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6—11.26书单
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单向度的人》；
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
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在读）.
阅读报告
戈夫曼的剧场理论
米德曾对“自我”当中自发性主我和受社会限制的客我之间的紧张关系加以讨论；戈夫曼承接米德“自我”的两个面，将一方面完全人性化的自我和另一方面社会化的自我反映在戏剧表演中，呈现为自我前台与后台的不一致。
“前台”是戈夫曼用来指称特定表演的场所。他把前台区分为布景和个人门面；而个人门面又包括外表和行为举止。戈夫曼指出，由于前台具有制度化倾向，因此会出现一种“集体表象”的规则来指导特定前台应该出现什么和不应该出现什么。人们在前台演出时，为了呈现一种理想形象，会将一些事情掩藏起来，如表演前或过去生活中的越轨行为，在表演前准备工作中犯下的错误，成品制造过程及制造过程中包含的卑劣行径，为了表演达成所做出的牺牲等等。行动者希望他们呈现给观众的自我感觉足够强烈，能够让观众以他们期望的方式来界定他们，并自动自发地依他们渴望的方式行动，这就需要借助“印象管理”技术来实现。此外，为了促成前台表演的完美呈现，行动者会刻意营造他们与观众的接近程度比实际要近的形象；但同时，行动者和观众之间又必须保持足够的社会距离，以便掩饰这种假象。在这里，“神秘化”是行动者惯用的另一项技巧。戈夫曼认为，行动者通过限制自己和观众的接触来保持神秘感，他们不希望让观众看到最普通平凡的事物也是表演的一部分；而观众参与了整个过程，并且经常为了维系对表演的信赖，去和表演者保持距离。这也显示出表演的互动性，即成功的演出有赖于表演者和观众的双向投入。
“后台”是与前台相对的另一核心概念。后台是前台压抑的事实或各种非正式行动出现的地方。后台既与前台相联通，又与前台相分隔。联通前台和后台的途径是受到严格控制的，目的是防止观众看到后台，防止局外人涉足不是面对他们的表演。因此，为了确保前台观众不会看到后台种种，行动者会采取各种行动技巧。这当中，以个体组合而成的剧班成员之间是不拘礼节的，倾向于团结一致，而且他们共同拥有并保守那些倘若泄露便会表演失败的秘密；表演者和观众之间，也维持这种心照不宣的一致性。通常情况下，统一的一面总是被强调，而对立的一面则被淡化。最终，表演者、观众和局外人之间会形成相互封闭的社会机构，并尽力去使用各种技术来维持各自的表演，设法避免可能的崩溃。为了确保技术的使用，剧班会倾向于挑选严谨忠实、遵守纪律的成员，并选择乖巧的观众。
戈夫曼将戏剧视角作为技术、政治、结构、文化视角的一种补充。社会生活，特别是在建筑物或房舍的有形界限内有组织的社会生活，可以根据剧场理论来加以研究。戈夫曼描述了一组要素和特征组成的框架，这一框架受制于特定的文化场域，集中体现于英美社会；同时，作为一种正式的和抽象的框架，它涉及各种动态问题，产生于维持在他人面前所投射的情境定义这一动力之中。
阅读感悟
本次报告的撰写，虽然过渡时期的理论流派比较多，但其中也不乏想通之处，所以梳理的时候特别想从整体上做一个贯通；但实际操作起来却发现有些无从下手，因此最终还是选择了一个比较小的点来做剖析。
读完书写不出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阅读报告，在“放过自己”和“为难自己”之间似乎选择了前者，本来心里对此挺困惑的；但现在自己也想通了，阅读训练尚未成熟就想追求完美本身就是一种危险，“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想跑起来必须先学会把步子走稳。所以接下来的阅读中，在细节突破和整体把握上需要做好平衡，当务之急是在严格保证学习时间的基础上，学进去、学扎实！
2019.9.10—2019.10.25阅读书目
曼海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卡尔·曼海姆精粹》、《保守主义》、《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现代社会的结构研究》
帕累托：《精英的兴衰》
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
阅读报告
卡尔·曼海姆知识社会学思想提炼
曼海姆作为知识社会学的主要创立者之一，其知识社会学思想的产生，既是曼海姆所处时代特征的产物，同时也与曼海姆自身具备强烈社会关怀并身体力行地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中的重要作用密切相关。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高度发展，给人类带来巨大物质利益和福利的同时，不断分化的现代社会和统一精神秩序的崩溃导致了相互冲突的立场和怀疑主义，“西方文明”导致社会文化生活和个体精神生活的“原子化”，社会危机和思想文化危机全面爆发。这种“危机”构成了曼海姆所处时代的特征，进而使曼海姆开辟知识社会学对现代危机作出回应得以可能。同时，作为“西方文明危机”时代产儿的曼海姆，怀着满腔热情，关注、研究和身体力行地发挥知识和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中的巨大作用。正是由于曼海姆这种不断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他在知识社会学领域留下了尽管不够系统、但却包含大量真知灼见的著述。
知识社会学，顾名思义，就是以知识作为研究对象并对其进行社会学分析的学科。曼海姆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收录的一篇文章里，将知识社会学视为社会学最年轻的分支学科之一，并从“理论”和“历史学—社会学研究”两个层面将其界定为：“作为理论，它试图分析知识与存在之间的关系；作为历史学—社会学研究，它试图追溯这种关系在人类学术发展史上已经采取的各种形式的轨迹。”
显然，理解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思想，从知识社会学研究对象的深层涵义出发加以解读不失为一条进路。在曼海姆这里，知识等同于思想。在《保守主义》一书中，曼海姆曾提到，“我们交替使用‘知识社会学’、‘思想社会学’、‘认知社会学’，因为根据我们的意见，在未引入认识论问题之前，这些术语之间的区别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一表述暗含着关于知识社会学与相近学科的区分。知识社会学以思想作为研究对象，逻辑论、认识论、思想史等学科都与思想研究有关。如何将知识社会学从诸类近似学科中抽离出来，建立专属其独特的研究领域，是知识社会学的讨论核心。鉴于此，曼海姆把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思想”限定为“由存在决定的思想”；同时，这里所指的“思想”将采用定量分析的自然科学知识排除在外，特指运用定性分析事物的质，难免要借助研究者的社会境况所形成的视角或世界观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另外，曼海姆所说的“存在”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存在，简单来说就是社会存在。知识社会学主张知识或思想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即认为思想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是由思想理论本身决定的，而是由思想理论之外的社会境况即社会环境、社会状况决定的。顺着这个思路，知识社会学可以描述为：一门围绕知识与社会的关系展开研究的学科。知识社会学要做的就是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研究知识，探究知识是如何受制于社会的？在知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社会因素是如何渗透进知识的形式和内容之中的？
在《卡尔·曼海姆精粹》中，曼海姆进一步对知识社会学做过如下规定：“我们对知识社会学的定义是：它是一门探讨每一思想立场对其背后的分化了的社会群体实在的功能性依赖的学科，并且它把追溯各种立场的进化过程视为己任”。这一规定体现出，曼海姆借助动态的视角来考察各种思想在历史上的演变过程的同时，关注社会对知识或思想的作用。换句话说，曼海姆知识社会学思想致力于理解的处于历史环境下的具体背景下的思想。因此，将知识同社会联系起来加以研究，或者说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知识，正是知识社会学所独有的。
另外，还需放在这里讨论的，是曼海姆为他的知识社会学研究找到的两个主旨概念——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曼海姆以这两个概念作为知识社会学研究作为切入点，对其分别进行了论述。在曼海姆的语境中，意识形态呈现一种中性色调，他把将意识形态划分为“特定的意识形态观念”和“总体性意识形态观念”，并强调从前者过渡到后者，从而实现将对手整个世界观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如果说“意识形态”在马克思那里曾经一度作为无产阶级对抗资产阶级的政治独有武器，那么在曼海姆这里，任何一个群体都会用它反对其他所有的群体。乌托邦在曼海姆知识社会学呈现出一种积极色调，他通过的“乌托邦心态”各种具体表现形态（“在洗礼派的纵情狂欢的千禧年主义”、“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概念”、“保守主义观念”、“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观念”）的论述对其“乌托邦”观念加以进一步扩展，对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极富启发意义。
阅读感悟
过渡时期的社会学思想体系多而杂，穿梭游走于不同社会学家的思想殿堂，有效地消化和吸收有一定的难度。但也正因为这一时期丰富且经典的社会学议题，翻越一座又一座思想高峰组成的巍巍群山，可以领略到更多的风景，开阔自己的视野；可以回应古典时期社会学家的思想论题，深化自己对社会现象的审慎思考。
时间宝贵，一段时间全神贯注做好一件事情！
7.2—9.8阅读书目
齐美尔：《齐美尔社会学文选：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齐美尔随笔集：桥与门》、《现代人与宗教》、《叔本华与尼采》、《历史哲学问题——认识论随笔》
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在读）
阅读汇报
从社会学研究对象追溯宗教社会学及生命哲学思想
齐美尔不仅关注“宏观社会学”，去分析社会化的形式和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其社会学思想也因此被冠以“形式社会学”的称谓；而且他对“微观社会学”研究也饶有兴致，那些被世人当作理所当然且无关紧要的生活碎片，如货币、饮食、羞耻、时尚等，在齐美尔看来却是值得细细品味的。此外，齐美尔还深刻分析和研究了大量社会冲突现象，在1907年发表的《感激——一种社会学的尝试》一文中提出并阐释了现代交换社会学思想，开启了西方现代冲突社会学、交换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先河。齐美尔科学兴趣广泛、多面，不断游走在社会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其体系庞大、独特而琐碎。因此，本次总结旨在对齐美尔社会学研究对象进行梳理性再思考的基础上，撷取宗教作为其众多社会形式讨论中的一种，嵌入其“形式社会学”的分析框架当中，对衍生出来的齐美尔宗教社会学思想加以归纳概括；同时，考量齐美尔生命哲学触及的内容，以生命哲学贯通其总体思想，以求对齐美尔的思想理论体系有一个整体的理解和掌握。
