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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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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一晗的读书报告2(更新至2018.10.8)


2018.8.25—2018.10.7

书单:

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
戈夫曼《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
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戈夫曼《日常接触》;
福柯《主体解释学》;
布迪厄《关于电视》;
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生成的结构》;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

内容:

社会学的元问题

    这个月想给社会学来一个大总结,想到过很多切入点去进行贯通,但无论是什么视角维度、何种层次概念,都始终都绕不过对元问题的解答,那不如干脆就以此为中心概念好好梳理一番。
    社会学的元问题,简单来说就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它之所以重要且之所以是元问题的原因我认为有两个层面,一方面,它是社会学理论层面的核心问题。首先其本身就蕴含了一个根本性本体论的问题,即个人与社会谁才是更本原的问题,也就是意识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关于本体论哲学因果必然性的思维方式虽然不是社会学要所追寻的却影响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走向,所以社会学在产生之初其认识论上就要回答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分野问题,而方法论就需要面对绝对层面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对立,相对层面上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对立,但是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才构成了社会学理论展开的基础,使理论视野、设问形式、概念、范式、话语、理论解释框架等重要传统的积累和承续成为可能。而另一方面,它是社会学实践层面的基本问题——现代性的宏大过程赋予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时空意涵,二者的斗争过程使这一关系的“问题性”凸显出来,这样的历史过程形成了社会学理论元问题与实践基本问题的重合。这种重合表现出来了社会学理论的一个独特之处,即知识理论与常识经验的关系始终是难以完全割裂的,这也是社会学家们对社会学专业性问题的回应和解答。
    有意思的是,社会学理论中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个过程中认识论的变化与方法论的变化虽不完全重合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同步关系,从古典到现代的过程中,我们大致可以将之分为三个阶段:建构——解构——重构,三者之间存在内部的逻辑关联性,下面进行具体分析。
一、建构:一元预设下的二元格局与宏观视角
    简单来说,一元预设就是以社会为出发点的“社会建构了人”的预设以及以个体为出发点的“个体建构了社会”的预设,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个体与社会关系的方式形成了二元对立的格局,分别以涂尔干和韦伯为代表。最初社会学是通过与自然科学的类比和对比来定义的。孔德在创立社会学伊始就强调用自然科学的方式进行社会科学研究,将社会视为客观存在物进行分析并以此为基础找到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涂尔干基于此提出了一系列社会学方法的准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用社会事实来解释社会事实,也就是把社会看作一个实在的整体,并以此观点来考察社会对个人的普遍影响去解释社会现象。这个过程可以看作由两个要点组成:首先,对某一社会事实的原因和功能的探求应该从其他社会事实中寻找;其次,通过对社会内部环境的分析来解释社会事实的原因和功能,运用共变法验证因果关系的存在。