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9.8-10.26
吉登斯：
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
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的性，
现代性的后果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民族国家与暴力
超越左与右：第三条道路
气候变化的政治学
从宏观制度层面和微观个体层面对吉登斯现代性理论进行总结什么是现代性？吉登斯从制度，或者说结构的角度对现代性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现代性指的是十七世纪初现于欧洲而在20世纪日益产生世界性影响的制度以及行为模式（生活方式与组织模式）。吉登斯对现代性的解释的建立在其对西方社会各种学派的批判性总结上的，他反对社会进化论，主张一种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断裂论”，在他看来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断裂，即现代社会并非是传统的延续和社会组织生长的连续过程，而是一种社会延续的断裂，现代性到来的绝对速度，社会变迁的巨大范围，以及现代制度自身固有特性都迥异于之前所有传统秩序类型。此外，与对现代社会做单一制度性阐释的“一元制度分析”不同的是，吉登斯主张“多元制度分析”，他所理解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具有多维制度性特征的社会，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督，军事力量构成了现代性的四个制度性维度。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出现首先是一种现代经济秩序，即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建立。资本主义指的是一种商品生产的体系，它以对资本的私人占有和无产者的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为核心，构成了阶级体系的主轴线；工业主义则是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对物质世界非生命资源的利用，体现着生产过程中的机械化和技术；监督指的是在政治领域对被管辖人口行为的指导，包括直接监督和通过信息控制间接监督。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国家行政控制水平的扩展，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类型，其行政控制水平大大超越前现代社会；军事力量即在现代战争工业化情景之下对暴力工具的控制，也是影响现代性发展的独立变量之一，然而常常被以往经典作家忽略。现代性“断裂”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民族—国家这一现代社会的典型形态在自己的领土内垄断了军事暴力手段，这在前现代社会是没有的，“战争工业化”急剧改变了战争的性质，宣告了总体战争时代的到来。现代性的四个制度性维度的后面存在着现代性的三种动力来源，吉登斯将其归纳为：时空分离，脱域机制（社会关系的抽离）和反思性的制度化。具体来说：在前现代社会，时空是联系在一起而空间与地点总是相一致的，社会生活的空间受在场的支配，而在现代社会，标准化的时间打破啦时空关系的紧密性，时间从空间中分离，而空间与场所也发生啦分离。时空的分离进一步导致了社会关系的脱离，即脱域机制的产生。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脱离，使社会关系在无限的时空地带重组。脱域机制存在两种类型，即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二者统称为抽象系统。象征标志是交流的媒介，在多元场景中相互交换（货币，权力，语言）。专家系统则是由技术成就个专业队伍组成的体系，通过专业知识对时空加以分类（医生，律师，技术员）。在现代社会专家系统无孔不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抽象系统依赖于信任，即对一个人或一个系统的可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信任感作为决策基础上的一般态度，植根于信任和人格发展纽带中。 此外，现代性本身还具有反思机制，在现代社会中，知识被反思性的运用，反思性在抽象系统的发展下逐渐被制度化。现代性是在人们反思的运用知识的过程并通过这一过程被建构起来的。这些都使得现代社会生活逐渐离开传统束缚，将地方性与全球性的因素连接起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全球范围的扩张，通过地域性的跨越和时空关联的延展，社会关系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强化，即现代性的后果——全球化。随着全球化过程的不断展开，现代性的四种制度性维度也相应发展为全球性的制度，表现为国际性的劳动分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国家及世界军事秩序。现代性的全球化也是一个不断创造新风险的过程，不断改变人们的既有生活方式、认知体系的过程。如果从四种制度维度上来看，这些后果严重的风险包括：核大战的爆发；生态恶化；经济崩溃；集权主义兴起。
吉登斯对现代性的微观考察主要是通过现代性之下的个人新的自我认同机制展开的，他指出现代性的显著特征是在于外延性和意向性这两极日渐增多的相互关联：一级是全球化的诸多影响，另一极是个人的禀赋的变化。换句话说，现代性不仅在制度层面带来了可预期的后果，对个人日常生活领域也带来了诸多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自我认同机制的变化。概括的讲，在现代性的情境下，变化的自我认同作为连结个人改变和社会变迁的反思过程的一部分被探索和建构。人为的不确定性和多样选择，信任机制和风险环境等几个方面的变迁，导致了个体自我认同的机制发生变化。与此同时，自我也在强化现代性的制度本身。现代性的高度发展下，个体自我在反身性过程吸纳了诸多背景性事件和传递性经验，个体被置于统一与破碎之中；现代性所赋予的生活方式选项提供了诸多获取的机遇，但也催生了一种无力感；在缺乏终极权威的环境中，自我的反身性过程必须要在全情投入和不确定性之间把握一个方向，被迫处于权威与不确定中；自我的叙事必须建构于个体之获取受消费的标准化影响所左右的情境之中，个人危机大大加剧。
现代性带来了人为不确定性的增加与去传统化过程，使现代社会成为一个风险社会，包括来源于现代性社会体系的全球化特征的后果严重的风险，如全球经济机制的崩溃，极权主义的兴起，生态灾难的风险，大规模核战争，也包括各种个人危机。总之，现代社会的变革无疑加剧了个人危机与社会危机。
那么如何应对这些危机呢？
简单来讲，在政治选择上超越左右划分，走“第三条道路”，发展对话民主，建设公民社会，并对全球化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帮助公民在全球化、个人生活的转变以及我们与自己的关系等重大变革中找到自己的方向。就个人层面，吉登斯主张发挥个人的能动作用，构建一种生活的（自我实现）政治，个体建立自我信任以整合自己的生活，积极参与到社会生活和公众沟通中，每个人都参与到政治议程中，重建被掩盖的道德准则。

感想：1.读书状态一定要连续，被打断后就很难立即进入状态。虽然说我们不是生活在真空，多少会受到外部各种干扰，但是主动性还是把握在自己手上，要更多发挥主体性，排除干扰，保持读书状态。
2.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要把握时间，在下个月内开始第二学科！给自己一点压力进行社会学大总结！
3.在吉登斯身上可以看到前人许多影子，前期积累对理解他很有帮助。
p.s.我之前忘记密码都好久没更新了，这两天陆续补上

布迪厄
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下
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
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
关于电视
科学的社会用途：写给科学场的临床社会学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
男性统治
言语意味着什么：言语交换的经济
科学之科学与反观性
自由交流
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

