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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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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楠楠的读书报告

时间2017.3.12——4.12
【书目】:《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社会分工论》
《自杀论》
【报告】:
1.《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这本是涂尔干研究社会现象的方法论。涂尔干认为“最常用的思维方式可能最有碍于社会现象的科学研究”,因此,他主张社会现象不应该用先验性的常识去推理,而应该将其当作客观存在的事实,用社会事实来解释社会事实。
首先,他确定了社会事实的概念,即社会事实由存在于个人之外,但又具有使个人不能不服从的强制力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构成。涂尔干认为社会事实应该具有3个特征:外在性特征、强制性特征和普遍性特征。随后,涂尔干提出观察社会现象的最基本准则,即把社会现象当作客观事物来看待,强调在观察时要始终如一地摆脱一切预断,明确自己的研究对象,客观地观察事物的外部特征。另外,涂尔干认为社会学研究的主要是规则现象,需要区分规则现象和不规则现象,又由于对二者的研究须在同一社会类型中进行,这就涉及到对社会类型的划分。最后,涂尔干明确了解释社会现象以及检验社会现象的一系列准则。他认为,对社会事实的完整解释必须包括因果和功能的分析,并且要先研究原因再研究功能,这种研究上的先后顺序不仅符合社会事实产生的实际过程,而且符合先因后果的逻辑;社会事实必须根据别的社会事实来解释,某个社会事实的决定性原因应该到先行的社会事实中去寻找,而不应到个人意识的状态中去寻找。涂尔干认为,社会是一个与个人截然不同的实在之物。任何社会现象的产生,原因都是另一个社会现象,而不是一种个人心理现象。要说明一种社会现象就必须找出它的动力因,而这种动力因只能从社会环境里面而非从个人的心理行为中寻找,即任何社会现象的产生原因都是另一种社会现象。
涂尔干对于社会事实的研究是按照“定义—假设—检验—解释”这一程序,其中,他认为对所研究的社会事实进行社会学意义上的解释应该使用共变法(问接科学实验法和控制变量法)。涂尔干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在《自杀论》中有很好的体现。
2.《自杀论》
《自杀论》 是《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涂尔干所强调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具体应用。他首先根据外在的、可以观察到的形态特征为自杀确定了一个明确的定义:“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死亡”。
《自杀论》的研究对象是社会自杀率,是自杀率随之变化的原因。涂尔干认为社会学家对自杀影响因素的研究应该着眼于社会群体而不是个人,应该是普遍存在的而不是特例。
按照“提出假设—验证假设”的步骤,涂尔干否定了依据人们的一般常识和学者的先验性理论而来的非社会原因(精神错乱、遗传及仿效为主的心理因素,与气温有关的自然因素)是自杀产生的决定性原因。既然无法用非社会原因来解释自杀,且每一个群体对于自杀都有一种特殊的倾向,因此,这种倾向必然取决于社会原因。由于缺乏相关资料,涂尔干将研究顺序颠倒过来,他首先确定自杀的各种社会类型,根据产生这些类型的原因(民族、自然环境、性别、婚姻状况、宗教信仰、社会的稳定和繁荣程度等)加以分类。经过研究对比,涂尔干发现了3个命题:1.自杀人数的多少与宗教社会一体化的程度成反比。2.自杀人数的多少与家庭社会一体化的程度成反比。3.自杀人数的多少与政治社会一体化的程度成反比 。
根据这3个命题涂尔干得出了“自杀人数的多少与所属群体一体化的程度成反比”这一结论,并将自杀的社会类型分为利己主义的自杀、利他主义的自杀。
涂尔干将由个人主义和利己心态削弱群体整合而导致的自杀称为利己主义的自杀,个人脱离集体容易产生利己主义的自杀,这种自杀对应的社会团结类型就是个人人格日益凸显的有机团结。
但当个人过分服从于集体也容易产生自杀行为。涂尔干提出群体整合与利他型自杀率呈正向相关的假设,并通过比较军民自杀率的变动,军队内部自杀率的差异以及军队自杀率变化的总趋势验证了这一假设。涂尔干将集体人格置于个人人格之上的这种自杀称为利他主义的自杀,在高度整合的群体中,个体的个性被压抑,这种状态的集体呈现的就是一种机械团结。此外,还有由社会失范引起的反常的自杀。
反常的自杀包括异常的自杀和宿命的自杀。异常的自杀多存在于社会混乱的情况,如社会对人的情欲不起限制和调节,社会危机破坏社会平衡打乱社会秩序。涂尔干不同意用单纯用经济因素来解释自杀,他认为家庭的混乱(丧偶、离婚或分居)对自杀人数也有影响。宿命型自杀指的是人们对之无能为力的规则的不可抗拒性和不可改变性而产生的自杀。
