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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茂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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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茂金读书报告2(更新至2024.03.30)

书单:2024.03.
《政治学、社会学与社会理论》
《国家精英》
《再生产》
《继承人》
《男性统治》
《实践理论大纲》

参考布迪厄的生平发现,他的人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教育和科学中度过的,他的十几部作品中至少有5部是关于教育场域的,研究布迪厄逃不开三个关键词:惯习、资本、场域。今天主要汇报布迪厄如何揭露教育场域中的秘密,从而揭示隐蔽的符号暴力的根基。
第一个关键词-惯习
布迪厄认为,阶层之间的文化屏障主要是由不同阶层之间的惯习构成的。马克思说:考试就是官僚政治对知识的洗礼,选拔性考试就是一种人为制造的屏障,比如两个出身差不多的学生,以微弱的分数差别,一个被录取,另一个被淘汰,两者虽然分数差别不大,但是存在着一条明显的社会边界,考试选拔使精英和普通人之间的差别得以深化,并公开得到了人们的认同。同时被录取者开始认同自己的特别,以为自己进入了精英群体,实际上他需要转变信仰,要按照精英群体的模式去行事,才能获得精英群体的认同和接纳。
在《继承人》中,布迪厄说在学习机会的分配中,男女大致上是平等的,不过女孩略显不利,尤其是在下层阶层里。女生学文科的可能性更大,男生选理科的可能性更大,这可能是受传统男女劳动分工模式和天资的影响。在选择专业方面受到限制,下层社会大于上层社会,女生大于男生,下层社会女生的处境最为不利,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两性的对立和区隔。
在《男性统治》中,布迪厄从自然和社会两个层面分析了造成两性对立的因素,在社会层面主要列举了家庭、宗教和学校的影响,家庭:在亲缘和姻缘关系的社会构造中,存在着文化分类中男性被赋予优先地位的原因,亲缘和姻缘关系的社会构造赋予妇女作为交换物的社会地位,交换物是依照男人利益确定的;宗教:教会在明确地灌输一种被父系制度价值统治的家庭主义道德,尤其是女人天生低等的信条;学校:学校还在传播父系制度表象的先决条件,尤其是被纳入自身等级结构的先决条件,这些等级结构存在于不同学校、学院、学科、专业之间,也就是存在看待事物、看待自身的方式之间。
由此,男女之间的差别与对立在自然与社会双层面被建构起来,并且不断被沿袭和加深,男女自从刚开始接触社会就被灌输不同的观念,这些早已被构造完成的观念为男孩女孩的成长路径指出方向,在成长的路上再次强化和加深两性之间的差别和对立。
第二个关键词,资本
布迪厄认为,资本主要可以分为3种类型,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其中文化资本分为三种形式:第一种是具身化的文化资本,包括:我们从小到大的生活中,学校里学到的各种知识储存在我们的脑海中,内化为我们自己的人生经验等;第二种是客体化的文化资本,比如说书籍、报刊等印刷品、影碟、唱片等数字文化产品;第三种是制度化文化资本,考试通过之后获得的证书,毕业之后拿到的毕业证,这些文凭、职业资格证书等各类社会机构广泛认可的标志,都是制度化文化资本的具体体现。
布迪厄认为,经济资本可以通过代际传承下去,社会资本可以通过关系网的融合得以加强,但是文化资本却不能通过馈赠、买卖和交换进行传承。由于文化资本无法直接进行继承,文化资本的传承就需要通过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来完成。因此文化资本的获取一般有两种途径:第一种是通过年幼时期家庭氛围的耳濡目染所获得,而第二种则是通过系统的学习而获得。那些出身于上层阶级的后代往往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本,自幼受到熏陶,从而在日后的学业竞争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些拥有丰富文化资本的学生进入名牌大学之后,他们的文化资本优势将会得以进一步加强,从而形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现象。就像余华在《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所说的:区域之间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个人生活的不平衡等等,然后就是心理的不平衡,最后连梦想都不平衡了。
