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0—2017.11
书单：《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大公报>广告与近代社会（1902-1936）》
《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 儒教与道教》（在读）
在这个月我阅读了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闫克文翻译，我读的这一版本在前言部分有社会学领域的其他大师针对本书的前言、导读、导论、绪论等。极大的便利了我们理解如何将宗教、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知识融合在一起去看待和处理问题。尽管如此，我在第一遍看完本书时还是有点摸不着头脑，便浏览了一些网上已有的书评，其中一些观点确实让我对某些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和更深的认识。
在我已有的认知里，资本主义就是压榨和剥削，社会主义才是人类和未来的必然；宗教只是人们为了填补知识的空白，克服因为对世界未知的恐惧和不安。但在初步阅读完本书时，我受到了极大的冲击。韦伯认为现代经济秩序的前驱就是那些不顾传统土地和商业贵族的敌视而夺路求成的暴发户或者新贵。支持他们投身这场冲突的力量乃是一种新的宗教观念，它教导他们不是吧追逐财富仅仅看作赢利，而是看作一种义务。特别是本书的宗教对象——新教，它对已有的天主教和东正教的提出了不同看法，并建立了自己教派的教义和管理体制。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而在书的序言部分，韦伯先生先提出了种种疑问：西方文明中，而且仅仅在西方文明中才会呈现出那些沿着一条具有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的发展路线而存在的文化现象，这一事实应归功于哪些环境要素的综合作用呢？而后韦伯从印度、中国、巴比伦和埃及这些古老文明入手，再具体从一些普遍的文化领域分析，比如：天文学、历史学、法学、音乐、建筑的对比发现一个现象，即最初在东方出现的某一文明或者技术会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成为西方的主要成果，或者我们可以理解为使之现代化、可操作化。而这也是当今世界的各种文化（明）的主要潮流。进而韦伯从各个领域的西方化提出完成这一转变的重要因素—资本主义。
第一章中，韦伯说在任何一个各种宗教并存的国家里，从职业统计可以看出大部分精英或者主要社会人员中，新教徒占据了优势。而且这种现象也延续到恰巧和民族差异、因而和文化差异也相吻合的地区。从而得出新教在西方经济和文化发展中扮演的角色。
第二章中，韦伯以“资本主义精神”为标题，讲明从这个标题不能理解到什么，想对这类事物下一个定义是十分困难的。所以韦伯通过富兰克林、福格尔举例，南欧和亚洲国家之间的对比阐述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并且分析了其起源问题。“在现代的经济秩序下，只要合法赚钱，就可以被看做是一种遵守天职的美德的结果和发挥天职能力的表现。”这句话又为下一篇章埋下伏笔。
第三章中，韦伯主要是对路德的“天职观”进行介绍。天职观给新教教徒传递的信息就是令上帝唯一满意的方式不是以修道院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把履行尘世事物中的责任看作是个人道德活动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这是新教徒的天职，我们称之为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
第四章中，韦伯列出四个禁欲主义新教的代表：加尔文宗教、虔信派、循道宗和产生于浸礼会运动的一些教派，并对其进行详细介绍。通过他们的宗教观念我们可以了解“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所产生的心理约束力的影响，这些影响转而指导日常行为并制约个人行动。”　　
第五章中，韦伯讨论了禁欲主义新交的基本宗教观念与它为日常经济行为确立的基本准则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得出本书的力图论证的点，即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现代文化的基本要素之一，就是天职观念基础上的理性行为，它的源头则是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精神。而宗教观念中的禁欲主义表现出来的行为方式就是，有条理的工作方式、对中产阶级节制观念的鼓励、对暴发户的鄙视、对勤劳美德的赞颂，这些都成为后来资本主义精神的观念基础。
