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告（2019.04.03——2019.05.18）
【汇报版】
书单：
吉登斯《社会的构成》
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吉登斯《超越左与右》
吉登斯《第三条道路》
吉登斯《失控的世界》
吉登斯《政治学，社会学与社会理论》
柏拉图《理想国》
柏拉图《法律篇》
读书报告：
社会学理论发展中的主体性与客观化的张力
一直以来，社会学的讨论围绕着“要建成怎样的社会，要成为怎样的人”展开。纵观社会学的发展，随着对个人与社会的侧重的变化，主体性与客观化的张力也一直存在。总的来说，社会学理论从侧重于社会客观化发展到侧重于个人主体性。
一、社会塑造个人——客观化第一性
古典时期的社会学家将客观化的社会放在第一位，认为个人是由社会塑造的，个人只有投入社会才是真正的自己，才不会陷入无助和痛苦之中，这种观点最具代表性的社会学家是涂尔干。涂尔干是彻底的唯社会论者，涂尔干认为，个人是团体中的个人，既受到外在团体的约束，还应通过常规灌输和权威赋予的纪律精神对个人进行道德教育，赋予个人自主权，使得个人能够自主服从纪律和养成对群体的依恋。涂尔干虽然重视对个人的内在教育，但其教育灌输的思想道德是服从性的，是以社会和团体为目标的，所以个人是社会塑造下的个人，个人的主体性未被重视。
韦伯同样也是从社会入手，但不同于涂尔干的对社会是什么这一社会事实的研究，韦伯是通过把握行动的动机对社会的本质进行解释。韦伯运用多元因果论，首先从宗教层面论证“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合理性”，其次从合法性统治类型角度证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合法性”。此外，韦伯关注行动的动机和意义，如果按照韦伯在所认为的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合理性，那么从行动动机和意义上来说，资本主义制度就应该同时具备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但实际上，近代资本主义的高度理性化是工具合理性和价值非理性的融合，与韦伯在制度层面证明的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合理性相矛盾，韦伯陷入悲观，但他不认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是摆脱“理性的牢笼”的办法，他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个人应按照责任伦理行事，用内心的价值合理性与外部的工具合理性抗衡。实际上，韦伯与涂尔干相比，已经意识到客观化对人的主体性被压制这一问题，但最终韦伯还是选择了一种消极又矛盾的处理态度，让保留一定主体性的个人服从压制个人主体性的社会，所以在韦伯这里仍然表现出对客观化的倾向。
马克思与韦伯的最大不同在于马克思绝对推崇社会革命。马克思认为，阶级意识觉醒推动工人阶级通过革命的方式摆脱自然和社会关系的束缚，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社会主义政权，提高生产力，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类解放。所以，马克思也意识到人的主体性的重要性，但是马克思认为人的主体性的实现需要以社会制度和社会环境作基础，只有生活富足，摆脱剥削和压迫，人的主体性才有实现的可能。
总之，古典时期的三位社会学家都是企图通过思考“应该建成怎样的社会”，以实现个人与社会，都将客观化放在第一位，认为个人是由社会塑造的，在主体性的问题上，涂尔干并未关注主体性，而韦伯和马克思都有意识到主体性的重要性，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单纯从制度层面入手，而韦伯还从行动层面入手进行分析，只是韦伯最终选择了服从社会制度，放弃了对个人主体性的唤醒。
二、个人与社会的纷争——主体性与客观化的张力
古典社会学家过分注重从宏观角度对社会一般性问题进行解决，并且企图呼吁和唤醒所有人的意识去推动社会的合理性的增长。但正如韦伯所言，社会合理性只是工具合理性，实际上是非理性的，所以随着社会的合理性程度提高，个人并没有越来越自由，反而由于异化丧失了生活的意义。所以过渡时期的社会学家开始重新审视古典时期理论，反思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过渡时期与古典时期的社会学理论纷争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古典时期将社会的问题看作普遍问题，从社会层面构建的宏大理论。过渡时期的社会学家认为其想法大于内容，过于空泛，但过渡时期的社会学家之间也产生分歧，比如帕森斯关注社会结构，默顿提出中层理论，米德关注主体意识等。其次，古典时期的社会学家企图通过自己的力量引起全社会的反思，推动社会的变革，但过渡时期的社会学家发现这样不现实，应该先唤醒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建立起社会学专业学科，通过知识分子的力量影响社会。比如曼海姆认为需要依靠知识分子的力量，影响甚至重建个人的思维，重建人与社会；米尔斯认为社会科学家的任务在于梳理和转译问题，使得民众能更好地理解和自我教化。
过渡时期的理论表现出对古典社会学理论的质疑，虽然在个人与社会的问题上争论不休，但是社会学家已经意识到个人的主体性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主体性不能成为客观化的附庸。
三、个人构建社会——主体性第一性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古典社会学理论已经无法应对现代性问题，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虽然人必须依靠社会才能称之为人，但社会同时是由人构建的，如果人不能发挥自己的主体性，仅仅按照社会的构想被塑造出来，以求通过解放社会来解放个人，那社会最终只能按照少数人的意志向前发展，个人不仅得不到解放，还会在束缚下走向极端。过渡时期的社会学家跳出了古典理论的框架，去研究特殊问题，为后来的社会学研究开拓了视野，但过渡时期并未形成体系化的社会学理论。为了应对现代社会的问题，同时为人类的未来考虑，社会学家从古典理论中抽离出来观察和分析，对古典理论进行批判和创新。
福柯首先在方法上突破了过去对历史所做的线性连续性研究，运用考古学和谱系学的方法对历史进行断裂式和整合式的研究。其次，福柯与古典时期不同，他将个人作为研究主体，揭示主体是怎样被塑造的以及被塑造的主体将走向何处，福柯预言主体最终会走向消亡。面对主体即将面临的悲惨结局，福柯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解决办法，但他为我们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现实性和可能性，希望能唤醒世人的主体性，对世人有所触动和启迪。福柯一改前面社会学家从社会层面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明确以主体作为核心，提出要依靠主体性拯救个人和社会，开启了倾向于个人主体性的理论研究。
哈贝马斯不仅同福柯一样，认同主体性第一性，而且还提出了更高一级的主体性的实现，即主体间性，通过主体间的交往理性的实现达成共识，摆脱凌驾于交往之上的系统控制，重构生活世界的合理化。而布迪厄更注重通过对实践的客观化分析，培养客观化主体的反思性，通过三重视角的转变，试图将人的主观影响从客观实践中抽离出来。布迪厄关注实践，所以关注具有实践能力的个人，引导人们认识实践的逻辑和揭示现实世界的面貌。布迪厄不仅把希望寄托在民众身上，更多地寄托在知识分子身上，使其主体性更具反思性和自查性。吉登斯在对前人的社会学理论进行批判后，提出整合社会结构和个人行动之间的关系的结构化理论，吉登斯认为，有意为之的行动也会产生行动的意外后果，重要的不是控制意外后果的产生，而是要提升个人和团体的反思性，将意外后果变成下一次行动未被认识到的条件进入到行动者的反思性监控中。
在古典社会学家和现代社会学家以及福柯这一后现代社会学家的理论中，一直遵循二元论这一社会学元问题假设，但当代社会学家像哈贝马斯、布迪厄和吉登斯都将二元假设看作一种人为划分，试图超越社会学的二元对立，摆脱人的主观影响，那为什么他们的理论仍然倾向于主体性呢？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成功超越二元对立。首先，哈贝马斯提出的更高级的主体性，即主体间性，超越了主体性和客观性这一二维向度的讨论，但主体间性仍然需要建立在主体性上，所以哈贝马斯的超越只是超越二维向度，走向三维，不是对主体性与客观化这一二元对立的超越。其次，布迪厄提到实践意识超越主体意识和无意识，作为客观化的无意识驱动实践；场域超越行动和结构，作为外在环境约束实践，但实际上，实践意识依靠身体这一载体发挥作用，场域中规则制度的形成也是依靠人的实践逐渐确定下来，所以不论是实践意识还是场域这一外在环境，都离不开作为主体的人，所以布迪厄并没有真正超越二元对立。最后，吉登斯同样没有超越二元对立，吉登斯提出结构二元化理论实际上是以个人行动为出发点的，所以依然没有离开作为主体的人。当代社会学家均没有成功超越二元对立，反而表现出对主体性的亲和性。
纵观社会学的发展，与时代格局的变化具有一致性，在西方社会占主导地位时，社会学从社会角度考虑，探寻有利于西方社会的社会合理性，再在这种合理性之下塑造个人，汇集个人力量实现社会的合理性，但这种合理性由于塑造出异化的个人实质上是非理性的，任其发展会使主体走向灭亡。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以及全球化的影响，时空限制逐渐被打破，社会呈现出多元化趋向，社会学更倾向于个人，个人主体性生发出自主性和反思性，使个人主动适应和应对多元化的社会，进而构建真正具有合理性的社会。社会学理论发展中的主体性与客观化的张力
一直以来，社会学的讨论围绕着“要建成怎样的社会，要成为怎样的人”展开，最终实现社会繁荣，人民幸福的愿景。但是，纵观社会学的发展，社会学家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各有侧重，对愿景的构想各有千秋。古典时期的社会学家倾向于先从社会的整体性方面考虑“要建成怎样的社会”，而人作为社会的附属物，被规则、法律、权威、宗教等约束和操控，服务于社会的整体发展，所以在古典时期，社会学家将客观化放在第一位，建构宏观理论，而个人是被社会塑造的，认为只要通过外部力量激发和汇集个人的力量，使人们服从社会制度，就能推动社会整体的发展，实现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在古典时期的理论指导下，社会的确在制度的引导下繁荣起来，但个人作为社会这个大齿轮中的小齿轮，被调成了自动化模式，机械地运动着，所以许多学者开始质疑古典社会学家的理论，开启了对人与社会关系的多元探索时期，在这一时期，人的重要性被提及，但对人与社会的关系并没有提出较为系统的理论。社会是由人构成的，如果离开了人，社会将不复存在，所以到了后现代及当代时期，社会学家开始意识到要先考虑“要成为怎样的人”，个人的主体性被放到了第一位，个人与社会的互动成为这一时期的主题，人的行动推动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社会反过来作为媒介影响个人的发展。
一、社会塑造的个人——客观化第一性
古典时期的社会学家将客观化的社会放在第一位，认为个人是由社会塑造的，个人的行动服务于社 会，个人只有投入社会才是真正的自己，因为只有在社会中个人才不会陷入无助和痛苦之中，这种观点最具代表性的社会学家是涂尔干。涂尔干是彻底的唯社会论者，涂尔干认为，个人是团体中的个人，个人从出生就生活在家庭团体中，之后在宗教团体的作用下加强凝聚力，形成机械团结，随着团体发展壮大，再加上人的欲望驱使，社会分工发展，打破了原有团体的相似性，机械团结转变为有机团结，随着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出现了职业团体，使得在个人个性突出的情况下也能将个人紧密统一和团结起来，职业团体的发展促使政治团体这一更大的团体出现，形成了政治权威以限制和约束个人。涂尔干认为，外在约束是一种压制手段，除此之外还应通过常规灌输和权威赋予的纪律精神对个人进行道德教育，赋予个人自主权，使得个人能够自主服从纪律和养成对群体的依恋。涂尔干虽然重视对个人的内在教育，但其教育灌输的思想道德是服从性的，是以社会和团体为目标的，所以个人是社会塑造下的个人，个人的主体性未被重视。
韦伯同样也是从社会入手，但不同于涂尔干的对社会是什么这一社会事实的研究，韦伯是通过把握行动的动机对社会的本质进行解释。韦伯由于身处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层，所以预设资本主义制度具有优越性，并且不赞同马克思只从经济角度分析就推翻资本主义的合理性的经济决定论，韦伯运用多元因果论，从多个制度层面论证“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韦伯首先通过对新教与其他宗教对比，得出西方文明能够产生出合理的经济体系、合理的法律行为、合理的艺术等，证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合理性；其次，韦伯认为任何成功的、稳定的统治，无论其以何种形式出现，都必然是合法的，所以韦伯归纳出历史中三种合法性统治，即传统型统治，卡里斯马型统治，法理型统治，而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在理性化程度较高的法理型统治的基础上，并以官僚制作为行政管理的工具，证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合法性。所以，韦伯在制度层面上证明了西方资本主义是具有绝对优越性的。此外，韦伯关注行动的动机和意义，韦伯认为行动的动机可以分为合理性和非理性两种，合理性包括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如果按照韦伯所认为的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合理性，那么资本主义制度就应该同时具备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但实际上，近代资本主义的高度理性化使其过度追逐工具合理性，忽视了赋予资本主义合理性的宗教指引人们追求的价值合理性，人们变得重视手段工具而忽视行动本身的价值和意义，人的主体性被剥夺，所以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工具合理性和价值非理性的融合，与韦伯在制度层面证明的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合理性相矛盾，韦伯陷入悲观，但他不认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是摆脱“理性的牢笼”的办法，他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个人应按照责任伦理行事，遵从“天职观”，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用内心的价值合理性与外部的工具合理性抗衡。实际上，韦伯与涂尔干相比，已经意识到客观化对人的主体性被压制这一问题，但最终韦伯还是选择了一种消极又矛盾的处理态度，让保留一定主体性的个人服从压制个人主体性的社会，所以在韦伯这里仍然表现出对客观化的倾向。
马克思与韦伯的最大不同在于韦伯不支持社会革命，而马克思绝对推崇社会革命，这是由于他们所处的位置条件不同。资本主义社会是阶级社会，韦伯处于统治阶级，生活富足，看不到劳动人民的疾苦，所以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合理性，而马克思处于被统治阶级，亲眼所见资本家对工人和农民的剥削，所以他认为出了问题的不是人，而是制度。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会分工固定化的背景下，出现劳动异化，劳动者与他的劳动产品分离，与他的劳动过程分离，最终导致人与自己对立，丧失自由。马克思认为，要实现人类解放，首先要实现劳动解放，而劳动解放的实现离不开思想解放，所以马克思通过揭示资本的秘密唤醒工人的阶级意识，使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变为自为阶级，将思想从束缚中解放出来。阶级意识觉醒推动工人阶级通过革命的方式摆脱自然和社会关系的束缚，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变私有制为普遍的个人所有制，但要实现真正的劳动解放还需提高生产力，变普遍的个人所有制为公有制，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到那时，人类获得了思想解放和劳动解放，只需花很少的时间生产，大部分时间可以用来实现自己的价值，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所以，马克思也意识到人的主体性的重要性，但是马克思认为人的主体性的实现需要以社会制度和社会环境作基础，只有生活富足，摆脱剥削和压迫，人的主体性才有实现的可能。
总之，古典时期的三位社会学家都是企图通过思考“应该建成怎样的社会”，以实现个人与社会，都将客观化放在第一位，认为个人是由社会塑造的，在主体性的问题上，涂尔干并未关注主体性，而韦伯和马克思都有意识到主体性的重要性，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单纯从制度层面入手，而韦伯还从行动层面入手进行分析，只是韦伯最终选择了服从社会制度，放弃了对个人主体性的唤醒。
二、个人与社会的纷争——主体性与客观化的张力
古典社会学家过分注重从宏观角度对社会一般性问题进行解决，并且其研究受众是所有人，企图呼吁和唤醒所有人的意识去推动社会的合理性的增长。古典社会学家认为，社会合理性的增长才能促进个人自由的增长和主体性的发挥。但正如韦伯所言，社会合理性只是工具合理性，实际上是非理性的，所以随着社会的合理性程度提高，个人并没有越来越自由，反而由于异化丧失了生活的意义，陷入道德麻木。所以过渡时期的社会学家开始重新审视古典时期理论，反思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过渡时期与古典时期的社会学理论纷争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古典时期将社会的问题看作普遍问题，企图通过解决社会问题解决所有问题，这种从社会层面构建的宏大理论被过渡时期的社会学家批判。过渡时期的社会学家认为其想法大于内容，过于空泛，从一般化的角度出发，导致无法在实践层面落实。在个人与社会的问题上，过渡时期的社会学家之间也产生了分歧，比如帕森斯关注社会结构，认为应分析社会事实背后的社会结构，分析社会的构成与运行；默顿提出了介于一般理论和具体细节描述之间的中层理论，强调理论与经验相互影响；米德关注个人，承认行动受到不能被外部观察到的部分的影响，所以转向从个体的行动与环境的联系中探寻“意识”。其次，古典时期的社会学家企图通过自己的力量引起全社会的反思，推动社会的变革，但过渡时期的社会学家发现这样不现实，应该先唤醒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建立起社会学专业学科，通过知识分子的力量影响社会。曼海姆认为社会环境会影响人的心理状况，而人的心理状况影响人的社会行动，所以对人的思维进行重建有利于改变人的行动，但曼海姆认为，人的思维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具有偶发性，这种偶发性会随着社会环境的非理性增加而使人丧失安全感，所以曼海姆认为要将这种偶发性变为计划性，以改变行动，重建人与社会，这是就需要依靠精英或知识分子的力量，影响甚至重建个人的思维。米尔斯认为需要社会科学家去梳理问题和转译问题，将社会问题和个人问题转译为社会科学层面上的公共议题和个人困扰，分析涉及到的价值和威胁，进而解答，使得民众能更好地理解和自我教化。
