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4.3-2019.5.18
【书单】
1.福柯《词与物》
2.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
3.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
4.吉登斯《现代性的自我认同》
5.吉登斯《社会的构成》
6.哈贝马斯《合法性危机》
7.弗洛姆《爱的艺术》
【内容】
《民族-国家与暴力》
现代社会国家-地方权力结构的生成与扩张是这本书考察的重点。社会的进化是断裂性的，所以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权力秩序与历史是性质不同的类型。他在传承的基础上对这一权力秩序进行了新的维度的分析。从这本书里可以总结出吉登斯分析有几个特色的地方。
一是拓宽了权力属性维度。马克思的权力结构是由经济主导的阶级结构支撑的，韦伯讨论权力时是将政治和文化都视为权力生成的重要变量。吉登斯则看到了权力的新维度，即军事力量的塑造，是军事还是暴力，本质是一样的，只是在分析时用法存在区别。
二是不停留在单个社会结构空间内来分析权力的生成，而是将权力的发生和扩张置于一个社会结构网中考察（多个社会结构类型），即一种全局的国际性的视野的分析，这就是他全球化理论的核心。
三是尽管吉登斯同样是站在权力支配者角度展开的分析，但其权力结构不是单向的，而是有权力从属方的能动性存在的，即他所说的控制辩证法。
所以现代国家-地方权力模式，被吉登斯作为一种权力类型置于社会学分析的舞台上，并被操作化为工业资本主义-法律上的公民权-军事工业化-信息监控四个制度维度，这在吉登斯看来实际是现代中央集权向地方和全球扩张的四个伴生物。其实也是一种实现路径和手段。
《现代性的后果》
通过对现代社会断裂性的强调，吉登斯想例证现代性主题，并将后现代现象也纳入其后果的解释范畴。现代性有什么后果？吉登斯指出时空分离、脱域机制和制度性反思是推动现代性发展的三大动力，在这三大动力的推动下，现代性表现出主要但不限于经济政治法律和军事维度却又彼此影响的制度表象。他其实讨论了现代社会下的人与社会关系的变迁。在这个维度上现代性的后果是带来亲密关系从个体之间的基本信任转向个体面向抽象体系的信任，个体日常生活面对的风险性质也从一种自然为主要诱因转为强度和范围更胜且具有反事实性的社会性风险。本体性安全是吉登斯分析这一切的起点。他认为个体本体性安全的获得在于保持对日常生活环境（主要体现为社会关系）稳定性的信任，一旦这种信任被动摇，个体会陷入一种存在性焦虑。现代性在这个问题上对日常生活的改造是脱域后的再嵌入，形塑了新的本体性安全获得的时空结构。所以后现代不是真的后现代，而是现代性更深的表达。真的后现代应该是一种乌托邦现实主义路径，在努力降低风险的基础上朝向美好生活迈进。
辩证法是吉登斯思维的典型特点。考量权力的控制属性看到被支配者的能动性，分析现代社会风险时看到工业化和强监控的两面性。军事工业发展不是必然的和平而是战争的反事实性，监控手段的发展促进了极权主义的增长，同时也增强了多元民主的可能。
在本书中吉登斯在讨论的实际是社会的转型与个体的生存。现代社会伴随着工业主义、资本主义、多元政治、军事工业化从传统国家向民族工业国家转型带来了一系列后果，包括极权主义的增长、战争的威胁等。在这样的节奏中，个体获得本体性安全避免存在性焦虑的方式也在发生变革。原先，个体找安全感可能要从相对同一片地域上成长起来的亲密关系中找，在现代社会，个体的安全感是系于对脱域的从时空维度上重新组织起全部社会生活的专业知识体系的信任，如果在某个切入口这种信任被破坏了，个体往往感受到现代社会生活的风险性和不安全感。由此可见，吉登斯是将人置于社会关系结构中的主体来考察的，人性在这里不是一个恒常的统一体，所谓人性空间被挤压，异化等都只是被视为个体的适应性问题。自我认同与自我反思性建构怎么出来的呢？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这里关心的问题是现代性条件下个体如何安身立命。吉登斯勾画了一个现代背景下个体与社会关系的结构图。社会是一个极富现代性的社会，“现代性”在这里被诠释为与前现代社会断裂的，以时空分离、脱域和监督为动力，以工业主义、资本主义、监督和军事暴力为存在性指标的民族国家，后果是机遇与风险并存，且在范围和程度上与历史区分。结构的变迁不是外在于个体，而是嵌入人们日常生活，并改变着自我认同。嵌入的典型就是专家体系。现代性条件下，自我认同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为什么这是一个问题？吉登斯认为现代人存在普遍性焦虑，焦虑是本体性安全受到威胁，性质上是自我认同问题。焦虑是怎么来的？现代自我认同的性质发生了怎么样的改变？本体性安全的获得从传统的面向周围环境社会关系的信任在时空脱域情境中转变成了面向抽象体系的信任模式。日常生活是这种信任建立的切入口。社会的多元性让自我认同具备了反身性。在这样的结构环境中，个体在不断的自我反思中建构起了新的认同，新的认同是将结构要素纳入到个体的行动中的，行动是吉登斯讨论的自我与身体关系中的支点，身体才决定了行动的内容，意识不完全是。反身性是结构化理论的中心点。这本书中要获得理解的是自我与结构如何在反身性中实现彼此的交互和影响。从反身性中去窥探结构对行动者自我的建构以及行动对结构的形塑。风险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本体的焦虑是由风险而来的。贝克对风险社会的判断是吉登斯所接受和认同的，但他关注的重点不是风险的内容和性质，而是这种风险性给生活带来的改变，这个接点就是个人的自我认同和感受。他全程以一种辨证的眼光分析问题，现代风险造成个体焦虑，但也促进个体形成“适应性反应机制和新的创新精神”。到这里，可以对反身性尝试解释，反身性是对某个人或某种机制的适应性行为或过程的表达，情感色彩上无所谓褒贬。如此，但凡具备反身性特征的事物都具备了主观能动性，所以这也是吉登斯对能动与结构综合的理解。
留给自己的问题是：具备现代性自我认同的反身性是如何彰显了自我建构与结构之间的互动？
吉登斯强调反身性要与自我反思区别，他要突出的反身性重点在于新，个体对社会新信息和知识的反思与行动。就是说他要分析的是现代性促进的反思。极盛现代性给个体生存提供了一个结构环境，这个结构环境与前现代是断裂的，自我的建构必然是趋向于获得本体性安全，回避存在性焦虑的，因而，在一种时空分离、脱域和反身性制度性监控包括经验传递的机制中，个体自我建构在多元情境中获得一种反身性，现代自我认同建构顺着一条从历史重新叙事，未来的积极建构，通过身体来执行自我实现的轨迹持续性发展。结构环境中的风险与安全，依赖抽象体系，倾入日常生活体验。现代性社会在工业主义、资本主义等发展是逐步脱离，并生存性问题归并为道德领域并悬置的，个体自我建构在这个过程中依赖于对抽象体系的信任也逐步将这些经验封存。但是抽象体系并不是稳定，事实上抽象体系本身作为现代制度同样具备的反身性决定了它是经常被质疑的，由此带来现代性自我避无可避的两难困苦“统一与破碎，无力与获取，权威与不确定性，个人化经验与商品化经验”。现代性制度环境下自我的道德需求与结构中去道德程度之间的张力，是吉登斯提出的生活政治运动兴起的动力。生活政治与解放政治是自我和结构两个层面的行动，它们沿着制度的路径彼此交互影响，生活政治通过日常生活的变革实现结构层面的解放政治，反之解放政治的推进也会推动生活政治内容的变革。
吉登斯的现代性研究
什么是现代性，就结构层面而言，吉登斯抽象出当代社会的独特性，认为它在制度维度上是多表象的，他的概括是民族-国家，即核心是一种与时空严丝合缝的权力体系，与此同时，以工业资本主义-法律上的公民权-军事工业化-信息监控为制度框架不断在时空上向外延伸。而在个体或说行动层面，现代性的实质表达为一种新的摆脱本体性焦虑获得本体性安全的手段和路径，也就是一种具备反身性的自我认同的建构和形成。反身性是理解吉登斯现代性的关键，也是理解结构化理论中反复强调的结构二重性的基点。反身性是一种反思过程，但反思过程不一定具有反身性，吉登斯的反身性是以现代性的内容为对象的对日常生活的反思。这种反思是以现代社会的断裂为背景的，个体日常生活的组织在脱域过程中转向对专家体系的信任与依赖，在本体安全与专家体系回避风险的张力下，个体不得不踏上一条通过反思寻求自我认同的道路，反思势必是对现代知识条件的认识和思考，即必定是反身性的。这里就是吉登斯的结构化存在的空间。
吉登斯努力的方向是试图通过阐明结构与能动，个体与社会之间通过反身性，即意识的一种作用而彼此关联的过程来摆脱社会学研究中一直存在的二元对立视角。对于他所述的意识如何进入行动流，行动的后果及其意外后果又是如何与结构关联，有待进一步厘清。
