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条道路”视野下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

            肖海英

     

     

       二十一世纪,农民工问题成了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农民工特殊的身份,二等公民的地位,重大的社会贡献,使得农民工以被同情的形象出现在社会各个层面,比如在很多人头脑中、或在实际生活工作中,农民工永远是愚昧、懦弱、肮脏的代名词。时下,对农民工或农民工问题的关注也成为社会关注的一部分,但就问题的解决而言,不是热衷于农民工问题的人所愿意看到的,理论家和政治家,更倾向把农民工问题作为社会稳定的一个潜在威胁因素,从未考虑过他们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其实是对他们的基本人权的侵犯,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耻辱,浮浅的认识和表面的修饰,使得问题的讨论沸沸扬扬,冠冕堂皇的口号也五花八门,唯一改变不了的现实是,农民工始终被代言,本应属于他们的权利也只能是为第三者争得,社会也热衷为农民工建立一个代表其利益的中介,农民工从事一切的行为都要有一个中介,这个中介据说可以起到唤起社会对农民工的同情心的作用,并且中介通过替代行使其权利,维护其权益,这就像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他们除了售票,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呼吁那些“没有道德感的人”给那些“老、残、孕”让座,永远不会问,这种善良的、高尚的行为为什么不能再当事人之间完成?对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思维与售票员的“特殊使命”一致,那些神圣的光环永远属于关心农民工问题的专家、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全然不顾农民工遭到的各种歧视正是由于其权力缺失造成的这一根本,所以,我不得不坚决主张培育农民工自己表达主张、声明权力、维护权益的能力和社会机制。

        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是伴随着农民工问题产生的。农民工就是指在城市里从事体力劳动,没有其他劳动权力、不享受劳动福利的农民,农民工长期“流居”在城市,工作的高强度和生活的不稳定,自然使得其子女,特别是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问题成为错综复杂的农民工问题的一部分,因涉及未成年和教育两个重大而敏感课题,历来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所涉有两面,一是留守在农村的儿童教育问题,二是跟随父母进程务工的儿童教育问题。就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而言,包括情感、亲情教育的缺失,农村教育资源的匮乏和教育水平的落后导致的学生厌学、辍学、升学率低以及就业困难等等问题,就部分进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而言,重点是其进入当地学校接受教育,参与升学和就业竞争问题,其中又以接受教育权力为核心,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又远远超过教育问题本身,与社会体制、社会观念有密切联系。面对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艰难,“第三条道路”的说法在社会上逐渐流行开来,他们主张政府官办和纯私立的办学方式下,开展“第三条道路”的教育模式,即公益模式,主要是采用社会集资社会管理的办法。笔者无意否定社会对于公共问题的关心和参与热情,但笔者更希望看到一个最终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案,切实推动实现问题的解决。为此,笔者要问农民工子女得不到良好的教育是教育途径和教育手段的问题吗!

        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究其本质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其与当前我国的教育普遍问题是一致的,即教育的不公平和教育资源的不平衡,而教育资源的严重失衡和教育的腐败,又在根本上反映了惟升学教育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模式的失败。农村教育资源的落后和匮乏,加上农村信息的闭塞和社会关系的落后,农村教育仅仅充当了各类考试的炮灰,教育在成为一种僵化的说教和枯燥的程序学习前提下,受教育者已经失去了学习的情趣,而考试的压力和打击又加重了以农村为代表的落后地区教育的崩溃,所以农村适龄儿童接受教育的心理已经异化。父母们进城务工,不在孩子身边,为了求得心理上对子女的亏欠,多以纵容的心态对待留守在家的子女,并且这种纵容又是在隔代直系亲属(多数是爷爷奶奶)的监督下完成的,比如,在城里务工的父母,通常会把用于子女的扶养费用给具体行使监督权的人,于是必然产生孩子与长辈亲属之间的利益博弈心理诱惑,这样也加速了孩子的孤独心理。正是因为留守在农村的孩子存在以上诸多问题,而良好的城市教育环境,相对比较高的升学成功率,这都极大刺激了农民工带子女进城的愿望,所以一旦具备基本的条件,主要是稳定的居住场所、相对较高的收入等,农民工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把子女从农村带到城市,有限的城市教育资源,保守、落后的教育观念,地区差异的显著存在,都使得城市教育组织不可能对农民工子女开放,无奈面对社会对于农民工问题的关注和呼吁不断升温,城市教育组织一概拒绝农民工子女入学的要求也开始受到批评,在大的社会体制和教育环境不能清理的前提下,大家只能开展博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三种教育道路”的思维蠢蠢欲动,并与各地政府合作,帮助政府赚得了一些政绩。

