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熊怡：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理性化的产物，本文从四个方面，从不同维度讨论了几个理性之间的关系。在文章的第三段，有两个对子，价值理性、目的理性与形式理性，实质理性之间的关系，导致实质非理性。文化理性，也可以说是宗教理性化。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对立，形式理性林驾驭于实质理性之上。关注的现代化理性化的后果。

内容点评：理性是韦伯社会学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韦伯从西方社会特有的理性化为视角，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都是理性主义的产物。这篇报告，在梳理“韦伯理性化进程”演变过程中，划分为文化、经济、政治、法律四个维度加以一一阐释，帮助我们从纵向上对比和厘清韦伯不同维度“理性”思想的体现和横向上理解其不同维度思想的关联性上，意义是比较明显的。

Q1：“两个对子”，可以说是理解韦伯在文化、经济、政治、法律四大领域理性化思想的“一把钥匙”。实际上，“两个对子”，即“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之间是具有关系的。

因此，是否可以结合特定维度，就“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非理性做一个充分讨论？

Q2:四个维度的理性化进程，实质上揭示了现代西方世界中“形式的合理性和实质的非理性”，本质上就是“理性化导致了非理性的生活方式”。“形式理性”/“目的理性”逐渐凌驾于“实质理性”/“价值理性”本身就是韦伯对西方社会理性化过程吊诡的深刻洞见，其中隐含着韦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前途命运的忧虑。因此，是否可以就韦伯对理性化后果的悲观主义；或者说韦伯在理性化发展过程中所体现的社会关怀做一个交流分享？

周晓蓉：文化理性部分，赚钱作为一种手段和劳动成为获得上帝恩宠的手段这里，我认为这里表述不准确。

敏娜：上帝的恩宠是将工作赚钱进行道德合理化

晓蓉：赚钱劳动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本身

于洁阳：在文化理性部分，目的理性仍然是一个价值理性，这里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是等同的

胡朝阳：这里谈的是手段和目的之间亲和性，不必争论文字用词

于洁阳：最好的时代是不是就是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等同的？

丽婷：获利拥有高尚的人格

小马哥：价值理性和目的理性是同时存在的

敏娜：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在宗教时期是合一的，未来会不会合一是个未知数

陈瑞燕：是不是先对韦伯的“理性”概念本上达成一个共识

马平瑞：在他的发言部分有界定，形式理性、实质理性是以社会组织为主体，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是以行动为主体。

熊怡：在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划分中，目的理性考虑后果，价值中立，价值理性关注价值，不考虑后果。韦伯对此的界定重点是要讨论西方资本主义的起源

陈璐：大家对韦伯对现实的悲观的态度有什么看法，这是否是个真问题

马平瑞：可以将韦伯所说文化上负面的后果与齐美尔的比较

胡朝阳：主观文化、客观文化，可以分别对应韦伯的价值理性和目的理性，

楠楠：形式理性，非人性，效率，实质理性，价值。效率和理想存在矛盾，宗教去魅之后，人要依靠自己进行判断，哈贝马斯所说的系统对生活世界的入侵也是如此。

胡朝阳：形式理性和工具理性对另一种理性的压制，这个原因是什么，齐美尔、韦伯、马克思那里的结论都是：社会分工，其导致的劳动结果与劳动工具相分离，与主体相分离，所以有客观对主观的压制。

黄彩川：为什么韦伯和齐美尔得出了大致相当的悲观结论，而涂尔干得出较为乐观的结论，需要理解同一个现实为什么得出了相反的取向。涂尔干关注的是社会本身，韦伯和齐美尔更关注个体，关注主体，所以这是理论取向导致用不同的概念建构这个现实，所以得到不同的结论。

马平瑞：这个问题也可以从个人气质和个人经历去理解，韦伯一生遭遇困境，涂尔干一生比较顺遂。

李叶：如何认识这个社会，在韦伯那里有两种，一种方式理想型和抽象的概念来构建社会现实，价值中立的；第二种用价值参照来挑选现实的，从个人的价值体系中挑选出来的，体现了价值选择。所以科学之后，第一种占据了主导地位，人类丧失了价值，为了现实，陷入悲观。