所以在讨论社会分工时他认为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是分工变化的直接原因而不是个人异质性的增长;在讨论自杀时将不同的自杀类型与不同的社会类型与道德基础进行对应而不是探讨个体的心理精神状态;在研究宗教时提出宗教是团体表征、具有促进集体意识的社会整合功能的观点,其本质在于将世界分为神圣事物和世俗事物,并将这种区隔看作社会与个人的对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涂尔干在研究方法上的实证主义立场、研究重点上的社会结构分析、研究倾向上的社会秩序情节。韦伯与涂尔干的分歧从对待自然科学的态度就已经开始,韦伯认为自然科学家感兴趣的是自然事件中那些可用抽象法则予以规定的方面,而社会科学家则希望寻求对人类行为的规律性的抽象概括,社会领域的独特性在于,人的行动由行动者赋予它一定的意义,理解行动者行动的意义是社会学的任务。换言之,韦伯将社会行动作为基本单位,首先,通过对特定行动的主观意义的直接的观察性的理解去理解发生了“什么”,其次,通过动机,即行动者赋予行动的意义而理解,寻求行动的“为什么”。他将社会学研究的重点转移到了内在动机、外在行动、社会关系、社会现象的内在逻辑上,或者说手段和目的的关系上。可以看到,涂尔干与韦伯在就这样在立场和观点上达成了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分野:涂尔干是直接以社会现象解释社会现象,要排除主观因素,根据逻辑学的方法揭示社会现象之间的客观关系,这种客观性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是独立于个人的。韦伯则认为正是人们从某种主观意向或者动机(目的)出发而产生的社会行动形成了社会现象并将各种社会现象联系在一起。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从这个角度来讲,是由人的主观意向建立起来的,所以需要理解社会行动的主观意向并以此为基础解释社会关系的发展以及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在韦伯和涂尔干在他们的一元预设下,整个社会学体系无形中建构出了一种二元对立的格局,并对后面整个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但是抛开立场分割来说,以时间角度来看,整个古典时期的社会学理论都是以一种宏大的整体视角进行的。这样评价涂尔干应该不会有什么异议,那么我们就从韦伯开始讲起,为什么韦伯也是整体的宏观视角呢,我觉得两个方面可以解释。一方面,是工具的使用上,“理想类型”的使用。从个体行动到社会结构的思路过程必然要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是什么”的准确性的问题,一个是“为什么”的可靠性问题。前者是说,我们如何保证社会学家也就是观察者准确把握了行动者的主观意图以及行为动机,这涉及到不同主体之间的意义认定问题。后者是说,在行动者复杂的心理状态中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甚至都没有被行动者本身察觉的无意识动机,我们如何把主观动机与客观行动找到可靠的解释。把这两个问题归结起来就是,如何在从主观个体出发进行研究时剔除主观随意性而把握客观性。韦伯给出的答案是不过分关注单个人的具体动机和行为,而是按照一定标准进行分类后关注一类型的行动者的共性的动机和行为,这种做法不能反映出真实社会现象的全貌,一定会与现实发生偏离,但研究者可以借助这种概念体系作为衡量现实的标准,审视现实与概念之间的差距,并对这种差距做出因果解释,韦伯的社会行动的四种类型,三种权威类型,对应的团体组织方式等等都是“理想类型”概念体系的应用。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个体的出发点通过寻找异同、分类、突出了经验事实中具有共性或规律性东西,这个典型的形式因为其概括性和抽象性已经不可避免的是整体化的结果了。另一方面,韦伯的现实关涉始终是围绕资本主义理性化进程展开的,个体行动的分析依据是从资本主义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发生学中来的,它回应的问题最终也要落到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中去。
    马克思也是运用一个宏大的整体视角,他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转和资本市场积累会将会在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中,在利润率不断下降中趋于崩溃,换个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作为一个自动运行的系统,对个体来说成了一个客观的、坚固的结构(或者说成了一种第二自然),有其自身内在的规律,这种规律性是借助合理性和可计算性的原则(即韦伯的形式理性)建立起来的,系统中的成员只能顺从和适应其规律而无法改变它;在资本主义的分工制度中,工人的劳动与他的个性相分离,变成了一种物,一种在市场上出卖的对象,人作为主体失去了对自己身体和活动的支配权。