        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是中国教育问题、中国教育发展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与农民工问题相联系,因农民进城务工而凸现,但其本身是教育问题,这一问题解决,需要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前提下,实现教育的改革。公平正义是防止农民大规模盲目流动的前提,盲目流动人口的减少,农民理性参与社会活动,是发展农村的根本,也是实现教育可控性的保障。维护了社会的理性流动,同时,积极推动教育改革,就可以彻底解决农民工教育问题,具体措施如下:一是必须实现教育核心价值的回归,教育重在育人,正人,让受教育者了解历史和现实,培养其坚定地生活热情和良好的道德素养,使其具备社会发展需要的品质,相反,一切妨碍学生健康成长,容易使学生产生懒惰、狭隘、偏见、自私、贪婪、虚伪的教育方式和教育思维都必须彻底铲除。如果教育要实现成就一个人的目的,教育必然是自由的,教育必然是有感情的,教育是非功利的,但教育的非功利是实现社会大功利的根本,而教育的功利却是社会的不幸。教育价值的回归,还包括剔除教育救国、教育为民等附加给教育的功能,教育只是教育,教育只按照培养人的目标运行,至于受教育的人,是热心政治,还是关心科技,只能由受教育者本人决定,二是必须区分教育、传授技能和选拔受教育者三者的区别,教育行为是不能存在任何功利的,也不能存在一点偏见,所以教育是为人服务的,教育要因人而异,不能统一教育形式和内容,凡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发展的都是教育应该遵守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传授学生思考的方法、处世的技能、求生的技巧,则有一定的范式,一定的规律,是现代技术性和科学性的要求,否则很难达到目的。而选拔适合实现教育目的教育对象,则要根据教育的宗旨和追求的目标而定,不能一概而论,全部凭借考试,包括笔试和面试,因为的确有些人擅长记忆,有些人专于面试,也有些人爱好抽象思考, 所以教育对象的选拔,更应该侧重于学生的特长和爱好,不是让学生削足适履,把自己培养成善于投学校、投考官、投社会所好的钻营分子,三是教育必须实现社会办教育的转变,教育是崇高的事业,是让人值得尊敬和乐于投入的事业,教育本身的非功利性应该具有吸引社会闲置资源流入的能力,因为人人都在从教育中获得好处,投入教育也是实现永恒、长远回报的举措,以塑造社会精神,培养人类精英为荣,教育的魅力也正在于此,但教育的博大无私必须建立在实现以上两个转变的基础上,所以衡量教育水平的标准之一,就是社会对教育的投入程度,社会公众参与度越高,教育越成功,反之,如果只是少数人的特权,是实现名利的场所,教育就被大大玷污了,四是真正的教育是为实现农民表达自我诉求,提高农民理性参与社会活动服务的,教育在于明辨是非,也在于传播思想,教育是人成长、成熟的工具,教育对于农民和农民子女而言,就是把他们培养成对自身以及自身生活的社会环境有理性认识的人,并不是要改变他们农民身份,农民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事隐藏在身份背后的不平等,所以对农民子女的教育就是要告诉他们的处境,探讨更深层次的原因,使农民成为现代的农民,成为可以独立维护权益的农民,如果农民的事依然是中介方在呼吁,在努力,这是可怕的事情,正如公交车上的售票员要提醒乘车者给老、弱、病、残、孕让座一样,既尴尬,又不能解决问题,有时甚至引起冲突。

       总上,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不是靠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来解决的,或许一时可以有一定程度缓解。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解决必须从教育本身的逻辑去探求答案。

  • 责任编辑: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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