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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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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垚读书报告2(更新至6月27号)




黄垚:向着前方奔跑,不惧路远马亡



在两年的读书生活中,我很少做总结和回顾。一是不擅长,二是知道在这一阶段的尾声,我们每个人都会写一篇或长或短的文章,给这两年划下一个句号。原本以为结束读书时自己会有很多感慨,但其实说放下书本也就放下了。这是读书阶段自然而然的终点,重要的不是这个节点本身,而是它代表的一段经历,一段旅程。我想好好梳理自己走过的路,又感到无力把这段经历最珍贵最有意义的部分展现出来。既然如此,还是围绕我研究生生活的中心——“读书”谈谈自己的感受吧。真的,没有在团队中的系统化阅读,我无法想象“读书”这两个字的分量会是如此之重,比我读过的一百多本经典还要重的多。而用“读书”来串联来重组这两年的生活,未必完整地反映了我所经历的一切,更像是一个建构的过程,概因我所理解的部分远远少于我不理解的部分。不管怎样,收获是真实的,成长是真实的,至于道理和意义,还可以慢慢去思考和追寻。下面开始我的尝试性回顾。

一、极限挑战

我忘了本科时候自己是怎么能坐下来一本本啃经典的,大约是受到了贺老师和师兄师姐的鼓励,再加上看到有几个小伙伴一直在坚持。不过当时我并没有想太多,只是在盲目地读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书以后,对比之下觉得经典确实很“硬”,多看几本总归是有用的。虽然老是读前忘后,但我心态挺好,每读完一本,翻回目录发现有些熟悉,就自我安慰说”还是有收获的”。偶尔读懂了一点内容,还会有一种自己正变得和社会学大师一样深刻、能把握世界运行规律的错觉。可能恰好是因为自我要求低,我没有把读经典这件事神秘化,也就一直呆在读书会里(只是把它理解成兴趣小组之类的)。同时,我也知道我读书远不够投入,每次听到雷望红师姐慷慨激昂地分享她当时读书的感受,就觉得自己所谓的收获是虚假的,像泡泡一样一戳即破。加入研究生正规军时我有些忐忑,怕自己无法进入到纯粹读书的状态,心想:“要是我做不到像其他人一样努力呢?要是我努力了还是读不好书怎么办呢?”这种自我怀疑在持续几个月的系统化阅读后消散了,我把它理解为做事前的畏难情绪,一旦真正开始努力,就会发现这些问题都是纸老虎,不值得浪费时间去思考。当然,我之所以有心理能量去进行高强度阅读,去克服自身的惰性,根本动力来源于团队的激励,以及贺老师“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金句。

本以为自己已经做好准备迎接两年的读书生活,可是16年暑假的两个月再一次重塑了我的认知。第一件重要的事情是,我进入到了之前从未想象过的团体生活,与熟悉或陌生的小伙伴一起读书吃饭运动,维持一种高频率高密度的交往。这打破了我“读书是个人的事情”的固有观念,我感受到了集体的力量,意识到只有集体读书才能走得更远。也许之前我不习惯纪律化的生活,不擅长和很多人相处,但在读书会这个团体里我可以尝试改变自己,变得更开放一些。第二件事就是参加麻城战略研讨班了,之前我的眼光局限在读书会,到了麻城才对大团队有了初步的认知。那几天我非常非常激动,尽管不太能理解大家发言的内容,但也在高速地思考。会场就是一个大磁场,我在这里头脑前所未有的活跃,想到了很多以前不会去考虑的务虚的问题。在了解中心的培养模式后,我也对自己所处的训练阶段有了定位,不再泛泛地把读经典理解为“无用之用”、“提升自己”,而是将它作为实现理想、以学术为志业的第一步。我并不理解做研究做学术究竟是什么(现在也不理解),但我知道前方有数不尽的荆棘峡谷,要踏过它们需要勇气更需要能力,而阅读经典就是一种非常适合当前阶段的我的训练方式。如果说之前经典在我眼里是挑战,是必须征服的高峰,那么现在它们是我的良师益友,帮助我塑造自己。

暑假过后,我结束了古典四大家的阅读,原本计划先花一个月的时间重读韦伯,然后就进入过渡时期,没想到我最终花了三个月在韦伯的书上,一个冬天都在与他较劲。这固然有我当时身体状况不太好的因素影响,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自己已经到了把书读慢的阶段,读书目标从“知其然”变成了寻求“知其所以然”。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转变,与此同时,我也在给自己“加码”,尝试着挑战自身极限,想看看在有限的时间内我究竟能做到什么程度。我给自己提了一个问题:“什么是有主体性的阅读?我的主体性体现在哪里?”之前的古典阅读阶段,我是按部就班、比较懵懂地跟着读书会的计划走,主体性在我看来就是朝八晚十、坚持不懈地读书,而当读书已成习惯、对经典也有了一点感觉之后,私以为主体性更多的是要发挥个人的创造性,用自己的方式去把握每个大家的思想。话虽如此,我对该怎么做还是毫无头绪,决定先用笨办法——调动全身心的力量投入读书中,压榨自己的每一分潜力。也许对经典的理解足够深了,自然就能更好地理解了。现在看来,也恰好这时我读的是韦伯,他的思想给了我充分探索的空间。韦伯的研究主题与主题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背后有一贯的逻辑支撑,却又不是一套清晰的理论体系,幽微之处引人入胜。他深厚的哲学、神学、历史、经济学和法学功底使他的书像是百科全书一样丰富,他对历史学派和新康德主义的批判吸收让我对德国思想家们产生了极大兴趣。还有一点,韦伯的方法论与经验研究结合得十分完美(曼海姆就没有做到这一点)。我把韦伯的一本书当三本书来读,做了非常详细的笔记,任何一个我在意的小点都没有放过,每天都思考到不想再转动脑子,第二天又以同样的热情投入其中。在这种精细甚至琐碎的阅读过程中,我体会到的却是暴力十足的进步,有一种全力攀登到山顶,伸手即可摘到星辰的感觉。与此同时,山顶刺骨的寒意让我保持清醒,我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渺小的一个点,比起天空,比起山下的深渊,而我再踏前一步就可能万劫不复。我想这时候我是在与自己的极限做斗争吧,非常痛苦,却又沉迷其中。直到贺老师的提醒,我才发现身心已经疲劳,好在已经到了年底,回家休整过后又可以用饱满的精神状态继续挑战经典。

以为之后就是一路高歌猛进?那就大错特错了,我还是保持着一个月三到四本的“龟速”。我尝试着加速,却仿佛有一种巨大的“惯性”压住了我,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养成了什么不好的读书习惯。当时我没有意识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需要在“读快”与“读好”之间找到平衡,这个度只有在不断摸索中才能慢慢体会到。随着时间流逝,看到有的小伙伴在书目上远超过我,又想到15级师兄师姐在这个时候一个学科已经接近尾声甚至结束了,而我的社会学才读了二分之一,我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了。真正困扰我的不是数量的问题,而是那种虽然在进步但远未达到预期的无力感。这时我不会再自我怀疑了,因为我相信读书的方向是对的,只是这种感觉好像一个临阵对敌的武士,在拔刀之前的瞬间感知被无限延长,看着刀一点点出鞘,什么时候才能真正亮出来呢?真是折磨人的体验呀。

这种心理压力什么时候不见了,我也不太记得,可能人对消极情绪自有一套调节机制吧。既然自己的风格不是快马扬鞭,那么稳步前进也不错,虽少了酣畅淋漓的快感,沿途风景倒能看得更清楚。读书不仅是对头脑的训练,也是对心性的磨炼,我无法避免所有的干扰,不能消除随时会出现的焦虑、挫败感等负面情绪,但我可以试着接受它们,悬置它们,需要解决的时候解决它们。当我马不停蹄地赶路的时候,阶段性的难题就被抛到身后,只留下一些记忆以供反思。而我以为的稳扎稳打,同时也是在飞速地进步,只是在一个人人如雨后春笋般成长的团队里不太明显而已。

进入后四大家就是不一样的风景啦。我的一个感受是他们与我们是同时代的人,不管把我们所处的社会看作是现代的还是后现代的。古典社会学描绘的是工业社会的初始,那时年轻的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刚刚开始观察自身,思考自己为何诞生、会如何发展,那个时代的核心议题一部分塑造了我们现在的世界,一部分成为了回响。经过了几十上百年——在历史的尺度上只是非常短的时间——所谓的现代社会经历了多么大的变化!我们不再用马克思或涂尔干的理论来解读我们所在的世界,我们失去了信仰,失去了传统,地球上的绝大部分人口被卷入了资本主义。“如何理解当下?我们能做什么?”后四大家等西方知识分子开始从各种视角进行探讨,并或多或少试图超越他们所扎根的文明,把问题上升到全球性的议题。于我而言,我好奇的是:站在时代思想顶峰的人们关注的是什么?他们如何解答那些棘手的问题?后来我发现,所有的难题都没有答案,更不要说现实的走向并不会按照理论所设计的发展。尽管如此,探讨仍是有意义的,好的理论即使不会让世界变得更好,至少是在努力让世界变得不那么糟糕。

