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011
科学文明中的人
在社会发展的原始阶段，生存问题以及人类在接触外部自然时所产生的偶然性经验，需要一种口头产生的关于秩序的幻觉来加以平衡。随着对外部自然的控制日益增强，世俗知识越来越脱离世界观，世界观也越来越局限于其社会整合的功能。科学最终建立起解释外部自然的垄断权，否定了传统的宏观解释，把信仰方式变成科学主义的态度，只允许人们信仰客观主义的科学。在这一领域里，偶然因素得到了承认，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被技术所控制。然而由于社会共存领域的复杂性日益增长，新的偶然因素大量出现，人类驾驭偶然因素的能力并没有得到相应提高。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无法承担世界观的功能。社会科学最终从客观主义历史哲学产生出来的时候，也就消解了秩序的形而上学表象，也促使可以避免的偶然因素不断增多。他们既不能产生出社会用以驾驭偶然因素的技术知识，也不相信强有力的理论策略能够揭示唯名论意义上偶然因素的复杂性，从而把握社会进化的客观内容。个体生命存在所面临的风险使其根本无法摆脱生存的偶然性，只能与他们共存。那么个体如何才能完成建构自我认同与集体认同的道德实践任务呢？社会如何在自我理解组织基础之上形成引导行为的规范力量？
人生来对意义有一种渴求，不得不把一种以将世界结构秩序化的社会活动为前提的意义秩序强加给现实。社会规范化功能的重要性体现在个人脱离了社会就会面临无数自身无法应付的危险以及无法忍受的源自人的社会性的内心紧张。脱离最大的危险是个体的无意义。宗教的意义许诺满足了人们对于真理的幻想，包括世界是如何发生的，也提供了对不安定偶然因素的慰藉使人们得以忍受不可能被消除的风险。宗教把一个缺乏控制的环境的各种偶然因素和人类生存的各种风险一同加以处理。个体运用社会中程序化的仪式和集体的参与去以结构性的方式来缓解重大转折事件带来的个体或集体的焦虑。传统仪式和宗教信仰把个体行为与道德体系以及关乎人类存在的基本问题联系起来，为群体提供了一种团结一致的核心精神，并为那些参与者安排了明确的任务。家庭单位为我们提供了要履行的基本的生活义务，在其中我们可以找到信念感、使命感和责任感。
在18和19世纪里不言自明的东西崩溃或受到毁灭后，就人类生活和必须生活在其中的新的秩序而言，又没有形成任何新的道德约束和正当性。生活缺乏计划性和信仰体系，他们作为个体在道义上孤立无助，个体互相不能提供保护，因而也就渴求保护。世界对于行为者的不回应，迫使他屈从于他既不能理解又不能引导的力量。“能够毁灭人类的核灾难的威胁，不也能够保护使核灾难的危险永恒化的那些势力吗？”和平要由经常的战争威胁来维持，社会发展取决于对各种平息生存竞争的实际可能性的压抑，社会生产率对于人的需要和才能的自由发展使破坏性的。在压倒一切的效率和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准双重基础之上，社会突出地利用技术而不是恐怖去压服那些离心的社会力量。技术进步扩展到整个统治和协调制度，创造出种种生活形式，这些生活形式又调和着反对这一制度的各种势力，并击败和拒斥以摆脱劳役和统治、获得自由的历史前景的名义而提出的所有抗议。维持和改善现制度成为了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利益，并使对立面一体化。技术的进步在多大程度上保证着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和吸引力，质变就以多大程度在一种非爆炸性发展的现实主义主张面前退却。科学地征服自然的技术被用于科学地征服人。
人将如何去生活？
又将如何去找到自己？
自我是我们对自己进行塑造的结果，形塑着一条从过去到可预期的未来的成长轨迹。个体依据对未来的预期而对过往历史进行筛选，并经由此种筛选过程对过往历史进行再利用。个体的反身性思考无时无刻都在进行，对自身行为的反身性关注是持续不断的。未来就在时间控制和自我叙事整体性所依赖的主动的互动过程中被井然有序安排好。生命进程中的重要转变都意味着个体要有意识地处理蕴含希望的风险，把握住个人危机下出现的新机遇。现代与传统不同的不仅是仪式的缺失，更是在于这些重要转变被纳入以反身性方式被动员起来的自我实现的轨迹中，依据这种轨迹得以实现跨越。个体学会规划和忍受一个无限开放，最终在本体上还不确定的偶然世界，并把它作为自己选择一切体验和行为的基础。人对社会所提供的解释模式会采取一种反思立场，这就使得他们能在与这些文化解释接触过程中确定自身的认同。这里我们可以区分两类事物，一类是态度和信仰系统，另一类是使他们得以维持的认知架构和发展水平。原生者是不假思索接受童年信念的人，再生者是经历了长期的怀疑、批判和检验之后才可能恪守同样信念的人。二者的信念是一样的，但他们的思维定势、认知架构和发展水平是迥然不同的。
