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书单（2019.10.27--2019.11.26）：
吉登斯： 《气候变化的政治学》、《自反性现代化》
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认识与兴趣》、《理论与实践》、《在事实与规范之
间》、《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合法化危机》、《交往行为理论》在读
读书内容： 本次主要围绕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认识论及合法化危机这三大方面进行汇报。
一、公共领域理论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早期机制起源于从宫廷中分离出来的贵族社会，即代表型公共领域所依赖的封建势力、教会、诸侯领地和贵族阶层发生了分化，形成了对立的两极，它们最终分裂成为公私截然对立的因素。随着现代国家机器的形成，出现了一个新的阶层，即市民阶级，政府官员、法官等“公众”范围内占据核心地位，而真正的市民如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等旧有职业阶层的社会地位大大降了。哈贝马斯认为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是一条基本路线，它同样也使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区别开来。称市场领域为私人领域，称作为私人领域核心的家庭领域为私有领域，成熟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永远都是建立在组成公众的私人所具有的双重角色即作为物主和人的虚构统一性基础之上的。随着国家和社会的相互渗透，小家庭这一机制和社会再生产过程脱离了：过去内心领域是私人领域的核心，如今随着私人领域自身失去了私人特征，内心领域退到了私人领域的边缘地带，即社会领域与内心领域两极分化而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呈现融合趋势，公共领域结构发生转型。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渐趋瓦解，公共领域担负起广告的功能，公共领域作为政治和经济影响的媒介，其作用发挥越大，它的政治功能就弱，从而被伪私人化。
哈贝马斯提出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首先是在18世纪初的英国出现的，政治公共领域是从文学公共领域中产生出来的，它以公共舆论为媒介对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加以调节。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对其功能的自我理解具体表现为“公众舆论”范畴。公众舆论一词是18世纪末期出现的，指的是有判断能力的公众所从事的批判活动。此前康德将公共性作为政治和道德的调节原则，而马克思则指出所谓公众舆论是错误意识：它在自己面前掩盖了作为资产阶级利益面具的真正本质。哈贝马斯指出，过去只有在反对君主秘密政治的斗争中才能赢得公共性，公共性力图使个人或事情接受公开批判，让政治决策接受公众舆论的监督，并按照公众舆论的要求进行修正；如今公共性是借助于利益集团的秘密政治而获得的，公共性替个人或事情在公众当中赢得声望，从而使之在一种非公众舆论的氛围中能够获得支持。据此哈贝马斯点明公共领域存在矛盾，一方面私人生存的社会条件越来越高，它们是由公共权力机关来维持和保障的，因此它们必须在政治自主的公众交流过程中得以澄清，并成为公众舆论的话题；另一方面虽然在客观上这种权威面临着越来越高的要求，但它越是为了在临时人为制造出来的公共领域中通过展示或操纵争取抽象的选票，就越不是真正的公众舆论，也越不能使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的实施合理化。
二、认识论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对科技异化为意识形态的问题作了深入全面的论述和批判，哈贝马斯对此提出了相对的看法，他指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和技术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一个成熟的社会似乎只有随着科学和技术通过人的头脑而与生活实践相沟通时才能建成。科学统领一切，但是技术上有目的知识的传播不能代替反思的巨大的力量。哈贝马斯对现象学进行了剖析，认为胡塞尔批判科学的客观主义的自我理解时却陷入了另一种始终没有摆脱理论的传统概念的客观主义。
认识论问题是近代哲学论争的一个中心问题，哈贝马斯认为这个问题说到底是怎样才能有可靠的认识的问题。他首先从思想史的角度来梳理，康德的先验逻辑问题（先验自我）是起点，发展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语言、劳动和统治的相互作用），再到马克思指出人的认识不是通过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而是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哈贝马斯对认识进行了反思，指出认识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性的特殊的范畴，它是主体（人）借助于工具活动和交往活动在使用技术占有自然的进程中、在把握人的共性的进程中完成的。
哈贝马斯反对实证主义把认识与兴趣相分离的观点，指出兴趣先于认识、指导认识，是认识的基础，也是人类社会前进和发展的基础，同样兴趣也只有借助于认识的力量才能实现。“一般来说，兴趣就是乐趣”，兴趣贯穿于人类日常的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他把兴趣称之为与人类再生产的可能性以及与人类自身形成的既定条件。认识与兴趣的真正统一和融合只能发生在自我反思的领域中，即发生在理论认识与追求独立判断或追求解放结合在一起的领域中，哈贝马斯把兴趣分为三种：技术的兴趣（人们试图通过技术占有或支配外部世界的兴趣）、实践的兴趣（维护人际间的相互理解以及确保人们的共同性的兴趣）、解放的兴趣（对自由、独立和主体性的兴趣）。
哈贝马斯试图让人们认到：在当今的发达社会中，技术的兴趣所创造的成果--技术已经被统治集团滥用，给人类带来了不幸和灾难；人们的实践兴趣--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对话关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遭到了阻挠和破坏，人们达成的共识的途径仍然受着掌握着政治和经济大权的少数人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解放的兴趣所指导的批判的社会科学，才能使广大阶层和社会摆脱物质匮乏和人际关系的紧张困境。哈贝马斯试图重建的认识论是一种以自我反思为基础的、具有强烈社会性的、把认识与兴趣密切结合起来的、批判的社会认识论。
三、合法化危机
在社会成员感觉到结构变化影响到了继续生存，感觉到他们的社会认同受到威胁时，们才会说出现了危机。系统整合的失调只有在使社会整合岌岌可危时，即在规范结构的共识基础受到严重破坏，社会变得失范时，才会危及继续生存。危机状态表现为社会制度的瓦解，危机过程的客观性在于：危机是从无法解决的控制问题中产生出来的。哈贝马斯认为一种适当的社会科学危机概念应当能够把握住系统整合和社会整合之间的关系。
社会整合涉及到的是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在社会化过程中所处的制度系统，其社会系统表现为一个具有符号结构的生活世界；系统整合涉及到的是一个自我调节的系统所具有的特殊的控制能力，其社会系统表现为它们克服复杂的周围环境而维持住其界限和实存的能力。哈贝马斯借用帕森斯的结构理论，认为生活世界讨论的主题是社会的规范结构（价值和制度），依靠的是整合与模式维持功能；系统讨论的主题是控制机制和偶然性范围的扩张，依靠的是适应与目标达成功能。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制度所容纳的学习能力，具体而言取决于理论--技术问题和实践问题自身能否分化开来、话语型的学习过程能否实现。哈贝马斯指出，系统的力量在整合的过程中如果过度膨胀，很容易导致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这不仅改变了人们的交往地位（更多的是被工具性的对待）强行整合更多采取意识形态方面的努力，以掩盖不平等和对需求的压制。这样甚至会导致个人的异化，最终规范性力量的消失，出现了认同危机，这也是社会危机的开始。
社会组织原则主要是从生产力和确保认同的解释系统出发，来明确一个社会的学习能力以及发展水平并进而限制控制能力增长的可能性。基于此，哈贝马斯借用社会组织原则将社会分为四种形态，即原始社会--年龄和性别等原始角色是其组织原则，家庭结构决定了整个社会的交往同时也保障了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未分化），危机源于外在的变化（人口增长等）、传统社会--组织原则是具有政治形式的阶级统治，危机类型源于社会内部的矛盾即规范系统和论证系统的有效性不允许公开进行剥削而阶级结构则使依靠特权占有社会财富成为一种通则，此时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发生功能分化、现代社会--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原则是资产阶级的民法体系中所确定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市民社会得以形成（公共领域），经济交换变成主要的控制手段，具有系统整合功能的经济系统也担起了社会整合的任务。随着自由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其内在的固有缺陷也就暴露出来，国家干预应运而生导致了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诞生，危机为生态和人类学失衡以及国际军事化、后现代社会--尽管已经衰老但仍具有惊人活力的资本主义的一个新的别称。
