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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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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学热”:要信仰,也要理性——读《弟子规》有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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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热”:要信仰,也要理性
——读《弟子规》有所思

      《训蒙文》,康熙年间秀才李毓秀所作,后经清朝贾存仁修订改编,更名为《弟子规》。全文的内容概括起来就是《论语》学而篇的第六条:“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读罢此经典,联想起近几年来兴起的国学热,颇有感触,遂由《弟子规》的内容宕开一笔,对国学热潮的遭遇、传统思想的取舍,略有所思,妄进一言。
      我的观点很简单。自兴起至今日,围绕“国学热”展开的舆论口水战尚无定论,且批判的檄文大有胜过倡导“兴国学”的呼声之势,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那些在当前备受争议的经典著作中汲取人性、道德、伦理等方面的养分。
      要强调的是,“当前”是在时间维度上所赋予的不可或缺的修饰词,尽人皆知的事实是,这些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经典著作在整个中华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跨度中都占据着主流地位,被奉为至圣至明、无可非议的真理,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然而从新文化运动至今,国学大潮几经波折,江河日下。当它在现代性不断强化的社会中重新气势汹汹地涌入人们的视野中时,对于很大一部分人来说,国学俨然成了一位不速之客——历史上被奉为民族根基和道德归宿的绝对权威正遭遇着现代人的质疑乃至无情批判,圣人孔夫子当然也不能幸免于难。
      这种质疑和批判有无根据?其根据的科学性如何?其初衷和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当塑造民族性的传统思想和代表民族伦理道德依据的文化主体被“本是同根生”的一个民族的一部分人所欣然接受,却同时被另一部分人所无情指责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谨防一种会导致信仰分裂的潜在危机,而由这种危机所衍生出的其他社会病理更应当为我们所警惕。
      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中有一段与此相关的论述:
      在极其复杂的系统中,组织目标的选择与实现必须独立于聚集起来的各种狭隘动机;其目的是要实现一种普遍的赞同意愿。这种意愿在政治系统中表现为大众忠诚。
在社会生活中,我想应该表现为“共同信仰”。这种共同信仰绝不是强迫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必须接受彼此完全一致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而应该是在道德品行、行为规范、社会秩序等方面达成相对一致的追求和理念,暂且称其为“道德信仰”。而当前的实际状况是,我们当中很少有人能够时刻提醒自己用这些在社会成员之间存在认同交集的约束机制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即便有部分人力求使自己的行为言语、伦理道德在那些最容易达成一致的方面(比如不偷窃,不抢劫,不乱扔垃圾等)符合公众所认可的标准,但也远远达不到“道德信仰”的高度;倘若有,也只是少数的道德模范。个体既无信仰,更不必说通过形成共同信仰来确保社会的平稳运行。恐怕信仰缺失才是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危机。