第三个关键词,场域
布迪厄指出,高等教育场域的分化,这种分化主要体现在名牌大学和普通大学之间,以及名牌大学内部。首先场域在名牌大学和普通大学之间的分化,名牌大学内超过60%的学生来自于统治阶层家庭,毕业后从事高薪酬的工作,有着光明的前途;而普通高校里大约有2/3的学生来自于中下阶层家庭,职业前景一般。其次是名牌大学校内部的分化,虽然法国的名牌大学校都是在培养国家精英,但不同的名校培养出来的精英所服务的阶层是不一样的。比如巴黎高师主要培养教学与科研人员、为统治阶级内部文化资本相对富有的阶层服务,而巴黎高等商学院则主要为经济资本相对富有的阶层服务。
读布迪厄对教育的分析,他从资本、惯习、场域不同方面,以及他们的联结关系中揭示教育分配不平等的秘密,披露了教育平等的错觉,同时有一种令人无奈的感觉,就像当一名女性因为性别受到歧视或不公的对待时,要么没有意识到,要么意识到了也不知道该从哪说起。但是布迪厄的不足之处在于:并未给出促进平等的建设性意见,就像他描述女权运动时所述:女权主义运动使男性统治不再被认为天经地义,但是女性仍被排除出了权威职位和核心领域,虽然女权运动极大地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但是妇女的进步掩盖不了男性的相应的前进。但不可否认,布迪厄的这些揭示使人通透。



从自然与社会双重的男性优势地位看“暴力象征”
布迪厄在《男性统治》中把社会秩序比作一架巨大的象征机器一样运转着,它有认可男性统治的趋向,因为它是建立在男性统治的基础之上的:这是劳动的性别分工,是对两性承担的活动及其地点、时间、工具的非常严格的分配;这是空间的结构,存在着专属男人的集会地点或市场与专属女人的家庭之间的对立,或在家庭内部,照管炉火的男方与照看畜棚、水和植物的女方的对立;这是时间的结构,劳动日、农事年或生命的循环中断的时刻是男人的,漫长的妊娠期是女人的。
两性的差别首先表现在生理上,布迪厄首先从生理机能出发,性器官的社会构造通过将男性生殖器与一切自然生殖(如发芽、怀孕等)过程中固有的鼓胀活力相联系,把女性阴道比作倒挂着的男性生殖器的表象,女性的身体被描述为男性繁殖的受精体,这同样遵循着肯定与否定、正面与反面之间的基本对立。从这种生理机能的描述上,就可以看出男性原则作为衡量其他事物的标准被提出。男性与女性性器官之间明显的差别,扮演的远非人们分配给他们的创立者的角色,而是一种社会构造,这种社会构造根源于以男性中心为根据的区分原则,而这种男性中心的根据,本身就是建立在男人和女人被指定的社会地位区分的基础上。也就是说,男女身体性别的差异虽然是自然生成的,但却不断被话语构造成社会性的。
其次,布迪厄从社会中寻找造成男女差异与对立的因素,主要分析了家庭、宗教、学校三个因素。布迪厄说:再生产活动直到最近一个时代,都是由三个主要机构即家庭、宗教、学校完成的,这三个机构在客观上相互协调,共同作用于无意识的结构。家庭:再生产男性统治和男性观念的主要角色无疑属于家庭,在亲缘和姻缘关系的社会构造中,存在着文化分类中男性被赋予优先地位的原因,亲缘和姻缘关系的社会构造赋予妇女作为交换物的社会地位,交换物是依照男人利益确定的,因而注定要促进男人的象征资本的再生产;宗教:教会在明确地灌输一种被父系制度价值统治的家庭主义道德,尤其是女人天生低等的信条;学校:学校还在传播父系制度表象的先决条件,尤其是被纳入自身等级结构的先决条件,这些等级结构存在于不同学校、学院、学科、专业之间,也就是存在看待事物、看待自身的方式之间,表现才能和倾向的方式之间,总之,在表现一切有助于不仅造就社会命运还要造就自身形象隐秘性的东西的方式之间,全都具有了性别的含义。另外,性别分工再生产的制度因素:国家的作用——国家通过公共父权制的规定和禁令来认可和加强私人父权制的规定和禁令,公共父权制被纳入所有负责管理和调节家庭单位的日常生活的机制中。
由此,男女之间的差别与对立在自然与社会双层面被建构起来,并且不断被沿袭和加深,男女自从刚开始接触社会就被灌输不同的观念,这些早已被构造完成的观念为男孩女孩的成长路径指出方向,在成长的路上再次强化和加深两性之间的差别对立。
布迪厄认为女性在被男性中心观念建构的同时,对于男性来说,男性同样也被建构着,对男性本身来说,男性特权也是一个陷阱。比如社会加给男性的“男子气概”,男子气概是一个相当具有关系意义的概念,它是面向和针对其他男人并反对女性特征,是在对女性且首先对自身的一种恐惧中形成的。身体的实践经验,产生于由社会结构归并的基本模式在自己身体上的应用,而且不断为按照同样模式产生的、由自己身体在别人身上引起的反应所加强。社会所要求的和别人的目光和反应所规定的身体与身体的实践关系之间的差异越大,对自己的身体感到窘迫和不安的可能性就越大。