布迪厄认为社会学的任务是揭示构成社会宇宙的各种不同社会世界中的那些隐藏最深的结构，同时揭示确保这些结构得以再生产或转化的机制。其社会学理论总体上是围绕的社会秩序建构问题展开的。他认为社会世界是一种双重性世界，“社会世界存在于以制度的形式存在的历史在事物中的客观化以及存在于以持久的性情倾向体系而存在的历史在身体中的具体化之间”，由社会结构和心智结构共同构成。同马克思一样布迪厄从关系视角考察社会，他认为在社会结构和心智结构间是一种相互建构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蕴含着行动者社会实践中主观意愿和客观现实相互配合的机制，布迪厄认为这种机制是遵循一种权力支配的法则既符号暴力（象征暴力），实现社会中支配者和被支配者的“合谋”，由此再生产或转化社会结构，建构社会秩序。
一、关系视角下的社会实践分析
在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里, 社会世界是由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 这些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的“社会小世界”就是各种不同的“场域”,不同场域之间不能直接通约。布迪厄将场域定义为社会生活领域中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网络或构型。也就是说场域是一个客观关系构成的系统而非实体系统，行动者在场域中所处的位置主要由所处该位置的行动者所占有的资本（权力）的数量和组合以及其相对权重（资本相互转化的汇率）决定的，而这种空间位置实际上对应着在社会空间中的支配权力，支配着行动者的社会实践。占据在各个位置上的行动者为了维持既有的或者达到更高的位置，展开以获取资本为目的的斗争与冲突，采取策略进行相互间博弈。场域中的行动者并非的行动或者说策略的采取并非遵循死板的教条，其实践逻辑遵循着一种直觉性的实践感，也就是在惯习指导下的某种潜在可能性或不可能性。惯习是在历史中形成的由场域型塑的由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式构成的性情倾向系统，是外在结构在身体中的内在化，因而惯习既受资本影响能反映出行动者资本的状况，也指导着行动者在场域中对资本的获取。在布迪厄那里，资本是累积性的劳动，因而在资本获取策略中的资本继承传递，也就是资本的再生产是其主要内容。
布迪厄将资本划分为三种主要类型，既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是所有资本类型的根源，不同资本之间可以相互转化，这种相互转化机制促使资本再生产有着策略选择的余地。进入现代社会，由经济资本传递带来的社会特权的传递为人们所了解，这种明显的特权继承方式日益为社会大众警惕而得以限制，而文化资本因其极强的先赋性和继承的隐蔽性成为社会统治阶层的专属资本和阶级标志。经济资本通过财产继承这种直接方式进行再生产，这种方式直接暴露在现代社会之中有受到限制和审查的可能。而文化资本以学校教育所具有的中立表象通过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进行传递。文化资本成为统治阶层再生产策略中的核心。具体来讲，文化资本的在生成主要是以教育系统为中介，通过学校进行的特权继承，首先教育资格的获取是不平等的，个人在进入学校教育体系之前就通过早期社会化以及由家庭传递下来的文化资本积累了各自的差异，因为这些差异学生被分配到不同专业当中，而这种差别被视为一种“天赋”才能被掩盖来。同时在学校评价系统内部，由于其评价标准本来就是以统治阶级的文化标准设立的，深化了由文化资本积累差异导致的不平等。而学校教育课程本身就是对现有社会分类体系，也就是一种文化专断进行再灌输，可以说，学校其实成为了制度化的分类系统。完成学业教育的学生获得不同的学位头衔，这种学业头衔是事实是通向不同职业的入场券，学生在学校中被实际上分类。当教育系统（制度化学校）将社会不平等的分类（社会区隔）转化为学术区隔的时候,它也就将社会区隔合法化了,也就是说,通过在技术中立性掩盖下所强加的认知分类,教育系统再生产了现存的社会分类。教育再生产通过文化再生产实现了社会再生产的功能，再生产了社会阶级关系,强化了而不是消除了文化资本的不平等分配。实际上，教育系统就讲现存秩序合法化了。再生产方式由家庭财产继承到学校教育的转移，从经济资本到文化资本的转换，使得社会等级的再生产更加隐蔽。这是因为，文化资本是作为象征资本起作用，与经济资本不同，人们并不将其视为一种资本，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合法性，一种权威。文化实际上是作为一种象征权力支配着行动者的社会实践。社会统治阶层试图以当代文化再生产的制度和组织，通过文化在生成机制玩弄象征性的策略手段以保障其文化垄断特权。也就是说，行动者对文化资本（象征资本）的争夺，实际上是社会等级博弈，是行使一种象征权力以此产生和维持社会等级制度，产生支配与被支配者，这种博弈方式通过惯习的存在内化于身，将社会支配关系身体化，达成被支配者的无意识合谋。 
二、被支配的支配者：作为象征资本生产者的知识分子
在精英学校取代教会成为社会等级合法化的重要工具，理性和科学被统治者常规性的用于使其决策正当化的现代社会中，布迪厄讲目光投向作为象征资本生产者的知识分子。
布迪厄将社会世界划分为一个个的场域，每个场域有其追求的不同利益，决定行动者在场域位置的资本类型亦有不同，其主要争夺的资本也有不同类型。就知识分子场域的自主性而言，其中决定知识分子所处位置的应当是文化资本，但是，进入发达社会后，出现了经济场域（权力场域）对文化场域的入侵现象。知识分子（文艺人士、科学研究者以及教授等）虽然因占有文化资本而被授予某种特殊权力因而就某方面而言具有支配性，但对于那些拥有政治经济权力者而言则属于被支配阶级。无论是学术界对科研经费以及学术场域内被制度化的评级机制依赖以及知识分子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导致其在这种支配关系中达成与支配者无意识“合谋”。
然而，知识分子的权威，或者说其文化产品的权威却来自于其对社会经济权力的独立性和距离。即使在大众文化迅速发展的今天，最具合法性的文化形式仍旧是由精英知识分子确立的。文化生产者有一种特殊的权力，有表现事物并使人相信这些表现的相应的象征权力，也就是说，他们具有将事物正当化，合法化的能力。这些合法化能力一定程度上来自于其独立性，因而，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维系其自身独立性。为此，布迪厄呼吁打破限制思想自由交流的地区和国家限制，建立一个知识分子的国际组织，依赖这一文化国际主义从而对所有有意义的公共干预提供符号支持。
三、保卫学术自主性：反思性社会学
如何保障社会学的独立自主性。在布迪厄看来，社会科学界处于这样一种现状，社会学更多的成为一种实用社会学，服务于社会治理和缓解矛盾，直接间接服务于社会之外的目的，而偏离社会学本身应当关注的问题。他指出社会社会科学存在的中理论与经验的断裂实际上是研究生者自身认识与客观存在间的主客观的断裂，并对研究中研究者对主客观的无意识颠倒进行揭示。对此，布迪厄认为，社会研究者应当具有反思性。具体而言，研究者要进行自我分析，即在分析前将自己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实践逻辑的一般范式进行自我分析，认识到自己在思考和谈论某事时会受制于理性前提或其他因素影响的可能性并对此保持充分警惕。此外，社会研究者还要意识自身会受到学究常识和学术传统赋予的知识工具的约束，因此布迪厄认为研究者应当培养一种批判性情，不畏惧质询工具，时刻对研究保持反思。布迪厄还指出，必须提高科学自主性，科学应构筑科学自主的场，学者在其中产生和运用共同的评判标准，以此对外部权力进行抵抗。



感想：1.布迪厄的任何一个理论和概念都不是各自独立，而是与其他概念相互关联并在与之相互关系中呈现出实际意义、反思性已经其整体性，也就是说，对其各个概念的理解都需要在其概念的相互关系总网络中进行分析。
      2.这次报告想要做出突破，以往报告都是从某一点切入来串联整体理论，由于点点选取具有主观性，在整体梳理过程中只能把握住与其相关的部分而将其它重要的内容当作“旁枝末节”忽视掉了，这种相对简单的方式降低来报告整理中对思维和输出能力的锻炼。原本想要对布迪厄整体思想做一个尽可能的完整把握，但是由于时间不足没能达成，虽然失败了，但是这个过程确实加深了自己的理解，也暴露出自己思维上的不足。
      3.来武大后和伙伴们的交流增加了，三人行必有我师，在讨论中确实受益良多。很享受这中生活学习状态。

书单：福柯 《知识考古学》《词与物》《临床医学的诞生》《规训与惩罚》《不正常的人》 《精神疾病与心理学》《必须保卫社会》《安全领土与人口》 《性经验史》 《疯癫与文明》  《主体解释学》《什么是批判/自我的文化》
主体何以塑造                                                                                                                                                                                                                                                                                                                                                                                                                                                                                                                                                                                                                                                                                                                                                                                                                                                                                                                                                                福柯的研究是以考古学和谱系学为为方法论基础展开的。按福柯自己的话来说，他总的研究主题“不是权力，而是主体”。通过其两大方法论，福柯从微观视角出发，探讨主体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
一，知识考古学——知识主体的建构
福柯认为，真实的历史应是断裂的、变化的、非连续性占显要位置的历史，因此，他指出，应该以一种断裂的、非连续性的、非历史性的历史分析视角来考察知识。福柯指出对知识的考古并非是去考察知识的连贯性以及历史继承性，而是要描绘一个撇开了任何理性价值或客观进步的认识论领域，即认识型。认识型指的是在某个时期存在于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所有关系,是在一个既定时段内各种知识和学科共通的基础和可能性条件。
因此每个阶段都有自己异于前期的认识型，对此，福柯主要分析了文艺复兴，古典时期，现代时期三种认识型。福柯认为，在17世纪到19世纪间，西方历史上的认识型发生了两个断裂。在认识型的第一次中断裂时，文艺复兴到古典时期，构建知识的相似性原则被同一与差异原则所取代，词与物从同一走向分裂，此时人的概念尚未出现，知识以话语的形式存在；到了古典时代终结和现代的开端，出现了第二次断裂，统一与差异被有机结构所取代，人文科学开始关注生命、劳动和语言，人进入到知识的视野中，伴随着生物学/经济学和语言学的发展，“人类学“得以诞生，“人”在此时才成为知识的对象,“人”这个概念才得以出现。因此,福柯说“人是19世纪以来的产物”,“人只是一个近来的发明”，人成为知识的主体和客体。 

二，谱系学——权力主体的建构
谱系学方法是对考古学方法的深化和发展。不同于古考学仅仅将自己考察对象局限在知识本身,谱系学则将知识与权力的运作联系起来,把知识置入社会制度和实践之中,揭示其中的权力机制。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权力与知识的关系问题。在福柯看来，知识与权力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一方面，权力控制知识，即福柯认为不存在存粹的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知识，知识为历代统治者所掌控，是权力的眼睛，权力促进知识的产生。另一方面，权力的运转需要知识，权力的合理性必须通过知识来加以论证，权力通过知识扩大其影响。但是，权力本身是无法生产知识的，因此，权力的通行需要依靠能够生产知识的主体。那么，权力是如何塑造主体的呢？福柯考察了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权力的作用范围，运行模式及功能，描述了权力从压抑模式到生产模式到转变，这种模式转变是随着对人的生产性的逐渐认识而发生的。在君主统治时期，权力的运作方式是公开的酷刑和处决。通过这种非人道式的刑罚彰显君主的权力，以达到对社会的压制。进入古典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在增强国家力量中的作用在这一时期被充分的认识，换句话说，人们作为生产的主体性被认识，人们认为残暴的酷刑暴力手段远高于犯罪本身，合法暴力的酷刑变得非合法化，作为犯罪者不合法的犯罪变得令人同情进而合法化，保障统治权运行的合法性遭到破坏，刑罚开始向人道方向转变。取代肉体酷刑的是对犯罪者的灵魂的惩罚。这种惩罚更加关注犯罪者的行动的内在意志，关注情欲、疾病等内在因素，由此精神病学，心理学相关知识被生产出来，以便对犯罪进行更加合理的判断，同时这些新的知识引导权力去规训不正常的人，将更多的边缘性人群，不正常的人纳入主体范围，完善权力对主体的塑造，扩大了权力的范围。这种新的惩诫方式将主体作为有自由意志的个体，通过对其外在肉体进行监视、控制和训练等对主体意识产生影响，将外在纪律规范内化。权力的控制也从外部控制转变成为更为隐蔽的内在控制。这种纪律控制方式从监狱扩展到社会中的各个机构和领域，通过监视，登记和分类等对每个个体进行行为进行控制，权力日益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每个主体都将成为权力的中心，被无所不在的权力规训和约束着，规训社会得以形成。
除了知识和权力对主体的塑造外，福柯认为还存在一种主体建构方式：主体自身塑造主体，即通过主动的自我修身实践活动来构建道德的主体，使主体与真理相联系，使主体成为说真话的主体。