最后,涂尔干指出,虽然根据自杀的特点及其产生原因分析,一定数量的自杀现象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自杀率是社会的正常现象,但19世纪的欧洲社会高速增长的自杀率却并不正常。因此,涂尔干认为,针对19世纪由于社会缺乏整合导致的高自杀率,必须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重建新的社会整合,即建立新的社会团体以将个人团结在自己周围,赋予其新的生活目标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恢复行会,建立起其在《社会分工论》中谈及的职业组织,使个人命运与集团联系起来。
3.《社会分工论》
“这本书是根据实证主义科学方法来考察道德生活事实的一个尝试”
在本书中,涂尔干分三部分考察了了社会分工。第一部分(即第一卷)考察了劳动分工的功能,也就是与之相适应的社会需要。第二部分(第二卷)考察了劳动分工得以产生的原因和条件。其中涂尔干认为人口密度(社会密度)和社会容量的增长是产生社会分工的决定性因素。此外,他也考察了一些次要的因素(集体意识逐渐形成的非确定性和遗传性)。最后(第三卷),涂尔干认为应当要区分正常状态的分工和反常形式的分工,强调两者不能混为一谈。通过这种区分,我们可以透过反常的分工(不会促进社会团结的分工)来更好地理解常规状态下的分工(可以促进社会团结的分工)。
具体来说,在第一卷中,涂尔干讨论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团结。涂尔干认为劳动分工起到的社会作用比它所起到的经济作用更大,劳动分工促进社会团结。他通过研究法律来研究不易观测的社会团结,因为他认识到社会团结的程度和社会关系的数量相关,既而又与规定它们的法律规范相关。涂尔干将法律分为两类,对应着两种制裁(压制性制裁和恢复性制裁)。压制性制裁具有很强的抵偿性,往往建立在痛苦之上。在这里,涂尔干认为,所谓犯罪实际上是对强烈明确的集体意识的触犯,它体现了一种由社会成员相似信仰、感情和共同意志构成的社会团结。而恢复性制裁不具抵偿性,只是将事物“恢复原貌”,与我们的情感无关。其范围已经远远扩张到了集体意识之外。恢复法自身建立的机构不断趋于专门化,成为代表社会的中介。两种制裁方式分别对应着两种社会团结类型,即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前者建立在个人相似性基础上,个人被集体意识覆盖;后者建立在个人差异性基础上,劳动越是分化,个人越贴近社会,个体差异性也越大。随后,涂尔干指出机械团结的消失正是有机团结产生的必要条件。有机团结的优势在于劳动分工一旦产生相互就难以分割,而机械团结的纽带却会不断松弛。
在第二卷里,涂尔干讨论了社会分工产生的原因和条件。涂尔干首先驳斥了“分工的来源就是人类持续不断地追求幸福的愿望”这一最通常的论调,他指出,个人是社会的产物,分工并非是由人类不断追求幸福的愿望产生的,而是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不断地增加、人类内部竞争愈加残酷的结果。此外,涂尔干还指明了社会分工的两个次要因素(集体意识逐渐形成的非确定性和遗传性)。涂尔干认为,集体意识变得越来越微弱、越来越模糊这种状况,为个人的发展变化提供了更多的可能。虽然涂尔干认为只有社会因素才能导致分工的产生,但是他并没有忽略遗传性因素对社会分工的产生的影响。因为分工与有机体自身的素质(能力)和身心条件也是有关的。他认为,越是低级的动物,其生活本能就越强,体现在他们身上的遗传性对他们的生存的影响就越大。“动物的等级越高,它的生活本能就会变得越来越弱”,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在这一卷的论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涂尔干对达尔文生物进化学说的借鉴。
涂尔干在第三卷里讨论了分工的反常形式。涂尔干认为分工的反常形式是分工的一种病态形式,这种分工是不利于社会的团结的,甚至会带来截然相反的结果。简言之,就是需要医治的病态的社会分工。这些分工的反常形式具体来说还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一种是失范的分工。涂尔干列举了几个比较显著的例子,即工商业的危机和破产、劳资冲突。这些危机极大地破坏了社会团结,扰乱社会秩序。他指出,产生这种失范现象的原因在于旧的组织形式组织形式与各种新生的社会关系的不匹配。涂尔干指出,分工实际就是一个不断分散的过程,劳动分工自身的特性决定了它会产生一种离心的倾向,然而,这种离心力一旦超过一定的范围,社会就会陷入一种失范状态。因此,需要第三方力量的调节,需要一个独立的组织(国家或政府)去建立各种规范和约束条件,规定各个组织之间的关系,使分工的过程达到一种相对的平衡。另一种是强制的分工,这种分工是在外部环境不平等的强制条件下产生的。也就是说这不是一种基于自身优劣性而产生的自发性的分工形式。可以说,现实社会中没有或很少有完美的自发性分工,因为外部斗争条件总是不能到达绝对平等的。对此,涂尔干认为,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去消除这些不平等的条件,去完成建立公正的使命。此外,还存在一种反常形式,即分工的松散混乱现象。涂尔干认为,劳动分工分散了本属于一个人的工作,这使得每一份完整的工作需要多个人之间的协作与配合,各个环节间的连接也需要协调统一。实际上,各个环节衔接并不总能协调统一,并且,由于每种工作划分的过于细致,工人不需要动用全部的身体机能就能够完成任务,工人的活力得不到有效激发。因此,必须要使工作量与个人的活力相匹配,从而保持个人的活力甚至激发更多的活力。同时,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之间的也需要更多的交流与协作,促进工作协调统一,激发社会整体的活力。