后四大家中我第一个读的是哈贝马斯。哈贝马斯是我非常敬重的那类人,有着冷静的头脑和入世的关怀,坚守知识分子的品格。然而我读他的十几本著作就好像在玩一个山洞探险的游戏,没有任何外在的帮助,完全只能靠自己从黑暗交错的山洞迷宫中走出来。好在我咬牙坚持到了出口,外面的世界阳光灿烂,而回过头望望,山洞依然神秘,值得探索。福柯在书里抛出的思想经常让我感到惊奇,他似乎总能从常人注意不到的地方抽出一个线头,然后编织成网,颠覆人们固有的观念。我以为他是一个有阅读癖好的人,对精彩或平庸的古代文献、无人问津的档案材料等各种各样奇怪的文本都抱有极大兴趣,在对它们的阅读和研究中获得满足感。不过,他完全不是一个只凭兴趣的研究者,在福柯对社会的批判背后是深切的忧虑,他认为对历史的认识应该基于当下的处境,我们要把古代历史看作现代的镜子,而不是把现在看作古代的延续。从他晚期的研究中可以看出来,他讲的是希腊,关心的却是当代的政治问题。当我看完福柯的最后一本书,不禁产生了不舍的心情,好像在与一个聊得投机的朋友告别,并且今后再也不会相见了。

布迪厄,在当时巴黎的人文环境下从哲学转到人类学和社会学,可以说是非常接地气了。他也是我想全面学习的一位社会学家,当我读完布迪厄和吉登斯后,我发现是他们形塑了我最初对社会学的认知,而不是涂尔干和韦伯。我用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读完了这两家,仿佛“回归”了熟悉的轨道。并不是说我完全弄懂了二人的思想,而是我在读的过程中有一种轻快的通透感,像是在海中嬉游的鱼。这得益于我在社会学中长久的浸泡,某些东西已经融入了我的头脑,我的血液。遗憾的是,没有时间去仔细探究那些有趣的问题了,但话说回来,这种大开大合、一气呵成的阅读是难得的体验,如同终点前的加速冲刺,带给我身心的极度畅快。不知不觉中到了六月底,这种全力奔跑的状态不得不结束了,我的经济学也只开了个头,前方还有广阔的天地未曾探索。回想两年的读书生活,煎熬有之,遗憾有之,更多的则是一步一个脚印成长的喜悦。要说我身上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想,大概是直面不确定性、努力去把握确定性的勇气。



二、恰同学少年

这么一路梳理下来似乎团队成了背景板,其实不然,我的整个读书过程是处处依赖于团队的。首先,读书会的大方向和方法是正确的,只有认同了读书会的理念,我才能心无旁骛地去努力。其次,读书会既给了我动力也给了我压力,没有集体的支持,我想我是走不远的。最后,读书会的监督机制让我不至于走偏,贺老师的指导、和小伙伴之间的交流,不断地提供给了我反思自己的窗口。

两年的读书会生活让我体验到了纪律与自由的好处。表面上看起来二者是矛盾的,何况读书会的朝八晚十、集体行动等要求,最初给了我一种被规训的感觉:我们需要适应每个月、每周乃至每天的节奏,使生活的重心落到有限的几件事情上来。一开始会有一段磨合期,比如,要不是每周负责订羽毛球场地,我对运动的参与度肯定不会很高。而当我内化了这种学习生活方式,就能很好地管理自己的状态。高强度的读书训练,逐渐使我了解自身的极限,也学会了调节,或者说和解。懂得了这些的我才是不会被自己束缚的,才能去做我想做的事。

回忆两年前的夏天,我们或主动、或偶然地加入读书会,完全不清楚将会和什么样的人一起奋斗,结成什么样的团体。听到王文杰一口一个“我们的同志”“我们的男同胞女同胞”之类的称呼,我心想:真是好有年代感啊!现在大家很自然地成为同志了,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理想,有共同的经历,一起不分寒暑地泡图书馆,一起在球场上挥汗如雨,一起环游东湖美景。志同道合的友谊比趣味相投的友谊更加长久,一时投缘的朋友可能渐行渐远,而以志向为纽带的友谊却不会褪色。读书会的每个人都算是抓住了偶然性的机会在这里成长,共同体验了在团队中读书的酸甜苦辣。这种体验居然能在不同的人身上重复二十多次,成为我们凝聚力的一份基础,我想原因就在于它是真实的,是真正挥洒汗水的人之间的共鸣。

说起团队,我们常认为团队是强大的,个人则是渺小的,然而没有个人也不会有团队。这其中的辩证法太深奥,我一时理解不了。我在读书会里的体会是,团队既是建设的也是生成的。在读书会刚成立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我们应该以师兄师姐们为榜样,建设好16级读书会这个团体。有了愿景,大部分人却不知道如何行动。现在想来,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只知道“应该”去做,却没真正想过能做些什么,实际上就把读书会视为了外在力量,在心里划分了个人和集体的二元对立。好在团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我逐渐认识到以上想法很小家子气,也无视了团队给我的巨大帮助。看法的转变发生在平时与大家的交往中,也发生在麻城我们的集体讨论之后。去年,我们一级达成了共识——人人都要在团队建设中发挥主体性。参与不在于做事的多少,而在于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看到他人的付出。从只有愿望到有意识地行动起来,应该说这不是在我一个人身上发生的转变,大家对读书会的归属感和责任感都变强了。另一方面,像我们这样紧密的相处,摩擦难以避免,而我们在距离的拉近和大小矛盾的解决中达到了相互理解,水到渠成地建立了革命友谊。这一切是自然而然的,更是我们主动争取的。最后我想说的是,团队塑造了我,我也在塑造着团队。我们这个小团体中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看似单调统一的经典训练并没有磨灭大家的个性,而是让我们多了一份沉淀,正如打磨过后更加耀眼的钻石。



书单:
涂尔干
原始分类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自杀论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社会分工论
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
道德教育
教育思想的演进
孟德斯鸠与卢梭
实用主义与社会学


马克思
资本论 三卷
马恩选集 1~4卷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齐美尔
货币哲学
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
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
哲学的主要问题
历史哲学问题——认识论随笔
生命直观
现代人与宗教
宗教社会学
时尚的哲学


韦伯
学术与政治
罗雪尔与克尼斯——历史经济学的逻辑问题
社会科学方法论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
经济与历史
经济通史
社会经济史
支配的类型
支配社会学
非正当性的支配——城市的类型学
宗教社会学·宗教与世界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帕累托    普通社会学纲要
              精英的兴衰
曼海姆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保守主义
              卡尔·曼海姆精粹
                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
帕森斯    社会行动的结构
默顿        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
米德        心灵、自我与社会


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认识与兴趣
理论与实践
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
合法化危机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交往行为理论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后形而上学
包容他者
后民族结构
在自然主义与宗教之间

福柯
疯癫与文明
临床医学的诞生
词与物
福柯文选1~3
知识考古学
规训与惩罚
不正常的人
必须保卫社会
安全、领土与人口
生命政治的诞生
主体解释学
说真话的勇气:治理自我与治理他者Ⅱ
性经验史


布迪厄
继承人
再生产
实践理论大纲
实践感
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
反思社会学导引
言语意味着什么
海德格尔的政治存在论
艺术的法则
自我分析纲要
男性统治
单身者舞会
科学的社会用途
科学之科学与反观性

吉登斯
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
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
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
社会的构成
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现代性的后果


鲍德里亚
《为何一切尚未消失?》
《消费社会》




经济学
《经济思想简史》  海因茨.D.库尔茨
《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 波兰尼
《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  凯恩斯
《经济发展理论》  熊彼特
《经济增长理论》  刘易斯
《企业、市场与法律》  科斯
《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  贝克尔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诺斯
《农业与工业化》  张培刚








2018.5.15
区分(下)  布迪厄
言语意味着什么
海德格尔的政治存在论
艺术的法则
自我分析纲要
男性统治
单身者舞会
科学的社会用途
科学之科学与反观性
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  吉登斯
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
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
社会的构成
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现代性的后果

二战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有关社会学乃至作为整体的社会科学的本质与任务方面,存在着广泛的共识。各方面彼此对抗的理论视角共享着某种中间地带,知识斗争在此展开以及解决,功能主义、自然主义和客体主义的假设是之所以能建立起相当的共识基础的原因之一。到了1960年代末70年代初,这一共识基础突然产生裂痕,以至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一大堆对立的理论,它们中没有一个能重新确立所谓“正统共识”曾经的显要地位。在这一时期,人们开始认真对待其他一些在很大程度上独立发端于社会科学主体之外的思想流派,包括现象学和法兰克福学派;解释学传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与现象学的结合,重归理论前沿;像符号互动论这样一些思想传统,虽说并未动摇正统共识的牢固地位,但一向拥有广泛的支持;日常语言哲学等思想类型,也以各种方式汇入了社会理论。社会学工作者开始意识到,在社会理论的实质方面,其实从来就不存在许多人意想中的那种程度的共识。不过,在如今各种理论变动的表面混乱中,大量富有生机的工作正在展开,我们可以从各种对立理论的争论中,辨别出某些共同主题:其一,绝大多数介入讨论的思想流派都强调,人的行为具有主动性和反思性,它们舍弃了正统共识的某种倾向,不再将人的行为视作行动者既无法控制也无法领会的力量的产物。其二,它们还认为,在阐明社会生活的过程中,认知能力和语言的角色至关重要。语言的使用嵌入日常生活的具体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这些活动。其三,人们认识到,经验主义哲学在自然科学中的地位正不断削弱,这种趋势对社会科学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关注的正是这三组核心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结构化理论是更具普遍性的社会理论,而不仅仅是探讨现代社会的社会学理论。