哈贝马斯根据晚期资本主义（有组织的/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的特征，提出了四大危机倾向，即经济危机--生产关系发生变化、合理性危机--行政系统不能成功地协调和履行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合法性危机--无法在贯彻来自经济系统的控制命令时把大众忠诚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上，教育系统和就业系统等所需要的动机与社会文化系统所能提供的动机之间存在差异、社会文化危机（动机危机）--对于维持生存非常重要的传统遭到腐蚀，普遍主义的价值系统超载。总之，由于经济系统在国家面前丧失了其功能自主性，因此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现象也就失去了其自发性；由于政府采取行动，积极避免危机，因此经济危机被转移到了政治系统当中；文化系统越是不能产生足以满足政治系统、教育系统以及就业系统所需要的动机，短缺的意义就越是应该被可以消费的价值所取代。
合法化危机的本源是动机危机，而且由于政治系统的合法化动力来源于社会文化系统的动机输出，因此解决合法化问题必须从多方面解决动机危机。据此哈贝马斯诉诸多个领域以解决动机危机：（一）韦伯的合法化理念是哈贝马斯合法化理论的主要来源之一。关于合法化的概念，韦伯曾用“理性统治”来说明，即指现代社会所特有的依法形成并由程序调节的统治类型，韦伯认为任何一种统治都试图唤醒和培养人们对其合法性的信念；（二）探求动机得以形成的价值规范与真理实践之间的内在联系，亦即在公共领域中采用话语的论证来解决其有效性问题。关于哈贝马斯的话语与行为理论这方面还未读到故暂不做叙述。
感想： 这段时间结束了吉登斯的经典，转向哈贝马斯的阅读，收获与挑战并存。哈贝马斯的书于我而言有点难度，逻辑性也很强，需要更高的专注力。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努力读通读顺，争取在元旦前完结。
阅读书单（2019.9.9--2019.10.26） ：
吉登斯：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亲密关系的变革》、《第三条道路》、《历史唯物主
义的当代批判》、《欧洲模式》、《在边缘》、《超越左与右》、《失控的世界》
《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学理论》
读书内容： 本次主要围绕吉登斯的双重解释学、激进政治和国家观这三大方面进行汇报。
一、双重解释学
从某种意义上讲，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纷繁多样实际上来源于其方法论的分裂与对立，而方法论上的对立又根源于某种关于人与社会的不同假设，主要有以孔德、斯宾塞与涂尔干为代表的实证主义、以韦伯为代表的人文主义（解释）和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批判主义。但是实证主义仍旧是主流理论逻辑，即向自然科学靠拢，如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吉登斯批判帕森斯的以“行动参考框架”形式出现的行动只是一种唯意志主义框架的牺牲品，最终帕森斯不过是将行动化约为一种心理学动机（需要支配）。吉登斯认为当代西方社会学研究面临的主要危机是科学与人文间的长期对立，据此提出了“双重解释学”的构想，即在一定意义上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中的任何理论图式本质上就是一种生活形式，生活形式这一概念必须被理解为产生描述的特殊类型实践活动的一种模式——社会学探讨的是在社会行动者自身已经构建的意义框架内的领域。社会学分析的首要任务是在社会科学的描述性元语言范围内，对不同的生活形式进行解释性的说明或协调；将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作为人类能动行为的结果进行解释。
吉登斯认为社会学的主题应当是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即通过社会系统（结构）与个体行动的关系来检视，由此看出他的结构化理论是其双重解释学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吉登斯通过构建他的结构化理论，试图克服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整体论与个体论、决定论与唯意志论之间的二元对立，用结构二重性说明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试图去回答个人与社会如何互动、如何相互作用等问题。吉登斯认为，互动形式产生的三个必不可少的要素是交往、权力运作和道德关系。它们相应于结构的三个特性：意义、支配和合法化。处于互动与结构之间的媒介则是解释框架、工具与规范。互动中意义的交往包括解释框架的运用，借助这种解释框架，意义被参与者各自的言说和行为制造出来；互动中权力的运用包括工具的运用，由此参与者能够通过影响他人的行为创造出结果，工具既由一种支配性秩序获得，同时当它们被应用时又再生产这种支配性秩序。互动的道德构成包括规范的运用，这种规范的运用来自合法化秩序，恰是通过这种应用，重构这种合法秩序。吉登斯指出，日常生活的例行化是社会互动关系在时间流程中的再生产，在时间的流逝中人们以有序和可预知的态度延伸其互动，认识到他们需要别人的信任。
二、激进政治
吉登斯认为全球化同共产主义的衰落一起改变了左与右的形态。此前，老派社会民主主义主张国家积极干预经济和社会的其他领域是正常的，同时也是应该的；新自由主义强调线性的现代化观念，几乎不考虑经济发展的任何限度，信赖自由市场。现在，已经变得激进的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遭遇到已经变得保守的社会主义。基于此，吉登斯提出一种思维框架或政策制定框架即第三条道路，试图适应过去二三十年来这个天翻地覆的世界，试图超越老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吉登斯阐述了第三条道路的总目标、价值和纲领，总目标是帮助公民在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社会变革中找到自己的方向，这些变革主要是全球化、个人生活的转变以及后传统社会的出现（全球世界主义秩序）；价值主要涉及到平等、对弱者的保护、作为自主的自由、无责任即无权利、无民主即无权威、世界性的多元化和哲学上的保守主义（走中间道路）等；纲领是激进派的中心、新型的民主国家、积极的公民社会、民主的家庭、新型的混合经济、作为包容的平等、积极的福利政策、社会投资型国家、世界性的国家、世界性的民主。
吉登斯认为要走出左右的认识误区，保持激进主义基本价值和保守主义的营养，这就需要重构激进政治，即第三条道路的政治构想，包括六点框架：一是修复被破坏的团结，即重构个人生活与集体生活的关系，修复被极端利己主义破坏了的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二是从左翼和自由主义的解放政治转入生活政治，即从追求免于剥削、不平等的和压迫的生活机会转到关注人类在一个开放的和全球化的世界中如何生活的问题；三是推行积极的信任，用能动性政治即一种在存在社会整体关怀和目标的环境下寻求使团体和个人完成任务的政治来解决国家与社会、市场间的关系；四是发展对话民主和情感民主，对民主体制进行民主化；五是改革福利国家制度，把福利依赖变成积极福利；六是通过对话解决包括战争、价值冲突和性暴力等在内的各种暴力问题。
无论是第三条道路，还是其激进的政治构想，吉登斯试图应对后传统社会的到来，即由简单现代化转向反思现代化，强调生活政治与能动性政治。全球化的后传统社会（吉登斯认为其优于“后现代”的提法）的伦理指的是承认人类生命的神圣性以及幸福和自我实现的普遍权利，同时要有推动世界主义团结的义务以及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尊重非人类（自然）的力量和存在的态度。这就需要去传统化来扩展社会反思性，反对原教旨主义——倾向于强化既有教义的纯洁性，不仅因为它希望把自己的传统与其他传统分开，而是因为它否认了与公共空间中不同观点的对话性接触联系在一起的真理模式。
三、国家观
在吉登斯看来，社会是指以一系列其他系统性关系为背景，从中凸现而出的社会系统。但是社会系统又根植在这些系统性关系中。所有的社会都既是社会系统，又同时由多重复合的社会系统交织构成，社会的最基本的特征是由结构性原则（一种组织原则）产生的跨越时空的“制度聚合”。吉登斯根据时空延伸的低高把社会分为三种类型：在部落社会，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相融合（时空伸延较低），行动者具有高度的在场可得性，公共实践在于传统，依靠血缘关系，支配性场所组织为群落团体或村庄；在阶级分化社会，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分化，有了较强的政治—军事权力，支配性场所组织依赖于城市与乡村的共生关系；在阶级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更加分化（时空高度分离），社会实践在于例行化，依靠家庭关系，有较强的监控能力，支配性场所组织为“人造空间”。
吉登斯描述了社会理论中的国家观念，即涂尔干明确反对工业社会中的国家能够或者应当被超越的观 点，认为国家是组织化的情报机关，协会或职业团体是制衡国家和个人发展趋势的力量，主张国家这个术语不应该与政治性社会在整体上重合而是应该用来指行政官员组织即政府权威行使的工具，国家是进步的良性机关；相反马克思认为国家具有虚伪性，把国家看作是一个本质上恶性的机关，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现代的国家政权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委员会。但是吉登斯指出，不论是涂尔干还是马克思都主要把国家看作是使各种经济关系得以落实的协调性框架，一方面给职业秩序注入道德和正义的机制，另一方面提供了阶级支配的表现机制。在吉登斯看来，国家最好被定义为使政治权力得以制度化组织的集合体。
