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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曦的读书报告(更新至1.19)

12月份读书汇报(截止2017年1月18日)
一、书单
《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 宗教与世界》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
《古犹太教》
《经济与社会》第一卷
二、汇报内容
        宗教社会学:从“行为”这一关键词来看,正如韦伯将行动类型分为四种:传统式、情感式、价值理性、目的理性。韦伯将权力支配的妥当性基础分为三种纯粹的理想类型:法制型支配、传统型支配、卡理斯玛支配。同样的,除了韦伯的制度层面的研究外,对于文化层面的研究也可以从行为这一关键词的角度出发,社会学研究的并不是宗教世界当中的宗教现象的本质,而是因宗教而影响的行为,因为此种行为是以特殊的经验及宗教特有的观念与目标为基础。理解这种根据日常目的、以以以为取向的宗教行为,同时分析这类行为对伦理、经济、政治等领域活动的影响,并且明白确认出各个领域所秉持的各种异质性的价值之间所可能产生的冲突。韦伯认为首先得区分两个方面:一是与书结相敌对且以救赎为其去向的信念宗教;另一是接受现世且试图适应现实的纯粹仪式性或律法的宗教。后者的适应世界可能导致一种纯粹官僚体制式的道德伦理形式,实用主义并当一切禁欲主义及神秘主义;前者救赎宗教所信奉的是神圣的信念,基于能够有益于救赎事功的影响的伦理行为,这些事功可以是:1、纯粹仪式性的行为或典礼(个人性卡理斯玛、背离理性行为);2、社会性事功(善行的论理性系统化、邻人伦理);3、个人的自我完成(个人神格化形式)。救赎的系统化与理性话因此导到日常生活与非从日常性宗教生活之间的严格分野。问题便在于如何抵抗世俗以处在神圣恩宠状态。救赎的确定感旺旺导引出一种宗教性受选意识,将产生达人伦理,救世主宣称自己是人与神的中介,自命与神合一。而信仰总是构筑于对意义的坚信上,信仰者的行为以此为依据。
        韦伯将各种宗教活动进行分类,首先是巫师与祭司作比较对照,分辨祭司与巫师,祭司用来称呼的是那些负责一个规则化、有组织且持续性的,关注影响神的经营的人员,有别于巫师的个人化的且随机式的行为,明白巫师主要是以巫术手段来影响鬼神,而祭司以其作为祭奠上的职司而试图荣耀神祗。祭司阶级的决定性要素在于这些执事者是积极参与某种类型的社会团体,他们是为这些团体所任用的,或是团体的器官,为团体成员的利益服务,有别于自由职业的巫师。祭司是他们具有特殊的知识,固定的脚说以及职业的资质,使得与从奇迹与启示所展现出的个人天赋的巫师与先知有所不同。祭司与巫师之间的区别就其鸽子知识本质的不同来确定。分辨祭司的理性训练及巫师飞理性训练,纯粹经验技术性的训练。也就是说祭司是一种恒常的、有法则制定的事物之执行者,而巫师的活动是断断续续无常秩的,其就个别情况为个人服务。祭司是一个由众多成员与一行政体所组合而成的组织团体的一名职司者,而巫师是个自由的从业者。祭司乃是在知性上足具资格来从事一门特殊的知识体系,及一套概念精微的教义的人。巫师的知识本质上是经验性的,相关联于非理性的手段,而祭司的教育缺失以理性的训练、理性的宗教思想体系、体系化的伦理训练为基础。当一个祭典没有祭司,即不会出现形而上学观念之合理化与独特的宗教伦理。发展由于祭司阶级之外的一种或两种力量联合的运作,亦即先知,形而上学观念或宗教伦理之启示的担纲者;以及俗众,非祭司身份的祭典信徒。没有组织的祭司层存在,即无理性化的宗教生活可言。其次,韦伯指出先知作为纯粹以个人之身负有卡理斯玛灵性的人,基于本身的使命而揭示一套宗教教义或神圣的命令,他可能是一宗教的创建者或改革者。先知不同于祭司,祭司所从事的是一套神圣的传统,而先知带来的是个人的启示,且基于一套新的律法法而疏离起权威的人。先知很少出身祭司阶层,通常是个俗人。祭司是旅行他所属组织性救赎经营大业所托付给他的责任,而先知则如巫师般是凭其个人的禀赋,以纯粹卡理斯玛的风格行事。先知也不同于巫师,先知揭示一种启示,并非巫术性的法术,而是一套教义或某种义务。先知是为己之故而推展其理念,从不计较任何报偿,活动是自发无偿的。先知可能会具有立法者性格或只是一名教义导师,先知本人知识希望过新样式生活或将自己作为他人的模范人物。即使命先知预言与模范先知预言,可能沦为秘法传授者。宗教行为也可能导致典型的大人现象:禁欲的与神秘论的。禁欲的宗教行为乃是受到上帝的引导,因此个人感觉自己乃是上帝意旨的工具,而是神的容器。在于如何达到一种类似于神的状态。其彻底舍弃现世,在于安息于神的怀中。达到一种神秘的合一境界,某种全新而殊异的知识便随之而来。这时对于世界之不二意义的感知所构成,号称神秘论者的实在的知识。禁欲者认为冥思是怠惰与放纵状态,神秘论者认为禁欲者乃自溺于无谓的紧张关系与斗争。禁欲者以事业成功确定本身救赎,而神秘论者从未确定其本身是否得到救赎。两者都未接受现世,禁欲者认为现世不过是功成名就的舞台,神秘论者认为此世的成就与救赎无关,且存在阻碍救赎的诱惑。禁欲者在伦理带动下走向先知预言或社会关系的革命性翻转。神秘论者转变为一名秘法传授者或称为某千禧年革命福音的倡导者。
      韦伯同时分析了身份、阶级与宗教,明确各阶层对于宗教的态度。1、农民阶级的宗教性,农民的命运是及其密切地与自然联系在一起,十分依赖游记的过程与自然现象,经济上则极少导向合理的体系化,农民达之上只有受到奴隶化赤贫化的威胁下,才会成为宗教的担纲者。伦理宗教产生因素主要是两点:一是农民针对城市灵珠与财主而嫌弃的社会改革运动的影响;二有关社会身份齐平化的规制。农民称为非巫术性宗教的担纲者是极其罕见的,其社会伦理之规定上有一种反市民倾向的特色,宗教本质上就是城市的产物,正如早期的基督教就是个城市的宗教,以城市为基础的独特的发展,就基督教之特质所在的伦理性救赎宗教与个人的虔敬而言,城市乃为其真正的温床所在。2、军事贵族与宗教,军事贵族通常并不容易转变成一个理性的宗教伦理之担纲者。展示的生活态度与一种慈悲的神意之思想,或者是一个超越性神祗之体系化伦理的要求,极少有内在亲和性可言。唯一发展超越精灵信仰即为神秘主义的宗教,提供仪式性的手段以改善人在此世或彼世之运势;带有强烈预言或改革色彩之宗教运动时期,经常会将贵族导到先知型伦理宗教道路上。通常,当先知型宗教对其信仰战士有所许诺时,它自然会结合贵族的身份感觉。圣战的观念肯定里一个世界神的排他性及不信者在道德上的罪恶,军事贵族发生真正关系,在于某些宗教发生为信仰而战的口号。3、官僚制与宗教,官僚体制一向都是包含广泛的、冷静的理性主义之担纲者;它也是一种有纪律之秩序的理想与绝对价值标准之保障的担纲者。官僚制的特征经常是,一方面极度蔑视非理性的宗教,而另一方面却又将之视为可利用来驯服人民的手段。官僚制对宗教事务的这种特殊态度,典型地具现于儒教。纯正儒教性格完全缺乏救赎需求的感觉,或任何超越性伦理基础之联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适合官僚身份团体之习惯的,实质上则为机会主义-功利主义且经过雕琢的技巧。基本上都带着一种轻蔑的,不关心的态度允许精灵信仰的活动成为流行的民间宗教。4、商人阶级的宗教,商人贵族生活之强烈的现世取向,使得他们不太可能倾向先知型或伦理性宗教。商人阶级愈是拥有特权社会地位,就愈少倾向开展一个彼世取向的宗教,不管何处,对宗教保持怀疑或漠不关心是广泛流传于大商人或金融家之间的态度。一个人愈接近那些近代理性经济经营之担纲者的阶层,即具有市民经济之阶级性格的阶层,就愈容易倾向一个伦理的、理性的教团宗教。商人阶层惟于资本主义之兴起及主见强调宗教伦理之际才发扬起来。5、最为劣势的特权阶层之伦理的救赎宗教,经济上最为劣势的阶级,如奴隶及自由的零工,从来就不是特殊类型宗教的担纲者。倾向于小市民宗教,各种非公认的教派类型的宗教,信奉具有革命性的、和平-共产主义式与伦理-理性之性格的教团性宗教。近代无产阶级与近代资产阶级态度一样,对宗教保持一种漠不关心或拒斥的态度。意识从依靠个人自身之成就的意识转变为取决于纯社会性的因素,市场状况受法律保障的权力关系。因此,其不具有宗教的性格,宗教情绪性成分比理性成分更易感召。6、知识分子阶层,宗教命运长期受知识领域各种发展强烈影响。
