稀少而倍显珍贵。但是,阶层固化是一个社会必然出现的吗?

周思聪:经济与文化可以进一步理解,也就是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文化变成一种暴力符号而被占有,由此有了统治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区别。文化符号的占有,往往是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等资本之间互构和耦合的结果,也由此出现了“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科林斯关于制度对于教育的影响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陈子晗:在婚姻关系中有一种“倒插门”的现象,就是上门女婿。“嫁”“娶”的行为动词具有中性的意义,婚姻关系本质是一种经济性关系,谁掌握生产资料,谁就掌握了优先权和主导权。另外,教育层面上,文化资本成为了代际生产的工具,教育本身被变成了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等资本和权力互相争夺的场,教育变成了阶层划分的一个中介工具,仅靠制度是无法改变这种现状的。

刘子扬:人类的性别分工是社会性的不是生理性的。以蜜蜂为例,一个蜂巢里的蜂后如果死亡,那么这群蜜蜂就会退化,但是人类不想蜜蜂,不会因为目标被剥夺而退化,而是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制度。韦伯所提的禁欲主义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只不过是以尝试性的解释,并不是一个实证分析,不必太过较真。再者,并不是整个新教伦理体系都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起到推动作用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而马克思建构的共产主义社会,不过是一个共同体的乌托邦。一个共同体的进步,必然有其内源动力或外部推力,要么是内部的自我改革,要么是外部的矛盾和冲突。

魏晓丽:以二战后德、日的社会发展历程可以看到,文化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德国、日本作为战败国,主要推动了教育的普及,提高了人口的素质,用布迪厄的话语来说,就是增加了整个国家的文化资本。

肖万萍:文化与经济是并列的,可相互转换的因素。在布迪厄的分析中,教育使得不平等关系具有了合法性,文化资本掩盖了其自身源于经济资本的事实,并使其制度化、合法化。

韦力: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因素。以农村为例,大部分农民依旧面临经济困境,生计问题是最主要的问题。文化的建设完全受制于经济现状。但是文化可能会反过来促进经济发展。以袁家村为例,他们就实现了农民共富。这就是经济与文化相辅相成的结果。

罗茜:在中国当下的社会中,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表现出一种城乡二元的断裂性。城市经济繁荣,文化也带有现代性的特质。而农村经济落后,其文化也表现出传统、保守的一面。

郑轲:中国传统文化给经济发展带来的是消极的影响。传统的小农经济,使得劳动分工是在家庭内部实现的,对于家庭内部其成员是可以相互信任的。但是也由此带来了人的短视、只顾眼前利益、缺乏风险意识的一面,在社会的整体上也缺乏信任,保守的文化惯性也使得人的观念缺乏风险性。

吴楠:经济与文化是相互影响的。性别、教育、阶层固化等不平等的话题被提起,必然是感受到不平等的人所提的。认识到了不公平,但如何衡量公平的标准?公平并不是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准,绝对的公平又是不可能的。

蒋晓雨:传统儒家思想中就有义利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荀子也提到过道义与利益的关系。在现代社会,文化产业既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也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可见经济与文化二者是可以结合的,经济可以帮助文化繁荣,文化可以帮助获取经济收益。在劝酒话发展的当下,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发展观念作为导向,其背后也是受到不同的文化的影响。

张天舒:文化会使得发展的局面变得不同。现如今,文化渗透到各个方面,文化的经济效益也被挖掘出来。对于民族文化而言,文化产业及帮助少数民族获得经济利益,也弘扬了其少数民族的文化特色。对国家而言,文化也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王煊:中国的传统文化压制、消解了经济。在传统社会中,经济并不是主流的追求。士农工商,对于个体而言,经商只是一种生计手段,商人有了经济积累之后,他们都会买地囤田,让子孙后代接受教育,走上仕途。经济变成了文化的踏板。但在现代,文化知识经济的拐杖,对于大部分而言,接受教育的根本还是在社会中谋得工作,实现经济性目标。