一、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界定
参照康德“形而上学何以可能”的发问方式，齐美尔抛出“社会是如何可能的”这个令他萦绕心间的问题。他审慎地思考着，社会学能否成为一门被普遍接受的实践科学，能否通过与已存的各门学科划清界限来阐明自己的权利，能否相应地为自己要求一个固有且尚未被占有的研究对象。
齐美尔在1894年完成的《社会学的问题》这篇论文里，首次将社会学研究对象界定为：“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和相互性的性质以及社会的相互作用借以发挥作用的形式”。通俗来讲，齐美尔将“社会”视为自主个体相互作用而结成的网络，它处于永恒的生成过程之中，具有特定的形式且真实存在；而社会学要做的，就是去考察人们相互作用（或称“交往”）的基本过程和形式，以及人们在参与社会过程中所建构出来的组织化的、稳固的社会结构类型，研究共时和历时性中人们的相互作用、联系和行为的基本模式。由此可见，齐美尔关心的社会学主题已不再如过去那般聚焦“社会”，而是转向了“社会化过程”的讨论，齐美尔强调社会关系的社会化，以动力观察视角取代了过去社会学家对社会的静态观察。
形式社会学本身是一种社会学的观察方式。按照齐美尔的观点，应该把研究社会化的形式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固有对象。社会学的这种对象的研究是分析性的，它把对形式和内容的抽象作为在现实中不可分割的因素。社会学应该独立于那些因素的内容，它是一门在个体感性方面借以建立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的形式的科学。齐美尔认为，形式社会学作为一种观察方式的任务，首先就是用相互影响的观点来表述社会化的各种具体形式，如上下级秩序，竞争，党派、阶级和社会阶层的存在，然后再研究在各个不同领域和历史上不同的时代里的各种社会化形式。
二、宗教社会学思想
在齐美尔看来，社会不过是人与人的“交互作用”，即两人之间或者通过第三者形成的社会关系；而“社会形式”是连接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互动因素的规则，风俗、宗教、法律、道德等都是这类作为社会的人际互动秩序的形式。通俗地讲，宗教在齐美尔这里是作为一种社会形式而存在，而社会是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齐美尔认为，社会是由人们各种各样的关系，包括儿女与父母之间、爱国者与祖国之间、人民与统治者之间、士兵与军队之间的关系等组成，这些关系之间都有一种宗教因素。齐美尔的这一观点折射出，他拒绝将社会与宗教作二元论区分，否认了社会与宗教的二元论。齐美尔一再强调，宗教不在社会的彼岸，不在社会之外，而在社会关系之中，脱离社会谈论宗教毫无意义。
齐美尔将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概括为个体化和功能化。宗教作为“世俗化”的现代社会中的社会形式之一，剖析其本质，齐美尔也是从功能化的角度出发，“用一种极其世俗化、极其经验化的方式解释超验观念”，既不追究宗教的主观情感价值，也不追究其客观的真理价值，而从“此岸的各种关系和旨趣中寻找到某些宗教契机”。宗教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形式，与其他形式的社会关系的不同之处，从宗教的功能性角度看，正是在于宗教的社会功能提供了社会整合性的绝对形式。对此如何理解？首先需要弄清楚何为“整合性”、“社会整合性的形式”。齐美尔所理解的“整合性”意为多个因素彼此相连、休戚与共；在他看来，社会整合性有多种形式，如族群、家庭、国家和社团等。齐美尔认为，宗教与国家、家庭或社团不外乎都是对一般社会关系的形式化，只不过它们的整体旨趣有所不同。国家、家庭或社团的整合使内外、亲疏有别，宗教的整合使圣俗有别。“从形式上看，它们都使特定整合群体内的人际关系内聚和睦、共契一致，形成某种稳定的社会内在秩序，使个体脱离一般社会关系中的相互冲突和倾轧；从性质上看，宗教关系的整合提供了个体与超越体的关系，因而与国家、家庭或社团的整合规则和社会功效不同。”所有的宗教形式由社会形式转化而来，一旦宗教凝聚成形，又会对其赖以形成的母体——社会形式产生规导作用。由此，齐美尔提出了社会学的上帝观念：“上帝是最高、最纯粹的整合”。另外，还须指出的一点是，齐美尔认为社会整合除了具备规导人际关系的功能，还会对个体的心性品质产生影响，塑造个人的情感归属，显然，这也是宗教的社会整合功效有别于国家、家庭或社团的社会整合功效之处。不过，有关个人心性品质影响的探讨，已经从社会学层面过渡到哲学层面。
虽然齐美尔关于宗教论述文章不多，篇幅较短，但其思想厚重、富于启发。在阅读齐美尔宗教著述时，还留下了较深印象的就是齐美尔反复论述的“宗教性”与“宗教”，他对二者作了严格区分。他将“宗教性”视为一种“社会精神结构”，体现为某种人际行为态度，往往是自发形成的情绪状态、灵魂的敞开状态、作为与超越域相遇的前提的体验形式，并不具有客观的建制形式；“宗教”则具有独立的建制实体和教义旨趣，是一种有如艺术、科学那样的文化形式，或“类似于罗马时期或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因此，可以说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建制形式。在齐美尔看来，马克思和韦伯所论述的宗教均是从后一种宗教视角出发的。就“宗教”与“宗教性”二者之间的关系，按照齐美尔的观点，可以从个人与集体的角度进行阐释：“宗教”一词原指人群因某种一致性而形成的凝聚，但人群毕竟由个人聚合起来。齐美尔在此基础上指出，当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具有“融升华、献身、神圣、忠诚于一体的特征”时，就是“宗教性”关系；而倘若从这种关系中发展出一套具有理想内容的神圣观念体系，分化出一个特殊的身份阶层（如教士、僧侣等），成为神圣观念体系的化身，专业料理宗教性关系，“宗教”就出现了。从齐美尔对“宗教性”与“宗教”的论述中，可以捕捉到齐美尔在其哲学、文化思想中所讨论的内在形式（主体文化）与外在形式（客体文化）的“二元对立”影子。齐美尔认为，文化的现代性危机正是在于主体文化与客体文化的分离；同样的逻辑，回到宗教层面，宗教的现代性危机则在于宗教性与宗教的分离。因此，克服宗教的现代性危机，平复现代人精神的不安，齐美尔提出，要寻回作为生命内在形式的“宗教性”，通过自律的主体信仰与神律的客体形式相融合的宗教文化，既摆脱异律的精神束缚，又不坠入无维系的单子式个体状态，以实现个体自决的生命意义。
三、生命哲学思想
齐美尔的哲学思想以“生命”为中心议题。在探讨其生命哲学思想之前，首先得明确一个问题，即齐美尔是如何理解生命的？在对生命的理解上，齐美尔引入了“位格”这一概念，并将其指称为“一个事件”、“所有要素之间相互影响之形式符号的事件”；生命表象体现为：具体的肌体——肉身——灵魂的相互作用，“位格”的引入，则预示着生命成为“位格”的生成本身，意味着肌体到肉身，再到灵魂生成的动态过程。按照这一逻辑，肉身成为肌体的形式，肌体是肉身的质料；位格（生命、灵魂）成为肉身的形式，肉身成为位格（生命、灵魂）的质料。齐美尔指出，“人的位格是上帝位格的质料，上帝是人作为个体生命之生成的绝对形式”。作为个体的人之位格的生成，是受上帝的位格规导的，就此而言，上帝是个体位格生命的形式。由此可知，齐美尔生命哲学是围绕“生命及其形式的关系”这一中心议题展开的。
齐美尔认为，人的生命演化离不开形式，形式使生命之流不再混沌。齐美尔给予了形式一个总的名称：文化，它包括艺术、宗教、科学、技术、法律、伦理等。生命的精神化过程一旦客观化为物质形式，就从生命活动本身分化出来，成为客观文化，为生命提供安身立命之所。因此，形式与生命既不可分割、又是分化的，既是相互依赖的、又相互抵触。实际上，齐美尔的形式概念可划分为两种：一种为内在形式，指生命的形式冲动本身；一种是外在形式，指由生命的形式冲动的结果形成的客观文化形式。（以上述提及的宗教为例，宗教性即为生命的位格生成的内在形式；宗教则是宗教生命形式冲动外化形成的客体文化形式。）
按照生命与形式的关系分析，内在形式可称为主体文化，外在形式可称为客体文化。齐美尔认为，现代性文化危机正是主体文化与客体文化分离导致的。按理说，主体文化创造客体文化，客体文化又通过内在同化，使人的主体素质朝向完善演化；但主、客体文化的分离，使人的主体素质在向完善演化的进程中断裂了。要透彻理解齐美尔所言的“现代性危机”，就必须从其生命哲学观的角度出发进行解读。齐美尔认为，一旦新的生命形式冲动（内在形式，如哲学理性、宗教情绪、艺术感觉等）与旧的文化形式（外在形式）相冲突，就会出现所谓的文化危机。“（内在——笔者注）生命只能通过形式来表现自己和实现它的自由；然而（外在——笔者注）形式又必然妨碍生命并阻止它的自由。”
现代性——内外形式冲突的文化危机，不过是生命与形式冲突的新阶段，即生命内形式反对外形式本身，而非新形式反对旧形式的历史事件。也恰恰因为现代性的这一特性：生命因反对形式本身，以致于不再有形式可以用来表达自己，进而陷入一种“既不依赖旧形式，也不创造新形式”的尴尬境地；生命的表现，不再是新的形式的形成，而只是生命的单纯原初表现，到最后，生命的单纯原初表现成了形而上学本身。简单来说，齐美尔既注重主观生命的创造，也重视客观文化对生命的塑造。在齐美尔看来，“客观文化引导人类灵魂走向完善或指出通向更高存在阶段的单程和全程”。可症结在于，客体文化与主体文化在现代社会已然分道扬镳，现代人及其现代文化，不过是把这一固有的冲突展现得最彻底、感受得最深切而已。
作为叔本华的信徒，齐美尔的生命哲学观里透着将生命与形式的冲突定义为生命永恒悲剧的气息。生命的不断超越造就了生命的生成，生命目的和真理都因其生成性而具有相对价值，而这种超越性最终也促使统一性的生成。统一性是生命超越的最终指向，齐美尔认为，个体生命在这种指向中与生命的总体和谐一致。
在生命的现实问题上，生命与形式的冲突对立导致了生命异化的必然，具体表现为客观（物）文化对主观（人）文化的压迫、手段与目的的倒置、价值对生命的背离等。将现代性危机的本质发掘出来，站在生命哲学的视角上，齐美尔认为消解现代性问题的“处方”在于回归生命内在，在对统一性的超验追求中实现生命的自我保持和提升。齐美尔在《桥与门》中指出，“拯救灵魂必须自己针对自己，······如何赢得灵魂得救，世界上不存在万能的处方，各人都应该各自走自己的道路”。换句话说，要触及现代生活的根本问题，个体就应该掌握对人生价值选择的自决权，这种自决负担着对个体自身和社会的责任。齐美尔关注生命的现实世界并试图通过生命形而上学的意义追寻来解决现实问题，他认为，“良好的社会不是单子式的裂散状态，而是整合中的个体自由”。
阅读感悟：
（1）随着经典阅读进度和思考的推进，能审视到自己不再是一味地被动接收某个社会理论的具体内容，而是会有意无意把自己现世生活中遇到困惑和思考的问题与经典中的理论视角相结合、分析思路相碰撞，以获得一些新的启迪和感悟。这一点也算阅读经典一年多来，自我所感发生的一个重要转变。
（2）阅读完一家的经典著作，特别希望能撰写出一个思路清晰、层次递进的报告，以此来作为检视自己阅读效果的指标之一；但实际撰写时，报告绝大部分内容只能做到以“判断句”形式来代替思维逻辑链条的推演过程。这也是自己接下阅读社会学经典需要着重提高的一个方面：把握不同社会学家提出的关于社会理论的推演逻辑。
（3）少“纲领”，多行动；拿得起，放得下。把握好此刻、当下，不辜负自己、不辜负光阴。
5.23—6.30阅读书目
齐美尔：《货币哲学》、《时尚的哲学》、《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哲学的主要问题》、《生命直观》.