        韦伯通过神灵而非神的概念来进行宗教社会学的研讨,前者更为根本。一种实质的看不见的存在,不具人格性但又拥有某种显灵的意志,会在事件的过程中显现。诸神可能具有普遍性,也可特属为地方神或专司神,纯正一神论为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宗教社会学所着重的是人类的宗教活动或行为与超自然力量的关联。对于宗教行为之分析同样重要的是被归结到神或诸神身上的竞争,以此观之,对神的侍奉变成一种强加于神的义务,即强制神。专门化导致众神之间在兴致上的分殊化,对于信奉者的生活样式间接产生各种影响。对秩序需求也可用来解释禁忌的概念,视为经济与社会层面之理性化过程的反映。随着信仰的理性化,有可能强制神的观念随之没落,代之而起的是通过礼拜而对神的崇拜,因而出现原罪的概念,与原罪概念俱来的一个大转变是祈祷与祭祀之不灵验已不再能归咎于神的无能,而归咎于人类触犯神,找来神怒的错误行径。信念的宗教及救赎宗教才得以形成。宗教活动随之为传教性的,形成一种具有共同体形式的永久组织。与卡理斯玛型信仰召唤者并起的是一种新的组织关系之发展,即俗众的组织。宗教共同体的缔结导到宗教的官僚体制化。新宗教的确立,界定神圣与世俗的各个领域。神圣知识与信仰的分别:神圣知识一般而言是指经书圣典及教义的知识,经典所包涵的是启示与神圣传统,而教义则是教士与教权制理解下的经典诠释之清楚界定。除此之外还需传道,即一种对于宗教与道德主题的集体性指示。这是先知预言宗教与启示宗教所持有的。司牧意指当人对于职责有所怀疑时给予实际的忠告,慰勉与精神上的支持。信仰是一门知识,只不过是非常特殊的一种类型,并且本质上是救世主宗教所持有的。信仰本质上并非可验证的或纯粹理性的一种知识。随着知性化的增长,信仰主见丧失其力量,且称为一种神学式的信仰。
韦伯同时关注宗教信念伦理与现世的紧张关系,救赎宗教愈是循着信念伦理的途径体系化与内化,与现世关系愈紧张,从习惯到规范,其拥有神圣地位,具有妥当性,宗教对法律制度与社会习惯领域发挥定型化作用。当伦理预言打破被定型化的规范时,突发或渐进的革命出现,经济生活各种需求由对神圣诫命的再诠释。宗教义务基于信念伦理的体系化,为整体生活态度配合宗教救赎目标带来一种有意义的关系,存在宗教之主张与世界之现实间的固有矛盾。宗教信念伦理与现世的紧张关系有着不同的表现:紧张性表现于此类宗教与基友的共同体冲突上,带有社会革命性格使所有奠立于地方性或领域性基础上的社会结构遭到质疑的威胁。紧张性表现于与经济事项件的冲突,即存在于非现世性额度爱的原则与现代基于企业经营的经济生活的理性化之间的对立。紧张性表现于宗教与政治因素间的紧张性,政治是与宗教的同胞之爱相对的,暧昧与妥协带来更大紧张性,与国家之间关系难以界定,救赎宗教的普世救赎主义与政治行为的个殊排他主义难以兼容。紧张性表现于宗教与艺术的关系,神秘的宗教意识一般与审美活动有亲密关系,存在基本亲和性,但伴随着艺术来自于理性化与知性化后,宗教视其为被造物的神性化。紧张性还表现于性爱与宗教的关系,同时也表现于知性问题,宗教持有的知识与纯粹科学知识的层次不同。
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韦伯的主旨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整个人类的社会发展进行全面剖析,以期总结出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韦伯在分别从制度及文化角度来分析理解,在文化领域,韦伯力图解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间的生成关系,进而找寻资本主义发源于西方的独特的精神动力,同时韦伯比较分析了中国的宗教、印度的宗教、古犹太教以及未出版的伊斯兰教,明确其宗教伦理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抑制作用。整个文化领域的研究都主要围绕着两个问题:即西方为什么产生资本主义?而东方文明国家为什么没有滋生出资本主义?韦伯强调西方的新教伦理有利于产生资本主义精神,而其他国家的宗教伦理则有碍于产生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精神与理性化,特定的宗教信仰内容对经济心态的制约性,以近代的经济风格与禁欲基督新教的理性伦理之间的关联来说明,只是就因果关系的一个侧面来追究。关于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是仕途纵观时尚最重要的文化宗教与其文化环境中的经济及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找出与西方发展加以比较的问题点,以追索出因果关系的两面。唯有相对比才能让西方宗教的经济伦理相异于其他经济伦理的固有要素获得清楚的因果归属。
韦伯认为,新教伦理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惟独发展现代的资本主义形式,以经济的内在律动为本解释并不足,还需从其特有的精神来理解。韦伯说明基督新教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不可被认为是一种机械性的因果关系。新教的精神是生活理性化的资源之一,而生活理性化则有助于创造出我们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概念,正是在一种带有伦理色彩的生活样式准则的性格的特殊遗憾下指称的,指的是近代的资本主义。别的国家也曾有过资本主义,但全都欠缺那种独特的风格。基督新教并非资本主义的唯一、甚至充分的因素,基督新教团体的清教派源于宗教信仰等实践的心理动机是韦伯研究的主要方面。韦伯以一种理念型的形式来阐明这些心理动机,其必须尽可能全体通贯,而非细密反映历史真实。基于信念,通过不断增长的理性化,最后使一切巫术皆扫除尽净,世界的一完全解除魔咒。教徒相信着可以在一种严谨遵从神圣命令的个人生活里以及在符合上帝意旨的社会成就里妥得受选征兆。惟有受选者真正拥有有效的信仰,经由个人事业成功印证信仰的效验。禁欲有助于生活各层面的理性形塑,个人财富只限于维持个人生存。而所谓世界诸宗教是的事那些成功地将一批信仰群众季节起来环绕着一个中心的宗教理念或伦理的宗教,即儒教、印度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犹太教。理解作为人类一般活动之实际动机的心理性与现实性因素,理解人类行动中各种不同要素间的交互作用,而不是将所有的因素都化约为单一的一个,即形而上学认为具有决定性的那一个。韦伯借着基督新教之外的儒教和道教、印度教和佛教、古犹太教以及伊斯兰教来检视物质环境对宗教信念与思想的影响,反之,检视后者对道德行为对经济取向的影响。同时间接地肯定西方文明的独特性:惟有西方文明产生出合理的经济体系、合理的法律行为、合理的艺术等等。其他的文明并不是没有理性化现象,但是不足以创造出科技性工具,并提供其本身向前发展所必要的精神装备。正如中国之所以没能成功发展理性资本主义,原因在于缺乏一种特殊宗教伦理行为不可或缺的鼓舞力量,儒教被视为伦理学说,价值上的消极与传统的特性表现,即传统主义决定性的抑制了资本主义的产生,而道教并非占据支配地位,亦无法给予革新的动因。印度教则是一个具备文书教养的世袭性种姓阶层,此种姓制度正是抑制从印度内部产生资本主义的很重要的因素。古犹太教则是一个市民的贱民民族的宗教,此阶层代表的是一个愈来愈无产化、理性主义的小市民知识阶层,其贱民性格及两重道德价值标准也使得其无法产生出资本主义。总之,韦伯强调文化领域的宗教社会学的目的是找出宗教行为如何在某些方面因应或影响其他的人类活动,并且受这些活动的影响。


11月读书汇报(10.11-11.9)
一、书目
《支配社会学》
《支配的类型》
《非正当性支配》
《法律社会学》
《宗教社会学》
二、汇报内容
      主要从支配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的角度出发来看支配结构,支配是权力的运用,而权力是支配的方式。支配意味着权力的行使,权力意味着强制,任何支配要持久的进行,都必须要诉诸某种正当性,通过正当性为核心而展开,对支配界定和分类,理解支配者行使命令的内在依据。韦伯把权力支配划分为的三种纯粹的正当性支配类型:法制型支配、传统型支配、卡理斯玛支配。从三种理想类型之间的关系,看待三种支配类型之间并非有序进化关系,而是广泛分布且交错存在于经验世界。同时理解存在非支配(反权威主义)以及非正当性支配。进而从三种支配类型关系间理解法制型支配、传统型支配及卡理斯玛支配与韦伯的社会行动类型对应理解,通过韦伯的社会行为类型构建,分析官僚制、家产制及卡理斯玛权威,进而更好地对法制型支配、传统型支配及卡理斯玛支配,以及三者支配形态之间的变迁。