生活方式是一组被整合起来的个体的实践，为特定的自我身份认同叙事提供了物质形式。与传统文化的情境不同，生活方式这个术语意味着人类能在多元化的可能性选项中进行挑选，日常活动的一个基本构成部分便是选择。所有选择不仅是有关“如何行为”的决定，而且是有关“要成为谁”的决定。生活方式是惯例化的实践，包含一组习惯和偏好，具有某种一致性，对连续不断的本体安全感至关重要。但鉴于自我身份认同的动态性，被遵守的惯例会以反身性的方式等待改变。由于多重行动环境的存在，某个场景中遵循的行动模式或许会与在其他场景中遵循的模式有着实质性不同，即每个时空领域都可能有独属于它的生活方式小扇面，包括这一情境中的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现代批判理性的普遍特征，即怀疑，渗透到日常生活和哲学意识当中，并被制度化存在于现代性当中。反身性并非在愈来愈多的确定性场景中进行，相反，它在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怀疑主义情境中得以完成。所有知识都以各种不同形式的理论假设存在着，某些观点在理论上可能非常正确，但原则上却可以随时被修正，在特定时刻甚至有可能被丢弃。日益积累起来的专门知识体系也处于经常性的相互竞争状态，抽象体系提供的是多重可能性，而非确定的行动指南或行动方案。
根据前文论述，晚期现代性时期的自我发展会在实质性的道德剥离的条件下发生。后结构主义认为社会世界已经变成场景化和分散化的世界，自我也发生了类似变化。自我早已不复存在，唯一的主体是去中心化的主体，只能在语言和话语片段中找到其身份认同。自恋现象会普遍流行，它被看作是人由于无法获取基本信任而导致的人格变形。空虚和失落感使自恋之人依赖于对身体吸引力或人格魅力的培育，以此建立自我信任和基本的自我认同，来应对生活中出现的危险。过分依赖于他人的评价而建立起来的自我认同使自主性得不到充分的发展，时常徘徊在沾沾自喜与自身毫无价值的感受之间，因而又不能与他人建立有效的交流。随着公共空间的消亡，城市不再是开放的聚会场所而变成道路的组合，自我被号召来承担它所不可能成功完成的任务，在私人生活中找寻那些在公共领域被拒绝的东西。但事实上，公共空间以另一种方式重生了。现代城市使传统社区无法实现的公共的、大都市的流动性强的生活得以发展。现代城市场景为个体提供了多样化的机会以寻找趣味相投者并与之建立关系，同时也为个体培养普遍的多样化兴趣提供了更多机会。抽象体系深深地渗透进日常生活；另一方面，对这种体系的反应又把个体活动同无限延伸的社会关系连接在一起。打破的时空界限和秩序使得遥远事件也可以被纳入进个人经验的架构当中，并不必然在个体的心理特征和身份认同的“背景上”是模糊的。
自身反思意识的不断增强，就正好是意识的成果被科学技术客体化所促成的。人为了摆脱对自然的屈从，而不得不开始陷入理性自作自受的命运。人本身受到物化，受到压迫并自以为是清醒，以至于其谋求解放的努力导致了相反的结果，强化了使其遭受欺骗的环境条件。科学技术的创造过程导致全面割断以往的历史，导致人类认同的改变。创作者在作品中失去自我，建设者在建设中丧失自我。自我的异化是其异化劳动的伴随物。人类毫无保留地让渡自己以致退缩到自己制造的客观现实，变成一种人为的存在。但人类依然在不懈努力运用科学技术使自身客观化过程得以持续发展。反思性正是思维主体极力使自己领先于自身的客体化，从而保障自己对于自身的世界进程的优势。人类行动者从来就没有也不会被动地接受外部的行动条件，而几乎总是在思考这些条件，并依据他们的特殊情境来对其进行重构。人经历了异化的过程但同时也对他们视为具有压抑性的外部社会环境进行着抵抗。
自我规划要在一个技术性有竞争力然而道德上贫瘠的社会环境中以反身性方式获得。个体生活在内部指涉体系的范围中，管控代替了道德，个体有陷入无意义感的危险。以反身性的方式形成的抽象体系的正常运作通常都不涉及良心等问题。并非每一个生活在我们社会中的人都具有反身性意识、可以顺利开展这种反身性的活动而不遇到阻碍。心理疗愈、精神病患者的再社会化以及犯罪者的改造与再教育都涉及到自反性不良发展的社会帮扶。我们讲为什么现代人有更注重外在符号的倾向，因为外在符号的丰富恰恰赋予了主体在充满风险的社会生活中以安全感。被主体抓在手中的符号越多，越给他一种自己有了更多筹码的安心感，也有一种可以凭借这些符号去交换未来想得到的名利地位金钱的冲动。我们讲的生活中充满的风险是什么？通俗来理解就是我们生活于其中却无法把控事物发展的方向，随时可能出现无法预料的结果以及逃脱我们掌控的突发状况。我们随时可能遭遇以上风险，即他们是有日常性的。我们依靠着抽象体系给我们带来的安全感生活。我们选择信任或不信任他们，我们倚靠自己的主体性去选择信任谁的劝告，去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但我们依然有可能被迫接受选择也无法预料的后果。选择本身就蕴含着风险，从最初选择谁开始直到选择带来的未预期后果都充满着风险。但从现实来看，我们每个人依然在坦然地活着，即便我们随时可能会遭遇焦虑情绪，但这些焦虑情绪还不至于影响到我们无法继续生活。我们依然可以找到使自己延续生命的信念与价值，即便他们看起来不再神圣，也或许与他人的链接不再密切，我们更多是在为个人负责。这种生活的笃定从何而来呢？不可避免的，抽象体系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很高的参考价值，甚至成为我们有序安排生活的行为准则。所以有人会讲科学是现代的宗教，因为他们深入人的脑海，使人不知不觉信服并按其规则与要求行事。深刻在我们生活里的不仅仅是说明书的使用，还有使用说明书的意识。