杨珺中：与叶子对韦伯的看法有所不同，韦伯那里，研究者在选择研究对象的时候，是有价值取向的，然后在建构概念的过程中是价值无涉的，不是并列的，而是有一个递进的过程。

何好：建构理想类型的时候是价值无涉的，但实践本身是有价值取向的。布迪厄也有讨论了价值理性，在提到艺术，是一切远离人性的，更高阶层在欣赏艺术的时候是表现形式高于表现内容，更低阶层更注重内容，直观的感受。

胡朝阳：布迪厄和韦伯、齐美尔的形式和内容是不一样的，尤其是二者的“形式”概念是不一样的。

周晓蓉：韦伯和齐美尔有巨大的差异，韦伯讲的是牢笼困境，齐美尔是文化悲剧，牢笼意味着理性的两面性，现代社会的高效运转，同时对人的压制；齐美尔更多以人的个性化为主导的，外在客观世界为什么会导致对主体性的压制。

内容概要

一、理性与社会组织、社会行动

  我觉得，从社会主体的角度讲，韦伯所说的“理性”即人的行动、社会组织的活动具有可计算性和可控制性。

1.      理性的社会组织

理性的社会组织涉及实质理性和形式理性。前者倾向于在价值体系中选择达到目的的手段，主要存在于前资本主义阶段。后者强调以形式化的规范体系为参照计算目的-手段，在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占据主导地位。

就具体的组织形式来说，以资本主义企业、国家行政机关为核心的官僚制组织是形式理性的。首先，组织配套有程序化、形式化的制度规范等合理手段。其次，组织关注效率和达成目的的最佳手段，比如商品交易以货币为法定的支付手段，辅之以契约或合同作为保障。第三，组织的经营或管理是可计算的，它们有量化的资本核算（合理的薄记）。第四，组织强调可控性与可预测性，企业既控制生产等环节，又得规避经济行为的风险，政治机关垄断立法和暴力使用权。第五，组织具有非人格性，无论上级还是下级都得照章办事，日常行动需排除个人化的感情和习惯。其中，薄记手段是最具形式合理性的经济行动。

另一方面，宗教组织是实质理性的。严格的戒律清规、经过职业化训练的牧师是理性的担纲者、教徒的生活遵从宗教伦理，使得宗教组织是理性的。不过，理论上实质理性与形式理性相冲突，事实上两者在特定时期有亲和性。比如加尔文教强调有条理的生活方式、履行天职观、追求金钱与财富，这为资本主义企业注入文化力量，间接促进了形式理性的发展。但是，韦伯认为当形式理性的实践者（科层人员和资本家）日益支配社会时，实质理性会逐步消失，出现宗教危机。

2.      理性的社会行动

根据理性程度的高低，可将理性的社会行动划分成目的理性行动、价值理性行动，前者最具合理性。目的理性行动是人们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或预期而采取的行动。这类行动的核心是最有效地实现目的；行动前对实现目标的客观可能性、主观能动性进行周密地考量，比如利弊、得失。价值理性行动是人们为了追求伦理、宗教等某种价值而采取的行动，它并不关乎成功与否，纯粹由价值或信仰推动，比如受新教伦理驱使的行动。

韦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是在天职观（价值理性）的驱动下，通过新教徒的入世禁欲行动（目的或工具理性）才得以产生。因此，我打算将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行动结合起来，从担纲者的角度分析理性行动对资本主义的型塑。

此处我打算进行情境假设，举个例子。老王17世纪法国的一个小资本家，加尔文教教徒。他笃信救赎预定论，认为通过祈祷、勤奋工作等手段便可得以救赎。宗教行动方面，他在确信上帝存在后，选择祷告、反省和做礼拜，杜绝懒惰等有悖禁欲教规的行为。经济行动方面，他积极履行天职观，把工作当做天职来对待，其目的是为了荣耀上帝，而非满足私欲。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他对生产手段或经济机会进行评估选择，比如是否如何选聘会计帮他核算日常开支，并以薄记的形式记录下来。当千百个老王的社会行动，既是为了追求最大利润而进行计算或控制（目的理性行动）、又基于荣耀上帝或救赎（价值理性行动）时，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便理性地运行着。