在本章节的最后，有宗教禁欲主义的精神已经逃出了牢笼，谁知道这是不是最后的结局呢这样一个命题。韦伯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有了机器这个基础，他已经取得了极大的胜利，不再需要精神的支持了。特别是在资本主义最高度发展的美国，对财富的追求已被除去了原有的宗教和伦理含义，变得越来越与纯世俗的感情息息相关。
我们这里仅仅是尝试追溯它对人们动机发挥影响的事实与方向，不仅如此，我们还需要研究整个社会条件，特别是经济条件转而对新教禁欲主义的发展及其性质所产生的影响。毕竟，现代人，即使抱着最大的决心，也不再能看出宗教观念本来就对文化与国民性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了。我想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多读书，读经典的原因。读完本书，深感自己在这方面知识的匮乏，在闲暇时候，还要多了解宗教、神学等方面的书籍。

《大公报》是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之一，1902年创刊，至今已有过百年历史，它是清末英敛之在天津创刊的一份具有全国影响性的报纸，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承载了极为丰富的历史信息，是研究近代中国史的“宝藏”。它在创办之日起，就传播信息，主导舆论，臧否时事，月旦人物。它像百科全书一样记录了世纪的风云，记录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也积极维护着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呼唤和期待着中华的振兴。它是近代报刊中仅次于《申报》的一家大报，是人们了解信息的重要窗口和渠道。
1927年以后﹐《大公报》总体上对国民党持支持态度。“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侵略的加紧﹐《大公报》主张抗日﹐并发表了著名记者范长江的西北通讯﹐首次披露了红军长征情况。为了应变﹐《大公报》开始筹备南方各版﹐1936年4月10日上海版发刊。抗日战争爆发后﹐《大公报》天津版于7月底停刊﹐上海版12月13日停刊。《大公报》同仁分赴各地办报﹐先后有汉口版﹑香港版﹑桂林版﹐最重要的重庆版自1938年12月 1日起出版﹐销售量最高近十万份。它坚持抗日立场﹐鼓舞民心士气﹐对抗战起到了一定作用。1941年4月被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推选为当年最佳外国报纸﹐获荣誉奖章。1941年9月6日张季鸾逝世﹐王芸生接任总编辑﹐曹谷冰﹑金诚夫﹑徐铸成等领导《大公报》。其中1926年，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合组新记公司复办《大公报》。在复刊之日发表了《本社同人之志趣》，这篇文章提出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不党”，是指“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不卖”是指“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不私”，是指“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不盲”，是指不“随声附和”、不“评诋激烈，昧于事实”。
戈公振先生曾说“广告为商业发展之史乘，亦即文化进步至纪录。人类生活，因科学之发明趋于繁密美满，而广告即有促进人生和知道人生之功能。故广告不仅为工商界推销出品之一手段，实负有宣传文化与教育群众之使命也。”如此说来，广告是我们认识和研究近代史不可忽略的材料，能让我们通过现象去了解当时的社会。然而我们发现更多的近代报刊研究主要以新闻史、编辑史、经营史居多，即使是经营史的研究方面，广告也是被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这其中这其中有很多原因，首先，西方人在中国近代初创报纸时，一为传播商业信息，二为传播西方宗教的教义，这两个目的都与报纸的直接盈利无关，后来华人办报增多，但目的也不尽一样。直到20世纪初，广告的意义和经济价值得到充分认可，广告的经营才成为报业经营的主要内容。直接原因则是广告在国人心目中一直是商人的伎俩，是虚夸的诱惑，登不上大雅之堂的。这在国人心中形成一个刻板印象，导致近代广告成为一个研究的不足。