阅读报告
现代性诊断与疗救
——基于韦伯和齐美尔的讨论
现代性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社会理论研究的一个核心议题。古典社会理论所关切的“现代性”，意指17—18世纪兴起于欧洲并逐步向全球扩散蔓延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方式；“现代性问题”则是作为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内在精神世界和外部社会领域失衡所引发的系列困惑、焦虑、冲突的问题。作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力量综合作用的产物，现代性问题的具体表现也相应的体现在上述几个方面。
对于特定的社会学家而言，呈现在其视野中具体的现代性问题，正是在现实与他们的价值关怀之间的张力中产生的。韦伯和齐美尔在价值关怀的一般方向上颇为接近，即作为个体必须通过真正有意义的生活，进而成就一种“人格”、“自我”、“个性”；但二者切入现代性的角度以及现代性诊断路径却不尽相同。
韦伯通过“理想类型”这一概念工具的使用，对社会行动做出类型学的划分，借助纵向的历史考察和横向的宗教比较分析，揭示出社会日益功利化和世界图景的“除魅”过程，表达出他对“没有精神的专家，没有感情的享乐者”的现代人形象的焦虑。在齐美尔看来，生活世界的现代性过程一定程度上就是“货币日益增长的精神化过程”。齐美尔发掘出货币和货币经济作为经济现象背后的文化意涵，分析了货币及其制度化发展对文化生活，尤其是人的内在精神品格的冲击，对货币进行了文化现代性的解说。齐美尔认为，金钱在现代社会中产生文化效果，导致现代文化之流朝着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奔涌：一个是货币经济引发的社会文化的平均化、量化、客观化；一个是货币使之可能的现代社会强调个体自由和内心独立性的潮流。货币不偏不倚，一视同仁地对这两种“势不两立的社会—文化倾向”给予支持。前一种倾向，“交换”作为与货币相伴而生的经济行为，完成货币功能转化的同时，实现了货币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统治。货币成为“一切价值的公分母”，它平均化了所有性质迥异的事物，质的差别不复存在，人的价值被物质化、客观化，“人和人内在情感的维系被人与金钱物质的抽象关系取代，人跟钱更亲近了，人跟人反倒疏远了”。可悲的是，人对金钱产生由内而外的依附；金钱对人，与它对其他东西一样，是完全中性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货币引发手段和目的倒置、形式与内容脱节的文化转型现象已经深入到现代人的精神领域。“货币成了现代社会的宗教”、“金钱成为世界的世俗之神”，现代精神中圣洁而崇高的品质被以货币为象征的工商主义精神取而代之，物化、理性化、世俗化等元素充斥着现代精神结构。后一种倾向，货币最大程度地保持和促进了个人自由和个体性的发展。金钱把个体从各种各样主观的、确定的关系中解脱出来，当这种主观而确定的关系如人所愿地随货币经济而去时，现代人的自由就出现了问题。“金钱式的自由”饱含种种可能性，不系于任何实在之物，是一种消极的自由，它在解放现代人的同时，带来的是“自我的萎缩”和“生命的空虚”。
现代性问题的根源是价值空白和空虚。现代性条件下的个体自由和个性化，在韦伯和齐美尔看来都染上了悲观色彩。两人都以锐利的目光窥见社会转型过程中四散弥漫、愈演愈烈的悲剧且令人深感不安的心性。他们共同致力于从“个体治疗学”的视角出发，思考觉醒的自我如何生活实践于现代世界之中，在既不为这个外部世界的客观逻辑和力量所主宰，也不为与其共同生活于这个世界的其他芸芸众生所湮没的前提下，成就其充实而独特的“自我”或“人格”。但在应对现代性危机的路径选择上，韦伯和齐美尔基于各自的现代性诊断，开出的缓解现代性危机的处方又各有不同。
韦伯认为，在“除魅”的世界中，工具理性、科学已然无法解决价值问题，所以，韦伯极力主张“价值中立”，强调个体唯有献身于他自己所选择的“事业”，并自觉恪守“责任伦理”来成就“人格”。齐美尔则认为，“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换句话说，金钱本身并不能提供给个体以积极的价值或意义。故而，面对现代性危机，齐美尔选择寄希望于他的生命哲学，走向感性生命。面向创造性的、活生生的纯粹生命本身，只要能听从生命“纯粹内在本性”的指引，自我就能拥有“固定的财产”。从这个层面上来看，齐美尔揭露社会转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也暗含着他认同的方向。
齐美尔的自由观
齐美尔对自由的讨论散落在他的多篇作品中，尤其以《货币哲学》较为突出，在该书中，他专门将“个体自由”单列出来做出较为深刻的论述。由于齐美尔的经典著作还未全部读完，在此笔者也主要是基于上述已读书目中所呈现的“自由观”进行阶段性总结。
在《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一书中收录的《现代文化中的金钱》一文中，齐美尔关于货币经济同时支撑着两种不同的文化发展方向有一段经典论述：“现代文化之流向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奔涌：一方面，通过在同样条件将最遥不可及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趋向于夷平、平均化，产生包容性越来越广泛的社会阶层。另一方面，却趋向于强调最具个体性的东西，趋向于人的独立性和他们发展的自主性。货币经济同时支撑两个不同的方向，它一方面使一种非常一般性的、到处都同等有效的利益媒介、联系媒介和理解手段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又能够为个性留有最大程度的余地，使个体化和自由成为可能”。在齐美尔看来，货币既承载和关联着千差万别的事物和社会阶层，使它们日趋平均化，从而导致社会文化价值的量化、世俗化和理性化；同时，货币又最大程度地保持和促进着个体自由和个体性的发展，“经济—文化上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几乎是与货币经济的兴起和发展齐头并进的”。
一、人身自由和个性解放的开端：从实物经济到货币经济
以纵向历史观审视人身自由和个性解放的实现，是从封建社会的个人役务和财产占有方式的改变为发端的。在实物经济时代，服役者与主人、领臣与领主之间牢不可破的人身依附关系几乎没有给前者留下任何自由活动的空间。只有当实物租税和役务被货币租税所取代时，义务关系才彻底的去个人化，承担役务的人才获得了人身自由。齐美尔认为，实物经济时代人与人过于紧密的主观关联束缚了人生自由；用齐美尔的话来说，个体自由是“随着经济世界的客观化和去人格化而提高”的，因此，货币作为一种完全中性的中介物，使人与人的关系客观化了，这正是保证个人自由的前提。
在货币经济条件下，一旦个体的劳动或劳动成果被转化为货币量，就意味着该劳动或劳动成果被客观衡量了，其核心只在于衡量结果的多少。只要结果能达到交易标准，它就可以被接受，而不论劳动个体的行动内容、方式和精神是什么。这无疑是让现代社会中的个体获得更多按照自己意志行动的可能性和多样性。通俗来讲，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与专长自由从事任何劳动，只有能赚到钱，就不论这项劳动的内容是什么。同样，在货币税收制度下，只要能在规定期限内交付金钱，就等于完成了缴税义务；至于完成义务的方式、内容是什么，个体有充分的自由决定权。
二、货币经济哺育的自由观念以及“自由”带来的问题
从社会整体来看，齐美尔认为金钱为个体扩展交往与生存的空间创造了便利，成为个体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润滑剂”。原始人可以在非常狭小孤立的人群中生存下来；现代人相比原始人更多地依赖社会整体，但他们却不依靠社会的任何一个确定成员。因为任一社会成员对现代人的意义已经被转化为其劳动或劳动成就单方面的客观性，这一劳动或劳动成就完全可以通过“金钱”作为中介，轻而易举地由个性截然不同的任何人完成。换句话说，货币经济条件下，现代人无可比拟地只依赖无名无姓、数量众多的第三者，这就为个性和内心的独立感觉打开了一个极大活动空间，进而衍生出强大的个人主义潮流。
齐美尔理解的个体自由并非“一个离群索居的主体纯粹内在的状态”，而是一种与他人互为关联的现象，是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现代自由的发展意味着这种关系从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形式转变为不稳定的、人与人互换的形式。在齐美尔看来，由金钱带来的社会性意义上的自由，一如不自由；无穷无尽的“可能性”隐约暗含着“自我的扩展”，但实质上带来的是“自我的萎缩”。实物经济时代，具体的租税或财产也许把个体限制在了固定的时空范围内，但特定时空下的确定内容也支撑着个体。正如齐美尔所言，“一旦人们摆脱了与各种存在物之间的关系束缚，就绝不可能再发展出内在于这些东西中的那种约束、融合的元素了。”
金钱将个体从封建义务、财产占有、社会关系等主观的、“确定”的关系中解脱出来，但是，当这种主观“确定”的关系如人所愿般随着货币经济而去时，现代人的自由就出现了问题。齐美尔认为，金钱说到底只能给人们带来一种负面的、消极的自由。齐美尔指出，“当货币经济扩展时，这一点常常为人们所忽视：在人们花钱免除的义务中，还有权利和重要性，人们将这些较少受到注意的东西同那些义务一起放弃了”。然而，在摆脱责任的同时，如果没有填补上获得财产和相应的权力，自由就毫无意义、一文不值。“不做某事的自由同时蕴涵的是做某件事的自由······但凡只有纯负面含义的自由在起作用，自由就被视为残缺不全、有辱人格······自由本身只是一种空洞的形式，这种形式只能在其他生活内容的发展中，以及凭借这种发展变得卓有成效、生机勃勃、富有价值。”所以，齐美尔强调，自由只是形式，需要以切实的内容填充之。也就是说，“金钱式的自由”是充满种种可能性、不系于任何实在之物的自由；它在解放人们的同时，使其生活毫无目的、内心烦躁不安，陷入厌倦空虚的生命感觉之中。现代人只要与金钱挂钩，不管是出钱获得解放的农民，还是变成赚钱机器的商人，他们用钱交换了个体内在自我中具有积极含义的内容，最后得到的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消极自由。齐美尔寄希望“切实的内容”来填补生活中积极内容的空缺位置，换句话说，只有消极自由与做积极自由共同发挥作用，自由才是完整的，个体也才会感到是真正自由的。
阅读感悟：
（1）相比于古典前三大家，齐美尔所研究的对象更加贴近我们的生活，所以在进入齐美尔经典作品的阅读之前，我一直满怀期待，想看到齐美尔是如何以文化社会学视角来审视和分析我们日常生活的元素。实际阅读过程中，总体比较顺畅，对齐美尔的思想观点也产生不少学术共鸣；但在阅读报告梳理中，我发现，如果仅仅要求数量，只要把阅读过程中摘录的经典段落东拼西凑很容易就可以达到；但如果要追求质量，那么不管是在逻辑、层次，还是结构、内容上都是需要仔细“雕琢”的。而后者于我而言，还有较大难度，是需要不断攻克的阻碍！
（2）听完17级学长学姐两年的读书总结，深受震撼。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谈到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的关系：两年前，他们加入读书会只是一种偶然因素；两年中，他们日复一日保持一周朝八晚十“稳坐”图书馆静心阅读经典，经典书单日渐丰厚成为一种必然；两年后，他们的成长成为一种必然，这种成长体现在思维能力、写作能力、表达能力、专业自信、生活自信等诸方面的综合提升。有这么好的榜样在前，给我接下来的学习生活带来进一步鞭策和鼓舞。“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珍惜学习时光，由内而外锤炼自己！
2019.4.5—5.18阅读书目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
麦克莱伦：《马克思传》
阅读报告
《资本论》理论思想图景描绘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资本论》是卡尔·马克思用毕生精力写成的全面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及其危机特征的政治经济学巨著，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在《资本论》中都得到了理论逻辑的科学说明。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话来说，“这部著作是马克思整个一生科学研究的成果。它是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表述。这里涉及的不是鼓动性的词句，而是严密的科学结论。任何人，不管他对社会主义采取什么态度，都不得不承认，社会主义在这里第一次得到科学的论述”。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于1867年在德国出版，当时马克思已年近半百；《资本论》（第二、三卷）是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根据他留下的大量手稿整理出版的。所以，《资本论》三卷巨著得以面世，是凝聚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的智慧与汗水的，“这部科学论著是由这两位学者和战士创造的”。
