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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婷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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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婷的读书笔记

吉登斯社会学总结

【书单】
《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1971)
《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
《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1979)
《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1979)
《现代性的后果》(1990)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991)
《亲密关系的变革》(1992)
《民族-国家与暴力》
《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1994)
《社会的构成》
《社会学:批判的导论》
《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1998)


吉登斯的学术生涯基于已读书籍进行划分,可以粗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涉及论述社会学是什么的新视野,这个“新”是体现在什么方面么?这一部分集中体现在他对于古典三大家:涂尔干、马克思和韦伯的批判继承上,基于对经典的批判性解释,提出他自己对于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论理解。在第二个阶段中,吉登斯系统发展了他的结构化理论,这是对于结构和行动的分析,他认为结构具有二重性。吉登斯学术工作的第三个阶段就是对于现代性、全球化的关注,针对机会和风险并存的现代社会,他关注现代性对社会和个人生活的影响,批评后现代性并提出了一整套系统的乌托邦现实主义构想。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第三条道路等一系列政治构想,并试图重新塑造社会理论。当然,吉登斯在近些年的学术工作中对于环境问题、数字革命等的关注并未纳入本篇总结之中,本文仅对他的部分突出社会学理论贡献按照上述脉络进行梳理。


一、社会学的新规则

在1976年前的数年间,吉登斯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对于前人的批判性评论,他反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以塔尔科特·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并批评进化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在资本主义和现代社会理论(1971) 中,他研究了埃米尔·涂尔干、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理论贡献,认为尽管他们的方法不同,但每个人都关注资本主义与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吉登斯认为社会制度的形成主要是由过去两三个世纪的产业转型带来的。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1976 年)中,其标题暗指涂尔干1895 年的《社会学方法的规则》,吉登斯试图解释社会学应该如何开展,并对强调宏观研究和微观层面研究的理论进行融合。


吉登斯指出,涂尔干发明的功能主义方法将社会视为自身不能还原为个人的事实。他拒绝了涂尔干的社会学实证主义范式,该范式试图预测社会如何运作,而忽略了个人所理解的意义。吉登斯指出:就结构在人们的行为中产生和再生产而言,社会只有形式,而这种形式只对人产生影响。吉登斯在对比了涂尔干和韦伯之后,在他的分析中,他拒绝了这两者中的人任一方面,指出虽然社会不是集体现实,但个人也不应被视为分析的中心单位。他使用解释社会学的解释学传统的逻辑来论证能动性在社会学理论中的重要性,声称行动者总是在某种程度上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进而得出社会秩序是一些预先计划的社会行动的结果,而不是自动进化的产物。


社会学者必须对社会进行解释,吉登斯认为有一种结构的二重性,即社会实践作为调查的主要单位,同时具有结构性和能动性。结构性环境限制了个人行为,但也使之成为可能。他还指出存在一种特定形式的社会循环,一旦形成社会学概念,它们就会过滤回日常世界并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由于社会行动者是自反性的,并且会监控活动和结构条件的持续流动,因此他们会根据自己不断发展的理解调整自己的行动(反思性监控)。结果,社会的社会科学知识实际上会改变人类的活动。吉登斯将社会科学知识和人类实践之间的这种两层、解释性和辩证的关系称为双重解释学。


吉登斯还强调了权力的重要性,权力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因此直接涉及到每个人的行动。权力是人们改变社会和物质世界的变革能力,它受到知识和时-空的密切影响。结构化过程涉及意义、规范和权力的相互作用。(没有具体展开,可以参考郑凯戈学长的文稿:吉登斯描绘了一幅社会互动的系统图式,即互动包括意义、规范和权力三要素,对应行动的沟通、规范和转化三特性。)


总之,社会学分析的主要任务如下:1. 在社会科学的描述性元语言中对不同生命形式的诠释学解释和中介(对社会诸现象的解释)。2. 将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解释为人类能动性的完成结果(结构的二重性)。