本书就是以《大公报》为研究对象，对其广告进行系统而精致的研究。第一章节对《大公报》及其广告的演变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又与同时期《申报》的广告进行了一个对比，让读者对近代广告有了一个更加直接、清晰的认知。作者也得出近代报纸广告虽然在创意和表现上都有自己的特色，但仍然有很多不足，具体表现为：形式与内容的单一 、雷同，创意概念的混乱和不清晰，广告中普遍存在过分夸大的成分。第二章讲了刊登在报纸上的广告的具体分类，有商务类、娱乐（影视）类、文教类和社会类。在对相应广告类别的数量、表现形式、特色分析中，得出各行业的发展形态，探讨广告在不同行业中表现出的不同意义，而这很大程度上有行业自身特点所决定。第三章作者阐述了《大公报》广告视野中的近代社会变迁，又分别从消费观、经济模式、精神生活、社会交往与个人信息传播方式、女性认同这几个方面的变迁过程得出结论——广告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反映文化的重要窗口。通过这个窗口我们可以把握时代变迁的脉络，这一点对我们来讲是十分重要的。最后一章中，作者探讨了《大公报》广告对近代社会的影响。通过前面对近代报刊广告，犹以《大公报》为代表进行分析，对具体广告类别全面而具体的研究后，广告或者说广告经营对报纸的长期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报业生存的好坏取决于能否接到更多、更稳定的广告客户。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广告作为一种促销商品的手段，在当时缺乏控制的社会背景下，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社会负面效应：助长了社会恶俗风气、孳生和刺激了炫耀、奢华的消费风气、形成了广告浮夸的风格特点。这都是我们研究广告史料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当今时代的广告随着我国网民和手机网民数量连续的、高增长率的姿态，同时伴随着新媒体、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传统广告越来越不能适应当前社会的需要。广告的广告内容和广告形式要遵循着创意、用户体验这两个客观规律；在大数据的支撑下精准营销，提升广告主效益。当今的广告能否在此基础上最大限度的避开一些“雷区”、更好的发挥广告的优势，以期能使之更好的服务于广告主，为广告正名。这还是一个疑问，也是需要我们探索和研究的。

2017.9—2017.10
书单：涂尔干：《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读）
    1.涂尔干的准则一书最早出版于1895年，在1901年再版时，第二版序言加入了最初以《论社会学中的客观方法》为题发表于《历史综合评论》1901年第二期上的文章。
针对本书，我对为什么法国是社会学的故乡这一问题也十分感兴趣。“社会学”这个名词是孔德于19世纪30年代在他的《实证哲学教程》第 4 卷里首次提出的，他通常被视为社会学的创始人。而从法国社会学的发展历程上看,大致经过了5个时期：①开创时期；②学科奠立时期；③低沉时期；④战后恢复时期；⑤学科扩展时期。
    法国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对社会学的立具有重要的影响，孟德斯鸠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考察了政治制度的变迁，卢梭则从哲学的高度研究了人类社会的起源和组成，他们是法国社会学重要的思想先驱。孔德在总结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从社会秩序和社会进步的原则出发提出他的社会学构想，认为社会学就是对社会现象所特有的全部根本法则进行实证研究。涂尔干所处的时期是社会学的形成时期，人们对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正如迪尔凯姆在本书的《第一版序言》中所说的，“由于人们不大习惯科学地看待社会事实，所以本书中的一些命题可能会使读者感到惊讶。”在这样的知识背景下，涂尔干开创性地提出了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并将之运用与诸如自杀等的研究。他的教学实践为法国培养了第一批社会学的专业研究人员，以他为首创办的《社会学年鉴》聚集起一大批有影响的专家学者，如M.莫斯、P.福孔内、M.哈尔布瓦克斯、L.列维－布留尔等。以涂尔干为中心形成的学者群体通常被人们称为社会学年鉴派，他们完成了法国社会学从古典向现代、从开创时期向奠立时期的过渡。