张韩冬:经济对个体个性表达、人生观的取向都有影响。货币使人具有了更多的表现形式,影响了人的价值观念的选择。货币经济的发展还使得异化现象出现。

李垚:不同的经济基础形式必然导致不同的文化制度形式。中国的农耕文明,使得农民稳定、并固定在一个地方,几乎看不到人口的流动。而在西方,游牧式的经济基础,带来的是人口的不断流动和迁徙。因此,中国的文化是平和的,稳定的,西方的文化是扩张掠夺性的。

刘喜真:文化本来是无性别之分的。在男性取得社会的主导地位之后,才创造了男性的文化。齐美尔认为,女性要实现平等的社会地位,需要从男性文化之外,创造出女性特有的文化。消费文化、货币经济使得人变得理性、计算性,从而改变了社会交往的形式。
张超:不同的场各有其独特的文化。国家有民族文化,企业有企业文化,读书会有读书会的文化。以企业文化为例,不同的企业其企业文化也是不同的。但是企业文化对一个企业而言十分重要。企业文化可以促进几页组织的发展,它虽然是一种看不见的东西,但却可以创造出惊人的效果,为企业带来更大的效益,这可能是再多的经济投入都无法比拟的。

汪子策:
一、文化
要讨论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就必须要给两者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是相较于经济,“文化”的概念未免过于宽泛,因此不妨列出几个例子进行追根溯源,然后思考是否适合所有的文化产物。在西方,最典型的文化产物就是宗教了。宗教究竟是什么,马克思认为是支配着人大脑的一种虚幻观点,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人民的鸦片;但是这只是一种现状分析,而不是原因分析。韦伯同样也是如此,无论是《新教》还是《儒教》,只能看到对现有宗教特征和对世俗的影响,都寻觅不到“宗教起源”这个问题。但是在涂尔干和齐美尔中却有所提及: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认为宗教的本质是社会,人们无时无刻不受到社会的制约却又无法意识到这种制约,因而借助宗教来理解世界;齐美尔在《宗教社会学》里认为宗教起源于人们一种对于未知渴求,希望树立一个“神”来帮助自己理解社会,是人们感情的一部分,并且在宗教的仪式和宗教中人与人的关系里得到慰藉。所以总的来看,宗教源于人们一种对世界认识的需求,以及关于世界的整体看法。这里的世界当然并不仅仅是自然,更多的是人类社会;因为对于原始人而言,他们并不能理解自然科学的奥秘,更多的是视为一种理所当然;就像我们将吃饭视为理所当然一样。只有社会,以及社会关系会给我们带来齐美尔所说的各种感情,并且会使我们产生对看不见的个体意识、社会和社会关系的认识和探求。同样的,无论是法律和艺术,也被人认为是典型的文化。而法律的核心“法益”,也是一种对人与人关系的认识和解释,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客观的社会关系,就不存在所谓的“人的权利”,也就没有应该保护的“法益”。因而我们可以认为,文化产生于人对于个体意识对客观的社会和社会关系认识和解释的需求。
二、经济
经济是人类创造价值、转换和实现的过程。这个定义同样过于宽泛,我们依旧要追根溯源探讨一下,经济到底源自于哪里?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目标在于: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供给和需求,是经济学最为核心的内容,也就是说,经济源起与人类之间的物物交换。这种交换在于人一定具有自己无法满足的需求,没有需求就没有交换,也就没有经济。但是需求产生的交换有很多,比如恋爱就是一种典型的感情交换,但不属于经济;但是如果有人用货币购买感情,比如心理咨询等服务业,这就是一种经济行为。很显然,经济虽然产生与人的需求交换,但是只有货币参与的需求交换才是货币。尽管马克思对此表示否认,这是源于不同的货币观:马克思的货币是价值货币,感情和服务不能创造出劳动价值,因而不能列入生产,因而不属于经济,只有在国家根据社会需求,在计划下进行的生产和调配才属于经济;但是经济学者关注的在于生产和消费。也就是说,退一步来说,就算服务业产生不了价值,但是服务业收取了货币,并用货币能够购买新的劳动力产品,生产力就有扩大的可能,就能生产出更多的物品,因而服务业必然是属于经济。加入我们抛开马克思理论和计划经济理论,来探讨现在普遍的经济观念,我们就会发现,经济源于一种以货币为载体的需求交换。从本质上来说,经济就是一种客观的人与人之间交换关系。
三、二者的联系