在本书的结论部分,涂尔干得出了分工不仅是社会团结的主要源泉,也是道德秩序的基础的结论。他指出,当时社会道德的问题在于旧道德逐渐失去,而新的道德还未形成。对此,涂尔干认为,必须诉诸社会分工的发展,使新的团结巩固起来。
【感想】:在社会学还属于道德思辨的哲学范畴的那个时代,涂尔干的社会唯实和实证主义奠定了社会学研究的基础。在《自杀论》和《社会分工论》中,涂尔干严格地贯彻了他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提出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逻辑清晰,论证缜密(虽然部分论证在现在看来不够严谨)。在这三本书中(尤其是《社会分工论》),能够发现早期涂尔干深受斯宾塞、达尔文或者说生物学的影响。总的来说,这是我第一次比较成体系地阅读一位社会学大家的著作,与之前囫囵吞枣,东一榔头西一榔头的阅读体验有很大不同。由于读书不多,在阅读途中还是感到比较吃力,对于书中很多细节并不是很明白,有些概念依旧认知模糊,希望能在以后的阅读中能得到解答。
PS.阅读了学姐学长们的读书报告后,感觉到了差距。我感觉我应该是处于并将长期处于读书初级阶段,读书报告还停留在对书本主要内容的梳理,并且梳理过程中逻辑感觉也不是很清晰,很惭愧。
PPS.这次并没有考上华科,有点难过,虽然是自己不努力的锅。
Posted: 2017-04-13 11:08 | [楼 主]
童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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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2——2.10书单
《经济与历史》
《支配的类型》
《支配社会学》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古犹太教》
由于《非正当性支配》还没有读,本次读书汇报以韦伯的正当性支配为主要内容
读书报告——正当性支配
韦伯认为,对于世界上任何能被想象到的制度,都存权力发号施令的问题,由此产生了“支配”与“服从”这对概念。支配——韦伯将其定义为“一群人会服从某些特定的(或所有的)命令的可能性——其核心问题在于,支配者通过什么使得被支配者服从于其支配,使之常久维持?
对支配者的服从,可能基于习惯、感情、物质利益、理想等,不同的动机决定了不同的支配形式。支配的基础可以有很多种,韦伯认为任何支配的持续性运作,都是通过诉诸其正当性,或者说命令权利的“妥当性”。正当性的来源有三种:第一,一个具有合理规则的制度。第二,基于人的权威。第三,对非日常性事务的归依、对卡理斯玛的信仰,即信仰某个带来实际启示或具有天赋资质的人物,视之为救世主、先知或英雄。基于此,韦伯归纳出了三种纯粹的支配结构类型:官僚制支配、传统型支配和卡理斯玛型支配。
以传统型支配的最典型例子——家父长制支配来说,其支配的根源来自“家长在家共同体内的权威”——基于一种严格的、个人性的恭顺关系。(家的共同体是一个由人们长期紧密地以人际交往的方式共同生活造就的“命运共同体”。)家支配者的命令的正当性由属下人格性的服从为保障,而且只有其权力的事实与界限是由“规范”而来。在这样的共同体中,规范是来自“传统”,即对于历史长久的传统的信仰。家父长制的支配是不受法律制约的。在家父长制的演变历程中,从庄宅的基础上,随着家权力的分散,家父长制变形为“家产制支配”,一旦支配者与下属封臣的地位关系定型,即出现了“身份制”团体,逐渐形成了“封建制”支配形式,即在一个最高支配者之下的,有若干“微缩型”的支配结构。这是官僚制出现之前最重要的支配形式。
官僚制支配的典型代表是“官僚制”,其结构可以说是家父长制之理性转化的对照版。官僚制具有“理性的”性格:它的行动是在规则、目的和手段的计算、“即事性”的支配下,其兴起及其普及乃带有“革命”性的影响,正如理性主义在所有领域的前进所导致的结果一样。在这种支配形式下,组织按照合理性的原则来设计和分工以便有效地实现组织目标。作为行政管理僚属的官员们的职务等级是按照集权体系所安排的固定有序的体系,并且有着与职务相对应的严格的权限规定。组织运转依靠的是没有人情味的职责、规定和准则,具有非人格化的特征。在韦伯看来,所有这一切都保证了组织目标的有效实现。卡理斯玛支配无论哪一方面都与官僚制支配相反。官僚制支配要靠恒常性的收入来维持,而卡理斯玛虽然生存于此世,但却不赖此世之粮维生。卡理斯玛支配者的权力基础在于被支配者对个人使命之纯事实上的“承认”。官僚制的理性化是对传统最主要的革命力量,它是以技术的手段来进行革命,原则上从外部开始,先改变物质与社会秩序,然后再以此改变人,亦即改变人对外在世界的适应条件,可能的话,通过理性的目的――手段设定,提高人的适应能力。而卡理斯玛力量是奠基于对启示与英雄的信仰,对一种宣示之意义与价值的情绪性确信,也奠基于英雄性。此种信仰,是将人“从内部”革命起,再依据其革命的意愿来形塑外在事物与秩序。