【感想】
越临近读书会的时间越有点焦急，感觉时间太紧，自己读书进度又太慢了，距离自我的期待和要求还差得很远，所以整个月其实都是在一种又焦虑又紧张的压力状态下过完的。估计下个月这个状态暂时也改变不了，现在对自己提的目标就是在最后一个月能把社会学给读完。
2019.2.24-2019.4.2
书单：《规训与惩罚》《疯癫与文明》
内容：《规训与惩罚》
福柯用一个公开处决和现代监狱犯人作息表的对比漂亮的提出了自己的研究问题：从历史的惩罚方式的变迁可以看到什么？他的假设是惩罚方式不只是惩罚方式，它反映的是权力结构的变化。所以接下来他展开了他的论证。
福柯的论证经历了三个过程，第一，惩罚方式怎么与权力关系相关联？第二，惩罚方式的历史呈现出的权力关系的历史是怎样的？第三，历史为什么选择了现代惩罚制度？在思考回答这三个问题的过程中福柯完成了对一种不平等权力结构真相的揭示，实现了对既存社会结构的批判。
福柯从头到尾都在偏向历史比较的分析方法和功能解释的路径，他指出任何社会任何一种惩罚方式都不仅具有司法功能，更重要的是政治功能，即彰示了一种权力关系类型。在惩罚这个领域，被揭示的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支配。从古典到现代，惩罚经历了酷刑、人道主义再现式惩罚和纯粹的监禁式，也意味着社会的权力结构从王权统治、阶级权力斗争走到了新的权力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及其同谋者）谋求权力正当性的历史节点。可以说福柯是以两个核心理论解释了社会权力结构的转型，支撑了自己的论证：阶层的非法活动和全景敞视主义。福柯认为在一个社会中，每个阶层都必然需要一定的非法活动空间（涂尔干的失范），各自空间的大小则是由各阶层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决定的，所以反过来，在一个非法活动构成的社会里，能够看到社会中权力结构的变迁。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实现在权力结构中的统治地位是基于特定的技术手段将威胁其权力地位的对象从其他阶层，主要是底层群众中区分出来加以规训，达到分化和削弱其他阶层力量的目的，并在这个过程中的不同环节发展了一整套知识体系，比如犯罪学、科学心理学等等，不断证明和强化既有权力格局的正当性，巩固了其自有的权力地位，这个技术手段就是在一种全景敞视主义的监狱中体现的最为典型的规训体系。福柯的权力是“像毛细血管一样”渗透在社会的方方面面，这是因为福柯看到了权力起作用的支点在于每一个个体身上，随着历史的进程，作为权力支配对象的个体的蕴意逐渐从单纯的肉体丰富到集单元、有机、创生和组合性为一体的个体，从公开处决到全景敞视的监禁，权力在向社会的微观层面渗透，但更重要的是这种全景敞视主义不仅体现在社会的惩罚体系中，还在向教育、医学等等领域不断扩展，所以现代社会被福柯定性为个体被完全绑缚在权力关系的被支配地位的规训社会。
福柯的权力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力，是无孔不入的权力，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不平等权力的生存空间，社会的变迁体现为统治权力改变调整统治手段的历史，所以福柯这里社会结构的核心是权力结构。
感想：有点小收获，之前写总结总是急于去理解作者的结论，缺少耐心去仔细琢磨框架搭建的思路，这个月在这点上有改进。但这个月读的终归是太少，可是决定了不惧过往，继续往前。
2018.11.20-2019.1.20
书单：《区分》（2）、《单身者舞会》、《实践感》（3）
内容：
布迪厄的实践理论
实践的理论 ——“实事求是”的社会哲学式理解
布迪厄从对社会学自身研究的反思中一步一步建构起了属于自己的实践理论体系，他认为社会学研究之所以存在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以及主观和客观的二元对立，症结在于对研究对象特性的把握不够完整。人与社会是既有意识地位也有结构化产物的对象，结构主义关注客观的事实产物而漏了研究者自身的研究就是一个意识而非客观化的行动的事实且以“无意识”的概念逃避了对意识的作用的探讨，主观建构主义则认为一切客观的行为和结果是意识放弃自主权的呈现，忽略对意识受限一面的关注。这在布迪厄看来是研究者自身人为将对象分裂了，所以要回到对象的完整性的起点上，即实践，一个意识中的客观结构带来的所有，来重新审视现有的一切。
实践是一个带有时空结构的概念，是不同时间点的社会结构在主体身体内部的相遇，是过去的客观结构化成现时的习性并指导指向未来的行为的过程。我们日常行为中的直觉被布迪厄认为不是一种神秘的不可捉摸的情感体验，而是对实践的感知，即实践感，其生成原则遵循的是实践的逻辑而不是理论或是常人逻辑的任一种。实践的逻辑是模糊的不明确的，这是它在应用中表现出的特点，但在第一次产生时是可把握的，那就是行为一定是特定经济社会条件的产物，环境与产物是不可分的组合，这是布迪厄摆脱实体论的道路，即一种关系主义的立场。所以对社会的研究应是对实践的研究，对行动中的实践逻辑的揭示。
布迪厄用实践的视角揭开社会的面纱，带着我们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人与社会。布迪厄的人与社会我理解为有三个关键概念：身体化、象征世界和权力结构。
身体化：布迪厄赋予身体一种储存功能，认为在生产生活过程中身体会将客观结构内化，从而表现为个体的潜在行为倾向，并在未来的实践中体现出来，即习性，习性的内涵是感知、评价和行为图式。习性的生成离不开它所处的由资本状态定义属性的结构空间，资本状态包含了资本数量和资本结构两个属性。储存在身体内的被归并的社会结构是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多因综合产物，以一种有结构特征的图式的姿态驻地在身体内部而不被主体记得其获得过程。客观主义的无意识在布迪厄这里被解释为遗忘了的记忆。现时主体的行为是受习性支配的结果，表象为策略的组织和选择。习性的生成和起作用回应了实践中的模糊和不确定中始终存在的一贯性和一致性。习性生成和支配都是特定的客观世界的位置上实现的。身体化的资本转移到了特定位置的资本，完成了从主体到结构的过渡。
象征体系：布迪厄展现的是一幅多维的社会结构图，其中重要的一个维度是象征的维度。布迪厄认为经济主义始终是一个社会的本质，是社会再生产的核心。社会中那些看起来明显的非经济性质的行动或仪式本质上并不是非经济的，而只是因为在时间的效用下有些经济功能需要一定的诸如亲属制度、交换的诚信守则等象征体系保驾护航才能得以实现，所以象征体系是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再生产的。象征的世界内容是丰富的，因为它的存在是一种主体意识的表达，但这种意识的表达却不是任意的，而是为集体所认可并由全员共享的，即存在一套全社会共享的文化价值观念。寻求象征资本的积累是这个世界的主旋律。马克思认为经济资本的起点是两个社会交接处的商品交换，它是一种纯经济目的的交换，且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莫斯提出了非经济目的的礼物的交换，认为是资本社会之外的另一种交换。布迪厄则反驳了这一点提出不存在另一种性质的交换，莫斯的礼物的交换只是一种新形式的资本即象征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人们在纯粹的经济行动之外的行动策略指向的是象征资本的积累，象征资本不一定要转化成经济资本，但可以带来物质财富的增殖。象征资本的收益性决定于其界限的边界。
权力结构：布迪厄抛弃恒定和明确的实体论，认为不断的调整和适应才是人与社会的真实，社会结构变换的动力是以争夺有限资源为目标的斗争，斗争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对立，这样的对立发生在各个领域，包括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和象征领域（文化领域）。布迪厄的统治与被统治是一个位置的概念而不是一个身份的概念，所以斗争的表象是行动的主体争夺对绑缚有一定资本的位置的占有权。斗争表面看是主体及其策略的博弈，内里却是既有的结构化产物的人格化对对立一方的压榨，结构化是熟习的历史的过程的结果。布迪厄的权力结构不是平面的，而是像又不完全是俄罗斯套娃那样的嵌套型结构。资本的总量区分出了上中下三个阶级，在阶级内部，不同的资本结构组合又区分出了不同的阶层，不同阶层又由生活风格的差异区分出了不同的集团，生活风格的差异又反应出的是社会权力结构位置中的不同。