过渡时期的理论表现出对古典社会学理论的质疑，虽然在个人与社会的问题上争论不休，但是社会学家已经意识到个人的主体性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主体性不能成为客观化的附庸，所以社会学家开始通过揭示社会事实背后的运行逻辑以唤醒知识分子的主体性。
三、个人构建的社会——主体性第一性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古典社会学理论已经无法应对现代性问题，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虽然人必须依靠社会才能称之为人，但社会同时是由人构建的，如果人不能发挥自己的主体性，仅仅按照社会的构想被塑造出来，以求通过解放社会来解放个人，那社会最终只能按照少数人的意志向前发展，个人不仅得不到解放，还会在束缚下走向极端。过渡时期的社会学家跳出了古典理论的框架，去研究特殊问题，为后来的社会学研究开拓了视野，但过渡时期并未形成体系化的社会学理论。为了应对现代社会的问题，同时为人类的未来考虑，社会学家从古典理论中抽离出来观察和分析，对古典理论进行批判和创新。
福柯首先在方法上突破了过去对历史所做的线性连续性研究，运用考古学和谱系学的方法对历史进行断裂式和整合式的研究。其次，福柯与古典时期不同，他将个人作为研究主体，揭示主体是怎样被塑造的以及被塑造的主体将走向何处。福柯认为主体是由不存在到存在再到不存在，最初主体的出现是由于知识的塑造，词与物依靠相似性原则获得同一，但由于表象和符号分裂使得词与物分裂，知识的排列由受制于相似性转变为依赖同一与差异原则，此时符号分化为三个区域，并对应生物、劳动和词三个表象，由于分析的介入符号与表象的对应关系瓦解，语言出现，最初的主体被塑造出来。知识需要权力生产，权力需要知识运转，随着权力的发展，语言、生产和生命三种要素依次被重视起来，主体由肉体变为身体，最终成为活着的、劳动着的、讲着话的人。这样的主体还要通过修身与真理建立联系，更好地实现自身的主体化。福柯认为，知识对主体的塑造最终会使科学走向精神分析，主体陷入无意识；权力对主体的塑造最终会使主体陷入理性化的牢笼；主体对主体的塑造最终会使主体否弃自身，所以福柯预言主体最终会走向消亡。面对主体即将面临的悲惨结局，福柯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解决办法，但他为我们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现实性和可能性，希望能唤醒世人的主体性，对世人有所触动和启迪。
福柯一改前面社会学家从社会层面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明确以主体作为核心，提出要依靠主体性拯救个人和社会，开启了倾向于个人主体性的理论研究。
哈贝马斯不仅同福柯一样，认同主体性第一性，而且还提出了更高一级的主体性的实现——主体间性，以摆脱现实困境。哈贝马继承波普尔的假设，认为存在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三个世界，这三个世界交互生成满足真实性、真诚性和确定性三种有效性要求的合理性行为——交往行为，交往行为通过语言媒介在社会中运行，社会包括系统和生活世界，系统和生活世界融为一体，相互补充，使交往行为成为可能。但在现实生活中，生活世界的合理性增长的同时系统的复杂性也在增长，系统和生活世界分离。控制媒介取代语言媒介，对生活世界进行低风险高效益的控制，生活世界为了保证自身的合理性不断缩小范围，系统控制生活世界，交往行为被压制，无法实施，所以需要重构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哈贝马斯认为，重构生活世界合理化的关键在于实现交往理性，当具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通过语言媒介进行互动，并且不仅能获得主体之间的反馈，而且能建立起主体与自我之间的反思时，主体性转变为主体间性，交往理性实现。
哈贝马斯通过主体间的交往理性的实现重构生活世界的合理化，而布迪厄更注重通过对实践的客观化分析培养客观化主体的反思性。布迪厄认为人的行动受惯习、场域和资本三者之间生成的实践意识驱动，而实践意识无法区分其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其是一种准身体意图下的无意识行动，所以正是这种无意识加固了人们对符号的认识，使得符号暴力进入再生产当中，产生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无意识合谋，使得区分固化，推动了社会再生产的不平等。这一客观化的实践被布迪厄揭示出来，是为了使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意识到无意识的存在，使知识分子将反思性作为一种惯习进入自己的实践逻辑中，更客观地进行科学研究，而使普通民众能够认识到权力支配的神话，摆脱社会世界的自然性和宿命性的压制。布迪厄关注实践，所以关注具有实践能力的个人，引导人们认识实践的逻辑和揭示现实世界的面貌。布迪厄不仅把希望寄托在民众身上，更多地寄托在知识分子身上，使其主体性更具反思性和自查性。
吉登斯通过整合社会结构和个人行动之间的关系，激发行动者的主体性和反思性，以应对全球化时代下的现代性问题。吉登斯认为社会科学应该拥有专门的研究方法，而不应模仿自然科学，所以他提出“双重解释学”。第一重是从普通人进行社会生活生产的角度对日常生活世界的解释。吉登斯对现代社会生活进行第一重解释，时间与空间分离是现代性动力来源之一，随着全球化的拓展，社会选择多元化，联通时空的信任媒介由于风险对个人的入侵趋于瓦解，使个人无法做出选择，转向内在，个人封闭自己无法接触与道德性相关的经验，个人陷入道德困境中，生发出个人无意义感。第二重是从专业性概念角度对日常生活世界的解释的再解释。吉登斯从互动和结构出发，对个人为什么会在日常生活中生发出无意义感进行第二重解释？身体有三个“有意识”因素，即感官知觉意识、记忆和唤回机制，感官把握现在，记忆储存历史，唤回机制调动话语意识和实践意识，由于基本安全系统的阻碍和无意识的压抑，使得唤回机制对无意识唤回障碍，但由于个人日常生活受到冲击，例行化的可预见性丧失，使得个人安全系统被破坏，无意识动机经常被唤回以修补例行化，这种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增强使得个人逃避发挥主体性和反思性，个人陷入无意义感中。面对现实问题，吉登斯创新性地提出了结构化理论，认为结构不仅是个人行动的媒介，而且是个人行动的结果，有意为之的行动也会产生行动的意外后果，重要的不是控制意外后果的产生，而是要提升个人和团体的反思性，将意外后果变成下一次行动未被认识到的条件进入到行动者的反思性监控中。
在古典社会学家和现代社会学家以及福柯这一后现代社会学家的理论中，一直遵循二元论这一社会学元问题假设，但当代社会学家像哈贝马斯、布迪厄和吉登斯都将二元假设看作一种人为划分，试图超越社会学的二元对立，摆脱人的主观影响，那为什么他们的理论仍然倾向于主体性呢？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成功超越二元对立。首先，哈贝马斯提出的更高级的主体性，即主体间性，超越了主体性和客观性这一二维向度的讨论，但主体间性仍然需要建立在主体性上，所以哈贝马斯的超越只是超越二维向度，走向三维，不是对主体性与客观化这一二元对立的超越。其次，布迪厄提到实践意识超越主体意识和无意识，作为客观化的无意识驱动实践；场域超越行动和结构，作为外在环境约束实践，但实际上，实践意识依靠身体这一载体发挥作用，场域中规则制度的形成也是依靠人的实践逐渐确定下来，所以不论是实践意识还是场域这一外在环境，都离不开作为主体的人，所以布迪厄并没有真正超越二元对立。最后，吉登斯同样没有超越二元对立，吉登斯提出结构二元化理论实际上是以个人行动为出发点的，所以依然没有离开作为主体的人。当代社会学家均没有成功超越二元对立，反而表现出对主体性的亲和性。
纵观社会学的发展，与时代格局的变化具有一致性，在西方社会占主导地位时，社会学从社会角度考虑，探寻有利于西方社会的社会合理性，再在这种合理性之下塑造个人，汇集个人力量实现社会的合理性，但这种合理性由于塑造出异化的个人实质上是非理性的，任其发展会使主体走向灭亡。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以及全球化的影响，时空限制逐渐被打破，社会呈现出多元化趋向，社会学更倾向于个人，个人主体性生发出自主性和反思性，使个人主动适应和应对多元化的社会，进而构建真正具有合理性的社会。
吉登斯理论重建与现实分析
一直以来，社会学将“人与社会”作为元问题假设，许多学者基于这一假设分裂出许多不同的假设，呈现出社会学理论多样化的趋势。实证主义理论流派作为主流社会学理论流派也分裂出三种传统方法取向，即实证主义取向、人文主义取向和批判主义取向，其代表人物分别为涂尔干、韦伯和马克思，这三大家作为古典时期的社会学家为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定下基调。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出现了与实证主义理论流派相对应的反实证主义取向，包括解释学、现象学、后实证主义等，但这些理论发展的同时也导致社会学理论呈现出杂乱无序的状态。在经历了一段发展但无序的时期后，社会学家开始回归古典社会学，并结合现代社会出现的种种的问题，对当代社会学理论研究进行多元综合，以应对现代性危机。吉登斯处在社会学理论多元综合发展的时期，同时现代社会飞速发展并逐步实现全球化，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传统社会学理论已无法应对现代性危机，现代社会学理论也未能从根本上走出历史困境，所以吉登斯提出要批判性地清理西方既有的社会理论传统，开创性地建构对现代社会的新阐释。
吉登斯对已有理论及方法论进行批判，吉登斯认为，实证主义方法过分强调实证研究和经验分析，人文主义方法注重解释性理解，实践层面难以付诸实践，批判主义方法过于注重对自己理论的验证，所以实证主义理论流派由于受自然科学的影响，过分注重对客观世界的研究和解释，未能建立起具有整体性的社会学学科。反实证主义虽弥补了实证主义理论流派的这一缺陷，但也出现了新的问题，例如现象学开始关注主体世界，认识到了主体行动的意义，但其并没有讨论到制度变迁和历史的问题，解释学虽关注到社会制度的结构性特征，但没有指出如何把人类行动与社会制度的结构性特征联系起来。吉登斯认为，先前的理论之所以纷争不断，是因为他们都陷入了社会学的二元论框架之中，要不就是个人与社会的对立，要不就是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对立，所以吉登斯认为，应消灭二元对立，重建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一、方法重建：双重解释学
在方法上，吉登斯否认了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方法类比的做法，提出“双重解释学”这一属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吉登斯认为，对日常经验的观察和解释应该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从普通人进行社会生活生产的角度对日常生活世界的解释，第二个层次是从专业性概念角度对日常生活世界的解释的再解释。通过“双重解释学”的方法以建立产生于日常生活经验的社会科学的权威性。
二、理论重建：结构化理论
在理论上，吉登斯提出“结构化理论”。吉登斯认为，占据社会学主流的二元对立实际上是一种人为的划分方式，这种划分方式使得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之间出现裂痕，整体性被打破，所以吉登斯提倡解构传统理论的二元论，终结这种对立，在时空向度上重构社会的二重性。吉登斯认为，结构是一种虚拟的存在，存在于社会中，而行动只有通过个人才能发生，所以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之间的对立被解构，整合为社会结构与个人行动之间的关系，社会结构限制着个人行动，反过来个人行动促进社会结构的生成，也就是说，结构既是行动的中介又是行动的结果，反复不断地卷入行动的生产与再生产之中。
（1）行动
功能主义将社会再生产解释为是通过系统的“需要”来完成的，吉登斯批判其忽视了行动的实践意义。吉登斯认为，行动者具有能动作用，行动者的自我分层模式和意识分层相结合，操控身体这一行动与周围世界的中介在时空交汇中产生社会实践，这种行动不是静止的，而是社会结构和时空下的“行动流”。
行动者的自我具有反思性特征，这种反思性来源于对社会生活的连续性监控，不仅是自我对自我的监控，还包括他人对自我的监控，这种反思性与行动者的话语意识相结合，使得行动者能用语言表达行为的目的和意图。对行动的反思性监控是以行动的理性化为基础的，行动的理性化是行动者能够对自身活动的根据保持例行性的理解的资格能力，行动者知晓和相信行动的理由，不一定要转化成语言表达出来，行动的理性化与实践意识相结合，在实践意识的控制下，行动者只管去做，不用言说也能被理解。话语意识和实践意识之间的界限并不固定，他们的区别仅仅在于是否用语言形式表达出来，在不同的时空情境下会有不同。话语意识和实践意识都属于意识层面，除此之外，行动者还存在一层无意识的动机的意识分层，无意识的动机表现为行动者的动机激发过程，并不是每一行动都受到这一动机激发，只有在偏离惯例的情境下，动机才会作用于行动以修补例行化，保障自我的基本安全系统。行动者的自我分层与意识分层相互协调配合，形成行动者在日常生活中绵延不断的行动流。但行动者的有意为之并不一定只产生可以意识到的后果，还会产生行动的意外后果，这种后果会反馈到行动者的系统中，成为下一次行动未被认识到的条件进入到行动者的反思性监控中。
（2）结构化
行动者在社会系统中生产，同时再生产着社会系统，当社会系统中的时间和空间被束集在一起时，会形成特定的情境，在这种情境中存在一种“虚拟秩序”，也就是社会系统中特定情境下的结构性特征，当行动者进入这样一种“虚拟秩序”中会被其原本的规则和资源限制，行动者通过反思性监控意识到这之中的结构性特征，在这一基础上实践，对社会系统中的结构性特征进行再生产，再生产出来的结构性特征被整合起来，转换成新的规则和资源储存在社会系统中，那些反复被生产出来并最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特征被作为结构性原则确定下来，那些时空伸延度最大，影响到其他时空束集的社会实践被作为制度确定下来。
互动是行动者行为并由其行为建构的，互动将结构作为媒介建构，同时又对结构进行重建，社会互动中的结构二重性将无时空限制的结构作用于有时空限制的互动上，生成具体情境，并再生产出无时空限制的结构，对时空进行切换和逆转。在吉登斯看来，时空并不是不可逆转的，空间可以切换毋庸置疑，但时间同样也是可逆的。吉登斯划分出三种时间向度：除了个体的生命跨度不可逆之外，日常体验的绵延和制度的长期存在都是可逆时间，这种可逆时间依靠身体的三个“有意识”因素，即感官知觉意识、记忆和唤回机制得以实现。感官知觉意识和记忆对行动者自身和他人进行反思性监控，感官把握现在，记忆储存历史。唤回机制能够唤回话语意识和实践意识形成记忆储存起来以备身体调取，但由于基本安全系统对焦虑的控制以及无意识本身的压抑使得话语构建受到阻碍，所以身体不能直接把握到无意识，焦虑和不安全感的控制使得信任感增强，再加上例行活动的可预见性，使得社会实践能够持续良性循环。
以上是吉登斯在对西方传统理论的传承与批判的基础上，开创性地重建了一种新的理论——结构化理论，以应对社会转型和社会再生产，但现代社会的到来引发了“断裂”问题，在这种大范围的高速变迁的影响下，例行化受到冲击，紧急情形的出现使得本体性安全遭到破坏，焦虑感和恐惧感蔓延，行动退化，为了实现结构化理论所构想的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状态，吉登斯认为应重新审视现代性问题。
三、现实分析：现代性问题
吉登斯认为，为了充分理解现代性的性质，需要摆脱已有社会学视角，从现代性的动力机制起源和现代性的起因入手分析。
首先，吉登斯提出现代性动力有三种主要来源，第一个是时间和空间的分离，时间虚化和空间虚化使得原本的时空在场转变为时空缺场，人们可以跨域时空进行互动，社会关系从地域性关联和时间关联中脱离出来，出现了第二个现代性的动力机制起源——脱域机制的发展。一般情况下有两种脱域机制的类型，一是象征标志的产生，使得互动从面对面到信任媒介，社会关系脱离地域联系；二是专家系统的建立，使得人们在互动中不用亲身验证专业知识，信赖专业队伍使社会关系从具体情境中脱离出来，当专业知识不断输入时，人们会对知识产生反思性，这就出现了第三个现代性的动力机制起源——知识的反思性运用。在知识被不断反思的过程中，不仅知识的原有意义在不断改变，而且还会导致掌握专业知识的团体与未掌握专业知识的团体之间的权力分化，甚至还会出现未预期的后果。在现代性的动力机制的推动下，时空在无限范围内伸延，信任成为人们在风险环境中获得安全的纽带。
其次，吉登斯认为，已有的关于现代性的研究用单一的因素或转变机制分析现代性的起因和本质，例如涂尔干把现代制度的性质归结为工业主义的影响，韦伯归结为合理资本主义的影响，但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起因在制度性层面上是多维的，不仅包括工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包括监控系统和军事力量。
现代性的动力起源作为推动历史性变革的有利条件，与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相互影响和制约。吉登斯认为，现代性主要在两个方面造成了影响：一是在外延方面，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二是在内涵方面，现代性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个人化的领域。
（1）外延方面：全球化风险
在现代性动力的来源的推动下，社会关系从时空中脱离出来，并且能够伸延到全球范围，将遥远的地域联系起来，现代性迅速从传统秩序中分离出来，出现现代性的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相对应，出现了国际劳动分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国家体系和世界军事秩序四种现代性的全球化维度。全球化的发展与现代性时空伸延密不可分，现代性的全球化不仅带来了机会，也带来了相应的风险，例如生态破坏、经济增长机制的崩溃、极权的增长以及核冲突和大规模战争。由于在现代性的条件下，所有的知识都具有反思性和循环性，而且知识影响的是具有高度复杂性的社会领域，社会在这种影响下不断改变性质，转向新的方向，也会由于设计错误和操作失误产生未预期的后果，导致现代性具有不确定性。
（2）内涵方面：个人无意义感
在现代性的全球化影响下，对未来的拓殖使风险来到现在，个人的例行化受到冲击，本体安全感遭到破坏而丧失，作为“保护壳”的信任难以建立。在现代性的动力来源和制度性维度的作用下，知识的不确定性增强使得个人陷入多元选择中，信任丧失使得个人与专家系统的连接断裂，纯粹关系也由于没有信任的保障无法做出承诺，个人无法面对多元选择，便转向内在，减少与外在经验的接触，经验的存封并没有使个人获得安全感，反而由于接触不到与道德性和生命有限相关的经验变得道德发展迟缓，陷入道德困境，再加上人们受到工具的控制愈发严重，自我的反思性投射在一种有技术能力但道德贫瘠的环境中，压抑感随着反思性的循环而增强，个人深陷无意义感之中。