布迪厄在结论中说:对一种统治形式的科学分析进行披露必然具有社会的,但可能是意义相反的后果:这种披露要么会从象征意义上加强统治,因为对这种披露的实录似乎再现或印证了统治话语;要么会以有点类似泄露国家机密的方式,通过支持动员受害者,有助于抵消统治的作用。因此,这种披露有受到各种误解的危险,预料这些误解比提前消除它们更容易。在这些如此困难的接受条件面前,在如此敏感的事情上,仅有善意是不够的,实际上,即使是怀着为许多致力于研究女性处境的著作提供启示的战斗信心,也还是不够的。所以,从书中可以看出布迪厄具有女权主义立场,但是他的不足之处在于分析了社会秩序中男性占统治地位或者说女性处于弱势的原因,但是并未给出促进性别平等的建设性意见,就像他描述女权运动时所述:女权主义运动:男性统治不再被认为天经地义,男性统治表现为某种需要维护或证明、需要自我维护自我证明的东西(影响因素:生育、教育、事业、离婚率、同性恋等)。但是女性仍被排除出了权威职位和核心领域,虽然女权运动极大地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但是妇女的进步掩盖不了男性的相应的前进。




资本的丰满照进现实的骨感
——从《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中看社会出身对文化教育的影响
不同社会阶层在教育面前的不平等,在高等教育阶段,首先表现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比例不均。出身于就业人口中人数最少的社会属类的人,在大学生中占得比例最大。所以不同阶级出身的大学生占的比例只是部分地反映了教育方面的不平等。布迪厄对父亲职业与儿子进大学机会关系的粗略统计显示:农业工人的儿子上大学者不到1%;70%的工业家儿子上大学;自由职业者儿子上大学的比例超过80%。统计清楚地表明教育体系客观地进行着淘汰,阶级地位越低受害越深,并且人们对于教育方面不平等的某些较为隐蔽的形式(如:中下层阶级子女集中于某些专业并且学习进度迟缓)察觉得不够。人们从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当中看到了一种选择的结果,这种选择贯穿整个学习过程,对社会出身不同的学生宽严程度极不平等,对于地位最低的阶层来说简直就是淘汰。高等阶层儿子进入大学的机会是农业工人儿子的80倍,是工人儿子的40倍,是中级职员儿子的2两倍,这些数字把对高等教育的利用划分为不同层次。差距是如此之大,并且以各种方式反映在日常生活之中,而且决定着不同阶层对高等教育的看法,而正是这些看法决定了对学业的选择,高级职员的儿子和工人的儿子不可能对将来的学业有共同的体验。前者进大学的机会超过1/2,在他周围,甚至在他家里接受高等教育的是很平常的,后者进大学的机会不足1/50,只有通过中介人或中介环境才能了解大学的学业和学生。我们知道,随着社会等级的提高,家庭外的联系也在扩展,但仅限于相同的社会层次。所以对于社会地位最低的人来说,接受高等教育的主观愿望比客观机会还要小。
根据社会出身对学习机会进行的不平的分配中,男女大致上是平等的,不过女孩略显不利,尤其是在下层阶层里,就整体而言,女孩进入高等教育的机会略高于8%,男孩为10%。男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差别在下层社会中更为明显。在中高级职员家庭中,这一差别趋于减弱或消失,学习方面的不利还表现在各类学生受到的对选择专业的限制也不同。因此同一社会出身的男女青年上大学后,他们不学同一专业的可能性很大。
首先不管出身如何,女生学文科的可能性更大,男生选理科的可能性更大,这可能是受传统男女劳动分工模式和天资的影响。普遍的情况是,更多的女生被判定进入培养教师的文理学院,农业工人的女儿上大学后,进这两个学院的机会为92.2%,同一出身的男生进入这两个学院的机会为80.9%;工人的儿子和女儿进入这两个学院的机会分别是80%和85.3%;一般雇员的儿子和女儿进入这两个学院的机会分别为63.6%和74.4%;中级职员的儿子和女儿进入这两个学院的机会分别为68.5%和84.1%;高级职员的儿子和女儿进这两个学院的机会分别为59.3%和74.3%,女学生的社会出身地位越低,选择越可能受限制。