    两次世界大战成为法国社会学发展的分水岭。1917年，涂尔干去世，社会学年鉴派也在战争的动乱中解体，《社会学年鉴》被迫停刊。虽然迪尔凯姆的弟子们曾作出过重组学派的努力，但总的来说，这个时期没有出类拔萃的新人出现，也没有引人注目的开拓性研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法国社会学界只剩下20多位学者,大学里也只剩下3个社会学教授的席位，且是附设在哲学系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反犹太主义的影响下，社会学年鉴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涂尔干、莫斯、列维－布留尔、哈尔布瓦克斯等犹太学者的书籍遭到查禁，社会学活动几乎全部停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60年代是法国社会学迅速恢复时期。这个时期有两个重要的代表人物：G.D.古尔维奇和R.阿隆。古尔维奇在法国社会学史上是个革故鼎新的人物,他所建立的社会学的类型学理论,使当时沉闷的法国社会学界为之一振。他提出应把社会学与历史哲学、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区别开来，指出了社会直线发展理论的谬误。法国社会学在战后的复兴，除了得到自身的社会学传统和现实需要的推动外，美国和德国的影响也是很重要的因素。两次世界大战时期，一些有志于重振法国社会学的年轻学者纷纷渡洋赴美，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系从事学习和研究，他们回国后大多成为社会学各分支学科的带头人。 
    60年代以后是法国社会学的学科扩展时期。4位有影响的学者为核心分别形成当今法国社会学的四大学派，即布迪约的批判结构主义学派、图伦的社会行动研究学派、克罗济埃的战略分析学派和布东的功利主义学派。它们有4个研究主题:社会整合、社会冲突、行动者的计划、系统的逻辑。
  所以我认为时代背景、社会背景和个人英雄是很重要的因素，这跟我国新文化运动时期散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有相似的地方。今天的中国处于一个需要对社会现象和社会事实进行更加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进行研究的时期，各种冲突和矛盾显得无比尖锐，各种问题亟待解决，我们要从跨学科、职业化、数据化等方面深入学习，并将其运用到现实社会当中。

    2.在《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开篇，米尔斯就提出：大多数人之所以对于生活中围绕在自己身边的困扰感到焦虑茫然，是因为他们没有把个人生活进程与社会的历史背景及其结构性变迁联系起来。在现代化工业社会，人们分外注重自我意识，然而大众创造历史的进程却远远超出一般个体依据价值判断调试自身的能力。如果一味在新旧思维方式的断层中进退不前，那么整个社会有可能陷入道德危机。
米尔斯认为人们需要一种心智即：利用信息增进理性，来看清社会现象间的联系乃至全貌。他将这种心智命名为：社会学的想象力。拥有社会学想象力的学者通常定位于三类问题：社会结构、社会历史、人与人性。他们具备从一个视角转换到另一个视角的能力，根据特征归纳类型、探索意义，并在此过程中建立起对整个社会及其组成部分的充分认识。如果个人的困扰无法在其所能获得的机遇范围内找到解决办法，即这方面的社会机遇结构解体，那么个人问题就要上升为一个公众论题，我们就有必要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超越个人环境变化从而理解这些变化。
    米尔斯也明确本书的目的：确立社会科学对于我们时代的文化使命所具有的文化涵义。他想具体说明促成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各种努力；表明它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密切关系；或许也暗示出一些要想拥有它所必须的东西。
    而在附录中作者分享了他多年来的治学经验，含括了对全书重要论点的整理性总结。本书以美国为案例，对其社会和社会学界的批判，对美国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米尔斯也被誉为“当代美国文明最重要的批评家之一”。

读的很不错，不过下次可以读书更系统化一点，这样效果会更好。一起加油。

已经很棒了，可以稍微往体系化方向阅读

加油。。。可以吸收楼上的意见。。

2017.10—2017.11
书单：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
                      《<大公报>广告与近代社会（1902-1936）》
在这个月我阅读了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闫克文翻译，我读的这一版本在前言部分有社会学领域的其他大师针对本书的前言、导读、导论、绪论等。极大的便利了我们理解如何将宗教、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知识融合在一起去看待和处理问题。尽管如此，我在第一遍看完本书时还是有点摸不着头脑，便浏览了一些网上已有的书评，其中一些观点确实让我对某些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和更深的认识。
