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古今中西之争》这本书让我想了很多，但一直想不清楚，挺郁闷的~~~
      甘阳在书中提到儒学在现代的最佳发展道路：即把它的全副价值关怀均转入全力发展精神科学，人文研究的方向上去。儒学应在少数人的手中力争焕发出一个真正的“文化”上的繁荣。反对从儒学中开出一条能够顺应或促进工业文明，商人精神，自然科学方法，以及民主制度等现代因素的种种努力。
    总结起来原因有三点：第一，根本原因在于我们不是从入学本身的立场，原则去反观、评价、批评现代社会，而是力图使儒学去顺应、服从现代社会的某些标准和原则。第二、“文化系统”和“社会系统乃各自具有高度相对独立性的系统，不应犯规约主义错误。第三、今日及今后中国必须以“经济增长”为本、以“工具理性”为原则，而已“道德理想”为本、以“价值理想”为原则不啻是一种倒退。因此儒学遭拒自然就顺理成章了。
    我觉得可能是想不到一些方面吧，总觉得儒学不应该走那条路：不应成为纯粹的学术。勒庞再《乌合之众》里说：传统支配着我们的生活”。说支配不知道是否合适，但足见传统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影响，儒学已经内化在我们的生活和精神中。而我们消极的使用的确有功利性的倾向。说不同价值观领域应当分离化，我认为是不合适的，各个领域之间必有相互的借鉴，孔子就将文化成果投入到社会领域，用于辅助君王，教育平民，提升其品格。这也是他治学的目的之一。虽说一个时代的经验不同于另一个时代，但我认为这两者终究是不可分离的，否则会造成某些方面的缺失。经济的发展同样需要文化的参与，不然容易发展成为经济沙漠。学术不应像小泥屋笔记里写的是自私的，只是致力于个人性灵的完善，而是还应该有助于社会整体的完善的。
    额~写完之后还是觉得糊里糊涂，好像想得太偏了。。希望学长学姐提点提点，以后也许少一些这样的问题吧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
儒学在今天面临的问题很多，很多人也致力于改造儒学，或者说重新发现儒学。关于儒学与现代化之间的衔接，依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空间。你的想法很好！在今后更多的阅读中你会感受更多的观点和争论，你也会有更多发现的。

呵呵，想法很好，想想这个书名《古今中西之争》及甘阳的思考，很有意思，对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会会更深一层，以后你慢慢就会发现作者的用心了。

有了一些不一样的看法吧、、、


儒学与现代

    儒学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颗明珠，讨论儒学与现代社会的关系在本质上就是对真正适应于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传统与现代性之间关系的探讨。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有人就力图从儒学“开出”能够顺应或促进工业文明、商人精神、自然科学方法以及民主政治等等现代因素，并为之做出种种努力。于是有很多东西都被冠以儒学的名号，XX的儒学思考，其极致就在于孔子学院的全球范围内的发展。然深入其实质，往往儒学在其中扮演的只是辅助性的角色。换言之儒学是一种宣传工具，是很有传统文化气息的广告。我认为这未必是儒学在现代的最佳发展道路，在实践上对己、对彼都未必有益处。
    归根结底，我们要滤清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为现代性所占据。吉登斯提到现在很多西方国家都在远离传统，越来越具有非传统化的特征。同时，传统也开始慢慢屈服于现代性。这种屈服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也许就是传统慢慢沦为现代性的工具。现代性所标志的变迁主要局限于公共制度，尤其是政府和经济，这也就是传统具有很大的必要性的原因，在人们的思想领域、精神领域等这些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里，传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传统丧失和生活方式的选择盛行的地方，自我就是不自由的。因为这就要求人们付诸更大的努力来争取他人对自己的认同。这里讲的传统，其实也是一种精神层面上的传统。这也就意味着传统的具体外在形式将逐渐走向终结，然其终结并不意味着传统的消亡，而是以不同的形式到处继续繁荣发展。传统可能完全以一种非传统的方式而受到保护，而且这种非传统的方式可能就是它的未来。如果说现代性是表演者，那么传统就应该是幕后指挥者。传统与现代性是属于两个不同价值领域内的不同概念，应当将它们分离开来理解。
    儒学与现代之间的关系问题，其实就是上述传统与现代性关系的一个具体例证。也许有人会说各种文化之间是相通的，是的，文化之间价值理念之间确实是可以融合起来的。但是现代性本身本身意味着一种工具理性，而与之最佳的契合莫过于另一种工具理性的东西，也就是作为一种工具的儒学，而不是真正拥有价值理性的儒学。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从儒学本身的立场、原则去反观、评价、批评现代社会，而是力图使儒学去顺应、服从现代社会的某些标准和价值。我很认同甘阳在《古今中西之争》这本书中提到的观点，他认为儒学今日只有一条道路：“即把它的全副价值关怀均转入全力发展精神科学、人文研究的方向上去，亦即把其价值关怀寄托在纯粹的学术研究上去。”我认为这才是保留传统儒学的最恰当的办法，反而当我们看到的都是以一种名号出现的儒学，我们才更容易慢慢忘却真正的儒学是什么。
    霍克海默尔曾说过，“传统在今日必须被高唱，这一事实就表明：传统已经失去了它的力量。”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失去的是它的外在形式对人们的约束力，然其在精神上的力量依然存在，这才是真正应该被高唱的。