 


感想：
分享福柯的一句话：“问题在于自己如何让自己的生活方式变得更美。我想要达成的是.:如何形成和发展自我实践,从而让自身成为自己更美生活的生产者。”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通过内省，训练，与伙伴的交流聆听，以期成为更好的自己。
其实这段时间最大的感受还是再次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在梳理福柯的思想的时候，发现自己还处于一个在整体把握与具体内容间寻找合适限度的阶段。在面对涉及内容广且深，并且偏重理论的部分，我很难从作者的话语体系里面跳出来，在不忽略具体内容的同时对其整体把握。同时，我感觉自己主观性太强了，在读福柯的同时会不自觉的用之前几位大家的的思想去解释福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会加深对福柯的理解，却同样容易让我忽略掉福柯想要独立表达的一些的东西，过分强调他们之间的异同点会影响到我对福柯本意的理解。
在接下来不仅要好好锻炼自己读书“走进去”的能力，加深思考，还要锻炼“走出来”的能力，摆脱思考惯性走出思维定式！

2018.10.8-11.21
书单：
曼海姆《保守主义》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现代社会结构的研究》       《曼海姆精粹》舍勒《知识社会学问题》帕累托《精英的复兴》
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    本次汇报主要对读过的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相关内容与其后期计划重建理论进行简单总结，包括两个部分的内容，即知识社会学的产生（从意识形态理论到知识社会学）与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

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理论强调知识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他将知识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认为知识就其社会学意义而言，不仅取决于人们的社会地位、身份及阶级利益, 而且根植于特定的文化类型之中。在对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内容进行阅读的时候很明显的感受到受其思想中的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以及齐美尔思想的影子。
1.从意识形态理论到知识社会学
意识形态理论是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逻辑起点，要想对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进行理解，必须对其意识形态理论进行分析。曼海姆的意识形态理论批判性继承了马克思阶级意识形态理论的“存在决定论”基础，并在历史——社会的多因素视角下对其进行了新的解释。
对此，曼海姆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概念：特殊含义的意识形态与总体含义的意识形态。前者一般是指与主观利益相联系，是特殊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利益而对真实情况进行了歪曲或伪装而形成的理念，主要承载了批判的功能（也就是马克思的意识形态）; 后者指对观念进行总体世界观的分析，是某个时代或具体历史－社会集团的整体思维结构，即一种与社会实在相对应的形式化和客观化的观念结构。曼海姆之所以对意识形态进行这样的分类，是因为特殊含义的意识形态到总体含义的意识形态的过渡体现了人类从一种无意识状态中脱离出来的过程。曼海姆认为，人类最初处于“集体无意识”的状态，即社会存在尚未被发觉时的状态，这种状态下人们所作出的行为偶然发生的，不可知的，不是受到理智的控制或自我批判。而随着工业文明的迅速发展，西方社会进入了剧烈变动时期，主要表现为社会阶层的横向与纵向流动变换，亦即在社会地位的上升或下降意义上的阶层之间的迅速变动时，加剧了思想间的碰撞，人们对于自己的思维方式的普遍的、永恒的有效性的信念动摇了。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使人们对既定存在产生恐慌，从而产生怀疑，从而导致了反思，从反思事物表象到反思事物本身，最后反思自身的思维方式和思想结构，自此“集体无意识”的状态转变为了“部分有意识”的状态。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种剧烈变动中，原来处于静态社会中的诸如宗教牧师等知识阶层的垄断性权力被打破，随着教会知识的瓦解和知识阶层独立意识的形成，知识阶层由严密的组织阶层逐渐变得多样化，知识份子对话语权的争夺促进了知识自由竞争。知识多样性和自由竞争的出现成为知识社会学得以产生的前提。
在对曼海姆构建知识社会学的两个目的即1.通过对不同思想观念的研究与分析，明确指出其与特定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 2.通过剔除不同思想观念中谬误意识 , 最终找出不带偏见 、客观公正的科学知识，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二者必须以意识形态分析为基础，第一个目的是要直接指出任何思想观念都是意识形态，这正是意形态理论的核心 , 而第二个目的简单来说就是是要排除思想观念中的意识形态因素 。这是因为在曼海姆认为 , 无论是特殊的意识形态还是总体的意识形态都不可避免的存在偏见成分，都部分的掩盖了真实的社会存在。为了消除偏见获得客观科学知识， 曼海姆提出了两个路径 , 一是借助知识社会学不带党派偏见地分析实际存在的社会状态中的一切可能影响思想的因素, 二是依托于一个“自由漂浮”的知识分子群体对各种偏见加以综合，意图得到超阶级的客观有效的总体性思想。
总的来说，从意识形态理论到知识社会学的转变，是由一个从静态个体到动态整体再到一般的思维过程的转变，知识社会学是站在一个超越的视角，以摆脱意识形态所具有的偏见而，对所有的观念点包括自己的进行意识形态的分析。
2.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
曼海姆身处于工业文明迅速发展的社会巨变时期，伴随着旧制度的瓦解与社会阶层的加速流动，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下的蕴藏的国家政治生活（资源争夺加剧，世界大战），社会文化（资本主义唯理智主义盛行，自私自利）危机应运而生。
曼海姆将西方世界的危机归因于一个“彻底民主化”过程的问题。在这一进程里，先前在政治文化上统治地位的阶层被底层群众推翻了，底层群众登上政治舞台。但是，驱使群众的推动力是非理性的情感，在这种情况下非理性迅速进入公众生活且在个体与集体之间快速传播，打破了社会原有的平衡状态。另一方面，社会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性和不断攀升的组织化和理性化，使得人们无法对到社会制度中的各种动力及其伴随的经济危机进行预测，这样，人们很容易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从而使人内心的安全感缺失，陷入惴惴不安之中。对此，曼海姆提出了计划重建理论，即应用民主计划对整个社会，包括经济等社会物质生活与社会文化等精神生活两个方面进行重建。

感想：1.结束古典四大家进入过渡时期的这段时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体会就是自己前期的阅读的收获可能比我之前想象的要多。读前四大家的感觉是每个大家各自构建了自己的理论大厦，它们之间或有些许相似，但本质上都是独栋建筑，互无交叉，而过渡时期社会学家们的理论仿佛是在这四栋建筑原址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开放公园，在他们的思想中能够能够找到前人的熟悉的影子，又常有新论，感觉很不一样。
2.在上次的双周论坛里解决了自己一直以来的困惑，不再焦虑自己的进步在哪里。开始以一种稳中求进的心态面对自己。
3.放宽心，显年轻。最近私人事务颇多，比较烦躁，尤其是课程实习问题问题让我苦恼了一阵子。通过自我调节，坚信“船到桥头自然直”的老话，放下包袱，平稳心态投入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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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8.25-2018.10.7
书单:齐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哲学的主要问题》《金钱、性别、现代社会风格》《历史哲学问题》《时尚的哲学》《叔本华与尼采》《生命直观》
陈戎女《齐美尔与现代性》
齐美尔的社会学研究起于其对社会分化的研究，本次汇报从微观角度即以个体为视角，对齐美尔的社会分化与整合思想进行一个梳理。
社会分化是现代社会都基本特征。齐美尔认为，现代社会是伴随着人们个体性的日益增长，个人独立与自由而产生的，从历史来看人们个体化的过程亦是社会分化下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演进过程的具体表征。在货币经济出现之前，即事物交换经济时代，个体在满足需求的相互交换过程建立了密切的人际关系，物与物的交换中联结着个体的主观情感。个体与某些确定对象建立起来了强人身依附关系（封臣与领主）。随着社会发展，劳动分工的不断深化，货币经济诞生，货币作为与一切价值交换的客观等价物，平均化了所有性质不同的事物。货币带来的对事物价值量化抹平了事物质的差异，作为人与人交往中不带感情的客观中介，货币切断了个体间的主观情感联结，将个体从各式各样的主观的确定的人身关系中解放出来。货币支付方式尤其体现了人作为流动的自由个体这一点。这也导致个体间的交换互动变成了纯粹的物与物之间的交换，个体与物内在关联不复存在，原本是绝对手段的货币在人类目的序列中由中介上升为最终目的，个体对价值的追求被空洞的形式取代。现代社会中个体分工的持续细化带来了个体功能片面性生存单面化的后果。劳动分工促进了社会层面的个体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而这种依赖关系的增强又是以牺牲个体完整的自我性的统一建立起来的。从这一依赖关系中发展出了否定意义的个体自由——一种以个体性的分裂和单一化为代价——导致完全意义上的个性的消失。
在经济领域之外，齐美尔发现现代社会中社会互动性质较传统社会发生了变化。通过对大城市环境下现代个体人际关系互动探究，齐美尔勾勒出大城市现代生活快速变迁和短暂易逝的生活图景，大城市中大规模聚集的人群塑造的形形色色的社交圈为都市中个体个性与自由的发展提供了土壤。齐美尔发现，群体规模越小，个体所受限制越多，个体之思想、生活方式与独立性约受束缚，反之，大群体为现代人提供了更多的自由与独立性。与此同时，大城市中个体间空间距离的极大缩减及社会互动的密集化和互动范围的扩大化带来的外部生活环境刺激着现代社会中的个体，使得个体产生了持续且普遍的心理与精神紧张。由此催生出现代社会中普遍的理性主义精神，外部环境距离的缩减反而壮大了个体间内部心理距离，在此距离之下，一方面现代社会中的个体之精神生活向着突出个性、自我表现的个人主要方向发展，另一方面，理性主义精神下对事物差异性的冷漠也使得现代人向着无个性无色彩的方向迈进，了。总而言之，在货币经济与劳动分工下的现代社会之中，个体虽然从外在形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获得了形式上的个体自由，但其内部精神、个体生命中殊为重要的情感却受到了货币与理性主义带来的压制。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推进，社会分化程度越来越高，现代社会里的个体自身也发生了分化——个体的内在生命特质与外在形式出现了分离。这一分化，使得个体自身价值出现缺失，个体在现实生活中失去人生追求的目标，逐渐迷失方向，不可避免的坠入意义的失落与情感的空洞的深渊之中。现代性危机由此产生。而在对如何消解这一危机的问题上，齐美尔提出可以通过在宗教中寻求个体生命特质与其外在形式的弥合。他认为，社会与宗教具有内在整合性。
与韦伯、涂尔干等人不同，齐美尔对宗教的研究并非着眼于历史上的传统宗教和现实中的成建制的宗教上，他关注的是个体的宗教性，即关注人天性中固有的一种向高维度的对象献身、依附、归属的情感倾向。在他看来，宗教的基本功能是其社会整合功能。在传统社会中，宗教主要依靠其外在形式，即机构化的宗教对个体成员进行约束与整合，伴随这劳动分工的精细化以及社会分化，外在宗教法权地位和整合功能日趋衰弱，然而，作为根植于个体内在的一种固有需求，宗教需求并未随成建制宗教的衰弱而消失，反而，在失去外部凭依与形式束缚的情况下，这种需求复苏了个人内在的个体宗教性。