如果说传统型、官僚制支配是‘日常性的结构体’,遵循日常轨道发展,那么卡理斯玛型支配通常产生于非常的状态下,包括外在的,特别是政治或经济的非常状态,或内在精神的,特别是宗教的非常状态或者内在、外在一起的非常状态。它是由人群对于异常事态的集体兴奋,以及对英雄性的归依而形成的。原因在于卡理斯玛本质上根本就不是一种恒常性的制度性的组织。卡理斯玛权威在本质上是特别不稳定的。卡理斯玛与传统相互渗透,两者的力量都是奠基于恭顺关系、恭顺义务的归依上,此种关系义务总是带有某种宗教的神圣性。两者之间的管道是流通的,有此种结合,那些所有经济与社会权势的拥有者掠夺卡理斯玛为利害关注的工具,用以正当化其本身的财产,这种做法源自于卡理斯玛的权威。卡理斯玛支配者若想转化为一种持久的制度,面临的首要基本问题是寻找后继者的问题,要求继承的人真正具有卡理斯玛的“承认”问题。手段之一,首先,相信卡理斯玛担纲者本身有资格指定他的继承人;其次,就是扈从的指名权。即支配的参与者,门徒与扈从是最适合指认出有资格的继承者的人。 基于其不稳定性,在一定情况下卡里斯玛型秩序会向卡里斯玛型的领袖为了使得短暂的秩序得到维持,使统治阶级的利益得到保存,他会采取各种措施使得统治层级不变动的情形下,秩序形成的基础发生微妙的转变。其中,包括将卡里斯玛的个人利益通过法律、规则的形式固定或将已有秩序形成传统的规范。
欠缺“理性性格”的支配类型,都会被官僚制的革命性力量所摧毁。最终随时间的发展,社会的变迁,支配都会转向理性化最高的“官僚制”,官僚制已经渗透到现代社会的各种组织行为之中,并对每个现代人的生活不可避免的产生影响,国家,教会等现代的组织和团体的发展一般都是与官僚制的发展和不断增强相一致的。在韦伯看来,不仅资本主义在当时的发展阶段需要官僚制,而且社会主义要达到同样的技术效率,也同样需要官僚制制这种组织形式。

感想:今年也陆陆续续读了一些书,受累于各种情况,真正静下心来读书的时间也就2个多月,相较同期的小伙伴们已经是落后太多了。然而,这两个多月来的体验与收获却是我在本科四年间未曾得到到的。
读书对我来说不是那么有趣的一件事,它甚至可以说是痛苦的。长期、不间断、规律性的专注于一件事,在我并不厚重的人生里是非常少有的经历,这迫使我做出改变,适应三点一线的图书馆生活,学会融入集体,尝试以往望而却步的大部头……我本来以为这很难,实际上,它远比想象中的要容易。非常顺利地,自然而然地,我已经习惯于这样的生活了。
Posted: 2018-02-24 19:27 | 1 楼
童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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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社会分工论》
《乱伦禁忌及其起源》
《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
《道德教育》
《原始分类》
一直在准备考研所以这次就没有读新书,而是对之前读完的涂尔干的著作进行回顾和总结。

在对涂尔干著作的阅读中能够感受到他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恢复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团结以社会整合的努力。社会整合、社会团结一直是涂尔干思想中的重要部分,贯穿于其对各种社会现象的研究之中。由于涂尔干的思想体系颇为繁杂,我还不能将其完整的梳理出来,是故,本次汇报以涂尔干著作中凸显的社会整合、社会团结方面的内容为主。

首先要对社会团结、社会整合、集体意识加以理解。在涂尔干那里,社会整合、社会团结含义基本一致。他认为社会团结是社会的个人之间的一种联结状态。它旨在强调在一个社会中不仅那些有共同利益和交往的人们之间有这种联结,而且那些彼此互不相识甚至相互敌对的人们之间也存在着这种联结关系,这种连接关系将所有的社会成员凝聚在一起。社会整合是各种团结关系的综合,反映总体的秩序关系状态。
集体意识是构成了社会成员自身“明确的生活体系”的、其共同具有的“信仰和情感的总和。”,具体来说,它是群体成员共有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等等。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集体意识及其表现也会发生变化。

一、环节社会中的社会整合