甘阳那本书以前我也看过，感觉作者也是一片苦心，希望能为儒学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保留一片生存土壤。这本书写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正值改革开放西潮大量涌入的时代，关于儒学的争论很是热门，如果你很有兴趣的话，不妨把那时候其他人的书也找来翻翻。

儒学是一种文化形态，它的产生流变基于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当社会结构发生变革的时候，文化的变化也就自然而然了。特别是建立在政治支持和社会法权基础上的儒家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毋宁是失去其社会根基的一次再造，甘阳说的让它成一种精神文化，成为诸多生活方式中的一种，也许有他的合理性，现在的心学即是这一路。
想法很好，如果对儒学有兴趣，可看下钱穆的书

这是诸多看法中的一种，继续更新、、、

大二以来的书目：
9、10月份
《社会契约论》卢梭
《新乡土中国》贺雪峰
《第三条道路》吉登斯
《太阳城》康帕内拉
《24重人格》
《飞鸟集》泰戈尔
11月份：
《失控的世界》吉登斯
《民主的细节》刘瑜
《送你一颗子弹》刘瑜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这段时间看得比较少，也有比较忙一些吧

12月份：
《中国哲学小史》冯友兰
《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余英时
《中国哲学的特质》牟宗三
《传统十论》秦晖
《道学政》杜维明
《贫困与饥荒》阿玛蒂亚森
《曾国藩日记》曾国藩
《牛虻》伏尼契

下面是看过为数不多的书之后对于儒学的一些基本的了解~~~~~~

现代儒学的困境

    儒学在传统中国的影响是无所不在的，从个人和家庭的伦理到国家的典章制度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受儒家原则的支配。从长期的历史观点看，儒学的主要成就主要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然而现代的儒学已然成为余英时笔下的游魂。引用一篇文章里说到的：“如果说五四时期知识分子面对的问题是娜拉出走之后，该往何处去的问题，那么对于当代知识分子而言，最为紧迫的问题则是在娜拉在发现无处可去之后，如何找到回家的路的问题。”儒家目前在大陆的处境比较尴尬。首先，建制性的儒学已经不能成为今日中国政治制度赖以建构的政治哲学。按余英时的说法：“制度化的儒学已经死亡。”其次，思想性的儒学已经基本丧失了对中国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力。那么造成儒学在今日的困境的原因何在？儒学是否还有其出路呢？
    按照韦伯的观点，儒学本身包含有阻碍现代社会发展的因素，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儒学本身就包含有内转和外推的两个方面，而又偏向于内转。儒家注重内圣外王之道，历代圣人都要通过提升自身的道德性然后达到政治的王道。所以本文就从修己与治人两个方面来讨论儒家思想本身是否具有排斥现代政治哲学的天性。