二、结构化理论


吉登斯在整个的分析中创设性地纳入了摆脱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阴影之下的结构化理论,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之所以要提出结构化理论,其基本目标之一就在于宣告这些建立霸主体制的努力的破产。在结构化理论中,吉登斯将作为主体的行动者的行动和作为客体的社会结构能动性地统一起来,提出“结构二重性”的概念。通过结构化理论,吉登斯将行动和结构的“二元性”特征转变为“二重性”。结构既是行动的媒介又是行动的结果,结构不断卷入行动的生产与再生产。以结构二重性立场为基础,吉登斯的理论着眼于行动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被结构化,同时行动又如何将结构化特征不断再生产出来。这样的结构化理论成为贯穿他分析政治和经济现象的重要工具,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比如他对于资源配置的划分,论述权力时提出的控制辩证法和反思性监控等。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探讨了塑造我们社会现实的是个人还是社会力量的问题。他回避极端立场,认为虽然人们不能完全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行为,而且他们的知识是有限的,但他们仍然是社会结构再生产和导致社会变革的媒介。登斯写道,结构和行动之间的联系是社会理论的基本要素,结构和能动性是一种不能相互分离的二元性,他的主要论点包含在他的结构二重性表达中。在基本层面上,这意味着人们创造了社会,但同时也受制于社会。动作和结构不能分开分析,因为结构是通过动作创建、维护和改变的,而动作只有通过结构的背景才能被赋予有意义的形式。因果关系是双向的,因此无法确定是什么在改变什么。用吉登斯自己的话来说,他说:“社会结构既是由人类能动性构成的,同时又是这种构成的中介(媒介)。”

吉登斯将结构定义为由涉及人类行为的规则和资源组成。因此,规则限制了行动,而资源使其成为可能。他还区分了系统和结构。系统显示结构特性,但它们本身不是结构。他在他的文章中指出:“检查社会系统的结构就是检查该系统通过应用生成规则和资源在社会互动中产生和再生产的模式。 ”

这种结构产生和再产生系统的过程称为结构化。吉登斯认为结构与系统不同,结构指循环往复卷入社会系统生产和再生产的要素,包括各种规则和资源,它是虚拟无实体的,以“记忆痕迹”的形式储存在人脑中、体现在行动的实践中,亦即只在社会系统的生产与再生产中才得以“露面”;而结构是系统的属性,系统中有行动者和行动,有规则和资源,有行动者对规则和资源的再生产,它是持续的,实践的,动态的,同时也是相对稳定的,模式化的。系统在这里对吉登斯来说意味着“人类行为体的情境活动”和“跨时空的社会关系模式”。因此,结构意味着在结构中形成的关系可以超越时间和地点而存在,即脱域。


结构可以作为对行动的约束,但它也通过提供共同的意义框架来支持行动。吉登斯认为,结构(传统、制度、道德准则和其他期望——既定的做事方式)通常相当稳定,但它们是可以改变的,尤其是当人们开始忽视它们时,通过行动的意外后果,取而代之,或以不同方式重现再生产它们。行动者采用适合其文化的社会规则,这些规则是他们通过社会化和经验学到的。这些规则及其可支配的资源用于社交互动。尽管行动者的意识在任何给定时间可能仅限于他们活动的细节,以这种方式使用的规则和资源不是确定性的,但它们是由知识渊博的行动者反思性地应用的,因而行动的结果是完全无法预测的。

结构化理论对于综合微观和宏观问题非常有用。为了说明这种关系,吉登斯讨论了发达国家对婚姻态度的变化。他声称,任何仅从微观或宏观层面的原因来解释这种现象的努力都会导致循环的因果关系。不可避免地,吉登斯得出结论,所有社会变革都源于微观和宏观层面力量的混合。


三、现代性、反思性与第三条道路

吉登斯同意有非常具体的变化标志着我们当前的时代,但他认为这不是一个后现代时代,而只是一个“激进的现代性时代”,是由塑造前一个时代的相同社会力量的延伸而产生的。尽管如此,吉登斯将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和晚期或高度现代社会区分开来,并没有质疑已经发生的重要变化,而是对这些变化持中立立场,称它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提供了无与伦比的风险。吉登斯认为我们并没有真正意义上超越现代性,而是仍然处在一种发达的、去传统化的、激进化的晚期现代性,其中一些被其他学者称之为后现代性的现象实则是现代性中的极端特例。