在不发达的传统社会(环节社会),社会分工尚未出现,社会成员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社会成员在情感、意愿和信仰上具有高度同质性,个体个性很少能发展起来,社会的集体人格完全吸纳了个人人格,集体意识的影响广泛且巨大。这种高度的同质性使社会得以整合,构成了机械团结。机械团结的社会基础是建立在与压制性法律所产生的集体意识基础之上。这一时期,宗教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涂尔干对宗教的定义是:“宗教是一种与既与众不同、又不可冒犯的神圣事物有关的信仰与仪轨所组成的统一体系 , 这些信仰与仪轨将所有信奉它们的人结合在一个被称之为‘教会’的道德共同体之内。”涂尔干认为,宗教通过观念上的圣俗之分以及消积、积极的仪式,形成了集体期望和戒规,个人在强制力之下对其进行遵循,从而把自己的目标转向个体之外的东西。这表明,宗教和社会之间存在一种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涂尔干认为,宗教作为一种强烈的集体意识不仅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实际上就是被神化了的社会。宗教的本质是对集体力量,对社会的崇拜。并且,在宗教仪式中,“集体观念和集体情感才有可能产生”,这些集体观念和集体情感会在一定环境下转变成维持社会秩序的力量。因为仪式的功能是使信仰者更牢固依附于神,神作为社会的形象表达,又将个体具体依附在他所属的社会中。因此,宗教仪式在加强个人与宗教的结合的同时,也增强了群体的道德信仰,群体成员的道德意识和集体意识得以产生和发展,从而实现了社会整合。
二、组织社会的社会整合
而到了现代的组织社会,随着社会的社会量(属于一个特定集体的个人数额)、社会物质密度(即在一定面积土地上的个人数字)和社会精神密度(即个人间的交往和贸易的强度)的不断增加,人们为生存的竞争也越发激烈,涂尔干认为这种激烈的“生存竞争”导致了社会分工的发展,这导致个体间的异质性越来越大,社会团结的类型也由机械团结转为有机团结,原来那种强烈的集体意识变得越来越稀薄,越来越弱,它不再是表现在具体规范上的统一,而是在抽象的价值层次上的一致性,即由更为一般,更加模糊的思维,价值和情感构成。宗教的社会整合功能减弱。有机团结建立在与劳动分工所产生的恢复性法律制裁基础之上。“恢复性法律的目的只在于拨乱反正,即把已经变得混乱不堪的关系重新恢复到正常状态”。重建那些应该符合公正的事物状态,包括家庭法、契约法、商法、行政法和宪法等。分工对社会的整合作用是恢复性法律并通过契约来形成。此时的社会团结何以为凭呢?对此,涂尔干认为,尽管分工可以通过功能依赖而形成一种社会系统的自我调节、自我平衡的机制,但“倘若没有相应的道德纪律,任何社会活动形式都不会存在”,合作还是无法建立起来,所以,仅仅依靠社会分工本身的力量还是不能完全实现社会团结或社会整合。他认为,在分工发达的社会中,若要建立良好的社会团结,从根本上讲依然需要依赖于作为社会成员共同的信仰和情操的集体意识,“人类的私欲只能靠他们所尊从的道德来遏止。”只不过,与环节社会相比,这种集体意识的形态和作用方式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宗教是维系传统社会之机械团结的集体意识的典型形态,那么,维系现代组织社会的社会团结的集体意识又是什么?对此,涂尔干首先提出了法人群体,即那些从事同一种工业生产,单独聚集和组织起来的人们所构成的职业群体。法人团体为每种职业制定了以共同的道德生活为基础,与集体意识和集体情感相一致的规范和章程,法人团体的生活“归根结底就是一种共同的道德生活”。这种道德生活为公共意识、公共规范和公共道德的萌发奠定了基础。由分工造就的各种职业团体内部之间存在相当程度的同质性,为现代社会中各种职业法团的成长提供了社会基础,促进公共精神的增长。涂尔干认为,在各种职业群体即法人团体中,群体成员从中获得了相互认同和沟通的关系纽带,培植了他们团结互助的精神。更重要的是,在职业群体中存在一种能够遏制个人利己主义的膨胀,防止工业和商业关系中的强权法则肆意横行的道德力量,即职业伦理。但是,职业伦理所形成的集体意识对社会的整合作用更多的只是局限于职业群体内部,而现代社会中的个人在职业生活之外还拥有一个广阔的生活空间。分工可以使各种不同的职业群体之间相互依赖、和谐共处,但它和职业伦理一样,并不能使跳出了职业群体之外的、异质性明显的个人和谐共处,社会整合仍然没有实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涂尔干认为必须建立一种与前现代社会中作为集体意识表现并体现于具体行为规范和行为模式的,并“为个人彼此不同的发展留下余地”的公民道德。它只表现为一些抽象的、一般化的价值观念上的共识,涂尔干把这种“价值共识”表述为“个人主义”,这种价值共识所追求的是非个人的目标,其核心是强调普遍个人而不是特殊个人的尊严的重要性。