一、治人

    儒学的建制性——儒家历来注重其学说思想的实际应用，从其内圣外王的思想可以看出。儒学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影响在于其全面性，陈寅恪曾从历史的观念来分析儒学的重大作用：“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之具体指实现。故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巨者，是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这就是今天所说的建制化，建制化涵盖了诸多领域，所以随着社会的解体，儒学也就慢慢失去了它的落脚点，而逐渐成为游魂，儒学已经不可能恢复以往的主宰地位，不能再全面安排人生秩序。
    儒表法里——儒家与法家可谓极端对立的两种学说，自汉以后，儒表法里即为传统。仔细看来，法家的地位也许正和今日的现代政治哲学有着某种契合。儒家的吏治观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上，以伦理中心主义为原则，主张行政正义优先，其终极目标是王道，即仁政；而法家的吏治观则建立在性恶论的基础上，以权力中心主义为原则，主张行政安全优先，即霸道。
儒家由伦理上的长幼尊卑推出一种“人各亲其亲、长其长，则天下平的政治秩序”，而且这种秩序是由五服、小宗、大宗这类族缘亲疏观念决定的一种小圈子原则，也就是费孝通说的“差序格局”，是一种小共同体本位。亲疏不同，人际关系中的权利与义务也不一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这种关系对双方都有约束，所以原始儒家虽然讲君权父权，但并不等于绝对专制。相反，从上述原则中还可以退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其军”之类的民本思想。后世由此发展出一套仁政学说，“儒为帝王师、教君行仁政”，“天听自我民听”，“顺天应民”之类的都强调行政正义。因此有对于官员的道德要求，从圣王发展出从道不从君的人格追求，而其小共同体本位又造成了行政中讲人情、分亲疏、形成小圈子的弊病。儒家在用人上讲究推贤，贤者为君，和柏拉图的哲学王相类似。然而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造成了很多恶果，例如门阀、拉帮结派等。这是儒家高调理想与现实社会的差距。
    这些也导致儒家的吏治思想往往只是在之上受到独尊，而实际吏治则按法家一套运作，按照毛泽东所说：“百代都行秦政制”，而秦即行法家制度。法家实行编户齐民，对于儒家的人伦关系多有否定，“民有二男不分异者倍其赋”，鼓励“告亲”，提倡“家好族好不如权势好，爹亲娘亲不如皇帝亲”，便于皇权的绝对实现。同时其吏治以行政安全优先，为此可以放弃行政正义，甚至是行政效率。针对儒家的小圈子，法家还提出回避制。
    儒表法里的传统似乎可以映射到现代，不同的是儒学在现代的处境更为不乐观。
    三纲五伦——首先是对于三纲五伦的一些澄清。有关于考据的，由于读的书不多，下面是来自一个学长的第二手资料。三纲与五伦实际上是两个东西。我们先说“三纲”。三纲并未在先秦任何儒家经典中提到，它最初源于法家，《韩非子》有云：“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天下治；三者逆，天下乱” 东汉章帝召开白虎观会议，正式确立“三纲”之说：《白虎通义•三纲六纪》称“三纲者何？……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可见，“三纲”是在汉代从法家思想中硬性塞入儒家思想体系中的观念。
    然而，“三纲”毕竟“来路不正”。尽管“三纲”已成为了汉代以后儒家思想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成分，但在原教旨主义的儒家思想体系中，存在着很多与“三纲”本身相抵触的观念，如孔子曾说：“君待臣有礼，臣事上以忠”，孟子的表述更为激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第三章）
    由此，两种内部相冲突的思想经过整合后，实际上形成了这么一种结果：“君为臣纲，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为子纲，父不正，子奔他乡，夫为妻纲，夫不正，妻可改嫁。”这句话的出处需待考证，但是这句话也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不一样的儒家，即一个强调“权利”丝毫不弱于“义务”的儒家。而“义务观念重于权利观念”，则是当今很多人对儒家的一种误解。
    再谈一下“五伦”。从字面上理解，这五种伦理规范其实没有任何问题，那么为什么从清末以来，“五伦”会和“三纲”一道，经受了新知识分子那么多的非难呢？这仍然要归于我之前所提到的一个观点：“你所认为的儒家观念，并非历史上实践的儒家观念；而历史上实践的儒家观念，并非本源的儒家观念。”《孟子•滕文公上》“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这是“五常”的最早出处。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父子，君臣，夫妇等等，都是一种对等和双向的关系，至少从字面上，我们看不出尊卑高下之别。事实上，“五伦”在后世也并非如很多人想象的是一种“吃人的礼教”。我们知道，宋代是理学成型与儒家道德规范最终取得统治地位的时代，但即使在宋代，司马光也在《家范•夫妇》中写道：“夫妇以义事，义绝而离之”。而更早的时候，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也写道：“夫不义，则妇不顺矣。”夫妇可以因为对方的人品道德有问题而离开对方，这和我们想象的那种男尊女卑，没有婚姻自由的传统文化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那么，我们印象中那种荒谬绝伦的“三纲五伦”到底出自何处呢？事实上，我们今日所批判的很多属于“糟粕”的儒家思想是明清，尤其是清代所遗留下来的思想。如大家耳熟能详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实际上并未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的任何儒家典籍中，它的来源是一段清代的戏文。而赞颂为夫守节的“烈妇”的风气，实际上也是从明代之后才有的。原教旨主义的儒学从没有要求人们为了纲常伦理牺牲生命。孔子所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孟子说的“杀身成仁”，实际上赞扬的是为价值的自我实现而牺牲的精神，最终指向的是个人，而不是伦理。