吉登斯专注于传统(前现代)文化和后传统(现代)文化之间的对比。在传统社会中,个人行为不需要被广泛考虑,因为的可供选择的部分都已经决定(由习俗、传统等)。相比之下,在后传统社会中,由于法律和舆论的灵活性,人们不太关心前几代人开创的先例,他们有更多的选择。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最具决定性的特性是我们脱离了时间和空间(脱域)。在前现代社会,空间是人们移动的区域,时间是人们移动时的体验。在现代社会中,社会空间不再受限于行动空间所设定的界限。即使他从未去过那里,现在也可以想象其他空间的样子。对此,吉登斯谈到了虚拟空间和虚拟时间。现代性的另一个独特属性在于知识领域。


在前现代社会中,拥有可在时间和空间上定义的知识的是长者。在现代社会,我们必须依赖专家系统。这些并不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中,但我们必须相信它们。即使我们信任他们,我们也知道有些事情可能会出错,因为我们总是要承担风险。即使是我们使用并将限制转化为手段的技术也存在风险。因此,在当代社会中总是存在一种高度的不确定感。也正是在这方面,吉登斯使用了一个主宰的形象,因为据说现代性就像一个无法驾驭的主宰穿越太空。人类试图引导它,但只要现代制度及其所有不确定性持续存在,那么我们就永远无法影响它的进程。可以通过将专家系统重新嵌入到我们习惯的结构中来管理不确定性。


另一个特征是增强的反思性,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机构层面。后者需要一个解释,因为在现代机构中,总有一个部分研究机构本身以提高其有效性。随着从前现代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过渡,语言变得越来越抽象,并在大学中制度化,这种增强的反身性得以实现。也正是在这方面,吉登斯谈到了双重解释,因为每一个行动都有两种解释。一个来自演员本人,另一个来自试图为他正在观察的动作赋予意义的调查员。


在后现代性和后稀缺经济时代,政治学正在发生转变。吉登斯指出,“生活政治”(自我实现的政治)有可能比“解放政治”(不平等的政治)更加明显;新的社会运动可能会导致比政党更多的社会变革;自我的反思性计划以及性别和性关系的变化可能会通过“民主的民主化”引领哈贝马斯“对话式民主”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通过话语而不是暴力或权威命令来解决分歧和安排实践。


吉登斯不再解释事情是如何发生的,而是更加努力地倡导事情应该如何。在Beyond Left and Right (1994) 中,吉登斯批判了市场社会主义并构建了一个重构激进政治的六点框架:1. 修复受损的团结。2. 认识到生活政治的中心地位。3. 接受主动信任意味着生成性政治。4. 拥抱对话式民主。5. 重新思考福利国家。6. 对抗暴力。


吉登斯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高机会、高风险的社会,第三条道路提供了一个框架,在该框架内,第三条道路是合理的,也被吉登斯称为激进中心。此外,《第三条道路》针对吉登斯所说的英国政治中的“进步中的左翼”提供了广泛的政策建议。根据吉登斯的说法:“ 他的第三条道路政治的总体目标应该是帮助公民在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革命中试行自己的方式:全球化、个人生活的转变以及我们与自然的关系。” 吉登斯对人类的未来仍然相当乐观:“没有任何一个团体或运动可以像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应该做的那样乐观,能够承载人类的希望,但有许多政治参与点可以为人类的未来提供良好的理由。”


吉登斯摒弃了单一的、全面的、连接一切的意识形态或政治计划的可能性。相反,他提倡追求小图片,人们可以直接在家中、工作场所或当地社区产生影响。对吉登斯来说,这是毫无意义的乌托邦主义和有用的乌托邦现实主义之间的区别,他将后者定义为设想“另类未来,其传播可能有助于实现”。乌托邦式的,他的意思是这是新的和非凡的东西,而现实的他强调这个想法植根于现有的社会过程,可以看作是它们的简单推断。这种未来的核心是更多社会化、非军事化和地球关怀的全球世界秩序在绿色、妇女与和平运动以及更广泛的民主运动中以不同方式表达。


第三条道路不仅仅是抽象理论的作品,这与英国的新工党关系密切,但吉登斯与在日常政治领域对第三条道路的许多解释都没有分心。对他来说,这不是屈服于新自由主义或资本主义市场的主导地位,重点则是超越市场原教旨主义和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进而在世界全球化进程中发挥作用。


Posted: 2021-07-23 11:08 | [楼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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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登斯的民族-国家理论