感想:涂尔干的著作算是比较好读的,但也需要耐心细致的话上时间加以理解。这次的汇报其实自己是不太满意的,感觉主线不够清晰,有许多东西没有写上。实际上切入点就没有选好。大半年一直在备考,长时间与读书生活隔绝,心里一直有种躁动,恨不得早日考完好投入到读书之中。备考之余看着伙伴们时常进行的关于经典著作的讨论,不免想起自己落下的读书任务,本来就比同期的同学们起步晚了不少,这下又被狠狠甩开了,隐约的焦虑感挥之不去。考完后重新捡起积灰已久的经典们,发现之前读过的寥寥十余本书居然忘记的差不多了,免不了感慨一番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只能重新开始,对涂尔干的著作进行回顾。在图书馆读书的这几天,我稍稍找到暑期全身心投入的感觉。在翻阅涂尔干的著作后,很想改变之前纯粹的对内容梳理的模式,尝试对其进行一个整体把握。到写报告时却感觉到能力的不足,想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却频频卡壳,时常陷入无从下笔的困境中。究其原因,还在于对涂尔干著作内容把握欠缺,记忆模糊,之前的笔记也不成体系,对我理解涂尔干的思想系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这段时间的经历给我敲响了警铃,我需要调整好心态。接下来打算重读韦伯,相较涂尔干,韦伯的著作我感觉读起来更加吃力些,要更加努力,争取下次写篇满意的汇报。
Posted: 2018-02-24 19:29 | 2 楼
朱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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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正式进入读书阶段要保持耐心,锻炼自己的毅力和定力。对于涂尔干的社会分工的总结很不错!继续加油!
让优秀成为一种习惯
Posted: 2018-03-01 20:36 | 3 楼
王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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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楼主(童楠楠) 的帖子

其实,学校真的不是非常重要的,重要的是有一颗读书的心,既然你有这颗心,哪里不是你的世界。加油吧
Posted: 2018-03-03 13:34 | 4 楼
童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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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4.9
书单:法律社会学
非正当性支配
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
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
资本论卷一,在读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如何产生是韦伯讨论的核心。对于这个问题,韦伯是通过人类社会的理性化进程来回答的。在韦伯看来,人类的历史演进和社会变迁就是社会生活的理性化过程,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就是这一过程的最终结果。
韦伯以历史纵向追溯与各区域间的横向比较的方式,综合考察了宗教、政治、经济、法律多个因素。他以社会行动为载体,从文化(主要是宗教价值观念)与制度(政治、法律、经济组织)两个层面阐述世界的理性化进程。在韦伯的论述中,文化、制度、社会行动三者形成了一个闭环,文化与制度相互影响,并通过行动这个载体相互构建。文化从内部影响行动从而构建出新的制度,制度从外部约束行动并最终将其内化为文化,这两个过程在世界理性化进程中相互交融,不断推动人类社会生活走向理性化。
韦伯对理性的论述首先体现在社会行动上。依照社会行动是否具有(合)理性——以日益明确计算的方式和足够的手段依照某些程序有序实现既定的和现实的目标,他把人的社会行动划分为理性行动和非理性行动(情感行动、传统行动),理性的行动包括价值合理性行动与目的合理性行动。韦伯提出了两种理性类型,即价值理性与目的理性(工具理性)。两种理性类型的区别在于,工具理性强调的是应用技术手段和工具达到现实效益的最大化;价值理性强调行动动机的纯正和选择正确的手段——符合宗教、伦理、道德等社会正义价值观念——去达到自己的目的,不计较现实利益的得失。韦伯认为,价值理性与工具共同作用于社会的理性化进程,在不同的理性化阶段力量有着不同的力量对比,社会的正常运行状态下二者应当处于一个相对均衡的状态。
在对以价值为核心的文化层面考察中,韦伯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宗教方面。韦伯对宗教的论述是经过不同区域间的宗教的横向对比结合各个宗教的历史祛魅过程来进行的。在对宗教历史进行追溯的同时,通过对比印度教、佛教、中国的儒家与道教、古犹太教等世界极具影响力的几个宗教,韦伯发现,只有经过改革的西方基督教新教存在孕育资本主义精神的宗教伦理。信奉崇尚入世禁欲的基督教新教教徒将履行上帝赋予的天职以增加财富作为在上帝面前证明自身的救赎之道,这种与其他宗教相异的救赎观念使新教徒积极投身现世的劳动中去,其增殖财富的内在动力是获得救赎的渴望而非基于享乐的贪欲。在这种从宗教观念中产生的经济伦理支配下的教徒的现世经济社会行动之中,资本主义精神——不断追求财富以及衍生出的时间信誉、效率节俭、平等竞争、诚实谨慎以及计划收支观念等——诞生了。对增加财富的渴望反映到自然科学领域,应用于机器大生产的科学技术迅速发展起来;在政治、法律等诸多领域,由此而建立的法理权威和科层制的管理制度,城市文明,为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制度安排的基础,资本主义制度被构建起来。