社会理论中客体主义和主体主义的二元区分根深蒂固,在客体主义的理论框架中,客体(即社会)无疑支配着主体(即具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解释学强烈反对这一观念,但它把主体性作为文化历史体验的核心和关于人的科学的根基,把主体和客体之间的鸿沟强化到了极致。这两个视角之间的差异通常被看作是认识论的,其实它们实质上也是本体论的问题。结构化理论试图重新确定行动、意义和主体性的概念,确定它们与结构、制约等观念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把主客体二元论构建为某种二重性,即结构的二重性,这一假设正是结构化理论的基础。在结构化理论看来,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领域既不是个体行动者的经验,也不是任何形式的社会总体的存在,而是在时空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各种社会实践。人类的社会活动具有循环往复的特性,它们虽然不是由社会行动者一手塑成,但却持续不断地由他们一再创造出来。社会行动者正是通过这种反复创造社会实践的途径,来表现作为行动者的自身;同时,行动者们还借助这些活动,在活动过程中再生产出使它们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实践的连续性是以人类行动者的反思性为假设前提的,但反过来,实践之所以可能具有反思性,又恰恰是由于它存在连续性,使得实践在时空向度上体现出独特的“类同性”。将时空视为社会实践的构成部分,这一本体论的看法是结构化观念的基础,它的出发点是时间意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是“历史”。

社会理论的根本问题,即“秩序问题”(我们理解这一问题的方式,与帕森斯的阐述已大为不同),就是要说清楚,人们如何可以借助社会关系跨越时空的“伸延”,超越个体“在场”的局限。时间在日常生活中是可逆的,日常生活具有某种持续性,具有某种流,但它不具有方向性。“社会再生产”“循环往复”等等用语,展示了日常生活的重复性,展示了以不断逝去(但又持续不断地流转回来)的季节时日的交错结合为基础而形成的例行惯例。相反,个体的生活不仅是有限的,而且是不可逆的,向死而生。这里的时间是身体的时间,是在场的前沿边界,截然不同于日常活动的绵延中内在的时空消散。我们谈论着“生命周期”,说明这里面也存在着某些重复的因素,但生命周期实际上是个专指世代继替的概念,也就是时间意识的第三种向度,即制度的长期存在,或者说制度性时间的长时段,时间在其中也是可逆的。

在日常生活连续性中组织起来的实践活动,是结构二重性主要的实质形式。可逆的制度时间既是它的条件,又是它的结果。日常生活的例行常规和社会组织的制度形式彼此介入对方的构成过程,同时也都介入了行动中的自我的构成过程。我们要想理解自我,就不能脱离“历史”,在这里,“历史”的意思就是人类实践活动的时间意识,体现在上文业已区分的三种维度的相互交结中。

所谓成为人类中的一员,就是成为一个有目的的行动者。人的行动是作为一种绵延而发生的,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行为流,有目的的行动并不是由一堆或一系列单个分离的意图、理由或动机组成。行动中自我的分层模式(话语意识、实践意识、无意识),将对行动的反思性监控、理性化及动机激发过程视作植根于行动中的一系列过程,人们以理所当然的方式在行动中完成它们。行动的反思性监控以例行方式监控着自己的活动流,还期望他人也如此监控着自身,同时还监控着所进入情境的社会特性和物理特性;行动的理性化是指行动者对自身活动的根据始终保持着“理论性的理解”,这同样是例行性的。与以上二者不同的是,动机激发过程并不与行动的连续过程直接联系在一起,它所指涉的与其说是行动者惯常的行动样式,不如说是行动的潜在可能。动机激发过程是无意识层次上的,而行动者所具有的认知能力大抵止于实践意识,即行动者无须明言就知道如何“进行”的意识。行动者的反思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于话语意识层次,但并不是全部。对结构化理论而言,实践意识的观念至关重要,它是行动者认知能力的主要依据,是活动例行化的基础,构成日常生活重复性的关键。

在功能主义者,其实也是绝大多数社会研究者眼里,通常是把结构理解为社会关系或社会现象的某种“模式化”,这种观念与主体和社会客体对象的二元论有着紧密联系:这里的结构似乎外在于人的行动,成了不依赖其他力量而构成的主体的自由创造所遭受的制约的来源。而在结构化理论中,结构指的是使社会系统中的时空“束集”在一起的那些结构化特性,正是这些特性,使得千差万别的时空跨度中存在着相当类似的社会实践,并赋予它们以“系统性”的形式。我们说结构是转换性关系的某种“虚拟秩序”,是说社会系统作为被再生产出来的社会实践,并不具有什么“结构”,只不过体现着“结构性特征”,同时,作为时空在场的结构只是具体落实于这类实践,并作为记忆痕迹,导引着具有认知能力的人类行动者的行为。结构二重性的假设是认为,以社会行动的生产和再生产为根基的规则和资源同时也是系统再生产的媒介。具体说来,结构作为被循环反复组织起来的一系列规则或资源,除了作为记忆痕迹的具体体现和具有协调作用之外,还超越了时空的限制,其特点就是“主体的不在场”。相反,循环反复纳入结构的社会系统则包含了人类行动者在具体情境中的实践活动,这些实践活动被跨越时空再生产出来。而这些系统的基础,是处于具体情境中的行动者可认知的活动。而这些行动者在行动时,又是利用了丰富多样的行动情境中的规则与资源。行动者和结构二者的构成过程并不是彼此独立的,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循环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结构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它对行动者同时具有约束性和使动性。这一点不妨碍社会系统的结构化特征在时空向度上延伸开去,超出任何个体行动者的控制范围。它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行动者自己有关社会系统的理论会使这些系统物化,而这些社会系统的构成与再构成却正是得益于这些行动者自身的活动。社会关系的物化,是社会生活中意识形态的主要面向之一。

结构二重性始终是社会再生产跨越时空的连续性的主要根基;反过来,它又需要以行动者身处日常社会活动绵延并构成这种绵延的反思性监控过程为前提。不过,人的认知能力始终是有限的。行动流持续不断地产生出行动者意图之外的后果,这些意外后果又可能以某种反馈的方式,形成行动的未被认识到的条件。人类的历史是由人的有意图的活动创造的,但它并不是某种合乎意图的筹划;它总是顽固地躲开人们将其置于自觉意识指引之下的努力。虽说如此,人类还是始终不断地作着这样的尝试。环境告诉人们,人类是唯一能认识到自己在创造自己的“历史”的造物。这样的境况下,威胁与希望并存。人类正是面对这种威胁和希望,进行着他们的尝试。


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社会的结构性特征对行动有约束性的影响,涂尔干以降的绝大多数结构社会学都受到这种观念的启发。结构化理论认为结构始终兼具促动性和约束性,这是因为社会系统的时空伸延跨度越大,制度切入时间和空间的程度越深,就越能抗拒个体行动者的操纵或改变,这种意义上的约束也同时伴随着促动性,它们在限制或拒绝某种行动可能性的同时,也有助于开启另外一些行动可能性。约束包括物质性约束、制约和结构性约束。物质性约束源于物质世界特性及身体生理特性,制约是权力的约束性一面(权力同样具有促动性),来自某些行动者对其他行动者惩罚性反应的约束。结构性约束的定义是结构性特征相对于处在具体情境中的行动者而言的“既定”性的约束。无论是社会相对于个体的先在,还是情境定位对个体能力的限制,在这两种情况中,约束都来自于个体行动者无法改变的结构性特征的“客观”存在。相对于行动者而言,社会系统的所有结构性特征都具有类似的客观性。这些特征在多大程度上构成约束,取决于任一既定行动序列或互动链条的具体情境与实质内涵。为什么有些社会力量看起来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在这些情况下,提供给相关行动者合乎理性行事的选择机会很少(这里的合乎理性是指不管什么行为,要使动机和行动的最终后果对应),行动者从极其有限的可行备选方案中做选择,所以,它们的行为表现的像是由与某种自然力相仿的无情力量所驱使的。考虑到隐藏在行动者行动下的动机或目标,这里的“无力”是说他们没有能力做什么事,而不是说一味遵从他们面对的趋势。以上论述的主要意涵是:社会科学中不存在某种独特的“结构性说明”这样的实体。所有的说明都至少会间接诉诸行动者有目的和运用理性的行为,以及这种行为与行动者所处社会情境及物质情境的约束性和促动性特征之间的相互关联。