一、《资本论》的理论思想来源
德国古典哲学、17-19世纪中期古典政治经济学、乌托邦社会主义三种知识和政治传统融汇在一起，激发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分析。
（一）德国古典哲学
马克思在念大学期间“渴望专攻哲学”，并通读了黑格尔的著作；他熟悉古希腊哲学思想，博士论文就以“伊壁鸠鲁学派”为题。在马克思熟悉的众多哲学家思想中，包括康德、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和黑格尔等人的思想，当属黑格尔的辩证法哲学思想对马克思影响最甚。麦克莱伦在《马克思传》中指出，“无论马克思多么激烈地批判黑格尔、指责他的唯心主义并尽力使他的辩证法用‘用双脚’立地，但马克思是第一个承认了自己的方法直接源于他的这位19世纪30年代导师的人”。马克思批判、继承和发展了黑格尔哲学革命性的一面——辩证法，从而创立了指导其研究工作的总原则，即唯物主义历史观。
（二）古典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把英国经济学家配第、斯密和李嘉图等人以及法国重农学派代表人等均纳入了分析视域进行深度批判。马克思通常是从上述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著作中摘录出主要观点和关键论据，进而深入分析以期寻找理论矛盾和漏洞。马克思正是通过以英国为中心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潮的批判，扬弃了上述思想家的理论，完成围绕“政治经济学”展开批判的鸿篇巨著——《资本论》。
（三）空想社会主义
19世纪出现以欧文、圣西门和傅立叶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他们提出一套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但受限于当时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和阶级状况，空想社会主义“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但这种新的社会制度一开始就注定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凭借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透镜，马克思破旧立新，把“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列宁在论述马克思主义的专题问题中指出，“只有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才给无产阶级指明了如何摆脱一切被压迫阶级至今深受其害的精神奴役的出路。只有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才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真正地位”。
二、《资本论》的研究对象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就开宗明义地指出，《资本论》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马克思的这段表述，清楚地阐明他写作《资本论》的最终目的就是揭开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围绕《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有三个问题需要深度剖析：
首先，“是什么”的问题。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什么？马克思使用了“生产方式”这一抽象概念来说明。他把“生产方式”这一概念做了广义和狭义上的区分。广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指资本主义制度、整个经济社会形态；狭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则指劳动者和技术相结合的方式。在马克思看来，“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元素”，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使社会结构在这种特殊的生产方式下被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在资本主义社会，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形成的必要条件，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前提，它们二者相结合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起着支配和决定作用。用马克思的话来表述，就是“我们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即生产过程从属于资本，或者说，这种生产方式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为基础，而且这种关系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因此，把握“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是理解《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前提。
其次，“为什么”的问题。具体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为什么要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从商品开始。在商品这个物中，在这个产品中，结合着两个人或者两个公社之间的关系。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相结合，并且作为物出现。政治经济学研究需要拨开物与物之间关系的“迷雾”，探见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和关系。其二，为什么“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明”？工业革命率先在英国爆发，工业革命“把工厂手工业变成了现代大工业，从而使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发生了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坦诚，“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纪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它也使“整个社会日益分裂成两大敌对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种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在欧洲大陆的兴起，时间上要晚于英国，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当时资本主义生产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在英国阶级斗争还未发展的时期，马克思认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已经对这些关系进行了“不偏不倚的研究”，这些研究共同构成马克思从事批判工作的现实和理论基础。
最后，“怎么做”的问题。以英国为例，这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展开研究，这里涉及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了何种研究方法的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前，曾写信给恩格斯并强调，“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要做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在《资本论》这个艺术整体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作为“同一个东西”被运用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其一，唯物主义历史观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确立了科学研究的起点。恩格斯把“唯物主义历史观”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放到同等高度，将其称之为马克思的“两个伟大的发现”。《莱茵报》的论战经历和对黑格尔的批判使马克思意识到，法的关系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因此不能从它们本身或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而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马克思举了一个很明显但以前完全被人们忽视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也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是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也自然成为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及宗教观念的基础。其二，辩证唯物法。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马克思公开承认自己是伟大思想家黑格尔的学生。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是“全面而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的第一人。马克思将“辩证法”总结为：“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当然，马克思的辩证方法虽然来自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启蒙，但从根本上来说，马克思的辩证法不但和黑格尔的不同，甚至和它截然相反。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建立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马克思的却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因此，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把世界的头足倒立，他的辩证法是倒立着的！马克思所从事的工作就是在继承并发展黑格尔哲学革命性的基础上，把世界的头足在重新矫正颠倒过来。马克思坦言，《资本论》是他把“辩证方法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尝试”。