身体化、象征体系和权力结构是认识布迪厄的人与社会的重要途径，这三者并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和统一的，它们在场域里被布迪厄归并和统一。在布迪厄看来，不是主体也不是事实而是场域才是社会的原子结构。场域的标配是有等级资本结构的位置、行动主体、一套共享的价值观。带有习性的主体采取一定的策略争夺场域内的位置，成功者决定了权力的文化结构，决定了何为合法何为不合法。
感想：上月读书会本以为自己马克思算有个交代，但汇报完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却说不出来，直到听到万莎说读书既要思也要有辨，这才恍然大悟自己觉得不过瘾的地方就在于一直在思上努力而缺乏辨的投入，所以决定从布迪厄这里开始努力去找思辨合体的感觉。现在回过头看并不成功，刚开始布迪厄一遍读完根本不知道在说什么，区分如此，实践感也是如此，所以决定不求读全，但求多读几遍理解更深。只是待到来总结的时候发现还是只有对布迪厄的理解而没有自己的分析，所以第一次努力失败，后面读福柯的时候再来。
2018.10.9-11.19
书单：《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
内容：
马克思的社会分析 马克思的问题意识仍然是同于韦伯和涂尔干的问题起源的，即一个新的社会结构是如何在历史的进程中逐渐形成并占据了统治地位，只是马克思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持有的是一种批判的立场，而这种批判则来自于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周密且系统的分析。
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分析 马克思的分析可以拆分成两大部分：一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是什么？二是资本主义社会被经验理解成了什么？前者是论证的主体，后者是批判的缘由。对两个问题的回答有个共同的前提假设，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积累过程，所以马克思分析的核心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积累过程是什么样的。
一、资本主义生产的积累过程 资本主义生产的典型特征是以商品生产为目的，以货币为一般等价物的不断扩大再生产，从家庭手工业解体后经历了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时期，最后在当代的以信贷为支撑的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形式上固定下来，这就是马克思看到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样子，这样一种生产方式的神秘被浓缩性地表达成G-G’的货币增殖过程，这也是货币主义爬出来的洞穴。但马克思指出这个资本总公式省略了好多环节，如果补充完整，资本主义货币增殖的公式应该是G-W(PM+A)……P……W’-G’，即货币资本的循环表达，这个公式核心的理解点在于W-A，这里是增殖秘密-剩余价值的起源所在，即以工资的名义购买了工人的劳动，以劳动力的价值补偿替代了全部劳动的价值补偿，剥削了无酬劳动。但在这里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点，即在货币资本循环完成之前已经存在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PM 和A的对立存在），所以存在P-P’的生产资本的循环，即P……W-G-W‘(PM+A)……P’，而两者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出现是以可以在流通领域购买这两种商品为前提，故就资本主义总的再生产而言，这个公式是以一个预先存在的W-W‘的商品资本的循环为前提的，即W’-G-W’ (PM+A)……P……W‘〔gW。货币资本的循环是资本主义产业资本最一般、片面和典型的运动方式，商品资本循环则是社会总资本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W’从一开始就是待实现价值的已经增殖了的商品。三个表达公式共同解释了产业资本的运动过程，它是生产和流通两大过程的总和，全社会任一资本不是处于循环的某个阶段就是处于循环之外执行特定职能，被个人消费了。由此，完成了对资本从个别到社会总体，生产从简单到扩大的运动过程的分析，也即对资本的质的属性的考察。
资本除了有质的属性，即形式的变化，从货币到商品到生产资本，还有量的属性，即在运动中实现货币量的增加。对这个问题的考察从通俗意义上来理解就是预付资本的货币量是怎么规定的，相关的问题还包括通货水平的判定及其增殖后的多出来的价值量是如何实现的，即剩余价值的货币化怎么可能？马克思在第一卷里提出商品的价值是由凝聚在商品中的一般生产劳动决定的，劳动一方面将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新的商品中去，一方面创造新的价值，包括自己的必要生活资料和剩余价值，即商品的最终价值形成包括了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工资部分）和剩余价值，以公式表达，即c+v+m。资本的周转，就是预付资本投入生产，最后以资本补偿+剩余价值的量回归到资本家手中的现实过程。就预付资本自身的价值补偿而言，它的量是由生产+流通过程中的现实因素综合考量被决定的结果，比如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长短、是固定资本还是流动资本（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本质是参与商品价值形成的方式不同，固定资本是在一个生产周期内一点一点加入，而流动资本则是在生产周期内全部加入）、一些费用（交通）等。就剩余价值而言，它的价值补偿，即所需的货币量则来自于资本家个人消费投入流通后的不同分配，从元起点上看则是金银生产劳动的价值提供。这是对单个资本增殖的考量，从社会总资本层次分析社会财富增殖实现的过程，马克思的结论是整个社会的财富可以分成生产生产资料（Ⅰ）和生产消费资料（Ⅱ）两大部类，每个部类下都有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悬置信用制度和价值革命的影响，Ⅰ=c+v+m，Ⅱ= c+v+m，Ⅰv+m是在生产生产资料部门工作的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Ⅱv+m则是劳动在生产消费资料部门的工人创造的价值，资本主义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是Ⅱc=Ⅰv+m（但Ⅱc则是通过流通从Ⅰ那购买而来，是Ⅰ产品价值得到补偿的过程，……Ⅰc价值补偿则是通过资本家内部实物或非实物交换实现。所以，社会总资本是由Ⅰc+工人劳动创造的总结果，Ⅰc又是资本家内部的流通结果），Ⅱc>Ⅰv+m则生产过剩，Ⅱc<Ⅰv+m则生产不足。但如果是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即生产的目标是实现增殖，则前提条件需要修改，假设为Ⅱc=Ⅰv+m/2，这在现实中是一个很偶发的条件，资本主义难以摆脱内生的过剩与不足的生产危机。
至此，马克思提出了自己理解资本主义生产积累过程的理论工具：剩余价值理论。而商品价值是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总和，社会的一切财富都是工人劳动创造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积累过程就是一个资本家阶级以工资为名义剥削工人劳动的实现过程，剥削的程度就是剩余价值率的高低，即剩余价值/可变资本。