下面的表格是我对理性、社会行动和社会组织之间对应关系的整理。

二、理性的非理性后果

1.        理性的双重结果

韦伯注意到，担纲者们为了履行天职观去追求财富，是荣耀上帝的见证，这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然而，当他们忘记初心，为了满足私欲去追求财富时，欺诈贪婪，投机取巧，纸醉金迷。财富这个“身外之物”逐渐异化为奴役人们的“铁的牢笼”。也就是说，理性的行动具有双重性，既能产生积极的结果，也会诱发非理性结果，即个人追求目的或价值可能导致预料之外的负面结局。

另一方面，理性的组织也有双重性。官僚制能提升办事效率；克服非理性要素干涉日常事务；使个人社会地位的获得排除了特权、非正当化手段的干扰。与强调理性行动的非理性结果相比，韦伯只用几句话轻描了理性组织的非理性后果，比如盛行形式主义、功利主义精神、过度追求效率而容易僵化，等等。

2.        科层组织的负功能

默顿认为韦伯只强调科层组织的成就：准确性、可靠性和高效率，忽视了科层组织内部的压力和紧张，且没有详细描述科层制的负功能，比如为什么会产生形式主义。我列举以下几个负功能：

①  当组织的社会条件变化，由于组织成员按专才任用人员，他们遇到规则未涉及的问题时可能束手无策，产生“训练出来的无能”。

②作为手段的规章制度转变成最终目的时（手段被目的化），会引发目标的本末倒置情况，从而出现：过分地强调纪律性，职员只照章办事，工作死板，很难跳出制度的束缚，思想僵化，最终形成“形式主义人格”。

③过于强调关系的非人格化，不利于职员之间的感情交流，还会造成与公众的矛盾或紧张，“政府职员应该是人民的公仆，但在现实生活中却高高在上”。

3.        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哈贝马斯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性进程，并非只是韦伯式的系统理性化它还包括生活世界的理性化。

在这个理性化进程中，系统和生活世界之间存在交换关系。经济领域，生活世界中的求职者向企业出卖劳动力，企业为其支付工资；企业为消费者生产生活用品，消费者掏钱购买这些产品。政治领域，公民向国家纳税，国家为其提供基础设施和安全保障；国家出台积极的政策或社会福利，公民认同并拥戴国家的执政，国家获得公民的忠诚与信任。权力机关颁布的法律制度为社会整合提供依据，并通过控制教育、报刊、大众传媒，操纵文化再生产。最终，经济领域和国家分别借助货币和权力手段，渗进了生活世界的象征性再生产。不仅人们的行为，教育、娱乐、家庭等事务都被货币和权力所制约，凡事凡时都向钱和权看齐，人们用货币对待商品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人和事，并渐渐地习惯于把环境、条件和他人当做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这些系统的理性化对生活世界的侵袭所产生的非理性后果，即“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劳动,货币        纳税,认同            法律与制度


企业              个人              国家机关            社会整合

  工资,产品        保障,政策             

文化再生产：知识,理论,书籍,传媒

三、非理性与理性

  韦伯所说的“非理性”，一方面指人们的行动由个人感情、情绪，习惯或惯例所决定，另一方面是说组织的支配结构受制于传统规范、神圣性、独断专权、个人魅力。福柯的“非理性”指的是人的行为缺乏或没有理智，违背上帝的意志而自甘堕落，比如疯狂、愚蠢、懒惰、犯罪等。

1.      非理性如何成为可能

  我觉得，非理性由话语和权力共同构建而成，它们背后的宗教伦理、政治、科学和法律使其成为可能。建构者主要包括牧师、行政官员、知识分子、法官和

其他普通人，此处被建构的对象特指疯癫者。下面以古典时代为例。

话语方面：①宗教领域始终把疯癫定位成非理性，牧师将其视为道德沦丧者，

罪恶之人。②政治和公共话语领域，疯癫有时被归类为非理性，有时又被认为是正常的。17至18世纪中期，行政官员与城镇居民认为疯癫者是社会的蛀虫，导致了失业、贫困等社会问题，疯癫者是非理性的人。18世纪末，官员与市民又认为以往的大多数疯癫者是正常人，应该被解放和援助，比如乞丐、贫困者，少数疯癫者仍被当做非理性人。③医学领域，精神病学区分了狂躁和忧郁、歇斯底里和疑病症等疯癫诸相，并将它们归入非理性领域。