采用这种方法，马克思揭露出：对于资本主义而言，由于其存在不可调和的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内生性矛盾和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它会生产出它自身的掘墓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出“两个必然”的著名论断，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但同时，马克思也提出过“两个决不会”的论断，即“无论哪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其三，抽象法及“两条道路”。马克思指出，要揭开现代社会经济运行的神秘面纱，“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分清并完成“两条道路”。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科学研究始于对材料的充分占有，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最终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即概念、范畴等，实现从具体现象上升到抽象的研究；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运行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实现从抽象上升为具体概念的叙述。马克思将这一方法贯彻于《资本论》的研究叙述当中：从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基本细胞——商品着手分析，一步步抽丝剥茧，揭开了商品生产过程中资本剥削劳动的秘密，接着对商品流通过程加以考察，分析出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的矛盾，最后通过对资本分配过程的研究，从而呈现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
三、《资本论》的结构体系
（一）《资本论》（第一卷）内容概述
作为研究资本生产过程的《资本论》（第一卷），考察的是剩余价值的生产问题，从中可以窥见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观点。全书一共七篇。
在第一篇中，马克思从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细胞的商品出发，指出“商品”背后包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各种矛盾的萌芽。具体而言，“商品二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根源于“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其中，具体劳动生产使用价值，抽象劳动生产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以社会分工及其私人所有为前提，商品生产者进行的劳动实际上是社会总劳动的组成部分，从而决定了商品生产过程矛盾同时也反映着资本主义社会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这一系列矛盾的暂时缓和，必须通过商品交换来实现（与物物交换“W—W”不同，商品交换过程表现为“W—G—W”；商品要卖出去，完成“惊险的跳跃”，才能被社会承认，实现包含其中的价值和剩余价值）。随着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货币出现了，这样就把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内在矛盾转化为商品和货币这一外在矛盾。因此，货币成为“商品交换的最终产物，又是货币发展的最初表现”。马克思还详细论述了货币的价值尺度、流通手段等多种职能，并批判了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
第二至六篇，马克思系统地阐明了剩余价值的直接生产过程，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马克思指出，剩余价值生产的起点是货币转化为资本，其决定性条件是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者“自由得一无所有”，在劳动过程中不得不出卖自身的劳动力，去创造价值大于劳动力商品自身的价值，是剩余价值生产的关键。与“劳动二重性”相对应，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也呈现出二重性，即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过程与生产剩余价值形成和增殖过程。为了揭示剩余价值的源泉，马克思首次区分了不变资本c和可变资本v，并指出它们在价值形成和增殖过程中起着完全不同的作用。马克思认为，只有可变资本v才能在生产劳动力的同时，生产出剩余价值m。在这种情况下，商品的价值由三部分构成，即c+v+m。马克思还区分了生产剩余价值的两种方法，即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与之对应，得到绝对剩余价值（通过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来获取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在工作日长度既定条件下，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来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而获取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在分析相对剩余价值时，马克思考察了资本主义为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三种基本历史演变形式——简单协作、工厂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揭示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由简单到复杂的历史过程。此外，马克思还论述工资的本质，强调它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式。最终，马克思得出“尽可能多地生产并占有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的结论。
在第七篇里，马克思介绍了资本的积累过程，揭示了资本积累的本质、一般规律和历史趋势。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特点是扩大再生产，是剩余价值的不断资本化，而扩大资本的途径，一个是资本积累，一个是资本集中。随着资本积累的发展，资本的有机构成（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不断提高，必然造成相对过剩人口，加剧两极分化，导致无产阶级贫困。原始积累的过程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通过圈地运动和血腥立法，“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各种苦难使马克思得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著名论断。根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与矛盾的分析，资本主义必将经历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会生产出自身的掘墓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二）《资本论》（第二卷）内容概述
《资本论》（第二卷）主要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和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全书共三篇，主要从微观上阐述了资本循环原理、资本周转原理，从宏观层面论述了社会总资本生产和流通原理。
第一篇和第二篇，马克思从微观上考察了单个资本的循环和周转。在资本循环过程中，资本价值分别采取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三种形式，经历购买、生产、出售三个阶段。在资本的连续运动中，同时存在货币资本的循环、生产资本的循环和商品资本的循环。产业资本正常运行的条件就是这三种循环构成在空间上的并存和时间上的继起。资本循环的周期运动，称为资本周转，可用周转次数和周转时间来衡量。资本构成中固定资本所占比重越高、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越长，资本周转速度就越慢，从而越不利于资本增值的运动目的。
第三篇中，马克思从宏观上分析了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社会总产品从价值方面来看，由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和剩余价值m组成；从物质方面来看，又可以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社会总资本再生产，无论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其核心问题就是两大部类（马克思运用了“抽象力”，把社会的总生产分成了两大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的第一部类，它“具有必须进入或至少能够进入生产消费的形式的商品”和生产消费资料的第二部类[II]，它“具有进入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的形式的商品”。）在价值和实物两种形式上的补偿和替换。换句话来说，马克思对社会总资本再分析表明，社会总产品能否全部实现，社会总资本能否顺利循环与积累，归根到底取决于各生产部门是否按照社会需要的客观比例进行生产和交换，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是无法做到的，从而导致“比例失调”的危机。
（三）《资本论》（第三卷）内容概述
《资本论》（第三卷）主要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各种具体形式，考察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它的问世，“如雷鸣电闪，因为它第一次从总的联系中考察了全部资本主义生产，完全驳倒了全部官方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全书一共七篇。
第一篇至第三篇，马克思分析了剩余价值的转化和利润（率）的波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商品价值在社会表象上体现为成本价格和利润之和，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别消失了，这就造成一种假象，似乎生产中发生的价值变化不是来自可变资本，而是来自全部的预付资本，这样一来，剩余价值率就转化为利润率，剩余价值就转化为利润。在竞争的作用下，资本会在不同部门之间流动，从而使个别利润率转化为按照社会总资本计算的平均利润率，个别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在这一前提下，商品价值又进一步转化为生产价格，即成本价格加上平均利润。生产价格形成后，价值规律的作用形式发生了变化，商品的市场价格由以价值为中心转变为以生产价格为中心上下波动。此外，马克思还阐明了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以及起反作用的各种原因，最终导致利润率在短期内不断波动。