我们讲到这里大家可以发现，我们重新发现与认识自我的过程除了需要自己以外，离不开理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因为这个过程就是在这个条件下发生的。这听起来像一句废话，但这里我想阐明的是毁了我们的也可以再创造我们，创造我们的也可以毁了我们。是自我驱使我们认识自己吗？是我们在反思外部自然和社会关系的时候重构了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意识到了自己，甚至于说是遇见他者让我们认识自己，反思诸己让我们更好适应环境安排生活。为什么当代人会认为未来是迷茫的而迫切想要抓住现在呢？其实这就是我们前文提到的生活规划，就是反思现在带来的“对未来的殖民”。与其说这种说法是讲我们即将失去可能本来是自由发展的未来，倒不如说我们是在牺牲现在的自如发展来换取安全感。我们听起来是在规划做自己、有主体性地做选择，但不论选项多么丰富我们都是在被提供的选项里做选择，我们在适应生活中寻找自己。是现代发展错综复杂导致的这种现象出现吗？可以把这种生活方式讲成技术的殖民吗？我认为不可以。因为自从有人群以来，人就不可能再彻彻底底地做自己，进入人群的人必然会磨灭一些性格再生长出一些性格。但弊端在于不进入人群、不生活在环境中也无法认识自己。当然人也逃不开被环境裹挟。我们就这样被迫又主动被迫地认识自己、改造自己、投入生活、无法无力不必也不会反抗。大部分人类的聪明之处就在于既然这件事情是不可避免的又是有利的（可以提供保护的），这些理由就足够驱使个体做出符合情境与自身利益的选择。多问一个为什么既不会改变现状反而会成为徒增烦恼的胡思乱想。人类千万年进化所保留下来的有效率的问题处理机制不会轻易将大脑浪费在难以确定结果的意义思索上，而更倾向于实质性地判断与行为模式，因为我们要创造物质材料得以繁衍、经验得以传递，只需要或者只允许少部分人去赋予给定行为模式以意义。我们今天看似开放的选择其实与过往别无二致。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已然不仅仅可以看作是作家的思想与情怀，我们更可以认为这就是在描述客观现实。吉登斯把这种现象描述为时空机制的脱域与重组。我们理解这一套系统语言的时候，通常会从普遍思维模式即通常所说的正向思维模式来理解。遥远的信息是怎样辅助我们做决策，遥远的经验怎样变成了我们自己的经验，远方的蝴蝶翅膀怎么在我的生活里挂起了飓风。换句话说，思考的中心是自己。自我其实也是他者。抵制角鲨烷的故事就在告诉我们“你是怎么迂回地当动物杀手的”。保健品中的鲨鱼肝油，护肤品里的角鲨烷美容油完美而畅销，让杀戮隐匿在化工产业背后。每3000条鲨鱼生产一吨角鲨烷，预估化妆品每年需要的角鲨烷是2000吨，一半用植物制成，还需要300万条鲨鱼付出生命。工商业发达科技交通运输的发展营造出来的距离感让我不直面杀戮，意识不到的残忍让无知的人无知无觉心安理得成为帮凶，递刀成为了日常。“猎杀”成为新闻上一闪而过的20秒。我们意识里塑造的自我认同其实不仅要照顾到自己受到了外部环境带来的哪些具体影响，我们也要承受着时空分离的伤痛，他们也是我们自我认同来源的一份子。
资产阶级个体的历史形态，出现了要求独立的，经过理性论证的实践架构中实现自主的自我组织的主张。在这种要求中展示出一种经过个人化而实现的普遍的社会化逻辑。社会系统通过建构具有社会化的个人认同来建立自身的统一。发达工业社会中，生产和分配的技术装备趋向于变成极权性的，不仅决定着社会需要的职业、技能和态度，而且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愿望。因此它消除了私人与公众之间、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对立。技术自身成为了社会团结的粘合剂。个体的自我反思特性是整个人类在后传统社会形成自我身份认同以及社会认同的基本条件。如果一个人不将自己置于其时代潮流之中，不将自己置于与其同属同一社会阶层的其他人的生活机遇之中，那他就不能理解自己的经验或测定自己的命运，无法在混乱与不确定中去寻找使自己生活下去的确定性。个人被动也主动地陷入反思性活动中去，技术理性既碎片化了又粘合了人类。人利用多元化创造一种独特的自我身份认同，把不同场景中的元素融合成一个整体性的叙事。每个人都独一无二又合理地存在着。人又与这个世界息息相关，每一件你知晓或者不知晓的事物与情境的发展变化都有成为你反思性思考的材料的可能。
本次写报告的过程实在让人受益匪浅，不禁让我陷入对自己以往的行为的反思性思考。（笑）也经由这个过程我意识到自己为什么一方面有明确的自我意识，另一方面却又模糊的好像没有自我。以前的我认为是似乎我对那些要选择的事情都觉得是无所谓的，选项本身之间似乎没有差别，好像是一种不触碰底线即可的选择模式。而今我意识到或许在潜意识里我就倾向于主体性是从根本上虚无的东西。
此外，事情的发展似乎就是两面性或者多面性的，没有什么特性可以被鲜明地孤立地摘出来，除非我们选择对某些东西视而不见，或者一意孤行地认为是什么起了重要的作用。你可能甚至肯定会反驳我，这样讲好像我们以后没有办法去做研究了，以前我们习得的根本原因怎么可能没什么作用呢？前人讲的那些都是基于瞎猜基础上的胡说八道？当然我想表达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当我们站在解决问题的角度看问题，我们必然回去寻找那个最能影响全局的因素去改变它或者影响它，我们把它称之为最重要的最根本的东西。事物的发展本身有没有重要和非重要因素之分呢？有。但所有事情发展都是合力的结果。我们不应该也不能够认为某一样因素就是对某种事物发展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或者为了更好发展要去消灭牺牲某种要素。认识和行动也是两件事情。我们不应该提出某种主张，但我们的行动往往难以面面俱到。行动上采取的主张不能说明我们就应该如何认识。说到这里我们能不能得到自我认同？能。站在生活的角度看，是不是根本上虚假的自我认同就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是不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事物发展的“真正的”自我认同。依附于外物发展起来的自我认同自然也就在现代社会千姿百态了，日后也会随着社会发展的性质而再变化吧。或许这就是我们所讲的时代的意义。大多数人能生活下去就足够了，何必自寻烦恼呢。