吉登斯在解构涂尔干和马克思有关国家学说的基础上，从资源和权力的角度分析了国家的涵义和历史类型。在吉登斯看来，凡是国家都会牵涉到对归其统辖的社会体系的再生产的各方面实施反思性的监控即对个人信息、对环境活动的监控，这是国家的第一特征。以反思性监控能力和暴力垄断能力作为标准，国家划分为传统国家、绝对主义国家和民族国家。阶级分化社会即传统国家有边陲而无国界，体系整合水平相对有限，在很大程度上并非通过支配性控制来实施统治；绝对主义国家是一种局限于欧洲16、17和18世纪早期的由君主所支配的政治秩序，君主被赋予了最大限度的政治权威和制裁权，但仍是阶级分化社会的组成部分；民族国家是拥有边界的权力集装器，它是统治的一系列制度模式，它对业已划定边界（国界）的领土实施行政垄断，它的统治靠法律以及对内外部暴力工具的直接控制而得以维持。不过，吉登斯指出，到了极盛现代性阶段，当代国家的边界逐渐又演变为边疆，乃是因为它们与其他地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而且它们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与各种跨国集团的交往中。
读书感想： 上次主要汇报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现代性和批判社会学，这次在整理过程中也对上次的报告内容有所反思与延展，感觉对吉登斯的思想有了大体上的把握。
这段时间由于课程原因，重新回顾了涂尔干和韦伯的几本书，并通过老师的讲解和同学们的讨论，思维得到了开阔，常读常新应如是。期间还准备了双周论坛，和小伙伴们一起交流，受益匪浅。感觉这段时间对自身的挑战还是挺大的，相比之前，读得有些慢。时间过得很快，希望自己积极调整，充分利用，静心用心。
阅读书单（2019.7.1--2019.9.8）：
布迪厄： 《艺术的法则》、《实践理性》、《言语意味着什么》、《自我分析纲要》、《区
分》（上）、《区分》（下）、《实践理论大纲》、《国家精英》
吉登斯： 《社会学》、《社会的构成》、《现代性的后果》、《民族-国家与暴力》、《现代性
与自我认同》（在读）
读书内容：
本次汇报主要围绕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现代性和批判理论的社会学这三大方面展开，辅之补充布迪厄的分类思想。
一、结构化理论
结构二重性。吉登斯认为结构总是同时具有约束性和使动性，一方面行动者能发挥能动作用，即行动的反思性监控；另一方面则需要结构性特征（跨越时空的社会系统的制度化特征）这一中介的转换。结构化理论的主要立场之一，是吉登斯认为以社会行动的生产和再生产为根基的规则和资源同时也是系统再生产的媒介，即结构二重性。吉登斯认为“约束”有三种内涵，即物质性约束——源于物质世界特性及身体生理特性的约束、（负面）制约——源于某些行动者对其他行动者惩罚性反应的约束、结构性约束——源于行动的情境性即结构性特征相对于处在具体情境中的行动者而言的既定性约束。
结构与社会系统。吉登斯对结构（丛）、系统（丛）、结构化作了区分，即结构作为社会系统的特性组织起来的规则与资源，或一系列转换关系；系统作为常规社会实践组织起来的，多个行动者或集合体之间再生产出来的关系；结构化指的是支配结构继续或转换的条件，从而也构成了支配社会系统再生产的条件。吉登斯进而引申出了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的对照，社会整合侧重于在共同在场情境下行动者之间的交互关系，而系统整合则指跨越广泛时空范围的不同行动者或集合体之间的交互关系。吉登斯强调，社会系统的所有结构化特征都同时是定位在情境之中的行动者权宜性完成的活动的中介和后果。
结构与权力。在吉登斯眼中，权力指能够对一系列既定的事件进行干预并以至于通过某种方式来改变它们，是以支配结构的再生产为场所和渠道产生出来的。构成支配结构的资源主要分为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支配都表现为控制，相对稳定的控制形式就是统治。所谓的权力集装器首先是通过集中配置资源和权威性资源而生产出权力。
二、现代性
现代性的制度性分析。面对学界对于现代社会进程的争端，吉登斯主张激进现代性。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出现在欧洲的17世纪，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对此，吉登斯提出了现代性的断裂这一概念，即指现代的社会制度在某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其在形式上异于传统秩序。吉登斯对现代性作出了一种制度性分析，即现代性的四大维度：从政治生活脱离出来的资本主义（私有财产--阶级）、监督机器（监控--多元政治）、暴力工具（军事暴力--军事工业化情境中的武装力量）和特性的转变（被创建的环境）。
现代性的全球化（世界历史性）。借助工业化的巨大作用，社会从传统秩序过渡到高度现代性状态，即制度化了的怀疑精神和知识的循环性加持。现代性的显著特征之一就在于外延性和意向性这两极之间日渐增多的相互关联：一极是个人的禀赋，另一极是全球化的诸多影响。吉登斯认为现代性内在就是全球化的。全球化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相应地也具有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国家体系、世界军事秩序、国际劳动分工这四大维度。由于未预期的后果与社会知识的反思性或循环性，现代性也存在着风险，包括经济增长机制的崩溃、极权的增长、核冲突和大规模战争、生态破坏和灾难等，反事实性特征是其最严重的焦虑。据此，吉登斯指出了乌托邦的现实主义策略，划定了一条与现代性的开放性不同的底线，维持稳定性的基础在于本体性安全感+人类的控制力+地方与全球的交织等。
现代性的反思性。在前现代背景下，基本信任被植于社区、亲缘地带和友谊的个人化信任关系之中；到了现代社会，随着时空分离，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即脱域，这就需要重新转移或重新构造已脱域的社会关系，以便使这些关系（不是局部性的或暂时性的）与地域性的时-空条件相契合也即再嵌入。关系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纽带，信任在这里不是预先给定的，而是建构起来的，而且这种建构意味着一个相互的自我开放过程。吉登斯认为，自我建构作为一种反思性的项目，是现代性的反思性的一个基本部分，个人必须在抽象体系所提供的策略和选择中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有着本体性安全——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
三、批判理论的社会学
吉登斯关于社会学的想象力在于批判的感受力。吉登斯认为，自然科学是一种“技术关系”，即在客观世界里寻求科学知识；反之，社会科学的实践意涵在于，实践本身就是理论研究的对象，在这个研究领域中理论改变了它自身的对象。吉登斯反驳了涂尔干关于社会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相似性这一观点，侧重个体与制度的相互作用。此外在关于人文地理学和历史学的论述中，吉登斯主张社会学和它们之间不存在任何逻辑上或方法论上的差异。
历史形塑了人类的积极介入和奋斗，同时人类又反过来促进了历史的形成。关于对人类历史图景有三大解释，其一是进化观即历史的主导趋势属于累进式发展过程，不存在非连贯性，以涂尔干、孔德等人为代表；其二是历史唯物主义或进化论--达尔文主义等认为的，历史是由争斗过程所推进的，其中不同的发展阶段之间会产生实质性的断裂；最后一种观点以吉登斯为代表，反对将历史等同于社会变迁。吉登斯还批判了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学应吸收其精辟见解，同时又不要与之融为一体，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尚存在五大缺陷（略）。
吉登斯还指出了社会学和现代性的关联，即社会学可以对现代性作出制度性诊断，现代性与社会学分析的基本焦点“社会”有关，社会学知识和这种知识所涉及的现代性特征之间存在联结点。现代世界四分五裂，吉登斯认为批判理论应该看到社会自发的变迁与乌托邦的现实主义的引力之间的差距。回应当前要求的批判理论应当是解释内在变迁的中心，应当是规范地建构乌托邦式“美好社会”模型要求的中心。
四、布迪厄的分类思想（补）
上次报告中概括了布迪厄的实践逻辑（惯习、场域、资本）、结构共谋（心智结构与社会结构）、反思社会学这三大方面的内容，这段时间的扫尾感觉对布迪厄的分类思想有了一定的理解。布迪厄的核心观念在于，所谓的分类斗争其实就是阶级斗争。无论是文化贵族的爵位或审美意识，还是世俗荣誉与精神荣誉，区分建立或显示了差别的配置。被建构的阶级是由所有相关属性之间关系的结构决定的，这个结构赋予每个属性对实践发挥的作用以特有的价值。生活风格是习性的系统的产物，这些产物按照习性模式在它们的互相关系中被认识，它们变成了被社会定性的符号系统，比如说食物、文化、展示自我和外表消费的区分。所谓的象征之争，是为了占有这些区分符号，即被划分等级的和能够划分等级的财产和实践，或为了维护或颠覆这些区分属性的分类原则。不同种类的资本，昔日的“出身”、“财富”和“才能”，如今的经济资本和学校教育资本，既是权力工具又是进行权力斗争的赌注，对不同类型资本的拥有确定了所属的阶级，不同类型资本的分配决定了在构成权力场的力量关系中的位置，与此同时决定了在这些斗争中可能采取的策略。
读书感想：