吉登斯认为，面对现代性的问题，依靠革命方式来改变的时代已经过去，现代性已扩展到全球，同时现代性也是指向未来的，我们每个行动者每个团体必须具有反思性，构建一种全球反思的时代，吉登斯认为这种全球反思时代有三大特征，除了以上提到的全球化冲击和个人生活的变化，还有“后传统社会”的出现。吉登斯所谓的“后传统社会”是一种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主义秩序，这一社会的实现需要结构化理论的指导，而结构化理论实现的关键就在于信任的建立以应对现代性断裂的风险，所以首先应培养积极的信任，将各个系统通过信任联系起来保证社会团结的实现；其次提倡在各个领域中消除暴力，扫清政治理论的发展障碍；最后，吉登斯提倡生活政治，从只关注政治领域转变为既关注政治领域同时关注个人生活领域，注重调动个人参与，发展对话民主，使政府和民众的关系从民众依赖政府转变为共担风险、共享权利的关系，以实现社会的整体关怀。吉登斯将乌托邦理想与现实主义结合起来，期望在不丧失想象的美好的同时又具备实现的可能。
以上是吉登斯的理论重建与现实分析，吉登斯给我的感觉就是将前面社会学家的问题一一指出，然后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糅合在自己的作品中，精华的堆砌就会让人觉得吉登斯整体讲的既全面又很有道理，但是吉登斯没有考虑到在实践中会面临的操作上的困难，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是画了一个大饼，看着很好实际上却吃不到。由于吉登斯的著作主要服务于政党选举，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说其作品还是很具煽动性的。 读书报告（2019.02.15——20.19.03.31）
书单：
布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上下册）
布迪厄《实践理性》
布迪厄《言语意味着什么》
布迪厄《反思社会学导引》
布迪厄《艺术的法则》
布迪厄《关于电视》
布迪厄《单身者舞会》
布迪厄《帕斯卡尔式的沉思》
吉登斯《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
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
吉登斯《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
读书报告：
布迪厄的三重实践视角
“关于个人与社会的二元假设”是社会学的元问题假设，后期社会学的发展不仅没有离开对这一假设的讨论，而且又出现了多种假设，例如主体与客体，价值与事实，理论与实践，结构与行动等，伴随假设的分裂出现了社会学方法论和理论的多元化取向，批判与发展层出不穷。布迪厄延续了欧洲社会学传统，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力图超越导致社会科学长期分裂的二元对立。布迪厄认为应退回到提问和假设之前，关注实践过程和实践分析，致力于摆脱社会科学研究困境。
布迪厄所关注的实践是不同视角下的实践，我们每个人都会首先从第一视角出发，随时空的发展不断实践，这时的实践是正在进行时；所有人的实践都会变成历史存储在记忆中，由于我们具有调取记忆的能力，所以这时我们会从第二视角从发，去分析甚至是去揭示实践，这时的实践是过去进行时。以上两个视角是我们处在社会世界中的人都具备的能力，但布迪厄认为存在“第三视角”，也就是作为研究者，应具备将自身抽离出正在进行的实践的能力，去观察和分析客观化的实践。
一、第一视角：真实的实践逻辑
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世界的行动者，都处在不断实践的过程中。布迪厄认为，个人的身体作为一个载体，承载着过去现在和将来，并将各种关系整合于其中，所以个人构成的社会应该是关系整合的社会，而不是群体的聚合。据此，布迪厄认为要打破二元对立，将社会研究的重点从个人与社会转移开来，从关系视角出发去考察实践逻辑。
（一）实践基础：结构的身体化
布迪厄认为，身体包含在世界中，同时身体中存在着一个世界。身体是主体的外显，在身体背后是一套驱动主体实践的结构，这一结构被布迪厄归纳为惯习、资本和场域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构，身体是这一结构的承载者。
布迪厄否认行动的机械论和目的论，他认为行动是由一种实践意识驱动，这种实践意识使得行动者的行动既不是纯粹反应的，也不是纯粹有意识的精心算计。为了理解这种实践意识引发的实践，布迪厄引入“惯习”概念。在集体历史和客观结构的作用下积淀了一系列历史关系，这些外在关系内在化构成了惯习，惯习作为一种结构形塑机制，将其内在关系外在化，生成实践策略，使行动者能够应付各种未被遇见或者变动不居的情境，进而形成新的历史被身体捕捉到，对惯习进行再生产。外在关系内在化和内在关系外在化的同时作用使得结构身体化，惯习的存在使身体能自发调动实践意识，使得社会生活具有规律性和可预见性。
（二）实践逻辑的一般范式
身体作为结构的承载者离不开场域，布迪厄认为，每个场域都规定了各自特有的价值观，拥有各自特有的调控原则，即场域的结构和历史，行动者的认知结构与场域的客观结构在惯习这一潜在行为倾向系统的作用下相互适应，使行动者在场域内占有一定的位置，而在一个特殊场域中被分配的社会地位和特定权力首先要依靠他们能够动用的资本，也就是所占有的资本总量和资本的结构，资本赋予行动者特定的权力和能力，但资本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在场域内的斗争和场域的切换不断改变有效资本的分配结构。
据此，在惯习、资本以及场域三者相互作用的关系中生成实践逻辑的一般范式：（惯习）（资本）+场域=实践。真实的实践在惯习、资本以及场域三者的合力作用下产生，在内在外在化和外在内在化的辩证关系作用下，惯习和资本被不断生产和再生产的同时，也在不断驱动行动者在不同的场域内进行实践。
二、第二视角：客观化的实践
第二视角是通过回忆调动过去历史中的实践，将实践客观化，对实践进行认识。布迪厄在对实践的客观化分析中认识到，行动者的实践活动受实践意识驱动，而实践意识来源于惯习、场域和资本三者的合力作用，所以行动者的行动不能简单定义为理性行动或非理性行动，而是一种准身体意图下的无意识行动。这种无意识在实践中引发符号暴力，产生无意识合谋，使得区分固化。
（一）对符号暴力的揭示
在特定的场域内，行动者会在实践意识的驱使下采用不同的策略应对不断更新的境况，同时这种实践活动生产出新的历史、新的客观结构以及新的资本等，进而内化到惯习之中，对惯习进行再生产，不断循环。但实际上，在无意识的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符号，例如性别、语言、大众传媒等，这些符号会成为历史和结构的一部分进入到再生产之中，由于行动者受能力的限制，只能掌握他们看来最符合合法定义的东西，所以行动者在无意识中将符号区分开来并赋予了符号合法性。当行动者之间进行力量博弈时，符号会转化成潜在的符号暴力作用于关系之中，但由于行动者已经赋予了符号认可，所以会出现对符号暴力的认可，也就是一种误识，就会导致行动者无意识地认识误识，以误识为前提去认识，又生产了误识，行动者被符号暴力控制。
（二）对无意识合谋的揭示
在再生产的不断强化之下，形成了行动者必然的趣味，驱使行动者做出必然的选择，行动者被区分开来，在不同的场域区分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由于对符号暴力的误识和教育系统的灌输，被统治者认可统治地位的价值标准，进而导致其认可一切统治地位的灌输。之所以社会行动者会将世界看作理所当然，是因为他们的心智是根据认知结构构建的，而认知结构正是来自于这个世界的结构，而世界的结构已按照统治者的标准规定，所以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达成了无意识合谋，推动社会再生产的同时固化了不平等。
布迪厄对符号暴力和无意识合谋的揭示，是为了祛除社会世界的自然性和宿命性，粉碎遮掩着权力运作和支配维续的各种神话，使研究者和普通民众都能意识到无意识，为其提供审查和反思的条件。
三、第三视角：客观化主体的实践
布迪厄认为，研究者也是行动者，也处于惯习、场域和资本的合力控制下，所以布迪厄提出研究者在对客观化实践进行分析时应有意识地从实践中抽离。
（一）对经院理性的批判
经院理性是研究者经常会陷入的无意识，布迪厄对经院理性进行了三方面的批判：首先，批判经院认识论中心主义，即批判学者将自己的学院式见解放在所有行动者的头脑中；其次，批判普遍主义的人道主义，即批判普遍规定同样的要求，却不考虑同样普遍地分配满足这些要求的手段，还通过象征暴力促使不平等合法化；最后，批判审美普遍主义，即批判对深受束缚和压制，从而构成一种选择的文化特殊性表现出尊重。
（二）对反思性的培养
布迪厄认为，研究者应具有反思性。首先要进行自我分析，在分析前应将自己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实践逻辑的一般范式进行自我分析，时刻保持警惕，认识到自己在思考和谈论某事时会受制于理性前提，或者受其他因素影响。要意识到研究者会受到学究常识和学术传统赋予的知识工具的约束，要时刻注意培养一种批判性情，培养无畏质询工具的倾向。其次，要提高科学自主性，避免受异治性的诱惑。布迪厄认为，科学应构筑科学自主的场，学者能够在场中生产共同的评判标准，达成共识，自主评判和竞争，抵抗外部权力，抵抗屈从于外部的要求或指挥。
布迪厄在第一视角下归纳出实践逻辑的一般范式，在第二视角下揭示了符号暴力的控制和无意识的合谋，启发大众，后提出研究者的第三视角，揭示研究者的无意识使其警醒。布迪厄对实践的分析与揭示，既将希望寄托在研究者的身上，又不放弃对普通民众的启发，三个视角层层递进，使实践逐渐从时空中抽离被客观化。
心得体会：
我感觉读书就像是我们与每个大家聊天，从起初的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想要干什么，到听得懂他在说什么想要干什么，再到能与他对话。我感觉自己现在已经到了基本知道他想说的意思，也明白他要干什么，偶尔也能与他聊个几句，但还达不到对话的程度。现在已经开始和吉登斯见面打招呼了，希望自己能努力与吉登斯多聊两句。
读书报告（2018.11.21——2019.01.11）
书单：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
哈贝马斯《包容他者》
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
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
布迪厄《继承人》
布迪厄《再生产》
布迪厄《实践理论大纲》
布迪厄《实践感》
布迪厄《男性统治》
读书报告：
本次报告主要围绕现代性的危机及其解决，首先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危机进行分析，其次哈贝马斯构建交往行为理论以化解危机，最终实现生活世界的合理化。
一、现代性危机
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社会问题凸显，古典社会学家基本上都是将现代性危机产生的原因和解决归结到外部社会。马克思认为，统治阶级内部本身存在系统整合问题，已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所以应通过革命推翻阶级统治；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理性化的发展，使得个人最终陷入理性的牢笼中，丧失自由，在功利主义的影响下丧失意义；齐美尔认为，在货币经济的影响下和外在形式的压制下，人们专注于手段而忘记了目的，人的自由是一种空洞无内容的自由，生命变得无意义；这里比较特殊的是涂尔干，涂尔干提出形成一种道德和规范要求使集体从机械团结走向有机团结，看似是从主体道德入手解决危机，但实际上，这种道德合法性依靠宗教神圣性，本质上还是依靠社会或者集体解决危机。从后四大家开始，社会学家将视线更多地转向个人，试图从个人层面寻求危机的解决。福柯对社会历史进行考古学何谱系学式的研究，得出了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主体终将走向死亡的结论，提出了对主体性的唤醒，但福柯并没有给出我们解决这一危机的办法。哈贝马斯不仅关注到了个人层面的危机，还提出了解决办法，他认为现代性危机表现为系统对生活世界的侵占。
首先，系统和生活世界是一体的，但在现实社会中，生活世界只能发挥有限的协调作用和理解作用，所以系统中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语言——权力和货币，来减轻日常语言的负担，系统和生活世界分离。随着系统复杂性的提高，特殊语言形成标准化模式对生活世界实行一体化控制，生活世界的再生产被破坏，系统控制生活世界。但主体存在与生活世界之中，由于系统侵占生活世界，所以主体也被标准化，主体间互动的条件被瓦解了，个人层面的危机产生。
此外，受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经济活动具有无意识的特性，国家即使取代市场来进行干预，也无法消除经济积累的周期性紊乱，所以经济危机必然会爆发且无法消灭；行政系统的介入使得经济危机从经济系统中转移到行政系统之中，行政系统利用行政决定去解决经济危机，但由于决策总是落后于自发的危机，所以在行政系统中引发了合理性危机；合理性危机的解除需要大众对行政系统的信任，一旦无法获得高度的大众认可，就会爆发出合法化危机；合法化危机由于需要依赖大众共识，所以无法在行政系统内部解决，合法化危机传递到社会文化系统之中，想要通过社会文化系统再生产出公民私人性和家庭职业私人性，以此产生系统内部的动机来达成共识，弥补合法化危机的需求。这种私人性与传统主义文化有关，但在晚期资本主义阶级社会，传统文化与已经发展了的经济系统和行政系统的结构力量不能相容，此外与科学系统的命令存在认知上的分歧，无法达成共识，所以传统主义文化在晚期资本主义阶级社会逐渐削弱并逐渐瓦解，导致能在社会文化系统中产生动机的私人性也逐渐瓦解，动机转而依赖规范得以形成，动机不仅无法弥补合法化危机的需求，而且产生了动机危机。
二、理论构建——交往行为理论
面对现代性危机，哈贝马斯提出要建构交往行为理论，恢复生活世界，实现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的实现表现在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转变。
（一）主体性
主体性的实现依靠主体合理性的实现，主体合理性以主体世界观的合理性、行为合理性和表达有效性的实现为基础。
（1）主体世界观的合理性
首先，世界观的合理化经历了从神话世界观发展到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再到具有合理性的现代社会世界观这三个过程。
在神话世界中，人们的思维还停留在原始思维层面，比较具体，一般只看到世界的表面，并用类比和对照的手法把这些感知归纳起来。在原始思维的影响下，外在自然世界与人类自身的文化世界共同具有人性的特征，外在自然世界变得有意识、有意志、有权威和有力量，甚至知道人类所不知的一切，能做到人类所做不到的一切。所以在神话世界观的影响下，世界具有总体性，人类缺乏区别外在世界与内在世界的基本立场，人类的世界观缺乏反思性。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科学知识的进步，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人们逐渐发现外在自然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对外在自然的信仰会导致现实生活的失败，人类逐渐意识到神话世界观存在问题，开始寻求世界观的“解神秘化”，将自然与人类自身分离开来，并且逐渐意识到外部世界作为外在事实存在，人类拥有自己的内部世界，能够利用甚至占有外部世界。人类具有了不受神话控制的意识，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
随着认知的进一步发展，人类逐渐意识到除了人类自身与外在自然世界的关系和人类与自己的关系之外，还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外部世界也就相应的被分为对象世界和人际关系世界，世界观的“解中心化”完成，具有合理性的现代社会世界观形成。
至此，世界由一整个世界分化成了对象世界、人际关系世界和内部世界，也就是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三个世界：客观世界构成事实的整体性，社会世界构成人际关系的合法性，主观世界构成经验的整体性。人类的世界观具有了反思性，也具有了区别三个世界的基本立场。
（2）行为合理性
哈贝马斯认为，行为者的行为具有多大程度的合理性，主要取决于我们为行为所设定的世界关联。根据这一要求，哈贝马斯将行为主要归结为目的行为、规范行为、戏剧行为和交往行为四个概念。其中，只有交往行为是以三个世界的关系系统为基础的行为概念。交往行为以三个世界为本体论前提，具有普遍性，而其他行为类型的本体论前提在我们和行为者之间存在着不对称（目的行为以客观世界为本体论前提，我们和行为者在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中存在不对称；规范行为以社会世界和客观世界为本体论前提，在主观世界中存在不对称；戏剧行为以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为本体论前提，在社会世界中存在不对称），所以在交往行为中，我们自身的本体论前提不比行为者自身来得复杂，所以我们和行为者同样都拥有充分的解释潜能，所以交往行为更具对称关系，交往行为更具合理性。
（3）表达有效性
语言表达是主体间达成共识的关键，表达是否合理依靠有效性要求进行判断。交往活动中的主体之间共享客观世界、社会世界，所以在交往活动中，只要语言表达与言语者之间共享的命题知识一致，则语言满足了真实性这一有效性要求；当语言表达与社会规范具有一致性，则语言满足了正确性这一有效性要求。但是言语者彼此之间的主观世界是相互看不到的，那言语者之间如何判断对方主观世界的表达的真实性呢？哈贝马斯认为，言语者在表达中应追求的是以言行事的目的，也就是说言语者在言说中完成了一个行为，通过表达能够引发行动，这就需要言语者公开表达自己的意图和目的，如果每个言语者都能保证以言行事的目的，那么言语者之间就有了相互信任，言语者的表达也就具有了真诚性，语言得到了真诚性有效性要求的检验。当语言的三种有效性要求均满足时，我们可以说表达具有有效性。
（二）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转变
主体合理性的实现意味着主体成为了具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具有主体合理性的主体之间，通过语言建立起关系，进行互动，实现由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转变。主体间性就是说，除了主体之间的以主体为中心的表达和反馈的理性关系之外，还应在主体与自我之间建立用于调节自我关系的反思。只有建立在主体间性之上的交往行为，交往者才能以一种客观参与者的视角，更好地实现沟通，达成共识。
三、化解危机，实现生活世界的合理化
首先，具有主体间性的主体拥有语言媒介，摆脱了特殊语言标准化的压制，主体间的互动条件恢复了，主体危机化解；其次，生活世界逐渐摆脱系统的瓦解，实现清场，为交往行为潜能的发挥提供原动力；最后，在生活世界中达成共识形成大众忠诚，进入社会文化系统，能够化解系统危机。
心得体会：
后四大家与前四大家在写作的上的不同在于后四大家的观点是散落在每一本书中，虽有重复但又不同，所以总结起来很吃力，尤其是这次总结哈贝马斯，我就受到了作者写作顺序的影响，所以总结起来总是感觉没有打通，逻辑上也有重叠，之后再看后面的两家我要着重注意把每一本书都打通。
其次，是对自己的一个提醒，不畏难，多思考！[p][/p]
读书报告（2017.10.08——2018.11.20）
书单：
《性经验史》福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哈贝马斯
《理论与实践》哈贝马斯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哈贝马斯
《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第二卷）哈贝马斯
读书报告：
交往如何成为可能?
