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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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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何毅读书报告

11月12日至12月12日
书目:
《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邓晓芒
《社会分工论》(1893)
《自杀论》(1897)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1895)
《原始分类》(1903)

《社会分工论》是涂尔干1893年在索邦大学发表的博士论文,是他社会学的开山之作。这本书从“社会团结”也就是“社会整合”这一主题出发,探讨两种不同形态下的社会团结的基础,即机械团结下的集体意识和有机团结下的劳动分工。本书的中心论点为“劳动分工作为个人维系社会的纽带,可以保证分化的同时实现社会功能的整合”。
这本书分为三卷,即劳动分工的功能、分工的原因和条件以及反常的形式,在这里他从法律的角度和功能分化原理(即在生物界,同类生物有机体之间的竞争最为激烈,而这种激烈的竞争必然会引发与之相应的专门化,最后,功能的分化使得各种各样的有机体都能存活并延续下来)来系统阐释社会的变迁和发展。具体来说,他从法律表征的压制法制裁和恢复性制裁两种形式来划分社会类型,在个人相似性的社会里,集体意识占据主导地位,为了维护大家共同的信仰和集体情感不受侵犯,就必须以压制法辖制个人。但随着环节社会的消失,组织社会的兴起,劳动分工重新产生了新的社会团结。个人理解是这样的,个人活动的能力逐渐增加,慢慢越出原先的地理范围,需要在更广泛的社会里建立联系,这时劳动分工充当了助推器的作用——分工慢慢削弱了集体意识,使得个人职业的专门化和多样化从而导致相似性衰落,差异性增强,但最后在这种差异性基础上人与人联系反而比以前更加紧密。这是因为,只有依赖于他人,个人才能更好的生存,这样社会也会更加团结。这里,涂尔干指出,劳动分工的真正功能是在两人或多人之间建立团结感。在叙述分工产生的原因时,他指出是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的普遍扩大直接产生了劳动分工。但是在这本书里,涂尔干并没有详细说明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的具体内涵,这需要在他的下本书《社会学方法论的准则》里得到阐述。在末卷里,涂尔干从病理学的角度,通过探讨分工的反常形式,即失范的分工、强制的分工和协作不足引起的分工来确定分工实现的条件。并且针对这种反常分工,或者说针对社会反常的状态开出一剂药方——建立职业团体。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是涂尔干第二本书,是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方法论指导。它规定了社会学应该研究社会事实,并且指出观察社会事实、区分正常现象和病态现象、划分社会类型、解释社会事实和求证因果规律的多方面的准则。
社会事实在涂尔干这里指的是“一切行为方式能够从外部给人以约束或普遍存在于社会各处”,这一概念其实更多是强调从社会事实的性质来阐释,即从强制性、普遍性、客观性、外在性来认识。并且在这里,他指出正是因为社会事实是群体的,所以它是强制的是普遍的,表现为外在的和客观的。在界定社会事实之后,他认为应该把社会事实当做物来看待(“事物”),这个物不是物质之物,而是与物质之物具有同等地位但表现形式不同的物,是社会的物。这样厘清之后,人们就不会把物质和观念完全对立起来,因为在这里集体产生的观念和风尚也算是这种物。并且在这一定理下,他进一步指出三条亚定理——应该始终如一地摆脱一切预断,严格界定研究的事物,采取具有更多足够客观性的感性材料(这种材料能够被个人感官知觉到的)。在观察社会的事实的过程中还要区分正常现象和病态现象——根据现象的普遍性并且联系这种普遍性产生的有效性(功能)进行检验。如在他下本书《自杀论》中,某一时期的社会急剧上升的自杀率便是病态的,但是在这一时期一定限度下的自杀应属于正常现象。在区分正常现象和反常现象时还需要在一定时期的社会类型下去考察。这里他指出,划分社会类型应该从最简单的社会或单环节社会入手进行分类(这里面是否暗含了社会进化规律还值得进一步探究),并且再根据社会内部最初的多环节是否融合为一体来区分各种变种。最后,他相继提出解释社会事实和求证社会现象因果律的准则,也就是在解释社会事实要根据社会事实产生的原因和功能(是有用的,能够满足社会机体的需要)出发,具体来说是一种社会事实的原因应该到先于它存在的社会事实中去寻找,一种社会事实的功能应该到它与另一社会目的之中去寻找。最后他指出求证社会事实的因果规律应该采用比较法或实验法,这种方法的手段是共变法和功能法相结合。社会学在方法上进一步被涂尔干指为——一门探求社会现象因果规律的科学。

