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一直在试图找出一个既可以概括所有问题处理机制的概念,又可以作为未来努力发展方向,使得我们面临的众多问题得以解决的理论。这样的狂妄是出于对现实的失望和对未来的希望,不可否认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不太平,甚至在高度文明的美国也存在众多问题。理性已经达到极限,科学技术在完成对生命的复制后,还能有什么更高的发展呢?在过去,人们会把问题的解决寄托于科学技术进步,如疾病、食品短缺、人口膨胀等问题都是依靠科技手段解决的,但是现在呢?当技术没有发挥作用余地的时候,是不是就会倒退到毁灭人类,以重新树立自身的价值呢?现在看起来,有这样的苗头,所以,当朝鲜和伊朗这样的国家研发核武器以对抗国际社会时,会有一些人对此欢欣鼓舞。总之,依靠科学技术解决问题的逻辑是不靠谱的,正如苏尔茨所说:“人类的未来不取决于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取决于人类的智慧!”
           中华民族是一个智慧的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从未把人类自身的命运交给外在的诸如技术、机器等掌管,而是强调修身养性,从而使人与天地合一,与宇宙万物融为一体。所以,个体人是传统中华思维的核心,即强调在人的完善的基础上,组织家庭,组织国家。也就是被古人津津乐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我个人以为这是一种“自治”的思维,这里的“自治”是相对于“组织”而言的,“自治”就是依靠人自身的道德影响力、外交谈判力、问题意识和解决手段去应对所有的问题。而“组治”是依靠外在的机构作为中介,调和、裁判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解决逻辑,二者的区别可以举例来说明,比如两个人之间发生了利害矛盾,持“自治”思维的人,会首先自我检讨,且大多数情况下,会通过自正而正人,在自我反省基础上,找一个轻松的场合,找一个或一些连接双方当事人的中间人,在很随意的气氛中,把问题解决掉;而“组治”的处理方式是找一个外在的代理机构,机构在搜罗双方证据的基础上,来断定双方的是非,其实这里面由于增加了一个被认为是可以信赖的外来“存在物”,势必增加了问题解决的精确度、测量度,同时就增加了问题解决的复杂度和成本。是的,“组治”是商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极力推崇的对象,一是“组治”的代理模式减少了当事人的时间和麻烦,时间对于从事商业和工业活动的人来说,就是财富,当然也是劳累,而不是享受,二是工业文明使得责任的准确计量成为可能。“自治”不能笼统地概括为农业文明的逻辑,用智慧来形容更恰当,因为“自治”首先强调的是人的自治、自修和自我参与,所以问题的解决过程是社会个体之间的一次情感沟通,而不像“组治”那样,是情感的伤害和割裂。所以,在传统中华社会,社会事务的处理大多数依靠个体,顶多发展到依靠家庭、家族,依靠外在组织的是少数,对簿公堂的时候更是少之又少,或者说官府参与的关系处理多限于赈灾、救济、安抚、教育之类。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由于“自治”的思维模式在于促进人的关系的改善,所以针对同类的恶性的暴力犯罪也就很少,因夺取政权的起义,大开杀戮属于另外一回事。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暴力”方面处于劣势,但文化的自豪感从来没有输给西方,这是优良的自然法则的胜利。当工业文明渐渐陷入迷途时,以“自治”为典型的和谐文明则日渐生机,因追求与天地同在而生生不息。当然,这种局面只是一种幻想,因为现在的我们也已全面陷入了的工业文明体系里,而把祖先“自治”的智慧如粪土一般践踏、抛弃了!
     不可否认,工业革命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和便捷,但工业严重依靠      “组治”的社会治理模式也在引发严重的后果,组织意味成本的增加,意味着负担,意味着分裂,也是腐败的根源,甚至无论多么开放、透明的政府也难以摆脱权利的腐败,这个后果必须依靠“自治”的思维和“自治”模式去矫正。这或许是未来东西方文明的交合之处。
  • 责任编辑: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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