在我已有的认知里，资本主义就是压榨和剥削，社会主义才是人类和未来的必然；宗教只是人们为了填补知识的空白，克服因为对世界未知的恐惧和不安。但在初步阅读完本书时，我受到了极大的冲击。韦伯认为现代经济秩序的前驱就是那些不顾传统土地和商业贵族的敌视而夺路求成的暴发户或者新贵。支持他们投身这场冲突的力量乃是一种新的宗教观念，它教导他们不是吧追逐财富仅仅看作赢利，而是看作一种义务。特别是本书的宗教对象——新教，它对已有的天主教和东正教的提出了不同看法，并建立了自己教派的教义和管理体制。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而在书的序言部分，韦伯先生先提出了种种疑问：西方文明中，而且仅仅在西方文明中才会呈现出那些沿着一条具有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的发展路线而存在的文化现象，这一事实应归功于哪些环境要素的综合作用呢？而后韦伯从印度、中国、巴比伦和埃及这些古老文明入手，再具体从一些普遍的文化领域分析，比如：天文学、历史学、法学、音乐、建筑的对比发现一个现象，即最初在东方出现的某一文明或者技术会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成为西方的主要成果，或者我们可以理解为使之现代化、可操作化。而这也是当今世界的各种文化（明）的主要潮流。进而韦伯从各个领域的西方化提出完成这一转变的重要因素—资本主义。
第一章中，韦伯说在任何一个各种宗教并存的国家里，从职业统计可以看出大部分精英或者主要社会人员中，新教徒占据了优势。而且这种现象也延续到恰巧和民族差异、因而和文化差异也相吻合的地区。从而得出新教在西方经济和文化发展中扮演的角色。
第二章中，韦伯以“资本主义精神”为标题，讲明从这个标题不能理解到什么，想对这类事物下一个定义是十分困难的。所以韦伯通过富兰克林、福格尔举例，南欧和亚洲国家之间的对比阐述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并且分析了其起源问题。“在现代的经济秩序下，只要合法赚钱，就可以被看做是一种遵守天职的美德的结果和发挥天职能力的表现。”这句话又为下一篇章埋下伏笔。
    第三章中，韦伯主要是对路德的“天职观”进行介绍。天职观给新教教徒传递的信息就是令上帝唯一满意的方式不是以修道院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把履行尘世事物中的责任看作是个人道德活动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这是新教徒的天职，我们称之为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
第四章中，韦伯列出四个禁欲主义新教的代表：加尔文宗教、虔信派、循道宗和产生于浸礼会运动的一些教派，并对其进行详细介绍。通过他们的宗教观念我们可以了解“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所产生的心理约束力的影响，这些影响转而指导日常行为并制约个人行动。”　　
第五章中，韦伯讨论了禁欲主义新交的基本宗教观念与它为日常经济行为确立的基本准则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得出本书的力图论证的点，即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现代文化的基本要素之一，就是天职观念基础上的理性行为，它的源头则是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精神。而宗教观念中的禁欲主义表现出来的行为方式就是，有条理的工作方式、对中产阶级节制观念的鼓励、对暴发户的鄙视、对勤劳美德的赞颂，这些都成为后来资本主义精神的观念基础。
在本章节的最后，有宗教禁欲主义的精神已经逃出了牢笼，谁知道这是不是最后的结局呢这样一个命题。韦伯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有了机器这个基础，他已经取得了极大的胜利，不再需要精神的支持了。特别是在资本主义最高度发展的美国，对财富的追求已被除去了原有的宗教和伦理含义，变得越来越与纯世俗的感情息息相关。
我们这里仅仅是尝试追溯它对人们动机发挥影响的事实与方向，不仅如此，我们还需要研究整个社会条件，特别是经济条件转而对新教禁欲主义的发展及其性质所产生的影响。毕竟，现代人，即使抱着最大的决心，也不再能看出宗教观念本来就对文化与国民性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了。我想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多读书，读经典的原因。读完本书，深感自己在这方面知识的匮乏，在闲暇时候，还要多了解宗教、神学等方面的书籍。