齐美尔认为，外在的宗教只是一种形式，而生命中的主体性宗教才是解决宗教现|在的宗教性是实现个体整合的关键，而个体宗教性复苏建立在个体自由的基础上。齐美尔认为，个体自由是个性在个体行为上的纯粹表达，个性摆脱了外在法则的约束，在内在自律意识下得以实现。也就是说，个体自由是独立整合的自由，齐美尔认为，这种独立整合在“个体法则”的生成中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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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7.3.12——4.12
【书目】：《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社会分工论》
《自杀论》
【报告】：
1.《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这本是涂尔干研究社会现象的方法论。涂尔干认为“最常用的思维方式可能最有碍于社会现象的科学研究”，因此，他主张社会现象不应该用先验性的常识去推理，而应该将其当作客观存在的事实，用社会事实来解释社会事实。
首先，他确定了社会事实的概念，即社会事实由存在于个人之外，但又具有使个人不能不服从的强制力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构成。涂尔干认为社会事实应该具有3个特征：外在性特征、强制性特征和普遍性特征。随后，涂尔干提出观察社会现象的最基本准则，即把社会现象当作客观事物来看待，强调在观察时要始终如一地摆脱一切预断，明确自己的研究对象，客观地观察事物的外部特征。另外，涂尔干认为社会学研究的主要是规则现象，需要区分规则现象和不规则现象，又由于对二者的研究须在同一社会类型中进行，这就涉及到对社会类型的划分。最后，涂尔干明确了解释社会现象以及检验社会现象的一系列准则。他认为，对社会事实的完整解释必须包括因果和功能的分析，并且要先研究原因再研究功能，这种研究上的先后顺序不仅符合社会事实产生的实际过程，而且符合先因后果的逻辑；社会事实必须根据别的社会事实来解释，某个社会事实的决定性原因应该到先行的社会事实中去寻找，而不应到个人意识的状态中去寻找。涂尔干认为，社会是一个与个人截然不同的实在之物。任何社会现象的产生，原因都是另一个社会现象，而不是一种个人心理现象。要说明一种社会现象就必须找出它的动力因，而这种动力因只能从社会环境里面而非从个人的心理行为中寻找，即任何社会现象的产生原因都是另一种社会现象。
涂尔干对于社会事实的研究是按照“定义—假设—检验—解释”这一程序，其中，他认为对所研究的社会事实进行社会学意义上的解释应该使用共变法（问接科学实验法和控制变量法）。涂尔干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在《自杀论》中有很好的体现。
2.《自杀论》
《自杀论》 是《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涂尔干所强调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具体应用。他首先根据外在的、可以观察到的形态特征为自杀确定了一个明确的定义：“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死亡”。
《自杀论》的研究对象是社会自杀率，是自杀率随之变化的原因。涂尔干认为社会学家对自杀影响因素的研究应该着眼于社会群体而不是个人，应该是普遍存在的而不是特例。
按照“提出假设—验证假设”的步骤，涂尔干否定了依据人们的一般常识和学者的先验性理论而来的非社会原因（精神错乱、遗传及仿效为主的心理因素，与气温有关的自然因素）是自杀产生的决定性原因。既然无法用非社会原因来解释自杀，且每一个群体对于自杀都有一种特殊的倾向，因此，这种倾向必然取决于社会原因。由于缺乏相关资料，涂尔干将研究顺序颠倒过来，他首先确定自杀的各种社会类型，根据产生这些类型的原因（民族、自然环境、性别、婚姻状况、宗教信仰、社会的稳定和繁荣程度等）加以分类。经过研究对比，涂尔干发现了3个命题：1.自杀人数的多少与宗教社会一体化的程度成反比。2.自杀人数的多少与家庭社会一体化的程度成反比。3.自杀人数的多少与政治社会一体化的程度成反比 。
根据这3个命题涂尔干得出了“自杀人数的多少与所属群体一体化的程度成反比”这一结论，并将自杀的社会类型分为利己主义的自杀、利他主义的自杀。
涂尔干将由个人主义和利己心态削弱群体整合而导致的自杀称为利己主义的自杀，个人脱离集体容易产生利己主义的自杀，这种自杀对应的社会团结类型就是个人人格日益凸显的有机团结。
但当个人过分服从于集体也容易产生自杀行为。涂尔干提出群体整合与利他型自杀率呈正向相关的假设，并通过比较军民自杀率的变动，军队内部自杀率的差异以及军队自杀率变化的总趋势验证了这一假设。涂尔干将集体人格置于个人人格之上的这种自杀称为利他主义的自杀，在高度整合的群体中，个体的个性被压抑，这种状态的集体呈现的就是一种机械团结。此外，还有由社会失范引起的反常的自杀。
反常的自杀包括异常的自杀和宿命的自杀。异常的自杀多存在于社会混乱的情况，如社会对人的情欲不起限制和调节，社会危机破坏社会平衡打乱社会秩序。涂尔干不同意用单纯用经济因素来解释自杀，他认为家庭的混乱（丧偶、离婚或分居）对自杀人数也有影响。宿命型自杀指的是人们对之无能为力的规则的不可抗拒性和不可改变性而产生的自杀。
最后，涂尔干指出，虽然根据自杀的特点及其产生原因分析，一定数量的自杀现象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自杀率是社会的正常现象，但19世纪的欧洲社会高速增长的自杀率却并不正常。因此，涂尔干认为，针对19世纪由于社会缺乏整合导致的高自杀率，必须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重建新的社会整合，即建立新的社会团体以将个人团结在自己周围，赋予其新的生活目标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恢复行会，建立起其在《社会分工论》中谈及的职业组织，使个人命运与集团联系起来。
3.《社会分工论》
“这本书是根据实证主义科学方法来考察道德生活事实的一个尝试”
在本书中，涂尔干分三部分考察了了社会分工。第一部分（即第一卷）考察了劳动分工的功能，也就是与之相适应的社会需要。第二部分（第二卷）考察了劳动分工得以产生的原因和条件。其中涂尔干认为人口密度（社会密度）和社会容量的增长是产生社会分工的决定性因素。此外，他也考察了一些次要的因素（集体意识逐渐形成的非确定性和遗传性）。最后（第三卷），涂尔干认为应当要区分正常状态的分工和反常形式的分工，强调两者不能混为一谈。通过这种区分，我们可以透过反常的分工（不会促进社会团结的分工）来更好地理解常规状态下的分工（可以促进社会团结的分工）。
具体来说，在第一卷中，涂尔干讨论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团结。涂尔干认为劳动分工起到的社会作用比它所起到的经济作用更大，劳动分工促进社会团结。他通过研究法律来研究不易观测的社会团结，因为他认识到社会团结的程度和社会关系的数量相关，既而又与规定它们的法律规范相关。涂尔干将法律分为两类，对应着两种制裁（压制性制裁和恢复性制裁）。压制性制裁具有很强的抵偿性，往往建立在痛苦之上。在这里，涂尔干认为，所谓犯罪实际上是对强烈明确的集体意识的触犯，它体现了一种由社会成员相似信仰、感情和共同意志构成的社会团结。而恢复性制裁不具抵偿性，只是将事物“恢复原貌”，与我们的情感无关。其范围已经远远扩张到了集体意识之外。恢复法自身建立的机构不断趋于专门化，成为代表社会的中介。两种制裁方式分别对应着两种社会团结类型，即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前者建立在个人相似性基础上，个人被集体意识覆盖；后者建立在个人差异性基础上，劳动越是分化，个人越贴近社会，个体差异性也越大。随后，涂尔干指出机械团结的消失正是有机团结产生的必要条件。有机团结的优势在于劳动分工一旦产生相互就难以分割，而机械团结的纽带却会不断松弛。
在第二卷里，涂尔干讨论了社会分工产生的原因和条件。涂尔干首先驳斥了“分工的来源就是人类持续不断地追求幸福的愿望”这一最通常的论调，他指出，个人是社会的产物，分工并非是由人类不断追求幸福的愿望产生的，而是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不断地增加、人类内部竞争愈加残酷的结果。此外，涂尔干还指明了社会分工的两个次要因素（集体意识逐渐形成的非确定性和遗传性）。涂尔干认为，集体意识变得越来越微弱、越来越模糊这种状况，为个人的发展变化提供了更多的可能。虽然涂尔干认为只有社会因素才能导致分工的产生，但是他并没有忽略遗传性因素对社会分工的产生的影响。因为分工与有机体自身的素质（能力）和身心条件也是有关的。他认为，越是低级的动物，其生活本能就越强，体现在他们身上的遗传性对他们的生存的影响就越大。“动物的等级越高，它的生活本能就会变得越来越弱”，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在这一卷的论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涂尔干对达尔文生物进化学说的借鉴。
涂尔干在第三卷里讨论了分工的反常形式。涂尔干认为分工的反常形式是分工的一种病态形式，这种分工是不利于社会的团结的，甚至会带来截然相反的结果。简言之，就是需要医治的病态的社会分工。这些分工的反常形式具体来说还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一种是失范的分工。涂尔干列举了几个比较显著的例子，即工商业的危机和破产、劳资冲突。这些危机极大地破坏了社会团结，扰乱社会秩序。他指出，产生这种失范现象的原因在于旧的组织形式组织形式与各种新生的社会关系的不匹配。涂尔干指出，分工实际就是一个不断分散的过程，劳动分工自身的特性决定了它会产生一种离心的倾向，然而，这种离心力一旦超过一定的范围，社会就会陷入一种失范状态。因此，需要第三方力量的调节，需要一个独立的组织（国家或政府）去建立各种规范和约束条件，规定各个组织之间的关系，使分工的过程达到一种相对的平衡。另一种是强制的分工，这种分工是在外部环境不平等的强制条件下产生的。也就是说这不是一种基于自身优劣性而产生的自发性的分工形式。可以说，现实社会中没有或很少有完美的自发性分工，因为外部斗争条件总是不能到达绝对平等的。对此，涂尔干认为，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去消除这些不平等的条件，去完成建立公正的使命。此外，还存在一种反常形式，即分工的松散混乱现象。涂尔干认为，劳动分工分散了本属于一个人的工作，这使得每一份完整的工作需要多个人之间的协作与配合，各个环节间的连接也需要协调统一。实际上，各个环节衔接并不总能协调统一，并且，由于每种工作划分的过于细致，工人不需要动用全部的身体机能就能够完成任务，工人的活力得不到有效激发。因此，必须要使工作量与个人的活力相匹配，从而保持个人的活力甚至激发更多的活力。同时，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之间的也需要更多的交流与协作，促进工作协调统一，激发社会整体的活力。
在本书的结论部分，涂尔干得出了分工不仅是社会团结的主要源泉，也是道德秩序的基础的结论。他指出，当时社会道德的问题在于旧道德逐渐失去，而新的道德还未形成。对此，涂尔干认为，必须诉诸社会分工的发展，使新的团结巩固起来。
【感想】：在社会学还属于道德思辨的哲学范畴的那个时代，涂尔干的社会唯实和实证主义奠定了社会学研究的基础。在《自杀论》和《社会分工论》中，涂尔干严格地贯彻了他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提出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逻辑清晰，论证缜密（虽然部分论证在现在看来不够严谨）。在这三本书中（尤其是《社会分工论》），能够发现早期涂尔干深受斯宾塞、达尔文或者说生物学的影响。总的来说，这是我第一次比较成体系地阅读一位社会学大家的著作，与之前囫囵吞枣，东一榔头西一榔头的阅读体验有很大不同。由于读书不多，在阅读途中还是感到比较吃力，对于书中很多细节并不是很明白，有些概念依旧认知模糊，希望能在以后的阅读中能得到解答。
PS.阅读了学姐学长们的读书报告后，感觉到了差距。我感觉我应该是处于并将长期处于读书初级阶段，读书报告还停留在对书本主要内容的梳理，并且梳理过程中逻辑感觉也不是很清晰，很惭愧。
PPS.这次并没有考上华科，有点难过，虽然是自己不努力的锅。