第四篇至第六篇，马克思论述了剩余价值即利润是如何转化为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利息和地租的。首先，商业资本是产业资本（马克思把“在资本总循环过程中采取而又抛弃特定形式并在每一个形式中执行相应职能的资本”称为产业资本）的买卖职能独立化的结果，有助于缩短流通时间、扩大市场、降低流通费用，从而间接增大产业资本生产的剩余价值。但是，商业资本不创造价值，商业利润是对产业利润的扣除。其次，借贷资本家把资本作为商品投入流通领域，其特殊的使用价值是能够带来利润。职能资本家借助资本取得这种使用价值后，从事某一具体领域的生产经营活动，并在一定时间内向贷出者还本付息，因此利息和商品利润一样，也是对产业利润的扣除。借贷资本的发展还能促进银行和信用体系等具体形式的繁荣、虚拟资本的形成以及股票等有价证券的流通，导致广义货币资本与现实资本积累关系的复杂化。最后，地租是土地所有者凭借土地所有权而索取的收入，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形式，体现了土地所有者和租佃资本家瓜分剩余价值，共同剥削雇佣工人的关系。土地价格是地租的资本化。
第七篇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总揭露，它不仅是《资本论》（第三卷）的总结，也是整个三卷《资本论》的总结。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把资本论条件下的各种收入归结为三位一体公式：资本—利润、土地—地租、劳动—工资；马克思的《资本论》揭开了掩藏在这一公式之下的秘密，他指出，各种收入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和价值。与上述三种收入形式相对应，存在三大社会阶级，即资产阶级、土地所有者和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与前两个阶级的对立和斗争，将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加速瓦解。
四、小结
《资本论》是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思想于一体的经典巨著。凭借对资本主义杰出的病理学分析，马克思揭示了资本积累的根本矛盾及其历史趋势，并为建立一个公平、自由、全面发展的经济社会秩序提供了坐标轴和方向标。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大量堆积的商品入手，分析了商品本身包含的矛盾——价值与使用价值、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它们最终外化为商品和货币的矛盾。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逐步构建起科学的理论大厦，包括资本生产过程（第一卷）、资本流通过程（第二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第三卷）；与之相对应，剩余价值也依次经历了生产、实现、分配三大阶段。换句话说，《资本论》三卷实际上是资本不断运动，不断展开的过程，它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有学者将《资本论》三卷之间的关系归纳为，“在资本的整个运动过程中，资本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是辩证统一的，生产过程必须由流通过程来补充。因此，《资本论》（第二卷）是《资本论》（第一卷理论逻辑的延续），并且只有在与第二卷的辩证关系中，我们才能恰当地理解第一卷的相关内容；同时，用恩格斯的话来说，第二卷也是第三卷的引言”。
总之，马克思的《资本论》牢牢建立在科学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围绕剩余价值这一中心层层剖析，马克思最终证明：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不可克服的矛盾与危机，必然走向灭亡。
阅读感悟：
（1）《资本论》中蕴含着马克思宏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我对马克思的经典阅读以《共产党宣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起点，但《资本论》绝不是马克思经典阅读的终点。对马克思理论思想的理解“永远在路上”！接下里会开启齐美尔经典著作的阅读！
（2）随着经典阅读的推进，接触到更多陌生的、新奇的“风景”。“大门打开，新鲜空气能进来，风雨也会进来”，阅读中各种困惑挑战躲不开、绕不过。正如本次阅读《资本论》一样，阅读过程中遇到不少“难关”，但我始终认为，不怕“有问题”，就怕读完一本书平平淡淡，提不出任何问题。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成长的过程。
（3）阅读，给自己带来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学习生活态度。每天都有着明确的学习目标，一天天坚持下来，锻炼的是自我定力、意志力、抗干扰力、勤奋力！认真做好一件事，做好这件事儿的精神状态是可以感染自己做好其他事情的！
2019.1.12—3.31阅读书目
韦伯：《城市：非正当性支配》、《经济通史》、《经济与社会》（第一卷、第二卷）.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阅读报告
现代性“困境”与“出路”
——韦伯与马克思社会理论的对比分析
一直以来，诸多社会学家对“现代性”问题与研究乐此不疲，从自身的立场、原则、方法等出发，对“现代性”问题作出独具个性的诊断。当然，“现代性”这一话题之所以能激发学者连续不断的研究兴趣，与其概念的深度与广度、主张差异之外的学术共鸣是密切相关的。不同时代的“现代性”都被打上了专属于特定时代的烙印，有着专属特定时代的精神。韦伯和马克思同为现代社会理论思想的奠基人，他们均把“现代性”视为一个复杂的概念，依托自己的论述逻辑、方法体系和追求的终极目标，对现代性的“困境”与“出路”作出诊断。
一、韦伯社会理论下的现代性“困境”与“出路”
韦伯以“祛魅”来定义现代性的核心特征；换句话说，韦伯眼中的现代性特征就是理性化。韦伯将“理性化”作为其现代性理论的总命题和理论基础，理性化的过程意味着现代和传统的决裂。具体而言，韦伯对理性化的讨论有两种逻辑：其一，“文化——世界观的理性化”，表现为客观理性和主观理性的对立、总体理性和片面理性的对立；其二，“社会——制度的理性化”，表现为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对立、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对立。在论证上述两种理性化逻辑的基础上，韦伯进一步指出，随着理性化的发展，理性逐渐走向自己的反面，出现“理性的吊诡”：“文化——世界观的理性化”中，理性本身被分解为多元价值领域，最终产生“价值多元论”；“社会——制度的理性化”中，理性化内部出现分裂，并逐渐演化为形式理性对实质理性的支配、目的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支配，最终导致理性与权力的“合谋”，理性成为统治现代人的新的合理性方式。韦伯不留情面地揭示出理性化带来的“悖论”，最终回归到“现代性”困境问题之上，表现为：一是，精神理性化导致“价值多元论”，由此产生价值冲突；二是，物质理性化导致理性与权力结成同盟，由此产生理性化与自由的悖论。
韦伯始终认为，现代性是人无法摆脱的天命，现代人只能在日益理性化的世界中寻求自我的可能性。韦伯的终极目标是追求人的尊严和个人自由，因此，他所持立场是“个人主义”或“个体主义自由观”。在对“理性化”的解读中，韦伯引入了“社会行动”的概念，出于“个人主义”的价值立场，韦伯认为，社会行动均有其主观意图，都是有意义的行动。任何人采取行动所朝向的目标和手段之间，都存在一种理性规划的因果路径。韦伯建构了一套以“理想类型”为纲领的方法论工具，以此来分析和把握现代性问题中的多元因果元素的运动趋势。“理想类型”集中代表了韦伯的方法论原则，这一研究手段呈现出一幅“乌托邦式”的理想图像，构想出一种内在无矛盾的观念结构，并以此来与实际这个混沌世界相比较，从而梳理出其中存在的联系的清楚线索，以实现其认识功能。
纵观韦伯的现代性批判理论，韦伯虽然诊断了现代性“困境”，和提出了观察现代性问题的方法论工具，但是他在冲破现代理性“牢笼”路径研究上是不明朗的。不明朗不意味着他在“现代性”问题出路上毫无贡献，韦伯方法论中蕴含的“积极多元论”问题、“客观性”问题，都是其对待“现代性”问题出路的一种态度；此外，韦伯主张的“责任伦理”也是对解除现代性困境的一种路径启示。
二、马克思社会理论下的现代性“困境”与“出路”
在“现代性”问题上，马克思以“异化劳动”的观点审视之。马克思从思想观念层面和现实物质层面对现代性加以批判，将“异化”视为现代性悖论的本质。在马克思这里，抽象理性与资本逻辑达成“共谋”：理性是资本的观念形态，资本是理性的现实运作。韦伯将现代性界定为“资本主义”，马克思也不例外。只不过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他从多对范畴来考察现代社会的二元特征，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异化劳动与自由劳动的对立、资本和劳动的对立、物的依赖性与人的独立性的对立等等。马克思从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出发理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社会关系，从商品、货币、资本出发，揭示现代性中商品以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商品拜物教”。
马克思承继并发扬了黑格尔观念辩证法中的“合理内核”，以“历史唯物辩证法”作为其现代性理论研究的方法论原则。马克思的终极目标是追求“人类解放”。基于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深刻地洞见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根本矛盾，指出资本主义现代性是过渡性和暂时性的，提出以社会主义暴力革命彻底超越现代性和实现人类解放，最终迈入共产主义社会。
阅读感悟：
（1）随着经典阅读进度的推进，还是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长进：从之前碎片化、割裂式的知识点理解，到现在成体系、整体化、渐进式地把握各大社会学家的思想体系，开始能尝试着对不同社会学家的研究思想做对比分析；通过对比思考，在进一步深化理解社会学思想的同时，也提升了自己的阅读主体性，不再似之前那般被动地读到一家就接受一家的观点。当然，当我尝试着将不同社会学家的思想整合起来比较分析时，也遇到一些困难：韦伯和马克思都属于现代性理论研究的“鼻祖式”人物，我在此仅仅是把两位学者对现代性“困境”和“出路”的观点主张进行归纳梳理，其中不乏粗略之处，加之未以“对比式”行为呈现出来，原设想对两位学者进行较为深刻的对比分析，但实际操作起来稍感有心无力，这也意味着自己还需在经典阅读中进一步加强思维训练！
（2）这学期课程较少，有了更充分的能够自己学习和利用的时间，这也对自身自制力和意志力提出更高要求！过去这段时间，我较好地保证了每天在图书馆的时间，但我在图书馆的学习状态和效率都还不够好，有些浮躁，自觉性也有待提高。接下来会进一步调整好自己的学习状态，提高时间的有效利用率。
11.22—2019年1.10阅读书目
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宗教与世界》、《宗教社会学》、《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古犹太教》、《社会科学方法论》.
顾忠华（著）：《韦伯学说》.
阅读报告
韦伯宗教社会学的面貌勾勒
韦伯的全部宗教社会学主旨在于研究世界几大宗教的教义理性化程度和过程，他尤其关注基督教是怎样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驱除巫术和迷信的成分，用韦伯的话来说，也就是“除魅”；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技术和计算的使用意味着理性化，理性化的增进能够引发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伦理。那么，现代资本主义在西欧的产生，这种精神/宗教伦理是否对人们的经济行为造成了影响呢？韦伯采取一种就事论事的态度来讨论宗教与经济的关系，在历史中探讨二者之间互为因果的关系，这是韦伯探讨宗教与经济之间的关联的出发点。