二、对经验认识的批判：利润和三位一体 经验对资本主义生产积累的理解是一套被修饰过的为资本服务、对资本家有利的资本主义生产逻辑，它的中心是由预付资本决定的利润和利润率。从剩余价值率到利润率，就是将收益的计算基础从可变资本替换成了资本家在意的预付资本，即成本，m/v变成m/c+v，由此，利润额=剩余价值总额，但利润率却低于剩余价值率。增殖的手段从只有加重对劳动本身的剥削变成还可以改变劳动所处的环境，即节约不变资本，恶化工人生存处境。批判经验的逻辑就是要解释与剩余价值等量的预付资本如何成为利润率的决定因素？同等剥削程度下，利润率受到资本有机构成和周转时间的影响，而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构成无关，“在不同产业部门，与资本的有机构成相适应，并且在一定限度内与资本的不同的周转时间相适应，不同的利润率占着统治地位”，剩余价值率相等时预付资本量与利润率成正比，一定的利润率相应于一定的预付资本的有机构成，利润率的差异从社会看则是表现为不同有机构成的预付资本投入生产的结果，不变资本占比越大，利润率越高，一般利润率就是单位预付资本（100）的利润率，不同生产部门在生产中竞逐一般利润率下的资本有机构成，不自觉地推动一般利润率的平均化。通过一般利润率计算出来的平均利润是能在现实中实现的商品的价值补偿，所以生产出来的产品能被实现的价值就是成本与一般利润（k+kp‘）的加总，表现为生产价格，市场价格就是受偶然因素影响遵循价值规律的生产价格。随着生产力发展，可变资本在预付资本中的占比必然越来越小，一般利润率也随着历史的推进、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必然趋于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所需要的绝对的劳动力的减少，而是相反。由此以不断降低可变资本占比的方式追求更多劳动才能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在手段与目的上不可调和的矛盾，它不断地一边让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对立，进入生产领域，一边又将大量工人抛进流通，造成人口的相对过剩，矛盾对立发展到一定程度，只能通过危机来解决。这就是经验认识中G-G+ΔG的形成过程，但其实利润的本质还是剩余价值，只是换了一种为资本主义社会所适应的计算方式。
马克思认为资本诞生后便不断地向各个领域扩展自己的领土，从生产、流通、借贷到农业，直至到整个社会的全部。流通限制了资本的发展，因为生产出来的商品如果停留在流通领域而不能实现价值时，一切生产都是浪费，连预付资本都得不到补偿，更遑论增殖，所以资本在这里让商品资本成为了它的附庸，催生了商人资本，即从事商业经营和货币经营的力量。货币闲置耽误了利润的攫取，所以在让一切闲置货币都成为资本的链条上催生了借贷体系，在信用制度的保障下，资本变身为生息资本而获得价值补偿（利息）。其本质是一部分货币所有者让渡了资本的使用价值（但产业资本从银行获得的是货币而不是资本），即增殖的可能性，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从业者是实现让渡的载体，利息率由流通中货币的供求状况来调节。在向像农业这样必须附着土地的生产领域进军时遇到了土地所有权的羁绊而需要支付地租，可地租本身则是来源于被支付给土地所有者的在一般利润平均化中因土地属性差异而导致低于实际价值的土地产品价格与生产价格之间超额利润。马克思不断强调，看似兴盛发展前景无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事实上总有摆脱不掉的危机和逃离不了的限制。比如生产发展和增殖手段之间的矛盾，比如高利息率背后生产泡沫（利息率高只能说明货币支付手段缺乏，并不代表真实的生产发展），比如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的互为界限，比如产业资本对流通中商人资本总额的限制。这些矛盾和限制，要么带来危机，要么只有在危机发生时才能感受到。
至此，马克思完成了他的批判，即经验中的利润（企业家收入+利息）来源于资本、地租来源于土地、工资则是对劳动的补偿的理解是一个完全颠倒黑白的认识，事实的真相是资本主义社会只存在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两大阶级，前者是货币占有者，后者是与自己的生产资料相分离的生产者，社会的全部财富来自于生产者的生产劳动，劳动的结果既包括使用价值的生产也包括价值的生产，既包括必要生活资料的生产也包括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家用货币购买了工人的劳动，以工资的名义只补偿了其必要生活资料部分，而剥削了剩余价值中的无酬劳动，一部分被产业资本家和借贷资本家占有，以收入和利息的名义，一部分受到土地所有权的限制被土地所有者占有。所以，利润、地租和工资都是以剩余价值的总额为前提的分配，而不是反过来利润、地租和工资加总计算出剩余价值的总额。
结论： 马克思认为社会的结构是以生产方式为标记的，社会是在生产力变革决定的生产关系的变革中向某一方向单线进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则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为标记，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为前提，在解体已有生产关系同时不断再生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的对立关系，而资本的统治就是以对生产劳动的剥削为基础实现的对整个社会乃至全人类的统治，生产过程是剥削进行的场所，流通过程是剥削实现的场地。但这一切终将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条件的历史规定性而成为过去，新的生产方式一样会产生替代它。
2018.8.28-10.8
书单：《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卷（部分）
内容： 奉资本为主义的生产方式谋取自我生长社会结构空间的道路之本
一开始就有疑问，为什么是资本论不是论资本？这是由马克思想回答的问题决定的。此刻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二三卷中要做的是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解释资本主义占据社会主权地位的过程，在发现的基础上批判它的罪恶，而资本的来源和资本的运动是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是为其结论所服务的，不是问题本身，所以是资本论不是论资本。在三卷中，马克思每一卷都是回答的不同的问题，前一卷问题的解释是为理解后一卷问题做铺垫。这次先总结第一卷的内容。
资本论第一卷：揭开资本的神秘面纱
马克思在第一卷要做的是说清楚资本的来龙去脉。他以资本为线索，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动态的关于资本的社会表达，从资本产生前的商品社会，到资本产生时过渡社会，最后到资本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一个历史的延续性的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在他眼中是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规律支配的结果呈现，资本从无到有，起点是商品和货币的出现。