虽然后来马克思引入了实践的视角去运用辩证法赋予了主体一定的主动性,但是实践的主体不是个人,而是阶级,个体在规律的客观必然性面前必然是渺小的,推翻资产阶级及其制度,需要广大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成为历史的担纲者。接着看齐美尔的理论,虽然其庞杂又不成体系,但是综合来看还是宏观思维层次进行主导的。他通过提出并回答“社会是如何成为可能的”这一问题,确立了将社会交往的形式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基本思想,并且基于这种观念,对社会互动的形式和过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同时尝试将量化方法引入社会学,研究群体规模的大小对群体互动性质的影响,另外又通过对主观文化、客观文化和社会分化问题,尤其是货币问题的社会学分析,揭示了现代工业社会的内在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的内在“文化悲剧”。总之,在齐美尔看来,社会产生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之中,但社会一经产生,便超越了个人。
    我们可以看出,古典时期的社会学家虽然理论方法不同,但相同之处是对于社会性质的关注、对社会规律运行的研究、对整体社会问题的思考、他们站在很高层次的宏观视角进行设问和讨论对话,探求作为类的人的生存命运。但是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无论何种角度出发的一元预设的理论基础都具有片面性,而滚滚前进的历史浪潮也将跨时空的现代化的更多问题暴露在面前,特别是相对结构与个体的问题急需被解释,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学理论形成了一波新的思潮的涌动。
二、解构:二元对立的综合及中观、微观视角的出现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元问题中二元对立的格局是如何形成的——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待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态度区分上。但是,就社会学知识来说,发生两种社会学知识形态分裂的根源在于知识对象本身,从根本上说就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这才是社会学的元问题,所以社会学知识的分裂反映了历史过程中社会事实的具体性,仅仅限于从文化或知识本身进行解释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已经认识到,社会事实是二重属性的统一,这种统一是通过社会行为主体(个人和社会)的互构过程表现出来的,社会学知识的共同内容就在于个人与社会的互构过程所表现出的二重属性之统一,这是社会学知识所以能整合为一体的基础。而社会学古典时期过于宏大的层次和框架在面对更多发的现代化个体矛盾问题时难以作出解释,这就给后面的社会学家抛出了两个难题:如何从知识解释上让个人与社会形成综合;如何从宏大视角进行转向以解释较为微观的个体生活。结构功能主义、现象学派、符号互动论等不同流派都身体力行的作出了不同的理论贡献。
    首先要提到的人是帕森斯,帕森斯作出的贡献在于他把一以贯之的一元预设给打破了,最先把行动与结构的设问形式提了出来,并试图用“唯意志行动论”将个人和社会进行统一和综合。行动体系中最基本的单位称之为“单位行动”,它由四部分构成:行动主体(行动者/当事人)、目的(行动过程指向的未来事态)、处境(包含条件:指状态中行动者无法控制和改变的那些阻碍其实现目标的各种要素及手段:指环境状态中行动者可以控制和利用的那些促成其实现目标的工具性要素)、成分间的形式性关系(规范性取向的部分),任何社会行动者必须包含以上四个要素,人的行动总有目的性,而其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一定的手段和条件,同时,所有社会行动者都受一定行动规范的制约。值得注意的是,帕森斯指出,唯意志论行动理论“明确地包含着具有规范特性的成分,绝不否认条件成分和其他非规范性成分的重要作用,但是认为它们与规范性成分是相互依存的”。也就是说帕森斯构建的社会系统中,行动者之所以在一个有序的边界中彼此参照、来回活动,是因为个人在系统中共享文化价值标准,在集体中共享以得体、实用的方式行为的标准,这种标准可称之为规范。人们依照规范做出相似的行为,那么就出现了“社会规律性”,帕森斯就把这种持久且稳定的规律性称为“结构性的”。