此时，社会将改造疯癫者的权力交由医院等规训机构。前期，医院并不治疗而是治理疯癫者。身体方面，它运用强制劳动、传授技艺、鞭笞惩罚等手段，把疯癫者规训成具有劳动能力的社会人；精神或灵魂方面，试图通过道德教育重塑符合宗教禁欲的道德人。后来，大多数疯癫者被解放，剩余的疯癫者被转移至精神病院，交由医生治疗。治疗主要是精神上的规训，比如医生把疯人视为未成年人，通过建立模拟家庭，使疯子认为医生具有权威，把他们当做“父亲”或“法官”，便以进行道德教育或改造。总之，权力将非理性人规训成理性人。

话语建构        权力规训

某人          非理性            理性

2.      非理性与理性的关系

在福柯描述的疯癫史中，非理性与理性之间的关系在不同时期有较大差异。文艺复兴时期，一方面理性排斥非理性。市政当局用愚人船将疯癫者驱逐出境，牧师不让疯子接近教堂，正常人嘲讽、驱赶和殴打疯子。另一方面，理性又接纳非理性，两者之间可以对话。政府允许疯子流浪街头，疯子有机会与正常人交流，诗人赞扬疯子。古典时代，理性压制、统治着非理性，两者处于对立关系。街头巷道的疯子销声匿迹，他们被关押在禁闭所，由理性人进行规训，他们既失去了流浪的自由，与正常人交谈的机会也被剥夺。18世纪末，大部分非理性重获自由，剩余的非理性开始被治疗。19世纪初，精神疾病学将疯癫界定为精神疾病，这使得疯癫从非理性范畴中得以解脱，不再关乎理性与否。可见，两者既是相对区分，又是完全对立，被归类为非理性的东西也可以从两者的关系中跳出来。

韦伯所说的理性与非理性，是基于理想类型的二元划分。比如目的理性行动和传统行动在逻辑上互斥对立，没有交集；然而现实情境中，某类实际行动可能混杂着这两种倾向，彼此和谐共处，没有纠葛与冲突，比如小王的例子可以说明。既然是二元划分，那么是否可以从连续统的角度，将其置于两端，考虑两者之间的中间状态呢？或者说，非理性是否会演化成理性，理性突变为非理性？

如果从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圈中跳出来，进行反观，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相对性：非理性可能是理性的，理性可能是非理性的。文艺复兴时期，有些疯子的言谈举止透露着正常人丢失或不具备的理性特质。当理性人沉浸在尔虞我诈、蝇营狗苟中时，看似疯癫的疯人好像具有智慧，保持着纯真质朴，头脑清晰，愚人不愚。也就是说，非理性的疯人是理性的，他们比理性人更接近理性。并且，正常人总是站在所谓理性的角度，嘲讽疯子的傻，疯子的癫。如果换位思考，从疯子的角度想，说不定他们会认为正常人才是疯子，你笑我傻，我笑你看不穿，不懂我。疯子属于另一个世界，那里或许才是遥远的天国。



讨论

甜甜：是不是可以对非理性的合理性进行一个探讨，关于单向度的人的主体性的回归的讨论，理性和非理性是相对的，比如霍桑实验，就是非理性的理性回归，利用非正式关系，工作的小圈子，反而增加了工作的效率。

璐璐：非理性和理性的标准是什么

黄彩川：非理性并不是福柯界定的概念，而是话语塑造出来的诸如疯癫、懒惰成为非理性，觉得小马哥文章里直接说福柯将“非理性”界定为这些是不对的。

敏娜：福柯通过识别这一套权力建构的话语，建构所谓的理性，相对理性的就是非理性，批判对理性的建构和认知，正常与不正常的区分，在个人觉得是理性的，在外界标准却是非理性的。