从结构化理论到现代性再到批判理论的社会学，综上是我对吉登斯知识体系（已读）的粗略总结，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在阅读过程中，我发现吉登斯的概念阐述特别翔实。吉登斯对民族国家这一专题的描述就很详细。阶级分化社会即传统国家有边陲而无国界，体系整合水平相对有限，在很大程度上并非通过支配性控制来实施统治；绝对主义国家在版图之内拥有排他性权力，所有的其他权利均由君主来授予并可以由他予以撤回，但其本质上仍然是传统国家，不过具有了新的独特性即反思性监控（对个人信息、对环境活动的监控）；民族国家是拥有边界的权力集装器，它是统治的一系列制度模式，它对业已划定边界（国界）的领土实施行政垄断，它的统治靠法律以及对内外部暴力工具的直接控制而得以维持。但是吉登斯指出不应该认为全球关系的集中化与国家主权两者总是相互排斥的。最后想提及一下吉登斯对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的批判，沃勒斯坦根据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程度把世界划分为中心--半边陲--边陲的动态体系，据此享有超高的国际声誉，但是吉登斯认为应该赋予国际秩序形成过程中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以应有的重要意义。此外，吉登斯还对涂尔干、韦伯、马克思、福柯、帕森斯等人的观点进行了引用或是批判，比如说韦伯和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设想、福柯对于权力监控的担忧等。列举一个有趣的例子，霍夫曼的相互“朦胧”，当两个人彼此走近时，每个人都急速地扫视一下对方的面孔，但当他们擦肩而过时却又都转移目光。无独有偶，吉登斯也认为世俗的不经意的存在是在公众场合中与陌生人的经常性相遇时信任的一般先决条件。
读布迪厄的时候顺序有点乱，感觉读得不是特别好；转入吉登斯，刚刚开始读觉得有点难度，需要进一步调整，更加努力。正如吉登斯所说，不应当陷入听天由命的绝望之中，人类的确在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人类总是与他们所做事情的基础惯常地“保持着联系”，这本身就构成了他们所做事情的一种内在要素。我们要发挥自我行动的反思性监控，永远积极，不断前进！
阅读书单（2019.5.19--2019.6.30）：
福柯： 《精神疾病与心理学》、《必须保卫社会》、《生命政治的诞生》、《安全、领土与人
口》、 《这不是一只烟斗》、《说真话的勇气》
布迪厄：《实践与反思》、《再生产》、《关于电视》、《继承人》、《实践感》、《单身者
舞会》、《男性统治》
读书内容：
本次汇报主要围绕布迪厄的实践逻辑（惯习、场域、资本）、结构共谋（心智结构与社会结构）、反思社会学这三个方面来展开，辅之扩充福柯的生命权力观。
一、实践逻辑
场域与惯习。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在方法论上的关系主义即为场域与惯习。一个场域由附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而惯习则由“积淀”于个体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的关系所构成，其形成是知觉、评判和行动的各种身心图式。惯习最主要的是确定了一种立场，即一种明确地建构和理解具有其特定逻辑的实践活动的方法，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惯习与场域之间的关联有两种作用方式，一方面是一种制约关系：场域形塑着惯习，惯习成了某个场域固有的必然属性体现在身体上的产物；另一方面是一种知识建构的关系，即惯习赋予场域以意义。
实践感。实践活动是一种时间化的行为，在这个行为中，行动者通过组织调动过去经历的实践对以客观潜在性状态深藏在现存事物中的未来进行实践预期，实现了对直接现实的超越。实践感作为一个场的要求的预先适应，其最具示范性的样式是体育语言所说的“游戏意识”。实践完全内在于持续时间，故与时间联结在一起，这不仅因为它在时间内展开，还因为它在策略上利用时间，比如说参与游戏且专注于游戏的人并不是使自己适应于他之所见而是使自己符合他之所预见。
实践是实施结果和实施方法、历史实践的客观化产物与身体化产物、结构和习性的辩证所在。对身体经验的一切象征运用，首先是在一个以象征方式结构化的空间内位移，强行实施了身体空间、宇宙空间和社会空间的一体化，按照同一些范畴思考人、自然世界和男女在性劳动分工和男女分工中，亦即在生理和社会再生产劳动中的互补而又对立的地位、行为之间的关系。
二、结构共谋
认知结构与社会结构。布迪厄认为由于社会划分和心智图式在生成方面就联系在一起，所以它们具有结构上的对应关系，而心智结构具有双重历史性即个体生成（社会化）和系统生成（一代代人的历史努力）。社会行动者往往将世界视为理所当然的，接受世界的现状，并觉得它是自然而然的，因为他们的心智是根据认知结构建构的，而认知建构正是来自于这个世界的结构。象征暴力是一种通过施行者与承受者的合谋和默契而强加的一种暴力，通常双方都意识不到自己是在施行或在承受。但同时符号/象征暴力（性别、教育、电视等）也影响着支配结构的再生产及其转换。
习性与社会秩序。作为身体化的、成为自然的、也因此被遗忘了的历史（无意识），布迪厄认为习性是习性赖以产生的全部过去的有效在场，它使实践活动相对独立于直接现时的外在决定因素。只有把习性看作外在的内化和内在的外化的场所的一种恰当理论，才能够全面说明实施社会秩序合法化功能的社会条件。集体历史的产品亦即客观结构，若要以持久的和调适的行为倾向——客观结构的运行条件——这一形式再生成，就离不开反复灌输和据为己有这样的工作，而习性就是这种工作的产品，它形成于一种特殊的历史，将它的特殊逻辑施加于身体化，行为人则通过这种身体化使自己从属于制度中客观化了的历史。
主观的客观性。布迪厄认为，社会存在在客观上依附于它们的两种资产：一方面是像物理世界的任何事物那样可以计数和度量的物质资产，首先是身体资产；另一方面是象征资产，而象征资产不过是当它们在相互关系中被感知和被评价的物质资产，也就是说它们是一些区别性资产。比如说，身体的实践经验，产生于由社会结构归并的基本模式在自己身体上的应用，而且不断被按照同样模式产生的、由自己身体在别人身上引起的反应所加强。
三、反思社会学
布迪厄认为，在人为地造成社会科学分裂的所有对立中，最基本、也最具破坏性的是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对立，将历史学与社会学分离开来也是一种灾难性的分工。同时，布迪厄也反对唯物理论主义和唯方法论主义的对立，即理论并不存在于话语性的命题中，而是存在于科学惯习的生成性性情倾向中，他主张的是一种总体性的社会科学，社会学的任务是揭示构成社会宇宙的各种不同的社会世界中那些隐藏最深的结构，同时揭示那些确保这些结构得以再生产或转化的机制。
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的基本对象不是个别分析学者，而是根植于分析工具和分析操作中的社会无意识和学术无意识，是集体事业，不是力图破坏社会学的认识论保障而是去巩固它，即扩大社会科学知识的范围。布迪厄把社会学看作是一种具有显著政治性的科学，关注符号支配的各种策略和机制。反思社会学的最高级形式是参与性对象化，即要求研究者全面摆脱与他们竭尽全力所要知晓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布迪厄主张，科学优先处理的问题是将社会上预先构建的对象的社会构建过程本身当作研究对象，因此只有以社会学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和一种以社会学家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才可以使我们实实在在地把握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目的直接寻求的那些社会目标。
四、福柯的生命权力观（补）
从肉体人的解剖政治学到生命政治学，从惩戒权力到生命权力。承接上个月的福柯阅读，这段时间的扫尾感觉对福柯有了更深的理解，尤其是他的权力观。
福柯认为权力通过它建构的个人而通行。使肉体、举止、话语和欲望被认定和建构为个人，这正是权力最初的结果之一。也就是说，个人不是权力的对立面，庞大的权力机器会伴随着意识形态的生产。福柯据此引出谱系学的概念，即指知识的造反，首先反对集中权力的作用，这个集中权力与社会中组织起来的科学话语的制度和功能紧密联系。并指出，科学史是从认知到真理这一过程，而知识谱系则是从话语到权力，并把知识纪律化划为四种操作，即挑选（取消贬低无用知识）、同质化（规范化）、等级划分和金字塔式集中化。
从18世纪起，人们以某种方式试图使那些由健康、卫生、出生率、寿命、人种等这些在人口中构成的活人总体的特有现象向治理实践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合理化，就是福柯所说的生命政治，其合理化的框架就是自由主义，现实却存在着“治理的可能的过度”。随着西方权力三大布局的演变——产生于封建型领土政体的司法国家，是一种法律社会；产生于十五六世纪国家边界的领土性的行政国家，是一种管制/规训社会；产生于人口多的现代治理国家，是一种需要安全配置的社会，新的治理技术应运而生，这种权力形式的目标是人口，其主要知识形式是政治经济学，其根本的技术工具是安全配置。这种新的治理艺术的特有技术整体分别为外交—军事体系和公共管理，而用来指称公共管理负责的东西即为政治经济学。治理/生命权力的提出标志着福柯从权力分析转向主体伦理学，治理术的问题也标志着国家问题进入了微观权力的分析领域。
读书感想：
从实践逻辑到结构同谋再到反思性，综上是我对布迪厄知识体系（已读）的粗略总结，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在阅读过程中发现，除了理论方面的概述，布迪厄还列举了很多实例，贴近社会生活又很有深意。比如布迪厄所说的“误识”，即社会行动者对那些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暴力，恰恰并不领会那是一种暴力，反而认可了这种暴力。布迪厄指出，性别支配是符号暴力的典型表现，男性秩序借助在社会结构和认知结构之间所获得的近乎完美，无需中介的相符关系，被行动者视为理所当然的。布迪厄认为男性统治之所以具有超历史稳定性缘于三大因素，即拥有象征暴力武器的男人、成为习性的无意识受害者的妇女、各种机制（家庭、教会、学校）。所有的统治作用都是通过被归并的结构与重大制度的结构之间的客观同谋实现的，不仅男性秩序，甚至整个社会秩序都是在这些重大制度中实现和再生产的。此外，教育下的合谋也是佐证。学校通过防止被它排斥的阶级发现和反对排斥它们的原则，就用排斥的合法性来说服这些阶级。不平等的社会因素的作用巨大，它可以使教育制度在经济条件平等的情况下，把社会特权转化为天资或个人学习成绩，从而不中断地维护不平等。表面的机会均等实现得越好，学校越可以使所有的合法外衣服务于特权的合法化。考试完全保证考生的表面平等，却以不具姓名的方式根本不考虑他们在文化面前的实际不平等。下层阶级越不为学习的成功树立一种相反的形象，越是接受上层阶级的本质主义并把自己的不利处境视为个人的命运，这种炼金术就越能成功。与福柯不同，在布迪厄看来，真正的知识分子要根据他是否能够独立于各种世俗权力、独立于经济和政治权威的干预来加以判定，即既能独立自主又能富有关怀。