 
二、修己

    儒家思想在修己方面的重要作用是毫无疑问的。
    五常：五常，即我们通常所言的“仁义礼智信”。除了前面提到过的“三纲五伦”之外，“三纲五常”也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另一种并举。事实上，“五常”与“五伦”一样，都是原教旨主义的儒家观念。在“仁义礼智信”中，我们读不出任何与“专制”、“扭曲人性”相关的内容。（引用）
    核心思想——仁 中国哲学以生命为中心，注重人的主体性与内在道德，儒释道三家也都以生命为中心。儒学的中心思想就是仁，仁是一个很大的观念，什么都可以归为仁，可以往仁里面装。仁与智是紧密关联的，孔孟对于仁智并举都有探讨，孟子云：“仁且智，圣也。”孔子云：“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仁者动，仁者静”等等。仁智圣是以成圣为目标，指出道德人格向上发展的最高境界，指出了人生的最高理想。外在的讲仁的作用是遥契性与天道，人智圣德本体不是封闭的，而是直往上通，于天命天道遥遥的相互契接。牟宗三在其《中国哲学的特质》一书中提出孔子的仁有两个特点，第一 觉，就是悱恻之心，即孟子所说恻隐之心或不忍人之心，第二 健 ，《易经》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所谓健可以说是“维天之命，於穆不已”，是纯粹精神上的创生不已。进一步讲，仁以感通为性，以润物为用。感通是生命的层层扩大，而且扩大的过程没有止境，所以感通必以与宇宙万物为一体为终极，也就是以“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与四时合序、与鬼神合吉凶”为极点。润物实在感通的过程中与人以温暖，并且甚至能够引发他人的生命。仁即代表了真生命。
    儒学的君子理想——君子是修己治人的枢纽，修己即成为君子，而治人则必须先成为君子。君子即一种道德的理想，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实践仁的方式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也就是礼。君子即以内心的仁为根本而同时在外在的行为方面有完全呵护礼的人。关于君子的思想有很多，“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除此之外，相对动态的君子思想即“弘毅进取”。仁可见对于人的修身作用是很重大的。
孝——儒家孝的观念是被批判的比较猛烈的。孝不仅是父子之间的，而且君臣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归为父子关系，君为臣纲。在三纲之中，君臣之纲是受到打击最大的。然而父为子纲在今日仍然保留着它的一定的影响力，对于社会秩序的稳定也有其一定的意义。
人生的最高奋斗目标——立德，立功，立言：儒家典籍《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写道：“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句话与孝经的宗旨“终于立身”很类似，同样是以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为落脚点。（引用）