    帕森斯从对自然科学社会学的批评,吸取了韦伯的个体主义取向的社会行动理论;由对社会科学社会学的分析,吸取了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关于整体性社会现象的客观物质型结构属性的思想和迪尔凯姆的社会事实独立于个人并具有强制性作用的集体良心或集体表象;通过对功利主义的个人主义的批判,吸取了社会化理论:社会共享价值和规范内化在人格结构中,使社会化个人在实现自己目标的过程中,也满足了社会的某种需要。可以说帕森斯形成了一次社会学知识自分裂以来最大的一次整合,但是,帕森斯理论元预设的整体主义社会观倾向,重视个人的可整合性和社会结构对个人的约束性,忽视了人对社会的能动建构作用,从而削弱了对个人的主观心智结构以及行动自主性的理解以及过于强调社会系统的均衡与和谐机制,忽略了对非均衡与冲突的讨论等,受到了激烈的批判,在后期直接导致了新的知识分化过程。
    莫顿作为结构功能主义的继承者,针对帕森斯建构的宏大抽象理论,旗帜鲜明地批评当时社会学研究中存在的追求创造一种包罗万象的总体系的渴望,没有什么能保证社会学理论能够适用于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认为理论一定要立足于经验。他提出社会学者的最终目的是清晰表述关于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一致性以及在这一结构内可操作化的人的行为及其结果的、逻辑上相互关联并为经验所证实的命题,要做的首先要基于经验研究发展社会学的中层理论而非一开始就追求提出一种一般理论。中层理论原则上应用于社会学中对经验研究的指导,介于社会系统的一般理论和对细节的详尽描述之间,是一种能适用于有限范围的特殊理论。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个体适应模式的四种类型以及正负显潜功能的理论,以及参考群体、角色从、地位从等颇多社会学术语。不管怎么说,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还是不可避免的形成了倾向结构性的力量,与此同时,始自韦伯的解释社会学传统,也在此阶段被进一步发展了,并囊括了符号互动论、现象学社会学等诸多流派,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思维层次。这些派别虽理论各异,但都强调要将人类的意义世界———即人们对周围世界的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观念、意识形态和态度置于社会学分析的中心。
    现象学派从主体出发,主体行动受意义脉络、诠释基模和理念型的影响。首先,主体行动具有意义脉络,这个意义脉络由自我生命中有意义的体验构成,要进一步通过时间向度对这个意义行动进行分析和诠释。简单来说,自我对过去的体验流程进行理解并对其进行关联,这些体验的类型化后构成了主体对现处环境的认识,伴随这些认识,主体内在的生命流程会进行持续和再造。另外行动的意义脉络建立在行动者所处的现实“朝向你的态度”的周遭世界和更大范围和广度的”朝向你们的态度”的共同世界的基础上,上述两者共同完成了自我的知识库存。值得注意的是,在周遭世界里主体行动的主观意义指向他人而且与他人发生交互时,就在主体间的理解和共享的情景下形成了共同知识和具体经验。随着交往他人的匿名化和泛化,行动双方的经验和知识也变得类型化,“他“也可以看做同一类型群体的代表,行动的理念型基模的建立由此完成。众多的理念型基模汇集就形成了社会集合体,另外借助上述三种关涉性问题的架构,处于自然态度的普通人的所有过去的经验都获得了有序的安排,而这些安排的基础就是各种意义构成的秩序模式。 此间的关键一环是意义共同体的建立,意义共同体是一种知识,也是一种规范。
    符号互动论的发展则有一个更为细化的发展。米德认为社会的发展和维系依赖于心智与自我,人们得以通过稳定的互动达成对符号的理解,从而维持制度的稳定。反之,它们也可以在制度不适应客观的情况下,通过互动的调适来改变制度。心智的调适功能和自我的中介性影响能延续社会组织,也能改变社会组织。虽然米德将社会控制等同于自我控制,但是他还是将回应的主题放在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而发展到了戈夫曼,他已经将最后的落脚点由社会制度转向了情境,将原来大家回应的社会的秩序转向了日常接触的秩序,也就是说,他的研究的重点放在了社会情境中的人类行为以及我们如何在他人面前表现自己——将层次放在了个体——个体的关系上,运用了彻底的微观社会学视角。
    至此,我们已经将刚才的两个问题回答清楚了。我们可以看出过渡时期的几个特点:一是意图上对一元预设下形成的二元对立的结构的消解,对个人和社会互构的阐述和综合;二是从宏大视角的转变:出现了中层理论,甚至解释社会学 中出现了较为完整的微观社会学视角;三是社会学的专业性问题,与古典时期不同的是一方面他们不再纠结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继承抑或是分野问题,而是在方法论上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批判继承(帕森斯);另一方面也不再有意回避理论知识与经验常识的关系,而是通过二级构造(舒茨)、直接建立关系(莫顿)等方式确定了社会学自身的专业特点。