2018.4.9

生命政治的诞生  福柯
主体解释学
说真话的勇气:治理自我与治理他者Ⅱ
性经验史
继承人  布迪厄
再生产
实践理论大纲
实践感
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上)
反思社会学导引


在社会科学领域,认识的进步意味着对认识条件的认识所取得的进步。

社会科学中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长期对立,本身可以证明,按照该对立来区分的各种认识方式,对于一门不能简化为社会现象学,也不能归结为社会物理学的社会世界科学来说,同样是不可缺少的。为了超越两种认识方式之间的对立,同时整合其成果,就必须阐明它们作为学术性认识方式——它也与产生社会世界日常经验的实践认识方式对立——所共有的预设。这意味着我们要批判地认识对一切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理论认识之固有局限的批判认识。社会科学不应该像主观主义希望的那样,仅仅与本土经验(对这个作为明证的、当然的世界的说明)及其本土表象决裂;它还必须通过第二次决裂,对“客观”观察者立场固有的预设提出质疑,因为“客观”观察者致力于解释实践活动,倾向于在对象中引入他与对象的关系的依据,例如他赋予交往和认识功能以特权,从而把相互作用归结为纯粹的象征交换。然而,认识不仅仅取决于一个位置与时间得到确定的观察者的特定视点:只通过取得一个观察实践的“视点”就使实践成为(观察和分析的)对象,这种情况下实践受到的改变更为基本,也更为有害,因为这一改变是认识活动的组成部分,故势必不会被察觉。这一对理论性理解局限性的批判反思,其目的是使理论摆脱它之产生所依赖的认识论和社会条件强加于它的偏向,揭示被理论认识隐含用到的实践逻辑,从而使一种对实践和实践认识方式的真正的科学认识成为可能。

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之间斗争的起因和焦点是人学,对人亦即对科学的对象和主体的看法(可能因主体与科学之对象的客观和主观距离的大小而倾向于客观主义或主观主义)。客观主义视角使自由和意志服从于外在的和机械的或内在的和智力的决定论,而主观主义目的论视角用设计的和意向行动的将来目标来替代因果解释的前件。作为实践活动的实践的理论提醒我们,认识的对象是构成的而不是被动记录的,这一构成的原则是有结构的和促结构化的行为倾向系统,即习性。要摆脱把客观关系实体化的客观主义,而又不陷入完全不可能阐明社会世界之必然性的主观主义,就必须回到实践中来,因为实践是历史实践的客观化产物和身体化产物、结构和习性的辩证所在。

实践活动趋向于再生产其生成原则之产生条件的内在规则性,同时又使自己符合由构成习性的认知和促动结构定义的情境所包含的作为客观可能性的要求,所以实践活动不可能由看起来会引发实践活动的现时条件推断出来,也不可能由产生习性这一实践活动的持久生成原则的过去条件推断出来。如果要对实践活动作出解释,只有把产生实践活动的习性赖以形成的社会条件与习性被应用时的社会条件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必须通过科学的工作,把习性在实践中并借助实践隐蔽地建立起来的这两种社会世界状态联系起来。作为身体化的、成为自然的、也因此被遗忘了的历史,习性是习性赖以产生的全部过去的有效在场。因此,它使实践活动相对独立于直接现实的外在决定因素。

习性和制度——历史的两种客观化方式——之间的辩证关系,使过去的历史不间断地生成一个既是前所未闻又是不可避免的历史。习性是持久地配备了有规则即兴之作的生成动力,作为实践感,它使制度中的客观化意义恢复活力。集体历史的产品,亦即客观结构,若要以持久的和调适的行为倾向——客观结构的运行条件——这一形式再生成,就离不开反复灌输和据为己有这样的工作,而习性就是它的产品,这种工作形成于一种特殊的历史,将它的特殊逻辑施加于身体化,行为人则通过这种身体化使自己从属于制度中客观化了的历史。故此,习性能使行为人生活于制度之中,在实践中占有制度,从而使制度保持活力、生机和效力,不断使它们摆脱无效和衰竭状态,方法是使得被弃于其中的意义复活,是对制度加以修正和改变,因为修正和改变是重新活化之补偿和条件。习性更是制度借以得到充分实现的东西,因为制度若要变得完备和完全可行,就必须在事物中,也就是在一个特定场的超越特定行为人的逻辑中被持久地客观化,此外还必须在身体中,也就是在趋向于承认和实施这个场的内在要求的持久行为倾向中被持久地客观化。

不过,只有当习性是同一历史,更确切地说是在一些习性和结构中被客观化的同一历史的身体化时,习性所产生的实践活动才是相通的和直接适合结构的。产生习性的结构借助习性支配实践行为,但途径不是机械决定论,而是通过原初为习性的生成物规定的约束和限制。习性是一种无穷的生成能力,能完全自由地(有所限制)生成产品——思想、感知、表述、行为——但这些产品总是受限于习性生成所处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与此同时,习性又趋向于排除所有因客观条件不相容而被否定的行为。习性所确保的受条件支配的和有条件的自由不同于无法预期的创新,也有异于和原初条件的机械再生产。总之,习性生产的是无限的、相对不可预料但在多样性方面有限的实践活动。


集团或阶级习性的客观一致源于生存条件的一致性,致使实践活动能在客观上趋于一致,而无需任何策略考虑和有意识地参照某种规范,而且使它们在没有任何直接相互作用,特别是没有任何明确协商的情况下能够相互调整——相互作用自身的形式来自于客观结构,后者产生了处在相互作用中的行为人的潜在行为倾向,并通过行为倾向规定了行为人在相互作用中与在其他场合的相对位置。社会学把所有源于相同客观条件、故具有相同习性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个体视为同一:(自在的)社会阶级,作为具有相同或相似生存状况和条件的阶层,不可分地是一类具有相同习性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个体,该相同习性作为行为倾向系统,为相同条件的全部产品所共有。同一阶级内各个体行为倾向系统是其他个体行为倾向系统的结构变体,表现了在阶级内部和社会轨迹中的位置的特殊性。与社会轨迹相对应的是按年代顺序排列的和不能互相化约的决定因素系列:习性时刻都在按先前经验生产的结构使新的经验结构化,而新的经验在由其选择权利确定的范围内,对先前经验产生的结构施加影响;习性从而对在统计学上为同一阶级所共有的经验进行整合,该整合受先前经验支配,是独一的。先前经验具有特殊影响,这从本质上讲,是因为习性需要保证自身的稳定,抵御它在新的信息之间进行选择的过程中出现的变化。借助“选择”,习性倾向于偏袒那些能使之得到强化的经验,通过这种选择,确保自己有一个尽可能预先适应的环境。

策略能用来对付习性生产的不可预测而又不断更新的境况,即使它看似实现了明晰的目的,也只是从表面上看它是由未来决定的:策略的取向取决于对其自身结果的预测,并因此助长了目的论幻觉,这实际上是因为策略总是倾向于再生产那些生产策略的客观结构,决定策略的是策略生成原则的以往生产条件。习性是这些客观上像策略那样有一定安排但不是真正的策略意图之产物的一连串“做法”的根源一一这至少表明此类做法必须被把握为可能的策略之一。组成客观策略的定向有序行为系列的每个阶段看起来取决于对未来,尤其是对其自身结果的预期(这解释了策略概念使用的合法性),这是因为由习性生成的、并受制于其生成原则的以往生产条件的实践活动预先就适应了客观条件一一只要习性发挥作用时的条件相等或相似于习性得以构成的条件——而与客观条件的完全和即时成功的适配就造成了最完整的目的论或——这是同一回事——自我调控的机械论的幻觉。

不合常情的是,在这种由习性实施的对未来的虚假预期中,过去的在场仅在两种情况下最为明显:一是对可能的将来的感觉被否定;二是因滞后效应而与客观机会不相适应的潜在行为倾向(马克思所重视的堂吉诃德就是一例)得到消极的回报,因为潜在行为倾向实际遇到的环境与其在客观上适应的环境相去甚远。

习性预先适应客观条件是一种特殊的可能情况,在这一情况下,由客观条件和一种有倾向性地适合这些条件的教育作用所持久灌输的潜在行为倾向,趋向于生成客观上与这些条件相容的实践活动,以及预先适应这些条件之客观要求的期待。因此,潜在行为倾向趋向于在没有任何理性计算和任何对成功机会的有意识估计的情况下,确保两种可能性直接相符:一种可能性是被赋予事件的先验或事先可能性,另一种是从过去经验出发确立的经验或事后可能性。如此一来,纯粹的理性行为模型能相当正确地解释那些没有把对客观可能性的认知当作原则的实践活动,但这一模型不能被视为对实践的人类学描述。




常常被当作“志趣”描述的漫长辩证过程,使我们“习惯于”造就我们的东西,并使我们“选择”我们“受其选择”的东西。而在这一过程的终了,各个不同的场将获得具有场的正常运作所必需的习性的行为人。