      谈到信仰,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宗教。宗教赋予“人们认同感和生活方向”(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可惜中国人没有宗教,即便勉强算得上“宗教”,孔圣人的儒教也不具备超自然的神圣权威以便在社会成员中形成某种虔诚一致的信仰——宗教信条与道德说教在说服力上的差距,恰恰在于前者来自上帝的灵魂,而后者来自凡人的肉体。如果尝试在中国公民群体中形成对“道德信仰”的普遍认同感,那么,借国学热浪,在传统思想中寻找些许依据倒不失为一种选择。我所不能理解的是,在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引导下,越来越多的人乐于接受舶来品成了虔诚的信徒,但为何重新受到重视而又土生土长的国学却迟迟不能被接受反而愈发地遭排斥和鄙视?我不认为信教妨碍了共同信仰的形成,至少宗教信条和儒家思想在某些方面很容易达成一致,而这些方面恰恰是共同的道德信仰中所不可缺少的内容。
      公众缺乏信仰,而国学所涵盖的方方面面则有能力提供一种信仰或者说至少能够构成这种共同“道德信仰”的一部分内容——“国学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显而易见。尚需论证的问题是,传统思想的哪些方面可以塑成现代社会的道德标准以及我们如何理性地从宏大的国学体系中提炼精华,以建构起现代社会的秩序规范。这个问题绝不是简简单单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说法所能笼统解答的。
    “曼海姆指出,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与某种精神生产之间存在着一种‘有选择的亲和关系’”(刘易斯•A.科塞,《社会思想名家》),我不否认在那个时代产生的传统儒家著作中有为现代人所不齿的内容,且这些所谓“糟粕”的内容在塑造民族性格的过程中甚至造成了与人性闪光点相伴而生的国民劣根性。“所有的社会群体都是制造意义的工厂。”(齐格蒙特•鲍曼,《个体化社会》),如何对传统思想进行解读和再造以使其与现代社会的环境相适应,全在于意欲建构共同信仰的社会成员根据国学所制造的“意义”。仅就《弟子规》而言,全文千余字,却涵盖了从个人到家庭再到社会交往等方方面面的品行和礼节。然而,无论是论述与父母的关系、与兄长的关系、与社会其他成员的关系还是个人品行、求学致知等内容,我们不难从文中发现一系列的繁文缛节。在“克己复礼”大思想的指引下,这些源于“礼”的行为规范却不见得为现代社会所需要。然而,哪些算繁文缛节,哪些是可以超越历史环境而为世代人所一致遵循的最基本的道德伦理,人们往往对这个区分标准莫衷一是。以“入则孝”一部分为例进行讨论。作者说“父母教,须敬听”,认为父母教导我们为人处事的道理,是为我们好,应该恭敬地聆听。然而,现代社会中稍有一点叛逆精神的子女都不会认为父母的说教就完全是对的。况且我们不能否认这样的事实:家庭作为儿童早期社会化的重要场所,某些父母并不能以身作则,正确引导子女道德规范的养成。在强调“主体性”、“自立精神”、“怀疑一切”的现代社会中,父母的话既非字字珠玑、句句真理,做儿女的为何要“言必听,听必从”呢?而文中“晨则省,昏则定。出必告,反必面”的内容怕是更为现代人所难以接受了。这种近乎苛刻的“孝道”也成了许多学者批判中国人劣根性的把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中国人的气质》一书中有这样的论述:
      中国社会的整个结构都是按照家长制模式构建起来的,其中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它压抑了人们内心的某些自然本能,而另一些本能则可能获得过度的发展。其结果,只要年长者一息尚存,年轻的一代就几乎完全处于从属地位。
      孝道的观念浓缩地表现为对祖先的崇拜,祖先崇拜才是中华民族的真正宗教。如果能够正确理解祖先崇拜体系的真正含义,就会明白,这种体系是一个民族所能背负的最沉重的束缚之一。
为了打破这些束缚,那些记存在传统作品中的“尽孝方式”就必须被彻底抛弃,否则中华民族的世代子民将永远生活在压抑之中。
      这些否定的理由可以理解,然而在我看来,在“制造意义”的过程中,仅把关注点停留在字面意义上而争论不休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做的是提炼出字面背后所要传达的抽象层次的意义。我们只可指责尽孝的方式,然而谁能否认“孝”是人类社会基本道德伦理的一条底线呢?谁又能证明在哪个时代的中国“孝”不是为所有社会成员所应自觉承认和坚守的价值观念呢?纵使西方现代文明中还找不到一个可以直译为“孝顺”的单词,但其所强调的家庭责任中也势必会涵盖类似的内容,大概“filial love(子女对长辈的爱)”和“filial piety(孝道)”可以算得上是极相似和极好的表达。