韦伯把宗教当成一种行为规约系统，他的宗教社会学就是要去研究这些要求促成了何种动机，造成了什么样的社会效果。韦伯认为，每个社会都有它独特的宗教行为和其影响范围；不同社会的宗教伦理是怎样对经济行为造成影响的，这是马克斯·韦伯在他的宗教著作中着重讨论的问题。韦伯期望能够把握不同社会和精神制度的特点。他最热衷于确定宗教在一个特定社会里的地位，确定为一个时期、一个共同体所接受的价值等级体系。他比较了不同教义教规的差别，涉及儒教与道教、印度教与佛教、古犹太教、基督教，基于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他分析了体现在不同宗教背后的精神对人们生活态度的影响，认为正是不同宗教精神塑造了人们不同的生活态度，最终致使东西方民族走上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在这里，韦伯尤其把关注点放在所谓资本主义的“精神”来作讨论；而资本主义的“精神”是一种“理念型”。这里就涉及韦伯为了突出经验事实中具有共性和规律性的东西，所提出的用于分析现实点的一种概念工具——理想类型，这是韦伯比较社会学的方法论基础。韦伯认为，所谓资本主义“精神”最重要的是在强调透过一种诚实、讲信用的方法去赚取财富，这不但不是罪恶，而且是一种美德。沿着韦伯的脉络探讨下去，可以发现：新教伦理下衍生出来的这套“经济伦理”并不是不择手段，也不是无止境的贪婪，亦不是一种名、利、欲，而是教导人如何透过仔细的、合理的计算去获取经济上的利益以达到成功。这种获得经济上成功的逻辑，韦伯认为与宗教有莫大的关系。
当然，韦伯并不止步于谈论宗教与经济之间互为因果的关系，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研究还始终贯穿者“理性化”这条线索，渗透着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的张力和演化逻辑。韦伯思想中的基本课题之一是价值判断和价值关系的对立；而他的价值哲学又与社会行为理论紧密相关。雷蒙•阿隆在《社会学主要思潮》中指出，“韦伯是用两种不同的方法看待这个价值世界的。”一方面，作为哲学家，韦伯试图构思出一种“行为的矛盾的东西”。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论述，“行为的矛盾的东西”就是责任道德和信念道德之间的矛盾。在韦伯看来，责任道德是行为者不得不接受的道德，它把行为解释为“手段—目的”，在行动领域里具有优先性；“信念道德”则是一种“无尊严的道德”，与现实处事原则之间的具有矛盾性，它是宗教态度的一种可能的表示方法。另一方面，作为社会学家，韦伯又要设想不同的宗教态度以及这些态度对人们采取的行为，尤其是对人们采取经济行为所产生的影响。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研究是受“宗教观念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各种社会的经济行为”这一问题所支配的。韦伯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基点是：任何态度要能为人了解，都要求把握全部生存观念。这种观念激励着行为者，也是行为者所亲身感受的。
此外，韦伯还注意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实质理性”向“形式理性”的转化，他最深刻的洞见是对“理性化”本身的吊诡（paradox）作了说明。韦伯认为，近代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理性化的结果；而现代西方世界的一个最基本和最明显的现实是“形式的合理性和实质的非理性”。用一个“穿外套”的比喻可以形象地说明这一点：在早期纯粹以宗教作为其生命意义最主要奉献场所的新教徒来讲，像对金钱、外物之类的欲望都应该像外套一样，需要的时候可以穿在身上，但是也可以随时脱掉，因为那些都是外在的，新教徒最在乎的莫过于灵魂得救；但是他们却没有想到，长久地穿着这件“外套”的结果，却使这件外套变成了钢铁一般坚硬的牢笼。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对西方人的命运来说，就像是这么一个坚硬的铁笼，“理性化最终导致了非理性的生活方式”。
系统阅读完韦伯的系列宗教研究著述，自问对其宗教社会学思想掌握有几成？坦白说，我也答不上来，阅读过程中，对其中涉及的很多概念都是初次接触，有新奇、有不解。所以，谈及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思想，目前仅限于使用“面貌勾勒”的字眼；至于其宗教社会学思想的进一步剖析，有待在接下来的阅读中结合韦伯的其他经典作品不断深入探究。
阅读感悟 ：
（1）这个月的阅读状态有一些起伏波动，阅读的专注度是自我不断修炼的课题之一。
（2）每天都有明确的阅读任务和目标，迷茫少了、计划多了。阅读过程中除了收获显性专业知识的同时，也促进了自律性、积极、勤奋等隐性学习态度和能力的提高。这些在平日的学习习惯中颇有体会。
（3）“光想不做，往往会放大困难”！再接再厉，在经典阅读过程中，努力“保持数量与质量的平衡”。
10.8—11.20阅读书目
韦伯：《学术与政治》、《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宗教与世界》（在读）
涂尔干：《乱伦禁忌及其起源》后选编的论文和书评、《哲学讲稿》、《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阅读报告
涂尔干社会学研究的理论与道德关怀
法国社会学家爱弥尔·涂尔干毋庸置疑是社会学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他的思想启迪了无数的后来研究者。涂尔干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将社会学合法化，将社会学建立为一门公认的社会科学，在法国第一次把社会学搬上了大学讲坛。涂尔干一生笔耕不辍，他的社会学研究涉及经济、法律、宗教、道德等诸多领域。研读涂尔干的学术作品可以发现，他的全部学术活动及其学说都包含着深厚的社会理论与道德关怀在内，他的学术研究都是针对他当时所处社会情境中所感受到的社会问题而展开，涂尔干终其一生都在为解决他所感受到的那些社会问题提出理论解决方案而努力着！
涂尔干生活的时代正面临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涂尔干身处其中，深感世风日下、道德沦丧。基于这一时代背景，涂尔干的社会学研究中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即如何恰当地理解和有效地解决19世纪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社会转型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危机。
一、面临何种危机？
随着劳动分工的不断细化，工业社会不断向前发展，首当其冲的就是人们“集体意识”的衰退，道德情怀和追求江河日下，其重要表现就是社会团结和社会秩序的崩坏，自杀率的上升。当然，除了道德的失范，涂尔干认为现代经济生活中，还存在着法律的失范状态。在《社会分工论》中，他已经用文字把这种失范状态生动地刻画出来了：“那些最该受到谴责的行为往往因为成功而得到迁就，允许和禁止、公正和不公之间已经不再有任何界限，个人几乎以一种武断的形式把这些界限挪来挪去。道德也是那样含混不清，反复无常，根本形成不了任何纪律。因此，集体生活的整个领域绝大部分都超出了任何规范的调节作用之外”。
二、如何理解危机？
涂尔干主张运用科学的研究程序和方法来对当时西方发达国家中出现的社会危机进行客观研究。这就不得不提到涂尔干为开展社会学研究所提出的那套实证主义方法论。在涂尔干的研究中，一个核心的概念是“社会事实”。涂尔干坚持“将社会事实当作客观事物来看待”，在将“社会事实”确立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基础上，提出一套社会学研究的科学程序和方法：一是对社会现象外部特征进行客观的观察；二是用社会现象解释社会现象；三是用比较方法来检验、证明事实间的因果关系。在涂尔干看来，人们太习惯于依托常识的指引来看待社会现象，往往“在那些认为他们的制度都是天经地义的民族那里，最不可能对各种社会事物形成反思”，所以，“最常用的思维方式可能最有碍于社会现象的科学研究”。
为了不使“社会学方法是客观的”这项概括成为一纸空文，只把它宣布出来是不够的，还必须把它作为社会学家一开始接触其研究对象时就要遵守的，而且要贯穿于他的全部研究过程之中的守则的基础。涂尔干不仅是这么说的，也身体力行地将他的这套方法论运用到经验研究中。
涂尔干将“劳动分工”、“自杀现象”当作社会事实进行考察，在对其展开社会学研究的过程中，给出了社会失范的解释。首先，涂尔干分析了劳动分工产生的原因。他认为由于“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的增加，会导致人们的生存竞争不断加剧，继而会有更多的新的职业领域开辟出来，这样，劳动分工就会越来越细化。其次，伴随着劳动分工的发展，社会团结的主导类型会发生转变，即从建立在集体意识及其控制基础上的机械团结转向通过职能上的相互依赖而使个人联结起来的有机团结。劳动分工带来的社会结合类型的转变，在涂尔干看来是一种“总体上值得欢迎的进步现象”；但同时，这一转变确实削弱了集体意识对个人的控制力，拓展了个人意识的发展空间，促进了个性的自由发展。长此以往，带来的是集体意识和社会规范的丧失。用涂尔干的话来说，社会呈现一种“价值真空”或“道德真空”状态：社会类型正在发生转变，旧的集体意识和社会规范已经失效，新的集体意识和社会规范还没有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涂尔干提出一种“失范型自杀”类型，这是一种因为人们的行动缺乏适当的规范以及由此引起的痛苦导致的自杀。这是涂尔干在其提出的四种自杀类型中最为关注的一种。
三、如何化解危机？
涂尔干认为现代社会的危机源于社会失范状态，使现代化社会走出危机的唯一出路是重建集体意识和社会规范。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生和发展，传统法人团体过去那种狭隘的存在形式已经过时了，因此，必须对旧有“法团”加以改进，形成一种新的法人团体，即新的职业群体。涂尔干认为，职业群体里存在一种道德力量，建立在职业群体层次上的集体意识和行为规范能为人们提供一种最直接、最广泛和最持久的道德生活环境，从而对人们对行为产生一种更切实的道德影响。对于这一问题，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第二版序言》、《自杀论》、《职业伦理和公民道德》中都有详细论述。
涂尔干的抱负是为社会学开创一个孔德所说的专业化时代，使社会学真正成为一门实证科学。他的社会学研究也渗透到宗教事实、道德和法律事实、经济事实等多个专门研究领域中。涂尔干的不同学术作品之间，是一种相互补充、相互佐证，环环相扣的关系。涂尔干一直把重建工业社会中的社会团结和社会秩序当作自己最基本的理论关怀，在《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准则》和多篇论文中阐释其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在《社会分工论》和《自杀论》中运用其社会学研究方法并描述社会失范的具体表现；在在《<社会分工论>第二版序言》和《职业伦理和公民道德》涂尔干提出解决危机的思想路径；涂尔干一直强调集体意识对社会团结与社会秩序的作用和功能，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里他把“宗教”视为一种特殊的集体意识。涂尔干用“溯源法”对“宗教”、“原始分类”、“乱伦禁忌”进行研究，认为图腾崇拜是人类社会最初最普遍形成的一种最基本的宗教形式。一切宗教现象最重要、最真实的特征在于它把全部事物区分为“神圣事物”和“凡俗事物”。这也是涂尔干在文章《人类二重性及其社会条件》中对“人类二重性”划分的核心思想，其中也渗透着涂尔干的道德关怀。涂尔干曾在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思想、康德的启蒙思想影响下，就人性展开过讨论，其思想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人性中身体（Body）和灵魂（Mind）的二元性。涂尔干指出“在每一个时代，人类都能强烈的意识到这种两重性。实际上，人无论何处都会把自身想象成是由两种完全异质的存在组成的：身体和灵魂”。其二，感觉、感觉倾向和概念思维与道德活动。身体（Body）指向感觉、欲望；灵魂（Mind）指向非个人性，是一种社会性的。其三，个体与集体、神圣与凡俗。涂尔干认为，“人性二重性”的本质在于：人一方面是身体，一方面是灵魂。但更为重要的是：人身体是凡俗的，而灵魂是神圣的。在涂尔干看来，“这种神圣与凡俗的两重性：一个是扎根于我们有机体之内的纯粹个体存在，另一个是社会存在，它是社会的扩展，人恰恰是通过社会、集体而获得人性的神圣性，并构成人的本质”。透过人性的分析，涂尔干开辟出了“道德个人主义”；而这恰好与涂尔干为化解现代社会危机提出的思想路径相契合。