实践感,作为对一个场的要求的预先适应,其最具示范性的样式是体育语言所说的“游戏意识”。游戏意识能使我们相当正确地认识习性与场、身体化历史与客观化历史几近神奇的相遇,而正是这种相遇使得游戏空间的所有具体构型包含的未来几乎全被预见。游戏意识源自于游戏经验,因而是游戏空间客观结构的产物它使游戏获得一个主观意义,也就是一种意谓和一个存在理由,但对参与游戏并因此而承认游戏投注的人来说,它还使游戏具有一个方向,一种倾向,一个将要到来。游戏还具有一个客观意义,因为一个场的经济结构由其特殊规则组成,对这些规则性的实践掌握给出关于可能未来的意义,此意义是合理的实践活动的起因,也就是说,通过一种可理解的关系,这些实践活动不仅依存于它们的实践条件,而且彼此关联,故对任何具有游戏感的人来说,它们直接被赋予意义和存在理由。社会场是漫长和缓慢的自主化过程的产物,可以说是一些自在而非自为的游戏,人们不是通过有意识行为参与社会场游戏的,而是生于游戏,随游戏而生,而且信念、幻想和投入之关系是彻底的无条件的,因为它的这种存在是无意识的。在与一个场的从属关系中,信念是一个基本因素。实践信念是由所有的场不言明地规定的入场税,借助这一规定,不但可以惩罚和开除游戏破坏者,而且在实践中,新来者的选择和培养活动能使他们信从场的基本预设,且这种信从是无须争辩的,前反思的、朴素的、与生俱来的,从而把信念规定为原始信念。信从是场的从属关系的组成部分,它表现为无数认可行为,而在这些认可行为中不断生成集体不知情。这些认可行为同时是场运作的条件和产物,都是对象征资本的创造这一项集体事业的投资,但这项集体事业的实现,需满足一个条件,即场的运作条件不为人所知。我们知道,我们进入这一魔法圈子,不是出于意志的即时决定,而仅仅因为生于其中,或者基于一个缓慢的自行遴选和接纳过程,后者无异于第二次出生。


实践有一种不是逻辑的逻辑,它能借助一些彼此相关且在实践中形成一个整体的生成原则,组织起各种思想、感知和行为,而这仅仅因为它的全部经济学意味着要为简单性和概括性而牺牲严密性,还因为它在多元设定中找到了正确运用多义性的条件。实践逻辑不要求人们调动多于实践所需的逻辑性,因此这个或那个类别(因而也就是它的互补类)据以构成的话语域可以是不言明的。因为在每一种情况下,它都是在与情境的实践关系中并按照这一关系被隐含地规定的。对相同图式的两种互相矛盾的应用在实践域(而不是话语域)中极少可能相遇,所以在不同实践域中,同一事物可以获得不同的、甚至对立的属性。

理论谬误在于把对实践的理论看法当作与实践的实践关系,更确切地说,是把人们为解释实践而构建的模型当作实践的根由。从实践图式转到事后构建的理论图解,从实践感转到一种可以解读的理论模型,这就忽略了产生正在形成的实践之时间实在性的东西。实践完全内在于持续时间,故与时间联结在一起,这不仅因为它在时间中展开,还因为它在策略上利用时间,特别是速度。再者,实践逻辑直接实施于身体动作之中,而无需经过对被考虑的或被排除的“方面”、对相似的或相异的“侧面”的明确把握。同一个实践图式在各种情境中引起的相同反应、生成的普遍化行为,省去了构建一个概念所要求的全部运演,实践关心的是从其表面上最典型的关系属性出发绝对地予以考虑的感性事物(前面:前进、迈向未来、光明;后面:丢弃、噩运、富裕),而为了解释仪式行为产生的实践等同而不得不使用的概念与实践完全无关。

实践逻辑既缺乏严密性又没有恒定性,这两点是逻辑的逻辑的特征。实践逻辑表现出某种可感知的风格一致,但这种风格一致却没有计划的协调产品所具有的那种严格的连贯性。实践的感知、评价和行为图式是在特定生存条件下,由一代又一代人的实践产生的,它们来自于实践,应用于实践,不达及明晰的表象,而借助这些实践算子,生产图式的客观结构在实践中得以再生产。实践排斥任何形式的算计,当对行为本身的反思发生时,反思依然服从于这样一个原则:追求结果,并为作出的努力谋求最大效益。这样的反思与对如何获得结果进行解释的意图毫无共同之处,尤其与力求理解实践逻辑的意图毫无共同之处。可以看出,这是科学所遇到的实践矛盾。当科学不惜与任何一种默认实践逻辑之最基本预设而又无法使其客观化的操作论决裂,希望由自身和为自身(不是为了改善实践逻辑)而理解仅仅为了行动才去理解的实践的逻辑时,它必须克服该实践矛盾。科学的实践矛盾在行为人那里也有类似的遭遇,行为人与观察者相比,并不更有条件发现能真正调整其实践活动的东西并把它上升到话语领域,而观察者则能把行为当作对象,从外部去把握它。行为人一旦思考其实践活动并因此而处于一个几近理论的境地时,就会失去任何表达其实践之本质,尤其是与实践的实际关系之本质的可能性,因为学术性提问会促使他在解释其实践活动时使用这样一种实践理论,这种实践理论迎合了观察者因自身处境而偏爱的法律、伦理或语法条文主义。这是一种不再是行动的、但也不是科学的观点,它使人们看不到实践掌握之本质,而这种实践掌握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博学的无知,亦即一种不包含对自身原理的认知的认知方式。




社会炼金术——其范例就是赠品交换,是变任何一种资本为象征资本的转换,是建立在资本拥有人本性上的合法拥有。

社会学不能按照涂尔干的告诫,“把社会现象当作事物来对待”,否则就会忽略诸社会现象是客观社会存在中的认识对象(哪怕涉及某种不识)这一事实赋予它们的一切。个人或集团被定义的依据不仅是他们之所是,而且是他们被认为的所是,一种被感知的存在,所以社会学必须考虑到客观上依附于他们的两种资产:一方面是像物理世界的任何事物一样可以计数和度量的物质资产,首先是身体资产;另一方面是象征资产,而象征资产不过是当它们在相互关系中被感知和被评价时的物质资产,也就是说它们是一些区别性资产。

客观主义观注之所以缺少客观性,是因为它没有把它为构成自己而加以排斥的基本真实,特别是象征关系这层面纱纳入社会阶级理论。它忽略了对阶级关系真相的误认是这些关系之本质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对财产的统计学分配所记录的随意性差别,当人们根据一个客观地赋予客观结构的感知和评价图式系统予以把握而确认其为合法时,就变成了一些(自然)区别符号,其作用如同象征资本,能确保区别性收益的获取。能做为象征资产发挥作用的资产的价值,并不来自于它的固有属性,而是来自于它的边际价值,该边际价值随它们的增多和普及而减小。象征资本是一场斗争的产物,在这场斗争中,每个人既是无情的竞争者又是最高审判官,捍卫象征资本的唯一办法是进行一场持久的斗争,以赶上和等同于高一级集团和区别于低一级集团。由于“邻近”是社会属性即差别的最大威胁,社会邻近作为出现最后差别的地方,也是被感知的差别的最大张力点,在这里,社会空间中的最小客观距离会与最大主观距离重合。象征体系的逻辑是把无限小的差别转化为绝对的、从全部到全无的差别,这最后差别之争掩盖了类属特征,如共同风格、“客观”连带关系、阶级等。因为这一竞争不是要废除分类或改变分类原则,而是要改变在分类体系中的位置,故意味着对分类的默认,它是对阶级从中产生的斗争——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的最有效否定。

象征斗争之所以常常被限定在直接邻近,也是因为认可标志的制度化使其受到了限制。“法定集团”赋予区别性策略以一种制度的、甚至代码化的形式,由此会产生稀缺性,造成集团象征价值的增减。这一制度化区别策略意在象征地强化与在社会结构中所占稀有位置相关的区别效应,使事实上的差别变得持久和近乎自然,从而使其合法化,这一策略乃是支配阶级的自我意识。区别的制度化,与区别的身体化齐头并行,而身体化是通往自然化的最可靠途径:当区别性潜在行为从小自然而然地被接受和获得时,就具有自然特性的全部痕迹,是一种包含了自身合法性的差别。按照阶级条件和阶级意识,再分配中记录下的各种“客观”条件和促结构化潜在行为倾向的辩证关系,分配体系的连续结构以变样的、难以识别的样式,在等级化生活方式的非连续性结构中,在对这类生活方式真实性的误认而产生的表象和认可实践活动中得以具体化。权力持有者的生活艺术本身有助于加强权力,而权力又使生活艺术成为可能,因为生活艺术的真正的可能性条件不为人所知,而且生活艺术不但被感知为权力的合法表现,还被感知为权力之合法性的依据。建立在“生活方式”和生活风格化基础之上的“法定集团”,并不像韦伯认为的那样是一种有别于阶级的集团,而是一种有别于被否认的,或者可以说是升华的,故而是合法的支配阶级的集团。