      支配是权力的一个特殊个案,所采取之经济手段的模式,反过来对支配的结构发挥决定性的影响。明确支配的定义与一般概念下的权力的关系,作为将个人意志加诸他人之行动的可能性的权力的支配可以存在各种形式。广义上的支配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纯粹理想的支配类型:第一种是基于利害状况的支配,最纯粹的是市场的独占性支配,所奠基的影响力来自于对财货或具市场价值之技能的掌握,被支配者形式上维持自由,并且单纯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行动;另一种是基于权威的支配,最纯粹的是家父长权力、官职权力或君侯权力,奠基于支配者所要求的绝对的服从义务,而无视于任何个人的动机或利害关系。两者间界线并不明确,任何典型的基于利害关系的支配,尤其是原本机遇独占地位的支配,都可能逐渐转化为权威支配,其转换过程是渐进的。但存在于事实之权力与权威主义之权力间的明确的两极对立性。第一种乃是机遇一种纯粹的所有,以及市场交换规律下厉害妥协的形式,第二种则来自诉诸绝对之服从义务的家长式或君主。狭义的支配概念,排除来那些权力基于一种厉害关系的各方在形式上自由的互动的情况,支配:即支配者所明示的意念(命令)乃是要用来影响他人(被支配者)的行动,而且实际上对被支配者的行动的确产生了具有重要社会性意义的影响,被支配者就像把命令的内容当作自己行动的准则。支配是权力的运用,而权力是支配的方式。支配意味着权力的行使,权力意味着强制,任何支配要持久的进行,都必须要诉诸某种正当性,作为支配者行使命令权利的内在依据,解决被支配者何以自愿服从支配者的问题。
        支配作为一群人会服从某些特定的命令的可能性,支配可能会基于不同的服从动机,由最单纯的习惯性服从,到最纯粹理性的利益计算,真正的支配形式都包含着最起码的自愿服从之成分。不同的动机决定不同的支配形式,支配的基础需要正当性的信念,每一个支配系统都企图培养及开发其正当性。但由于正当性基础的不同,连带地导致了不同的服从形态,不同的行政体系,以及不同的支配方式。韦伯将权力支配的妥当性基础分为三种纯粹的理想类型:法制型支配、传统型支配、卡理斯玛支配。法制型支配是理性的基础:确信法令、规章必须合于法律,以及行使支配者在这些法律规定之下有发号施令的权利;传统型支配是传统的基础:确信渊源悠久的传统之神圣性,及根据传统行使支配者的正当性;卡理斯玛支配是卡理斯玛的基础:对个人及他所启示或制定的道德规范或社会秩序之超凡、神圣性、英雄气概或非凡特质的献身和效忠。三种理想类型的划分要看我们对政治现象的系统性分析而定,三个理想类型通常并不是以纯粹的形式出现在历史中,其并非有序进化关系,而是广泛分布且交错存在于经验世界。即使在传统型支配长期存在的国家也不断的会出现卡理斯玛支配,而卡理斯玛支配出现后,在例行化过程汇总同样会存在传统型支配和法制型支配两个方向,而我们可以用社会学的类型来决定某一具体的支配形式是否符合或接近某种类型的支配。在三种纯粹支配类型中,法制型支配时最晚出现,具有一种特殊的普遍性。
        除了三种纯粹支配类型之外,还存在非支配(反权威主义)以及非正当性支配。例如属于权威主义的卡理斯玛支配,也可以从一种反权威主义的角度来诠释:因为卡理斯玛支配的妥当性完全奠基于被统治者的承认,其被视为当然的义务。当卡理斯玛组织转向理性化的过程时,此种承认极可能不再被视为正当性的一个理所当然的结果,而转变成其正当性的依据:即民主的正当性。也就是说在卡理斯玛制的转化过程中的反权威主义取向,通常会导向理性化的方向,通过迅速有效的官僚组织稳固政权,以巩固被统治者的忠诚,摧毁各支配力量特权,创造出经济利益,与政权结合,以为其正当性根据。但直接诉诸民意制下的政权,会削弱经济活动形式理性化措施,强加上实质的公道观念,对经济生活的形式理性化是种干扰。同时还有非支配性的团体行政与代表制行政,即支配者的任何行动必须符合成员的意志,使用成员所赋予的权力为他们服务,这处于支配权力的最低程度。而非正当性支配,即城市的类型学,其权力来源的非正当性,体现其非正当性支配。
支配类型    正当性基础    根本原则    服从形态    纯粹类型
法制型支配    理性的基础    具有合理规则的制度(理性)    依法制定的一些客观、非人格的秩序;因法律占据职位的管辖权    官僚制
传统型支配    传统的基础    人的权威(传统)    踞有传统所认可的支配地位,传统习惯规定;由传统限制,对个人的恭顺    家父长制
卡理斯玛支配    卡理斯玛的基础    人的权威(卡理斯玛)    卡理斯玛其启示、英雄气概及非凡禀赋;对卡理斯玛特质领袖的恭顺    卡理斯玛
      正因为正当性支配类型的基础不同,相应的需要不同的服从形态,不同的行政系统,所以韦伯认为体现法制型支配最纯粹的类型是官僚制,而传统型支配最纯粹的类型是家父长制,卡理斯玛支配结构则依赖个人权威。支配是支配者所明示的意念(命令)乃是要用来影响他人(被支配者)的行动,而且实际上对被支配者的行动的确产生了具有重要社会性意义的影响,被支配者就像把命令的内容当作自己行动的准则。这对应韦伯的社会行为类型的构建,将社会行动分为四种纯粹的类型:即传统式,通过根深蒂固的习惯所决定的行动;情感式,通过当下的情感和感觉状态所决定的行动;价值理性式,通过有意识地坚信某些特定行为的自身价值,无关于成功与否,纯由信仰所决定的行动;目的理性式,通过对周围环境和他人客体行为的期待被当作达到行动者本人所追求的和经过理性计算的目的的条件或手段。对于前两者属于非理性行为,后两者属于理性行为。法制型权威体现出形式理性化,和目的理性行为类型对应,通过对理性官僚制来理解。官僚制具有理性的性格,即事性的支配下,其行动在规则、目的与手段的计算。立足于目的理性,理性官僚制必然因其处理事务的巨大优势;传统型权威来自神圣的习惯,其对应的传统式行为类型,通过家父长制来理解;卡理斯玛权威来自于其启示、英雄气概及非凡禀赋,其对应的是情感式行为,卡理斯玛支配奠基于对一种宣誓的意义与价值的情绪性的确信。
      法制型支配-目的理性-官僚制:官僚制支配结构体现出支配结构理性化、组织化的共同体行为,其根本原则是一个具有合理规则的制度,命令权利的担纲者是由合理规则的制度赋予正当性,服从乃针对规则,而非对人。就一个特殊而持续性的结构而言,官僚制仍须结合于一个维持其运作的经常性收入的前提,只有完全成熟的货币经济才能成为租税制度的稳固基础,城市共同体行政官僚化程度发达。行政官僚化一向就意味着行政事务之某种程度的拓展,官僚制的构建在于经济的货币化水平和财政集中程度、行政手段的集中、行政管辖事务在量和质上的扩展、社会差异的齐平化等。理性的官僚制设计目的理性的运作方式在社会各领域的全面拓展,其最终会因其效率优势,取代其他支配形态,体现理性主义的发展。官僚制一旦确立,即为社会组织中最难摧毁的一种,官僚制乃是将共同体行动转化为理性且秩序井然的结合体行动的特殊手段。作为支配关系之理性组织化的工具,对于控制官僚制机构的人而言,官僚制一直都是种无可匹敌的权力手段。由于特化的专门知识愈成为官职保有者权力的基础,支配者从一开始所关心的是如何利用专家知识而不危及自己地位,其体现出理性的性格,以及目的与手段的计算,采取即事化的支配。
      传统型支配-传统式-家父长制:家父长制支配结构体现出受传统的权威关系所制约的共同体行为,其根本原则是传统的人的权威,这样一种权威奠基于传统的神圣性,一种具有习惯化与恒常化的神圣性,要求对特定任务服从。在前官僚制的支配结构里,家父长制支配乃是最为重要的一种。此一支配基于一种严格的、个人性的恭顺关系,家父长制源于家长对其家共同体的权威,家中权威的信仰基础来自恭顺关系,这种信仰植根于长期共同生活,家中的依附者乃自然形成的命运共同体。对传统的恭顺和对支配者的恭顺构成了家父长制的两个基本要素,传统的力量限制了支配者,从而有利于权力服从者。家产制支配是家父长制支配结构的一种特殊变形,通过分配土地给家中年轻男子及其他依附者的方式,将家权力分散化。将家产制关系定型化,最初是一种习惯性的因素,结合来传统之神圣化的力量。家父长制体现出传统的性格,其依赖传统所赋予的权威,及相应的恭顺关系。