上大学是以在选择专业方面受限制为代价的,社会出身不同,这一限制的严格程度也不同,中级职员子女上大学的机会最接近,但他们的女儿被放逐到文学院的机会为60.9%,也明显高于其他社会职业属类。与此相反,出身于上层社会的女生,上大学的因为与男生较为相等。一般来说,在选择专业方面受到限制,下层社会大于上层社会,女生大于男生,下层社会女生的处境最为不利。
最终看来性别方面的不利主要表现在把女生放逐到文学院,但社会出身方面的不利造成的后果要严重得多。因为它既表现为对出身低下的儿童的纯粹淘汰,又表现为对免遭淘汰的人在选择专业方面的限制,这样这些学生就被迫以选择文学院或理学院为代价进入高等教育,后者对他们来说只开这两个门。但是出身于某一社会职业属类家庭的学生,在文学院注册的机会只能含混地反应对出身于下层阶级者的放逐,实际上还有另外一种现象,与上述情况相互影响。文学院及其中的社会学、心理学或语言等专业,也可能成为出身于就学机会最多阶级的大学生的避难所,这些人因为社会原因被强迫接受高等教育,但缺乏积极的动机,只好选择这些至少表面上给他们以社会声望的专业。因此出身于某一社会职业属类的学生在文学院中所占比例的含义不很清楚。文学院对一些人来说是强制选择的结果,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避难所。如果说进入各专业的不同可能性确实导致了放逐现象的产生,人们就可以预料,教育机构等级化可以导致由社会地位最高者独揽最高学府。
教育面前不平等的最后一种表现是:出身于下层的学生入学晚、进步慢,这在各种水平的课程中都可以见到。阶级地位越低,标准年龄的学生比例越小,越是高年龄组中出身低下的学生的比例越大。如果说被迫选择文理学院,确实是中下阶层在教育方面的不利的表现,尽管他们甚至把这种命运当作志向来体验。如果理科学业确实与社会出身关联较少,如果人们同意社会出身的影响在文科教育中表现得最为明显,那么把文学院视作研究文化因素对教育不平等作用的最好场所也许完全是合理的。实际上要说的是与其他地方相比,在文化方面的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受其地位影响,在被这一不利地位所放逐的地方最大。经济方面的障碍不足以解释教育死亡率会因社会阶级不同而有如此巨大的区别。
学校对出身不同的人采取的行动是要使他们一致,其中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只能求助于更强的适应性和更有利于规避淘汰的家庭环境。在高等教育阶段可以发现,与社会出身明显有关的态度和能力方面的差异,而这个事实也可以证明,出身低下的儿童有许多文化障碍要克服。在造成差异的各种因素中,社会出身无疑对大学生界影响最大,超过的性别和年龄等其他因素。


白鹈鹕蛋里出来的自然还是下白蛋的鹈鹕
——文化资本与教育交流掩盖的符号暴力
《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
布迪厄认为当代社会不同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因素已经深深地渗透到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比如他认为现代的经济不能再单纯的只从经济角度去理解。布迪厄把文化再生产的问题看做是探讨当代人和社会的各种矛盾及其发展奥秘的关键。布迪厄将研究目光放在而社会分层和不平等上。布迪厄认为资本不仅指经济资本,还有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布迪厄更倾向认为造成社会分层的关键不仅仅是经济因素,更重要的是文化因素。
布迪厄认为学校教育不是一个铲除社会不平等的制度。相反,它是一个生产与再生产社会与文化不平等的主要场域。教育不断给人一种平等的错觉,许多人都相信教育会给每个人一个公平的平台,谁努力谁就可以成功。布迪厄要揭示教育系统是如何打着公平的旗号生产不平等的,这是一种符号暴力。
符号暴力
布迪厄认为任何权力的实施都不仅仅是靠纯暴力完成的,权力的实施离不开符号的运作,在符号的掩饰下,权力的行使获得合法的意义。日常生活中,人类通过符号进行沟通,处在同一个符号世界的人,相互沟通起来更加容易,符号有很强的象征性。比如:不同的服饰往往象征着不同的阶层,说话方式也间接地流露出说话人的文化地位,有的人谈吐温文尔雅,字里行间里流露着尊贵的气质,也就是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符号系统里。符号系统常常通过一系列的二元对立项还体现出来,在这样的符号系统中长大,人们会自然而然的内化这一套系统,并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这其实就是一种思想上的暴力。这个概念常被用到性别歧视的讨论中,在男权社会下长大的女性也常常会遇到符号暴力,因为符号暴力就在日常的生活用语中,在人们的思维当中。所以当一个女性因为性别受到歧视或不公的对待时,要么没有意识到,要么意识到了也不知道该从哪说起。布迪厄常说符号暴力是一种难以觉察和言说的暴力。