社会世界的每种状态只是一种暂时的平衡,是分配和身体化或制度化分类之间的适配借以不断破裂和恢复的动力学的一个契机。斗争是分配的起因本身,故其目的既是为了占有稀缺财产,又是为了迫使人们以合法的方式感知分配所显示的力量对比,而这样获得的表象因其固有的效能而有助于永续或颠覆该力量对比。分类体系以及社会阶级这一概念本身,促使人们的思想结构化而趋于一致,从而强化了决定分配体系并保证其再生产的客观机制,再加上客观机制自身的效能,将促成阶级的存在;如果不是这样,分类体系和社会阶级概念就不可能成为具有如此决定性作用的(阶级)斗争赌注。社会学的对象是现实,该现实包括一切个人的和集体的、旨在维持或改变现实的斗争,特别是以强加对现实的合法定义为赌注的、其特定的象征效能有助于维持或颠覆既定秩序即现实的斗争。


感想:
布迪厄作为社会学家对自己的客观化,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自我反省,而是去发现存在于自己身上的结构力量,去思考头脑中的“无意识”不让你去思考的东西。我们作为个体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必然性塑造的呢,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达到所谓的自由?揭示客观真相,总会让一部分利益相关者不满,而把剖析的矛头对准自己的时候,布迪厄展示了他直面自身、说真话的勇气,以及对共同体中其他人命运的关怀。






18年2月8日

《知识考古学》福柯
《规训与惩罚》
《不正常的人》
《必须保卫社会》
《安全、领土与人口》
《超越结构主义与解释学》德赖弗斯,P·拉比诺



1.谱系学:知识的造反

在之前的著作里,福柯的探究对象是渗透到各种复杂制度体系里面的知识。例如《疯癫与文明》中,社会用一套实践体系来对疯子进行识别、隔离和排斥,在这套体系中,有某种权威对疯子做出诊断,某种机构被指定接受和控制他们,某种方法被用来约束、惩罚或治疗他们。这一体系包含一整套精确明晰的知识。《临床医学的诞生》表明,19世纪初期,作为一个新事物的临床医学与合法科学或正在被合法化的科学——如生物学、生理学以及病理解剖学——联系在一起,同时它也与医院、福利机构、教学门诊等一系列机构以及行政调查之类的活动联系在一起。在这两个参照点之间,我们可以观察一种知识是如何形成、自我改变以及得以发展的,如何为科学理论提供到那时为止依然未被察觉到的新的观察领域、新的问题以及对象;另一方面,科学知识是如何被纳入到科学理论当中、如何具有一种规范性价值以及如何成为伦理标准的一个来源的。《词与物》的尝试则相反,福柯并不考虑整个实践和制度层面,而是考虑特定时期知识领域中的典型,依次界定所有知识领域的内在考古学,辨别它们之间可识别的特征、类似性以及差异。结果,他以一种连贯的方式整理了整个经验知识领域。这些研究关注的都是话语实践的特殊层面,它们的分析是通过考古学方法进行的。考古学揭示了话语实践并非生产话语的纯粹、简单的方式,它们体现在技术进程中、在机构内、在一般行为的诸多样式里,在传播与扩散的形式中,也在同时利用并维护话语实践的教育形式中体现。它们拥有特定的转化模式,某一话语实践的转化与一系列常常比较复杂的更改相连,那更改可以发生在话语实践的领域之外(生产形式、社会关系、政治体系),也可以在它之内(决定其对象的技术、对其概念的调整与细化、它对事实的积累),或者在它旁边(其他的话语实践)。与这些更改相连的转化,并非一个简单的结果而是一种效应,这效应包含转化本身的自主性。所有这些表明话语是服从某些规律的实践,说话者(主体)在这一领域中不具有优先地位,话语实践与其他领域之间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考古学反对连续的、总体的历史,它所做的尝试似乎是要固定住转瞬即逝的话语,考察局部的断裂,但它其实并不反对连续性,它拒绝的是“连续性是绝对的”这样一种观念,它也不是仅仅满足于对断裂的描述,只是在抛弃总体历史给出的因果解释后,如果需要寻找特定时期的转型的原因,对转型本身的描述是必不可少的。

福柯在70年代之后逐渐采用他称为“谱系学”的研究方法,有人认为谱系学是对考古学方法的替代,其实不然,福柯在《什么是批判》中讲到,“在谈及考古学、策略和谱系学时,我想到的不是可以从一个引申出另一个的三个连续的层面,而是描述在同一个分析中必然同时出现的三个维度。”考古学是属于分析局部话语性的方法,而从描述的局部话语性开始,谱系学要对统一的、形式化的和科学的话语进行反抗。谱系学使那些局部的、不连贯的、被贬低的、不合法的知识运转起来,来反对整体理论的法庭,后者以真理认识的名义,以控制在几个人手里的科学权利的名义把那些知识都过滤掉了,对它们进行分级、整理。谱系学指的是知识的造反,它首先反对与科学话语的制度和功能紧密联系的集中权力。在现实的处境中,人们所做的无序的、片断的谱系学研究工作被谨慎的沉默包围着,统一理论的沉默并不是它们害怕的证明,这场知识反对科学话语权力的战斗才刚刚开始,福柯认为,我们应当做的不是给分散的谱系学一个连贯的坚固的理论基础,而是继续明确地提出在这场斗争中的赌注。谱系学的赌注就是,对权力的分析——摆脱权力经济学图式、越过统治权和服从问题后的对权力的分析。这种权力分析需要注意的是,首先不要在权力的中心分析它的规则和合法形式,而要在权力的极限抓住权力,也就是在权力最地区性的、最局部的形式和制度中抓住它并对它进行研究。权力在那里突破了组织它和限制它的规则,在这些规则之外延伸,植入制度之中,在技术中具体化并给自己提供介入的物质工具,甚至可能是暴力的。第二点,不在意图或决定的层面上分析权力,而去研究完全现实的实际运行中的权力的意图,可以说是从权力的外部方面研究权力,在那里,权力和它的客体、靶子和运行空间有直接和即时的联系。第三,不要把权力当作统治整体的单质的现象(一个人统治另一些人,一个团体统治别的团体,一个阶级统治别的阶级),而应该把它作为流动的东西,或作为只在链条上才能运转的东西加以分析。权力以网络的形式运作,在这个网上,个人不仅在流动,而且他们总是既处于服从的地位又同时运用权力。实际上,使肉体、举止、话语和欲望被认定和建构为个人,这正是权力最初的结果之一。同时,权力通过它建构的个人而通行。第四点,重要的不是从权力的中心出发,试图去看它在下层延伸至何处,相反,要对权力做上升的分析,也就是说,在最底层分析权力现象、技术和程序运行的方法;当然还应指出这些程序如何移位、展开和变形,但更应该指出它们怎样被一些整体的现象投资和兼并,以及为什么更普遍的权力或经济利益能够钻进这些既相对自治又无限细微的权力技术的游戏之中。最后,庞大的权力机器会伴随着意识形态的生产,但在底层,更多的是知识形成和积累的实际工具,这是些观察的方法、记录的技术和研究探索的程序,是些检验的工具。权力,当它在自己细微的机制中运转时,如果没有知识的形成、组织和进入流通便不能成功,不需要意识形态的伴随和建构。

总之,必须在法律的统治权和国家的制度划定的领域以外研究权力;重要的是从统治的技术和战术出发进行研究。这是福柯在进行对精神病学的权力、儿童的性和惩罚体系等等几项不同研究时力图遵循的路线。同时,这些片断又重叠的研究使一个整体的历史事实呈现出来:统治权的法律-政治理论。它始于中世纪罗马法复兴时期,围绕君主政体和君主的问题构建起来。这种关于统治权的理论在历史上扮演了四个角色:它以实际的权力机制即封建君主政体为参照;它是庞大的官僚君主政体的工具并为其辩护;它曾是围绕16世纪和17世纪的权力系统的政治和理论斗争的重要工具;最终,在18世纪,为了反对专制或集权的官僚君主政体,建立轮流执政的民主议会模式,它再一次充当了理论工具。实际上,在封建社会延续的时段以内,统治权理论面对和参照的问题实际上覆盖了权力的普遍机制及其运转方式,从最高的层面直至最低的层面,权力的运转方式基本上可以用统治者/臣民关系的术语来描述。