商品和货币为什么成为讨论的起点？因为商品是资本社会的元素，这里是资本潜藏之处。单个商品具有两重属性：使用价值和价值，背后体现的是劳动的二重性，即表现为使用价值和表现为价值的不同劳动，表现为使用价值就不具有价值的属性，表现为价值就不具有使用价值的特征。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有些东西在为资本的产生创造条件，即私有制的确立以及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在一个承认私有的社会，人与人之间有明确界限的社会，物品转变成商品，且在共同体的尽头开始了交换的生涯。伴随交换范围的扩大，交换形式的变化，直接的物物交换发展到扩大的物物交换，货币，商品价值的另一种表达形式，成为交换的一般中介物出现并占据了重要地位，商品流通的实质是商品在使用价值和价值形式之间的不停转换，货币在这个领域里跳舞，商品实体只在进入流通和离开流通（即生产和消费）的两个节点才会出现。在货币跳跃的世界，它不断实现着质上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分离，量上的价值量的增加和减少。至此，马克思在第一篇阐明了货币作为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的特性，让我们看到了货币世界的完整面貌，为后篇解释“货币怎么成为资本”做好了第一步。
货币怎么成为资本？马克思以公式“G-W-G’”说明货币是资本的起点，货币变身资本后便不断自我增殖，只有退出流通增殖行为才终止，所以要说明资本的产生就是要说明货币怎么就成了资本。对此问题的回答在现有商品交换内在规律的基础上即理解为：货币占有者按商品价值购买商品，按商品价值卖出商品，怎么就实现了价值的增殖？流通是货币生活的世界，但这个世界遵守的是等价交换的原则，马克思没有在这里否定等价交换的原则，而是转而思考流通之外的哪个地方可能产生出剩余价值。商品交换的世界在流通之外就是生产和消费，然后消费是价值增殖的最后实现，同样遵循的是等价交换的原则，所以剩余价值的发现要从生产领域去寻找。当把目光置于生产领域，马克思马上发现劳动力这种特殊的商品在价值创造上的特殊性，即一般商品不创造价值，只有劳动力才创造价值。一切价值的源泉都来自于劳动。而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才被作为一种商品而买卖，因为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具备了将劳动力当作商品买卖需要的社会条件，即私有的社会观念（认为个体对自己的人身劳动享有所属权）和除了劳动力没有其他生活资料可以拿去作为商品进行交换的所谓的“自由”的工人阶层。不是有了货币和商品交换就有了资本的世界，而是有了劳动力与商品的对立（即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资本才真正开启了自我实现的步伐。
劳动力如何创造出了剩余价值？马克思带我们去到了生产进行的场所去找问题的答案。奥秘在于“劳动力使用一天创造的价值比劳动力自身一天的价值大一倍”。一切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都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合并，超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劳动创造的都是剩余价值，这是被劳动力购买者无偿占有的无酬劳动，是资本积累的源泉。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剥削经历了两个时期，先是剥削绝对剩余价值，后是剥削相对剩余价值，前个时期资本家通过不断延长劳动时间以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是劳动力被压榨的黑暗时期，后个时期资本家力图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手段，减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这也是从手工业体系解体，社会发展出分工协作，再到工场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发展的重要驱力。前者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也是后者的起点，后者则是资本生产发展为突破劳动时间限制而力争前往的方向。最终劳动工人被剥削的程度通过剩余价值率（剩余价值同可变资本之间的比率）做出衡量。
解释了货币成为资本的根本所在，接下来马克思回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上来思考资本产生后是如何实现自我积累和扩张的？就简单再生产而言，积累要实现等于资本家有足够货币投入生产，购买劳动力，这在生产过程上需走完两步，一是生产出的商品能卖出去，二是再从市场上购买新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对资本增殖而言更核心的内容是劳动力的购买。因为将资本家和工人作为两个完整的人格来看，社会财富的生产中增量的部分来自于工人的劳动，其他只是社会财富的不同分配。因而资本的积累的条件就是不断有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即通过不断再生产出资本关系（一边是资本家，一边是雇佣工人）维持积累的动力。（“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联系中加以考察，或作为再生产过程加以考察时，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资本要扩大生产，要积累，即从剩余价值到资本的产生过程，是不同于简单再生产的。因为简单再生产的结果是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基础上的同等规模的不断重复，无法实现规模的扩大，之所以能够实现扩大，根本在于劳动力生产出的产品价值除了包含使用价值、劳动力自身价值、剩余价值之外，还包括了预付再生产所需的剩余价值，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在资本构成不变的情况下，资本主义越发展，可供剥削的剩余价值量越大，可变资本，即用于购买工人劳动力的资本就越少，这种少是比率上的，而不是绝对量上的，伴随资本主义积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无生产资料的工人被制造出来，工人中的后备群体的扩大，与现役工人竞争，为资本主义加重工人的剥削提供了有利条件。而这一切的开始都是起源于历史上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而以暴力手段强制将人口与土地分离，让劳动力失去一切生活资料的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一切殖民都是为积累服务。
至此，第一卷的问题回答就是资本并不神秘，它生根于资本家对工人阶层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剥削，从剩余价值变性为资本，没有其他，只是剥削的更重（加上再生产所需的预付价值）而已。
2018.7.7-8.28
书单：《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道德教育》《教育思想的演进》
内容：涂尔干的社会思想：经验社会的支配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涂尔干从方法论层面对自己的研究做出了总结，在这里，他以社会的实在特性为起点，论证了研究社会该有的态度与方法。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具有物的特性的社会事实，即外在的、对个体有约束力的普遍存在的事件。科学的社会研究目的不在于描述，而是要做出有价值的因果分析，因果分析与功能分析既要结合也要区分。分析在同一社会种环境下一种社会事实与另一种社会事实的共同变化关系是考察二者之间因果关系的有效法则，即共变法在因果解释工作中的运用。
《社会分工论》：韦伯看到的是新兴社会结构体的出现和发展，涂尔干则是看到了法国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在大革命后的分崩离析。这种崩溃是如何发生的？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涂尔干是转到另一个层面来找答案的，即统一的社会是如何成为一种可能的，即社会团结需要怎样的条件。概括言之，社会的单线进化是从简单向复杂的一种变化，过程中社会密度和容量的不断扩大促成了结构层面集体意识和个人意识关系的调整，但二者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在不同时期的地位和作用方式发生改变。由此区分出两种社会团结的类型，即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前者是社会发展早期，集体意识维持着社会秩序的统一，规范的导向是强制惩罚类型的，后者是社会进化，劳动分工发展，个人意识获得发展空间，社会调控成员行为的方式准则从具体向一般抽象过渡，规范调整行为的目标是恢复性的。当前社会的危机就在于分工发展了，但相应的维续统一秩序的新的道德体系尚未被发现和推动建立起来。