    看过这些书，我的一个比较直观的感觉就是儒学思想的特征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柔。可能这个词用的不恰当，姑且这样了。柔的原因就在于其道德性。修身思想之柔自不必说，然其治人思想亦不带有专制色彩，而是本着礼和道德来规范人的行为，其政亦建立在道德性之上。它的整套体系就是在德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儒学那里政治是践行道德的途径，而一般的统治者希望的是让道德服务于政治。若要使孔子的高尚道德在公领域内成功的转化为现实，就必须满足这样一个预设：人人皆圣人。然这很难做到。孔子自己“五十知天命”，颜回因“三月不违仁”而受到孔子的赞赏，他们尚且如此，更无论平民百姓了，可见为仁难矣。再者儒学的可操作性是一个致命的弱点，儒学提出了为政的终极目标和现实秩序，但是它没有提出具体的操作方法，这也就是它的弱点所在。
    我认为儒学的柔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和政治哲学有任何道德性之外的本质冲突。而的确是在其操作化的过程中的问题，而其操作化的问题根源仍在于其思想本身的柔的特质。这也许也是它在现代处境的根源，然而儒学作为日用常行的用途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在中国目前缺乏主流价值观念的情况下，新的价值仍未建立，旧的价值观念已经被打倒，儒学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它在私领域里的销声匿迹是可怕的。
    总结起来，儒学思想并不都是与专制和戕害人性相联系的，它在修己方面对于塑造民族性有很大的意义。同时它有很多对于个人主体性的重视，对于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尊重。而一个尊重个体自由的政府，必须做到以下几点：一 自由经济；二 有限政府 ；三 政教分离 （引用）可见在修己与治人方面，儒学的思想理论与现代政治并没有本质上的直接冲突。而是在于儒学的现实操作层面上，儒学不可能再企图由内圣直接通往外王。
  （我认为最主要的外在原因是中国近百年来的激进传统。中国历来没有保守与创新之争，只有激进与比较激进之分，而比较激进的就被贴上了保守的标签。 这方面的就不赘述了。

儒学的出路
1、日用常行的儒学
    之前看过甘阳的观点：儒学在纯学术的道路上发展。类似的，余英时提出儒学的日常人生道路，儒学的外王在现代环境下注定无法实现，但其内圣理想意义重大。中国目前缺乏的是一种主流的价值观念，而儒学作为修身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为什么中国对于传统的观念会有如此彻底的遗忘呢？这和中国的传统有关，在近百年的历史中，中国一直走的是一条激进的道路，而相对不那么激进的观点则被冠以保守的名号。余英时说：“思想与现实完全分了家，便只有在基金的轨道上向前飞驰。”由于中国不注重对于传统文化的保守，导致了旧的观念被打倒，而新的文化价值认为建立的断层。
    原始儒学的真正始点就是修身，儒家千言万语无非是要我们把做人的道理融化在日用常行之中。然而儒学对于公领域并非没有影响，只是他已经无法施予直接的影响。我们知道制度的执行离不开人的运作，越是高度发展的制度越需要高品质的人去执行。而儒家思想对于高品质的人的塑造无疑是很好的选择。
    儒学的思想似乎有其不可操作性，它的思想和现实之间似乎有着层次谬误。将儒学操作化也可以说是将它庸俗化，必然脱离其原始的意义，而成为法儒、道儒。要保留纯儒，我认为只能在教育等思想领域内，将纯正的儒学的精华输入到人们的思想中，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儒学日用常行的作用。
（这些都只是个人的观点，可能有很多的漏洞，呵呵）

        现在很多中国人都意识到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开始重新重视传统文化，一方面是“文化大国”的号召，一方面是国人精神的需求，还有一方面是，韩国的猖狂让国人意识到他们对传统文化是多么重视，从日本文化中挖掘失落的中华文明也让很多人感到悲凉，感叹“礼失而求诸野”，这些都反过来刺激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开始重新挖掘自己的文化财富，我们很多时候也属于这种心情。但我们要坚信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它与西方文化的互补和互通性，它是实践的，是包容的，所以和基督教以及西方思想是可以对话的，并且我们的文化没有进博物馆，还在国人的道德意识中延续，还在被不少人研究和提倡。
    我们看中国典籍也不要仅是一种“研究”心态，我们需得首先入乎其中，让我们的生命变得顺势调畅，让那些话语、思维以及那种担当天下的责任感贯注到自己的生命中去，这才是活的文化，才真正落实到了我们的生活中去。
    儒者是“清刚正大”的，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有一种人格独立的气节和风骨，真正的儒者不会落于庸俗！而庸俗媚俗的、唯唯诺诺的，还有那些阿谀奉承和骑墙主义的，都是被孔子骂为“乡愿”的，这一点要区别开。
    你可以在闲暇时读读原典，结合原典进一步消化中国传统思想，然后“体道践仁”，在读书方面便有了以天下为己任的豪迈！这诚然是宗教性的，是一种信念和理想主义情怀，但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应当具有的学格和热情，是传统士人精神的延存。

郭洁同学分析很透彻~~~ 向你学习！……^^

加油！！  

这个一定要顶，杂志也要用啊，呵呵！

我觉得我目前还主要是对于他人的观点的认同，自己的认识还很狭窄，所以还是会继续加油的、、、

写得很好，很不错。继续阅读，继续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