      卡理斯玛支配-情感式-卡理斯玛:卡理斯玛支配结构体现出既非传统,亦非依赖理性规则,基于具体的个人权威,其根本原则是卡理斯玛的人的权威,对非日常事物的归依,对卡理斯玛的信仰,即信仰某个带来实际启示,或具有天赋资质的人物,视为救世主、先知或英雄。一切超日常的需求,往往于一个原理上完全异质的基础上被满足,特别是卡理斯玛的基础上。领导者是肉体与精神皆具特殊的、被认为是超自然的禀赋的人。卡理斯玛力量奠基于对启示与影响的信仰,将人从内部革命起,再依据其革命的意愿来形塑外在事物与秩序,其在于理念是以何种方式被那些被支配者与被指导者加以内化和体验。其感情式的信仰,体现出感情式性格,并奠基于此的权威支配。
      三种纯粹的类型属于理想类型的界定,其只是作为分析复杂社会现象的参考,我们用社会学的类型来决定某一具体的支配形式是否符合或接近某种类型的支配。现实的社会支配类型相互混杂交错的状态,其支配结构中,诸种因素的变动相互影响,导致社会共同体支配形态的变迁。这就涉及到支配者、行政机构以及被支配者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受支配的权威类型处于相互作用关系的影响。三个支配结构不是处于同一历史发展脉络中,体现出社会变迁的多元性。各种支配类型得以形成、稳定所依赖的条件不同,因此当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宗教和文化等方面包含着行程不同支配类型的条件是,形成各种支配类型在社会中相互混杂、竞争的状态。
      正如卡理斯玛支配的例行化,卡理斯玛支配在纯粹状态下属于初生期,具有一种特殊的非日常的性格,是以个人人格的卡理斯玛特质的妥当性和实证为基础。卡理斯玛权威的形成,要处于某种危机状态以及被支配者的积极行动,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者就会出现。但如果要维持一个持久性的关系,由共同体或政治性的教权制团体,卡理斯玛支配的基本特质必须加以改变。卡理斯玛职能存在于初始阶段,无法长久维持稳定,终究会被传统化或法制化,或两者的联结所转化。卡理斯玛支配只是一个成分,所有的变形都源自于卡理斯玛支配者、门徒及其被支配者都希望其转变为日常性的持久性拥有。卡理斯玛与传统相互渗透,一个奠基于英雄个人信仰,一个奠基于传统权威,两者管道流通。卡理斯玛很容易转变成界定传统的、身份地位的规范。当一个政治体的组织方式全然根据世袭性的卡理斯玛原则,将为氏族国家,所有权利及利益都传统化了。也有可能发生相反的情况,被支配者的欢呼赞同发展成一种正规的选举制度,一种根据规则制定的直接或间接的选举权。此一过程跨向理性的,从感情性信仰中解放出来的每一步,都推动这种转变,支配者选举满满朝向代议制度发展。管理干部可能为其成员寻求,创设或占有个人性的职位,并享有相应的经济利益。(俸禄—给俸组织;官职—家产制、官僚体系;采邑—封建制度)。如果卡理斯玛要转变为日常现象,则其反经济的特质必须转变。必须适应某种财政组织形式,以供给团体的物质需求。因此,在例行化的过程中,借卡理斯玛而通知的组织大幅度转变成日常性的支配:家产制、身份制或变型的官僚制。一般而言,例行化的过程无法免于冲突,职位性卡理斯玛、世袭的身份和个人卡理斯玛之间的冲突。
      也如家产制刀理性官僚制的发展过程,当传统型支配开始发展出特别的行政机构及武装力量,者两者成为支配者个人的工具时,家产制即可能发生,这时家父长制下团体中的伙伴才会被视为子民,原属于团体所共有的权威,现则成为个人的权利。其支配形态基本上还是传统型,尽管权力时依支配者个人意志行使。构成家产制支配类型的条件包括:庄宅经济的发展与经济的货币化,分权或军事征服产生的政治支配、行政管辖事务的扩大等。家产制国家最主要的权力竞争时政治支配者和望族之间的竞争,由于缺乏官僚制的行政技术,支配者很难完成对同志区域的全面控制,而起不得不防止望族的权力争夺。正是源于管理社会和经济事务的需要,以及政治支配者和望族之间的不断竞争,形成家产制国家发生转变,产生家产官僚制,最典型的是乡绅的治安长官、望族行政等出现,但这与理性的官僚制有一定区别。望族行政在政治上的重要意义在于,有产阶级在行政事务之执行,强烈习律性地奉献国家以及自己与国家的一体化上,都接受过严格的训练。其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则为由于尽量缩小行政的范围,遂赋予经济上的主动创新一个几乎是完全自由的天地,尽管营业伦理仍受相当强烈的习律的约束,治安长官行政作为家产制最极端边缘的例子。
三、读书感想
      这个月读韦伯的支配社会学,明白其在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范畴下,针对资本主义发展,分析不同社会的促进及抑制因素,了解各社会类型的因素,其对应的是不同的支配类型,体现不同的服从形态,以及不同的行政体系,从而分析资本主义在不同社会是否发展的不同现象。明白从这种差异性出发,来看不同社会的不同逻辑及性质,分析不同影响因素,比较相似性与差异性,从而得出不同类型的支配结构,而在此过程中体现不同的逻辑框架。在面对不同社会现象是,要运用此种差异比较,梳理社会中的不同因素,分析不同的社会性质和类型,得出相异的发展脉络。同时韦伯的这种形式上,抽象、逻辑方式下解释意义问题,归纳方式抽取理论,实质上,依据实质秩序,不断回归到具体问题和现实秩序中的冲突上来看适用性,整套理论与实际的运用也是需要学习运用的地方。

10月读书汇报(10.9-11.9)
一、书目
《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
《学术与政治》
《社会科学方法论》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经济与历史》
《经济通史》
《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
二、汇报内容
        韦伯认为社会科学是有别于自然科学的一系列科学,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种理论之所以可能,首要的条件就是刻画社会科学在对象、工具和方法诸方面区别于自然科学的独特性质。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韦伯认为最主要的任务一是对社会生活的事实的认识,二是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作出判断,保持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但是对于理想和价值判断所作的科学的批评意义和目的在于,科学的技术性批评最根本的功能就是使在追求目的的过程中的代价,能够被充分地评估和权衡,而在这过程中最需要做到的就是价值无涉。而对于科学的技术判断后,决策者将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在各种价值之间权衡,从而上升到决策。但正是科学能够使他意识到自己的行动要依据哪些价值判断,从而决定其行动。这也就是体现了科学能够使人在目的建立之上阐明价值的基础,对价值判断是人进一步理解其追求的目的和作为其基础的理想,同时也让人们能够更好地批判它们,作出相应的价值判断。所以要明确的是,科学并不会直接地作出价值判断,而是给予人们价值评判的基础,这也决定来价值无涉作为逻辑在方法论上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相对主义和折衷主义都与韦伯所强调的客观性无关,不具备更多的科学真理。价值无涉正是界定了科学的有效性界限,它要解决的是存在的问题,涉及到客观性的问题,而不是有效的问题,涉及到价值判断的问题。客观性与价值判断间要划清界限。因此,人们需要从理解和确立价值标准,区分不同类别的价值,定义出价值判断的标准。