现在回过头来,我们就会明晰很多:为什么经济和文化总是相伴相生,难以分离?因为他们的产生都离不开两个关键:1.人有自主追求需求的能力。2.人在这种需求下能够在互动中形成客观的社会和社会关系。离开了这两点,人就是纯粹的动物,或者原始部落,也就不存在所谓的经济和文化。而如此一来,马克思那句经典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队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就没有逻辑上的无法理解了。因此,我们可以总结出一条完整的逻辑链:1.无论是哪种经济观,经济都能创造出各种物质财富,而物质财富是人类最根本、最重要的需求。如果是西方的经济观念,经济可以满足人的一切需求,包括感情(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异化”,以及齐美尔所说的手段成为目的)。2.经济关系,是最有效率的交换关系,也是人们身边最主要的人际关系。经济越发达、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也就越复杂,为了适应这些复杂的关系,就会产生出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可以说,经济是社会发展和社会关系发展的重要动力。3.文化是对客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认识和解释。而伴随着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经济本身已经成为社会中每个成员都无法绕开的客观事实,另一方面随着齐美尔所说的货币能够实现的目标越来越大,文化中的经济比重也越来越大。从早期的自然崇拜,逐渐到中世纪的忠诚于田园,到现代无所不包的经济文化,这背后的逻辑是经济在生活中,对社会关系的全面侵蚀,这也是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殖民化”。4.但是我们再回到最开始对二者的定义,我们会发现经济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覆盖,取决于经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人的需求。很显然,人的需求并不是只靠经济活动才能满足,文化活动同样能够给人带来相当的满足和认识。而文化活动尽管来源于社会关系和结构,但是人的能动性同样能够使人在一定的文化中,创造出新的结构和关系。这种结构和关系势必会造成经济关系的转变。
四、具象化
为了具象化说明这二者的关系,我们不妨以韦伯的宗教理论,尤其是《新教伦理》为分析对象:1.在早期的奴隶制和封建制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一种依附关系,强调被压迫者对压迫着的绝对忠诚和服从。基于这种认识,以及为了混淆被压迫者的认知,宗教往往强调绝对的秩序和因果观念,如天主教就强调“天堂”,儒教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中世纪的艺术也往往歌颂的是统治者的美德和被统治者的忠诚。2.但是,伴随着中世纪激烈的城邦竞争和商业发展,经济迅速发展,新的商业结构如借代、保险得以出现,新的社会关系如分工、对等也应运而生,新的阶级——市民阶级得以发展。市民阶级在掌握了大量的财富以后,旧有的文化观念已经不再适合新阶级的需求。3.因而,最初开始宗教改革的路德宗就一反,只有天主教会才能救赎(既教会将解释权抓在自己手里,从而攫取更多的权力),每个人都可以自我解释,自我救赎,这种文化是对当时商业强调自由竞争、公平平等的反映。4.而加尔文教在路德宗的基础上,开创了新的社会关系和思想。因为路德宗并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教义和仪式,加尔文教却相反,拥有严谨的教义、严格的仪式、并且对违反的人处以极刑,加尔文成为了新的“日内瓦教皇”。但是这种新的文化和思维观念,却切合了当时新兴的商人阶级,并且在这种理性观念的指导下,商人为了满足更多的财富需求,逐渐发展出了更高级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5.但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今天,已经失去了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社会的文化转而变成了一切资本优先、物质优先,这是对资本主义下,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具象化和解释,资本万能的文化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是,我们要再次反思一下,社会关系是否真的能够简单还原为经济关系?资本主义绝不是历史的终结。
[ 此贴被吴雨霞在2020-07-01 09:34重新编辑 ]
Posted: 2020-06-27 11:42 | [楼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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