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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绍光:政体与政道:中西政治分析的异同(6)
  •  2014-07-31 20:13:41   作者:王绍光   来源:爱思想   点击: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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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LOR: rgb(250,250,250); TEXT-INDENT: 0px; -webkit-text-stroke-width: 0px">   儒家 孔子推崇“先王之道”,并以“道”的标准来衡量现实国家。他反复说“邦有道”如何, “邦无道”如何,把“有道”与“无道”对立起来。但儒家的贵民思想在孔子那儿还不十分清晰。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第三章“儒家思想”中说:“儒家言道言政,皆植本于仁”。[42] “仁”之字从二人,意味着世界上并不存在孤立的个人,人都生活在与他人的关系之中。孔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己。”这就是说,“仁”的实质是推自爱之心以爱人。孔子言仁,一方面欲人人将其同类意识扩充到极量,以完成所谓“仁”的世界(或“大同”);另一方面“仁”又是有远近亲疏区分的。

       虽然孟子的“仁心”、“仁政”说也是以这两方面为出发点,但他发展出“民贵君轻”的理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孟子·尽心下》)。这与孔子不同,因为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篇》)明显带有轻民的意思。孟子敢于轻君,而孔子虽然没有明言绝对君权,但也从不轻君。

    孟子的民贵君轻、民主君仆说对后世的政治思想影响颇大。如汉贾谊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新书·大政上》)。王符说,“故天之立君,非私此人也以役民。盖以诛暴除害,利黎元也”(《潜夫论·班禄》)。吕不韦虽然重视君长之功能,但断然否认尊君是国家的目的。在他看来,“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吕氏春秋·贵公》)。贵为皇帝,唐太宗也认识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贞观政要·君道一》)。明方孝孺说,“天之立君,所以为民”;“人君之职,为天养民者也”(《逊志斋集·君职》)。明张居正以主张“尊主威,定国是,振纪纲,剔瑕蠹”着称,但他绝不否认“民为邦本”,“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张文忠公全集·人主保身以保民论》。至于明代的激进思想家,“贵民”更是他们高举的大旗。李贽说,“天之立君,所以为民”;故“圣人无中,以民为中”(《温陵集》卷十九《道古录》)。黄宗羲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明夷待访录·原君》)。王夫之则说,“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读通鉴论》)。

     

       法家 主张民主君客、民贵君贱、君民共主的康有为总结道:“政治之体,有重于为民者,有重于为国者。《春秋》本民贵大一统而略于国。故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盖天下学者多重在民,管、商之学,专重在国。”[43]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也说,“儒墨及老庄皆有其政治思想。此数家之政治思想,虽不相同,然皆从人民之观点以论政治。其专从君主或国家之观点以论政治者,当时称为法术之士,汉人谓之为法家”。[44]

       所谓“专重在国”其实就是贵君或尊君,把尊君当作政治的头等大事。讨论尊君必要性的人并非只有法家,儒家也有尊君之论,荀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说:“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荀子·致士篇》)。但荀子(或其他儒家思想家)尊君是因为君主在整个政治体系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职能,而不是因为君主是政治的最高目的。他不会要求臣民无条件地服从君主,也不会为尊君而牺牲掉臣民。反之,他申明:“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他也充分肯定诛杀暴君的正当性:“臣或弒其君,下或杀其上,粥其城,倍其节,而不死其事者,无他故焉,人主自取之”(《荀子·富国篇》);“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荀子·王霸》)。

       法家与儒家最明显的区别不在于尊君,而在于把尊君本身当作政治的最终目的,而不是把尊君当作手段。康有为提到的管子就是君本位论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君尊则国安??君卑则国危。故安国在乎尊君”(《管子·重令》)。《管子》也谈“爱民”、“养民”,甚至说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篇》)这样的漂亮话。但爱民仅是手段,不是目的:“计上之所以爱民者为用之,故爱之也”(《管子·法法》);“人主之所以令则行,禁则止者,必令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也”(《管子·形势篇》);“争天下者必先争人”(《管子·霸言》)。顺民只是为了更顺利地治民。

       《管子》只是法家的先驱,严格的法家思想“必俟商鞅而后成立,韩非则综集大成,为法家学术之总汇”。[45] 商、韩尊君是因为他们从心底蔑视人民,认定人性恶,民智“犹婴儿之心也”“不可用”(《韩非子·显学》),且“民者固服于势”(《韩非子·五蠹》)。这样,社会秩序(“治”)必须靠立君、尊君来维系。据商鞅说,“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民乱而不治,是以圣人列贵贱,制爵位,立名号,以别君臣上下之义”(《商君书·君臣》);他又说,“古者民藂生而群处乱,故求有上也。然则天下之乐有上也,将以为治也”(《商君书·开塞》)。因此,“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 (《商君书·开塞》)。韩非子完全同意这种看法,并把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颠倒过来, 认为“国者,君之车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尊君”最为重要,其次才是“安国”、“利民”。韩非子还进一步把尊君上升到“道”的层面:“道无双,故曰一,是故明君贵独道之容”(《韩非子·扬权》)。

       既然尊君本身就是政治的最高目的,为确保君主享有绝对权力,商鞅主张“弱民”:“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于弱民”(《商君书·弱民》)。为了“弱民”,就必须“胜民”、“制民”:“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商君书·画策》)。同样,韩非子主张,不管君王人品有多么不肖,行为多么糟糕,臣民都必须无条件服从,因为在他看来,再恶的君也是君:“冠虽贱,头必戴之,屦虽贵,足必履之”;“冠虽穿弊,必戴于头,履虽五采,必践之于地”(《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墨家 与先秦其他主要政治思想学说相比,墨家带有更多的平民色彩。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墨家政治思想的关注点就落到了普通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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