这段时间，从福柯转到布迪厄，我对福柯的知识框架有了一定的把握，这是我感到最为兴奋的一点；对于布迪厄，由于还没读完，有很多东西感觉还没串联起来，需要进一步解读。这段时间读书状态比较稳定，希望暑期更加进步。时间过得真快，看着师兄师姐们的读书生活总结，颇有感慨。第一次来参加读书会的时候，就被师兄师姐们的报告所震撼，读得多写得好，他们一直都是我的榜样。好几次，我们进行小组交流，师兄师姐们也有过困惑，但我感触更深地是他们对读书的投入以及对集体的见解。感谢这近一年来师兄师姐们对我们的激励与关怀，希望我们也能像他们一样优秀，希望我们也能站在云端跳舞，也希望我们的团队越来越好！
阅读书单（2019.4.3--2019.5.18）：
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
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
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
福柯：《疯癫与文明》、《知识考古学》、《不正常的人》、《主体解释学》、《临床医学的诞
生》、《词与物》、《规训与惩罚》、《性经验史》
读书内容：
本次汇报主要围绕福柯的主体与权力这两个方面的知识点展开。
一、主体自我
疯癫与理性。在古典时期，允许疯人展览疯人以供表演和消遣；在文艺复兴时期，疯癫与各种经验混合，收容院具有一种囚笼的形象，在那里驯戒和残忍驾驭着疼痛与疾病伤害，不是兽性被压制了，而是人本身被消灭了。人在虚无的悖论中表现自己。正如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说明的一样，自恋是疯癫的第一个症状——人依恋自身以致于以谬误为真理，以谎言为真实，以暴力和丑陋为正义和美。所谓疯人，偏离理性却又坚定地相信自己在追随着理性，虚妄的自恋与自身的认同造成了关于自我的混乱。在精神病院，疯人被监视和审判，自我克制；医护人员模拟家庭并期待“未成年”（疯人）意识觉醒，理性仍将长久地对疯人维持着自己的父亲形象。
主体性与真理。“我们是谁”是福柯的重要关注点，关心自己是关于自身、关于他人、关于世界的态度。主体性与真理是总问题，福柯指出，主体为了达至真理而用来的塑造自己的探究、实践与体验可称为“精神性”。关心自己被规定为认识自己，与养生法、家政学、性爱论息息相关，可以扩展到全部生活；关心他人与关心自己有着合目的性、互惠性、固有的关系；而转向自身则作为关系自己的最终方式。从关心自己到关心他人再到转向自身，主体化是一种修身技术，聆听、写作、反求诸己这三大手段符合讲真话的操练。为了达至真理和主体化，需要思想锻炼、节制吃苦或身体抵抗力的实践以及沉思。
话语与人的存在。福柯认为，人应成为知识的实证领域而不是成为科学的对象。只有当表象的话语的分析被解体、转换和逆转时，类似人的存在方式分析的事物才变得可能。人从不存在到存在再到消失，所谓的“人之死”启示着人与话语是不相容的。伴随着词与物的演变，经验领域与主体性、人类和有限性等的反思联系在一起。在福柯看来，人及其心理、群体、社会、所谈的语言在浪漫主义时期都是作为生物而存在的，直至近期才被解释发掘被隐藏的意义，在能指与意指之间，人是被近期构思出来的。
自我教化。从肉体展示到压抑假说再到更加严格的风格，关注自我是许多哲学学说中常见的一种律令。了解个人主义需要区分三种东西，即个人主义的态度，其特征是个人的独特性被赋予了绝对的价值；私人生活得到了推崇，家庭关系、家庭活动的方式和世袭的利益范围的重要性得到关注；自我关系的强度，以自我作为认识的对象和行为的范围从而自我改变、自我改正、自我净化、拯救自己的灵魂的各种方式的强度。自我教化需要自我的道德与实践，是一种生存技艺，需要关注自我，不是简单地要求一种泛泛的态度和零散的注意力而是与医学思想和实践紧密相连的。
二、规范化权力
知识权力。福柯认为，那种由某种话语实践按其规则构成的并为某门科学的建立所不可缺少的成分整体，尽管它们并不是必然会产生科学，可以称之为“知识”。意识形态并不排斥科学性，话语实践开始个体化和获得自律性的时刻也是陈述形成的唯一和同一系统起作用的时刻，或者还有当这个系统被转换的时刻，福柯将这些时刻称为实证性、认识论、科学性或形式的界限。
规范化权力。福柯指出，对麻风病人的排斥与鼠疫病人的容纳是一种权力的积极技术的发明，即一种驱逐、排斥、使边缘化和镇压的权力过渡到一种总之是积极的进行制造的权力，规范化技术出现。畸形、手淫者和无法被教育规范体系接受的人这三类不正常的人构成了一个混合的形象，因此与新的控制和权力系统连接在一起的家庭的重要性凸显。从监狱隔离到工厂工作再到医院，进行医治和使人正常化（规范化）的技术应运而生。
惩罚权力。犯人的肉体从公开展示到司法与判决执行的分开，惩罚从一种制造无法忍受的感觉的技术转变为一种暂时剥夺权利的经济机制，同时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功能具有积极和消极效应，惩罚被视为一种政治策略。在18世纪晚期，人们面临着三种组织惩罚权力的方式，一种基于旧的君主制度的方式如肉体的惩罚，另外两种则基于惩罚权力应属于整个社会应具有预防和改造功能的功利主义观念。福柯认为，规训“造就”个人，这是一种把个人既视为操练对象又视为操练工具的权力的特殊技术，可以通过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检查等手段达至目的。一端是规训-封锁，另一端是全景敞视主义的规训-机制，存在着两种规训意象，权力是可见的但又是无法确知的。
公共权力。源于17世纪，迎合资本主义发展的性经验史应该首先被读解成压抑不断增大的编年史，福柯指出，性不仅仅是被批判的对象，它还是被管理的对象，它属于公共的权力，它要求有各种管理的程序，它还必须由各种分析的话语来承担。为生命负责，让权力直达肉体，而不是以死亡相威胁，即生存事实不再是这个日渐出现在死亡混乱及其致命性中的不可企及的基础，它在某种程度上进入了知识控制和权力干涉的领域。此外，权力与快感相互激发，这就需要节制并反思调整性行为的规范话语。
读书感想：
结束过渡时期的阅读，刚刚接触福柯的著作时感觉有点生硬，就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话语、知识、权力、主体等等是其重要支柱。除了上述总结的主要知识点，福柯对考古学、爱情导师、监狱、养生等方面的阐释还挺有趣味的。例如，福柯将考古学与思想史进行比较，指出考古学的描述恰恰是对思想史的摈弃，对它的假设和程序的有系统的拒绝，考古学试图创造另外一种已说出东西的历史，即考古学不是什么别的东西，仅仅只是一种再创作：就是说在外在性的固有形式中，一种对已写出的东西调节转换。这不是向起源的秘密本身回归，而是对某一话语对象的系统描述。同思想史相比，考古学更多地谈论断裂、缺陷、缺口、实证性的崭新形式乃至突然的再分配。其次，福柯还特地指出关心自己需要一位导师。从爱情行为的问题到对爱情本质的探询，从男童荣誉的问题到热爱真理的问题，从恋爱双方不对等的问题到爱情融合的问题，对于柏拉图来说，真正的爱情的本质特征并不是排斥肉体而是透过对象的各种表象与真理发生关系；福柯认为导师的智慧才是真正爱情的对象。所谓导师，就是通晓真理即明白怎样真正地爱那应该去爱的真理的人。在福柯看来，柏拉图就是那个时期的导师，被很多年轻人追逐。此外，福柯在阐释性经验史的时候还对养生、家政学进行了描述，他认为一般的养生法应该有目录，包括对锻炼、食物、饮料、睡眠、性关系等方面的说明。福柯说，养生并不是为了延长生命而是让生命在它命定的年限中成为有用的和幸福的东西。就觉得福柯说得还挺有道理的。在生活中，养生已然成为一种潮流。但正如福柯所告诫的，不要把养生法理解成为对其他人知识的完全服从，也就是说不必过于相信所谓的养生专家的养生方法。
这段时间读书状态比较稳定，感觉福柯有点难读。写总结的时候把笔记又看了一遍进行归纳，感觉写得也不是很好。还需要静下心来，继续努力。
阅读书单（2019.1.12--2019.4.2）：
曼海姆：《保守主义》、《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
舍勒：《知识社会学问题》
戈夫曼：《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
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
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
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
米尔斯：《社会学的想像力》
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
读书内容 ：
本次主要汇报过渡时期的内容。
一、知识社会学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知识社会学主要是在德国和法国发展起来的，与社会条件和文化条件的总体状况相关联。正如默顿所说，想要真正地勾勒出知识社会学的主要流派，所有的东西都不会介绍得很清楚，如阐述的多样、问题的不同、范围的广泛、概念的丰富。从马克思到默顿，在这里重点围绕舍勒和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思想。
舍勒认为只要一个人是一个社会的成员，则人类的全部知识就不是经验性知识，而是先天知识，也就是说知识社会学本身主要研究群体精神。从最低的一级即作为宗教知识等未分化的初步形式的神话和传奇到最高阶段的技术方面的知识，舍勒以人为性程度的高低维度将知识分为七大类型，并认为知识的发展与政治的发展息息相关，将其结合进哲学世界观的结构中，具有形而上学的色彩。