在《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开篇，米尔斯就提出：大多数人之所以对于生活中围绕在自己身边的困扰感到焦虑茫然，是因为他们没有把个人生活进程与社会的历史背景及其结构性变迁联系起来。在现代化工业社会，人们分外注重自我意识，然而大众创造历史的进程却远远超出一般个体依据价值判断调试自身的能力。如果一味在新旧思维方式的断层中进退不前，那么整个社会有可能陷入道德危机。
本书大概可以主要划分为两大部分，第二至六章是对当代社会科学研究趋势的批判，第七至十章分别论述了社会科学研究应当注意人类的多样性、历史的运用，以对理性与自由的关注为核心，履行好公共职责和政治意义，米尔斯批判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的不良风气，避免类似的错误和建构良好的研究风气，提供发挥社会学想象力的平台。
米尔斯认为人们需要一种心智来挽救现状，即：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看清社会现象间的联系乃至全貌。他将这种心智命名为：社会学的想象力。拥有社会学想象力的学者通常定位于三类问题：社会结构、社会历史、人与人性。他们具备从一个视角转换到另一个视角的能力，根据特征归纳类型、探索意义，并在此过程中建立起对整个社会及其组成部分的充分认识。如果个人的困扰无法在其所能获得的机遇范围内找到解决办法，即这方面的社会机遇结构解体，那么个人问题就要上升为一个公众论题，我们就有必要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超越个人环境变化从而理解这些变化。
在科层制气质这一章节中，他认为最近几年人们所说的“新社会科学”，不仅是抽象经验主义，还包括新的非自由主义实用性，由于它们的结合将造成一种科层制的社会科学的发展。这种观点揭示了科层制气质的政治含义，它主要应用并服务于社会的非民主领域——军事基地、公司、广告中介机构和政府行政部门。许多社会科学家已经进入这些科层组织，他们关心的问题也就和使行政人员更有效率有关了。米尔斯认为，人类工程或社会科学真正的终极目标是“预测”，其实是用专家治国的口号代替本应该合乎情理的道德选择。社会研究的科层化是个非常普遍性的趋势，可能它必将在科层组织的规章已支配一切的社会中实现。
米尔斯也明确本书的目的：确立社会科学对于我们时代的文化使命所具有的文化涵义。他想具体说明促成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各种努力；表明它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密切关系；或许也暗示出一些要想拥有它所必须的东西。
   在附录中作者分享了他多年来的治学经验，含括了对全书重要论点的整理性总结。本书以美国为案例，对其社会和社会学界的批判，对美国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米尔斯也被誉为“当代美国文明最重要的批评家之一”。
《大公报》是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之一，1902年创刊，至今已有过百年历史，它是清末英敛之在天津创刊的一份具有全国影响性的报纸，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承载了极为丰富的历史信息，是研究近代中国史的“宝藏”。它在创办之日起，就传播信息，主导舆论，臧否时事，月旦人物。它像百科全书一样记录了世纪的风云，记录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也积极维护着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呼唤和期待着中华的振兴。它是近代报刊中仅次于《申报》的一家大报，是人们了解信息的重要窗口和渠道。
1927年以后﹐《大公报》总体上对国民党持支持态度。“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侵略的加紧﹐《大公报》主张抗日﹐并发表了著名记者范长江的西北通讯﹐首次披露了红军长征情况。为了应变﹐《大公报》开始筹备南方各版﹐1936年4月10日上海版发刊。抗日战争爆发后﹐《大公报》天津版于7月底停刊﹐上海版12月13日停刊。《大公报》同仁分赴各地办报﹐先后有汉口版﹑香港版﹑桂林版﹐最重要的重庆版自1938年12月 1日起出版﹐销售量最高近十万份。它坚持抗日立场﹐鼓舞民心士气﹐对抗战起到了一定作用。1941年4月被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推选为当年最佳外国报纸﹐获荣誉奖章。