本篇文稿主要是基于吉登斯社会理论三部曲的后两卷,《民族-国家与暴力》、《超越左与右》以及《第三条道路》这三本书对于吉登斯的民族-国家理论进行探讨。三部曲中的第一卷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并未系统阅读。民族-国家理论是吉登斯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从民族-国家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渊源、逻辑主线、主要内容及特征多个方面对民族-国家理论加以建构,在此基础上提出超越现代性的一系列理论措施与展望,力图实现民族-国家对于其深层困境的超越。整个文稿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阐释了吉登斯民族-国家理论的生成逻辑,尤其突出二分法在其中的运用;第二部分则是对于吉登斯民族-国家理论的梳理,包括其主要内容和特征;第三部分则是简要的评述。

一、吉登斯民族-国家理论的生成逻辑

在对吉登斯民族-国家理论具体阐述之前,首要关注的是吉登斯民族-国家的理论渊源。吉登斯对于国家的界定是基于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的国家思想之上的。马克思所代表的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关注了军事力量和战争,但主要是表现在革命暴力和反革命暴力上,与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的阶级分化【阶级斗争】是分不开的。涂尔干作为自由主义的代表,他的社会进化理论很少关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中的暴力工具,没有将现代国家的特性同暴力工具的控制或同领土权相结合起来。斯宾塞的社会进化理论则是在涂尔干的基础上,扩展了对于战争的关注。涂尔干的有机团结和社会分工,让他更加看重国家对于社会道德的组织功能。韦伯在这两者之上对于一般国家特征给出了界定:(1)存在着固定的行政官员;(2)他们能坚持合法地垄断暴力工具这一要求;(3)他们还能再既定的地域内维持这种垄断。韦伯的界定凸显出暴力和领土权两个特征,但是吉登斯认为只有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机器才能实现垄断暴力工具的要求。

吉登斯认为韦伯对国家的定义有启发性的巨大历史价值,并立足于前人对于国家的深刻研究,都是从领土权,监视权,暴力垄断等方面对国家进行了界定。国家可以被界定为一种政治组织,即它的统治在地域上是有章可循的,而且还能动员暴力工具来维护这种统治。作为一般的国家概念,不强求要垄断暴力工具,也不注重合法性。【国家概念的脉络】

除了对于古典大家的国家思想的继承,在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这本书中,他的主要思想是对于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理论的批判性继承,从而提出了超越左与右的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是温和的,采用了议会制的制度,提倡通过改革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追求社会的平等,认为国家应当采取更多的福利性政策,福利国家制度不免会加重国家的财政负担,并产生更多的懒汉。而新自由主义更加提倡自由,但也面临市场原教旨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社会道德方面持保守主义态度。一方面他们爱上了自由市场,另一方面也希望保留传统的家庭和民族,这就导致了自相矛盾局面的出现。正如其中所说两种都有明显的弊端,由此吉登斯提出了“第三条道路”,来弥补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缺陷与不足,凸显了其明显的折衷主义的政治特点。【第三条道路】

吉登斯在整个的分析中创设性地纳入了摆脱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阴影之下的结构化理论,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之所以要提出结构化理论,其基本目标之一就在于宣告这些建立霸主体制的努力的破产。在结构化理论中,吉登斯将作为主体的行动者的行动和作为客体的社会结构能动性地统一起来,提出“结构二重性”的概念。通过结构化理论,吉登斯将行动和结构的“二元性” 特征转变为“二重性”。结构既是行动的媒介又是行动的结果,结构不断卷入行动的生产与再生产。 以结构二重性立场为基础,吉登斯的理论着眼于行动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被结构化,同时行动又如何将结构化特征不断再生产出来。这样的结构化理论成为贯穿他分析政治和经济现象的重要工具,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比如他对于资源配置的划分,论述权力时提出的控制辩证法和反思性监控等。【结构化理论】

吉登斯的民族-国家理论是在80年代以及欧洲蓬勃发展的政治思想背景下形成的,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现代性的弊病日益突出,民族-国家所面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需要与时俱进的国家理论,吉登斯的民族-国家理论应运而生。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指出工业主义、资本主义、军事力量、行政监控构成了现代性的四重维度,并对现代性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带来了繁荣的背后,也带来了更多的风险,我们该如何直面现代性带来的不良后果?吉登斯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被撕裂的世界之中,它一边是离奇的机遇,另一边却是大规模的灾难,也只有那些最为愚蠢的乐观者才会假定前者必定会战胜后者。吉登斯正是从新的视角来反思和审视现代性的弊病,进而提出新的一系列解决方案。