《自杀论》是涂尔干根据方法论准则写就的实证社会学的代表作,这本书分为三编,第一编是自杀的非社会因素,第二编是关于自杀的社会原因和社会类型,第三编是作为一般社会现象的自杀。
导论里作者首先将自杀界定为“人们把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死亡”。并且,将社会某一时期集体的自杀倾向,亦即统计学意义上的社会自杀率当做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在阐释自杀的原因时,涂尔干首先将自杀与心理变态、自杀与种族、遗传以及自然因素看成是非社会因素,指出这些因素只是一些不重要的因素,起决定作用的应该是社会因素。确切来说,决定自杀人数的多少取决于社会条件。在确定自杀社会原因时,他贯彻了自己提出的社会学方法论准则——根据产生的原因区分不同类型的自杀。这里,他结合了病因学的方法,并根据观察和掌握到的自杀形态学资料来验证这种分类。他指出,自杀可以区分为利己主义自杀、利他主义自杀和反常的自杀。第一种类型的自杀是在传统信仰削弱时引起的道德上的利己主义这一社会条件下产生的,这一时期,社会联系个人的纽带松动了,个人难以从群体中找到精神支撑,从而出现了消沉忧郁的厌世情绪,这种自杀在当代以劳动分工为纽带的有机团结的社会里常有发生。这里,涂尔干还贡献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即利己主义自杀中自杀人数的多少与所属群体的一体化程度成反比。相反的,利他主义自杀却是在社会过分控制个人时产生的,个人被当做社会的组成部分来对待。自我不属于个人而是属于集体。这一自杀类型,对应的是集体意识占主导地位的机械团结社会。涂尔干在这里,还详细区分了利他主义自杀的三种形式——义务型利他主义自杀(军队里的牺牲自己)、非强制性利他主义自杀(日本人的剖腹)、强制的利他主义自杀(某种令人不愉快的事件导致受害者贬低生命的价值)。这里,涂尔干实质上还是从社会团结的角度出发,并且认为,社会条件才是自杀的决定原因,这一条件表现为社会团结状态,社会团结太弱或太强都会引起自杀。最后,他还区分了反常的自杀,这一类型的自杀主要是集体秩序打乱后个人心理状态失衡产生的,这里他深刻指出,不仅经济危机而且在经济繁荣时,个人地位下移或者突然上升都会引起反常的自杀。他在分析时还将利己主义自杀和反常形式的自杀进行对比,认为两者都是在社会没有充分发挥团结作用状态下产生的,但不同的是前者的社会环境主要是知识界,后者是工商界。在分析完自杀不同类型后,他从自杀的社会因素和自杀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出发,明确提出“在任何时候,决定自杀人数的多少都是社会道德规范”,这一道德规范在他这里实质上表现为一种集体力量,这一力量在他看来是与自然力同样实在的力量,它推动了人们去自杀,其实这种力量就是社会团结的力量。同时,涂尔干根据人们对待自杀的态度(普遍谴责),将自杀与杀人这种社会现象进行比较,并且认为杀人与三种类型的自杀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最后,涂尔干指出,在看待自杀时,应该要接受自杀的事实,同时谴责自杀。这里,他认为,某一社会时期一定限度的自杀率是正常现象,只有突然激增的自杀才是反常现象。