      韦伯认为社会科学的对象是文化事件,其包含着两种基本的要素,即价值和意义,实在作为文化科学的对象,因为它在与研究者的价值关联中变得重要了,便对我们有了意义。因价值关联而有意义的文化事件总是个别的现象,这不仅指它是一次性发生的事件,因而具有独一无二的性质,而且还意味它始终与特定价值观念相关联而产生特殊的意义。也就是说,经验事实只有在与文化价值的关联中,才能接近社会事实,社会科学是建立在个别与价值之间的因果联系中,而不是找寻建立合目的性的规律性。一个文化现象形成的意义,以及形成意义的理由,都无法从任何规律性概念和体系出发去推导、证明和阐明,因为它们是以文化现象与价值理念的关系为前提条件的,文化概念体现的是价值概念。人们无法运用自然科学的认识方法即建立精确的自然规律的方法来达到文化科学的认识目的。只有在无限多的现象中认识有限部分是有意义的,认识个体性的现象的思想才在逻辑上有意义,正如韦伯对货币经济的交换普遍性质和市场的交往技术研究,对于货币经济的文化意义的兴趣过渡到对于交往技术的研究。但规律越普遍,理论就越抽象,在因果关系上归属个体现象的贡献就越少,从而间接地对理解文化意义也越小。规律性体现了其包含了许多的共性现象,要满足这个条件,就只能是不断地抽象才能将这种共性的认识提升为理论,而这样的研究将经验还原为普遍或客观,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不大。规律并不等于对社会现实的认识,而仅仅是我们研究的一个手段。在随时随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事物的个别特殊方面所做的这种选择中,起支配作用的是科学工作那时有耳闻的基础。一项科学工作的个人因素才是其真正有价值的因素,任何工作如果存在是有价值的,就必须表现出个性。总值,韦伯看来,文化科学的对象是有意义的文化事件或实在,文化科学的目的是认识这种实在的独特性质。
      价值关联决定了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分野,文化现象意义的形成从两方面考虑,从价值关联的角度看,取决于人们对于世界的态度;从文化现象形成的角度来看,它依赖于产生文化的行事,而且包含外在于行动以意义的内在精神活动。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以解释的方式理解社会行动,并将据此而通过社会行动的过程和结果对这种活动作出因果解释。理解既包括合理的,即逻辑的或数学的;或神入的,即对于他们情感关系的重新体验。理解活动具有双重的主观性,理解对象的主观性和自身活动的主观性。其最为明显地表现在韦伯为理解设立的目标合理的行动的理想类型上面。韦伯认为,人的行动或社会行动包含两个基本因素:动机和目标,这两者与人的内在状况直接相关的。韦伯关于目标合理的行动这个理想类型的阐述包含以解决问题和矛盾。目标合理的行动与非理性的行动之间的界限实际上是极不确定的。其引出了理解和文化意义之间的矛盾,愈是目标合理的行动,因其具有一般性,最缺饭文化意义的独特性,因而也最可理解;相反的,愈是富含文化意义,因而实际上愈难得到清楚地理解。理解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只具有相对的可能性,而目标合理的行动的理想类型作为理解的手段,其效用也是很有限的。
      自然科学运用的是根据规律性联系对经验事实做出一般的抽象和分析,以有效性和具有数学形式的概念体现,以达到对现实的一种纯客观的、摆脱一切价值的、同时也是绝对理性的,即摆脱一切个体性的偶然性的一元论认识。合规律性是科学。韦伯的理想类型是作为与自然主义相对立的方法提出来的,韦伯以此作为对抗自然主义偏见在社会科学领域内影响的手段。理想类型是从经验事实中选取不同的元素加以逻辑整理而言,它具有客观性,这正是价值无涉的体现,即理想类型作为一种逻辑的分析工具本身是价值无涉的。但其是一个乌托邦,是不能经验地在现实中发现的,即在现实中不存在的。理想类型并不是由韦伯首先创造的,他只是揭示了文化科学理论结构的理想类型的特征,澄清了人们在这方面的混淆,并不能把理想类型当成是一种本质或实在。要明确理想类型之能事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的手段来发挥作用,社会科学借助理想类型来明确规定概念,通过衡量和比较,确定相关概念的界限,理清现实的经验内容的重要成分,对现实作出衡量及比较。以比较的方式把现实与逻辑意义上的理想类型联系起来,强调理想类型是价值无涉的,不能将理想类型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这也是历史相对主义容易混淆的地方,同时自然主义将现实还原为规律也是混淆了现实与理想类型。韦伯强调理想类型都是暂时性的和相对性的特点,它表明自身是从某一个或一些观点出发而形成的一种理想构想,绝不代表唯一可能的观点和见解;随着实际的认识的获得,原有的理想类型当然就不再有效,为了达到更深入的认识,就需要构造更新的理想类型,这种理论结构的不断更替既促进了对实在的认识的进展,也是这种进展的表现。
      韦伯提出的价值无涉、理解、理想类型等在实际上又广为运用的方式、方法和原则,对于韦伯的方法论哲学特点,主要体现在因果多元论及价值中立的特点。从韦伯的方法论角度出发来理解韦伯的理性主义,对于西方具有普遍意义及价值发展方向的文化现象,其因果关系如何?同时,针对资本主义作为西方独具的合理性文化现象,营利及可计算性不在中国或印度等出现,韦伯认为其原因在于西方社会的理性主义的本质,中国的氏族以及印度的种姓制度使得理性主义无法彻底摆脱传统主义,因而不像西方文化中的理性主义那样具有普遍意义及价值。韦伯认为理性是一切现实事物的内在规律及本质,由于其内在的必然性和普遍性而成为现实性。对于韦伯的理性主义理解主要从两大方面来看,一方面是韦伯将社会行动类型分为四种纯粹类型,将理性化与社会行动类型的思想结合来理解;另一方面是韦伯的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两种理性类型来理解理性主义。
      对于第一方面来说,韦伯将社会行动分为四种纯粹的类型:即传统式,通过根深蒂固的习惯所决定的行动;情感式,通过当下的情感和感觉状态所决定的行动;价值理性式,通过有意识地坚信某些特定行为的自身价值,无关于成功与否,纯由信仰所决定的行动;目的理性式,通过对周围环境和他人客体行为的期待被当作达到行动者本人所追求的和经过理性计算的目的的条件或手段。对于前两者属于非理性行为,后两者属于理性行为。但这只是韦伯针对社会行动所定义的四种纯粹类型,并不是在实际行动中,四种类型之间区分明显。对于传统式行为,其依据传统遗留下来的习俗或习惯在不同程度及意义下可以被有意识地加以维持,从而不断接近于价值理性行为。目的理性行为可能带有价值理性的指向,其只有手段部分属于目的理性范畴。情感式行为在排除当下情感或情绪后,得到一种升华,从而可能转向价值理性行为或目的理性行为。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关系,对于目的理性来说,价值理性式是非理性的,而对于价值理性来说,目的理性式是非理性的。社会学所着重研究的事那些实际上的规律性可被观察到的行动,即行动过程中会在一种典型地相似的主观意义引导之下重复地发生的行动。社会行动的取向可能是加以维持地有意识的习俗所发生的,也可能通过对行动的终极立场的、始终一贯地按部就班朝向其信奉的价值进行有意识的倾向,还可能是行动着将其行动指向目的手段和附带结果,针对各种可能目的之间的各种联系进行利害状况的分析。就理性自身的性质而言,目的理性式行动是理性化程度最高的,是理性行动的原型。因为纯粹理性的特点就是在于意识里河内心的无拘无束,社会行动过程中体现的明星规律性,即不取决于任何有效的规范,也非基于风俗,而是完全取决于行动着尽量配合他们主观的正常估算下的利益,并将行动倾向于这种主观的想法和知识。当他们越严格地依目的理性来行动,则会越同样地对既定情境做出反应,因此便出现了行动和态度上的一致性、规律性和持续性。从社会行动类型的理性化理解的角度来看最初对于西方文化现象的普遍意义及价值,其在于理性主义与传统主义的分离,而中国及印度则是理性主义与传统主义的无法脱离。也就是说从行动的理想化的意义来看,对目的理性式行动这种规律性行动的实现和扩张构成最大的障碍在于,传统式行动倾向于习俗习惯为作用机制而发生。即行动的理性化过程中,一个最重要的元素便是把内在未经思索地接受流传下来的风俗习惯,替换成深思熟虑地有计划地适应利害状况。理性化可以有着不同方向的变化,它可以积极地朝向有意识的价值理性化,消极地却也可以朝着牺牲风俗习惯、牺牲情感式行动甚至最后不利于价值理性式行动,而只为了成全一种弃绝任何价值理念的纯粹目的理性式行动,其是最终替换了传统式行动。