在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三个世界的认识论语境的共同运作之下，具有合理性的交往行为理论生成，交往行为在生活世界和系统共同协调的行为环境中成为可能，这是理想状态的交往实现。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系统逐渐与生活世界分离并反过来控制生活世界，交往行为的实现遭遇现实困境。哈贝马斯认为，社会是不断进化的，系统一旦与生活世界分离便无法再与其融为一体，所以只能通过对合理化的生活世界的重构使交往摆脱现实困境，成为可能。所以本次报告主要从理想层面、现实困境、重构层面讨论交往是如何成为可能的。
一、理想层面（交往成为可能）
波普尔在认识论语境中将世界分为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社会世界是由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互动所创造出来的具有独立本体论地位的世界，正是由于社会世界的存在才有了我们的符号和语言，所以我们无法离开社会世界。客观世界可以表现为客观存在，主观世界可以表现为内心状况，而社会世界需要主观世界作为中介才能在客观世界中表现出来。所以在认识论语境中，三个世界一同构成了交往过程中共同设定的关系系统，交往在这种关系系统中成为可能。
当认识论语境转变为行为理论语境后，三个世界的组合对应出现了四种行为——目的行为（客观世界）、规范行为（客观世界和社会世界）、戏剧性为（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和交往行为（三个世界）。行为者行为的合理性取决于为行为设定的世界关联，由于交往行为以三个世界构成的关系系统为本体论前提，将语言作为一种全面沟通的媒介，所以具有行为合理性。为什么以三个世界构成的关系系统为本体论前提的交往行为具有合理性？是因为在三个世界关系系统中存在潜藏的合理性力量，即对有效性要求的判断。行为者的表达是否具有真实性，真诚性和确定性是对这一表达是否具有有效性的要求，当行为者的表达被纳入三个世界关系系统中时可以得到对其有效性要求的判断，即行为者表达的真实性与客观世界之间、真诚性与主观世界之间、确定性与社会世界之间是否吻合。对有效性要求的判断可以交由其他行为者进行，这样就形成了对行为者表达的限制。当所有有效性要求得到满足时，交往行为最理想，交往成为可能。
行为理论语境须落实到行为环境中，才能在现实生活中使交往成为可能，而以理解来协调行动的生活世界便是交往实现的落脚点。生活世界通过生活世界的再生产进行自我维持。文化、社会和个人是生活世界的结构因素，文化因素使行动者在表达中获得共同的理解达成共识，推动文化再生产；这种共识有利于达成集体的从属性，推动社会统一；个人的认同活动产生个人同一性，推动个人社会化。生活世界的结构因素与文化再生产、社会统一和社会化这些过程相适应，使生活世界向语义学方面、社会空间方面和历史时代方面延伸，维持生活世界。但生活世界的再生产会受到破坏出现危机现象，使得文化在文化再生产过程中丧失意义，社会在社会统一过程中变得无规律，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发生异化。这种破坏的出现应如何应对？如果社会与生活世界同一，行动者只能通过理解来协调行动，而不能使用强制性和暴力，在这种情况下交往行动者是无法对破坏的出现负责的，如果想要负责也只能达成一种虚假的意见一致。所以事实上，行动者的行动不仅是通过理解协调的，还通过一种不能知觉的职能联系协调， 也就是通过系统机制进行控制和协调。所以社会可以同时构思为系统和生活世界，且系统和生活世界融为一体，相互补充，系统不干预生活世界的再生产过程，仅为生活世界的维持提供保障，交往在行为环境中成为可能。
二、现实困境（交往无法可能）
理想层面构思了一个系统与生活世界融为一体的社会，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一社会陷入系统和生活世界分离甚至系统控制生活世界的困境之中。
1、系统与生活世界分离
生活世界统一和系统稳定构成了平衡稳定的社会，但是社会是不断进化的，不仅生活世界会进行再生产，系统也会进行再生产，生活世界的再生产追求的是合理性的增长，以保证交往在现实层面上是可能的；而系统的再生产追求的是复杂性的增长，也就是职能专门化，以保证通过控制获得稳定。在这种进化的过程中，系统和生活世界逐渐分离。
2、系统控制生活世界
我们知道，生活世界将文化、社会和个人作为结构因素，其中，社会因素吸纳文化因素和个人因素再生产出合法秩序，通过合法秩序交往者被协调为社会集团，而社会集团便是系统和生活世界共同联系协调的落脚点。由于系统和生活世界逐渐分离，所以社会因素影响下的社会统一过程也区分为社会统一和系统统一两部分，社会统一与系统统一也逐渐分离。
系统关注在社会因素中与生活世界的争夺，所以仅仅将文化因素和个人因素作为周围世界控制起来保持其稳定性，系统创造出权力和货币媒介取代了生活世界的语言媒介，将文化和个人机制化，对其进行低成本低风险高效益的控制，文化再生产的意义丧失，个人变为服务于系统的异化的人。文化再生产和个人社会化的危机使得生活世界再生产的稳定过程遭到破坏，生活世界为了保存合理性的交往空间便不断下降为下属系统，而系统逐渐脱离了生活世界再生产的过程，依靠机制和职能上升为独立于社会的控制系统，最终，现实社会进化为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控制，交往由于系统的压制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成为可能。
三、重构层面（交往成为可能）
理想层面具有合理性的交往行动理论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使得韦伯马克思等建构的现实生活合理性遭到质疑。哈贝马斯认为，合理性是具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去获得和使用知识的一个过程，但在现实生活中主体的语言媒介被控制媒介代替，主体的行为服务于统治的目的，知识的再生产被权力掌握。所以，适用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性问题已不再适用于国家管理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哈贝马斯认为，只有重构生活世界的合理化才能与系统抗衡，而生活世界的合理化需要主体摆脱系统控制，使主体产生对自己行为的责任感和提升对行为规范的辩护能力，共同重构能够拥有自由对话和发表民主意见的生活世界空间，以民主的方式阻挡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民主需要建立在交往之上，所以赋予交往生产力权力来影响管理权力的合法性，使交往成为可能。
心得体会：
不陷入书本的逻辑线，时常跳出来看看，会有不一样的理解。 读书报告（2018.08.26——2018.10.07）
书单：
《知识考古学》福柯
《词与物》福柯
《精神疾病与心理学》福柯
《规训与惩罚》福柯
《不正常的人》福柯
《必须保卫社会》福柯
《安全、领土与人口》福柯
《主体解释学》福柯
读书报告：
福柯认为，过去对历史所做的线性连续性研究是一种浅层的历史研究，真实的历史应是断裂的、变化的、不连续性占显要位置的历史，所以历史分析将要面临的是分割和限界的问题，是导致基础的创造和更新的转换的问题。福柯提出了考古学的分析方法，为我们指出了一种新的思考问题的方式：思考的关键不在于因果，而在于由于思考方式的转变而引起突然中止或转变的事实，对这样的事实进行“考古”是我们看问题的关键。所以在福柯的著作中，他都是将思考方式或认识方式的转变作为历史分析的节点，把一块块的历史呈现出来，之后再将这些节点串连，形成谱系，向我们展示一种变动和转换的历史连续性。这是我对福柯考古学和谱系学方法的理解，运用这种方法，福柯为我们呈现了主体是如何被塑造的，这种塑造将使主体走向何处，以及启发我们去思考我们应该成为怎样的主体。
一、主体是如何被塑造的
（一）知识对主体的塑造
受“所有证实的无限积累推动知识发展”的认识型影响，知识的排列受制于事物间的相似性，受制于表象关系，事物与符号通过阐释建立对应关系，形成词与物的同一。随着语言的层次呈现出多样性，出现了除言语之外的评论、文本等层次，使得词与物的对应关系被打破，词与物分裂，相似性被作为语言的界限走向边缘。
认识型由表象影响下的无限积累转变为分类学和智力训练，知识的排列依赖同一与差异原则，符号被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中，伸展出三个主要的符号区域：自然史、财富分析以及普通语法，分别表象生物、劳动以及词，分析介入话语实践当中，但由于表象的控制，分析空间丧失自主性，所以表象被解体，符号不再与表象相交织并且不再自发地对物之认识作分区管理，语言返回到思想中，主体出现了。
三种符号与主体建立了联系，生物处于生命的特殊深度，劳动处于生产形式的逐渐推进中，词处于语言的变化中，主体被生命、生产以及语言限定，变成了活着的、劳动着的、讲着话的存在，变成了被思考的对象，同时主体又作为思考的主体，存在于自己的机体内，躯体承载生命，欲望驱动生产，思想产生语言。所以，知识的排列依赖于有机结构，主体被塑造出来了，同时知识的排列也会影响主体的存在方式，也使得对主体的存在方式的分析成为可能。
（二）权力对主体的塑造
权力为什么要塑造主体？这里涉及权力与知识的关系，权力产生知识的效力，知识对权力产生引导作用。也就是说，权力需要知识才能运转，知识需要被生产出来，而知识的生产需要权力的压迫。所以，权力的通行需要依靠能够生产知识的主体，所以权力要塑造主体以为自身服务。
权力如何塑造主体？法律划定了权力的界限，法律是满足统治者要求的法律，所以在法律机制的保障下，统治权出现。生命、生产和语言是主体存在的标志，但在统治权盛行的时期，死亡司空见惯，经济发展缓慢，所以生命和生产这两个对主体来说有价值的要素并没有被人们所意识到，在这时，主体被塑造为肉体。在统治权时期权力在法律范围内通行，只要违反了法律规定，就采用惩罚肉体的方式来补偿权力的损失，并用公开的方式来展示权力的神圣，威慑人来维护统治。
随着认识方式的转变，主体的生产性被重视起来，对主体肉体的破坏会为权力带来极大损失，所以主体不再作为肉体存在，而是被塑造成为了身体，即有意识的存在。在这种主体认识的转变下，统治权时期作为法律执行者合法的残暴变得不合法，作为犯罪者不合法的犯罪变得令人同情进而合法化，保障统治权运行的合法性遭到破坏。此外，法律只能为权力划定一个界限，无法考虑到特殊性和对新事物的权力实施。由此，为了保证权力的运转和扩大权力的通行范围，由规训机制保障的惩戒权进入了权力范围。每个人都是权力通行的通道，不正常的人也不能例外。在理性的话语体系之下，不正常的人被认为是异类，具有危险性而被驱逐和隔离，但是他们拥有生命、生产和语言这三种要素，所以他们也是主体，只是特殊的主体。单纯依靠法律机制并不能将特殊的主体纳入权力范围，所以精神病学这一知识被生产出来，扩大了权力通行的范围，同时精神病学引导权力去规训不正常的人，完善权力对主体的塑造。其次，为了保证权力的运转，惩戒权转向一种权力技术的运用，将主体作为有意识的身体，针对主体外在的肉体进行空间分布、监视、训练等，对主体的意识产生影响。惩戒权更加注重权力的有效性，权力并不完全掌握在统治者手中，而是分布在权力机关中。
随着主体意识的觉醒，主体的生命要素被重视起来，死亡意味着主体的消失，权力的终止，而只有生命才意味主体的真正存在和权力的延续。生命是生产和语言实现的基础，所以，活着的、劳动着的、讲着话的人，才是主体，主体被塑造出来了。所以针对身体的惩戒权被一种非惩戒权——生命权完善了。生命权针对的不是个体化意义上的主体，而是大众化的主体，包括对现有人口的调节甚至是对未来人口繁殖的控制，权力依靠生命权进行了超出人类范围的扩张。
（三）主体对主体的塑造
主体对主体的塑造实际上是主体将自己同时作为塑造的主体和对象，关心自己，通过修身对主体进行道德化改造，使主体与真理相联系，使主体成为说真话的主体。主体如何塑造主体？古希腊时期，从自己出发，关心自己，最初关心自己是一种特权，目的是为了治理他人，巩固城邦统治，虽然从自己出发，最终却关注的是周围的事物，而不是自己。希腊罗马时期，关心自己不再是特权而是变成普遍化的认识，关心自己才真正服务于自己的生活，转向自身，寻求一种自身主体化的过程。而修身是把主体与真理联系起来的方式，修身要求人人成为说真话的主体，人人都能获得真实的话语，修身的实现依靠修身技术和训练。通过聆听来习得，通过阅读和写作的交替来沉思，通过说来传递真理，完成这一循环便是进行一次真理内在化，当主体通过这一系列技术循环后，主体成为说真话的主体，真理与主体建立了联系，最终实现自身主体化。
二、主体走向何处——主体之死
福柯为我们呈现的“主体”是我们所处世界塑造的“主体”，如果主体按照这样一种发展趋势发展下去，最终主体将走向哪里？福柯在《词与物》中讲到，随着知识排列形式的转变，人的科学的发展最终会走向精神分析，即进入无意识领域，完全由大写的语言（物之序），大写的欲望（本能）和大写的死亡（意识之死）控制，世界脱离主体控制，主体走向消亡。其次，在权力的控制下，主体被作为权力的通道浸泡在构建权力的理性的话语体系之中，一旦超出这一话语体系，就被认为是疯癫，是犯罪，就要被惩罚，要被规训，主体已被理性的话语牢牢抓住，世界脱离主体的控制，主体同样会走向消亡。最后，在基督教影响下禁欲苦行盛行，关心自己离开了将真理内在化到主体之中的轨道，走上了将主体沉浸在真理之中，向真理坦白和忏悔以求获得拯救的道路，关心自己走向了否弃自身；在西方哲学的影响下，修身被认识自己所取代，但认识自己并不能对自己产生道德上的改变，只能获得认识的自明性，此时，主体存在与否变得不重要，主体消亡。
三、我们应该成为怎样的主体——福柯的启迪
福柯站在“上帝视角”，为我们呈现了这个被建构的世界中主体的悲惨结局，福柯也在反思，我们应该成为怎样的主体，我们应该如何与这世界相处。福柯认为，我们唯一的权力是对自身的所有权，唯一能控制的也只是自己罢了，所以福柯为我们揭示我们当下世界的现实性和可能性，指引我们跳出“服从圈”，借鉴希腊罗马时期的修身技术，通过修身重新建立起主体与真理的对话，使主体达至“真、善、美”。
真善美的主体如何与这被建构的世界相处？福柯给予我们的启迪是，修身并不是退隐，不是脱离世界，而是作为行为主体，能够明确自己的位置，“不乱于心”，“不陷于世”。
心得体会：
这个月基本上把福柯结束了，我读福柯总是有一种还没读完福柯一定不能聊福柯的感觉，因为福柯总喜欢把惊喜留在后面，虽然现在读到了惊喜，但依然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总觉得如果让福柯一直写下去，说不定惊喜也会变为惊吓。
福柯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看问题的视角，同时激发我们去思考什么是真实。相信什么，并不代表什么就是真，我们学的知识，我们认为绝对正确的法律，可能都不一定是真，我觉得最真实的可能就是让自己永远站在真理与谬误的交界处对什么是真实的思考吧。
虽然福柯读的意犹未尽，但还是不敢多做留恋，所以下个月计划读完《性经验史》后就进入哈贝马斯。 读书报告（2018.07.06——2018.08.25）
书单：
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第八章-第十九章）
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
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
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
福柯《疯癫与文明》
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
读书报告：
过渡时期与古典时期的社会学家在研究取向上有很大的不同，古典社会学家关注的是整个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影响下的问题，是所处时代的普遍性问题，对于社会上的特殊问题基本不在研究范围之内；其次，由于研究问题的普遍性，所以古典社会学家更多的去构建宏大理论以解释一致性问题，对经验与理论的相互作用也有所忽视；第三，古典社会学家的研究受众是没有专业知识的普通人，目的在于唤醒和呼吁普通人意识到社会问题并反思。而过渡时期的社会学家在研究取向上发生了转变，首先，他们不断打破已形成的思维方式，探寻多元的研究视角，在选择研究问题时会关注研究对象所处的特定环境的影响，研究的问题相较于古典社会学家更加的细致和具有特殊性；其次，中层理论逐渐被提出和运用，社会学家更加注重理论和经验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三，对社会科学家提出要求，提出了社会科学家要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专业化取向更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研究取向的转变？古典理论认为合理性的增长促进自由的增长，但是时代影响下的合理性早已丧失理性，人不仅仅与生产异化，也与消费和休闲异化，人处在与周围世界的异化之中，普通人无力应对也无法理解生活的意义，所以他们选择自我防御，陷入道德麻木之中，异化披上了合理性的外衣，人们不仅彻底丧失了获取理性的机会，而且丧失了获取理性的能力和意志，无从知晓自由和理性的价值，所以即使合理性增长，也是丧失理性的合理性的增长，这种合理性不仅毁灭了理性，也毁灭了自由。理性和自由难以在老派思维方式的影响下实现，老派的思维方式正在瓦解，进而转向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过渡时期处于研究取向转变的探索阶段，本次报告我主要从“社会结构下的社会行动”这一切入点对过渡时期部分社会学家的研究取向进行简单总结。
一、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取向
在前科学个人主义、关注无意识动机这类不精确的思想模式盛行的背景下，曼海姆提出了知识社会学这一更具客观性和结构性的研究方法，提倡思维以存在为基础，即个体思想不能与群体分离，要将意义分析和社会结构结合起来，对前科学关注集体无意识动机进行批判。知识社会学以修正思想社会性质认识论，建立新型思想史为趋向，进而指导在实践经验中改造人的思维，影响社会行动，推动自觉目标的张力发展，保障人拥有理性的思维和更大的自由去实现目标。
二、帕累托的行为理论和社会系统理论
帕累托将知识内容分为“客观的”和“主观的”，即同事实相符并证实的和同事实不符、仅同某些人的认识一致的。根据对知识内容的划分，帕累托提出，在“客观目的”与“主观目的”同一这种情况下的行为称为逻辑行为，即人的认识同科学的客观标准一致，在“客观目的”与“主观目的”相异这种情况下的行为称为非逻辑行为，即人的认识与科学的客观标准偏离，帕累托主要研究的是非逻辑行为。在非逻辑行为中为什么会产生人的认识与科学的客观标准的偏离？为了说明这种偏离，帕累托将非逻辑行为进一步划分为剩余物与派生物，剩余物是非逻辑的核，而派生物是对非逻辑的核的逻辑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行为的表现形式是一种派生物，所以从逻辑角度来看行为是符合逻辑的，因为逻辑是人建构出来自洽形式，但是逻辑原则掩盖了行为的真正动因，也就是掩盖了剩余物这一非逻辑的核。一个剩余物可以和多个派生物相匹配，所以同一认识可以产生多种行为，而同样的行为也有可能来自不同的认识，所以这种偏离产生了。当这种由逻辑行为和非逻辑行为共同构成的行为扩大为社会行动时，会引起社会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产生的根源在于同一社会结构下的剩余物不同。剩余物有很多种，其中最主要的两种是组合的本能和集合体的持久性。帕累托认为，社会是一个循环的系统，任何变革都是此消彼长才能维持平衡，所以当这两种主要的剩余物在同一社会结构中的比例不断变动时，社会便会处在平衡与不平衡的交替之中。最理想的平衡状态就是当这一函数曲线达到最高点时，即一种最大价值的状态，即达到一种理性与自由的平衡状态。
三、帕森斯的唯意志论行动理论
帕森斯将帕累托以及其他几位社会学家的理论作为分析图式进行评介，以建构一个更加一般化的理论工具——唯意志论行动理论。帕森斯认为，单位行动有四个成分：行动者、目的、处境、指导性准则，其中处境成分又分为条件和手段两个成分，条件成分是行动者不能控制的，手段成分是行动者能够控制的，帕森斯认为，只有包含了这四种成分的行动才算是真正的行动理论。帕森斯选取了马歇尔、帕累托和涂尔干以及韦伯这四人的理论进行第二手研究，建构出包含以上四种行动成分的社会行动理论。
功利主义社会理论体系中对行动合理性和目的随意性的强调对行动体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功利主义依靠最高限度的行动合理性以保证目的的实现，但忽视了目的的独立性有利于发挥行动者的能动作用，在降低合理性限度的同时也能更好地实现目的的作用。帕森斯首先借用实证主义行动理论对功利主义进行批判，确立了目的作为行动理论成分的不可或缺的地位。
那么实证主义的行动理论是帕森斯所认为的真正的行动理论吗？答案是否定的，帕森斯认为，一种规范性取向对于行动体系而言是基本的，甚至可以说并没有行动这样的事情，除非那是想要符合规范的努力。而帕森斯通过对三位学者的理论研究进行经验分析之后使我们看到，在极端的实证主义行动理论中，处境是一种主观取向，并且把正确的科学经验知识作为主观取向的唯一有理论意义的方式，将规范性取向放在了经验知识之外，所以帕森斯通过对实证主义行动理论的批判确立了处境尤其是作为重要手段的规范性取向作为行动理论成分的不可或缺的地位。
那么什么样的行动理论既有目的成分，又有规范性取向成分呢？帕森斯选取的韦伯对唯心主义的批判中使我们看到了唯心主义行动理论满足这样的条件，但是极端的唯心主义行动理论缺少处境的另一个成分：条件成分。当条件成分这一行动者不能控制的成分消失后，只有手段成分即规范性取向这一由行动者控制的成分在行动中起作用，那么行动便成为了一种行动者的自我表达，无法验证行动的合理性。所以帕森斯通过对唯心主义行动理论的批判确立了条件成分作为行动理论成分的不可或缺的地位。
在对实证主义和唯心主义行动理论进行批判和吸收后，帕森斯构建起了起源于实证主义行动理论，产生于唯心主义行动理论中的社会行动理论——唯意志论行动理论。
四、默顿的中层理论取向
帕森斯提出的社会行动理论是一种一般理论领域的研究计划，而默顿提倡一种中层理论的计划，所谓中层理论，是一种介于社会系统的一般理论和对细节的详尽描述之间，涉及到范围有限的社会现象，但这并不是说中层理论就是具体的，中层理论仍然是抽象的，仍然涉及到理论和经验研究，强调理论对经验研究的影响和经验研究对理论的影响，只有当经验研究是理论导向的并且当理论是由经验证实的，才能获得理论与经验的连贯性，而经验研究的作用远远超出了证实和检验理论的被动作用，经验研究还可以用来创立、修订、转变以及澄清理论。
根据默顿的中层理论取向，默顿讨论了失范理论、科层组织功能、参考群体理论、知识社会学以及科学社会学等社会学问题。在这里只简单以失范理论作为例子进行分析。在社会结构与失范的研究中，默顿首先阐明了功能分析学家的理论取向，即失范是社会结构的产物，包括产生失范和越轨行为的结构根源在于文化目标和制度性规范的比率不同，为了应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形成的个体适应模式等，其次默顿将功能分析理论延伸至处理社会中的失范问题，进一步对失范理论在社会结构中的连续性进行检验和修订。
总之，过渡时期社会学家处于新思维方式的开端，为我们看问题的视角打开了新的大门。
读书报告（2018.05.16——2018.06.28）
书单：
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曼海姆《保守主义》
曼海姆《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现代社会结构的研究》
曼海姆《卡尔.曼海姆精粹》
帕累托《精英的兴衰》
帕累托《普通社会学纲要》
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前400页
读书报告：
本次汇报我主要是对曼海姆进行一个总结，围绕“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问题”分三部分展开：意识形态理论到知识社会学的转变、知识社会学理论与方法论以及知识社会学在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中的运用。
一、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产生（从意识形态理论到知识社会学的转变）
在前科学时代，特定领域有特定的应用性思想，这些应用性思想是行动中的人们通过经验和理智创造出的一系列方法，但并不存在一种精确的认知方式对这些方法进行理智的控制和批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却使用这些方法为其政治命运和社会命运寻求诊断和指导，这就形成了前科学时代不精确的思想模式。
在历史进程显著动力的推动下，社会流动强化，世界观的内在统一性被摧毁，集体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对真实状态进行“无意识”或“有意识”的伪装和欺骗，所以思想方法变得多样，思想界呈现出一种对对手提出的思想和描述表示怀疑的倾向，此时“意识形态概念”作为一种认知方式占据主要地位，用于揭露这种伪装和欺骗。
但是，曼海姆认为，“意识形态概念”仅仅是对论断内容和形式本身采取揭露和批评的方式，关注伪装和欺骗，而忽视了论断主体的总体思维结构，所以为了避免道德上的偏见，更具客观性和结构性地考察社会存在与思想之间的关系，曼海姆提出了知识社会学这一社会学层面的研究方法。
二、知识社会学理论与方法论
（一）理论
1、知识的社会决定理论
曼海姆认为，历史-社会进程对于知识领域是十分重要的，在研究社会存在与思想之间的关系时，既要在历史-社会进程中观察，又要在历史-社会进程中思考。我认为，如果将研究者称为“主体”，被研究的对象称为“客体”。“主体”受社会-历史进程（社会存在）的影响，形成不同的视角和思维模式，所以不同的主体不仅仅对具体的问题看法不同，而且在整个观点上也会有所不同；“客体”处在一定社会地位之中，是历史-社会进程中的一点，且拥有与其所处地位相适应的不以“主体”的观察与思考为转移的总体视角和思维方式。所以由于社会存在这一影响思想的核心部分存在，使得不同“主体”对“客体”的探究会产生种种分歧，在知识社会学理论之下，对于“主体”来说寻找这种分歧的根源，重新界定视角的范围和局限是十分必要的。