涂尔干的研究中涉及“分工”、“团结”、“失范”、“社会密度”、“社会意识”、“宗教事实”、“集体意识”等诸多概念。在这些研究领域和概念的背后，体现的是涂尔干思想对社会的整合、秩序、和谐、安全的关注。知名学者渠东曾说，“一种思想之所以会有生命力，并不是因为它可以通盘解决各种问题，而是因为它为后人提供了各种活生生的问题”。涂尔干提出的概念、命题及其中蕴含的思想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引发了人们无尽的研究与思考。他所研究的社会整合、社会秩序、社会和谐与安全等主题到了今天仍没有过时，而当下我们最需要的，也正是带着一种理论和道德关怀对这些历久弥新的社会问题展开研究。
阅读感悟：
（1）终于结束涂尔干的经典阅读，可以彻底专注韦伯经典的体系化阅读了。追求阅读效率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做到读完一本书有一本书的思考和收获。不能为了一味强调“速度”而草草阅读！
（2）本次报告尝试对涂尔干社会学思想做一个系统性梳理，从中进一步体会到总结和写报告的重要性。通过将单本或多本经典串起来梳理，对其中知识点做到再回顾、在思考，较好地澄清和理顺了之前阅读中存在但未得到解决的知识盲点。
（3）尽力排除阅读过程中的干扰，在一定的阅读时间内就静下心来：彻底、纯粹地享受阅读、体会经典思想的厚重！
9.2—10.6 阅读书单
涂尔干：《乱伦禁忌及其起源》、《实用主义与社会学》、《原始分类》
韦伯：《法律社会学》
马克思：《共产党宣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阅读报告
评述《实用主义与社会学》
1913年至1914年,涂尔干在法国索邦大学发表系列演讲，而后整理成书出版，即今日可见的《实用主义与社会学》。
马塞尔•莫斯(Mauss)称这部著作是“涂尔干哲学事业中无与伦比的成就”。沿着莫斯的这一说法，可窥见涂尔干在此书中的部分论述，确实对学界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涂尔干分了二十篇演讲及两个附录来阐明实用主义思潮与社会学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涂尔干这么做的意义何在？他在本书开篇已做出了解答：一是出于对实用主义作为当时唯一流行的真理理论的话题兴趣；二是实用主义同社会学作为同时代产物，均在讨论生活和行动的意义上做出贡献。而在这两点解答的背后，涂尔干进一步指出他选择这样的问题进行讨论，是出于普遍性(涂尔干认为实用主义是当时用来改造传统理性主义最合适的立场)、民族性(当时法国文化从整体上说还依然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加之美国实用主义在短时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一思潮对法国原本的精神生活已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身为法国知识分子的Durkheim必须对此作出回应)、哲学性(实用主义思潮已对西方哲学传统构成摧枯拉朽之势，且表现出与社会学思潮非常亲近的成分，因此，如何对实用主义作出恰当公允的评价,如何厘清实用主义与社会学及当时富有挑战意义的其他思潮间的关系，就成了亟待社会学家处理和解决的问题。)
涂尔干通过尼采浪漫主义、皮尔斯、威廉•詹姆斯论述了实用主义的起源：书中的绝大部分内容，涂尔干更多是顺着“实用主义之父”——詹姆斯的相关看法对真理理伯力加以思考，并对实用主义加以评判。在涂尔干看来，“实用主义是一种真理理论，同时也是一种宇宙的理论；但前提是，必须先把它理解为一种真理理论”。从这一观点出发，就不难理解涂尔干在本书中为何着大量笔墨，谈到了实用主义思潮下真理的标准、真理变种、真理的作用、类型等等。
阅读该书，笔者发现涂尔干多次澄清实用主义与理性主义的认知差异。“实用主义的核心问题是真理问题”,实用主义恩潮下的真理是人的真理，它是丰富可变的，与理性主义思潮下固化僵硬的真理有本质的区别。实用主义的真理概念从来就不是毫无生气的实在摹本，它是活生生存在的。令人满足的。”阐释清楚了实用主义与理性主义二者的区别，涂尔干最终的落脚点是放在实用主义与社会学的区别上，或者说是着眼于从社会学角度批判实用主义的缺陷。涂尔干在文中提到，实用主义下的真理源于个体，“但最能导致和强化心灵一致的是社会行动”，因此“实用主义必须诉诸带有社会学性质的诠释”。实用主义在“软化真理”，将真理从逻辑思维的限制中解脱出来做出了贡献；但将一切抹平的实用主义，未能充分认识由个体经验和集体经验形成的心性之间的两重性，这也是社会学高于实用主义的地方。社会学视角下，社会的东西往往比个体的东西更具威望(强制性)，促使我们去分析那些令人敬畏的事物，即真理。在实用主义看来，真理与“有用”而非“思辨"挂钩，“它所有一切都是实践的有用性”，但实际上，“有用”是一个非常模糊的观念，它是相对的而非绝对，因此实用主义在对这一问题的论述是存在问题的；不过，这也使我们针对真理观念应如何建构的问题进行了反思。涂尔干在文章的后面部分提出真理强力的所在之处是集体表现”，真理并非遥不可及，相反，它是一种社会事物。所以最后，涂尔干得出了“真理是思维的规范，道德理想是行为的规范”的结论。
涂尔干一生都在为化解社会失范的问题忧心忡忡。在《社会分工论》中，他探讨了“道德失范”，并提出重建职业群体和职业伦理的“药方”来医治失范；而在《实用主义与社会学》中，可以看到他关心的另一类失范，“思维失范”，他通过论证实用主义的核心问题、特点空本质等，最终基于社会学角度对其进行批判，而所有的这些讨论，包括他的另一著作——《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都明显表现出涂尔干的理论兴趣已以《社会分工论》对集体良知的关注转移到了知识社会学对“集体表现”的探讨。
赫斯特曾经评价涂尔干这部著作，是“一个统一体，却不是一个科学的统一体，而是一个认识论矛盾的统一体”。这段话活生生地彰显了涂尔干思想的内在张力，也是本书最令人感兴趣的地方之一。当然，另外有不少人曾评价本书对真理理论等问题着墨过多，而对社会实在及其表现的讨论则显得较为单薄。有关于此，笔者在阅读过程中也颇有同感，但总的来说，本书在理解实用主义论述逻辑和涂尔干思想上也确有帮助，值得一读！
评述《原始分类》
1903年，爱弥尔•涂尔干和马塞尔•莫斯合作完成的著作《原始分类》初次刊行。该书被誉为“社会学年鉴”学派最富启发性和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一直以来，或许因为此书在方法和论据上存在的缺陷，学术界对其中的精华也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但要真正中肯地评价一本书，只有先把偏见搁置在一旁,去直面它、接近它，便会发现，此书凝聚的独特而深刻的理论意蕴也是不容忽视的。
涂尔干在《原始分类》人书中秉承了他一贯的研究、写作风格。首先，对“分类”这一研究对象下定义；其次，提出他在该研究推断和问题；最后，得出研究结论。很显然，涂尔干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其研究思路是相当清晰明了的。具体到每一部分，刚开始，涂尔干和莫斯就分类上的几种原始形式：集体表现之研究加以论述，他们评述了当代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并归纳出“分类”的内背，同时说明本研究中分类研究的指向，以此提出研究推断；紧接着，为论证分类图式不是抽象理解的自发产物，而是某一过程的结果，而这个过程是由各种各样的外来因素组成的推断,涂尔干和莫斯提出了“究竟是什么使人们采取‘分类源于个体知性的必然性’这种方式来安排他们的观念的，人们又是在哪儿发现这种独特配置的蓝图的？”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涂尔干和莫斯指出唯一的方法是去“考察人类所形成的最粗陋的分类”，在《原始分类》中，涂尔干和莫斯就“澳洲分类类型”、“其他澳洲体系”、“祖尼人，苏人”、“中国”四大分类体系一一作出阐述,研究各体系的特点，以便厘请各自分类类型究竟由哪些要素构成。通过对上述四种分类体系的考察，涂尔干和莫斯得出的结论是：回归社会。原始分类的条件在他们看来本质上都是社会的，“分类是以最切近的、最基础的社会组织形式为模型的”。社会中的集体心灵状态产生了这种分类，这种状态也极富成效。本书论证良久，最后的写作意图莫在于指出“社会学在讨论有关逻辑活动立构成及其功能问题上拨云见日，普照光明”之优势。社会学对分类做出的探索，将摆脱形而上学和心理学研究的弊端，使其从“死气沉沉的同义反复中解放出来”。至少，从社会学角度对分类加以研究，是值得多方探索的。
全书末尾，还附上了一篇罗德尼•尼达姆为《原始分类》英译本所撰写的批判性导言。他辩证地分析了该书的可取之处和存在的不足。在批判该书的纰漏上，尼达姆丝毫不留情面。他指出，涂尔干和莫斯在该书中的论断在逻辑上是有错误的,在方法上是不可靠的等等。但就其历史的 、方法的和理论的意义而言，此书仍然是绝无仅有、值得一读的。其历史意义在于，它是后来涂尔干在其《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所表达的那些著名观念的早期程式,该文的很多部分都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得到了简明扼要的重述;另外，很多相关著作均对此书加以援引，这也体现了该书有堪当基础的适用性和激发灵感的持久力量；至于方法上，可以说主要是其缺陷占据重头，但从涂尔干和莫斯的错误中，我们也能够够学到不少东西。当然，本书还提供了另一种研究规程的范例，即“要以总体性的观点把一系列事实看成一个已成体系的方式组成的整体，而其中的各个部分在彼此孤立的状态下都是不足以理解的”。尤其还值得一提的是，涂尔干和莫斯在此书中，论证干净利落,立论构思精巧，阐述清澈澄明，这些品质均是值得称道的。读一篇批判性导言，它不仅能指导读者如何去把握一本书的要点，还能时时提醒读者下尽信书”，阅读一位经典社会学家的著作不意味着对其观点全盘接受,而是应带着自己的思考，对其观点加以审慎斟酌。
《原始分类》第一次把社会学探询的重点投向了理解人类思维和社会生活这一具有基础性重要意义的主题。从这点看，该书是极富理论意义的，涂尔干和莫斯在该书中的写作结构与思路也是值得后继续者借鉴学习的!
另外书目的阅读思考
《乱伦禁忌及其起源》是涂尔干创办刊物《社会学年鉴》第一卷的第一篇文章，写作时间早于《原始分类》和《宗教生活的基本起源》，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在涂尔干思想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本书里，涂尔干将“乱伦”视为所有文化中最大的一个禁忌。他通过论述为何要研究“乱伦”及“乱伦”作为一种禁忌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将他关于家庭（道德）与宗教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
韦伯的《法律社会学》论述了“法律理性化”的过程，揭示了法律从非理性化的状态逐步跃升为理性化法律的演变过程。法律社会学是韦伯整个支配社会学思想体系的一个部分；或者说支配社会学是法律社会学的一个“背景”。韦伯在书中指出，不管是理性或非理性，结合形式与实质类型都可衍生出四种具体类型：形式类型、形式非理性、实质理性、实质非理性。韦伯本人推崇的是实质理性类型。和马克思将法律视为上层建筑，主张“经济决定论”不同；韦伯认为，法律发展高度取决于“法律技术和政治团体结构”，经济因素仅占间接作用。韦伯作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论及法律、政治、经济、社会等，并且能做到将多领域串联起来一起讨论。
直面马克思的语言文字，总会被其经典论断和饱含批判性的思想所吸引。《共产党宣言》简洁凝练，全篇系统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透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年轻时代总结自己思想和厘清经济与哲学等有关问题而写作的一个未完成的手稿。阅读此书，留下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论述。“异化”这个及富张力的观点，放到当代来看，仍可以准确而不失生动的解释很多社会问题，如人际矛盾、“拜金”等问题的产生。
阅读感悟：
（1）阅读效率问题：阅读速度较慢对我而言自阅读经典以来一直是个“老大难”的问题。我认真审视过自己，发现“读得慢”：一是，阅读过程中，自己既想训练思维、又想获得知识；二是，未能保持专注力长时间地阅读，而是把阅读时间分成几段，断断续续阅读。
（2）知识贯通问题：阅读单本经典，自己会忙于摘录阅读过程中勾画过的语句；读完一本书，只会就那本书加以评述等。这么一来，一是降低阅读效率；二是未能将同一学者的不同作品、不同学者的思想体系融会贯通。接下来，自己会努力从“一本一本评述”向“一家一家贯通评述”看齐。
（3）阅读体系化问题：读的书没有成体系化，下一步会系统化地读完一家再进入下一家。
（4）阅读自信是自己给自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