      对于第二方面来说,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这两个概念在韦伯的整体社会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作为分析的范畴,在经济社会学中获得了充分运用。通过韦伯的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两种理性类型来理解其理性主义。韦伯将社会行动层面上将理性化分为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这两种理性行为,对应的经济行为也可以通过理性化来理解,正如经济行为在经济秩序和法秩序中使用的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正如前面说到的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关系,对于目的理性来说,价值理性式是非理性的,而对于价值理性来说,目的理性式是非理性的。同样的从形式理性中来看实质非理性,从实质理性中来看形式非理性,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张和冲突的关系,就像货币计算与实物计算一样,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所蕴含的合理的非理性悖论。正如韦伯谈到的货币计算,从形式理性的角度来看,纯粹在技术层面上,货币是最完善的经济计算手段,在经济行动的取向中形式上最为理性的手段,货币计算而非实际的货币使用,是目的理性的生产经济之固有手段。但是从实质理性的角度来看,货币计算形式上的合理性本身不能够说明事物的实质分配方式,形式上的合理性只有与收入分配方式相结合,才能说明物质供应的方式。同样的实物计算与货币计算一样作为理性的技术,作为计算的基础,必将在归属问题上发现其理性的限制,这也体现了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紧张关系。资本计算同样也能反应形式上与实质上合理的非理性悖论,形式上合理的资本计算的最高程度的条件是财货市场的自由、企业自由、自由劳动、实质的经济契约自由、机械性的合理技术、形式理性的行政与法律、经营与家计和资产分离、货币制度最大可能的形式理性等等方面。资本计算只有在劳动者屈从于企业家企业家的统治时候才是可能的,这在实质层面体现了经济制度的另一种特殊的不合理。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在任何情况下,原则上是分离和冲突的。
      从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区分来理解韦伯的理性化,理解西方特定的、在西方文化中具有普遍意义及价值的文化现象。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区分,能够更好地解决社会理论的困境,提供社会分析的工具,足以分解社会各生活领域的社会现象,理智分析社会的结构面。同时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区分提供来比较,有了不同的参照,使得任何社会都有了反省的机会,同时预设了批判的可能。形式理性是以最大程度的可计算性为目的,强调的是西方特有的社会秩序的合理性。同时,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区分能更好地考察和分析现代社会秩序的紧张冲突关系,特别是来自资本主义经济中强调功能、效益、计算的形式理性与强调平均、博爱、同情的实质非理性之间的冲突。在韦伯看来,理性具有二元性,其贯穿于经济、政治、法律等各个社会生活领域,到处充斥着形式理性和实质非理性,也因为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冲突而使得西方文化获得进步的动力,从这点也能够理解西方文化中所特有的文化现象。
      不论是目的理性、形式理性,或者是价值理性、实质理性,两种理性化并非相互独立的理性化,而是理性化的两个方面,两种理性在理性行动中的紧张关系中展开,两者的区分十分的相对,正如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关系,对于目的理性来说,价值理性式是非理性的,而对于价值理性来说,目的理性式是非理性的。同样的从形式理性中来看实质非理性,从实质理性中来看形式非理性,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张和冲突的关系,但在经验层面两者又相互存在。
三、读书感想
      这个月看韦伯确实比较吃力,特别是刚从涂尔干转到韦伯的时候,看书速度很慢,经常需要来回琢磨其中的话语才能基本看懂。读完一本书会有一种很散的感觉,好像韦伯的著作看完了,但是抓不住主线的感觉。特别是看到经济部分,感觉整体不知如何将内容串起来,关联度不强。需要通过后面韦伯的著作的阅读,能够更加清晰地理解韦伯的逻辑框架,从而更好地把握韦伯的思想。同时,根据总结的韦伯的理性框架,不论是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或者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能够更好地理解韦伯的支配社会学、法律社会学、宗教社会学等方面的内容,更好地把握韦伯的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范畴,考察因果多元论中的观念因素等等方面。

9月读书汇报(8.30-10.8)
一、书目
  涂尔干:
《社会分工论》
《社会学方法准则》
《自杀论》
《道德教育》
《教育思想的演进》
《原始分类》
《乱伦禁忌及其起源》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孟德斯鸠与卢梭》
二、汇报内容
      主要从社会团结、自杀、道德与宗教三个方面来阐述。
1、社会团结
      涂尔干通过确立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是一种集体意识的存在,即外在于个体的存在,并以此为基础确立社会团结。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种是个人直接隶属于社会,个人意识维系于集体意识,社会从某种程度上由所有群体成员的共同感情和共同信仰组成,体现出一致性的共同意识。在这种意识中,由相似性产生出来的团结发展,个性丧失,社会依靠一种向心力保持凝聚力,形成机械团结;而另一种是依靠劳动分工所产生的团结,即协作性法律和恢复性制裁所规定的关系,劳动越分化,个人越贴近社会,个人活动越专门化,整体的个性与部分个性同步发展,社会更有效地采取一致行动,由这种劳动分工产生的团结为有机团结。由团结产生的社会关系的紧密程度主要取决于三个条件:1、共同意识与个人意识之间的关系;2、集体意识的平均强度;3、集体意识的确定程度。机械团结无法像有机团结把人们紧密结合起来,随着社会的不断进化,它自身纽带不断松弛。随着社会变迁,人们相互维系的方式发生改变,社会结构也随之变化,两种团结相应的两种社会类型,一种社会凝聚力顽强由相似性产生,由同质的大众构成,另一种则由劳动分工产生的灵活社会团结,由各种不同机构组成的系统,每个系统都有自己的特殊功能,由不同部分组成,其相互协调、相互隶属、相互进行制约。这种社会类型依赖于职业环境,具有各自的功能。涂尔干认为社会生活有两个来源,一是个人意识的相似性,另一是社会劳动分工。对于第一种来说,个人是社会的,混于集体类型里,其产生的法规是压制性的,强迫人们执行一致的信仰和实践,意识相似性越是显明,社会生活和宗教生活越混同;对于第二种是个人与他人互有差异,相互依赖、约束,社会事所有个人联合而成的,劳动分工所产生的法规是恢复性的,产生分化的各种职能性质及其相互关系。两种法规体系伴随两种道德规范体系,第一种公共道德支配范围越大,集体实践受公共意识保护;而在恢复性完备的地方,每一种职业都有职业道德,比公共道德轻微,但也具有权威性,个人与其不断接触,形成牢固系统,变成相应义务。第一种压制法伴随的道德规范体系具有一致性和超人般权威;第二种恢复性法伴随的道德规范体系使个人留有自由空间,第一种逐渐搁浅,第二种不断涌出。而社会分工的变化的原因,主要是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分工之所以能够不断进步,是因为社会密度的恒定增加和社会容量的普遍扩大。社会容量则在社会密度增加过程中不断增加,随着范围扩大,逐渐产生异质状态,差异的进一步发展是的人类产生了专业化倾向。