《原始分类》这本书是涂尔干与他的侄子莫斯合作撰写的一部关于分类的几种原始形式研究的代表作。篇幅虽然很短,但是观点清晰有力。
作者开篇就将分类定义为“指人们把事物、事件以及有关世界的事实划分成类和种,使之各有所属并确定它们的包含关系或排斥关系的过程”,并认为分类并不是简单先天的,也不是人类心理的产物,而是社会的产物,表现为分类不仅仅是进行归类,还是依据特定的关系对这些类别进行安排,这种安排里包含了分类的一套等级秩序。这一等级秩序从何而来,究竟是什么使人们采取这种方式来安排它们观念的?作者的办法是去考察人类形成的最粗陋的分类以便弄清分类是由哪些要素构成的。为此,作者选取了澳洲的分类类型作为切入点。在澳洲社会,最简单的分类是分为两个部分,如部落(由胞族组成)被分为两个不同的胞族(由氏族组成),每个胞族又被分为两个不同的姻族。这样下来,每一种事物都被归到了胞族的两个范畴之中。另一种分类相对更复杂一点,它划分事物的依据不再是胞族和姻族,而是胞族和氏族。在胞族下面可以被继续细分为多个次胞族,次胞族由图腾为代表的氏族组成。这样下来,在属(胞族)的下面种的(图腾氏族)的数量增多了。其中,在被划为某一姻族或氏族中的图腾对个体而言便是他所属胞族的亲戚,被看作是和他一样的,可以看出原始人的逻辑观念具有了一种亲属关系的性质,这种关系还表现为所有者与物之间的关系。在分析其他澳洲体系的过程中,作者也发现了分类的变化,即分类的分裂与分化,这种分裂表现为“先形成胞族,再分裂为氏族,在氏族再由图腾区分为独立的不同氏族”的形式。这种分裂使得分类更加复杂了,但是不管怎样,只要那些出自同一初氏族的次氏族得出了共同的记忆,他们就会感到彼此是亲戚和盟友。可以说,在以图腾为基础组织起来的社会中这种分类是十分常见的。紧接着,作者考察了祖尼人、苏人的分类类型,这种分类的特点是以氏族为基础和分类与以空间方位为基础进行的分类,两者是相互重叠的。涂尔干认为这种分类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都是表述了它们建构于其中的那个社会,只是侧重面不同罢了。前者,以部落的形态组织为蓝本,如果要确立事物间亲属关系的纽带,建立日益广泛的动物族群和现象门类,那么只要借助家庭、氏族和胞族所提供的观念,只要以图腾神话为起点,就可以大功告成。后者,以部落的法制和宗教组织为蓝本,如果要确立的是空间区域之间的关系,那就要以社会中人们所维系着的空间关系为出发点了。前者的框架是由氏族本身提供的,而后者的框架则来自氏族当场造成的物质印记。在研究未开化的民族和社会的分类后,作者便选取了开化的中国人分类体系作为对象。中国人的分类,是一种占卜预测体系。这一体系的特点是时间分类和空间分类融汇为一,可以说二者共同承担了事物的分类功能。具体来说,就是在四个方位基础上(左青龙 右白虎 上朱雀 下玄武)的阴阳八卦和金木水火土五行,同时结合二十四节气和六十进制的周期性来安排人们的生活。可以说,这种时空观念构成了分类的基础。最后作者还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即除去中国没有氏族观念之外,事物分属八个方位和八种力量的分类,事实上就把宇宙分成八个家族,这就如同澳洲的分类。涂尔干意欲以中国分类为论据证明开化的民族的分类也是和最初的原始人本质上是趋于一致的,这是值得商榷的。
总之,两位作者想表达的是“分类是社会的产物,以最切进和最基础的社会组织形式为模型”。作者这里探讨的原始分类,更多是一种社会分类,并认为逻辑分类也是从此而来。最初的逻辑范畴是社会范畴,最初的事物分类是人的分类,事物正是在这些分类中被整合起来的。人们被划分为各个群体,同时以群体的形式来思考自身,在观念中也必须要对其他事物进行分类处理。胞族是最早的属,氏族是最早的种,事物被认为是社会的固有组成部分。它们在社会中的位置,决定了他们在自然中的位置。这里,逻辑等级秩序就是社会等级的另一个侧面。另外,在一定意义上,逻辑关系也是家庭关系。与社会属于同一类别的事物被看作是该社会群体的亲属。因而这些事物相互之间也都是亲属。在涂尔干眼里,也正是这种集体心灵的状态产生了分类,即事物之间具有与个体之间一样的情感亲和性,事物就是根据这种亲和性分类。同时,他们提出社会分类与科学分类的关系,社会分类以情感态度来认识事物,科学分类则相反,它是在社会情感要素逐渐削弱后并且一步步让位于个体反思。

感受:
这是我第一次加入读书会,读书时间从11月13号开始截止到12越9日,期间每天都泡图书馆,最后坚持下来最大的感受是发现以前半年不可能完成的读书任务既然不到半月就完成了。这里收获的更多是踏实和耐心,还有通过书本与理论对话,与作者对话,最后实现与自己的对话。开始看书,看到的只是满篇密密麻麻的黑体字,发现看完跟没看一样,有的只是零星的观点和模糊的印象,对整本书具体讲的什么完全不知道。就这样带着每天纠结“这么个读法对吗?这样是不是在看似勤奋但实质懒惰?”,但是所幸的是一路坚持下来了。参加完读书会,我每天腾出4个小时的时间重新再看看读的这四本书,然后尝试着整理。但是问题又出现了,就是发现再怎么整理都难以完全囊括进去?这样就一遍遍修改,争取将每篇读书报告控制在1000字以内,最后才有了相对满意的这个读书报告。经过这些过程后,发现自己对书本的掌握已经有了一些方法论,同时对这些问题的思索和处理让我看到了读书不仅仅是阅读文字的过程,更多是筛选整理以及思维萃取的过程。
蜗行万里,漫步云端
Posted: 2016-12-24 18:43 | [楼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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