周晓蓉：非理性实质还是权力与话语体系的建构，有上帝时，理性是什么，上帝不在了，理性又是什么。在精神病院，非理性的话语权在哪里，疯癫人被禁闭起来，单向度的。福柯那里非理性是由话语建构

胡朝阳：我提出一个新的概念“不理性”，将福柯所说的疯子等归入这个范畴，而非理性是相对韦伯所说的理性对立的情感、情绪等心理活动，以此将理性与非理性在同一个框架统合起来。引入“理解”这个概念，不理性是不可以理解的，理性和非理性是可以理解的。

黄彩川：不理性，是不为谁所理解

特约评论员胡朝阳：

理性与理性化的后果
一、理性
作为现代性的重要因素之一，理性是几乎所有社会学家都会涉及到的论题，那么，它到底是什么？

这里讨论的理性仅仅指的是社会学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个概念，不涉及哲学领域。

毫无疑问当然要从韦伯讲起，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是韦伯给出的划分，但为了概念的延续性，我打算把韦伯概念中的价值理性和实质理性暂且放到一边，因为在其他社会学家那里理性更多的与目的理性和形式理性相关联。

韦伯的理性概念被分为两个层次，行动理性（个人理性）与组织理性（社会理性），在我看来这是很好的划分，我打算沿着这一划分来进行论述。

从组织层面来讲，例行化、程序化、形式化，这是理性的内涵，韦伯的形式理性和官僚制，马克思笔下的工业生产，涂尔干的有机团结，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大概可以归入这一范畴；而从个人行动层面来讲，计算性、控制性则是其内涵，韦伯的目的理性、帕累托的逻辑行为，齐美尔论述的货币，布劳笔下的交换，以及经济学中的个人理性可以归入其中。

社会层面的理性意味着什么？一个组织基于对组织整体各方面的掌控，制定出一套程序规则，而组织中的行动者则照此行动；个人理性却看起来完全相反，个人基于对自己能力和环境的把握，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做出最有利的选择。

同样属于理性的范畴，从个人层面扩展到社会层面，很矛盾地产生了矛盾（这里的讨论当然和博弈论无关）？个人层面的理性其实更多的是一种理想型，个人很难能够完全掌握自身和环境并做出最佳选择，而组织则不一样，在组织内部，组织完全能够基于组织运行的内在逻辑，做出远远高于个人的理性化的制度和程序安排，尽管这有时候并不符合组织中个人的最优原则。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现代和当代的社会学家那里，为了调和或者否认这样一种矛盾， 有发展了其他形式的理性，比如布迪厄的实践理性，吉登斯的反思性监控和行动的理性化，甚至帕森斯的唯意志行动论也可以归入这一范畴，尽管它实际上更偏向于组织理性的层面。不过，这些理性实际上还强调第三种因素，即意义性，对应于韦伯原初的概念就是价值理性和情感因素，同样也在齐美尔、舒茨、加芬克尔、戈夫曼那里出现，暂且称这类因素为主体价值。
二、异化：理性化的一种后果
紧接着讨论理性化的后果，我这里不论及“正功能”的一面，只看“负功能”，不过我 并不倾向于使用非理性后果这个词，尽管我也涉及官僚制的弊端以及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这 两者都是组织层面的理性化后果，同样属于这一层面的还包括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涂尔干的 反常的分工、米尔斯笔下的底层白领的工作、马尔库塞单向度的社会。这些描述看起来都是 由于组织理性过度发展，抑制了个人理性，但实际上可能并不是这样，因为个人理性的过度 发展同样会引起一些不好的后果，最好的论述就是无风格化的货币以及由此带来的拜金主义， 这里涉及的其实是个人理性对于主体价值的压制，即使并不存在完全的个人理性。个人理性 建立在计算性和控制性的基础之上，实际上这已经非常接近目的论了，也就是说能够清楚地 预料到行动的结果，这其实和组织理性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后者也是追求确定的提前设计好 的目标。这样看来，前文指出的存在矛盾的个人理性和组织理性在某种意义上是同源的，也 就是说都追求一种确定的结果。这样，可以说，我所认为的理性，就是确定性。