最后本次报告本人非常重视，认真写作，奈何能力有限。希望大家能够猛烈批评，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前半部分我用尽全力试图将学者们思想嫁接在一起，做背景铺垫和简单的理论介绍，试图说明白也多元化论述一件事情，我刻意回避他们之间的不同，包括根本性的前提预设角度的不同，因为在阅读过程中我也刻意将注意力就放在相似点上，忽略了根本性不同的前提下哪里还有什么相似之处呢？我们好像的相同不过是披着同一个名字的相同。但是苏苏发现了我原行文的逻辑，这让我异常感动。最开始说服自己之处仅在于处在同一时代背景之下论述应该是同一件事情吧，但事实上论述总是有一部分是脱离现实的不管有意无意，因为他们是被选择的再造。甚至在试图假装同意某些论述的基础上来描绘脑中似是而非的现实，假装自己真的信了这就是现实所以我会讲出来的这种状态。另外一个原因是为了追求那种论述的准确性，我大部分放弃了自己的表达去组织他人的语言再组织。幸而沁怡和达达一针见血又委婉地戳破我的假装，后半段我开始成为自己去胡说八道。同样是胡扯但是顺利的胡扯还是比磕磕绊绊胡扯舒服很多。以上内容欢迎大家举例证来批驳我，我陷入了自我证明自解矛盾的自我认同。谢谢大家！
20191125
书单：时尚的哲学 货币哲学 叔本华与尼采 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 生命直观
齐美尔的现代性
现代一方面使个性本身独立，给予他一种无与伦比的内在和外在的活动自由。另一方面，它又赋予实际的生活内容一种同样无可比拟的客观性：在技术上、在各种组织中、在企业和职业内，事务自身的规律越来越取得统治地位，并摆脱了个别人身的色彩。现代使主体和客体相互独立，从而两者都完完全全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
齐美尔从货币的角度阐释了现代性。货币经济瓦解了自然经济时代所特有的人身与物权关系之间的相互联系。人和具有某种特定性质的事物之间出现了货币和货币价值这种完全客观的、自身无任何性质可言的媒介。货币经济使人和财产之间的关系变成一种被中介联系起来的关系。由此，货币一方面制造了一种渗透到所有经济活动中前所未闻的非人格性，另一方面创造了一种同样提高了的人格的独立和自主。这种非人格性和无色彩性是与所有专门价值相对的货币所特有的，而且随着文化的发展，这种特性还肯定会不断得到提高，因为货币不得不用来支付数量越来越多、形式越来越多样的事物。货币以此使得在所有其他方面都强调彼此的分歧和保留的个人与团体的行动能够协调起来。因为货币必须要能够交换，并保持确定的、具体的价值，所以货币在同一经济圈的成员相互间创造了一种十分强烈的纽带。
对现代生活的这种交织和并生关系起作用的，还有我们的劳动分工。货币使生产的分工成为可能，因为一般只有单一的劳动成绩用货币支付报酬，即货币只用来支付分工劳动，而不能购买整个人的全部劳动（在没有奴役的地方）。从而货币必然将人联系在一起，因为每个人都为他人劳动，只有所有人的劳动才能创造全面的经济统一体。最终，货币为所有的人创造出一种广泛的共同利益水平，为直接的相互理解提供了基础，为方向提供了一种一致性。
现代文化之流向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奔涌：一方面，通过同样的条件将最遥不可及的事务联系在一起，趋向于夷平化，产生包容性越来越广泛的社会阶层。夷平化过程使最高因素总能下降到最低因素的位置，但最低因素几乎从不会上升到最高因素的位置。货币经济始终要求人们依据货币价值对对象进行估价，最终让货币价值成为唯一有效价值出现，人们越来越同事物经济上无法表达的意义擦肩而过，越来越缺乏对事物与众不同和别具一格的魅力的细腻感受，而是不加差别的以金钱的价值去感受一切事物，对价值进行确定、衡量、计算，将质的价值化约为量的价值，由此也形成了现代社会理智出发、勤于计算的性质。另一方面，却倾向于强调最具个体性的东西，趋向于人的独立性和他们发展的自主性。货币经济同时支撑两个不同的方向，它一方面使一种非常一般性的、到处都同等有效的利益媒介、联系媒介和理解手段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又能够为个性留有最大程度的余地，使个体化和自由成为可能。货币在结合与自由之间建立了一种完全崭新的关联，也在它造成的整合的迫切性与不可避免性之间建立了一种关联，为个体性与内在独立感打开了一个特别广阔的活动空间。因为人们彼此疏远，迫使每个人只能依赖自身，每个人同他人的联系建立在匿名性基础上，对他人的个性采取一种无差异的态度。货币制度使人的客观经济活动和他的个人色彩、他的真正自我更明确地分离。