而曼海姆则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待知识社会学，把“不正确的”和非真实的事物的起初形式留给意识形态理论来考虑；把并非由于或多或少的有意而造成的观察的片面性与意识形态理论分隔开来，并把它当作知识社会学的专属课题。曼海姆认为知识社会学的基本任务是确定逐渐在思想史产生并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中的各种观点；作为一种理论它致力于分析知识与存在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种历史--社会学研究它试图在人类思想发展过程中追溯这种关系所具有的表现形式。（其实默顿对知识社会学有较为全面的概括）
二、社会结构
社会行动的结构。从单纯的手段--目的图式的功利主义到马歇尔引入价值体系的效用理论，到帕累托主张的非逻辑（理性）行动、对合理性行动起支配作用的终极目的的唯意志理论，再到涂尔干用社会事实、共同价值体系以及宗教神圣性即共同的规则体系批判功利主义，最后到韦伯借用价值关联概念将社会行动分为目的合理性、价值合理性、情感的、传统的，帕森斯对行动结构的概貌进行了分析。帕森斯向我们描述了一个可以称为唯意志论的行动理论的一以贯之的理论体系的发展过程，并指出行动体系的单位取决于行动者的目的、处境（条件/手段）、规范性取向。
社会交往的结构。布劳将个体之间的社会交往过程现实地构想为在群体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发现的表现，即社会学的取向从微观到宏观。社会交换的两个条件：一是它必须要指向只有通过和他人的互动才能获得的目标；另一个是它必须试图使手段适合促进这些目标的实现。布劳的逻辑在于，基本的心理过程（获得报酬期望）产生社会力量（社会吸引）从而导致社会交换，在交换过程中引起权力分化进而促使合法化（组织）或对抗的发生，这时候作为社会交易媒介的价值和制度就应运而生，但制度的刚性又反作用于对抗，但反抗却是一种再生活力成为社会重组的基础。布劳认为社会结构主要由整合、分化、组织这三大方面相互作用，在许多层面上反复地打破和恢复均衡的力量被反映在结构变迁的辩证性质之中。
中层理论。默顿认为社会学理论指逻辑上相互联系的一组命题，从这些命题中可推导出经验的一致性，主张集中注意“中层理论”即介于社会系统的一般理论和对细节的详尽描述之间。有限概括范围的特殊理论能接受经验研究的假设，能划清微观与宏观界限，且能与各思想体系协调，是传统理论研究的直接继续，取向涉及对无知的思考这些方面在默顿眼里是中层理论的优势所在。
三、个体与社会
戏剧表演的视角。戈夫曼讨论个体在普通工作情境中向他人呈现他自己和他的活动的方式，即他引导和控制他人对他形成的印象的方式以及他在他人面前维持表演时可能会做/不会做的各种事情。表演的神秘化在于限制接触，即保持社会距离，能使观众产生并维持一种敬畏。获得个体的信息，有助于定义情境，能使他人预先知道该个体对他们寄予什么期望，以及他们或许可以对该个体寄予什么期望。以一以贯之的道德模样完成社会化角色的这种义务，以及由此而获得的利益迫使人们都成了精通各种舞台表演手法的行家。无论是表演的角色，还是场所区域，需要呈现人格与社会的一致性，不然容易导致表演的崩溃进而致使行为的紊乱和自我概念的动摇。
单向度的思维。马尔库塞认为工业社会最发达的地区始终如一地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使技术合理性完善化的趋势，一是在既定的制度内加紧遏制这一趋势的种种努力。相信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并且相信这个制度会不负所望的信念即幸“幸福意识”，反映了一种新型的顺从主义，顺从主义是已转化为社会行为的技术合理化的一个方面。当代工业社会是一个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即通过技术进行的全面管理，因为它成功地压制了这个社会中的反对派和反对意见，压制了人们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从而使这个社会成了单向度的社会，使生活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即丧失否定、批判和超越能力的人。
有机体与社会情境。米德根据人的行为来解释人的意识，即自我是逐步发展的，它并非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社会经验与活动的过程中产生的，即是在作为个体与那整个过程的关系及与该过程中其他个体的关系的结果发展起来的。当个体有机体的行动吸收了姿态（态度）的会话时，自我便产生了，比如说在人类中同情出现在某人由自身唤起他正式予以援助的个体的态度亦即在某人援助他人时采取他人的态度。一个社会过程的起源或最终存在并不依赖自我的存在和相互作用，虽然该过程在自我从中产生之后所达到的更复杂的阶段和更高级的组织确实依赖自我的存在和相互作用，即米德认为有机体与社会环境是相互决定的，共同体本身借助于对环境的感受性而创造了它的环境。
读书感想： 过渡时期的经典著作博采众长，各有风格，都主要围绕现实社会问题发问，尤其是帕森斯和默顿还对其他学者理论进行了总结与批判。其中也不乏很有趣的思想，比如说米德提倡的较大自我，个体应当合理地对待在某个具体问题中发现的所有价值，即在群体中狭隘的自我应当让步于较大的自我从而达至利益的认同，作为读书会的成员也是如此。此外，他还主张一切有价值的事都是共同享有的经验，在这个层面上说人并非是孤独的，对一本书的欣赏我们可能认为纯属个体的那些经验，如果能与他人分享将会得到较大的增强。比如说布劳关于爱情的讨论，人们常说的“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与布劳所说的最小利益原理相得益彰，感情中陷得不深的一方处于有利位置，只有当两个恋人对彼此的情感和责任以大致相同的速度扩展时，他们才会相互增强他们的爱情。比如说默顿的“重要他人”概念，在群体中我们总会追求他人的接受与认可。还比如说马尔库塞的“幸福意识”，即相信现实的就是合理，在生活中我们常把“存在即合理”挂在嘴边，却很少思考到更深层次的意蕴，但马尔库塞指出这是一种顺从主义，颇有醍醐灌顶的意味在其中。
正如默顿所说的，经典理论的功能在于与经典对话，常读常新，并从中得到快感、互动与满足。这段时间自我感觉读书状态不如以前好，需要进一步调整，更需要进一步努力。
阅读书单（2018.11.22--2019.1.11）：
马&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齐美尔：《宗教社会学》、《现代人与宗教》、《金钱、性别与现代生活风格》、《生命直观》
《叔本华与尼采》、《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历史哲学问题》、《时尚的
哲学》
帕累托：《普通社会学纲要》、《精英的兴衰》
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卡尔•曼海姆精粹》
读书内容：
本次主要汇报关于齐美尔的宗教与社会、现代生活与文化这两方面的知识内容。
一、宗教与社会
关于宗教与社会的关联，齐美尔在《时尚的哲学》中指出，人类相互之间的关系，源于迥然相异的利益之中，由最为对立的力量所支撑，并发展出各式各样的类型。这些关系在它们集结的状态下，实现了自治化，并与那个外部实体形成关联，对此统称为宗教。加之，齐美尔也在《现代人与宗教》中提到，人在相互接触过程中，在纯粹精神层面上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奠定了某种基调，这种基调一步步地提高，直到脱颖而出，发展成为独立的客观存在，而这就是宗教。由此可见，宗教是社会关系即人际互动的超越形式。宗教是一种社会形式，意味着它是实在的，反之，社会作为人的互动关系，本身就带有宗教因素。关于这一点，《宗教社会学》亦可佐证，齐美尔认为社会本质与宗教本质虽然外表上有所差异，但作用确是相同的。社会本质在宗教活动范围内形成相应内容的方面即信仰与整合性，所谓信仰是宗教的本质与特性，最终是达到自我的安宁与安全；所谓整合性不外乎是指多种因素彼此相连，休戚与共。基于此，我们可以看出齐美尔所提倡的宗教的理念——业已存在的人际关系的规则与体现形式。
此外，根据齐美尔对宗教的定义，宗教与情感、宗教与宗教性（虔诚）之间的关系也很有趣。齐美尔认为宗教的活力和核心就在于现有宗教不断进入感情之流。齐美尔将爱情与宗教情感进行了类比：正如爱情那样，它之所以能一如既往，就是靠不断地重提昔日发生的原因来激发活力；那么同样，可靠的主观宗教情感才能显示出其所有实力，因为有了这种可靠性，宗教情感就能脚踏实地并把其深厚性和忠诚性完全置于一切认识所能追溯到的起源的彼岸。我们虽然处于宗教的彼岸，但是在此岸的各种关系和旨趣中可以寻找到某些宗教的契机。所有的宗教性虔诚都含有特别的混合成分，其中有忘我的敬身与对幸福的渴欲、谦卑与反叛、感官上的直接体验与先验的抽象等混杂，由此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情感张力、具有一定强度和固化性质的内在关系，以及一种主体被嵌入一个更高秩序中，而又同时被体验为某种内指的和个人的东西。没有语境中的对立面即上述混杂成分，所谓宗教性虔诚情感的意义和内容也就会烟消云散。齐美尔认为，正如不是认识创造了因果性，而是因果性创造了认识，同样不是宗教创造了宗教虔诚，而是宗教虔诚创造了宗教。也就是说，宗教性（虔诚）是超验范围，而宗教是其客体。
二、现代生活与文化
现代生活的特点在于知识、行为和理念之间构成的内容从固定、具体与稳定的形态转型为一种发展、运动与非稳定的状态。生活追求的是一种如齐美尔所说的不可获得性：它渴望摆脱一切形式，在赤裸裸呈现的瞬间，决定并展现自己。但是，知识、意志和创造力，虽然是由生活驾驭的，但它们只是由一种形式代替另一种形式，它们从来不可能用脱离形式的生活来代替形式本身。这就充满着矛盾与悖论。齐美尔认为一旦生命产生出它用以表现和认识自己的某种形式时，它便是文化。文化是一种间接完成的、经由物种的智力成就其历史的产物：知识、生活方式、艺术、国家、一个人的职业与生活经历——这一切构成了文化之路，主体的精神通过这条路使自身进入到一种更高级更进步的状态。现实却是，生活的目的却臣服于其手段，文化客观产品、客观规则则游离于主体文化之外。现代性问题的关键是，人们对于事物的微妙差别和独特性质不再能够作出感受同样细微的反应，而是用平泛一律的方式来感受一切。现代性文化危机则是主体文化（生命演化的内形式）与客体文化（外形式）的分离。齐美尔从其生命哲学出发，认为一旦新的生命形式冲动比如哲学理性、宗教情绪、艺术感觉等与目的文化形式相冲突，就会出现所谓的文化危机。这方面的一个证据就是宗教在现代生活中的地位，即现代人不再信仰传统的宗教，但现代人又仍然需要宗教。基于此，齐美尔还创造出了“后宗教”提案：改变人的内在心态，把宗教不再当作一种客观的实体或外在的东西，而是看作内在行为。