    这些理论在后期有了更进一步的推进发展与批判发展,这种变化与现代性进程中的诸多问题相关。简单来说,现代性早期和扩展时期铸成的社会与个人的现代联结方式,迅速蜕变为了新的传统性,并受到动摇而趋于解体,这种不断的传统化与去传统化过程构成了现代性之全球化时代的一种普遍性特质。当代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基本趋向:一种是与“新传统”关系方式的断裂,个人与社会越加疏离,社会在同一过程中也更为多元化;另一种是建立“更现代性”的关系方式,实现社会与个人之间多样性的联结和组合,并形成不同的现代社会共同体。于是前者以德里达、鲍德里亚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学者将社会学研究的问题进一步碎片化了,并希望通过这种碎片化的完成对现代性的独立解释,我们把这个问题归于再解构(前解构是对二元对立的解构、再解构是对新的综合传统以及新结构主义的解构);后者以后四大家为代表,他们凌驾于碎片化的部分的片面研究之上,企图重建元问题框架将这些现代性问题进行剖析解答,前者不表,下面重点阐述后者。
三、重构:对主体与社会的再认识
    这个部分谈两点内容,一是对主体认识的重构,这里以福柯和哈贝马斯为代表;一是对元问题的重构,以吉登斯和布迪厄为代表。
    对主体的认识与前述社会学家有较大的区分的原因首先产生于绝对方法论层面:从古典到过渡时期的社会学家主要在方法论上主要与自然科学发生联系,有意无意的对哲学保持了距离。但是在现代的四大家中,在对主体的探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主体哲学的批判继承上。主体哲学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开始形成,具有理性的主体成为了世界的主人。到了康德,建立了以主体为中心的世界观,也就是康德哲学中的绝对的自我意识,主体及其认识被确定为了至高无上的先验地位。黑格尔将理性绝对化,变为一种绝对精神,绝对精神构成这个世界的本原和沟通的背景,但黑格尔只是将这种主体理性绝对化为一种自我关涉和自我反思,并没有跳脱主体哲学的框架。在主体哲学的这个基础上,福柯和哈贝马斯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回应。其不同之处在于福柯进行了认识论上的解构,而哈贝马斯进行了方法上的重建。首先来看福柯,自笛卡尔开始,就把主体界定为理性主体了,这样相对层次上非理性的主体就被忽略了,福柯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进行了探讨,从历史本体论的角度说明了人是怎样被建构成知识主体、运用和屈从于权力的主体和自己行为的道德主体的。这包含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主体并非是单独的理性的主体,而是具有多元性;第二,主体多元的概念是被建构出来的,抛开意义上真理、权力场、道德的人才是真实的“人”。而哈贝马斯认为只要还是基于主体出发,那么我们在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中必然会把主体本身客体化,从而导致一个理性的牢笼出现。所以他希望通过意识哲学范式向交往理论范式的转型,用主体间性取代个人主体,用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双重分析代替单一的社会理解打破主体性困境。
    说完后四大家对主体的重构再把问题拉回到他们对个人和社会关系的大框架的重构上,这里主要谈的是吉登斯和布迪厄。吉登斯对二元对立的传统进行了弥合,吉登斯则对此进行了超越。
    吉登斯认为以“强结构弱行动”“强社会弱个人”为特点的实证及功能主义和以“强行动弱结构”“强个体弱社会”为特点的解释社会学派的理论立场都是错误的,所以他主张以“结构二重性”代替二元论。 吉登斯将“结构二重性”定义为:“作为社会系统的特性组织起来的规则和资源,或一系列转化关系。不断纳入结构的社会系统则包含了人类行动者在具体情景中的实践活动,这些实践活动被跨越时空再生产出来。考察社会系统的结构化过程,意味着探讨诸如此类的系统在互动中被反复生产出来的方式。这些系统的基础,是处于情景中的行动者可认知的活动。这些行动者在行动时,利用了丰富多样的行动情景下的规则和资源。”简单来说,结构二重性表现为:社会结构不仅对人的行动具有制约作用,而且也是行动得以进行的前提和中介,它使行动成为可能;行动者的行动既维持着结构,又改变着结构。行动与结构之间这种相互依持,互为辩证的关系反映在处于时空之中的社会实践中。社会实践依赖于行动者的创造和再创造而具有其特定的规律性:行动者是具有知识的,其知识是反思性的和实践性的。因此,在进行行动时,行动者不仅有其行动的理由和动机,而且还能对自己的行动及所处情境的社会和物理特性进行反思性监控;但是行动者的知识又是不完全的,故而其行动总会遇到的一些“未被认知的行动条件”——这就是社会结构,并进而导致一些“非预期的行动后果”,而后者又会反过来成为前者。动机激发、意义认定、反思性监控,和始终一以贯之的理性化在这三者间流动的过程形成了“行动流”。吉登斯认为,人类的所有行动都表现为这个模型,且都是以实践意识作为认知基础的。在吉登斯看来,社会结构并非外在于个人行动,而是由规则和资源构成。