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主张“上法而不尚贤”(《韩非子·忠孝》),法家也重视“举贤任能”。管子警告君主,治国有四件事不可不慎,其中之一是“见贤不能让”(《管子·立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韩非子有一篇《说疑》讨论有关治国的疑难问题,其中最大篇幅谈的是辨别、选拔、使用人才的重要性。他列举了史上几十位著名的臣子,以此证明选对人、用对人对治国是多么关键,并提出了“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雠”的原则。当然,在韩非子看来,“所谓贤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职以戴其君者也”(《韩非子·忠孝》)。
墨家 真正把“尚贤使能”提高到治术首要地位的是墨家。墨家倡导的治术看似很多,但墨子认为施用治术时一定要因地制宜、对症下药,有所侧重,不必将全套治术一股脑都拿出来。《墨子·鲁问》记载了一段有名的对话:“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见四方之君子,则将先语?’子墨子曰:‘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说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遥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故曰择务而从事焉’”。根据张岱年的解读,“墨子提出十个主义,合为五联,共成一个整齐的系统……每一联之二说,实有必然的关联。最重要者,为尚贤与尚同之关系。尚同实以尚贤为根本。尚同须‘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离尚贤,则尚同不可讲”。[67]
的确,在墨子推介的十种治术中,最重要的是“尚同”与“尚贤”,他把两者都称之为“为政之本”(《墨子·尚贤中》、《墨子·尚同下》)。
什么是“尚同”?从《尚同》篇里最频繁出现的关键片语—“一同天下之义”或“一同其国之义”—可以看出端倪,即统一全国上下对“义”的认识。据说,这便是“天下之所以治”的关键所在。[68]
那么,如何才能达到“尚同”的目的呢?还得靠“尚贤”。具体而言,“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义也,是故选择贤者,立为天子。天子以其知力为未足独治天下,是以选择其次立为三公。三公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国建诸侯。诸侯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治其四境之内也,是以选择其次立为卿之宰。卿之宰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左右其君也,是以选择其次立而为乡长家君”(《墨子·尚同下》)。[69]这也就是说,为了实现思想统一,首先必须组织统一,让“贤可者”担任各级领导岗位。离开了尚贤,根本谈不上尚同。[70] 尚同是目的、是结果,尚贤是必由之路,二者不可偏废,因此它们都是“为政之本”。
为什么非尚贤不可呢?墨子给出的理由很简单:“自贵且智者为政乎愚且贱者,则治;自愚贱者为政乎贵且智者,则乱”(《墨子·尚贤中》),即只有让高贵且智慧的人统治愚笨且卑贱的人,才能实现“国家之富也,人民之众也,刑法之治也”(《墨子·尚贤下》)的目标;否则就会天下大乱。
既然贤良之士是“国家之珍”、“社稷之佐”,什么样的人才够格呢?墨子提出德行、学问、才能三项标准,即“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尚贤上》)。这里德行排在第一位,不言而喻,是否秉持“兼爱”理念是判断有没有德行的尺度,表现在行为上的“为贤之道”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
确定标准后,最后一步就是如何举贤任能了。墨子提出了“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三个原则,其中“以德就列”排在第一,在当时极具革命性。
“以德就列”就是在举贤时要任人唯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墨子·尚贤上》)。这是针对当时贵族、世袭、专权政治提出的,也是针对儒家提出的。在《非儒下》篇中,墨子对儒家思想家坚持“亲亲有术,尊贤有等”,“寿夭贫富,安危治乱,固有天命,不可损益”等说法表示了极大的愤慨,称他们是“贼天下之人者也”。在墨子看来,“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墨子·尚贤上》)。因此,应该“不辩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墨子·尚贤中》)。
“以官服事”就是对通过了第一关的贤者们进行考察,并按其才干加以任命:“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谓事能。故可使治国者,使治国,可使长官者,使长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墨子·尚贤中》)。
“以劳殿赏”就是给予担任公职的贤者适当的待遇,“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使他们“富之,贵之,敬之,誉之”(《墨子·尚贤上》)。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