        整体来说,涂尔干是从个人与社会的一般关系出发来理解社会,在《社会分工论》中明确了个人人格与社会团结的关系,涂尔干认为需从孔德所创立的社会学学科来处理该关系问题。对于孔德、圣西门等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不是根据抽象理性原则建构起来的个别部分的单一集合体。在此基础上,涂尔干对于个体结合而成的社会,其认为社会才是思考和解决相关领域的基本问题,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正是涂尔干的基本问题,考察个人人格必须在不同社会类型当中来看,这也涉及到了自由与秩序的关系问题。对于卢梭来说,他的《社会契约论》主要是由全体个体所达成的契约,其个体主权不可转让且个体利益和主权者利益的一致性。只有在这种一致性的条件下,新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才是符合人的自然平等和自由的权利,卢梭主要是基于抽象的个人主义来思考社会、政治、经济等相关问题。而涂尔干认为在不断追求自由的过程中,将个人权利及自由置于国家之上,任何侵犯个人自由及平等的行为将受到约束,那么以契约国家的形式来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模式导致了社会的失序。而新的工业生活条件自然需要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从整体上重建社会秩序,但这仅依靠自由、平等原则并不能实现。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其必然是外在于个人的存在,个体的联结通过其社会属性来达到秩序状态,并不是由人为随意建构出来,依个人的意志而改变,社会是一个高于个人意志的必然性存在,并在此基础上搭建现代社会的道德秩序。以社会科学的方式将社会事实当作物来考察,进一步认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具有相应的法则观念以及社会作为有机体来看待的思想,是涂尔干思考整个社会团结和塑造道德权威的重要方面。社会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集体生活有一种超越功利原则的精神联结,即集体意识或共同意识,同一社会的每个成员共有的信仰和情感的总体组成的一个有着独立生命的体系。意识越是能够使行为感受到各种不同的关系,就越能把个人紧密地维系到群体中,社会凝聚力就此产生,并附上其标记,共同意识的团结作用能强烈地让个体意识到所属的群体。涂尔干用社会来代替宗教的作用来表明这种精神联结,社会构成其道德权威的对象,这也就涉及到后面说明的道德权威及宗教方面。在《社会分工论》及《社会学方法准则》中,涂尔干通过社会类型和统计的方法,找到以社会分工为特征的正常社会类型。他通过确立正常的社会类型来恢复秩序和实现社会团结,同时,从反面的《自杀论》也进一步阐释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涂尔干认为在个体与社会之间相互转化的环节中,法团以及职业团体在社会团结中的重要性,而正是在此基础上能够更好的理解涂尔干的自杀、道德以及宗教的重要性。
2、自杀
      涂尔干在《自杀论》中提出自杀类型,通过自杀的社会类型来展开解释和论述,其更进一步地揭示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基本问题。涂尔干对于自杀现象的研究是对于统计资料及统计方法对于其社会学方法准则的直接运用,他认为自杀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但也同社会分工一样,会呈现出病态的一面,其作为一种社会事实的自杀现象,当既定社会在既定时期发生的自杀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和把握整体社会事实,其属于社会层面。涂尔干像《社会分工论》中一样通过法律法条来探究社会团结类型一样的方式,通过自杀率作为一个社会的整体性自杀事实的表象来分析自杀类型。同时《自杀论》是对其《社会学方法准则》的充分运用,不论是比较法来进行验证,确定现象间的因果关系,将比较的社会置于同一发展时期加以考虑,也从定义入手,将所有类型涵盖,并对应进行相应的解释,从普遍的特征来定义,并根据其存在的一般条件来进行验证,从而更好地解释社会现象。通过定义、分类、比较、解释,将自杀作为社会事实,自杀与非社会因素无直接相关关系,不具备相应的影响因素,通过比较法、间接实验法,加入转换影响因素所对应的社会自杀率来看非社会因素与自杀的关系,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解释自杀现象,从而通过自杀类型来看其社会条件,理解对应的社会类型。他认为每个社会群体都有自杀的倾向,是所有个体倾向的根源而非结果,社会自杀率只能从社会学角度来解释,每个民族都有一种集体力量推动自杀,其来源于个人原因之外的一种集体倾向。这种倾向由利己主义、利他主义或反常等构成,对于集体心理状态产生于群体本性并存在群体之中,然后影响个人,使其完全内在的存在。对于利己、利他、反常在社会中由不同比例组合形成典型道德,三种思潮相互克制,达到平衡。但当其中一强度超过一定程度时,便在形成个体化时成为自杀诱因,这种强度取决于组成社会的个人本性、个人联合方式、打乱集体生活的运转而没有改变它的基础结构的暂时性事件,分别对应的是利己、利他和反常倾向。因此,他将自杀分为利己型自杀、利他型自杀、反常自杀。
        对于自杀类型,其对应于不同的社会整合及社会制约,其根本也是基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虑。在整合性社会中,其具有较强的凝聚力,且通过共同的目的将社会成员联合起来,当个体逐渐不依赖社会时,将个人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就容易出现利己主义自杀。同时,对于在机械团结的社会类型中,个性被淹没,个体过渡地融入到社会中,不重视个体生命的同时也不珍惜他人生命,其也容易造成利他主义自杀。两者都体现出以共同的信仰和情感及共同目标来凝聚和约束个人的社会力,将他们整合起来对个体的行动进行控制和调节,也只有社会能起到这种调节作用,拥有个体所认可的权威和道德力量。从自杀类型来理解,利己主义自杀正是个人无法找到生命存在的意义及基础,其社会无法再对其进行约束及调节作用;利他主义自杀则是个体依附社会,使得其存在基础高于个体生命而造成的自杀,取决于个人依附社会的方式;反常型自杀则源于个人活动因为欲望等缺乏制约使其产生相应的痛苦。现代社会的自杀主要表现为利己主义自杀和利他主义自杀,涂尔干认为只有在社会达到一定的整合程度,自杀率才能相应的降低,而不会出现社会的病态自杀现象。涂尔干不仅从《社会分工论》中正面论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及其历史演变,从《自杀论》中进一步揭示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反常或病态的一面。两者都是基于涂尔干对于人性的两重性来思考,这也对后面理解涂尔干关于宗教的理解提供一定基础。
3、道德与宗教