然而,在17世纪和18世纪出现了新的权力机制,这种新的权力机器首先作用于人的肉体及其行动,通过监视不间断地运转,以实际强制严密的分区控制而不以统治者的物质存在为前提,它决定了一种新的权力经济学,其原则是既增加受奴役者的力量,又提高奴役者的力量和效率。这种完全不能用统治权的术语描述的权力,是市民社会的一项伟大发明,它曾是建立工业资本主义及其相联系的社会的基本工具之一,它是“惩戒”的权力。惩戒权力与统治权理论在根本上异质,似乎理所当然地会让统治权理论的法律大厦消失,但是统治权理论作为意识形态和重大法律规则的组织原则依然继续存在。原因在于,一方面,统治权理论在18和19世纪曾是反对君主政体和一切惩戒的社会障碍的持续的批判的武器;另一方面,这种理论和以它为中心的法律规则的组织可以在惩戒机制之上叠加法律体系,从而可以掩盖前者,抹去惩戒中的统治和统治技术的因素,并最终向每一个人保证,通过国家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他能运用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利。这样,在从19世纪到当今的现代社会里,人们一方面有了公共权利的合法化、话语和组织,它们紧密围绕着社会实体至高无上的原则,每个人的最高权利通过国家的代表来实现;同时另一方面,人们有了惩戒强制严格的分区控制,它事实上保证这同一个社会内聚力。统治权的权利和惩戒机器——正是在这两个界限里面,权力在运行。当今,权力同时通过法律和惩戒技术来运转,出自惩戒的话语侵占法律,规范化的程序越来越殖民进入法律的程序,这可以解释“规范化社会”的整体功能。

18世纪下半叶,出现了权力的一种新技术,它运用的对象是人的生命,不是针对肉体的人,而是针对活着人,针对类别的人。如果说惩戒试图把人的群体分解为被监视、被训练、被利用,并可能被惩罚的个体,那么这个新的技术要使人群组成整体的大众,这个大众受到生命特有的整体过程,如出生、死亡、生产、疾病等等的影响。这就是人类的“生命政治学”,它的某些活动和首要的干预领域、知识领域和权力领域:出生率、发病率、各种生理上的无能,环境的后果,正是关于这一切,生命政治学抽取其知识并确定干预和权力的领域。在这个新的权力技术中接触到的不是法学家定义的社会实体,也不是个人-肉体,这是新的实体:人口。生命政治学与人口有关,人口作为政治问题,同时作为科学和政治问题,作为生物学问题和政治问题,是从这时候开始的。生命政治学关注的是一些集体现象,只有在大众的层面上才表现出经济与政治的后果。如果从个人角度来看,这是一些偶然的、难以预测的现象,但在集体的层面上,却表现出一些可能建立的常数。生命政治学要面对的是在人口中产生,并在一定时间段内加以考察的偶然事件。从这里出发,它要建立调整机制,围绕内在于人口的偶然,建立保障机制,并优化生活状态;它要对生命,对作为类别的人的生理过程承担责任,并在他们身上保证一种调节,而不是纪律。

在过去,君主掌握着生与死的权力,这是使人死或让人活的权利。而现在出现了针对人口、针对活着的人的生命权力,这是使人活,让人死的权力。为了使人活,生命权力越来越有权干预生活的方式,为了提高生命的价值,为了控制事故、偶然、缺陷。死亡作为生命的结束,明显是权力的结束、界限和终止。在君主制中,死亡是君主的绝对权力,君权将它高度仪式化;而现在死亡是个人摆脱所有权力,重新回到自身的方式,它成了私人的事情。权力不再知道死亡,它控制的是死亡率。

再对比一下惩戒技术和调节技术:前者围绕肉体,产生个人化的后果,它把肉体当作力量的焦点来操纵,它必须使这力量既有用又顺从;后者作用于生命,集中纯粹属于人口的大众的后果,它试图控制可能在活着的大众中产生的一系列偶然事件,它的目标是通过整体的平衡,达到某种生理常数的稳定。这样就有了两个系列:肉体系列-人体-惩戒-机关;人口系列-生物学过程-调节机制-国家。惩戒和调节的机制不处于同一层面,正是这样,才使它们不会相互排斥并可以连接起来。我们甚至可以说,在大部分情况下,针对肉体的惩戒机制和针对人口的调节机制是相互铰接在一起的。如果说19世纪性成为一个有战略重要性的领域,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它作为完全肉体的行为,揭示了经常性监视形式的个人化惩戒控制;另一方面,通过生殖效果,性进入大生物学过程并产生后果,与构成人口的这个复杂的要素和整体有关。性,正好处于肉体和人口的十字路口,因此,它揭示了惩戒,但它也揭示了调节。以一种更普遍的方式,有一种要素在惩戒和调节之间循环,它以同样的方式作用于肉体和人口,既导致对肉体的纪律秩序的控制又导致对生物学复杂的偶然事件的控制,这个要素就是“规范”。规范化的社会,就是在其中纪律规范和调节规范垂直相交的社会。通过惩戒技术和调节技术两方面的双重游戏,权力终于覆盖了从有机体到生物学,从肉体到人口的全部。

如果是19世纪以来统治权的权力逐步后退而惩戒或调节的生命权力逐步前进是正确的话,那么在规范化社会中杀人权的权力和职能将怎样行使呢?使人活的生命权力怎么可以让人死呢?在这里引入了种族主义。种族主义在很久以前就存在了,但那时它在其他地方起作用,使种族主义进入国家机制的正是生命权力的出现。首先,种族主义在权力承担生命责任的领域引入断裂的手段,是应当活的人和应当死的人之间的断裂。在人类的生物学连续中出现了种族的区分,权力因此可以把它承担责任的人分为次集团,也就是种族。其次,种族主义以一种全新的可以与生命权力的运作相容的方式使战争关系发挥作用,在我自己的生命与他人的死亡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他人的死亡不仅仅是我在个人安全意义上的生命,劣等种族的死亡将使整体生命更加健康、更加纯粹。如果这个机制能够运转,是因为它要消灭的敌人不是字面意义上的政治敌人,而是在人口之内或之外针对人口的危险,它是以消灭生物学上的危险并以与此消灭相联系巩固人种或种族为目的。因此,在规范化社会中,在最初的要求是生命的权力中,我们看到种族主义的重要性,正是在这个条件下人们才能行使杀人的权利。实际上,广义的进化论在19世纪不仅仅是用生物学术语改写政治话语的方法,而确实是思考殖民关系、战争的必要性、犯罪行为、疯狂和精神病现象、阶级社会的历史等等问题的方法。

这样讨论我们社会里的权力,仿佛它们是自行运转的,但事实上,复杂的权力关系不能在没有真理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和运转的情况下运行。权力-知识关系始终是分析的核心。问题不只是要搞清楚知识如何顺从权力并为之所用,或权力如何凌驾于知识之上。知识的形成离不开一个交流、注册、积累和替换的体系,这个体系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形式,其存在与运转都与其他各种权力形式相联系。反过来说,权力的运用也离不开知识的抽取、占有、分配和限定。如此一来,就没有知识和社会,甚至科学与国家的对立了,有的只是“权力-知识”的各种形式。举例来说,18世纪,惩戒技术不仅在最细微最基本的层面上导致了权力的变化,还导致了知识的合并,分离出可能的知识领域。与肉体的纪律化同时发生的是知识的纪律化,它规划了权力和知识之间关系的新模式。在知识领域中同样发生了挑选、规范化、等级化和集中化,也就是说作为学科的知识内部组织,在其自身的领域内既有挑选的标准以排斥假知识、非知识,又有内容的规范化和同质化、等级化形式,最终是围绕某种公理化知识集中化的内在组织。这样就把每个知识作为学科进行整理,另一方面,展示在内部已经纪律化的知识,在人们称为“科学”的整体领域或学科中使它们相互交流、分类和等级化。知识成为学科是一个重大转折,从此科学作为一般领域,作为知识的纪律警察将提出它特有的问题:分类问题、等级化问题、领域问题,等等。

福柯对知识的分析置于话语-权力的轴上。他认为,当人们在从事知识谱系学的时候,不能把18世纪的进程理解为阳光与黑夜、认识和无知的关系,把它描述成启蒙、进步的历史。事实上它是非常不同的东西:巨大的复杂的战斗,不是在认知与无知之间,而是一些知识对另一些知识的战斗——知识通过自身的形态,通过相互敌对的掌握者和通过它们内在权力的后果相互对立。



2.现代性问题:什么是启蒙?什么是批判?