二、吉登斯民族-国家理论的主要内容

吉登斯的民族-国家理论是系统的全面的,从民族-国家的生成、特征等方面系统展开,贯穿了对于现代性的批判。吉登斯将军事暴力垄断程度和行政监控能力作为区分的标准,并依此对国家的形态进行划分:传统国家、绝对主义国家和民族-国家。吉登斯将相对稳定的控制形式称为统治(rule),凡是国家都会牵涉到对归其统辖的社会体系的再生产的各方面实施反思性的监控。依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历史唯物主义依据生产力解释“历史”,吉登斯认为绝不能认为配置性资源在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是要考虑不同因素之间的各种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是民族-国家权力产生的根基,吉登斯则认为与此“配置性资源”相对应的还包括“权威性资源”,即对人类自身活动行使支配的手段。配置性资源的生产始终受到技术水平的限制,因此权力的集中程度最终依赖于生产出权威性资源的能力。

吉登斯认为传统国家的统治集团缺乏左右其臣民日常生活的固定手段,现代国家则是,国家行政人员的控制能力的巨大扩张,直至甚至能左右个人日常生活的最私密部分。传统国家(阶级分化的社会)的本质特性即是它的城乡之间明显的裂变性,传统国家有边陲而无国界。绝对主义国家作为过渡阶段,已经预示着民族-国家的发展,也正是在绝对主义时代,能反思性地予以监控的国家体系的主要基础得以建立起来。边陲地带被改变,国家主权理论的发展,规范国家之间领土的划分,确定主权的合法性。民族-国家的发展预设着传统国家中相当基本的城乡关系的消解,同时也内含着(与国界相联系的)高度密集的行政等级的诞生。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民族-国家与传统国家、绝对主义国家是有着天然的联系,但这三者之间又有定的区别。

1. 行政管理能力范围的不同。民族-国家的统治是对已经划定的清晰边界内的所有区域和范围实行一系列成熟的规章制度来实现的。传统国家因为控制能力非常有限,它的统治范围一般来说仅仅包含政治中心区域【主要指城市】,边陲地区是无法进行有效管理的,这种管理,还不能称为现代意义上的统治。而绝对主义国家是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的一个过渡时期,除了对政治中心进行有效控制之外,还通过地方行政长官制、中央政治机构设置等办法来对边陲地区进行管理,从而扩大统治范围。
2. 对暴力工具垄断程度的不同。民族-国家依赖成熟的法律体系和对内外暴力工具的垄断而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对内:警备力量;对外:军事力量】。传统国家所依赖的主要是暴力手段,但是不可避免的会产生阶级统治被地方势力所威胁,区域的统治实则不归中央统治。绝对主义国家除了依赖暴力手段之外,已经开始意识并制定了有效的法律雏形来加强统治和管理。

传统国家的最主要特征是阶级的分化和对立,在这种社会形态当中城乡差距巨大,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少数,城市又是整个国家的行政力量中心,传统国家对于国民信息的搜集和储存能力相当低下,监管控制能力不足。其中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只是边界而不能称为国界,而民族-国家开始具备在自己国界范围之内形成国家主权的能力,与此同时,对公民的监控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吉登斯认为,对传统的国家来说,军队的组织方式以及交通的便捷程度决定了是否能够垄断国家的暴力工具,这就是说一旦军队组织形式不够,运输存在问题,就会出现超出政府管控范围的暴力事件,而且传统国家往往给予乡村地区更多的自治权,所以,严格来说,传统国家的暴力性要高于现代民族-国家,而且前者的暴力工具发达程度要低于后者。而随着民族-国家行政能力的增强,对暴力工具实现了垄断,类似于起义、革命等等威胁民族-国家和平发展的实力逐渐缩小。