再来看组织层面理性化的后果，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后果可以被视为压制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但从另一种意义上也可以认为组织代替个人做出了行动的选择，以达至确定性的结果，所以我个人并不倾向于认为是组织理性“抑制”了个人理性，而代之为组织理性“覆盖”了个人理性。无论如何，关键在于，不管是纯粹的个人理性还是组织理性，都没有涉及“主体价值”这一因素。这正是我把这些所有理性化的后果归到“异化”这一范畴的原因。

异化这个概念从黑格尔那里指的就是主体与客体的分离，在社会学领域中也保持了这一基本的含义并有所延伸。在马克思与齐美尔那里，指的是由于分工带来的劳动者与自己产品的分离，以及劳动和行动过程中完整产品或实践的拆分，所导致的个人情感和价值的湮灭。或者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工具和手段（尤其是无特殊价值的金钱）的追求，而对涉及主体价值的真正目标于不顾。我认为，以上论及的各种后果，或多或少都与之相关，也同样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的社会学家如布迪厄和吉登斯提出的实践理性和结构化理论，是个人行动理性、组织理性和主体价值的结合，成为对传统理性这一概念的超越（哈贝马斯可能是另一种思路）。
个人观点，欢迎交流。


丽婷：接着非理性、不理性和理性，谈一个自己的思考。从认识层面区分理性与非理性，也就是说以何种方式认识存在，理性是一种知性的方式，认识世界以逻辑性、实证性；而非理性，用情感的方式去认识。 在行动层面上区分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所以以认识和行动作为分类标准，就有四种类型，也就是1认识上的理性是行动上形式理性2认识上的理性是行动上的实质理性3认识上的非理性是行动上的形式理性4认识上的非理性是行动上的实质理性。另外也可以引入人类学的“他者”概念，区分“我者”理性与“他者”理性。

马平瑞：在小胡文章里的异化概念，我认为不能与非理性不能相等

胡朝阳：我文章里对黑格尔异化的一个扩展，手段对目的替代，客体对主体的压制，确实有不足

前言：理性究竟是谁的理性，组织的还是个人的？在前现代社会国家和个人是一体的，集体理性和个人理性是不分离的。本文是从认识层面上谈理性。

正文：

    理性在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历史中占有很重要的价值地位，古希腊时代，理性是人的德行能够达成的最高境界；文艺复兴时期，理性作为指导思想，统合了道德、伦理等价值领域，为推翻封建统治发展资本主义提供思想指导；现代以来，理性是否具有与宗教一样统一知识和信仰的能力这个问题被反复争论，可以说，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的批判就是一部理性批判的历史。


理性的滥觞

    有关理性的思考起源于将人从万物中独立出来，作为评判万物的尺度。在柏拉图的论述中，他将存在的世界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存在的直接可以通过感官感受到的世界，另一部分则是诸如美、正义和善之类的世界，这个真理的世界是客观存在的，却不能通过感官直接获得，而需要通过推理归纳，借由理性来获得。在柏拉图看来，理性是人心灵的最高状态，也是使人通往事物本质的途径。理想的城邦（国家）需要由最具理性的哲学家进行统治，才能避免愚昧无知，实现至善。在这里，理性是一种从可见世界到可知世界的推理能力，可见世界包含的是想象与信念，可知世界则是理智与理性，理性是人能够达到的最高状态。

启蒙运动：主体理性的运用

    经过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启蒙运动高举理性主义的旗帜，要求推翻封建的宗教统治，与早期的古希腊哲学家一致，他们要求从人的理性出发，来确立道德、宗教、伦理，理性是一切思想和行为的基础。在启蒙运动发生之前，宗教作为统合的力量控制着国家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思想。早期的启蒙思想家如孟德斯鸠和伏尔泰，都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孟德斯鸠提出了三权分立的原则，而伏尔泰则进一步强调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启蒙运动为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封建统治奠定了思想基础。但需要注意的是，启蒙思想家在宗教上持的态度是信仰自由，而非彻底消灭宗教在形而上领域的价值意义。而对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的反思，在卢梭那里就已经初见端倪，若人人皆可为自己事务的裁判官，则社会依旧维持自然的混乱状态，理性本身并不可靠，由此他主张通过建立社会契约的方式，个体将自己的审判权让渡出来组成社会共同体，来避免理性的滥用。在现代化之前，理性都泛指工具理性，是可计算的认知，价值理性及后续有关理性的区分，都是现代化的产物。
现代性的反思：人是万物的尺度吗？对主体性理性的批判