2018.1.12——2.10书单
《经济与历史》
《支配的类型》
《支配社会学》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古犹太教》
由于《非正当性支配》还没有读，本次读书汇报以韦伯的正当性支配为主要内容
读书报告——正当性支配
韦伯认为，对于世界上任何能被想象到的制度，都存权力发号施令的问题，由此产生了“支配”与“服从”这对概念。支配——韦伯将其定义为“一群人会服从某些特定的（或所有的）命令的可能性——其核心问题在于，支配者通过什么使得被支配者服从于其支配，使之常久维持？
对支配者的服从，可能基于习惯、感情、物质利益、理想等，不同的动机决定了不同的支配形式。支配的基础可以有很多种，韦伯认为任何支配的持续性运作，都是通过诉诸其正当性，或者说命令权利的“妥当性”。正当性的来源有三种：第一，一个具有合理规则的制度。第二，基于人的权威。第三，对非日常性事务的归依、对卡理斯玛的信仰，即信仰某个带来实际启示或具有天赋资质的人物，视之为救世主、先知或英雄。基于此，韦伯归纳出了三种纯粹的支配结构类型：官僚制支配、传统型支配和卡理斯玛型支配。
以传统型支配的最典型例子——家父长制支配来说，其支配的根源来自“家长在家共同体内的权威”——基于一种严格的、个人性的恭顺关系。（家的共同体是一个由人们长期紧密地以人际交往的方式共同生活造就的“命运共同体”。）家支配者的命令的正当性由属下人格性的服从为保障，而且只有其权力的事实与界限是由“规范”而来。在这样的共同体中，规范是来自“传统”，即对于历史长久的传统的信仰。家父长制的支配是不受法律制约的。在家父长制的演变历程中，从庄宅的基础上，随着家权力的分散，家父长制变形为“家产制支配”，一旦支配者与下属封臣的地位关系定型，即出现了“身份制”团体，逐渐形成了“封建制”支配形式，即在一个最高支配者之下的，有若干“微缩型”的支配结构。这是官僚制出现之前最重要的支配形式。
官僚制支配的典型代表是“官僚制”，其结构可以说是家父长制之理性转化的对照版。官僚制具有“理性的”性格：它的行动是在规则、目的和手段的计算、“即事性”的支配下，其兴起及其普及乃带有“革命”性的影响，正如理性主义在所有领域的前进所导致的结果一样。在这种支配形式下，组织按照合理性的原则来设计和分工以便有效地实现组织目标。作为行政管理僚属的官员们的职务等级是按照集权体系所安排的固定有序的体系，并且有着与职务相对应的严格的权限规定。组织运转依靠的是没有人情味的职责、规定和准则，具有非人格化的特征。在韦伯看来，所有这一切都保证了组织目标的有效实现。卡理斯玛支配无论哪一方面都与官僚制支配相反。官僚制支配要靠恒常性的收入来维持，而卡理斯玛虽然生存于此世，但却不赖此世之粮维生。卡理斯玛支配者的权力基础在于被支配者对个人使命之纯事实上的“承认”。官僚制的理性化是对传统最主要的革命力量，它是以技术的手段来进行革命，原则上从外部开始，先改变物质与社会秩序，然后再以此改变人，亦即改变人对外在世界的适应条件，可能的话，通过理性的目的――手段设定，提高人的适应能力。而卡理斯玛力量是奠基于对启示与英雄的信仰，对一种宣示之意义与价值的情绪性确信，也奠基于英雄性。此种信仰，是将人“从内部”革命起，再依据其革命的意愿来形塑外在事物与秩序。
如果说传统型、官僚制支配是‘日常性的结构体’，遵循日常轨道发展，那么卡理斯玛型支配通常产生于非常的状态下，包括外在的，特别是政治或经济的非常状态，或内在精神的，特别是宗教的非常状态或者内在、外在一起的非常状态。它是由人群对于异常事态的集体兴奋，以及对英雄性的归依而形成的。原因在于卡理斯玛本质上根本就不是一种恒常性的制度性的组织。卡理斯玛权威在本质上是特别不稳定的。卡理斯玛与传统相互渗透，两者的力量都是奠基于恭顺关系、恭顺义务的归依上，此种关系义务总是带有某种宗教的神圣性。两者之间的管道是流通的，有此种结合，那些所有经济与社会权势的拥有者掠夺卡理斯玛为利害关注的工具，用以正当化其本身的财产，这种做法源自于卡理斯玛的权威。卡理斯玛支配者若想转化为一种持久的制度，面临的首要基本问题是寻找后继者的问题，要求继承的人真正具有卡理斯玛的“承认”问题。手段之一，首先，相信卡理斯玛担纲者本身有资格指定他的继承人；其次，就是扈从的指名权。即支配的参与者，门徒与扈从是最适合指认出有资格的继承者的人。 基于其不稳定性，在一定情况下卡里斯玛型秩序会向卡里斯玛型的领袖为了使得短暂的秩序得到维持，使统治阶级的利益得到保存，他会采取各种措施使得统治层级不变动的情形下，秩序形成的基础发生微妙的转变。其中，包括将卡里斯玛的个人利益通过法律、规则的形式固定或将已有秩序形成传统的规范。
欠缺“理性性格”的支配类型，都会被官僚制的革命性力量所摧毁。最终随时间的发展，社会的变迁，支配都会转向理性化最高的“官僚制”，官僚制已经渗透到现代社会的各种组织行为之中，并对每个现代人的生活不可避免的产生影响，国家，教会等现代的组织和团体的发展一般都是与官僚制的发展和不断增强相一致的。在韦伯看来，不仅资本主义在当时的发展阶段需要官僚制，而且社会主义要达到同样的技术效率，也同样需要官僚制制这种组织形式。