传统国家行政能力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吉登斯认为传统国家只有边界而没有国界,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传统国家的行政区划比较模糊,这就导致了统治集团的主要管辖权集中在政治中心,与政治中心越远的地区控制能力就越差。现代民族-国家非常重视领土的边界化,界定都非常清晰,而且现代国家已经实现了对暴力工具的垄断,具备较强的及、军事力量,使得国家开始注重国界意外的经济利益的攫取,而这种利益的攫取前提是已有的国界内必须实现和平,也就是吉登斯所用的内部绥靖,这就实现了国家内部的稳定。

民族-国家理论在吉登斯的国家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在结构化理论的支撑下,吉登斯提出了民族-国家的定义,并对国家的历史演进做出了划分。但只能是并不是要为国家的历史作穷尽性的分析,而是将重心放在对民族-国家体系的研究上。将民族-国家放在现代性的总体视域下进行考察,提出现代性的四重“制度丛结”,即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控和军事力量。民族-国家就是在这四重“制度丛结”的多向度发展中产生和变化的,其中的任何一项都是与民族-国家共存并共同产生影响的,吉登斯在分析民族-国家特征的时候,也是从这四个维度来进行考察:经济形态上的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主权和高度密集的行政等级、多元政治中的行政监控、军事工业化和暴力。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分析,涂尔干将注意力集中在工业主义上,韦伯则强调了国家和军事暴力。与其不同的是,他们仅仅从某种单一的维度出发建构现代性理论,而吉登斯把现代性看作是多种因素推动的结果。资本主义与工业主义不是一回事。工业主义指的是一种生产体系,资本主义则是一种市场体系,不能把两者等同。

三、总结与评析

吉登斯第一次把权力的概念(高度监控)引入到对社会变迁的认识中来,并把它作为社会变迁的一个主要因素之一,这些都是非常新颖的尝试,也是他对现代社会学理论的一大贡献。其次,吉登斯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特别强调军事暴力的作用和意义,这也是以往的经典社会学家所忽视的。他认为,在传统国家中,军事力量虽然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并且对传统国家的体系整合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中央国家机器并不能对之进行有效的控制,尤其是在大型传统国家中,实存的或潜在的军事力量中最重要的部分,往往总是存在于中央国家机器的控制范围以外。最后,在对资源的理解上,吉登斯也是很有成就的,他一反以往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著作中特别强调生产力,也就是他所说的配置性资源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传统观点,而是把社会资源分为两种: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而且他尤其强调权威性资源在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中所起的作用,他认为权威性资源在社会体系中转变成了统治模式,而统治模式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他所称的“监控”。

20世纪90年代,吉登斯开始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反思现代性,并试图找到一条帮助民族-国家走出困境的出路和方法。吉登斯的书主要是在对前人的观点进行梳理的过程中,树立起自己的观点,所使用的材料也基本都是二手材料,这就不可避免的导致了在内容上的庞杂。由于吉登斯在书中尽量使用结构化理论,也罗列了一些与内容、逻辑并不太密切的概念,阅读起来非常琐碎凌乱。本篇文稿只是对于吉登斯在现代性与全球化这个视角上的简要解读,吉登斯在结构化理论、与常人方法论等一脉相承的论述绝大部分这里是没有涉及的,会在后续阅读中补充。

几个关键性理解:
1.    反思性监控:进行这种监控的前提是行动者拥有提供解释说明的能力,他在行动时知道行动的根据,当被问及时能提供行动的理由;能够不假思索地如此行事,这样的人才是理性化的,才是具备行动者资格的。因此,有意图的行动必然受未被认识的行动条件的制约,行动条件包括行动者本身——像结构一样,行动者也既具有能动性也具有制约性。

2.    权力——控制辩证法:权力是双向的,即便弱势方也能通过操纵资源、利用规则的方式对强势方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强势方只要留在这一权力关系中就会受制于人。

3.    结构二重性:社会本身存在结构,人们按照原有的结构关系制约自己的行动;但人们不仅可以以其自觉性认识原有的社会结构、调整自己的行动,而且可以按照自己在行动中不断产生的新要求来调整行为规则和社会制度,进而使结构发生变化——结构从客观的制约地位转入主观的创造过程中。因此,结构既是行动的媒介又是行动的结果,结构不断卷入行动的生产与再生产。以结构二重性立场为基础,吉登斯的理论着眼于行动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被结构化,同时行动又如何将结构化特征不断再生产出来。
Posted: 2021-07-23 11:16 | 1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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