日常生活中的规则是与实践紧密相关的,它们不只是对人们行动的概括,而且对行动者的行动具有规范和导向作用。同时,行动者运用自己的知识去采取适当的行动,测试和确认其行动所牵涉的规则。因而行动者采取行动达到自己的目标的同时也再生产出社会结构。社会结构还包括社会行动所牵涉的资源——分配性资源和命令性资源,它们是行动者在互动过程中不断地再生产出来的。资源是权力的基础,权力是行动者改变周围既成事实的能力,表现在社会环境中,则是其对资源的支配能力。然而,资源并非权力,只是权力得以实施的媒介。规则和资源是相互依存的:一方面,行动者的资源影响着其对规则的测试和确认;另一方面,资源又非独立于行动之外,而是存在于社会环境中,社会成员在行动中赋予其各种各样的意义,从而影响规则的建构。因此,行动便具备了意义的掌握与沟通,社会的认可与制裁以及资源的支配三种特性,且三者相互交织。资源也因此具有转换性与传递性,可以随行动者在具体情境中的使用而得到改变。
    总之,吉登斯通过演绎他的结构化理论试图弥合社会学传统上的二元论,强调主观——客观,行动——结构,微观——宏观是相互包容的,具有二重性的,并提出了其建构的观点,作出了原创性的重大贡献。而正因为结构具有二重性,这也要求我们用一种双重解释的方法,而社会学的首要任务就被规定为:在社会科学的描述元语言范围内,对不同的生活形式进行解释性的说明和协调;将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作为人类能动行为的结果进行解释。 
    可以看出,从古典到现代颇多的社会学家试图打破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对立,以弥合的方式在二者之间建立桥梁,与他们不同的是布迪厄认为不必克服对立,而要超越两种认识方式之间的表面矛盾和整合两者的成果,具体来说是采用同时包容这两种途径的生成结构主义视角,以实践发生过程及生成机制为切入点进行再认识——这样也在学科角度将关系思维方式引入社会科学进而使科学实践服从于对“认识主体”的认识。惯习、场域、资本的关系是布迪厄进行说明的基础: 惯习是持久的、可转换的潜在行为倾向他存在于实践者的身体和行为之中,构成了一种“实践感”,即对实践的前认知把握。客观物质世界中各种既定的条件并不是直接作用于实践者身上,而是在实践过程中,在经验的累积过程中,灌注到行为的持久潜在的倾向系统中,亦即惯习中。惯习的发生场景是场域,由各个位置之间的关系确定的,各个位置间的关系由附着在上面的资本和习性来确定,而资本和关系又是在场中确定的,因此,场域、资本和习性构成了一幅相互交织的实践网络,其中场域是情境、习性是行动策略,资本既作用于场域的结构,也是行动策略的目标。另外需要补充的是,布迪厄强调客观结构与主观结构的同源性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但客观主义先于主观主义理解,原因是行动者的观点会随着其在客观的社会空间中所占据的位置不同而发生改变。这个角度来看,布迪厄没有像吉登斯一样要求个人与社会的并重。


感想:


    交流很重要,感谢大伟哥的帮助,帮我厘清了很多问题也理清了很多思路。有很多没有想清楚的内容在交流中被丰富了。
    认识自己很重要,但是改变自己更重要。要记得跨出值得跨出的每一步。


Posted: 2018-10-09 22:29 | [楼 主]
王子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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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一个厉害了得,学习了
Posted: 2018-10-09 22:38 | 1 楼
马平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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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姐对古典―现代时期的理论总结的贼棒。这次报告我打算总结涂尔干和韦伯时,但不甚满意,可以给我传授点经验嗦
逼着自己拼命向上
Posted: 2018-10-10 07:08 | 2 楼
雷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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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服的五体投地!已经读完社会学,并且进行社会学大总结,读你的报告也给我一些启发,特别是社会学的元问题人与社会的关系,启发我对于福柯思考,让我更加体会到福柯社会学味道!
用心感受生命!
Posted: 2018-10-17 01:01 | 3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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