感想：今年也陆陆续续读了一些书，受累于各种情况，真正静下心来读书的时间也就2个多月，相较同期的小伙伴们已经是落后太多了。然而，这两个多月来的体验与收获却是我在本科四年间未曾得到到的。
读书对我来说不是那么有趣的一件事，它甚至可以说是痛苦的。长期、不间断、规律性的专注于一件事，在我并不厚重的人生里是非常少有的经历，这迫使我做出改变，适应三点一线的图书馆生活，学会融入集体，尝试以往望而却步的大部头……我本来以为这很难，实际上，它远比想象中的要容易。非常顺利地，自然而然地，我已经习惯于这样的生活了。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社会分工论》
《乱伦禁忌及其起源》
《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
《道德教育》
《原始分类》
一直在准备考研所以这次就没有读新书，而是对之前读完的涂尔干的著作进行回顾和总结。

在对涂尔干著作的阅读中能够感受到他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恢复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团结以社会整合的努力。社会整合、社会团结一直是涂尔干思想中的重要部分，贯穿于其对各种社会现象的研究之中。由于涂尔干的思想体系颇为繁杂，我还不能将其完整的梳理出来，是故，本次汇报以涂尔干著作中凸显的社会整合、社会团结方面的内容为主。

首先要对社会团结、社会整合、集体意识加以理解。在涂尔干那里，社会整合、社会团结含义基本一致。他认为社会团结是社会的个人之间的一种联结状态。它旨在强调在一个社会中不仅那些有共同利益和交往的人们之间有这种联结，而且那些彼此互不相识甚至相互敌对的人们之间也存在着这种联结关系，这种连接关系将所有的社会成员凝聚在一起。社会整合是各种团结关系的综合，反映总体的秩序关系状态。
集体意识是构成了社会成员自身“明确的生活体系”的、其共同具有的“信仰和情感的总和。”，具体来说，它是群体成员共有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等等。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集体意识及其表现也会发生变化。

一、环节社会中的社会整合
在不发达的传统社会（环节社会），社会分工尚未出现，社会成员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社会成员在情感、意愿和信仰上具有高度同质性，个体个性很少能发展起来，社会的集体人格完全吸纳了个人人格，集体意识的影响广泛且巨大。这种高度的同质性使社会得以整合，构成了机械团结。机械团结的社会基础是建立在与压制性法律所产生的集体意识基础之上。这一时期，宗教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涂尔干对宗教的定义是：“宗教是一种与既与众不同、又不可冒犯的神圣事物有关的信仰与仪轨所组成的统一体系 , 这些信仰与仪轨将所有信奉它们的人结合在一个被称之为‘教会’的道德共同体之内。”涂尔干认为，宗教通过观念上的圣俗之分以及消积、积极的仪式，形成了集体期望和戒规，个人在强制力之下对其进行遵循，从而把自己的目标转向个体之外的东西。这表明，宗教和社会之间存在一种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涂尔干认为，宗教作为一种强烈的集体意识不仅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实际上就是被神化了的社会。宗教的本质是对集体力量，对社会的崇拜。并且，在宗教仪式中，“集体观念和集体情感才有可能产生”，这些集体观念和集体情感会在一定环境下转变成维持社会秩序的力量。因为仪式的功能是使信仰者更牢固依附于神，神作为社会的形象表达，又将个体具体依附在他所属的社会中。因此，宗教仪式在加强个人与宗教的结合的同时，也增强了群体的道德信仰，群体成员的道德意识和集体意识得以产生和发展，从而实现了社会整合。
二、组织社会的社会整合
而到了现代的组织社会，随着社会的社会量(属于一个特定集体的个人数额)、社会物质密度(即在一定面积土地上的个人数字)和社会精神密度(即个人间的交往和贸易的强度)的不断增加，人们为生存的竞争也越发激烈，涂尔干认为这种激烈的“生存竞争”导致了社会分工的发展，这导致个体间的异质性越来越大，社会团结的类型也由机械团结转为有机团结，原来那种强烈的集体意识变得越来越稀薄，越来越弱，它不再是表现在具体规范上的统一，而是在抽象的价值层次上的一致性，即由更为一般，更加模糊的思维，价值和情感构成。宗教的社会整合功能减弱。有机团结建立在与劳动分工所产生的恢复性法律制裁基础之上。“恢复性法律的目的只在于拨乱反正，即把已经变得混乱不堪的关系重新恢复到正常状态”。重建那些应该符合公正的事物状态，包括家庭法、契约法、商法、行政法和宪法等。分工对社会的整合作用是恢复性法律并通过契约来形成。此时的社会团结何以为凭呢?对此，涂尔干认为，尽管分工可以通过功能依赖而形成一种社会系统的自我调节、自我平衡的机制，但“倘若没有相应的道德纪律，任何社会活动形式都不会存在”，合作还是无法建立起来，所以，仅仅依靠社会分工本身的力量还是不能完全实现社会团结或社会整合。他认为，在分工发达的社会中，若要建立良好的社会团结，从根本上讲依然需要依赖于作为社会成员共同的信仰和情操的集体意识，“人类的私欲只能靠他们所尊从的道德来遏止。”只不过，与环节社会相比，这种集体意识的形态和作用方式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宗教是维系传统社会之机械团结的集体意识的典型形态，那么，维系现代组织社会的社会团结的集体意识又是什么?对此，涂尔干首先提出了法人群体，即那些从事同一种工业生产，单独聚集和组织起来的人们所构成的职业群体。法人团体为每种职业制定了以共同的道德生活为基础，与集体意识和集体情感相一致的规范和章程，法人团体的生活“归根结底就是一种共同的道德生活”。这种道德生活为公共意识、公共规范和公共道德的萌发奠定了基础。由分工造就的各种职业团体内部之间存在相当程度的同质性，为现代社会中各种职业法团的成长提供了社会基础，促进公共精神的增长。涂尔干认为，在各种职业群体即法人团体中，群体成员从中获得了相互认同和沟通的关系纽带，培植了他们团结互助的精神。更重要的是，在职业群体中存在一种能够遏制个人利己主义的膨胀，防止工业和商业关系中的强权法则肆意横行的道德力量，即职业伦理。但是，职业伦理所形成的集体意识对社会的整合作用更多的只是局限于职业群体内部，而现代社会中的个人在职业生活之外还拥有一个广阔的生活空间。分工可以使各种不同的职业群体之间相互依赖、和谐共处，但它和职业伦理一样，并不能使跳出了职业群体之外的、异质性明显的个人和谐共处，社会整合仍然没有实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涂尔干认为必须建立一种与前现代社会中作为集体意识表现并体现于具体行为规范和行为模式的，并“为个人彼此不同的发展留下余地”的公民道德。它只表现为一些抽象的、一般化的价值观念上的共识，涂尔干把这种“价值共识”表述为“个人主义”，这种价值共识所追求的是非个人的目标，其核心是强调普遍个人而不是特殊个人的尊严的重要性。

感想：涂尔干的著作算是比较好读的，但也需要耐心细致的话上时间加以理解。这次的汇报其实自己是不太满意的，感觉主线不够清晰，有许多东西没有写上。实际上切入点就没有选好。大半年一直在备考，长时间与读书生活隔绝，心里一直有种躁动，恨不得早日考完好投入到读书之中。备考之余看着伙伴们时常进行的关于经典著作的讨论，不免想起自己落下的读书任务，本来就比同期的同学们起步晚了不少，这下又被狠狠甩开了，隐约的焦虑感挥之不去。考完后重新捡起积灰已久的经典们，发现之前读过的寥寥十余本书居然忘记的差不多了，免不了感慨一番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只能重新开始，对涂尔干的著作进行回顾。在图书馆读书的这几天，我稍稍找到暑期全身心投入的感觉。在翻阅涂尔干的著作后，很想改变之前纯粹的对内容梳理的模式，尝试对其进行一个整体把握。到写报告时却感觉到能力的不足，想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却频频卡壳，时常陷入无从下笔的困境中。究其原因，还在于对涂尔干著作内容把握欠缺，记忆模糊，之前的笔记也不成体系，对我理解涂尔干的思想系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这段时间的经历给我敲响了警铃，我需要调整好心态。接下来打算重读韦伯，相较涂尔干，韦伯的著作我感觉读起来更加吃力些，要更加努力，争取下次写篇满意的汇报。