在这一过程中,随着与经济活动相关的金融体系和生产工具发展,日益发展的工具理性与获得宗教救赎的价值理性实现了统一,推动着社会步入资本主义。然而,随着技术手段的不断发展,在社会物质财富增长的同时,人们对现世的关注随之增加,来源于宗教观念的禁欲生活方不可避免的在享乐的欲望膨胀之下被打破,在对天国的热忱被理性经济追求取代的现代社会,宗教价值最终让位于功利主义的世俗精神,理性(尤其指工具理性)化发展最终导致宗教与世俗分离,指导人们现实社会行动理性中以价值观念为内在动机的那一部分,即价值理性不可避免的受到工具理性的压制。
这种理性化过程同样存在于制度层面。韦伯认为,合理的资本主义产生不仅需要可以计算的生产技术手段,而且需要可以计算的法律体系及按照正式规章办事的行政机构。法律体系的可计算化就是法律的理性化,法律在理性化过程中也表现出了两种理性趋势——实质理性与形式理性(基本内涵上与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一致),形式理性化的法律是资本主义社会法理型支配的基础。法律型式性质受政治支配形态、宗教的影响。在由传统型支配向法理型社会转向的理性化进程中,东西方走向不同的道路。东方家产制君主及其他统治者基于实现其统治以及实践伦理上的福利政策的目的,在推动建立体系化通则化的法典编撰的同时要求法律的制定与实施必须符合道德、伦理规范实质社会正义的追求,法律不可避免的向实质迈进。而承袭自罗马法的西方法制,继承了其特有的抽象性格及形式性质。法律教育的专门化、律师与法学家阶层的兴起、司法裁判权力分割的形式、基督教教会法明确的二元论立场都促使西方的家产制君主的裁判偏离正真家父长制的福利政策和实质正义政策,法律制度向着与东方截然不同的形式理性化发展。同样的,在法律制度的不断向形式理性化发展的同时,基于情感、伦理价值上的实质理性因素越来越被排除在外。
然而,这种理性化背后也隐藏着其非理性的一面。韦伯认为,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就是目的合理性的日益发达,价值合理性的相对衰退,这个过程中整个社会日渐被功利主义笼罩,个人情感价值被压抑,人们日渐陷入理性的“铁的牢笼”而失去个人自由。
感想:本月最大的感受就是在写报告那几天的自我反思。原本读完韦伯后,我自我认为对韦伯思想已经有一个比较全面深入的把握了,所以想从一个抽象程度比较高的层次对韦伯进行一个总体总结。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在报告书写过程中发现我对韦伯的认知远不如我以为的那么清楚。我不禁反问自己:在我合上一本书的时候我真的读懂它了吗?读懂的是哪一部分呢?是单纯知识性内容的浅层理解,还是真正把握到了它的内在逻辑?这种反思让我发现,在读书过程中我还是欠缺了思考,我的理解大部分还是集中于知识内容。我要在接下来的读书过程中加强思考,尽快把能力提升上来。
Posted: 2018-04-10 11:07 | 5 楼
童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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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4.09--2018.5.15
书单 《资本论》卷一 第5篇-第7篇
    《资本论》卷二 在读
    《资本论》卷三
在《资本论》卷一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产生、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如何生产更多剩余价值、资本积累这几个部分内容的探讨,着重论了资本的生产过程。
一、资本的产生
货币是资本的最初表现形式。而货币是在商品交换中产生的。由于社会分工以及劳动产私人品占有,为满足需求,商品交换出现了。商品中凝结着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商品交换是有用劳动所生产出的价值量的等价交换,其最初的形式是简单的物物交换,随着时间的推移,简单的个别交换发展为扩大的总和交换,为解决不同商品之间价值量如何衡量这个问题,一部分商品就充当起一般等价物的职能。这个时候的一般等价物是不固定的,当金银这种天然货币出现后,金银就固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成为货币。
货币并非都是资本。货币在商品交换过程中的两种流通形式里有着不同的作用,在最终目的是满足需要获取使用价值的简单商品流通即商品转化为货币、货币转化为商品的为买而卖(W—G—W)的形式中,货币是作为货币的货币。