2、知识社会学的认识论意义
知识的社会决定理论用于确立知识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基本关系，需要详细论述的事实已被从纯粹的事实中抽象出来，曼海姆认为对这一抽象出来的事实需要进行认识论的反思。在进行认识论的反思中，应摆脱已经形成的专门科学对抽象出来的事实的制约，将专门科学作为旧知识形式的要求，在这一基础上，对抽象出来的事实做出新的认识论反思和解释。
（二）方法论
1、纵向方法论——历史-社会学研究方法论
在历史-社会学领域中，知识社会学的基本任务是确定逐渐在思想史中产生并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中的各种观点。实现这一基本任务的主要方法是归因。
从历史学上来看，归因的任务在两个层面上进行：一是讨论一般的解释性问题，对问题进行归纳和划分；二是验证归纳和划分的假设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现。完成归因的任务后，最终做出关于实际出现的发展路线和方向的具体描述。
弄清问题在历史中的发展趋势和结构后，便从社会学上进行归因，运用推论的方法推论出问题中的形式和变体，再结合环境变化对问题的发展进行解释，最终获得对社会存在与思想之间关系的系统理解。
2、横向方法论——代问题
曼海姆运用代问题从横向角度将社群以“代”为单位进行划分，以便对社会结构及其运动进行总体评述，寻找研究问题的视角。在代问题中，他通过划分“代位置”（同时代同经验），“现实代”（同时代同区域具体联系），“代单位”（“现实代”下的同经验群体）等，将社会结构划定为大大小小相互交织的位系。在交织的社会结构中，代际之间的运动也会对社会结构产生影响，所以曼海姆将生物性因素的代际更替看作“恒常因素”，即在任何环境下都会按照一定节奏显现，将社会和文化力量的影响下的代际更替看作“动态因素”，即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呈现出不同的互动形式，这两种因素共同构成不同社会历史中不同的社会结构运动。只有先认识到动态因素下的代际交互的形式，才能认识到恒常因素下的代际更替的意义，才能发掘占据主流地位的代实体及其思维模式，寻求研究视角。
三、知识社会学的运用——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
在现代社会中，社会民主化以及人们之间日益相互依赖，使得非理性进入公众生活且在个体与集体之间快速传播，社会均衡被打破。在这种社会历史环境变迁的影响下，社会秩序瓦解，人的目标破灭增加了人内心的不安全感，由于人的心理状况影响人的社会行动，为了弥补内心安全感的缺失，曼海姆认为人会寻找目标象征物对心理进行调适。随着自然选择的力量的增强，人不仅对思维进行重建，形成计划及计划性思维以推动自觉目标的张力发展，而且在计划的保障下人拥有了更大的自由去实现目标，获得内心的安全感。人的思维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从偶发走向计划，人的行动也在思维的指导下做出改变，即追寻时代影响下的人与社会的重建。
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是对传统不精确科学的片面性的弥补，更强调研究视角和研究立场的多元化，通过归因法将问题进行同质划分，不仅仅是观察问题，更多的是对研究问题的客观性的思考。
心得体会：
首先是读书的感想，这个月主要读了过渡时期的一部分，明显感觉到过渡时期更加抽象，更多的是一种探讨，一般没有什么结论，所以读起来没有很大的感受，读完之后也不能很明确的在心里画出逻辑线，但是在总结的时候再回头翻一下书，当时觉得没什么感觉的地方突然对我有了一种新的启发，之前认为比较抽象和难以理解的地方突然变得清晰了，所以与前四大家的阅读相比，过渡时期给了我一种奇妙的体验，前四大家读起来很有感觉，很受启发，但是不好总结，而过渡时期就我目前读的这部分来说，读起来没什么感觉，但总结又会觉得很有收获。
其次，听了昨天师兄师姐的总结，我突然对读书的意义有了一点理解，读书除了我们常说的提升自己的能力，为自己加码，可能读书更多的是帮助我们剖析和认识自己，甚至是对我们自身的一种解构和重建，所以我感觉到在读书中我可能过分在意去读“书”，忽视了去读“自己”。还有一点就是师兄师姐们说他们一直在试探和挑战他们的极限，而我感觉我自己一遇到读不懂的地方我就会安慰自己，“读不懂正常，慢慢来”，与他们相比我可能还是对自己不够狠，所以在接下来的暑期读书，我打算对自己狠一点，挑战一下自己。 读书报告（2018.04.10——2018.05.15）
书单：
《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齐美尔
《时尚的哲学》齐美尔
《历史哲学问题——认识论随笔》齐美尔
《叔本华与尼采》齐美尔
《生命直观》齐美尔
《现代人与宗教》齐美尔
《宗教社会学》齐美尔
《西美尔与现代性》陈戎女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曼海姆在读
读书报告：
个体是齐美尔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出发点，所以本次报告我主要以“个体”为切入点，从个体的生命与形式角度讨论个体的分化与整合。
一、现代生活中的个体分化
现代生活与传统生活相对应，在传统生活中，在个体无法满足自身的需求时会通过交换的方式与其他个体产生联系，此时，物的价值依然保存在实物的形态上，物与物的交换代表的依然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随着劳动分工的复杂化，货币经济产生，个体获得了外在形式上的自由，可以出卖自己的劳动换取货币，逐渐货币这一绝对的手段在个体心中取代了真正的目的，成为了个体追逐的空洞的形式。除货币经济以外，社会关系互动的密集与扩大是现代生活发展的另一主要表现，在这一表现的影响下，个体之间的互动紧密且频繁，使得现代生活具有“易变性”和“短暂性”，外在生活的快速变化对个体的意志产生强烈的刺激，使得个体产生连续不断的紧张感。外在距离越来越近，为了缓解个体心理上的紧张感，实现个体内部与外部的平衡，个体间的心理距离变得越来越远。现代生活对个体的精神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理性成为了现代人的主要特征。理性冷酷的现代人用理智来对外界做出反应，而情感早已隐匿在个体内心深处，变得不敏感。在现代生活中，虽然个体获得了独立自由的外在形式，但是情感受到压制使得个体精神生活的完整性被破坏，个体的生命与外在形式分离，个体分化。
在世俗社会中，个体分化，使得个体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生活中迷失了方向，丧失意义，面对现代生活危机，齐美尔提出在超验中寻找个体的整合，最终达到个体生命与形式统一的理想状态。
二、超验中的个体整合
齐美尔对宗教进行了重新释义，他从功能论角度入手，认为宗教是一种具有整合性功能的社会形式。在传统社会中，由于个体受到集体的约束还未获得自由，所以宗教依靠集体力量发挥社会整合功能，这一整合功能主要体现在外在的宗教形式对个体的规制；在分工的影响下，传统社会逐渐解体进入到现代社会，集体力量衰弱，外在宗教由于失去依靠的力量社会整合功能下降，现代人不再信仰传统宗教，但是他们仍需要宗教，宗教的现代性问题出现。齐美尔认为，外在的宗教只是一种形式，而生命中的主体性宗教才是解决宗教现代性问题的关键。齐美尔认为，每一个体内在都存在这样的主体性宗教，即宗教性，但是在现代生活理性主义的影响下，个体的内在宗教性被外在形式所压制，所以当个体需要宗教时只能去寻求外在形式上的宗教，最终陷入宗教贫困，无法实现个体整合。所以唤醒个体内在的宗教性是实现个体整合的关键，而个体宗教性复苏建立在个体自由的基础上。齐美尔认为，个体自由是个性在个体行为上的纯粹表达，个性摆脱了外在法则的约束，在内在自律意识下得以实现。也就是说，个体自由是独立整合的自由，齐美尔认为，这种独立整合在“个体法则”的生成中得以实现。
个体的生命是超越性与局限性的统一，生命恒常流动，不断冲破形式的束缚，超越形式，但生命的超越最终会落在“个体法则”上。“个体法则”是生命的内在统一，是外在无法感知的，也不能采纳外部法则。齐美尔认为，个体具有独特性，有独特的生命冲动，而外部的普遍法则仅仅是对外部形式划定界限的法则，个体自由的实现必须依靠个体内部的“个体法则”，将个体道德与个体生命结合起来，使得生命内部形成一个统一的整合体。
生命在“个体法则”下获得了独特性和整体性，独立整合的生命统一体有利于实现个体个性的表达，唤醒个体内在的宗教性，促进个体整合，达到个体生命与形式的统一的理想状态。
但实际上，生命与形式的冲突问题在现代生活中引发，势必要在现代生活中解决，齐美尔在现代生活中看不到解决的可能性，所以他选择在超验中通过实现个体整合构建生命与形式统一的理想状态来解决这一问题，但是这一解决只能停留在个体生命之中，难以表现出来。
三、生命与形式冲突下的生命悲剧
在“生命与形式的冲突”问题中，生命渴望摆脱形式的束缚获得解脱和自由，但是生命只有在形式中才能成为真实，而形式离开生命也会变得空洞无用，所以生命要不断创造形式以实现自身，同时也要不断超越形式摆脱束缚，在这一过程中，实际上是生命不断地进行自我否定，生命与形式之间的冲突难以在现代生活中调和，最终陷入现代生活的悲剧之中。
心得体会：
这个月将齐美尔结束了，并且开始进入过渡时期。
先说一下读齐美尔的感觉，因为齐美尔写的比较碎，尤其是微观社会学部分，所以在读的过程中我就尽可能地做逻辑的抽象和归纳，虽然笔记做得不多，但是思路很清晰，所以齐美尔的这种写作风格使我的归纳能力和逻辑思维得到了一定锻炼。
回顾自己读前四大家的感觉变化，书越来越难，但是我感觉自己的心态越来越平和。前面读的时候有读不懂的地方很慌乱，但是到后面越来越难这种慌乱感反而越来越少，所以读书给了我底气和信心。
接下来读过渡，保持状态，好好读。 读书报告（2018.02.25——2018.04.09）
书单：齐美尔《货币哲学》（第二、三卷）
齐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
齐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大社会学》）
齐美尔《哲学的主要问题》
读书报告：
货币是齐美尔探讨生命价值的一个重要的点，齐美尔着眼于人的内在感受，将货币看作一种文化现象，将个人生活与货币联系起来，围绕货币的概念特性探讨其对个人内心世界的影响。我本次报告以货币为切入点，逐步深入探讨货币对生活以及生命价值的影响。
一、主观价值客观化
齐美尔认为，当主体处于对客体的享受之中时，主客体关系处于混沌之中；当主体无法得到满足时，产生渴望和需要，主体和客体才真正明确化。主体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必须先创建与客体的距离，然后征服这一距离，而交换是实现主体渴望的行为。在生产行为中，客体的价值已经被确定了，但是在交换行为中，受客体与客体之间相互关系制约，客体的经济价值会受心理因素影响，例如客体的实用价值和稀缺价值。主体在面对欲望时难以保持客观性，所以在交换中难以做到经济价值的平衡。这种无序的交换状况增加了客体获得的难度，所以主体逐渐在交换过程中寻找一种可交换又缺少特殊性的客体作为交换的媒介，货币这一特殊手段逐渐出现。齐美尔认为，价值在心理上是存在在主体内的对客体的一种判断，这种由主观判定的价值在交换中逐渐客观化为一种可度量的标准，交换变得容易进行，主体的需要也得到了满足。
主观价值由客观化的形式表示在客体身上，主体赋予客体的情感也随着客观化的形式的出现消失了，交换由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换变为单纯客体与客体之间的交换，主体与客体分离。
二、目的行动中的工具理性极端化
齐美尔认为，主体意志是有目的的，主体意志的实现需要手段形成目的链，而货币由于其“一般公分母”的特性被广泛接受成为实现目的的手段。货币这一手段在实现主体目的中发挥着工具理性的作用。我们知道，货币本质上是没有价值的，但由于其纯粹是一个量的概念，具有理性的可计算性，所以货币作为客体与客体之间的交换媒介与客体有着相同的比例关系，这种比例关系赋予了货币与客体同样的价值，在人心理上形成了客体没有价值货币才有价值这样的印象。此外，拥有货币所带来的无形增值（权力、机会、选择等）使得货币拥有价值这种印象更加深入人心。在这种心理作用下，再加上货币简单易实现的特性，并且能够为主体带来持续不断的刺激，货币在心理上由手段发展成目的，而真正的目的留在了货币的阴影中。韦伯在论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中，认识到在现实中人们过分依赖工具理性，压制了价值理性，陷入了“理性化的牢笼”；齐美尔在论及现代生活风格时提到，货币在主体意志中的占据目的地位，使得现代生活风格发生改变，具有与货币类似的可计算性和可分割性，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相背离，现代生活陷入“文化悲剧”之中。
三、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相背离
齐美尔认为，客观文化从主观文化中产生并独立于主观文化成为客观存在的文化实体，主体吸取文化实体的价值并对文化实体进行再创造，丰富主观文化的同时促进客观文化的发展，这是一种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之间平衡的发展状态。但在现代生活中，货币为主体和客体提供了一种标准化观念，在这种标准化观念之下，衍生出准确可靠的组织运作形式，即劳动分工，劳动分工是现代生活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在劳动分工下，人们对特定主体的质的依赖转变为对不同主体的量的依赖，主体的完整性被破坏，客体中特定主体的个性丧失。主体与客体的“一对一”关系变为了“多对一”的关系，主体劳动变成了单向度的劳动，在主客观文化的交互中主体仅仅获得客观技能的提高，而客观文化由于自身的发展和主体的发掘不断发展壮大，逐渐脱离主体的控制，主体对客观文化的吸取范围也越来越小，主观文化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客观文化的发展，主观文化被客观文化压制，主客观文化相背离。
四、形式上的自由与实质上的不自由
齐美尔认为，自由与义务共存，自由是义务的变更，当新的义务取代旧的义务时，人在心理上获得了从旧义务中解脱的自由。虽然货币的出现帮助主体从人身依附关系和物关系中解脱出来，获得自由，但是客观文化的强大使得主体进入了一种新的关系，即货币关系中，主体被压制在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的冲突中。主体所获得的这种自由，是一种形式上的自由，实质上是空洞的，是不自由的。
在自由这一问题上，齐美尔重点关注个体自由，他认为，个体的不自由主要是内心的不自由，摆脱外在束缚所获得的自由仅仅是形式上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有内容的自由，个体应寻求生活内容来填充自由的形式，使得生命有意义而不是空洞地虚度时光，这种个体自由是依靠内在和个体的力量获得的；而马克思所追求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社会自由，是由于外在的压迫而导致的不自由，所以要激发群体的自为意识，推翻阶级统治和压迫，从而获得自由，这种社会自由是依靠外在和群体的力量获得的。
在货币的遮挡下，人们忽视了真正的目标，人本身应该拥有的对事物敏感的价值感被货币这一纯粹客观的没有价值的工具拉平了，生命的意义在于领会价值，而货币使得生命的价值感丧失，生命陷入了无尽的空洞乏味之中，这就是齐美尔认为的生命悲剧所在。
心得体会：
首先是读齐美尔的感受，读齐美尔有一种思维被打开的感觉，读的时候想法很多，但是在总结的时候力不从心，所以我计划下个月读完齐美尔再好好梳理一下。
其实是读书整体的感觉，现在最明显的改变就是在读的时候会想起前面几家，会在心中不自觉对比。还有就是现在读的时候更加重视逻辑而不是内容，我相信这种转变是踏实积累的结果，所以接下来还是要踏踏实实，好好积累和思考。 读书报告（2018•01•11——2018•02•08）
书单：
《马恩选集》（第三卷）马&恩
《货币哲学》（第一卷）齐美尔
读书报告：
人类解放，即将人类从自然、社会关系以及旧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目标，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最终归宿。由于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所以要实现人类解放，最根本的是要实现劳动解放，将劳动从自然压迫和社会关系束缚中解放出来，而劳动解放的实现离不开思想在意识领域的指导作用，思想解放必不可少。
一、 思想解放
（一） 资本的去神秘化
资本的去神秘化对于处在资本家剥削与压迫之下的劳动者的思想具有启发意义，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资本家眼中的商品价值=垫支资本+利润，但实际上商品的价值=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资本家将利润的来源全部归结为垫支资本，但实际上没有可变资本的投入根本不会产生利润。资本家利用”三位一体“公式掩盖了利润和地租全都来源于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这一事实，马克思将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分为必要劳动时间以及剩余劳动时间，并揭示了资本家通过对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操纵，延长剩余劳动时间为自己谋取利益这一丑恶行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将资本变的不再神秘，帮助劳动者看到资本的真正面目。
（二） 阶级意识的觉醒
由于资本家对利益的极度追逐，使得在生产技术进步的情况下工人反而要付出更高强度的工作，工人越来越难生存下去。面对生存危机，工人开始自发斗争。
最初的反抗形式是犯罪，个别工人利用犯罪来获取一定的生活资料。当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到来后，机器的出现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由工人生产出来的机器抢占了工人的位置，大量工人失业，工人们通过暴力反抗机器以捍卫自己只能获得微薄收入的工作，但成效不明显。工人们发现，对他们的生存造成威胁的根源是资本家，所以工人们通过局部性的罢工反抗资本家以获得资本家的让步。到此，工人意识到了需要反抗和斗争，但是这种反抗是零散的、没有指导的、目标不明确的，此时工人阶级是一种自在阶级。
当各个地区、各行各业的工人罢工均以失败告终，工人们开始意识到，零散的和不彻底的反抗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们需要联合起来，成立组织，而他们斗争的对象不是个别资本家，而是资本家阶级。在组织的指导下，工人阶级意识觉醒，由自在阶级变为自为阶级。
（三） 从“拜物教”的观念束缚中解放出来
万事万物都具有价值。随着货币的产生，价值能够表现在货币上，价值变的可度量，但是价值的本质不因货币的出现而改变。但是在商品经济下，人们所看到的只是物这一实体，所以人们认为物具有魔力，能够生产出更多的物，能够换来货币，能够带来幸福。人们忽视了物背后的真正的价值，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掩盖，“拜物教“的观念形成。
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无政府的市场状况使得生产具有盲目性，资本家以商品是否卖出作为判断商品是否要继续生产的标准，商品支配着商品生产者。此外，被雇佣劳动者进行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而是为了获得生活资料，劳动者处于自己生产的物的统治下。当社会普遍被物统治，人的主体性和特殊性被扼杀，人类解放难以实现。将人从“拜物教”的观念中解放出来是人的思想解放的重要的一步。
（四）人的类本质的复归
劳动是人特有的能力，人类劳动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在资本家的剥削下，劳动力这一具有创造性的能力离开劳动者自身、劳动产物这一劳动成果被无情剥夺，劳动者为了能够获得生活资料，被迫进行高强度的劳动，劳动者丧失了主动性和自主性，成为一个不断追求保存自身肉体存在的异化物。劳动者没有生活只有生存，人的类本质丧失，使人降级为动物。所以作为人，要意识到劳动是一种能够创造更好生活的手段，劳动是人类价值实现的途径，人类劳动的主动性和自发性使得人能够在无限多样的现实中实现自己。
只有认清阶级社会的丑恶和人类被剥削和压迫的本质，才能将思想从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为劳动的解放奠定基础。
二、 劳动解放
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构成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础。人类必须通过劳动实现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但是劳动作为人类生活的基本条件常常被压迫和束缚，劳动解放对于实现人的物质生活资料生产至关重要。
（一） 从自然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原始社会的解体）
在整个原始社会时期，人类都处于自然界的压迫之下。原始社会初期，人类实现了从猿到人的进化，而这一进化与劳动密不可分，正是由于劳动与生存的要求，人类创造了工具以及促进了语言的发展，与此同时也使得人脑获得了一定的发育，拥有了思维和创造能力，人能够进行复杂的工具创造从事复杂的劳动，但是由于生产力限制，人类这一群体仍然受到自然的支配，到处迁徙。在原始社会后期，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使得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开始形成自然共同体。随着人类不断在劳动中改良工具和技术，提高生产力，人类的活动范围扩大，逐渐摆脱自然条件的限制。
（二）从社会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家庭不依靠共同体就有能力生产出满足自己需要的生活资料，在共同体之中出现了私有制，私有制的出现打破了原始社会共同体所有制的经济制度，原始社会逐步解体。个人能够生产的产品越来越多，有一部分人发现，即使自己不从事生产，也能够有足够的生活资料维持自身，而他们不从事生产便可以做其他的事，对他们来说是有利可图的，所以他们开始奴役劳动力为他们生产，奴隶社会逐步形成。最初的奴隶主都是在原始社会中分化出来的氏族贵族，而最初的奴隶基本是与其他公社战争中的战俘。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贫富差距拉大，共同体内的小块土地被贵族抢占，地主阶级形成，农民没有土地，只能依附于地主阶级，奴隶社会开始转向封建社会。
在封建社会的统治下，土地归地主所有，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得家庭成为生产单位，以满足家庭需求以及缴纳贡赋。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家庭在满足自己需求和缴纳贡赋后还能拥有剩余部分用来进行市场交易。但是拥有资金和土地的地主阶级能够从事大规模生产，大量物美价廉的商品进入市场，小农被挤出市场。地主阶级因利益扩大对土地的占有，劳动者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变得自由且一无所有，而全部的生产资料都被小部分人私人占有，劳动者为了生存只能作为雇佣工人进入工场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开始了。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被资本家占有，劳动异化，劳动者既丧失了劳动力，又丧失了劳动产品，劳动者长期被资本家剥削的苦难开始了。
劳动者处于资产阶级的统治下，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束缚着，想要摆脱束缚，就要与资产阶级争夺统治权，进行阶级斗争。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生产关系无法适应生产力，资本主义社会危机重重，无产阶级力量壮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过渡社会形态，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实行普遍的个人所有制，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社会秩序稳定，生产力极度发展，在生产力的推动下，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认为，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阶级不复存在，劳动从社会关系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实现真正的劳动解放。
三、人类解放