《自杀论》：第二次读《自杀论》，有突破性收获。三点：①这是应用统计研究社会问题的经典范本，即使在今天依然适用。尽管没有高级炫目的统计技术，但丝毫不减思想的魅力。用统计来研究社会问题，核心不是统计，而是数据背后的质性基础。涂尔干根据自杀的数据，以丰富的社会理解为储备，分析出社会的统一特性，即社会事实：自杀率的增加或减少。这里有价值的不是他的统计技术，而是他对每一个重要数据的分析与解释。②思考问题时要学习思路的转换，突破惯性思维的限制。对自杀进行类型划分，惯性思维是从自杀特征入手，但就自杀而言，难。涂尔干却能想到从自杀的社会原因入手，这种思路的创新是有助于推进问题的研究的。同样的还有他在考察某些推论时通过延长观察问题的历史时期来驳斥他者观点的做法。③重要观点对中国现实问题依然有启发。个体是集体意识和个体意识交互作用而统一存在的结果。社会转型需要有道德转型的同步，一旦步调失调，社会即会陷入失范状态，且会外表于不同的事实层面，如社会自杀率变化异常。调整的方向是调整同样需要团体性质的意识来代替社会本身进行拨乱反正，这一任务的担当者必须具备三点特征，即涉及大部分人、不受地域、不受空间限制，行会是涂尔干看到的在法国能代替社会执行新的道德纪律的主体。这个问题的提出同样是对中国的提问，即中国的内在的统一力量可以由什么样的组织体系来执行。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虽然涂尔干并未言明，但我理解他之所以要去探索宗教的话题，并不是像他自己说的因为社会是一门关于人的科学，人的宗教本性就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而是因为他看到了宗教的凝聚力。也就是说他感兴趣的不是宗教生活，而是一切在社会统一之处发挥作用的具有“物”的特性的社会事实，恰而宗教属于这一范畴。考察宗教，涂尔干的基本思路是：以一种实验法的科学性逻辑确证了应从从原始宗教中去探寻宗教的结构和本源。在阐明了宗教的基本结构是信仰和仪式之后，他认为原始宗教不是祖先崇拜，而是图腾崇拜。在对大量民俗资料展现的图腾崇拜内容的挖掘中，主要是各地共性、普遍要素的发现中，他认为一切宗教力的背后发挥作用的始终是社会实体，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的，信仰和不同分类的仪式本质都是系于社会集体意识与个体意识之间的关系上的。集体意识高于一切个体，且只存在于群体生活中，但集体意识又必须通过内在与个体的方式来表现和增强自己，这是宗教生活呈现出周期性等特点的由来。以此，宗教是社会与个人之间的中介表达，是社会通过个体内在表达自己的必然借助，且方式也会伴随社会的进化而不断调整。宗教是经由经验的社会而获得了一种具有道德约束性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一种内在的凝聚力，能承载统一的功能。这种力量，任何秩序社会都会存在，也就是社会的道德体系，它是共同生活条件下的自发结果，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宗教承载了道德的这种统一力量。由宗教向外拓展，他带着这一结论去分析人类的其他集体性呈现：人不同于物的思想体系。思想能力是个体的，但思考的结果却是社会的，包括一切概念、范畴，因其普遍外在个体特征与社会的三性相亲和。这也是涂尔干知识社会学的核心结论：哲学、科学等都是社会作用的结果。
《道德教育》《教育思想的演进》：在涂尔干看来，道德是规约个体行为的规范系统，是统一社会秩序的核心力量。应对社会离散的危机，要从道德体系的重建入手。但这种重建不是凭空构想的，而是要立足社会实在的实事求是的重建。早期的道德是披着宗教的外衣的，现如今需要找到适应现代社会的新的道德体系，一方面要化约曾有的宗教的色彩，另一方面要找到万千道德规约背后的力量之根，再思考其表达自己的方式，即道德力的内容。涂尔干从功能分析的角度看到了道德的纪律精神的内涵，从内容分析的角度找到了道德中对社会群体的依恋特性，将道德视为一种实体，最后看到了其受约于社会但又保留自身的自主性。新时期的道德体系应该就是拥有这三大要素的行为规范体系的理性表达。如何实现这种道德教育，应该从道德在个体身上培养的起点阶段，即学前教育中就开始这项工作。教育本身就是以一种符合儿童天性的方式来告诉儿童社会的严肃和认真，告诉儿童规范的然和所以然，以教师的身先垂范，引导学生获得纪律精神，顺利从个体生活过度到社会生活，完成社会性的获得，完整自我。
总结起来，涂尔干的问题意识是清晰的，他关心的核心就是社会的危机从何而来，又如何化解。他认为一个常态的社会是有序的社会，其当时的社会秩序是混乱的，是非常态，是遇到危机需要应对和化解的。危机从何而来呢？每个独立的社会都有着自己的进化路径，结构从简单走向复杂，同一历史时期可能不同阶段的社会会并存，维系社会整体的统一力量，即道德力，也是伴随社会的进化而不断发生改变。社会的正常有个前提，不同社会结构与统一力量是相适应的，一旦二者之间步调不一致，社会即陷入失常。失常社会的纠正路径是新的道德教育。新的道德教育不是臆想规范条约的强制性灌输，而是不脱离社会实在自我表达的内在教化，是权威性质的重建，它实现的载体是教师有明确目标导向的自我行为示范。
在涂尔干眼中，整个人与人相互交织成的社会，是个有自己特性的实体，相对稳定的、对个体有约束力、普遍存在的。社会形成之后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体现于个体内在的社会性上。个体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自然属性是彼此区分不同的缘由，而社会性则是彼此同一的部分，也正是这一部分实现了彼此之间的共识、统一，连结，也实现了社会在形态上的团结。个体的社会属性是元素，社会团结是结果，从元素到结果，需要有环境的支撑或者说是联系的纽带，这个纽带是一个系统的成体系的，就是道德，也是历史上一直存在的宗教，可以说宗教是早期的道德，推论的依据就是它们与社会在三点特性上相亲和。事实上，人类生活中一切集体的外在的有约束力的事实，在涂尔干看来都是社会实体向人类展现自己的手段和工具，譬如知识体系等。我们生活的世界似乎是由经验社会支配占主体的有限自主的结果。所以读完涂尔干，留给自己一个疑问：个体的自主性从何体现？
Ps：对韦伯与涂尔干的宗教观有一个小体会。涂尔干是侧重形的分析，韦伯则更注重质的观察。但在问题上涂尔干是想解释宗教对个体行动的驱动力从何而来，它是与相应社会的结构特征匹配的，韦伯则似乎是在这个问题上作了推进，即回答了什么样的社会结构下呈现出什么样的宗教特性。
感想：要提高应对事务性事情的能力，学会控制情绪而不是被情绪控制。
2018.5.15-6.28
书单：《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经济与历史 支配的类型》《法律社会学》《宗教社会学 宗教与世界》《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社会分工论》《自杀论》
内容：韦伯的社会思想
《支配社会学》《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社会学的基本概念》《非正当性的支配-城市的类型学》《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法律社会学》《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经济与历史 支配的类型》《宗教社会学 宗教与世界》