文化资本的继承
文化资本简单来讲就是一个人的文化储备。这不仅包括在学校和社会上学到的知识和技能、爱好和修养,也包括一些有形的东西,如:获得的证书和文凭等,文化资本的多少反映了一个人的文化涵养。如果说在过去封建贵族强调血缘,将自己的贵族头衔向其子女传递,那么现代社会精英阶层则通过教育系统,将自己的文化资本传递给下一代。只不过前者是公开的形式,后者是隐蔽的形式。
布迪厄发现在法国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子女是否能考上大学。1961年到1962年间,占社会大部分的劳动阶层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机会却仅为6%,而父母都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子女入学率则高达27%,而且这一差距在名牌大学中更加明显,也就是说教育制度的公平只是一个假象,而读书改变命运也只是一句口号,教育系统真正的目的是淘汰下层阶级子女,限制社会流动,并巩固精英阶级的地位。
在《再生产— 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一书中布迪厄认为教育系统即符号暴力系统,教育最基本的功能是传播和灌输统治阶级的文化生产和再生产,维系着社会固有的分层。教育系统对符号编码,这些符号编码不仅体现在教育制度如分班之中,也体现在教师对待学生的态度中。
文化资本的继承首先开始于家庭教育,在家庭文化的熏陶下,子女会自然而然地去模仿父母的言谈举止。相对于寒门子弟来说,精英家庭的子女从小就耳濡目染,更了解上层社会的符号编码。在学校教育的过程中,学生从家庭文化中继承下来的文化资本的差异被进一步分化,来自中产阶级的子女在学校教育过程中往往游刃有余,进而使其能够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比如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顺利进入重点学校等,获得一份更高收入的工作。
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强调文化因素对社会分层的影响。布迪厄认为学校教育不是一种铲除社会不平等的制度。相反,它是一个以遗传的方式,生产和再生社会不平等,并使此类不平等正当化和永久化的重要手段。符号暴力这一概念可以帮助我们谈论那些无法谈论的暴力,窥探社会精英阶层是如何通过教育灌输对他们有利的符号系统,从而合法地将自己的精英头衔继承给子女的过程。


寒门难出贵子
——从《国家精英》中看精英群体的再生产
法国高等教育存在着大学与大学校两个泾渭分明的并行教育系统。在法国人眼里,大学校才是真正培养精英的地方。几乎所有的国家首脑、行政领导、企业高层和思想文化界的大师,都出自几所最负盛名的大学校。而大学校是行异常严格的考试与录取制度,淘汰率极高。只有少数人可以进入其中求学。大学教育才是法国高等教育的主体,且大学学生人数占大学生总数的80%以上。
布迪厄统计了1966年至1986年法国全国中学优等生会考优胜者的社会,发现如果以父母职业作为社会出身的标准,那么优胜者的社会出身结构具有很大的稳定性。优胜者中父母职业为教师的比例从1966年的15%上升到1986年的24%,父亲职业为高级管理人,从1966年的27升到1986年的40.5%。与此同时,优胜者母亲职业占比变化趋势与优胜者父亲职业占比变化趋势相同。布迪厄还研究了优胜者的地域分布特征,发现优胜者中有更多的人来自法国首都巴黎。所以布迪厄认为从优胜者的出身和家庭地位来看,优胜者要来自法国社会的富裕阶层和精英阶层。并且通过20年的跟踪研究发现,法国名牌大学中的学生出身存在阶级固化的倾向,也就是名牌大学中家庭出身更好的学生所占比重越来越大。阶层固化会带来严重后果:1是由于缺乏公平的竞争、选拔和退出机制,来自弱势群体的社会精英无法继承到社会中高层获得相应的政治和经济地位。2是大量把持这些优势社会地位的强势集团子弟,他们主要追求的目标就是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甚至不惜牺牲国家利益,这很可能将整个国家和社会推入危险的境地。法国高等教育日益严重的阶级固化,很可能会让法国社会陷入严重的动荡之中。
1、《国家精英》的核心问题——名牌大学如何进行精英群体的再生产?