在私有制下，生产资料被私人占有，劳动失去了自由生产的根基，只有消灭私有制，推翻阶级统治，劳动者才能获得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才能从社会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才能从根本上解放劳动。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只有当生产力极度提高的时候，当生产关系无法适应生产力时，才能真正推翻阶级统治，但是无产阶级必须不断斗争，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通过阶级斗争推动历史进程。人类解放的实现建立在人类思想解放和劳动解放的基础上，到那时，人只需要很少的时间生产，大部分时间可以参与社会事务，人类可以自由选择从事自己喜欢的领域，主动劳动去实现自身价值，实现人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心得体会：
首先说一下这个月的心得。这个月结束了马克思，其实让我最受启发的是在总结的时候。之前总结的时候总是想要通过一个点一条线串到底，但是在总结马克思的时候，这种方法让我产生了很大的挫败感，因为我发现这种线性方法不好，会让我在思考的时候只关注我想要的，而忽视作者想表达的。意识到这一点后我开始反思我可能在读书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带入线性思维，所以在之后的读书和总结中，我一定要舍弃这种思维模式，让自己的更发散一些，去思考作者真正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再说一下我这半年多的感受。2017年3月12号，我作为旁听第一次参加了师兄师姐们的汇报会，当时让我感触很深的并不是汇报的内容，而是师兄师姐们的长期坚持读书所散发的那种自信和从容，真的是“腹有诗书气自华”。2017年7月，我作为2017级读书会的一员和大家一起开始了集体读书生活。团队生活带给我前所未有的体验，大家在读书和生活上互帮互助，由于我们是不同的个体，所以关注点不同，每次交流都受益良多，导致我现在一想到什么就立马找人聊聊。这种有信仰又充实的生活才是我们应该过的，好在我已经乐在其中。
感谢贺老师，感谢中心，感谢读书会。2018年的愿望很简单，就是读书、思考、成长。 读书报告（2017.12.11——2018.01.11）
书单：
《马恩选集》第一卷、第二卷（政治经济学部分）、第四卷
读书报告：
本次读书报告我主要以马克思提出的“异化”为核心词，以“异化”的逻辑过程，即“原初状态——异化状态——高级阶段”为框架展开。
一、原初状态
对异化前的人的原初状态是马克思的一个假定。劳动者拥有生产资料，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自发并主动的生产生活，在生产中实现自己。
在社会制度方面，在氏族社会中主要以公有制为主要社会制度。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人更多的依赖无机自然界，人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只能满足群体内部的生活，所以公有制可以在氏族社会存在。在公有制下，个人把自己当作所有者和进行劳动的共同体成员，劳动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各个所有者、家庭及整个共同体的生存，也就是说，个人的劳动生产是全面的，是为了整个共同体的生存而生产的。
所以，在氏族社会没有出现异化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公有制的社会制度；二是劳动者拥有生产资料。一旦公有制被打破，生产资料被劳动者以外的人私人占有，那么这种原初状态就消失了，劳动便进入了异化状态。
二、异化状态
1、异化的起源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氏族社会的解体，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逐渐形成，个体劳动者成为直接生产者，满足自己的需求。但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影响到封建特权阶级获得利益，这种对立关系的存在使得小农经济逐渐被瓦解，农民的土地被剥夺，农民与自己的生产资料分离，只能被大地主或手工工场主雇佣。劳动者由直接生产者转变为雇佣工人，资本主义私有制逐步建立。
2、社会分工固定化
由于劳动者被资本家雇佣，劳动者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生产活动，只能被资本家安排。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加，使得劳动者只能在固定的领域和范围内从事固定的生产实践活动以节约时间，提高生产效率，专业化生产发展，同时随着市场需求的多样化，生产物必须在不同生产领域进行交换才能满足生产商品的需求，分工越来越细致，劳动者从事的工作越来越简单化，社会分工趋于固定化，劳动者变成了从事机械劳动的机器。
3、异化的形式
在私有制和社会分工固定化的背景下，劳动者同他的劳动产品分离，同他的劳动过程分离，这种将自身的主客体关系扭曲和分割，对自身持否定态度的表现便形成了异化。马克思所说的异化主要有三种形式：
①劳动者同他的劳动产品相异化
劳动产品是劳动的对象化，原本应该属于劳动者所有，但由于劳动者被资本家雇佣从事生产活动，所以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分离，劳动产品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独立对象，与劳动对立。劳动者生产的劳动产品越多，与劳动者对立的力量就越强大，劳动者被这种力量统治的可能性就越大，劳动者就会越来越成为廉价的商品。所以，劳动者同他的劳动产品的异化使劳动者越来越贫穷，越来越一无所有，却使资本家越来越富有。正如马克思所言，“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劳动创造了宫殿，却为劳动者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却使劳动者成为畸形。
②劳动者同他的劳动过程相异化
劳动者贫穷的一无所有，但是劳动是属于劳动者自己的。而当劳动者将自己的劳动用于交换工资时，劳动者便将自己的劳动外化出去了，也就是说劳动者与自身的劳动对立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的劳动“统治”着劳动者，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感到不幸，只有不劳动才能使劳动者感到自由自在，所以劳动对于劳动者来说是一种强制的过程，劳动者劳动仅仅是因为肉体的需要。劳动者同他的劳动过程的异化使得人丧失了属于人的能动性，丧失了属于人的意识。
③人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
费尔巴哈用人的类本质表示真正的人的生活，人同人的类本质的异化是人同真正属于人的生活的对立，而真正的人的生活应该是使每个具体的人能够在无限多样的个人中实现自己，但是人同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使人放弃了实现自己这一属于人的生活，而将生活变成了维持个人生存的手段，而生活本应该是人的目的而不是手段。
以上三种异化形式总而言之导致人从人那里异化，即人与自己本身对立，人与自身的关系只能通过人与其他人的关系中得以实现，这个其他人是一种与劳动完全不相干、置身于劳动之外的人，劳动者与这些与劳动不相干的人之间的关系为这些人创造了私有财产。
4、异化与物化
对于人自身来说，异化将人的主客体分离，使人处于一种畸形的状态。在社会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人的异化导致社会关系的物化。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详细讲述了物化在生产关系中的体现。马克思深刻的揭露了在生产关系中，劳动者作为资本生产的手段，资本使用劳动者，一方面将自己的价值保存下来，另一方面将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吸收进来，以使自己的价值增殖，在生产中，物人格化了，而人格却物化了。在以利益为驱动力的资本家眼里，劳动者只是一种能够带来价值增殖的资本，所以资本家利用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料，将劳动者作为使他获得财富的手段，不断剥削和压迫。
三、高级阶段
异化这种畸形的状态必然不能一直存在下去，主要有两点原因：
首先，人是有意识的主体，人不可能一直处于物这种死的、无意识的东西的统治之下，这是一种违反常理的形式，而异化使得物占据了统治人的地位，这是一种畸形的状态，所以异化必然要被消灭。
其次，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由于异化的存在使得劳动者被压迫被剥削，随着垄断和竞争的发展，大多数资本最终会集中在少数的资本家手中，无产者阶级壮大。严重的贫富分化使无产者面临生存的威胁，资本主义社会也由于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危机不断，无产者开始觉醒，通过革命的方式反抗阶级和私有财产的存在。马克思相信，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革命最终会取得胜利，消灭阶级和私有制，推翻资产阶级社会，驶入更高级的阶段——共产主义。
高级阶段是人的类本质的复归，但与原初形态所不同，高级阶段出现的一个最根本的前提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很高的阶段，所以，高级阶段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此外，高级阶段不像原初形态那样只能满足一个群体内部的生活，生产力的发展使得高级社会能够满足全社会的需要。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当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形态与生产力的发展情况不匹配时，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必定不能再继续存在下去了。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最高级的阶段，到那时，生产资料归属于全社会的每一个人，不存在私有财产，也不存在私有制，当然也不存在异化，劳动者拥有生产资料，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也不会被他人占有，劳动者能够有意识的，能动的去劳动，而劳动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个人的价值，享受真正的生活。
心得体会：读书焦虑是好事，能引发思考和交流 2017.11.12——2017.12.10读书报告
书单：
《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篇到最后）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马恩选集》第一卷（前300页）
读书报告：
主题：以资本循环为基论剩余价值的产生、实现、蓄积以及剩余价值分配
资本的总循环涉及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不论从哪一种形态开始循环，都是以价值的增殖为目的，不断循环，都同时是起点和复归点。接下来我将围绕资本循环对剩余价值的变化进行梳理。
一、“生产资本形态-商品资本形态”——剩余价值的产生
在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下，资本和土地被私人占有，劳动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资本家生产劳动产品，以获得劳动者生存和增殖的必要条件，导致劳动者与劳动分离，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分离，同时还要受劳动产品（资本）的控制，劳动者丧失了作为人的主体性，被作为物化的工具，被买卖，被剥削。但是劳动力是活劳动，他不仅可以将资本家垫支资本的价值转移到生产物中，而且可以在生产物中创造新的价值，劳动力是剩余价值产生的源泉。资本家为获取利润不得不雇佣拥有劳动力的劳动者，但是贪心的资本家不会按照劳动力的生产价值支付给劳动者工资，资本家只支付给劳动者满足其需求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逼迫劳动者延长劳动时间或提高劳动生产力，榨取那部分无酬劳动的价值，即剩余价值，为自己提供源源不断的利益。劳动者将生产资本转换为商品资本后，剩余价值已经在商品中存在了。
二、“商品资本形态-货币资本形态”——剩余价值的实现
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不仅将资本家垫支的资本价值转移到商品中，而且在商品中创造了新的价值——剩余价值。从空间上来看，带有剩余价值的生产物从生产领域进入流通领域后，变为商品，一旦商品资本形态转换为货币资本形态，剩余价值会随着垫支资本一起流回到资本家手中，此时，剩余价值实现了。剩余价值的实现表面看是商品被消费了，但是随着商人群体的出现，只要商品的所有者变更，对于商品的原本持有者来说，剩余价值就算实现了。最简单的例子是，生产者生产出来的商品立马被商人买走作为库存商品蓄积起来待出售，虽然商品没有流向市场，出售给消费者，但是商品所有者变更了，此时对于生产者来说，剩余价值已经实现了。从时间上来看，资本周转时间主要分为两部分：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剩余价值在生产时间内形成，在流通时间内随商品一同流通，在流通时间结束时实现。商人群体的出现使流通时间缩短，甚至在商品预定的情况下流通时间趋近于零，使得垫支资本能够快速流回，剩余价值能够快速实现，使得资本家能够在只有较少准备金的情况下连续不断地生产，生产量扩大，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
三、“货币资本形态-生产资本形态”——剩余价值的蓄积
当商品资本形态转变为货币资本形态之后，资本家收回了垫支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同时实现了价值增殖，这一货币形态会变为生产资本形态开始新的资本循环周期，这时就涉及到剩余价值的蓄积。关于剩余价值的使用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所有的剩余价值全部当作资本家的所得，由资本家消费掉，不参与再生产过程，这种情况叫做简单再生产；第二，剩余价值只有一小部分当作资本家的所得用于消费，大部分作为蓄积资本用于生产，即与收回的垫支资本一同投入生产过程，这相当于扩大生产的规模，这种情况叫做扩大再生产。不论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都会不断推动资本的周转和资本形态的循环，不断在生产过程中产生新的剩余价值。
四、资本循环结束后的剩余价值分配
资本家仅仅支付给劳动者微不足道的报酬，便占有了剩余价值的源泉——劳动力，以及占有了劳动者生产的所有劳动产品。实现的剩余价值全部装进了资本家的腰包。但是，剩余价值并不是完全装进了产业资本家或商业资本家一人的腰包，在资本家内部还要进一步划分。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应分为利润和地租。资本家投入资本，获取利润（其中货币资本家获得利息，产业资本家获得产业利润，商业资本家获得商业利润）；土地所有者投入土地，获得地租。
1.资本——利润
首先，货币所有者——利息。
由于市场需求的增加和资本家的欲望无限膨胀，他们想要不断扩大生产以满足市场需求，赚取更多利润，但是缺少资本成为一大难题。在市场繁荣的情况下，许多资本家蓄积了大量的财富，以至于他们不用参与生产过程就可以享受生活，这部分资本家成为货币所有者，他们退出了生产过程，他们的货币作为生息资本进入了生产过程。货币所有者所得的利息由利息率决定，只要有贷放，就有利息。当市场上对货币的需求量大的时候，利息率高，当对货币的需求量小的时候，利息率低。随着信用制度的出现，信用制度发展越好，市场越繁荣，对货币的需求量大大减少，利息率也随之降低。货币所有者由于占有货币资本，所以能够从剩余价值中分得一部分作为利息。
其次，产业资本家——产业利润。
产业资本家是劳动力的直接剥削者，也是剩余价值的直接获得者。若产业资本家借入生息资本，则要按利息率在到期日支付给货币资本家利息。若产业资本家租用了土地，还要按照契约向土地所有者支付地租。若产业资本家借助商业资本家加快产品流通，则要按商业资本家投入的比例将剩余价值作为商业利润分给商业资本家。从产业资本家的剩余价值中除去利息、地租和商业利润，剩余部分归产业资本家所有，从这之中再取出一部分用于产业资本家的消费，剩余部分作为产业资本家的产业利润。
第三，商业资本家——商业利润。
商业资本家的主要作用是帮助产业资本家加快商品流通和节省流通资本，同时，商业资本家在流通过程中投入商业资本可以按资本比例分得一部分剩余价值。但若商业资本家向货币所有者借入货币，向土地所有者租用土地，同样要支付利息和地租，而这部分利息和地租要从商业剩余价值中扣除，此外再扣除商业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剩余的部分作为商业资本家的商业利润
2.土地——地租
资本一旦利用了一种被垄断的自然力——土地，须向土地所有者支付地租。地租有两种形式，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绝对地租是商品价值（成本价格+平均利润+地租，即k+p+d）超过生产价格（成本价格+平均利润，即k+p）的部分，由于地租不参与平均利润的均衡过程，所以这个超额部分也可以说是剩余价值超过平均利润的部分。而级差地租是在土地的肥力或土地的位置有差异的情况下才存在的，是最好土地与最劣土地的生产率差额。土地所有者由于占有土地，所以能够从剩余价值中分得一部分作为地租。
利息、企业利润和地租都来自于劳动者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如果利息提高，地租上涨，企业资本家为使得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只会不断的剥削劳动者，剥削者被剥削，进而剥削者一起剥削劳动者，资本家通过这种方式满足自己的利益，注定引发资本主义危机。
劳动过程是人与自然间的单纯的过程，随着劳动过程的历史形态发生变化，劳动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态也会不断发展，每当社会形态达到相当的成熟时期，若物质发展没有随着社会形态而改变，而是产生了相当广泛又深刻的矛盾和对立，危机瞬间到来，此时物质发展就和社会形态发生冲突了，历史形态被剥去，并让位给一个较高级的形态。
心得体会：
不要带着自己的主观印象去读书，客观看待每一本书。 2017.10.11——2017.11.11读书报告
书单：
《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七章至结束）
《资本论》第二卷
《资本论》第三卷（读至第五篇）
读书报告：
《资本论》第一卷着重讲资本的生产过程，我主要围绕资本的产生、资本家对资本的运用、剩余价值的产生、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和占有这几个方面进行梳理。
首先，资本是如何产生的？这要先从商品的交换说起。起初，人们为了满足个人需求，对商品实行物物交换，即将价值相当物互相交换使用价值，那么如何判断为价值相当物？我们知道，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所以只要对商品付出的劳动量相当且这一商品对换出方已没有使用价值，而对换入方有使用价值，也就是说，商品被换给了需要的人，那么就实现了物物交换。随着人们的需求越来越多，需求的种类越来越丰富，物物交换越来越困难，所以促使一般等价物出现。当有了一般等价物之后，其他商品要先转换为一般等价物，将私人劳动转换为社会劳动，再用一般等价物去交换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但此时这种一般等价物是不固定的。当金银这种天然的货币出现之后，金银就充当了固定的一般等价物。之后为了减少磨损、便于携带还出现了铸币、纸币这类货币符号代替金银流通。原本最初的交换到后来的购买都是为了满足需求，即为买而卖（W-G-W），但是在这旁边还存在另一种形态，即为卖而买（G-W-G），只需要有货币，就可以买到任何商品，同时再卖出商品还可以将自己的货币收回，这是一种无限运动，在这种无限运动中有获得更多货币的可能。货币所有者抓住了这一点，想要从购买的商品中获取更多的货币，但是简单的提升商品价格是卖不出去的，只有把商品的价值提高，才能换取更多的货币。提高的方法是由新的劳动把新的价值附加到已有的价值中去，所以寻找劳动力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关键。当货币所有者走上了为获取利润而寻找劳动力的路之后，资本产生了，货币所有者摇身一变，变为名副其实的资本家。
其次，在资本家对资本的运用上，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用于生产手段和生产资料的投入，即对不变资本的投入，二是用于支付劳动者的工资，即对可变资本的投入。不变资本可以从市场上购买，那么劳动力如何获取呢？社会上存在这样一类人，他们没有耕地，没有可用于交换的商品，更没有货币，他们贫穷的一无所有，只有自由的躯体和可用于交换的劳动力商品，他们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换取报酬，换取必要的生活资料。在市场上，拥有生产手段和生活资料的资本家，与售卖劳动力的自由劳动者相遇，资本家能为劳动者提供维持其生活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劳动者能为资本家带来资本的增殖，劳动者与劳动工具相结合，共同用于资本的增殖。
第三，剩余价值的产生。剩余价值从哪里来的？我们从资本的运用上来考虑。我们知道，资本用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两个方面。首先，不变资本主要是原料、辅助材料、劳动手段等，其价值会在商品生产的过程中不断转到移商品中，且其价值量不变，所以从不变资本部分是不可能产生价值增殖的。其次，可变资本主要是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也就是劳动力价值。劳动力价值主要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必需品的价值决定的，但劳动力创造的价值并不一定等于所支付的劳动力价值，也就是说劳动力创造的价值会大于所支付的劳动力价值，这个多出来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就是资本家的利润所在。
最后，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和占有。劳动者一日的劳动时间，一部分为必要劳动时间，这部分劳动时间能够生产出劳动力一日的价值，与资本家支付的价格相等；另一部分为剩余劳动时间，这部分劳动时间是没有报酬的，是为资本家创造财富的。起初资本家认为劳动时间越长越好，这样除掉必要劳动时间，剩下的都是剩余劳动时间，所以资本家一味地延长劳动时间，甚至克扣工人的休息和吃饭时间，“一分钟一秒钟，便是利润的要素”，即使法律规定了劳动时间，资本家仍能通过减工、降薪、涨价等方法使劳动者自愿加班，劳动者被无尽剥削。但劳动时间终是有物理限制的，单纯延长劳动时间根本无法满足资本家的贪欲，而且违背人的生理限度会使劳动力有所损伤，不可持续受到资本家的剥削，所以资本家又想到了更好的剥削方法，即在一定的劳动时间内，尽可能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以使剩余劳动时间延长，要实现这种剥削方法，必须变革技术条件和生产方法。在手工业时期，资本家主要采取合作的方法，节约时间和费用；在制造业发展时期，资本家采取分工与合作的方法，推动劳动的专业化，提高劳动熟练度，节约间隙时间以生产得更多；随着机械大工业的发展，劳动生产力大大提高，劳动力相对生产资料比例下降，但是劳动人口仍以同样的速度在不断增殖，人口增殖快于资本价值增殖所需的劳动人口，此时出现了相对过剩人口。相对过剩人口与就业者形成一种竞争关系，给就业者施压，使得就业者为了保住工作更加努力生产，主动提高效率，正好迎合了资本家的意思，增加了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和对剩余价值的占有。
虽然生产对劳动者的需求相对减少了，但是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雇佣劳动者的数量还是增加了（只是没有机械出现之前增加的多），也就是说资本的蓄积，带来了无产者的增殖，资本家对利润的无限追求，间接推动无产阶级队伍壮大。
心得体会：
这个月最大的感受是，读的过程中总以为自己读懂了，读完整理的时候发现有很多地方在读的时候并没有想明白，所以这次一边总结一边回顾琢磨，发现问题就去交流，虽然总结的很费力，但是很有收获。
这个月的状态我感觉自己不如上个月，读的难度上来了，读书速度明显下降，但是读书质量并没有很好。所以下个月还是希望自己多思考，用力思考!
