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海英:关于评估、构建国际关系新伦理的一点思考

     

     

    在一国范围内,有效落实社会管理责任需要管理伦理,这主要因为现代社会,由于角色多元和角色冲突导致的管理效率低下,甚至是管理失败问题随处可见,例如经常可见的“效忠冲突”、“平等与同情矛盾”等现象,针对这些问题,公共管理界就提出了新的管理伦理,“事实求是”原则解决了“效忠冲突”,而“有同情心的公平”则化解了“平等与同情矛盾”难题。

     

    在国际层面,人类最基本的价值主张从来就是一致的,从简单个体的情感需求,比如需要被尊重,需要安全,需要爱,希望理解,渴望包容,追求简单而幸福等等,到志士仁人的哲学思考,包括宗教活动,都证明了人除了生理差别外,在内心价值认同上具有高度一致性,而这也是全球化条件下,不同民族之间理解、沟通、融合的基础。当然,如果个体人生活在各种复杂利益关系中,各种被夸大、模糊、僵化、扭曲的利益关系中,人的善良的本能情感就会被掩盖,而内心的贪婪、短见、自私就会爆发出来。的确,因人愚昧而引发的灾难在人类历史上就从未间断,所以,负责人的社会活动家为制止各类人为灾难的努力也从未停止,在近现代国家关系史中,不论是现实主义者理论家的“利益论”“均势论”,还是理想主义者活动家的“国际秩序论”,都为现实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做出了贡献,特别是全球化条件下,构建有秩序的“政治世界”“经济世界”就理所当然成为构建“国际秩序”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美国学者政治家伍德罗·威尔逊做出了卓越贡献,在他理论基础上,其后的联合国、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政治和经济组织的成立,就是构建国际秩序的具体体现。因美国全球化秩序构建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加之完善的市场机制力量,使得美国在政治上更多地表现出了“机制霸权”(王辑思语)的特征,在经济领域带有浓厚的“经济霸权(王辑思)”色彩。

     

    需要指出的是,笔者倾向支持霸权是一种态势的观点,这是因为在一个各要素可以被量化的社会里,自然的差别、竞争的结果、地缘的因素,都会造成可衡量的力量要素的流动、集中,势必产生“霸极”,即使在由单极向多极转化的过程中,也很难形成力量均衡的“霸极”,相反,多极化必然导致更大、更深的融合,甚至是全球的统一,就如欧洲共同体的产生一样,正是欧洲的共同发展,才有了共同体。在现实世界内,事实上,我们通常所说的现代世界中的多极,包括日本和欧洲,以及发展中各国,都无法与美国抗衡,甚至不愿意抗衡,愿意追随,在大多数国际问题上,那些新的“霸极”的确在追随美国,也可这样理解,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成熟国家,其在价值判断、价值主张是根本一致的,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这种一致性才促成多极的合作,这个一致性是不是“普世性”的一致呢?从多数国际事件和国际行为上分析,可以说是。多极的趋势最终利于实现世界融合,而“霸极”却在加速这一过程,因为作为态势的“霸极”既是榜样,又是维护和谐的力量,特别是在一个良性社会体制下的霸极,这就如一个健康、强壮、正义的人,多数情况下,这个人是能够承担正义责任,除非他有病。霸权不等于强权,只有把霸权作为一种人为的强制作用工具时,霸权才转化为强权,因为这里存在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霸权所凝聚的强大力量,也即综合国力是维护和平,甚至是消除战争的积极力量。

     

    我们也不能否认,在构建秩序世界过程中,仍然存在各种冲突,甚至战争,但这不是“霸权机制”失灵了,而是关于“霸权机制”的基本理念没有被各国接受,多数国家存在公开反对的情况,他们制定的一些政策和采取的行为公然违反“秩序世界”的精神和法则。有的这种违反不是故意的,而是由于各种模式化的价值、观念、理论等方面的原因,导致的,例如主权、民族思维对全球化的排斥,鉴于此种原因,应该在国际范围内就国际伦理做出科学评估、规范,构建更加和谐、文明的国际伦理精神,以指导全球化进程。

     

    2010年的联合国大会,将对过去十年各国落实千年发展目标情况进行审议,或许应该由联合国出面,召开世界政要、相关学者参加的辩论大会,对人类社会历史的、现有的伦理精神、价值规范进行公开辩论、科学评估,抛弃那些落后狭隘的价值和思维,给人的身心释放枷锁,构建符合全球化要求的新伦理,改造人的思维,为世界行为提供更加开放的、全球化的指南。或许这是一种幻想,但如果有可能,就值得人们花100%的努力去争取,否则不能看到未来世界的方向,至少未来世界化过程会付出更大代价!哥本哈根会议的无果而终就是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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