1941年9月6日张季鸾逝世﹐王芸生接任总编辑﹐曹谷冰﹑金诚夫﹑徐铸成等领导《大公报》。其中1926年，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合组新记公司复办《大公报》。在复刊之日发表了《本社同人之志趣》，这篇文章提出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不党”，是指“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不卖”是指“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不私”，是指“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不盲”，是指不“随声附和”、不“评诋激烈，昧于事实”。
戈公振先生曾说“广告为商业发展之史乘，亦即文化进步至纪录。人类生活，因科学之发明趋于繁密美满，而广告即有促进人生和知道人生之功能。故广告不仅为工商界推销出品之一手段，实负有宣传文化与教育群众之使命也。”如此说来，广告是我们认识和研究近代史不可忽略的材料，能让我们通过现象去了解当时的社会。然而我们发现更多的近代报刊研究主要以新闻史、编辑史、经营史居多，即使是经营史的研究方面，广告也是被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这其中这其中有很多原因，首先，西方人在中国近代初创报纸时，一为传播商业信息，二为传播西方宗教的教义，这两个目的都与报纸的直接盈利无关，后来华人办报增多，但目的也不尽一样。直到20世纪初，广告的意义和经济价值得到充分认可，广告的经营才成为报业经营的主要内容。直接原因则是广告在国人心目中一直是商人的伎俩，是虚夸的诱惑，登不上大雅之堂的。这在国人心中形成一个刻板印象，导致近代广告成为一个研究的不足。
本书就是以《大公报》为研究对象，对其广告进行系统而精致的研究。第一章节对《大公报》及其广告的演变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又与同时期《申报》的广告进行了一个对比，让读者对近代广告有了一个更加直接、清晰的认知。作者也得出近代报纸广告虽然在创意和表现上都有自己的特色，但仍然有很多不足，具体表现为：形式与内容的单一 、雷同，创意概念的混乱和不清晰，广告中普遍存在过分夸大的成分。第二章讲了刊登在报纸上的广告的具体分类，有商务类、娱乐（影视）类、文教类和社会类。在对相应广告类别的数量、表现形式、特色分析中，得出各行业的发展形态，探讨广告在不同行业中表现出的不同意义，而这很大程度上有行业自身特点所决定。第三章作者阐述了《大公报》广告视野中的近代社会变迁，又分别从消费观、经济模式、精神生活、社会交往与个人信息传播方式、女性认同这几个方面的变迁过程得出结论——广告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反映文化的重要窗口。通过这个窗口我们可以把握时代变迁的脉络，这一点对我们来讲是十分重要的。最后一章中，作者探讨了《大公报》广告对近代社会的影响。通过前面对近代报刊广告，犹以《大公报》为代表进行分析，对具体广告类别全面而具体的研究后，广告或者说广告经营对报纸的长期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报业生存的好坏取决于能否接到更多、更稳定的广告客户。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广告作为一种促销商品的手段，在当时缺乏控制的社会背景下，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社会负面效应：助长了社会恶俗风气、孳生和刺激了炫耀、奢华的消费风气、形成了广告浮夸的风格特点。这都是我们研究广告史料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当今时代的广告随着我国网民和手机网民数量连续的、高增长率的姿态，同时伴随着新媒体、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传统广告越来越不能适应当前社会的需要。广告的广告内容和广告形式要遵循着创意、用户体验这两个客观规律；在大数据的支撑下精准营销，提升广告主效益。当今的广告能否在此基础上最大限度的避开一些“雷区”、更好的发挥广告的优势，以期能使之更好的服务于广告主，为广告正名。这还是一个疑问，也是需要我们探索和研究的。

看你的报告感觉你反思能力很强，这点非常重要。加油，要很更系统地读书

嘻嘻，师弟的汇报可以更多地去阐述自己阅读中给你冲击比较大的地方，由点及面，然后再发散。一起加油哦，有问题可以多交流  

总结得很细致，可以对自己更狠一点，尽快进入到系统地经典阅读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