而在另一形式即为货币转化为商品,商品转化为货币的为卖而买(G—W—G)的形式,目的在于交换价值本身,货币是作为资本的货币。我们知道,如果在这一过程中的开端与终结是等量的货币,那么这种交换是是没有意义的,货币占有者想要得到的是更多的交换价值,也就是说,通过流通再回到起点的货币量大于投入市场的货币量。这里就必须有了一个超过原价值的增值额,即剩余价值。但是,无论哪种交换形式都无法创造出价值,交换并不能改变社会价值总量,它无非是把一方的财富转移到另一方手中。唯有通过新的劳动创造新的价值,才能提高交换中的商品的价值,货币占有者才能获得更多的货币。因此,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首要前提。当劳动者成为自由人,能够将自己的劳动力当做商品来支配,并且除此之外他没有其他可供交换商品,也没有实现自己劳动力的生产资料,自由的一无所有的时候,他只能通过出卖自己劳动力为生。当货币占有者为了增殖价值而购入劳动力时,货币就转化为资本了。持有价值增殖这一目的货币占有者就成为了资本家。
三、剩余价值的产生
资本是如何产生剩余价值的呢?
从资本的使用上看,资本家投入生产的资本分为两种,即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不变资本和用于购买劳动者的劳动力的可变资本。不变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只转移生产资料的价值,并不改变价值量;可变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会改变自己的价值,它再生产出自身的等价物和一个超过其价值的余额,即剩余价值。这是因为当劳动力成为商品后,就与其它商品一样有其价值,劳动力的价值可以归结为一定量生活资料的价值,其最低限度是劳动者用以维持其自身及家人存在和再生产劳动力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可变资本支付的劳动力价值(工人工资)并不一定等于劳动力创造的价值。工人用以生产其自身必要生活资料所耗费的那部分劳动被称为有酬劳动,为资本家无偿进行生产的劳动被称为无酬劳动。资本家在消费劳动力时,总是通过各种方式对工人进行压榨,使劳动力创造出远大于其被支付工资的价值,大于被支付的劳动力价值的那部分价值,就是剩余价值。为了更多的榨取剩余价值,资本家通过几乎无限制的延长劳动时间,以获得更多无酬劳动,获得绝对剩余价值,但是工人一天的劳动时间是有限度的,这种压榨产生的绝对剩余价值也有其限度,于是资本家通过采用机器进行生产,不断提高劳动效率,增加劳动强度的方法获得相对剩余价值。
四、资本积累
资本家对其所占有的剩余价值有两种处置方式,一种是作为收入,周期地消费掉,另一种则是将其积累起来,当达到形成新的生产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时候,这些资本就形成新的资本,用于购买追加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扩大生产规模。
起初,资本积累表现为资本的量的扩大,并且对劳动力的需求同积累的增长而增长;但在资本积累和伴随积累的积聚过程中,则逐渐表现为资本构成部分的质上的变化。不变资本的价格要素的相对量同积累的增进成正比,而可变资本的价格要素的相对量,同积累的增进成反比。在资本积累和积累的集聚过程中,通过使用更高效率的机器,工人被不断排斥,从而使一部分工人过度劳动,而另一部分工人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这部分游离于生产之的劳动者外形成资本家的产业后备军。当生产出新一轮的剩余价值并将剩余价值作为追加资本投入生产时,他们又会被召集起来进行生产。而那些尚未失业的工人,迫于生存压力,就不得不屈从于资本家所提出的苛刻要求,过度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压低工资,忍受及其恶劣的生产和居住条件。同时,虽然推动一定量不变资本所需要的劳动力少了,即生产对劳动者的需求相对减少了,但是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雇佣劳动者的绝对数量还是增加了。也就是说资本的蓄积,不仅加深了工人的被剥削程度,还带来了无产者的增殖。因此,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再生产不仅生产商品,生产剩余价值,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
感想:①过去曾经在教科书上接触了资本论中的只言片语,对里面的各种公式性的原理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次直接阅读经典,感觉豁然开朗。
②毕竟是大部头,在读卷三的时候遇到了很多困难。马克思理论逻辑虽然严密,主线清晰,但是如果自己的思维不能融入进他的逻辑论证里,就没法理解。初读卷三的时候时常有种读不懂抓耳挠腮的焦虑感,好在最后沉下心,花时间反复咀嚼,算是看懂了七七八八。勤能补拙,笨鸟先飞。
Posted: 2018-05-17 08:50 | 6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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