从经济生活的构成出发，金钱对时代的心理状态和文化状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认识的、行动的、理想构成的内涵，从固著的、实质的和稳定的形式转化成发展的、运动的和易变的状态，但是人永远不能栖居在桥上。
20191026
书单：《社会是如何可能的》，《宗教社会学》，《现代人与宗教》
个人的社会性与社会化
人必须被理解为社会的动物，社会是一切历史事件的载体。人的思维和行为在社会里进行，并由社会所决定。社会总是由各种单一个人相互间的影响和预定目的而结合联系。人们因相互之间的关系而相互约束，形成一个统一体，叫社会。这种功能性的连结，我们把它叫做社会化。他本身不是物质，不是具体的东西，是一件事情发生感受和促成另一件事情发生的命运和形态。社会化的过程——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及其借以发挥的形式——伴随着社会分化过程中的个体化。个体对个性自由、活动空间和行动自由的追求使个人解脱了传统社会关系，但另一方面，劳动分工带来的专门化基础上的个体化又带来了人的异化，各种相互并存的社会和群体的地位和个人人格的相似，使个体化成为了一种拉平化的过程。社会化又取消了个性。这里量的个人主义讲社会关系和社会角色的总和，是扩大交错的社会阶层的产物；质的个人主义讲个人唯一性的残余，个人未完全融化在社会化过程中，有自己的行事规范和准则。
社会性与纯粹客观事实的各个点交织在一起。任何社会的劳动都在某种物质里进行，必须服从某种物质的自然规律。人的愿望和能力也必须遵循事物本身某种内在的逻辑。但是没有任何一种客观内容是通过其固有的逻辑实现的，只有通过历史的和心灵的各种力量才能做到。我们称之为客观内容的东西是一种对某一方面范畴的摄取，我们存在的社会形式决定的分解和建构方式也只是一种片面的分解和建构，补充着其他的分解和建构方式，并且被他们所补充。因此它在原则上为整个人类的存在提供了某种认识的可能性，但无法引导我们走上认识唯一的和唯一充分的道路。从社会内在的、基本的结构出发观察生活的事实，社会性被整个的社会生活所充满，通过用归纳的方法在心理学上从各种现象中分解得出社会化的因素，把形式从内容中分离出来进行研究。不同的内容借以实现的形式可能是相同的，内容相同的利益也可能表现在十分不同形式的社会化里。
个体现象是周围各阶层人不可估量影响决定的，个人生活在其他人的相互影响之下。现代相对主义认为个人人格是实现社会联系的特殊方式。既定数量的个人都可能在较高或较低的程度上成为社会。社会是社会化的个人的整体，也是一些关系的总和。作为本能欲望，利益、目的、喜好、心理状态和运动，存在于个人，存在于整个历史实际的直接而具体的地方，从中产生的对其他人的作用和接受其他人的影响成为了社会化的内容；这些材料把个人的孤立并存塑造为相互参与和相互支持的某些特定形式，构成了以无数不同方式实现的社会化。各种个人的相互作用，采用社会化的形式，形成了超个人的群体统一体。社会现实的形式与内容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形式不可能脱离内容而存在，内容要依靠相互作用的形式出现而成为现实。形式在确定性的范围内会在适用性规模上有所损失，即如果它在某种程度上是确定的，那么就适用于各种现象的相对狭小的范围。
社会化是一种心理现象，人们相互影响，其中一个人在做某些事情或受苦受难，表现出一种存在和形成，其他的人也在表示意见，在行动或者在感觉，但是我们只是从心理学上来理解，社会学的意图不在心理学的认识里，社会学的目的在于描述社会化的客观性里。在人当中，社会化一再结合着、解组着和重新结合着，即使是在社会生活尚未成型的地方。单一个人通过他的行动使与之相结合的圈子的扩大或增强，与此同时一个人的特性、更大自由和相互之间的分化与之并行不悖。在我们已知的任何一种社会里都有大量的社会化的形式在发挥作用（例如等级制度和习俗），失掉一种形式，社会还是会留存下来；但失掉所有这些个别形式，社会就不成其为社会了。只有某些动机和利益唤起的相互关系在发挥作用，才形成社会。
经验是对社会存在的具体的认识，阐释是通过假设、推理来理解完整的整体形态。社会学对形式的这种观察方式使它同其余的历史社会科学区别开来。
20190519
书单：《经济与社会》《儒教与道教》《古犹太教》《印度教与佛教》《社会科学方法论》《社会学基本概念》《宗教社会学》《村落的终结》
感想：
1.文化事件是与特定价值关联的实在，社会科学工作者不仅要认识其独特性质，还要探究文化事件背后“人赋予它意义的能力、意志和态度”。就像客观经验科学不仅要认识事物存在发展的规律，也要注意到“个别的形态和个体的认识”
2.价值是人与实在的关系，一定的价值观念与一定的实在相联系。价值分析与实在的经验因果分析相区别，它是实在的文化意义解释的定向化，因果分析则注重寻找经验事实的固有可能的联系。事实的文化意义存在的前提是人的价值关联（价值判断、对对象的评价态度）所指向的包含着“情感”“愿望”“应当”的实在所形成的文化现象。
3.理解是相对于事实的内在精神活动，具有主观性。理解行动可以有两方面的含义，理解行动本身的价值和理解行动的对象，即对行动进行因果解释而理解行动的意义或者通过行动手段分析行动目标。行动手段会包含价值取向，反映信念内容。目标合理的社会行动成为一种理想类型，但它只是一种范例，表示了存在的相对可能性，具有一种暂时性，体现了内在状态的规律性，而实际上社会事实是非理性因素惨杂其中的。
4.理想类型是抽象理论的概念结构，是设想的联系的表象，是认识的经验实在，而非实在。主体的价值兴趣、社会活动的支配观念、人的动机，根据价值关联的原则，都会影响人对社会事实的理解方式。