      涂尔干借助实证科学的方法来研究道德事实,创建一门道德科学,在《社会分工论》中,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其形成一种新的道德秩序,而不只是简单的社会结构;在《社会学方法准则》中,道德的特征作为一种社会事实进行解释和考察;在《自杀论》中特定的自杀类型对应特定的社会整合程度,其反应的对应的道德构造;在《道德教育》中对道德实践理论的探讨,涂尔干通过实证科学的方法来处理道德生活的事实,将其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而在《原始分类》、《乱伦禁忌及其起源》和《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则重点阐述了原始宗教的研究,并通过宗教的研究来反映道德的起源及变迁问题,通过研究原始宗教,能够更清晰地了解其基本要素,从而更好地理解道德。
      关于道德三要素的考察,即纪律精神、对社会群体的依恋以及道德的知性或自律精神。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角度来看,道德规范的行为追求时非个人目的的,这要明确道德的目标是社会,而社会不是个人的总和,而是个人相互联系形成新的事物,其区别于个人的性质而具备其特殊性质。道德领域的起点从社会领域出发,其高于每个人的目标,其必须明确社会与个人是整体与部分的不同。其以社会领域出发,通过社会不同于个人总和的特殊状态,与个人联结,将个性通过纪律限制、自我克制得以发展,从而不像利己主义、利他主义、反常等现象,道德从社会出发根据我们本性需求来约束和限制。社会是道德的目的,社会也是它的创造者的目的,总体社会具有一种意识,其反应其集体存在的意识体现,每个民族都有其相对应需要的道德,直接与实践这种道德的民族社会结构有关,而权威体现的是集体存在,社会结构真实反映在道德体系中。正是由于社会无限超越个人,掌握无可比拟的权力,形成强有力的权威,成为道德的有力条件。道德即是一种绝对法则,让人们服从,又是人们追求的共同目标和完美理想,其体现了义务和善的方面。宗教信仰和道德实践在历史中融合成为单一体系,如果将宗教因素从道德中剔除,有可能连道德要素一并剔除,因此要借助科学语言将原本由宗教符号表示的真正的道德要素转译出来,从而更好地理解道德特征,从存在道德观念的宗教观念中提取理性代替物,通过研究原始宗教把握现代社会道德准则的最本质的要素。正如乱伦禁忌的起源来自氏族的外婚制,其源于人们对血的敬畏,而血的神圣性源于图腾的神圣性,图腾又是整个社会的集体表象。乱伦禁忌与原始社会的图腾制之间的关联需通过理性或科学的方式来揭示其内在的道德要素,尽量避免宗教带来的复杂要素的干扰。涂尔干明确社会事实作为物来研究及解释的基本方法准则,集体表象作为社会事实的基质,其约束力不同于物质环境,社会现象具有威望,而这种慰问来自于个人内在的认同,而这种力量外在于个人,不是依据个人意志和动机而改变,其体现出集体意识的权威。《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通过考察原始宗教中人们如何通过参与宗教生活去创造和表达他们的集体理想,从而进一步理解道德理想生成和作用的方式,阐述宗教生活的神圣性,相当于更好理解道德理想在社会生活中生成的。道德理想作为集体表象,表达的是特定社会对其自身的自我意识,是该社会的成员对支配其共同生活的那些至高无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力量的认同。一方面,社会制度以物质化的形式将具有神圣性的道德理想保留在凡俗世界;另一方面,这些制度也构成了反诉世界中个人活动的准则。道德理想是社会的灵魂,制度框架是社会的身体,身体只是对社会的灵魂的一种外在化和物质化的表达。社会生活正如宗教生活的圣俗两元结构,正如《社会分工论》中,社会团结是内在事实,法律、道德准则则是内在事实的外在表象;在《自杀论》中,社会意识是内在事实,而法律和道德准则是其外在表象。这种外在于个体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感觉等是社会意识,属于社会的灵魂,但其不可被直接观察,因此借助社会意识的物质表现来理解。正如《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通过考察图腾制度所赋予的神圣性,来对应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相应位置,从而理解其内在关联。不仅如此,通过法律、道德、风俗等来考察社会的自我意识或道德理想,透过社会的外在身体来捕捉社会的内在灵魂。也就只有社会学才能为人们的道德实践提供一个规范的基础。
三、读书感想       
        通过一个多月的阅读经典,一点是,解释内在事实,需借助外在表象来理解,这需要不断地剥开这些外在表象,进行更好地定义、分类、比较、解释。另一点,看到一些理论点也会思考到实际调研过程中的一些农村现象,例如社会变迁、贫富差距缩小、价值转变、社会整合等方面,会思考涂尔干分析现象如何将许多要素串成整体逻辑链条。在这一个多月中,能够看到自己的不足,希望通过之后的学习,能够更好地将比较法加入到思考当中,保持纯粹的心态来阅读经典著作,让自己打下一定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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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16-10-11 09:07 | [楼 主]
王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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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姐第一个月就读了这么多书,我们要学习师姐的干劲和热情学习
心无旁骛,心诚则灵
Posted: 2016-10-11 22:56 | 1 楼
aizw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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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张曦的读书报告(11.9)

无法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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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16-11-15 15:52 | 2 楼
李永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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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阅读会感觉比较吃力,这很正常,这也正是经典的魅力所在,慢慢地就会越来越得心应手了。保持状态,加油
付出了不一定有收获,但不付出就肯定没有收获!
Posted: 2016-11-19 11:06 | 3 楼
刘小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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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的很认真,很详细啊!加油!
Posted: 2016-12-28 21:49 | 4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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