读书报告（2017.09.09——2017.10.10）
书单：《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
《经济与历史》
《支配的类型》
《非正当性的支配——城市的类型学》
《社会科学方法论》
《资本论》（第一卷）前16章
读书报告：
我主要从两个方面报告：一是对韦伯因果分析的历史学研究方法的理解，二是对韦伯理性化中的“可计算性”进行理解。
首先，有关因果分析的历史学研究方法的理解。历史学着重对特殊的文化意义、行动、结构和人格作因果分析与解释，而韦伯的理论性建构大多以历史学为源泉，所以有关历史的因果分析方法对于韦伯的研究十分重要。
对原始材料的收集是开展一项研究的基础，在拿到原始材料之后应首先将原始材料进行拆分，寻找与问题相关的成分和方面，而不是将所有材料都拿来，这一步叫做“提取个别事实”。产生了历史结果的事实，直到今天依然对当代具有因果意义的事实才是重要的、有研究意义的事实。同时，这些“个别事实”是因为引起兴趣才被提取出来，它们可能是作为认识的手段引起兴趣，也可能是作为现实的原因引起兴趣，总之这些事实是产生了历史结果、具有因果意义并引起兴趣的重要事实。历史是一个纵向发展的历史，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纵贯，韦伯认为，我们要对历史事件进行分析，需要寻找一个平面或者是横面，使纵向发展的历史落在这样一个横面上，便于分析。而这样的一个静态横面就是价值分析。历史最终要着眼于价值分析，而价值分析是进行因果追溯的路标，它帮助判断我们提取出来的事实是否真的值得评价，是否值得进行因果追溯。价值分析要结合个别事实的历史状况进行考察，创立联接点，为因果追溯指引方向。接下来进行因果追溯，我们本身已经拿到了历史结果，现在就是要追溯原因，在追溯原因的时候，韦伯认为要带着一种抽象思维，不是对事件实际发生的过程的再现，而是孤立的、一般化的抽象，去反思和想象，设想几个可能的成分或可能的影响因素，再反身自问在事件变动下是否会出现同样的结果或者是其他的结果。这就完成了因果追溯，通过因果追溯，我们会寻找到符合逻辑的“适当的”起因，同时也存在着一系列不符合一般经验命题的“偶然的”起因，所以我们需要进行因果分析，将多种设想的可能性进行比较以把握确定性程度。
韦伯的因果分析法贯穿于他的著作之中，尤其是在探究“资本主义为什么首先在西欧得到发展”这一问题上，侧重从主观意图、个人行动入手，再加上对各种制度因素包括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宗教制度、文化制度等影响下的最细微最广泛的社会行动、社会关系和社会团体的分析，以“理性化”为价值判断和分析标准，横向比较、纵向推进，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多元因果的分析和解释。
其次，“可计算性”是韦伯理性化这条经线上重要的一点。它代表“职业”与私人生活的分离、“家”和“经营”在会计账簿上与法律上的分离，有助于形成理性的簿记、理性的法律和理性的持久性企业，它有助于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发展，是资本主义发展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为什么会需要计算？我们知道，自己的当然不用计算，是因为要进入市场，要卖给别人，所以需要对成本、收益和利润进行明确的记录。卖是一种经济行动，一般来说，经济行动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满足自己现有的需求，二是为了盈利。产生卖这种经济行动是因为我们在满足了自己的需求后，有剩余，所以要卖掉以实现盈利的目的。有卖肯定要有买，买需要有充足的购买力，但是在庄园制度下，庄园领主占有土地和资源，他们将部分农民作为隶属民，让其提供无限劳役，满足他们的家计，部分农民虽为自由民，但是他们有赋税的义务。这样一来，庄园经济既占有了大量劳动力，又限制了农民的购买能力，引起了城市市民阶级的不满，同时庄园领主收税也侵犯了国家的财政利益，所以在内部外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庄园制度崩溃。自由劳动力被释放出来，购买力也被释放出来了，市场扩大，商业发展，此时“可计算性”的重要性凸显出来，再加上分工出现，计算必不可少。
读书心得：
这个月结束了韦伯的任务，顺利进入了马克思这一家。回顾这一段时间对韦伯的阅读，从一开始一本书一本书的理解，到后来慢慢开始缕清每本书之间的逻辑关系，再后来整体去把握韦伯这个大家的思想脉络，这个过程十分的神奇，这也告诉我自己读书不要着急，不要被暂时的困惑捆住手脚，要大胆向前，有些问题不是我解决不了，而是时候未到，能力不足，要对自己有信心。
其次，现在正在读马克思，感觉完全不一样，我发现我开始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期待和兴奋感，我会很想读，而且读的很平顺，读书速度和状态都还可以，每读完一部分我会感觉很痛快，可能是因为《资本论》的第一卷逻辑清晰，读起来比较容易，所以会有这种感觉，但我还是感觉自己读的有些表面，下一阶段希望自己能保持状态，多思考。
暑期读书报告（2017.07.04~2017.09.08）
书单：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儒教与道教》
《印度的宗教》
《古犹太教》
《宗教与世界》
《学术与政治》
《经济与社会》（上卷+下卷上册）
读书总结：
暑假我主要读的韦伯这一家，这也是我读的第二个社会学大家。
韦伯的著作主要是宗教部分以及《经济与社会》这一大本，《经济与社会》中又包含社会行动、支配社会学、法律社会学等部分。韦伯与涂尔干有很大不同，涂尔干善用数据和图表论证，围绕社会事实分析问题，逻辑性很强；而韦伯大多采用叙述的方式，不断列举例子，像“讲故事”一般逐步证明他的观点。由于《经济与社会》还没有读完，所以打算读完后一起总结，所以这次我主要对韦伯的宗教社会学部分进行总结。
在韦伯的宗教社会学部分，韦伯主要论述和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资本主义首先在西欧得到发展？研究的目标一是借基督教新教之外的其他宗教来检视物质环境对于宗教信念与思想的影响，检视宗教信念与思想对道德行为以及（间接地）对经济取向的影响；二是间接地肯定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唯有西方文明产生出合理的经济体系、合理的法律行为、合理的艺术等等。主要围绕的核心是“资本主义的理性化进程”。我以新教为基础，将新教与儒教、印度教以及犹太教从不同角度进行对比分析，并结合各个宗教的理性化程度分析为什么只有西欧能够发展出资本主义。
（一）新教
首先，在这里主要提到了新教徒，新教徒的天职观念表明，履行现世职责是在所有情况下上帝唯一能够认可的生活方式的论述，追求超出个人需求部分的物质利益必然是一种缺乏上帝恩典的表现，同时由于这种利益的获得只能以损害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所以会遭到直接的谴责。所以新教徒只能依靠勤勤恳恳地工作来服从上帝的命令，履行自己的天职以获得上帝的恩典和宠爱。同时，由于禁欲主义的约束，使得新教徒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以确保自己荣恩。由于新教徒的这种禁欲主义精神，使其形成了节俭和勤勉的品质，财富逐渐增加。由于其获得的财富属于蒙受上帝的恩赐，所以相应的这些钱应用于服务上帝的荣耀，不能随意花在个人享乐之上，也就是说，新教徒通过履行天职获得资本，在禁欲精神的要求下，虽拥有资本却不能随意享用，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都会选择进行投资以使资本增加，资本主义便在这样的条件下发展起来了。禁欲主义推动下的理性行为间接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宗教精神成为了解释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之一（不是唯一原因）。
（二）新教（发展出资本主义）与儒教（未发展出资本主义）
为了更好地论述“为什么资本主义首先在西欧得到发展？”这一问题，韦伯才用比较论述的方法，将中国的儒教与西方的新教作对比。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叶，中国人口数剧增至4亿，物质生活也有了惊人的发展，但是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却仍然保持完全静止的状态，对外贸易、技术、经济、管理等各领域里均未见任何“进步”的迹象。为什么中国在具备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条件的情况下却未能发展出来？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经济原因，本质上是政治问题；二是精神上的原因。首先，主要是居于领导地位的阶层——官吏阶层与候补官员阶层的特性造成的。一般官吏的收入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俸禄（较少）、私人收入（加收税款、实物租税、操纵货币兑换率得到的收入）、抽成（从直接掌握税源的下级官吏所征得的总额中抽取）、收礼（下级赠与搏欢心）等。一般官吏的支出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支付其管辖区内的民政与司法事务上的开销、自行支薪给幕僚、送礼（送上级、上级幕僚、守门人等）。根据官吏的收入和支出我们发现，官吏为了取得和稳住官位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这样的代价使得整个官吏阶层在短期内会大量敛财，这样就使得整个阶层得到了得利机会，为了这种利益官吏阶层会拼命维护现存的经济条件，这就导致了社会各领域处于一种静止和僵化的局面，一旦改革将有一股巨大的物质利益与之对立。此外，官吏所得的财富主要是用于买官买地壮大家族，根本没有资本用于市场投资，难以发展资本主义。所以，实力强大的官吏阶层和官僚制度的阻碍使得资本主义未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其次，主要是儒教的影响。儒教强调秩序、习俗、教育、准则和社会礼仪，抑制一切心灵的波动，在这样的宗教影响下，民众安于现状，平静和谐，统治者利用儒教驯化民众，稳定统治。所以，中国没能成功地发展出理性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一种特殊宗教伦理作为不可或缺的鼓舞力量。光有“营利欲”和对财富的重视相结合的冷静与节约，是不可能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
在这里简单将新教与儒教做个对比：
新教 儒教
已将巫术完全摈除 与巫术有亲和的倾向
处于强烈而严峻的紧张状态中 对万物采取随和态度
强调改造 强调适应、顺从，全面和谐均衡发展
自我控制，把人的意志统一于神的意志，理性生活 抑制非理性的激情，维护圣人尊严（本质消极）
财富只是一个证明的手段，目的是履行天职 以利为目标，“精打细算”
（三）新教（“使命型”预言）与印度教、佛教（“模范型”预言）
新教以“使命型”预言为取向，按神之要求获得救赎，履行天职求得现世的救赎和恩宠。而印度教和佛教以“模范型”预言为取向，通过冥思、禁欲生活来获得救赎。 印度教的教义是：前世的功德与过恶决定现世的命运，现世的功德与过恶决定来世的命运。所以在印度，不论是高阶序种姓还是低阶序种姓，都会严格要求自己，为的是来世过得好。他们将救赎寄托于来世，对于今世的事务没有更高的要求（不犯错就行），这种情况下也难以发展资本主义。
（四）新教（救赎宗教）与犹太教（仪式律法宗教）
新教仅仅是为了荣耀上帝，使上帝愉悦来获得救赎和恩宠，所以他们注重经济能动性，以经济行为去判定道德，所以许多人愿意与他们做生意，所以形成了财富积累，能够发展出资本主义。而犹太教由于其具有排他性（贱民民族），以双重道德标准对待本族人和外族人，导致外族人不愿与他们做生意，封闭的环境使得他们只能从事有限的行业，虽然犹太教已经具备很高的理性化程度，但是依然未能发展出资本主义。
在这里可以补充解释一下犹太教的高度理性化程度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排他性（贱民民族）又是如何形成的？
犹太教的理性化与律法密切相关。那么犹太教的律法是如何形成的呢？起初，以色列人犯错之后害怕引起神怒，就会寻求界定罪名以及赎罪的方式，这种界定一般来说都需要权威人士来做，当时比较权威的人士是耶和华祭司（利未祭司），他们能够解读神的意旨与确知所必须的赎罪的过失。为何他们会成为权威人士？他们是如何树立权威的呢？利未人通过他们关于耶和华命令的纯理性知识以及在礼仪手段的知识上的教育而取得威信。也就是说，利未人在受到专业优越的礼仪训练之后，在民众中取得威信，获得了“名气”，之后利未祭司被广泛任用，发展壮大，成为了一个专门解读神意和指导民众赎罪的职业团体。在祭司询问了大量“受苦之人”犯下什么过恶惹怒神之后，便形成了固定的罪行目录和固定的神的命令清单（救赎目录），形成了套式。将人民与所有个人整体生活都关联到耶和华实行命令的遵行上，也就形成了理性系统化的律法。
犹太民族的排他性主要是以色列特殊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和一定的历史因素造成的，比如饮食的禁令、严格的安息日规定、严格规定日常生活的律法书的发展等，使得犹太民族与外邦关系尖锐化。
虽然新教和犹太教的理性化发展程度较高，但是环境不同，导致宗教思想不同，进而间接影响到了经济行为，使得犹太教未能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多元因果论，是许多因素（必然的和偶然的）共同作用下才发展出来的，所以西方文明具有独特性，也正是这种独特性使得资本主义在西欧生根发芽。
读书心得：
1.读书
新开了韦伯这一家，韦伯的知识广度和深度令我惊讶，尤其是他在讲述各个国家的历史和制度时，我完全想象不到他是通过各种资料来了解这些历史的，反而像是亲身经历过一般。我在读宗教的时候十分的痴迷和享受，读书过程也比较愉悦。但是读到《经济与社会》时，我感受到了艰难和阻碍，感觉自己就像老黄牛一样，驼着沉重的担子，走的很慢，也很吃力。不过好在我坚持下来了，虽然还是有些不懂，但是由于心态和方法上的调整，没有那么艰难了，后面计划还是坚持读，把《经济与社会》读完，再读一下与支配相关的几本小册子补充理解一下，争取下个月正式进入马克思。
2.方法
读书方法很重要，这个暑假我也在不断调整和改善自己的读书方法，现在主要是批注加小总结大总结的读书方法，感觉理解更深刻了。
3.心态
暑期两个月有规律的生活，让我的读书和生活习惯都逐渐养成了，心态平稳，读书专注，每天过得充实又享受。
4.团队
十分感谢我们读书的团队，我们每天一起读书、吃饭、交流，累了有团队的支持，松懈了有团队的鞭策，有问题有团队帮忙解决，心里特别踏实。
5.改进之处
希望我自己在接下来的读书中及时总结反思，因为这次写总结发现我有一些内容由于没有在读后及时梳理有些忘记了，然后希望自己多思考读书的内容，多反思读书的状态，多交流读书的思路，不断调整，不断进步。
2017.4.13~2017.5.13
书单：
涂尔干《自杀论》、《道德教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第一卷
读书报告：
《自杀论》
涂尔干在本书开头就先澄清了自杀的概念，他认为，自杀要满足两个个条件：第一，由死亡者本身完成的主动或被动的行为所导致的直接或间接后果；第二，死亡者知道这一行为的后果。
本书共有三卷，第一卷讲自杀的非社会因素，主要通过列举大量数据和表格的方式，来比较和证明自杀是否与大众所猜想的或前人研究中所认为的一些因素，比如精神变态、种族遗传、天象因素以及模仿等因素有关，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自杀与这些非社会因素均没有最根本、最主要的联系。
我们可以依次简单说一下这些因素：
首先是自杀与精神变态的关系。为什么先前会得出自杀是由于精神问题引发的？是由于当时得出这样结论的学者本身是一个精神病学家，所以他的大量的数据和案例都是发生在精神病患者或者未来会出现精神病症状的人群之间，涂尔干通过观察自杀率是否随精神失常率而变化，证明了自杀与精神异常状态之间完全不存在一种固有的、无可争议的联系，精神异常的人群中虽然自杀率很高，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却不是因为精神失常，而是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其次是自杀与种族、遗传的关系。作者先通过不同种族间的自杀数据比较发现种族与自杀没有必然的联系，对于遗传，作者认为遗传并不是遗传了自杀，而是遗传病带来的痛苦导致了自杀，让我们误认为遗传与自杀有关系。社会上普遍存在女性的自杀率比男性的自杀率低这样的事实，如果遗传对自杀起作用，那么自杀就不应该有性别之分，如果遗传对自杀起作用，则应该在幼儿时期就体现出来，但是幼儿很少自杀。所以自杀与遗传也没有必然的联系。
第三，自杀与天象因素的关系。因为随着则气温的升高，自杀率会上升，所以人们猜测自杀与气温有关系，但是却有一些极其炎热的国家自杀率很低，所以自杀与气温没有必然的联系，之所以会有上升的趋势，是因为白昼变长了，人们的社会活动随着白昼变长越来越紧张和频繁，所以自杀率上升了。所以影响自杀的不是天象因素，而是社会因素。
最后，自杀与模仿的关系。模仿只会影响一些原本就有自杀倾向的人，而这些人的自杀倾向不是来源于模仿，而是来源于社会环境，所以模仿与自杀也不存在根本上的联系。
所以，第一卷将这些可能因素都推翻了，非社会因素对自杀没有最主要的影响，那么只能是社会因素对自杀产生了影响。
第二卷讲自杀的社会原因和社会类型。主要有三种自杀类型：利己型自杀、利他型自杀以及动乱型自杀。