5.价值判断影响人如何评价文化现象。相比起依据现有存在判断社会实在会向什么方向发展，价值判断更倾向于要不要、应不应当影响社会实在的发展。价值无涉原理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原理。
6.经验科学知识的逻辑从文化事件的联系中获得对具体文化事件的认识，具有独特性，和规律不同。有效性是客观性的重要标志之一，而非普遍的就是客观的。社会科学的方法=历史的意识+科学的求真。与此相反，主张一切历史因素归为经济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主义倾向，试图建立普遍有效的原则。
7.不同的社会形态、社会制度和阶层结构下发展起来的不同宗教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有别于其他宗教的宗教生活方式。宗教发展有一个理性化过程，宗教理性主义讲宗教宗教如何创造了宇宙的意义、如何形成伦理理性化的生活方式；唯智论讲阶层的利益状况所决定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个体的生活经历和心理前提。从教权制对财富的控制，教会成为施行神恩普遍主义的慈善机构，引导日常伦理和经济的发展到个人和自由团体通过或内省或纵欲或禁欲的方式实现个人救赎；从原初的与日常生活有目的的行动范畴相联系的共同体行动到有其意欲不可捉摸的不得见的非人格精灵信仰，再到超感官力量的非人格化的“神”，到诸神思想由于宗教实践的体系思维和生活的全面合理化而出现，到再到市民阶层对人与自然、技术与经济的计算和控制。
8.统治的合法形式从非理性的对领导者个人品质的信仰的神秘主义、启示宗教、英雄主义到神圣规范的传统主义的家长制，再到理性的君权剥夺贵族世袭权利，法律规范的非人格制约的客观取责转变。
9.印度教生活体制的同化力量、社会地位正当性确认的目的以及经济利益共同赋予了印度教教义与仪式伦理的关系，使信仰共同体的“法”有了永恒的价值，进而使弱势阶层自觉自愿适应既有的社会秩序以寻求来世的解脱。佛教是知识阶层的救赎论，满足人类形而上的需求，注重人的内在精神压力而非外在财富追求。清教徒遵循体系的、合理的生活方法论。古罗马宗教与理性的内在亲和而产生了实践的、合理的、神圣律责的决疑论与理性的法学思想，古希腊宗教受骑士文化影响。
10.从货币制度开始，到行政管理制度与军队制度，再到教育制度，韦伯从这几个方面论证了儒教深深扎根中国社会的原因。儒教的和平主义本质，缺少救世宗教的有条不紊的指导生活的核心力量。经典对传统的彻底神化使代表阶级地位的（绝对权力地位）的秩序合法化，但实际问题和世袭官僚的等级利益都受到了经典束缚。政治性的对逐利的社会顾虑使得资本家不入官、受文化教育的人远避货殖主义。儒教做到了皇权、宇宙和社会秩序的统一，实行皇权大祭司家长制，无世俗法和神圣法的紧张关系。古代中国属于宗教功利主义的福利国家性质，无近代意义上的商业政策，也不存在足以驱使政府的强大资本主义扩张的利益。儒教实现了政教合一的世袭官僚体制，但国家统一减少了国家管理的理性化趋势，也使资本主义发展倒退，其扎根于国家及其与别国的竞争。他没有经济的、理性化了的、资本主义经营的法律形式和社会基础，而是靠家族共同体组成盈利共同体，通过恩科的政治形势来积累财富，发展土地积累的内政掠夺的资本主义。 儒教禁绝先知信仰、根除泛灵论狂热成分的教育社会性差异，对除个人关系以外的个人关系拒斥以及所主张的互惠原则，成就了儒教自身与自然、社会秩序与宇宙的和谐。
感想：
和现实存在的联系，不同存在会有不同表象，蕴含着未来发展的萌芽还是？
细小的因素构成的，宏大的观念的抽象理解会丢失掉很多有意义的东西
符合历史发展潮流这句话本身有什么问题，人民在什么位置上，真的有方向和潮流吗
影响力
2019.05.07
今天！！
我终于感觉到韦伯的上下文是可以连起来的。
他真的是有逻辑、有理有据地讲故事的。
他真的可以自圆其说。
好开心！
然鹅，
我们不一样。
我一直在瞎说。。。
痴呆.jpg
20190414
书单：《论俄国革命》《伦理之业》《经济与社会》《韦伯政治著作选》
感想：“业”是一个伦理概念：作为使命的职业，伦理之业，亦即天职。
以学术为业，韦伯从德国和美国大学的人事体制对比入手，先介绍了在德国大学从事学术或者说做教授的前提和程序，然后进入学术工作本身，逻辑与方法是定位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提升研究的知识价值，即有新意，学术工作才有意义。然后韦伯进入学术的内核——把学术作为人生的使命，奉内心召唤，献身学术事业。韦伯将献身精神提到人格的高度，“只有纯粹献身于事业的人，才有‘人格’可言”。在韦伯心里，献身是普世伦理，不仅学术领域如此，做什么都要全神贯注。“把自己应当献身的志业，拿到舞台上表演，想借助‘阅历’证明自己了不起……这种人肯定没有‘人格’……这种全神贯注，能把一个人提高到他准备献身的志业的高度，给他以使命感和尊严”。韦伯反对在学术研究中采取某种立场。在诸神之争中，韦伯主张忠于自己的良心，这样才能得出终极的、内在的、有意义的结论。韦伯将此看成为道德力量效劳，有责任感而恪尽职守。