1.理论核心：社会行动、支配结构和理性化进程是支撑韦伯社会思想的三大架构。在韦伯看来，社会是各类主体社会行动交错建构而成的结构性空间，主体由单个主体到基于一定纽带之上的共同体，如市民阶层、法律共同体等，行动的内容也由主体主观意义导向不同方向，即向着不同的理性化目标发展。不同领域不同主体，理性化目标不同，可以做出理想类型的划分：经济领域的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法律领域的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故而也是一部理性化的进程史，有一种从价值理性向目的理性进化，由实质理性向形式理性发展的倾向。但同时社会的结构性资源是有限的，包括权力和物质性的，因此，不同主体行动理性化发展过程中产生出支配型社会关系，不同类型支配模式形塑出不同类型社会结构，占据支配地位主体的社会行动的内容决定了社会的性质。
2.现实结论:韦伯随即将视角置于时代社会的发展，他为时代把脉的结论是一种全新的社会结构类型正在成长和兴起，并不断蔓延。他以一种诠释性理解的方法论立场，从经济、政治、法律和宗教层面对此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得出结论：建构新型社会结构的行动主体是基于货币经济得以从坐食者隶属下取得自由的新兴手工业者以个体身份订立契约结合而成的共同体——市民阶层，其行动理性化的目标是精确计算以不断扩大自我利益获得，在经济形态上资本的不断积累与扩大，在政治领域是不断争取和扩大自主权利空间，取得支配地位。这种精于计算的工具理性行动带来社会结构的工业资本主义、城市、科层制和形式法的兴起与发展。它是对既存社会的颠覆与革命，即改变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共同体为以共同地域为基础的个体自由契约结合而成的兄弟盟约共同体，突破既有家产制等身份特权权威体制，建立起全新的市民具有自主特性的城市共同体，从自然法源头上的实体法中发展出极具抽象、一般性特征的形式法。这种革命和颠覆何以独在西方成为可能？问题的实质是为何西方在理性化道路上走在最前？理性化意味着更一般、抽象更普遍和更体系化。经济、政治、法律和宗教多种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西方本身的并不存在一个大的集权力量，在权力结构中各类势力势均力敌，经济的货币化发展给城市手工业者提供了成长为自由和有一定资源的市民的空间，在行会的助力下，市民阶层壮大，继而拥有了与既有权威主体一搏主权的实力，且在法的形成方式上（法律教育）施加影响。与此同时，新教上帝预选观指导下让个体成为个体，脱离氏族关系束缚，重组社会关系结构，且在行动内容上宣扬入世的禁欲主义伦理，这与市民阶层不断追求自我检视和有计划的规制的这种讲求方法的理性主义生活态度之间具有亲和性，由此宗教不仅没有像其它地区那样阻碍理性化的发展，反而是一种助力。由此，在理性的理性化道路上西方走在最前，其他文化地区或因为集权的权力结构、或是宗教意义的伦理上去魅不彻底等而滞后。这里一切革命的可能性都蕴藏在卡里斯玛要素里。
感想：
一是读经典每一遍都有不同的收获，即使重读，未必能快，也不需要快，经典意味着常读常新。二是读韦伯结束，有种隔层纱的朦胧感，总觉得再读一遍可能对思想脉络的理解更清晰，但此刻决定只要对整体有初步的感觉就继续往后读，想更深的理解留待第二遍。
2018.4.10-5.15
书单：《非正当性支配》《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部分）
内容：
1.《非正当性支配-城市的类型学》：韦伯以近代西方城市为理想类型，试图通过对不同城市类型的梳理，在西方中古城市里找到理解这种城市共同体在西方发展成熟的原因。这种城市的核心是其地域共同体特性和市民阶层为主体的支配结构。城市出现之前，共同体的结合是以氏族为纽带，越是接近理想类型的城市越是通过契约缔结相互之间的关系，进而从血缘共同体发展为地域共同体。基于货币经济之上的城市土地制度（地产可以自由转让、继承等）、身份政策（“可透过货币经济的营利手段从隶属身份上升至自由身份的场所”）以及军事制度（军队自行装备，支配者必须极度依赖士兵的好感），使得城市市民团体拥有了军事与经济上的独立性，进而在争夺城市支配地位的斗争中获有一席之地。平民城市即是市民团体取得支配权的城市，是市民的兄弟誓约共同体打破门阀支配的结果，其特征是自治程度高、政治、立法、市场权、租税等各方面的自主性强。PS.市民阶层应该是马克思笔下的资产阶级，城市的自治自主性就是关于民主的议题。这里还有基督新教信仰在打破氏族共同体上的促进作用。
2.《社会学的基本概念》：韦伯在这里要回答的问题是社会学何以以及怎样能立足于科学的领域。社会学立足科学的路径是对社会行动进行诠释性理解，并对其过程和结果进行因果性解释。其方法论基础在于个体行动有其主观意义成分，理解社会行动的主观意义是社会学相较其他学科的超越。然而，理解不能停留在观察性理解阶段，而是要在更深的层次上形成社会行动的意义、关联要素和社会行动之间的关联模式，即诠释性理解。在此基础上抽离出的理想类型是推进研究的有效工具，现实中的实际行动全部可以视为接近理想类型与偏离理想类型的行动。诠释性理解得到的结论只能是一种因果性假设，可靠的因果性解释还应当补充以结果的确证，对社会学而言即是能说明假设的内容在多大程度上会重复发生。理论上具备了因果恰当性，实际中又能重复发生，这样的因果解释是社会学的科学性体现。可以看出韦伯这里想要消融主客观、行动与结构二元对立情形的努力。基于此，韦伯总结出了社会学研究社会的工具：一套丰富的概念体系，从社会行动开始，社会关系、习俗与风俗、正当秩序、斗争竞争和选择、共同体和结合体、组织、权力与支配、政治组织和神权组织。这些概念组合到一起是社会学眼中的社会，是社会学研究者解释社会的工具。
3.《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是新教与资本主义的理性化经营之间有什么关联。韦伯认为新教中“以劳动为天职”的伦理观与西方资本主义“理性的劳动”（讲求方法的劳动）之间具有一种亲和性。新教加尔文教教义中的“上帝预选”观，即上帝的选民是预定的，没有任何有效手段可以实现救赎，只有不断劳动以增加上帝荣耀的观念促成个体成为独立的个体，以劳动为天职，并在行为和生活样式上不断追求“自我检视和有计划地规制”的禁欲主义，这点正是资本主义理性经营行动的内在伦理基础。去魅越彻底，禁欲色彩越明显，理性化程度越凸出。韦伯还认为这样一种禁欲伦理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不断蔓延世界，人类生活最终的命运是什么，不可知，但不太乐观，可能深陷理性的牢笼，而得不到救赎。
4.《儒教与道教》：本书讨论的是儒教是如何形塑中国的社会，为何这种形塑的结果没有在西方发展出的理性经济？关键是儒教与士人阶层。儒教以现世为取向，认为秩序的存在是合理的，个体安命求救赎的路径是修己身“戒慎而理性的自我控制，以及抑制任何凡是可能动摇心境平衡的、非理性的情欲”，以实现与现世秩序的和谐统一，受教育故而成为获救赎的重要判准。不愿变革、追求安稳，恭顺、重视传统、追求人性的善、对人不对事、君子行径注重面子等等追求由外而内的生活态度都是基于此伦理之上，即一种入世的俗人道德伦理。这种异于西方理性主义的儒教的理性主义，在中国社会从氏族向家产官僚制社会衍进的过程中，经由其教徒士人阶层的践行，与家产官僚制国家的统治需要相契合，从而成为正统，儒家经典就是儒教教义。儒教的理性主义是一种未能完全去魅的理性，它认定现存秩序的合理性，只要不威胁儒教正统地位的内容都是被允许的，譬如巫术等，因而发展不出西方宗教观下现世与来世之间强烈的紧张程度而带来的完全的彻底的禁欲主义，即西方的理性主义。
小结：对韦伯的初理解：这四本书看似在说四个问题，实为对一个问题的思考：西方社会的独特性从何而来？韦伯认为当前的研究方法无法帮他找到问题答案，所以提出了一套自己认为有助于帮他找到问题答案的方法，即以社会行动的主观意义为出发点，找出行动的主观意义、行动与行动的结构环境之间的关联模式，也就是理想类型的内涵，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因果性假设，并以结果的确证，从而构成完整的科学的合理的对社会问题的研究。而他自己也正是在应用此方法的基础上得出了关于核心问题的一系列研究结论。西方社会独特就独特在其不一样的生活样式（一种社会行动的内容），由市民阶层践行，核心是不断追求自我检视和有计划的规制的带有工具性的理性主义。对导出这一生活样式的主观意义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这是新教禁欲主义伦理入世的影响。近代西方社会正是这一行动内容在经济社会等各种结构层面的整体呈现，是不同因素系统化作用的结果。韦伯进一步提出问题：为什么这种带有理性光环的独特性只在西方发展而没有在其他文化土壤里滋养成长，譬如印度、中国？韦伯认为社会从氏族为纽带的血缘社会向以契约为纽带的地域性社会变迁的过程，实质是社会主体行动不断理性化的过程，近代西方在理性化的道路上走在最前，所以回答这个问题时他是把西方理性社会作为一种理想类型，其他社会作为偏离理想类型的类型进行对比去分析阻碍其他文明走向彻底理性化世界的因素。对阻碍因素的确证韦伯同样是回到行动的主观意义层面去思考的，那就是社会主流伦理观。不管是中国还是印度，都是因为社会主流伦理观去魅不彻底，在中国是儒教正统，在印度是印度教，去魅不彻底的佐证就是道教和佛教这种异端教说的存在和延续。韦伯把人类社会发展脉络抽象为理性主义走向统治地位的过程，人类社会必然会经历一个被理性统治的阶段，至于深陷理性牢笼会不会是人类社会的最终结局，尚未可知。