利己型自杀是由于极端的个人主义而产生的那种特殊的自杀类型。人如果不依赖集体，只将自己作为最终的目标，那么人一旦想到自己最终会消亡，一切的努力都是白费，就会使自己失去勇气，产生自杀倾向。人受社会的影响，即使他个人认为已经摆脱了社会影响，但社会影响仍然存在，当出现问题时，个人自己没有办法解决，又没办法依赖集体解决，就会产生痛苦，甚至承受不住，走向自杀。在研究利己型自杀的过程中，作者列举了一些例子，得出一些结论。比如宗教的规定越严格，自杀人数越少；再比如受教育水平越高，自杀越频繁，因为知识给予了人自由探索的能力，人们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与传统情感作斗争，从而动摇了信仰的根基，，难以经受住争辩的打击；在已婚和未婚的比较中，已婚者的自杀率小于鳏寡者的自杀率小于未婚者的自杀率，说明婚姻本身具有预防自杀的功效，家庭本身的组织越牢固，家庭所起的保护作用也就越大。
利他型自杀是由于极端的利他主义而产生的自杀，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军队，在部队中越服从，服役时间越长的人越容易自杀，因为部队或者说集体已经深入人心，个人越来越不重要。利他型自杀和利己型自杀对个体的认识完全不同，利他型认为个体是完全不真实的，而利己型认为只有个体才是真实的，所以在集体意识比较强烈的社会中，居民自杀较少（因为居民是利己型自杀，集体意识强烈，居民与集体的融合度高，会降低自杀率），相反，军队自杀较多（因为军队是利他型自杀）。
动乱型自杀是一旦出现打破平衡状态的动荡，就会使自杀率升高。在发生动荡时，人们必须降低要求，节制生活用度，学会自我控制，这一过程是难以适应和学习的，同时生活的前景又十分严酷，在这种情况下，自杀大幅增加。例如工业和商业是自杀人数最多的行业，就是因为工商业繁荣带来较高的经济水平，从事这两个行业的从业者生活舒适，受到的限制小，欲望相比较来说比较大，当出现动荡时，这两个行业所受到的冲击比其他行业大，在这种情况下自杀率升高。动乱型自杀与利己型自杀一样，都是社会对个人作用不力的结果，只不过动乱型是社会对个人的激情影响不够，使之完全失控，而利己型是社会缺乏集体性行为，人们在生活中找不到寄托，失去目标和生活的意义。
虽然将自杀分为了三类，但是各种自杀形式会在现实生活中组合发生，有时并不是单一形式造成最终的自杀。
第三卷讲自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实质，主要强调自杀率与外部环境和生理状况无关基本无关，而与社会现实有联系，与社会的集体性倾向相呼应。那么如何预防自杀呢？涂尔干认为有一个比政治团体、宗教团体和家庭团体更有效的团体——职业团体有利于预防自杀。职业团体有利于恢复社会的统一性，使它能够把个人紧密地团结在自己周围，使个人产生依恋集体的情感。
《道德教育》
《道德教育》这本书主要有两个部分，一是道德的要素有哪些，二是怎样培育儿童的道德诸要素。
第一部分中共强调了道德的三个要素。涂尔干认为道德的首要要素是纪律精神。这里，还提到了另外两个概念：常规性和权威观念。常规性是一种能够使人养成习惯的某种能力，比如我们现在常说的履行义务就是常规性的结果；权威观念就比较好理解，道德对人们的限制和抑制作用都来源于权威赋予的道德规范的力，这一力能够阻止人们因为欲求过度而陷入一种无限与悲伤之中。纪律的约束性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善，它并没有剥夺我们的自由，反而赋予了我们自由。如果我们失去纪律，我们就会沦为欲望的奴隶，失去自主权。而正是纪律的约束和规定，赋予了我们权威和力量，能帮助我们学会有秩序的行为，使我们形成更加完善的性格和人格。所以自由是规定的结果，我们拥有支配和规定我们自身的能力，这才是自由的。
道德的第二个要素是对社会群体的依恋。每个人都有追求的目的，如果是以个人为目的，那么我们可能会说这是自私的，如果是以非个人的行为为目的，那这种行为就具有道德价值。但是我们就会想我们为何要以别人的行为为目的？是因为服务别人能够为个人带来利益吗？在这里坐着帮我们做了澄清：人具有社会性，也就是说除非个人投入社会之中，否则他无法成为真正的自己，无法完全认识他的本性，结合《自杀论》中的观点，如果个人与社会偏离，个人不依赖于社会，那么个人就会陷入无助和痛苦中，最终选择自杀。所以不是我们自己选择要以别人的行为为目的，也不是为自己牟取利益，是因为个人与社会是一种绑定的关系，社会不仅从外面包围我们，同时也在我们里面，是本性的一部分，滋养着我们，人要成为一种有道德的存在，就必须献身于某种不同于他自己的东西，即社会，形成对社会群体的依恋，才算是道德的。
道德的首要要素（纪律精神）对我们起到约束作用，需要我们完全服从，保证我们的人格发展，而道德的第二要素（对社会群体的依恋）给予我们完美的理想和自发追求理想的能力，有利于我们的人格发展，这两个要素具有统一性。
道德的第三个要素是自主或自决，我们在做事时必须要知道自己执行命令的理由，必须在行为中占据主动地位。总之，道德教育应是每时每刻的，应融合在整个学校生活之中。
第二部分就是讲怎样培育儿童的道德诸要素。
儿童的本性具有两个与生俱来的特征：一是受习惯支配的人的特征；二是容易受暗示影响的特征。所以我们可以运用习惯去矫正儿童的不稳定性，把真正的道德影响引入儿童的精神，还可以采用模范感染的方式暗示儿童，使其接受道德观念，影响其行为。通过运用习惯和暗示这两个强有力的工具，培育儿童的纪律精神。家庭对儿童的纪律观念起启发作用，而学校尤其是教师对儿童的纪律观念起到很大的影响作用。教师在学生中必须由信任感，必须从自身内心深处认同和尊重自己的角色，以获得权威，同时教师应做好示范，与学生共同遵守规范。除了习惯和暗示的运用，制裁（惩罚、奖赏）也很有必要。但是惩罚不是为了让学生感到痛苦，而是通过惩罚让学生们知道，教师眼中的规范依然需要遵守和尊重，违规必须受到指责和惩罚以维护信念中的良知不被搅乱，惩罚可以防止纪律丧失权威。但惩罚不应大剂量和频繁的使用，这样会减弱惩罚的影响。
培养儿童对社会群体的依恋主要是培养儿童的利他主义，儿童的利他主义来自习惯和极度的熟练、极度的热切，而这种利他主义的培养要依靠学校环境和所教的东西，所以教师的作用十分重要。教师要引导学生，要保守一切能够使特定班级中的孩子们在共同事业中感受到他们的统一性的东西；适当的运用奖赏和惩罚，通过这两方面在儿童心中唤起团结感，培育他们对社会群体的依恋。在教学中，主要是对孩子们进行科学教学，通过解释告诉儿童事物具有复杂性，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简单，但是同时事物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学习自然科学能够帮助孩子们更好地理解社会生活。
2017.3.12~2017.4.13
书单：
《社会分工论》涂尔干著，渠东译
《社会学的方法准则》涂尔干著，狄玉明译
读书报告：
《社会分工论》
本书是涂尔干确立其思想的开山之作。本书共分为三卷，第一卷讲劳动分工的功能，第二卷讲原因和条件，第三卷讲反常的分工形式。
第一卷
在第一卷中，涂尔干提到，道德是社会团结根源，但是道德不是外在事实，难以测量，所以涂尔干选择运用法律这一外在事实来测量社会团结，法律表现了社会团结的主要形式。这种以社会事实作为研究对象的观点在涂尔干的《社会学的方法准则》一书中有系统的论述
在回到本书，在本书中，涂尔干首先提到法律有两种制裁形式：一类是压制性制裁，即建立在痛苦之上的，或至少要给犯人带来一定的损失的一种制裁，刑法的大部分属于这一类；另一类制裁目的是拨乱反正，将混乱不堪的关系恢复到正常状态，这一类制裁可以细分为两类，一类是有组织的压制性制裁，包括刑法的小部分，另一类是纯粹的恢复性制裁，包括民法、商业法、诉讼法、行政法和宪法等。在集体类型彰显，分工停留在低级水平的社会里，压制性制裁占优势，在个人类型发展，工作越来越专门化的社会里，恢复性制裁占优势。
根据不同的制裁形式，作者提出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团结：
一是机械团结，这是与压制性制裁相适应的一种社会团结，机械团结是为了突出相似性，也就是个人与个人之间在信念、经验、职业之间具有相似性的一种社会团结，机械团结一般存在于低级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如果一种行为触犯了强烈而又明确的集体意识，那么这种行为就是犯罪，所有形式的犯罪与特定的集体感情之间的对抗都是非道德的形式，犯罪要受到惩罚，惩罚的原因大多是触犯了集体意识或者犯罪行为与社会生活中的统治机关是水火不容的，确切的说受到惩罚是因为损害了集体的重要利益或者是挑战了统治机关的最高权威。那么集体意识与统治机关之间又有怎样的关系呢？统治机关是为集体的信仰、行为赢得尊重的机关，是集体意识的象征，是集体的化身，所以集体赋予了统治机关权力，所以犯罪行为触犯了统计机关的权威就等于违背了集体意识，同样是要受到惩罚的。总的来说，在这样的社会中，由于个人之间的相似性或是个人意识之间的某种一致性，形成了这样一种机械团结的社会，只要有某种行为触犯了社会，这种行为就是一种犯罪行为，必须受到压制性制裁才能发泄集体的复仇情感，以此来切断罪恶之源，而刑法是对机械团结的一种保护。
二是有机团结，这是与恢复性制裁相适应的一种社会团结，有机团结是为了突出个性所形成的一种团结，一般存在于社会分工进步，个人个性突出的高级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个人有自己的行动范围，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异性，有利于社会分工的发展。
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相比较，有机团结更符合社会进步的要求。在有机团结形成的社会中，劳动产生分化，个人之间相互依赖，纽带力量强，相互难以分割；而在机械团结形成的原始社会中，个人之间具有相似性，并不相互依赖，所以纽带力量弱，容易发生断裂。共同意识的发展已经落后于个人意识，它在整体上已经逐渐变得脆弱而又模糊，相似性所产生的社会纽带已经渐渐松弛下来，只有劳动分工才能带来强劲的凝聚力。
假设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使得社会中各个分子的亲和性发生变化，那么社会的外形也不得不随之变化，所以存在与两种团结模式相对应的两种社会类型，一种是与机械团结相对应的环节社会，一种是与有机团结相对应的组织社会。环节社会指的是社会是由相似的环节构成，这些环节之间有界限相互隔开，不易产生冲突和竞争，它们互不交往，互不依赖。而组织社会是各种不同机构组成的系统，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特殊的职能，社会的各个要素相互协调，相互隶属，共同结合成为一个机构，并与社会其他机构相互进行制约。环节社会的不断退化就意味着组织社会的不断进化，而组织社会的形成正是劳动分工的结果。
总结第一卷，主要有两条线：一是“压制性制裁”，在这种制裁下出现机械团结的社会团结形式，而机械团结所对应的是环节社会的社会类型。另一个是“恢复性制裁”，在这种制裁下出现有机团结的社会团结形式，而有机团结所对应的是组织社会的社会类型。
第二卷
在第二卷中，作者对分工的原因和条件进行论述。
在分工的原因方面，作者不同于经济学家认为的是为了提高生产力，作者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认为分工的产生和进步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对幸福的需要驱使个人日益走上专业化的道路；二是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对社会分工产生的影响。
首先原因一，原因一是分工的产生和进步的决定性原因，人们只有对幸福有需要，才会驱使其努力追求，努力生产。但是一味地通过刺激很难获得幸福的需要，幸福一直延续下去将使我们习惯了这种幸福，这时幸福就会逐渐消失，在这种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只有投身于新事业获得更强烈的刺激才能使幸福重新燃烧起来，也就是说要把我们能够利用的刺激变得更多一些，更强烈一些，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的劳动就必须更有效率，更加分化，所以分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步的。
其次原因二，社会密度是人们的相互结合程度及其所产生的交换关系的活跃程度，社会密度的不断增加主要表现在人口数量和人口间距的增加、城镇的形成与发展、沟通手段和传播手段的数量和速度三个方面。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是分工变化的直接原因，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分工之所以能够不断进步，是因为社会密度的恒定增加和社会容量的普遍扩大，社会成员增加和相互接触，他们的关系会越来越密切，在这种接触的过程中容易产生竞争，竞争打破了平衡的状态，各种冲突就会爆发出来，只有依靠更加先进的分工形式才能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在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增加的情况下，分工进步了。
除了两个主要原因之外，分工的产生和发展还有两个次要因素。
一是集体意识的非确定性。集体意识会阻碍分工的发展，集体意识越明确、越有活力，分工的发展越艰难、越缓慢，这一点正好符合前面所提到的机械团结的社会集体意识强烈，所以分工发展十分艰难，而有机团结的社会集体意识减弱，分工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当个人有了独立地位，不再受强烈的集体意识压制，则个人有了更大的变化的自由和可能性。社会小，一般会以外在实体为集体意识，这种实在的限制具有很大的确定性，个人一旦违背了集体意识在那种高度相似的社会中很容易被发现，个人难以有变化的可能，而社会变大以后，集体意识会变为一些抽象的东西，这种抽象的集体意识具有了较大的不确定性，同时社会变大，集体的注意力会变得分散，个人的变化难以被察觉，所以抽象的集体意识可以随意加以利用，在利用的过程中引发了个人的思考和变化，一旦事情经过思考，就会朝着理性的方向发展，个人的自由度上升，有了变化的可能，有利于分工的产生和发展。
第二个次要因素是遗传性。劳动分工的先决条件是根据每个人的能力来分配工作，这种能力来自于遗传和个人生活的社会环境，但是遗传的重要性随着社会的进步大大降低了，尤其是职业遗传的降低，使得个人适应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分工的发展更加便捷、迅速了。
第三卷
在第三卷中，作者提到了三种反常的分工形式。
一是失范的分工，比如工商业的危机和破产、劳资冲突、知识分工都属于失范的分工。之所以会出现失范的分工是因为这些分工只是机械的分工，不是有机体中的活的细胞，没有与相邻近的细胞持续发生关系。所以在分工的过程中的行为规范十分重要。
二是强制的分工。分工需要一种公平的环境，消除原有的差别，两事物间才可以相互传播，因此只有在社会发生变化变得平衡的情况下，某个群体才有能力承担他们曾经不可企及的功能。所以建立一种公正的环境比强制分工更重要。
三是反常的分工。这种反常的分工在各种功能分配的过程中不能使个人的活力得到充分的发挥，造成了对个人的浪费。解决这种反常形式的方法是找到一种确定的运作方式，让各个功能之间不仅有分工，还能相互协作，提升有机体统一性的同时，也助长了有机体的生命。
《社会学的方法准则》
这本书逻辑性很强，读起来感觉思路一直很清楚，虽然作者在驳论的过程中有一些说法我还是不太理解，但是整体上不影响对主线的把握。在这本书的导言中，作者提出了一个读书前提，要抛开第一印象和最常用的思维方式去读这本书，因为在书中会有很多新的可能会与常用的思维不同的观点出现。
本书共有六章，主要是围绕社会事实这一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展开。
首先，社会事实是存在于个人意识之外的一种带有强制性得约束力量，普遍存在于该社会各处并具有其固有存在的形式。
其次，观察社会事实的准则总结下来有三点：
1.要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是物而不是观念）；
2.必须始终如一地摆脱一切预断，打破经验的枷锁；
3.界说所研究的实务，从社会事实脱离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而独立存在的侧面进行考察。
第三，划分正常现象和病态现象的准则共有三点：
1.一个社会事实一般发生在进化的一定阶段出现的一定种的社会里事，对于出现在这个一定发展阶段的一定的社会类型来说是正常的；
2.指出现象的普遍性是与所研究的社会类型中集体生活的一般条件有联系的，就可检验上述方法的结果；
3.当这个事实与尚未完成其全部进化过程的社会种有关时，这种检验就是必不可少的。
第四，划分社会类型是区分社会事实是正常的还是病态的的前提。划分社会类型的准则不是对每个社会分别进行研究再比较，而是根据少数特性，使知识条理化后进行分类。分类的原则是：首先，以最简单的社会或单环节社会为基础，根据社会表现出的融合程度，比如是简单合成还是双重合成，对社会分类；其次，再在各类社会的内部根据最初的多环节是否完全融合为一体区分出各类变种。
第五，解释社会事实的准则是必须分别研究产生该现象的原因和它所具有的的功能，也就是研究该现象产生的因果关系。不论是寻找原因还是结果，都应到社会内部环境的构成中去寻找。
第六，求证的准则可以归纳为四点：
1.不论表面看上去是多个原因导致一种结果，还是一个原因导致多种结果，实质上，同样的结果总是有其同样的原因；
2.在各种比较方法中，共变法是社会学研究的最好的手段；
3.要解释某一较为复杂的社会事实，只有观察它在所有的社会种中的全部发展过程才能做到；
4.要想知道一个社会现象朝着什么方面演变，只须把比较的社会置于同一发展时期加以考虑就可以了。
总之，作者在本书中的所有准则都是基于社会学方法具有独立性，社会事实具有客观性，要用社会事实来解释社会事实这三个特点展开的。
心得体会：
初读涂尔干觉得有些混乱，因为他在论述的过程中列举了许多其他人的观点，按越读到后面越觉得他的逻辑性很强，所以我在读到后面时就会将每一章的主线时刻放在脑子里，这样读就会觉得清晰好多。还有一点就是读书一定要坚持并且连续读，中途不要搁置太久，我在读的过程中就因为中途搁置，再拿起来就会有一种很明显的陌生感。
时间安排方面，由于这个月事情较多，读书的时间比较分散，也没有很充裕，再加上刚开始读很多不理解，读的比较慢，也没能读很多书，所以下个月我打算合理分配时间，将时间集中起来读书，希望自己能再多读一些。[ 此贴被黄佳琦在2019-05-19 12:24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