以政治为业，卡里斯马领袖最具有为政治献身的精神，是真正以政治为业的政治家，和为了生计而从政的人有本质区别。韦伯把依靠服从者对“领袖”纯个人的“卡里斯马”的皈依的统治看成政治事业的最高表现。对先知、军事领袖或民众领袖的皈依意味着，这个具有卡里斯马的个人在人们内心深处是天降大任的领袖，人们不是根据习俗或章程来服从他，而是出自对他的信任，皈依的是他的人格人品。何处是政治得以栖身的道义场所？——以政治为业的伦理。伦理并不关心政治家的事：未来和对未来的责任，而是追究过去的罪责。政治是用暴力支持的权力这种特殊手段来工作的，“你应当用暴力抵抗恶行，否则，你要对他的得势负责”。一切伦理性行动都可以归于两种根本不同的、不可调和的对峙的原则：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绝对伦理不问“后果”，“基督徒做对了，成绩归功于上帝”。韦伯批判信念伦理，“在许多情形下，‘善’的目的与人们对道德上可疑的、至少是危险的手段以及产生恶的副作用的可能性或几率的容忍分不开。世上没有任何一种伦理能够表明：什么时候在什么范围内伦理上善的目的把伦理上危险的手段和副作用神圣化了”。而按责任伦理行事：当事人对其（近期）后果负责，二者有着天壤之别。
把握一个人物学术思想体系的核心，要牢牢掌握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韦伯既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批判，又要试图“战胜”它。韦伯的程式是既要反对“最受重视的”、“所谓作为一种世界观”的“唯物史观”，同时又要坚持认为“我们杂志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推进对历史的经济解释”。他的目的绝对不是“要用同样单向度的，对文化和历史的精神主义因果解释来取代单向度的唯物主义解释”。韦伯的认识论并不要求这种方法的转变。梅洛-庞蒂对韦伯的认识论曾有精巧的认识：历史事实的多义性、它们的多面性、面相的复杂性……允许我们在一个宗教事实中发现经济系统最重要的概貌，或者在一个经济系统中发现专制君主占有的位置。宗教、法律与经济一起编织了历史，因为发生于三大秩序的某一秩序里发生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都起因于另外两大秩序。韦伯的研究方法是价值无涉和情感无涉的。韦伯写俄国革命，他认为1905-1906年的论文只是“编年史”，是“编排非常蹩脚的记录集合”。论二月革命，“一场革命的到来不意味着民主或者和平就会紧随其后”；论地方自治会，“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会终结‘民粹主义者’的浪漫主义。无疑马克思主义会在很大程度上取代这种浪漫主义的位置。但是，令人生思、又至关重要的土地问题所涉及的工作，却又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能承担的”。
韦伯研究政治，研究俄国，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德意志国家与民族的存续问题。韦伯认为现代西方社会的主要趋势就是一切社会生活领域中与日俱增的理性化，在世俗化、在官僚制行政的发展、在作为经济与法律制度基础的形式主义与可计算性的普遍推进、以及在价值观的破碎中都可以看到这个趋势的症状。
201903
书单：《论技术、技艺与文明》《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教育思想的演进》《道德教育》《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感想：承认物固有本性并探究物究竟是什么
实在感。社会事实不能以社会内部发生的一般事实来界定。社会事实之所以是普遍的，是因为它是社会的，而不是因为它是普遍的，所以它才是社会的。一切科学所经历的观念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科学知识形成一些通俗和实用的观念，而不是描述和解释事物。社会事实是科学的直接论据，而被看做是社会事实的发展的观念不是直接得来的，所以应该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研究，直接研究社会事实。凡是社会事实都具有物的性质。摆脱一切预断，根据社会事实共同、尽可能最客观的外在特征对其进行分类：从社会事实脱离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而独立存在的侧面来理解社会事实。根据社会结合程度对社会进行分类，根据构成社会的环节被同化与否来区分如此构成社会种内的变种。事实的效用并不说明事实是怎样存在的，同一制度所能连续产生的不同效用、器官与功能的不一致现象证明研究社会事实动因的必要性。社会的内部环境是一切比较重要的社会过程的最初起源，因此社会学的问题尤其在于找出最能影响社会现象的这种环境的各种属性，即社会容量和社会环节的结合程度加以衡量的动力密度。社会现象的原因存在于社会内部，社会实践的有用价值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同样的结果总是有同样的原因。解释社会事实不能脱离社会事实。
