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民常畏死: 人天性怕死。如果人们产生了厌世情绪,这不仅是不自然的,也会给治国带来麻烦:“民不畏威则大威至”(《老子》第72章);“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子》第74章)?因此,培养人们的生存意识对治国甚为关键。为了防止民众厌弃自己的生命,以至于厌弃社会,老子主张创造条件让老百姓能够“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老子》第80章), 也使他们“无狎其所居, 无厌其所生”。“夫唯不厌,是以不厌” (《老子》第72章),亦即只有当政者不去压榨老百姓,老百姓才不会厌恶他们,社会才会安定, 统治才会稳固。同时,只有当人们普遍珍惜自己生命的价值时,统治才能有效:“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老子》第74章)
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国家要非常小心谨慎,切不可无事生非、折腾老百姓,也不可朝令夕改,让老百姓不知所措。
慎征伐:老子认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天下无道”最重要的特点是“戎马生于郊”(《老子》第46章),因为“师之所处, 荆棘生焉; 大军过后,必有凶年”。为此,老子警告:“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老子》第31章)。对于治国者而言,最好是“虽有甲兵,无所陈之”(《老子》第80章)。既然兵者“非君子之器”,那么只能是“不得已而用之”(《老子》第31章)。如果实在不得不用兵,老子告诫:“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老子》第68章),“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老子》第69章)。
既然是依据“顺物自然”的原则设计其治术,老子一定希望他这套似有还无的治术能发挥“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老子》第64章)的功效,从而达到“爱民治国”(《老子》第10章)的目的。
虽然老子大谈“无为”,但他的目的是为“侯王”们指出一条与儒、法、墨不同的安邦之道。《老子》五千言基本上讲的都是治术。《庄子》则不同,[81]它谈无为,说“故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外篇·在宥》),但它对于“治国”没有什么兴趣,它更关心的是“治身”,是“治身奈何而可以长久”?因为它深信:“道之真以治身,其绪馀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杂篇·让王》)。
不仅不感兴趣,《庄子》认为天下根本没必要治。“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迁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迁其德,有治天下者哉”(《外篇·在宥》)。也就是说,只要统治者不试图改变人的自然本性,天下何须治理?
更进一步,《庄子》相信“治国”与“治身”是对立的,“治国”本身必然会危及“治身”。因此,它不仅抗拒暴君、昏君,甚至根本不相信会有明君、贤君存在。凡是涉及君王的地方,《庄子》几乎没什么好话,如“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外篇·胠箧》。说到圣人,《庄子》毫不留情:“世之所高,莫若黄帝,黄帝尚不能全德,而战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汤放其主,武王伐纣,文王拘羑里”。又如“尧杀长子,舜流母弟,疏戚有伦乎?汤放桀,武王伐纣,贵贱有义乎?王季为适,周公杀兄,长幼有序乎?(《杂篇·盗跖》)。如此说来,圣人之治肯定也好不到哪里去:“昔尧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乐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长久者,天下无之” (《外篇·在宥》)。如果圣人之治的结果都这么糟糕,天下就不可能有什么善治了。
既然天下不必治,治的结果比不治更坏,《庄子》的潜台词恐怕就是“无君”、或无政府主义了。[82] 难怪,后世一些庄学思想家发展出“无君”之论。[83]
总之,中国的先哲很清楚,哪怕政体相同,都是君主制,治国的理念、治国的方式也可以非常不一样,其后果自然也会千差万别。因此, 对中国的先哲来说,真正重要的是政道(治道+治术),而不是政体。
正如在现实世界不存在纯粹政体一样,现实世界也不可能按照某种纯粹的政道来治理。汉宣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史记·元帝纪》。这句话点破了理论上的政道与实际政治之间的差异。但有些迂腐的学者却往往缺乏这种洞见。过了一千多年以后,宋代思想家李觏还写了两首诗讽刺俗儒: “孝宣应是不知书,便谓先王似竖儒。若使周家纯任德,亲如管蔡忍行诛”;“君道乾刚岂易柔,谬牵文义致优游。高皇马上辛勤得,总被儒生断送休”。[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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