福柯将启蒙理解为一种态度,一种哲学的精神气质,我们可以把它描述为对我们所处历史时代的持恒批判。它指出了一种状况:我们不得不摆脱外部-内部这一非此即彼的选择,不得不身处边界。实际上,批判是由对界限的分析与反思组成的。倘若康德的问题在于:认识到什么界限是知识不得不宣布放弃越出的;那么,今天的关键问题则必须转回某种肯定性的问题:在那些被作为普遍、必然、义务而加在我们身上的东西里面,所有那些属于独特、偶然及专断约束的产物的东西,又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简言之,问题的关键在于:把以必然性界限形式展开的批判,转化为以某种可能性逾越形式出现的实践批判。批判不再是超越性的,其目标也不在于促成一种形而上学,而是具有谱系学的方案和考古学的方法。之所以说是这种批判是考古学而不是先验超越的,是因为它所致力的并不在于确定所有知识或所有可能的道德行动的普遍结构,而是在于将表达我们所思、所言及所为的话语实例作为如此繁多的历史事件来探讨;同时,之所以说这种批判是谱系学的,是因为它不再根据我们所是的形式推演出我们所不可能做、不可能知的东西,而将从使我们成为我们所是的那种偶然性中,分离出某种可能性来。在这种可能性下,我们得以不再依我们所是、所为或所思去是、去行、去思。

这种针对我们自身界限展开的工作,必须将自身交付现实、交付现时进行检验,这两方面都得把握具备发生变化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的那些关节点,确定确切的变化形式,摆脱所有声称具有普遍性的计划。但这并不是说,所有工作都只能在无序和偶然的状态中展开。这项工作自有其一般性、系统性、同质性以及关键所在。首先关键问题是:18世纪给出的伟大承诺,是以技术能力对物所发生的影响与个体相对于他人的自由同时协调增长为基础的,但现在我们发现能力的增长与自主性增长之间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简单,各式各样的技术传递了多种多样的权力关系。那么,能力的增长如何才能摆脱权力关系的强化?这就将我们引向了对“实践系统”的领域的考察,这一领域可以确保历史-批判性分析的同质性,因为实践领域中人们行事的内容和方式具有同质的技术性因素与策略性因素:人们行事的技术性一面,在于他们组织自己行事方式的那些理性形式;而这些实践活动策略性的一面,则在于当他们在这些实践系统里行事时,可以相对自由地对他人所为作出反应,改变游戏的规则。这些实践系统根源于三个广阔领域:对事物的控制的关系,对他人的行动的关系,以及对自己的关系。这并不是说这三个领域彼此之间毫无关联。众所周知,对事物的控制是以与他人的关系为中介的,而与他人的关系又总是会牵涉到与自己的关系,反之亦然。然而,我们需要考虑的是知识、权力与伦理这三个基轴各自的特殊性质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联。换句话说,关于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会涉及到下述系统化的问题:我们如何被建构为自身知识的主体?我们如何被建构为行使权力关系或是屈从于权力关系的主体?我们又是如何被建构为自身行动的道德主体?最后,这些历史-批判性的考察始终是具体确定的,但至少就西方社会而言考察面临的问题自有其普遍性,因为它们不断地重复凸显于我们的时代,例如心智健全与精神错乱之间的关系,疾患与健康之间的关系,犯罪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以及性关系的角色,等等。

···
我们可以从当代的角度来看启蒙与批判问题。福柯认为批判的核心本质上是由权力、真理和主体相互牵连的关系构成的。如果说十五六世纪西欧社会中兴起的治理化运动,是凭借依附于真理的权力机制在社会实践的现实中对个体进行压制,那么,批判就是这样一场运动:主体自己有权质疑真理的权力效果和权力的真理话语。这样,批判将是自愿的反抗的艺术,是充满倔强的反思艺术。福柯把这个定义与康德对启蒙的定义相比较:康德将启蒙与人在权威下所处的不成熟状态联系起来加以界定,他把这种不成熟的特征界定为人的无能,即没有能力在缺乏他人引导的情况下运用自己的知性。使人处于不成熟状态的权威的施行,与人的缺乏决断和勇气相关联,因此,启蒙必须消除人的不成熟状态,在某种程度上使人成熟。而就与启蒙的关系而言,先于启蒙的批判会说,这与其说是我们或多或少勇敢地从事什么事情的问题,还不如说是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及其局限有什么看法的问题。一旦我们充分了解自己的认识及其局限,那么就可以发现自主原则。对康德来说,启蒙提出了这种真正的认识的勇气,这种勇气必然要敢于承认认识的局限。他提出批判的基本责任是对认识的认识,以此作为整个现在与未来之启蒙的序曲。

康德的批判事业与启蒙保持了一段距离,要探究这样的批判事业,19世纪以来的历史提供了比探究启蒙本身更好的时机。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历史给批判提供的三个支点:首先是实证科学,其次是国家系统的发展,最后是将科学实证主义与国家的发展缝合在一起,即一种国家学说——它们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于科学将在生产力的发展中发挥越来越有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国家权力将越来越通过完善的技术来行使。因此,启蒙问题合乎逻辑的引起了怀疑的追问:那些过度的权力,那些治理化的出现,不是应由理性本身负起历史责任吗?这种对理性的怀疑尤其在德国得到发展,从黑格尔左派到法兰克福学派,存在着对实证主义、客观主义、合理化、对技术与技术化的彻底批判。在法国,启蒙概念连同它所提出的所有问题并未成为有影响的历史话题,启蒙思想被贬低为哲学史的一段次要插曲。但是,法国的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在这个时代,启蒙问题被重新探讨,其方式意味深长地接近法兰克福学派的工作。什么是启蒙这一问题,是通过意义和意义何以构成的问题回到我们身边的(存在主义?)。通过对这一事实——意义只有通过这些结构特有的强制效果才得以存在——的分析,理性与权力之间的问题通过一条奇特的捷径被重新发现。这里我们遇到了与启蒙问题互逆的反问题:合理化如何导致了权力的狂热?

在福柯看来,自康德以来,大概是因为它在启蒙与批判之间所做的这种区分,启蒙这个问题基本上是从知识的角度提出来的,也就是从在现代科学的建构时代知识的历史命运这个角度提出来。不过,启蒙问题还可以由此提示:通过在这种命运中寻找权力的无限影响——这个问题必然将通过客观主义、实证主义、技术主义等与权力相关联。我们必须弄清在强制机制与知识要素之间可识别的是什么样的关系、关联,它们之间发展出什么样的相互接替和支持的游戏,以至一个特定的知识要素在一个特定的系统中具有权力的效应,以至一个强制的程序获得了一个合理的、适当的、技术上有效的要素的形式和正当理由。必须描述一个知识-权力网络,以便我们理解是什么构成了一个系统的可接受性,从而重新把握它的肯定性的一面。这种肯定性不具有任何先验性,不可能凭任何原初的存在权利而变得可被接受,也不具有明显的整体性,它们具有的只是纯粹的独特性。对肯定性的分析需要使某种独特的肯定性恰恰在使之独特的方面变得可以理解。这里提出的就是谱系学的问题,即试图恢复某种独特性出现的条件,这种独特性从众多的决定性因素中产生,但不是它们的产物,而毋宁是它们的效果。为什么是效果而不是结果?其原因有几个:其一,这种独特的效果可以根据某些关系来说明,这些关系主要是个体或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支撑这种可理解的关系网络的,是这种有着总是变化不定的非确定性的余地的互动关系的固有逻辑。其二,这一关系网络一定不会只构成一个层面。这些关系不断地彼此脱离。关系中的每一个互动都可以被重新置于超出它的环境中,反过来说,不管它可能是多么的具有局部性,每一个互动都会对它所属的和它被包含在其中的互动产生影响。因此,在重复同样的过程的东西和改变这个过程的东西之间,存在着永久的流动性、根本的脆弱性或毋宁说是复杂的相互作用。这里我们必须提出一种可称之为策略的总体分析形式。

正如前面提过的,考古学、策略和谱系学是在同一个分析中必然出现的三个维度。权力不应被理解为支配、控制、基本的设定、唯一的原则、解释或不可约的法律。必须始终从与互动领域的关系上来看待权力,从与种种知识不可分的关系的角度来考量它。现在的问题是:在互动关系和多元策略的语境中,知识与权力之不可分如何既导致根据它们的可接受性条件而确定的独特性,又导致某种可能的领域,开放的领域、非决定性的领域、可逆的领域和可能错位的领域,这些领域使那些独特性变得脆弱、暂时,并且使这些效果变成不折不扣的事件?

总之,这场新的批判运动沿着与康德同路却相反的方向前进。如果必须提出知识与统治的关系问题,那么首要的是要从某种做出不被统治的决定的意志出发,这种做出决定的意志既是个体的也是集体的态度。


感想:
在福柯那里,所有这些他感兴趣的问题,他关注的群体,都是他的自我的非常核心的东西,是这个灵魂的一部分。在写作中他得以展现最内心的一面,但与此同时他又彻底隐藏了自己的声音,让写出的东西说话。他不断在他的书里直面自己,又不断摆脱自己,成为一个自由而无拘束的个体,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会与他产生共鸣:我就是福柯。福柯又是谁?福柯是这个现代社会里匿名而又真实的人。
[ 此贴被黄垚在2018-07-05 09:58重新编辑 ]
Posted: 2018-02-09 00:01 | [楼 主]
黄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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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新贴啦,自顶
Posted: 2018-02-09 00:06 | 1 楼
张一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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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姐真的厉害,读福柯左灯右行进出不得,师姐的两篇总结都让我感觉像开了天窗一样。羡慕。
Posted: 2018-04-06 10:11 | 2 楼
黄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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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
引用第2楼张一晗于2018-04-06 10:11发表的  :
师姐真的厉害,读福柯左灯右行进出不得,师姐的两篇总结都让我感觉像开了天窗一样。羡慕。


感到读得困难就是收获最大的时候!羡慕你们有时间继续高歌猛进,抓紧!
Posted: 2018-04-11 16:17 | 3 楼
夏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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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很有温度!
Posted: 2018-04-11 20:17 | 4 楼
snzg
将“学在华工”落在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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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帖。。
Posted: 2018-06-30 20:39 | 5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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