第二个点我体会到的是关于物质和道德的变迁，涉及到莫斯技艺与文明的发展。这里或许可以概括为物质感。物质决定意识。社会现象的原因存在于超越个人意识的现实因素中，历史发展的根源不在于“自然的”环境，而在于人为的环境，生活的模式最终是由“社会性结合在一起”的社会成员共同创造的。工具的力量就是思想的力量，对工具的运用包含道德和才智。技术从个体谋生方式开始到技术流动到产品流动到人无法摆脱自己的身体技术，社会不是靠涂尔干后来认为一切社会现象都发轫于宗教。他脱离了技术，转而研究集体性观念。莫斯跟随涂尔干研究，认为社会不是从生产本身获得自己发展的动力的，超社会体系才能被称为文明。但他在分析的过程中，依然贯彻了不论是哪一本书的哪一个研究问题，试图去寻找最根本的原因的原则。
第三点是研究的历史感。首先就是学科的历史。在学科发展初期，涂尔干将社会学与生物学类比，又与心理学相区别来凸显“社会学”的“社会”性质。其次是研究对象的历史发展。在《原始分类》里他提到：逻辑分类是概念的分类，情感在本质上是飘忽不定、变动不居的东西，不听分析摆布的，只要情感具有集体的起源，就会蔑视批判的和理性的检验。科学分析的历史，就是社会情感要素逐渐减弱，一步步让位于个体反思的历史。但是他提到“遗存下来的东西依然存续，他们始终在场；一切分类的框架，心理积习的汇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里，涂尔干从知性范畴开始讲起，认为宗教是集体思想的产物，通过分析研究最简单的宗教来确定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宗教产生于什么样的社会。涂尔干所做的就是在思想中找到背后的实在。“不管考察的体系有多麽简单，都能从中找出所有重要观念和所有主要仪式态度，甚至不论对最发达的宗教来说，也是最基本的东西”。我认为这里就注意到了一种承继性，发展脉络的科学关系。莫名觉得很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但它和《教育思想的演进》一样，有一种科普的感觉在里面，我一方面非常喜欢，另一方面带来了一点小问题，就是我可能永远无法去验证他讲述内容的准确性，并且我会对他讲述的内容本身产生疑问，所以可能就解决不了。比如说，为什么父母和子女不在同一个图腾里？或者说人为什么会想到现实中存在着两种性质迥异、无可比拟的事物范畴？从这个层面上来看，我非常钦佩他收集资料和分析的能力。
201812
书单：《社会分工论》《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原始分类》《自杀论》《乱伦禁忌及其起源》
感想：
此段文字有不少问题，慎入！
涂尔干试图告诫我们应该如何进行社会学实证研究，“把社会事实当做物来考察”即要找准研究对象、看清社会事实，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才有可能找到事物之间明确的因果关系。此时要避免将与其表面联系的事实作为根据，因此要找寻“产生事件的原因和事件本身的功能”，这个过程中要避免混淆目的和原因。看完涂尔干的论述，我发现我分不太清，比如“社会环境不是实现进步的手段，而是实现进步的原因”这个认知是如何影响了两种不同的论述的呢？比起来“分工已经存在，人们才会看得到分工的益处”这种说法，我反而觉得“存在后，人们才会发现更多的问题”，而因为能看得到的益处人们才会去发明创造。但是我觉得“社会存在先于个人”，存在了、人们才能意识到的想法也没有问题。或者要解释为益处是人们从社会事实中得到的需要？
涂尔干试图解释个人与社会、观念与事实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是如何进步的。涂尔干将低级社会里个人的行为方式、思维模式的状态归因于集体压力的强制性。但从以上几本书中，我没能理解集体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形成的。《原始分类》里讲到原初居民是怎样一步步划分成更有结构的组织（我以为会到分工论里提到的环节社会），但他的论证有很大的猜想成分（具体见于中国部分，虽然他引用了很多其他学者的研究），而且戛然而止了。我还有另一个问题，集体和普遍是什么关系呢？在分工社会里，社会也产生了牵制和压制个人无法脱离自身限度的力量，分工由此成为了道德秩序的基础。共同情感和意识其实是换了一种方式而存在么，神圣的权威性变成了职业道德责任？
在学科发展初期，涂尔干将社会学与生物学类比，又与心理学相区别来凸显“社会学”的“社会”性质。但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用生物有机体和社会有机体类比的合理性有多大呢，社会和生物有机体相似的假设可以被看做是认识社会的前提么。我不清楚孔德和斯宾塞是否给出过明确的答案，还是讲这已经是不成文的规定。他在用生物体作解释让我们更加明白他在讲什么的时候，是否会有用生物体来论证社会事实的行为存在？即“生物是这样，社会就是这样”。因为二者有本质区别存在，为什么还要进行这样的类比？不担心会引起歧义吗？
《自杀论》的确是一本巨著，他查阅了很多资料，搜集了很多信息，但是他的数据有小错误，所以部分小结论有待商榷。这本书我看了好久，因此我准备去好好学数理统计。我真的很佩服他在分析的过程中，不论是哪一本书的哪一个研究问题，他都在试图去寻找最根本的原因，很难找到，也很难想到，有的时候更难去证明。这种精神实在是让人膜拜！！！
综上所述，涂尔干我还没读完，也没读懂，想哭。由衷感谢您的耐心阅读！救救孩子吧！
[ 此贴被南璎效在2020-10-28 09:17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