法国高等教育的录取率不断走高,但是事实上人数的增长主要集中在普通院校,名牌大学并没有大规模扩招,因此名牌大学与普通大学之间的差距反而更大,从而更扩大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鸿沟,社会等级得以再生产,并且日益巩固与加强。
布迪厄认为,经济社会因素是决定一个人能否上名牌大学的关键因素。资本主义社会把教育系统作为实现社会平等的手段,完全是一个骗人的神话。实际情况是,法国貌似公平的教育体系,不仅没有填平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鸿沟,更没有促进各阶层的广泛流动,反而促进了社会不平等,这正体现了外表公正形式掩饰下的教育系统的不公。名牌大学成为法国中上层阶级进行精英再生产的场所,实现精英群体的不断复制和再生产,让原本就处于优势阶层的人的子女可以继承并保住他们的社会地位,并让这种继承与保持更具神秘性。因为想要获得进入名牌大学校就读的资格,是对法国所有适龄青年进行的统一的选拔性考试,而这种考试表面上非常强调公平,但是这些考试看似面向所有人开放,看似是学生个人天赋和努力程度的竞争,背后实际上是学生所处的家庭、所处阶层的竞争。这是因为参与竞争的学生起跑线是不一样的,那些上层阶层的孩子除了受家庭氛围的耳濡目染外,还有机会接触到各种其他阶层孩子接触不到的资源,这些都在无形之中开拓了他们的眼界,增强了他们的竞争力。来自更高社会地位家庭的学生可以更早接触到关于大学资格考试的信息,并且能够在相关学科的学习过程中占据优势。当精英阶层子女通过入学考试进入名牌大学校后,他们就完成了精英再生产的关键一步。因为进入名牌大学校就意味着可以享受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获得更加广阔的平台、拓展更高质量的校友。而且名牌大学校校友之间存在着抱团取暖的现象,这些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精英阶层的孩子在步入社会后不跌出原有的精英阶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名牌大学并没有发挥其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作用,反而成为阶层固化的场所和机构。
2、《国家精英》的核心思想内容:惯习、资本、场域与名牌大学小的精英再生产。
首先,惯习。
在《国家精英》这本书中,阶层之间的文化屏障主要是由不同阶层之间的惯习构成的。精英群体和普通大众之间的区隔其实是一种人为设置的屏障,这种屏障非常明显地体现在名牌大学的学生和普通大学的学生之间。比如说小明和小红都是法国工人阶层家庭出身的孩子,平时成绩也差不多,他们都参加名牌大学的选拔考试。由于小明考试发挥比平时好一点,他是录取学生中的最后一名,考上了名牌大学,而小红虽然只比小明低一个名次,但是与名牌大学失之交臂。在这场考试之后,小明和小红即使曾经在中学时代的成绩差不多,但他们会因为人为划定的社会边界而渐行渐远。仅因为小明成功进入了名牌大学校学习,而小红进入了普通大学就读,他们两人的未来人生发展轨迹就迥然不同。考试选拔使精英和普通人之间的差别得以深化,并公开得到了人们的认同。同时被录取者开始认同自己的特别,并转变信仰,小明进入名牌大学学习之后,他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态度或思维方式,必须较少的体现工人家庭出身,这样他才能适应大学精英群体的生活模式,获得精英群体的认同和接纳。
同时精英群体内部也存在着差异与区隔。布迪厄将名牌大学校的教师对学生的评语收集起来,研究发现,学生的家庭地位越高且学习成绩越好,他们就很有可能在教师评语中获得最高荣誉的形容词。同时在分数相同或者接近的情况下,社会出身越低的学生,教师评价他们的方式就越激烈、越严格、越不委婉。布迪厄认为这种偏见和惯习有关。出身于中下阶层的学生有些特有的阶级秉性,即便他们进入精英学校,努力融入精英圈子,他们行为处事所表现出来的原有阶层的惯习依然很明显。名牌大学校一方面制造新的精英,另一方面又以不平等的方式对待这些新贵们,这就是让后者不自觉的成为同谋,进而使得阶层之间的文化屏障变得更加坚固。所以高等教育过程中的不公平总是以较为隐秘的形式呈现,大学校总在平等的假象下不断强化现有的社会统治秩序。
其次,资本