刚开始正式进入读书阶段要保持耐心，锻炼自己的毅力和定力。对于涂尔干的社会分工的总结很不错！继续加油！

其实，学校真的不是非常重要的，重要的是有一颗读书的心，既然你有这颗心，哪里不是你的世界。加油吧

2.25——4.9
书单：法律社会学
非正当性支配
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
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
资本论卷一，在读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如何产生是韦伯讨论的核心。对于这个问题，韦伯是通过人类社会的理性化进程来回答的。在韦伯看来，人类的历史演进和社会变迁就是社会生活的理性化过程，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就是这一过程的最终结果。
韦伯以历史纵向追溯与各区域间的横向比较的方式，综合考察了宗教、政治、经济、法律多个因素。他以社会行动为载体，从文化（主要是宗教价值观念）与制度（政治、法律、经济组织）两个层面阐述世界的理性化进程。在韦伯的论述中，文化、制度、社会行动三者形成了一个闭环，文化与制度相互影响，并通过行动这个载体相互构建。文化从内部影响行动从而构建出新的制度，制度从外部约束行动并最终将其内化为文化，这两个过程在世界理性化进程中相互交融，不断推动人类社会生活走向理性化。
韦伯对理性的论述首先体现在社会行动上。依照社会行动是否具有（合）理性——以日益明确计算的方式和足够的手段依照某些程序有序实现既定的和现实的目标，他把人的社会行动划分为理性行动和非理性行动（情感行动、传统行动），理性的行动包括价值合理性行动与目的合理性行动。韦伯提出了两种理性类型，即价值理性与目的理性（工具理性）。两种理性类型的区别在于，工具理性强调的是应用技术手段和工具达到现实效益的最大化；价值理性强调行动动机的纯正和选择正确的手段——符合宗教、伦理、道德等社会正义价值观念——去达到自己的目的，不计较现实利益的得失。韦伯认为，价值理性与工具共同作用于社会的理性化进程，在不同的理性化阶段力量有着不同的力量对比，社会的正常运行状态下二者应当处于一个相对均衡的状态。
在对以价值为核心的文化层面考察中，韦伯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宗教方面。韦伯对宗教的论述是经过不同区域间的宗教的横向对比结合各个宗教的历史祛魅过程来进行的。在对宗教历史进行追溯的同时，通过对比印度教、佛教、中国的儒家与道教、古犹太教等世界极具影响力的几个宗教，韦伯发现，只有经过改革的西方基督教新教存在孕育资本主义精神的宗教伦理。信奉崇尚入世禁欲的基督教新教教徒将履行上帝赋予的天职以增加财富作为在上帝面前证明自身的救赎之道，这种与其他宗教相异的救赎观念使新教徒积极投身现世的劳动中去，其增殖财富的内在动力是获得救赎的渴望而非基于享乐的贪欲。在这种从宗教观念中产生的经济伦理支配下的教徒的现世经济社会行动之中，资本主义精神——不断追求财富以及衍生出的时间信誉、效率节俭、平等竞争、诚实谨慎以及计划收支观念等——诞生了。对增加财富的渴望反映到自然科学领域，应用于机器大生产的科学技术迅速发展起来；在政治、法律等诸多领域，由此而建立的法理权威和科层制的管理制度,城市文明,为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制度安排的基础,资本主义制度被构建起来。
在这一过程中，随着与经济活动相关的金融体系和生产工具发展，日益发展的工具理性与获得宗教救赎的价值理性实现了统一，推动着社会步入资本主义。然而，随着技术手段的不断发展，在社会物质财富增长的同时，人们对现世的关注随之增加，来源于宗教观念的禁欲生活方不可避免的在享乐的欲望膨胀之下被打破，在对天国的热忱被理性经济追求取代的现代社会，宗教价值最终让位于功利主义的世俗精神，理性（尤其指工具理性）化发展最终导致宗教与世俗分离，指导人们现实社会行动理性中以价值观念为内在动机的那一部分，即价值理性不可避免的受到工具理性的压制。
这种理性化过程同样存在于制度层面。韦伯认为，合理的资本主义产生不仅需要可以计算的生产技术手段，而且需要可以计算的法律体系及按照正式规章办事的行政机构。法律体系的可计算化就是法律的理性化，法律在理性化过程中也表现出了两种理性趋势——实质理性与形式理性（基本内涵上与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一致），形式理性化的法律是资本主义社会法理型支配的基础。法律型式性质受政治支配形态、宗教的影响。在由传统型支配向法理型社会转向的理性化进程中，东西方走向不同的道路。东方家产制君主及其他统治者基于实现其统治以及实践伦理上的福利政策的目的，在推动建立体系化通则化的法典编撰的同时要求法律的制定与实施必须符合道德、伦理规范实质社会正义的追求，法律不可避免的向实质迈进。而承袭自罗马法的西方法制，继承了其特有的抽象性格及形式性质。法律教育的专门化、律师与法学家阶层的兴起、司法裁判权力分割的形式、基督教教会法明确的二元论立场都促使西方的家产制君主的裁判偏离正真家父长制的福利政策和实质正义政策，法律制度向着与东方截然不同的形式理性化发展。同样的，在法律制度的不断向形式理性化发展的同时，基于情感、伦理价值上的实质理性因素越来越被排除在外。
然而，这种理性化背后也隐藏着其非理性的一面。韦伯认为，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就是目的合理性的日益发达，价值合理性的相对衰退，这个过程中整个社会日渐被功利主义笼罩，个人情感价值被压抑，人们日渐陷入理性的“铁的牢笼”而失去个人自由。
感想：本月最大的感受就是在写报告那几天的自我反思。原本读完韦伯后，我自我认为对韦伯思想已经有一个比较全面深入的把握了，所以想从一个抽象程度比较高的层次对韦伯进行一个总体总结。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在报告书写过程中发现我对韦伯的认知远不如我以为的那么清楚。我不禁反问自己：在我合上一本书的时候我真的读懂它了吗？读懂的是哪一部分呢？是单纯知识性内容的浅层理解，还是真正把握到了它的内在逻辑？这种反思让我发现，在读书过程中我还是欠缺了思考，我的理解大部分还是集中于知识内容。我要在接下来的读书过程中加强思考，尽快把能力提升上来。