感想：
一是读书要有连贯性，对这种经典的阅读，最好不要间断，一口气读完，如果太碎片化，零零散散的，往往前后思想连贯不起来，在理解上会大打折扣。
二是总结要及时。读完一本，先不急着读下一本，最好花一两小时时间回味思考一下理解的内容以及整个读的过程和感受，且最好能写出来，尽管累，但即使只是只言片语只要是自己的东西也是很有价值的，至少能帮助提升自己的总结水平。
018.2.25-4.10
书单：韦伯《支配社会学》
内容：
一、支配的社会学理解。支配是权力的一种类型，支配社会学可理解为是韦伯理想类型方法论研究应用的一个案例。韦伯支配定义中与其他权力类型区分的关键要素是命令和服从。随着历史发展，支配的典型从直接民主制向“望族”支配发展，最后向组织支配转化，组织支配的结构依据支配者与机器（组织）之间的关系、两者与被支配者的关系，以及特有的、分配命令权力的方式而有不同的类别。所有的支配都通过行政来展现与运作，直接民主制向支配关系的转换，行政质与量的增长致使组织支配的必要。支配组织的持续运作会有三种合理性途径或手段，一是合理规则的制度，二是人的权威，三是卡里斯玛的信仰。这三种是本书讨论的主体。
二、支配类型的讨论。①官僚制支配是韦伯讨论的起点。官僚制有典型表征，权限有规则可依且明确，层级制，文书档案部门为基，专业化，全职投入非兼职能胜任，行事规则明确，官僚本身占据特殊地位，如以事化为目的、社会地位较高等。有意思的观点，官僚的地位性要求与普选这种官僚产生方式之间存在着二律背反，官僚本身越来越被要求专业性，但普选除了会削弱官僚对层级制的从属关系外，还会危及官僚的专业性资格与官僚制机构的精确运作。官僚制的发展有若干前提条件。前提第一就是货币经济的成熟，这一条件发挥作用不是直接性的，而是因为成熟的货币经济为官僚制发展所需的特定租税制度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基础，一个稳固的租税制度才是维系官僚制持续运作的必要条件。前提之二是行政事务量的发展，需要专人专业做事。（韦伯对前提条件的论述关涉了大量关于民主的讨论，值得细读消化。）三是行政事务的质的变化。四是官僚制组织的技术优越性。职业职务上就事论事的特性和专业性要求越来越高。五是行政手段的集中。即支配者掌握了相当的物质经营手段的支配权。六是社会差异的齐平化。官僚制是大众民主制的必然产物。二者之间的关系非常有趣。官僚制一方面是为实现民主避免特权阶层独占支配者地位的产物，但另一方面官僚本身又成为一个有特权的阶层。官僚制一旦发展成熟基本是永续的，不断变化的只是官僚机构中人物的更迭。讨论官僚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取决于官僚机构所处的领域，正如韦伯其后讨论官僚制权力中指出的，单纯讨论官僚制的权力不是一个议题，要讨论这点实际要讨论的是官僚制背后的支配者的权力概况。而官僚制本身一旦发展成熟，必然掌握了极大的权力，这种权力伴随着其专业事务的秘密化倾向不断扩展，甚至可以与支配者抗衡。官僚制的支配结构的发展要看合议体的发展。有元老会、官府、近代的董事会等。官僚制支配结构促进了文化上理性主义的全面发展。这里韦伯讨论了其中对教育的影响。文凭成为占据利益地位的一种手段。②家父长制支配与家产制支配。家父长制是官僚制产生之前的一种典型支配类型。其本质是被支配者对支配者个人的恭顺，支配者在传统制约下对支配者行使权威，传统与严格的个人的恭顺关系是家父长制的两大结构要素。随着家规模的扩大，分家意味着家产的分离，家父长制发展成为家产制，内在结构也变成是支配者本身的利害关系与权力关系。如果继续发展，家产制的未来是庄园制。如果一个国家的支配结构是家产制式的，便是韦伯所说的家产制国家。家产制国家，支配者最重要的权力是军事与司法权力，被支配者最主要的义务是满足事主的物质需求，这种政治结构的维系依赖实物给付与贡租的共同体经济。当货币经济出现后，政治上也就会走向官僚制。家产制支配者的权力地位的维系需要军队和传统的保障。军队的组成有多种可能，它的存在是支配者能够与传统挑战的武器，是新支配者出现的可能。传统是支配者权力正当性的重要依据来源。家产制结构中支配者需求的满足是通过赋役制、连带责任和强制团体三要素实现的。家产制的经济关系中支配者必然要从被支配者身上索取赋役满足其需求，“确保赋役式供应最彻底的形式是将农民世袭性地束缚扩大及于其他职业团体”，连带责任的规则设置发挥了效用，从以人为对象到以土地为对象的赋役制，要完成大范围的每一个人的赋役义务，支配者必须拥有一个庞大的强制机器。强制团体是实施索取的劳力，即官吏群。家产制官吏最先定性是支配者的家士，从非自由阶层走向自由阶层，官吏群极易走向定型化，垄断官职，这是支配者不愿意看到的，其避免方式是任用世袭性人身依附这或外族人。家产制官职权力公私界限不明，支配者个人好恶是处事的决定性原则，权力地位来自纯人身性的隶属关系，职务忠诚是一种婢仆忠诚，唯一受约束的是传统。家产制官吏的生计来源于俸禄，有实物、规费和土地三种形式，其中规费因为有货币化的因素在内而最为复杂。韦伯这里对教会、国王与贵族之间的历史争夺的讨论有意思。“家产制国家里，所有行政之俸禄分权化、所有权限之固定化以及所有俸禄占有，皆意味着定型化，而非理性化。”最终结构如何，由支配者与俸禄持有者之间的权力关系而定。这里实际上讨论的是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博弈。支配者为维护自己权力的统一，会采取多种手段，如巡视，人质等。家产制行政功能发挥可有埃及、中国为实例。两者的行政体系都起源于治水，但又有所区别。埃及的行政体系为法老所独断支配，全部行政体系是围绕法老的个人需求所展开，作为支配者，法老要防范的是地方庄园领主的反支配。而中国特殊的一点在于地方氏族势力对支配者权力的反作用。家产制支配者权力的扩大带来的分化极端化后有两种结果，一端是分权最小，官员义务限于只提供兵员与贡纳，另一端是分权的最大化，相当于独立王国，是支配者权力在地方的复制。家产制支配者要对抗的分权力量最主要的是地方望族，有庄园领主，有以出身乡绅的治安长官为基础的绅士。历史上家产制君主与庄园领主望族两种权力往往达成妥协，“只要在不影响君主租税与征集兵员之利益的范围里，地方家产制支配者对其属民的支配权与经济上的自由处置权即可收到保障”，这类似于我们通常看到的某些人群所享有的特权，比如说贵族、乡绅。但在沙皇俄国，王权敢于得罪贵族，因为贵族本身分裂严重，无力对抗君权。西欧中世纪贵族有种特质：通过一种固着于传统、并由教育强化的特定信念，而使生活态度有一种核心取向，从而发展出一种身份习律，人格尊严基于个人荣誉之上，而非仅凭官职等。这种发自内在、原则性与统一性的精神，与外在、封臣与其支配者的关系一起制约着封建的荣誉观念。至此，韦伯将封建制定义为一个家产制君主统辖地方上的家产制支配者（同时也借助他们之力）的政治的支配。③卡里斯玛型支配的本质是对支配者超日常需求的满足。其支配的建立立足于被支配者的接受，视乎效验的结果而定，支配结构非恒常，不稳定，故而韦伯重点讨论了卡里斯玛的变形，即卡里斯玛的经验情形。卡里斯玛型支配结构寻求持续和正当性的努力通常就是其变形的开始。变形方向可能是回到传统型，也可能是作为一种元素嵌入或结合于其他类型支配中。韦伯特别关注宗教卡里斯玛与政治支配之间的关系。宗教与世俗在权力的争夺中极端的结果是要么政教合一，世俗权力在上，要么教权制统治，教士权力在上。其结果是依据两者身份间的实力状况而定。教士取得支配地位的必要前提是本身已经发展出一套相对完整的自己教义体系下的独立官僚制，即教会。教会在卡里斯玛即事化的历程中逐渐形塑出特有的行为伦理特性，体现于世俗的生活态度上，影响经济发展。细节内容还体现在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读完一起总结）。
感想：量的积累很重要；要更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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