布迪厄认为,资本主要可以分为3种类型,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经济资本顾名思义与金钱有关;而社会资本通俗来说可以理解为关系人脉,即一个人在社会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关系网络;文化资本简单来说就是指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知识和技能、综合文化气质等等。文化资本分为三种形式:第一种是具身化的文化资本,比如我们从小到大的生活中,学校里学到的各种知识储存在我们的脑海中,内化为我们自己的人生经验,这就属于具身化的文化资本;第二种是客体化的文化资本,比如说书籍、报刊等印刷品、影碟、唱片等数字文化产品,这些物品中都凝结了人类的知识成果,因此属于客体化的文化资本;第三种是制度化文化资本,比如说我们参加司法考试通过之后获得的证书,毕业之后拿到的毕业证,这些文凭、职业资格证书等各类社会机构广泛认可的标志,都是制度化文化资本的具体体现。
布迪厄认为,经济资本可以通过代际传承下去,社会资本可以通过关系网的融合得以加强,但是文化资本却不能通过馈赠、买卖和交换进行传承。由于文化资本无法直接进行继承,文化资本的传承就需要通过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来完成。因此文化资本的获取一般有两种途径:第一种是通过年幼时期家庭氛围的耳濡目染所获得,而第二种则是在较晚的时期,通过系统的速成的学习而获得。那些出身于上层阶级的后代往往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本,对主流社会的文化习俗、行为习惯、社交礼仪等自幼受到熏陶,从而在日后的学业竞争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文化资本的传承无疑成了资本传承性传承最好的,也是最隐秘的方式。可见这些拥有丰富文化资本的学生进入名牌大学之后,他们的文化资本优势将会得以进一步加强,从而形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现象。总之,在名牌大学校中,社会优势阶层的子弟通过教育选拔制度顺利地进入到文化资本的再生产,从而促使他们的优势阶级地位得以保持。
最后,场域
布迪厄指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是由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小世界组成,由于这些不同的小世界的存在,社会也因此分为了一个个不同的场域。布迪厄在《国家精英》中分析了法国高等教育场域的分化,这种分化主要体现在名牌大学和普通大学之间,以及名牌大学内部。首先场域在名牌大学和普通大学之间的分化,布迪厄用“大门”和“小门”分别指代不同的高等教育机构场域。大门里面是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国家行政学院、巴黎高等商学院等最著名的大学校,而小门里面是普通高校。大门内超过60%的学生来自于统治阶层家庭,毕业后从事高薪酬的工作,有着光明的前途;而小门里大约有2/3的学生来自于中下阶层家庭,职业前景一般。其次是名牌大学校内部的分化,虽然法国的名牌大学校都是在培养国家精英,但不同的名校培养出来的精英所服务的阶层是不一样的。比如巴黎高师主要培养教学与科研人员、为统治阶级内部文化资本相对富有的阶层服务,而巴黎高等商学院则主要为经济资本相对富有的阶层服务
《国家精英》从惯习、资本、场域3个维度,对法国的名牌大学校如何进行精英群体的再生产进行深入分析。布迪厄指出,不同阶层的惯习造成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区隔,来自中下层的新晋精英在名牌大学校会不自觉的成为精英群体冠系的同谋,从而使得阶层之间的文化屏障更广。而在名牌大学校中,社会优势阶层的子女由于占据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他们可以轻易通过教育选拔制度顺利的实现文化资本的再生产,进而促使他们的优势阶级得以保持。除了名牌大学和普通大学存在场域的区分之外,在名牌大学内部也存在场域的区别,并影响着不同类型精英群体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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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24-03-14 15:00 | [楼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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