2018.4.09--2018.5.15
书单 《资本论》卷一 第5篇-第7篇
    《资本论》卷二 在读
    《资本论》卷三
在《资本论》卷一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产生、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如何生产更多剩余价值、资本积累这几个部分内容的探讨，着重论了资本的生产过程。
一、资本的产生
货币是资本的最初表现形式。而货币是在商品交换中产生的。由于社会分工以及劳动产私人品占有，为满足需求，商品交换出现了。商品中凝结着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商品交换是有用劳动所生产出的价值量的等价交换，其最初的形式是简单的物物交换，随着时间的推移，简单的个别交换发展为扩大的总和交换，为解决不同商品之间价值量如何衡量这个问题，一部分商品就充当起一般等价物的职能。这个时候的一般等价物是不固定的，当金银这种天然货币出现后，金银就固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成为货币。
货币并非都是资本。货币在商品交换过程中的两种流通形式里有着不同的作用，在最终目的是满足需要获取使用价值的简单商品流通即商品转化为货币、货币转化为商品的为买而卖（W—G—W）的形式中，货币是作为货币的货币。
而在另一形式即为货币转化为商品，商品转化为货币的为卖而买（Ｇ—Ｗ—Ｇ）的形式，目的在于交换价值本身，货币是作为资本的货币。我们知道，如果在这一过程中的开端与终结是等量的货币，那么这种交换是是没有意义的，货币占有者想要得到的是更多的交换价值，也就是说，通过流通再回到起点的货币量大于投入市场的货币量。这里就必须有了一个超过原价值的增值额，即剩余价值。但是，无论哪种交换形式都无法创造出价值，交换并不能改变社会价值总量，它无非是把一方的财富转移到另一方手中。唯有通过新的劳动创造新的价值，才能提高交换中的商品的价值，货币占有者才能获得更多的货币。因此，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首要前提。当劳动者成为自由人，能够将自己的劳动力当做商品来支配，并且除此之外他没有其他可供交换商品，也没有实现自己劳动力的生产资料，自由的一无所有的时候，他只能通过出卖自己劳动力为生。当货币占有者为了增殖价值而购入劳动力时，货币就转化为资本了。持有价值增殖这一目的货币占有者就成为了资本家。
三、剩余价值的产生
资本是如何产生剩余价值的呢？
从资本的使用上看，资本家投入生产的资本分为两种，即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不变资本和用于购买劳动者的劳动力的可变资本。不变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只转移生产资料的价值，并不改变价值量；可变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会改变自己的价值，它再生产出自身的等价物和一个超过其价值的余额，即剩余价值。这是因为当劳动力成为商品后，就与其它商品一样有其价值，劳动力的价值可以归结为一定量生活资料的价值，其最低限度是劳动者用以维持其自身及家人存在和再生产劳动力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可变资本支付的劳动力价值（工人工资）并不一定等于劳动力创造的价值。工人用以生产其自身必要生活资料所耗费的那部分劳动被称为有酬劳动，为资本家无偿进行生产的劳动被称为无酬劳动。资本家在消费劳动力时，总是通过各种方式对工人进行压榨，使劳动力创造出远大于其被支付工资的价值，大于被支付的劳动力价值的那部分价值，就是剩余价值。为了更多的榨取剩余价值，资本家通过几乎无限制的延长劳动时间，以获得更多无酬劳动，获得绝对剩余价值，但是工人一天的劳动时间是有限度的，这种压榨产生的绝对剩余价值也有其限度，于是资本家通过采用机器进行生产，不断提高劳动效率，增加劳动强度的方法获得相对剩余价值。
四、资本积累
资本家对其所占有的剩余价值有两种处置方式，一种是作为收入，周期地消费掉，另一种则是将其积累起来，当达到形成新的生产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时候，这些资本就形成新的资本，用于购买追加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扩大生产规模。
起初，资本积累表现为资本的量的扩大，并且对劳动力的需求同积累的增长而增长；但在资本积累和伴随积累的积聚过程中，则逐渐表现为资本构成部分的质上的变化。不变资本的价格要素的相对量同积累的增进成正比，而可变资本的价格要素的相对量，同积累的增进成反比。在资本积累和积累的集聚过程中，通过使用更高效率的机器，工人被不断排斥，从而使一部分工人过度劳动，而另一部分工人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这部分游离于生产之的劳动者外形成资本家的产业后备军。当生产出新一轮的剩余价值并将剩余价值作为追加资本投入生产时，他们又会被召集起来进行生产。而那些尚未失业的工人，迫于生存压力，就不得不屈从于资本家所提出的苛刻要求，过度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压低工资，忍受及其恶劣的生产和居住条件。同时，虽然推动一定量不变资本所需要的劳动力少了，即生产对劳动者的需求相对减少了，但是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雇佣劳动者的绝对数量还是增加了。也就是说资本的蓄积，不仅加深了工人的被剥削程度，还带来了无产者的增殖。因此，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再生产不仅生产商品，生产剩余价值，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
感想：①过去曾经在教科书上接触了资本论中的只言片语，对里面的各种公式性的原理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次直接阅读经典，感觉豁然开朗。
②毕竟是大部头，在读卷三的时候遇到了很多困难。马克思理论逻辑虽然严密，主线清晰，但是如果自己的思维不能融入进他的逻辑论证里，就没法理解。初读卷三的时候时常有种读不懂抓耳挠腮的焦虑感，好在最后沉下心，花时间反复咀嚼，算是看懂了七七八八。勤能补拙，笨鸟先飞。

书单：资本论卷二
      马恩选集1-4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论犹太人问题》
对马克思著作进行梳理时可以发现，无论是马克思的哲学研究还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或者是其他领域的研究，其最终目的都是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提供理论支持。人类解放是马克思研究主题和终极价值目标。马克思对人类解放的研究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对立的两大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现实考察中延伸出来的，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分化为存在阶级压迫和剥削阶级社会，与劳动的异化密切相关。
一、劳动异化——人类解放的必要性
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出现，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承担成为可能。劳动产品的不断增多劳动，社会分工逐渐被强制性的固定下来。社会分工的固化使得劳动产品分配的不平等成为，私有制相伴而生。劳动分工使人的劳动对立于劳动者，分工固化阻碍劳动者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进行生产活动，劳动异化由此开始了。从公有制的原始氏族社会被封建社会代替到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发展到顶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财产的积累、社会分工进一步固化、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分离，加剧了劳动异化，社会日益分裂成两大阶级，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异化主要表现为：①劳动产品和工人相异化。工人生产的劳动产品不再属于工人自身，劳动产品作为不依赖于工人的独立对象，与工人对立，工人生产的劳动产品价值越高、数量越多、越完美越文明，工人自身就越没有价值、越是低贱与野蛮。工人越是创造财富，他就越是贫困。②劳动本身与工人相异化。劳动产品异化的根源在于劳动者的自我异化。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不属于他的本质在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③人的类本质的异化。马克思将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即生产活动看作人的类本质,把这种自由劳动所创造的劳动产品看作是人的对象化的类本质或人化的自然界。由于异化劳动使得人的活动和劳动产品都成为人的异己的本质，人的类本质就被异化了。④人的劳动产品、劳动和类本质的异化所造成的必然结果是人与人相异化。
马克思全面分析发生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之下的异化劳动现象,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全面对立、对抗和冲突,表明资本主义社会非人的现实。正是这一现实，使人们意识到消除异化劳动的必要性，意识到进行人类解放,构建人类未来的重要性。
二、人类解放
思想解放
思想解放是人类解放的逻辑起点。马克思认为，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思想占社会思想的统治地位，被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思想所禁锢，消弭了反抗精神，反过来还会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被雇佣劳动工资制度掩盖的资本剥削的真相，无产阶级开始认识到资本的真正面目，促进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觉醒。无产阶级逐渐认识到自身苦难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他们逐渐联合起来对旧制度予以反抗。批判的武器虽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世界人类解放依旧要依靠物质力量，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2.政治解放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充分经历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在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达的物质与精神文明之上，人类解放才能被正式提上历史议程。在中世纪封建社会里，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界限是模糊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从中世纪的浑然一体到资本主义时代的相互分离,不是自发实现的，是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结果。）无论是宗教改革还是资产阶级打着自由平等人权的旗帜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政治革命，马克思都将其归类于政治解放。在宗教领域，政治解放使得国家摆脱了宗教统治的枷锁，实现了政教分离。宗教精神不再成为支配国家事务的精神，宗教信仰成为私人的事务。政治解放还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使民主和法制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并成为国家制度。封建贵族的世袭制以及各种人身依附关系被解除,封建等级制转变为代议民主制,市民社会的成员有了选举权并在政治生活中享有平等地位,人权和公民权也由此得到了法律的保障。然而，政治解放虽然破除了封建社会中的身份、血统的等级差别，却建立了以财富为主要标准的市民社会阶级差别。通过政治解放所的到的自由人权是资产阶级的人权，对大多数无产者而言，市民社会所实现的人权仅仅只是形式上的，他们依然生活在极端不平等的现实中。在市民社会中的人同其类本质相异化，他们成了“异化”的人。因此，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并不意味着人的解放最终达成，而是人类解放历史进程中的前置环节。
3.劳动解放
马克思认为人类劳动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意义。劳动包含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关系，因此，劳动解放包含着其在自然方面的解放和社会关系方面的解放。
1、劳动在自然方面的解放
在原始社会时期，自然的自在性使人和动物一样完全摄于它的统治，随着人类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不断提高，通过认识自然规律和改进生产工具，人类驾驭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逐渐把外在人的自在自然转化为服务于人类的人化自然，人类的活动范围也不断扩大。劳动在自然方面的解放，就是人挣脱外在的自然必然性对人的束缚，而不是被自然全面控制的过程。马克思认为，自然解放能够不断促进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提高的劳动生产率使得人有更多的自由时间，人能够超出自然主体和生产主体的存在形式，成为自由的社会主体，为人的全面发展自由的发展创造物质基础。
2、劳动在社会关系方面的解放
马克思根据社会关系的发展历程将社会形态划分为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及“人的自由个性”为特征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只能依附于以血缘或地域共同体，完全受大自然的支配，活动范围及其有限，人基本没有自由。在生产资料被私人占有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雇佣劳动制度下的人受到物与社会关系对人的完全统治，人是作为“商品”的个人，是作为“机器附属物”的个人，个人完全依赖于物。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颠倒的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
因此，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劳动实现在社会方面的解放就是要消灭私有制、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即其带来异化劳动、使劳动成为作为主体的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劳动不再仅仅是满足生存需要的手段，每个人平等的占有生产资料平等的享有劳动成果，人真正成为社会关系的主人。
人自身的解放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解放的最根本任务,就是要在由劳动解放创造的社会物质文化成熟的条件下,在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基础上,实现“人自身的解放”,即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劳动解放使人类从“奴隶般的分工”中摆脱出来,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组织成为“自由人联合体”，社会不再划分为不同的等级,个人获得自由的解放,在社会各领域建立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社会关系。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的基础上,人自身得到了解放,那种强制性的、固定性的分工和由分工带来的人的异化消失了,现实个人是全面发展的、有个性的人。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而人们的觉悟和高度自觉性,可以把自己的兴趣同社会的需要相协调,这样,人类社会就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劳动成为“有个性的人”生活的第一需要而不是谋生手段，人们可以支配的自由时间大大增加，人的主体性将得到充分实现和发挥，人类开始进入第一次进行自由自觉创造自觉历史的时代，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主人。

数量与质量之间，要有一个很好的平衡，只讲速度也不好，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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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楠学姐读的好棒！向你学习！

Up 一下 终于找回密码了

师姐从宏观和微观对吉登斯的现代性的分析好棒，向师姐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