对此，我们或许应当寻求将社会一致化倾向与个体差异化意欲相结合的生命形式，齐美尔认为这其中的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时尚。时尚是对既定模式的模仿，它满足了社会调适的需要，一方面它把个人引向每个人都在行进的道路，它提供一种把个人行为变成样板的普遍性规则；另一方面，它又满足了对差异性、变化、个性化的要求——凭借内容上非常活跃的变动，赋予今天的时尚一种区别于昨天和明天的时尚的个性化标记；此外，当较低阶层开始模仿较高阶层的时尚时，较高阶层就会抛弃并重新创造另外的时尚。此外，齐美尔对于为什么总的来说女性支持时尚的程度特别强烈这一问题提供了或然性的答案，即在时尚里跟随社会潮流的个体无须为自己的品格与行为负责，但时尚又具有一定的独特性。
对于文化危机的影响因素，齐美尔着重强调了社会分工的作用。与马克思、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不同，齐美尔从一种文化哲学的角度来看，作为现代生活之基础的分工其所产生的极端和彻底的专业化，只是普遍的文化困境（客体文化与主体文化的相互离异）的一种特殊形式。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迫使个体进行分工，竞争（其本质是每一个要素同另一个要素的平等都不断的向上或向下推移）成为越来越纯粹的分工，社会旨趣和社会生活把个人被挤压到局部实存中，社会完善建立在个体不完善之上，个体丧失了无数可能性。
读书感想：
阅读齐美尔的著作，会发现齐美尔的视域特别宽阔，无论是货币、宗教、历史哲学，还是文化、生命形式、现代生活，这些方方面面书中都有涉猎而且阐释地极其细腻。此外，齐美尔对于死亡与不朽、个体法则、多数表决、穷人、鸵鸟政策、秘密与友谊、三人群体等见解也很独特有趣。齐美尔指出，把不朽性和永恒的生命视作同一物，这纯属是逻辑上的虚假的幼稚。这一观点在今天也不过时，我们常常说某某永垂不朽，与死亡无关。现实中，我们大多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形式来决定事情，在书中齐美尔认为多数表决经由很多人对一个人意志的简单的、实际的强暴，变成为在个人的固有生活和社会整体的固有生活之间的二元主义的最登峰造极的表现，这种二元主义在经验中往往是最和谐的，但是在原则上却是不可调和的和悲剧性的，这一洞见不得不让我们反思。有时候我们会避免与别人对视，比如说撒谎的时候或上课要回答问题的时候，或许佐证了齐美尔的“鸵鸟政策”——谁若不看对方，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可以不让人看见自己。齐美尔提到，在各种单一的感觉器官里，眼睛是独一无二的具有社会学的功效：能把正在相互对视的各个人联系起来和发挥相互作用，目光承载着自己的情绪等。托尔斯泰曾说，所有幸福的人因为幸福，所以彼此相似——就像天底下最终只有一种康德所说的幸福似的——而不幸是各个人都各自不同的。这句话我们也常常使用，但齐美尔论述道，但这种事情也只是在人们把幸福同它典型的诱因，同财富、社会地位、成就等混为一谈时，才能发挥作用；若不去询问幸福的外界原因，从主体真实性出发，那么这种幸福就同构成其瞬间激动和美丽的生命本身一样，既独特又无法比拟（个体法则），也很有道理呀。在书中，齐美尔列举了很多这样的例子，受益匪浅。
这段时间，读书状态还比较稳定，有时候读到难懂的地方，尤其是读齐美尔大社会学和现在读过渡时期各大家的著作的时候，会有些郁闷。前段时间由于感冒和英语考试，耽误了一些进度，需要调节好情绪，有着积极饱满的精气神很重要。我觉得自己思考能力还有待提高，有时读完就读完了，没什么反思。我还需要继续努力，大家一起加油！
阅读书单（2018.10.8--2018.11.21）：
齐美尔：《桥与门》、《现代性的诊断》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资本论》（第三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马&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二、三卷）
读书内容：
这次主要汇报资本论和选集中的内容，见识浅薄，还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资本与剩余价值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诚然，随着社会的发展，产品和生产者分离，亦即拥有实现劳动所必需的一切东西和只有自己劳动力的人分离。资本增殖能力的全部秘密就在于资本支配着别人的一定数量的、它不支付报酬的劳动。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无论是资本三种形态（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的循环，或是资本的周转（生产与流通），还是基于单纯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马克思在资本生产过程的基础上研究了资本的流通过程，分析了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强调的一样，资本的总公式是G-W-G，那就是，一个价值量投在流通中为的是要取出一个较大的价值量，生出这个较大价值量的过程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实现这个较大价值量的过程是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马克思研究了剩余价值的具体形式，并分析了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利润只是剩余价值的现象形态，而在此之前地租才是剩余价值的原始形式；但毋庸置疑的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
二、阶级斗争
有关阶级方面的理论由于手稿中断而未在《资本论》中讲述，但是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工场手工业代替了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接着现代大工业取代了工场手工业，现代资产阶级本身就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当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资产阶级就面临着生存威胁。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至于无产阶级，它也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但是现代的工人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了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
三、劳动与贫困
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选集第一卷中也提及到了，生产资本愈增加，分工和采用机器的范围就愈扩大。分工和采用机器的范围愈扩大，工人之间的竞争就愈剧烈，他们的工资就愈少。就是说，资本增长得愈迅速，工人阶级的就业手段即生活资料就相对地增减得愈厉害。但是虽然是这样，资本的迅速增长对雇佣劳动确是最有利的条件。恩格斯在论述自然辩证法的时候也提到，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建立在劳动者本人的劳动之上的私有制，必然发展为劳动者丧失的一切财产，而同时一切财富却愈来愈集中到不劳动者手中。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也佐证了这一点，马克思指出，在社会增长状态中，工人的毁灭和贫困化是他的劳动的产物和他生产的财富的产物。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这样工人才能维持自己作为肉体的主体，然而在早前人作为一个独立个体足以自给自足。
四、私有财产与分工
马克思进一步推断出，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以致于工资是异化劳动的直接后果（这一点在《资本论》第一、三卷中也有体现：工资的形成或劳动的直接报酬的形式，消灭了工作日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一切痕迹，结果是自由工人的全部劳动被看作是有酬劳动），而异化劳动则是私有财产的直接原因。恩格斯则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来阐释私有制的起源，从史前的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到现在的文明时代，从先前的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到现在的国家，都是社会发展的产物，社会分工致使社会分裂为各个阶级，使得以血亲为基础的氏族制度爆裂。不论是奴隶制、封建制还是资产私有制，恩格斯认为迄今为止所发生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以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命。
五、财富与科学社会主义
和马克思的观念一样，恩格斯认为随着文明的到来，剧增的财富成为一种与人民对抗的无法管制的力量，这就需要一个新时代的到来，那时人的理性就会强壮到能支配财富，它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及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一个较高的形态上，即共产主义社会。但是正如恩格斯在选集第三卷中所论证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不管是圣西门、傅立叶，还是欧文，他们想建立的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由于时机不对而流产，那时的资产阶级还处于上升发展阶段。不同于沉寂不变的形而上学，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历史观和并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生产的秘密，把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