      另外一些囿于字面意义的指责和反对就实在不能为我所理解了。有人认为“亲有疾,药先尝”违背科学理念,无病乱服药岂不是对自己身体的迫害?持此观点者若坚守己见,怕是真的要贻笑大方了。试问谁小时候没有这样的经历:生病至卧床不起,需饮服熬好的汤药时,父母会先用嘴抿一口,试试温度后才会喂给子女。现在父母年迈,难免人老体衰,做子女的难道不该用相同的方式照料一下父母吗?这难道不能是“亲有疾,药先尝”所描述的情形吗?对于讲求文学形式,以三字一句、两句一韵为规范的古文,奢求其准确无误地传达一种不会引起歧义的意思,这难道是一部分人在追求科学精神之外的又一种理性诉求吗?如此字斟句酌,却又望文生义,当然发现不了“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闲”中所蕴含的辩证法精神,这种“单边主义的理性”自然而然地要受到质疑,这一否定《弟子规》的理由有无科学性更是不证自明。
      由此我怀疑,在对国学持彻底反对意见的那部分人中,大概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不是因为事先论证了传统思想中很多内容不科学不合理,因而反对国学;而是从一开始就抱有一种主观成见,始终坚定不移地站在反对的立场上,千方百计地设法制造出国学为人所憎恶的消极意义,借以拉开国民与国学之间的距离。对于传统思想的取舍,如果这种倾向也能算做“闪耀着理性光芒”的话,怕是借鉴过孔孟学说的启蒙思想家们也会死不瞑目。自百家争鸣以来,秦王焚书坑儒是为了从思想上巩固大一统的政治局势;在以“拜上帝”信仰起家的太平天国运动中,以反清为政治动机的草根阶层冲击了传统思想;戊戌变法时康有为托古改制,否定封建正统思想,不外乎是出于政治改良的目的;新文化运动高喊“打倒孔家店”也是知识分子满怀救亡图存的一腔热血,对政治时局表达一种不满的情绪;文革时期,传统伦理道德思想在这场空前的政治运动中自然也不能幸免于难……传统思想总是无辜地充当着政治斗争的替罪羊,伦理道德观念也因此一再被贬得一文不值。历史经验让我觉得,在“民主政治”呼声渐高的现代社会,追求平等的理念、自由的精神已蔚然成风,那部分披着“理性”外衣竭力抵制国学热潮的人群中,大概也存在着一种对当前政治局势不满的情绪,而以传统思想为主体的国学则是发泄这种不满情绪的出气筒。他们往往使自己陷入到一种“复合假设”的困境之中:在中国,“一党独大”的政治局势一定会鼓励国民兴国学而承袭传统;而国学热所导致的结果一定是因循守旧和专制集权的强化,争取民主自由的努力将灰飞烟灭。上文所提及的“主观偏见”大抵也来源于此,总之我看不到任何“理性”的踪影。
      文末稍作一总结。在国学热潮中,大致有两种倾向最不可取:一是,无论支持方还是反对方,都在字面内容上争执不休,取的“精华”都是那些在现代社会中仍旧可以直接拿来遵循和效仿的行为方式,去的“糟粕”都是那些被证明了的与时代精神不相符合的繁文缛节,而具体行为规范之后的、抽象层次上的伦理精神和道德品质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二是,个人政治主见和传统伦理道德,本该彼此独立的两者却被持反对意见的一部分人有意无意地混淆在一起,后者成为前者的附庸,为了表达与当前主流局势相背离的政治主见而使后者成为无辜的牺牲品。显而易见,两种倾向都无“理性”可言。
      总之,时下最该讨论的问题不是国学该不该热,而是如何从已经热起来的国学中提炼出一种可为国民所欣然接受的共同的道德信仰,这也正是当前中国社会所急需的。而欲完成这一重树信仰的时代任务,非要“国学热”的参与者们具备不偏不倚、客观公正、就事论事的最起码的理性精神不可。
[ 此贴被孙乐成在2011-03-11 23:37重新编辑 ]
学而识之以求预见
Posted: 2011-03-11 11:49 | [楼 主]
刘大龙
美梦易醉,红颜易老,莫若苦练内功,健全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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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很强大,除了学习,就是佩服,再学习
Posted: 2011-03-28 13:02 | 1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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