六、政治经济学与唯物辩证法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其政治经济学相辅相成，他指出，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现在的问题是，资产阶级下的不合理不公平折射出严峻的危机，即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工人运动此起彼伏。而这一矛盾的解决就是无产阶级取得社会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主义就由此可能，人将成为自由的人。这些又深深地体现着马恩的辩证法精神，恩格斯指出，人们为了生存就必须保护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生产出来的生产品和生产力，使它们不受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身的毁灭性的破坏作用的影响，办法是从不能办到这一点的资本家统治阶级手中夺取社会生产和社会分配的领导权，并把它转交给生产者群众，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无论是波兰问题，或是巴黎起义，还是德国工人运动，在量与质之间的转化，都彰显着社会发展的螺旋形式。
读书感想：
马恩选集所散发出来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光芒十分耀眼，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观的批判也有诸多体现，但由于我见解不深故没有简单罗列。马恩不仅聚焦于欧洲资本主义社会，还有着全球视界。在选集第二卷中，马恩提到了近代的中国社会，当时资本主义文明席卷了世界，英国等在中国进行鸦片交易乃至掠夺战争，而与印度被不列颠全面统治的情形不同的是，中国本土的手工业和农业以及中国人的奋起抵抗成了资本主义侵袭的屏障。他们一方面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对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特征进行分析，指出近代中国陷于停滞、走向衰落以致惨遭西方列强蹂躏的原因；一方面对深受压迫、奋起斗争的中国人民表示同情和支持，预言中华民族必将走向光辉的未来。
从《资本论》到《马恩选集》，我粗浅地理解了资本、生产、交换、剩余价值、劳动、异化、财富、私有财产、国家、工人贫困、分工、阶级斗争等之间的联系，但是掌握还不远远够，无法形成一个清晰的马恩知识框架，需要继续培养自身的逻辑思维能力。总的来说，马恩著作为我们拓宽了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视域，此外他们对李嘉图、亚当斯密、黑格尔、费尔巴哈、圣西门等学者的反驳，虽然很激烈但很有条理性，让人敬佩。
这段时间，读书状态比较稳定，但是还有待努力，思辨能力还需要强化，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量的积累才能达至质的转化，对自身否定的否定也是一种发展，大家一起加油。
阅读书单（2018.9.1--2018.10.7）：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
齐美尔 《货币哲学》、《社会是如何可能的》
读书内容：
《资本论》（第一卷）：从商品的两大因素（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货币的职能到资本的总公式（A-M-A 货币--商品--货币）、资本与劳动力买卖再到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资本积累规律与原始积累等，马克思对这些概念一一串联，以期诠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揭示现代社会运动的经济规律。马克思指出，只有当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遇到那里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劳动者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许多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资本指挥下在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而工作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起点，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通过劳动使资本增殖的劳动者才被看作是生产的。马克思还对社会分工（以生产资料分散在许多互不依赖的商品生产中间为前提）和工场手工业分工（以生产资料积聚在一个资本家手中为前提）进行了区分，让我对其理解更加深刻。最后马克思还谈及资本田园式的原始积累、资本的历史起源的本质，就是直接生产者被剥夺，是以所有者的个人劳动为基础的所有制的解体，而形成以他人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
与马克思相似，齐美尔在《货币哲学》中也强调了价值与交换（货币）的关系，不过他突出的是一种相对主义的世界图景。《货币哲学》分为两大部分，分析卷主要试图从一般生活的条件和联系理解货币的本质。货币作为一般的存在形式的物质化，依据之事物从它们彼此的相互关系中找到意义，这是其哲学意义。货币作为一种目的性行动，侧重的是主客体之间有意识的互动，然而在这种目的特性中也存在着消极现象，即贪财吝啬和禁欲式贫困。综合卷则从货币的影响说明一般生活的构造。齐美尔认为，货币是人与人之间不涉个人的关系的载体，且是个体自由的载体，但是货币所能提供的只是一种潜在的、形式化的、消极的自由。在个人与占有的分化中，个人因素脱颖而出变得越来越有自主性，同时货币使新的聚合形成成其为可能，一个团体的规模的扩大是和团体成员的个体化和独立化携手并进的。但与货币经济相伴随的客观文化的发展，却已经导致了生活中的可计算性以及支离玻碎的意识；目前所呈现给我们的全景图意味着真正内在的关系中的距离日益扩大，而外在关系中的距离却日渐缩小。这或许是齐美尔对货币经济和现代文化的焦虑。有意思的是，齐美尔认为，货币和生活风格的理智性正是凭借其客观性才对一切特殊的生活内容都构成了优势，正是这种优势因素促使孔德在其乌托邦国家中把银行家置于世俗政府之首，因为银行家是具有最一般、最抽象职能的阶级。齐美尔主张，货币作为一种历史构形物，象征着事物的客观行为并在自身与事物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殊关系。社会生活越是受金钱经济关系的支配，存在的相对主义特征在有自觉意识的生活中就越是起作用、越是明确。
货币既承载和关联着千差万别的事物和社会阶层，使它们日趋平均化，从而导致社会文化的量化、世俗化和理性化；同时货币又最大程度地保持和促进了个人自由和个体化的发展。关于这一点，齐美尔在《社会是如何可能的》也指出来了，即现代文化的潮流涌入两个似乎是背道而驰的方向——拉平化和个人自主，但其是由货币经济来支持的。从微观到宏观、从心理到互动、从社会化到个人，《社会学是如何形成的》则像是对齐美尔思想的汇总。齐美尔认为社会学是一种新的方法，是一种研究的辅助手段，借以采用一条新的途径去掌握所有那些领域的各种现象；而对于“社会是如何可能的”要在各种要素本身里先验存在的条件来回答，通过这些条件，各种要素现实地结合为“社会”综合体。
读书体会：
《资本论》第一卷的前部分内容相对来说还比较容易吸收，有些解释与高中政治课本相似，后面部分涉及剩余价值及其影响因素等方面读起来有点费力。因为当时没能借上马克思的《资本论》二、三卷和其他书，就先从齐美尔的著作开始阅读了，打算等借到了再继续读马克思的书。
《货币哲学》花费的时间较长，但是从这本书中受益颇多。我曾在本科的时候做过关于宿舍关系的访谈，里面有设计一个问题——你以后创业，会不会选择自己的舍友当合伙人？很多被访者都回答说不会，主要原因是不想因为金钱而影响友谊使其复杂化。其实齐美尔在书中也说到，姑且可以作为一个佐证即与朋友打交道，金钱交易的那种淡漠的客观性与朋友关系的私人性之间的冲突是不可克服的；而跟敌人打交道，同样的条件又给敌对的意图提供了广阔的余地。同样的，在生活中，我们也总是宁愿采取不断支付较小费用的方式，最后再把这些“不引人注意的”支付转换为一个单一的、最后的较大支付。齐美尔解释说这是经济意识的阀，即意识阀作用于我们神经的外部刺激，在某个强度以下，是不会引起我们注意的；但是一旦达到了这个“阀”，就会突然引起我们的感觉，因此刺激的单纯量的增长就造成了质变的结果。此外，齐美尔还指出财产到处都产生着对财产的爱，人们不但会为他所热爱的东西付出牺牲，而且也热爱他牺牲掉的东西。如果说母爱是为了孩子做出无数牺牲的根源，那么母亲为孩子含辛茹苦则连成了她与孩子间更为紧密的纽带。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疾病或残疾的小孩通常是最受疼爱的，因为他们需要母亲付出最大的牺牲。还有很多类似例子，我觉得很深意，这些都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齐美尔见识之深刻让人敬佩。
这段时间读书进度比较慢，需要更加努力，进一步协调好时间，向学长学姐和同学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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