    现代是在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之后的历史中诞生的崭新时代，现代本身不只是历史的继替，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崭新的时代意识：是前行面向未来的时间概念，是对过去的断裂与克服。现代性本身要求一种自我确证，“现代不能或不愿再从其它时代样本那里借用发展的趋势和准则，而必须自力更生，自己为自己制定规范”。也就是说，对现代性的研究，不再只是历史问题，而是哲学问题，一个时代如何创造一套理解自己的哲学话语

    哈贝马斯将黑格尔看作是研究现代问题的第一人。黑格尔明确指出，现代性所依据的是“主体性原则”，这包括了以“自由”和“反思”为核心的个人主义、批判的权利、行动自由以及用哲学把握自我意识的概念。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是贯彻主体性原则的重要历史事件。而在哲学上，主体性原则则突出地体现在康德通过“先验反思”而高扬理性的批判哲学。这种批判将文化价值领域分裂为科学、道德和艺术等不同领域，并以先验反思为“最高审判官”。

    要实现现代性的自我确证，就要思考一个问题，“主体性和自我意识能否产生出这样的标准，它既是从现代世界中抽取出来，又同时引导人们去认识现代世界，既它同样也适用于批判自身内部发生了分裂的时代。”在过去，宗教作为统一的力量整合了知识与信仰，而现在，主体性原则虽然生成了自由的主体和反思意识，却瓦解了总价的统一力量，将知识与信仰对立起来，造成了生活系统的分裂。这就是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的片面性：由于失去了传统力量的约束，这种主体性导致了分裂和异化。

    于是，寻找到宗教之外的新的整合力量就成了现代哲学的要务。有关现代性的论述是有其固有的理性传统的。在古典理论家那里，韦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条特有的理性道路，其特点表现在以资本主义企业为核心的经济系统与以官僚主义为核心的政治系统的分离，同时也就有了有关于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讨论。而在涂尔干和米德看来，理性化的生活世界的特点在于对传统的反思，在行为规范的推广，在交往行为的解放，“最终形成一套以抽象自我认同为目标的个体社会化模式”。

    随着现代化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现代化理论逐步成型，它主要的两个特点是：其一，将现代性从欧洲的起源中分离出来，成为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发展模式，就时空而言这种模式是中性的。此外，它阻隔了现代性与西方理性主义的历史语境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就不能再将现代化过程看作是理性化过程和理性结构的历史客观化。也就是说，现代社会不再有终结。

    到了后现代，现代性与合理性之间不言而喻的联系被进一步打破。保守派沿着韦伯的思想，认为作为理性批判本身的理性消失，而通过理性建立起来的系统仍旧运行，现代性的铁笼不可避免；而无政府主义则否认理性与主体性间的关系，认为理性是工具性支配的意志。

    让我们再回到黑格尔那里。早期的黑格尔曾经试图用“爱和生命”观念中表现出的“主体间性”的一体化力量，来反抗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权威，以主体间的交往中介来取代主客体之间的反思关系。但到后期，黑格尔转向了创立启蒙辩证法，以“绝对精神”来重建哲学的一体化。但黑格尔只能在主体哲学的范围内批判主体性，若理性的反思能力运用于自身，理性就取代了命运，并且知道每件事的本质意义早已被预定。（分裂的力量只是为了绝对者便于证明自己是一种一体化的力量，就再也没有“错误”的实证性了，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自我关系是将自身作为客体的主体关系，现代人被自我意识所带来的理性所奴役，黑格尔试图通过绝对来解决主体性内部的分类问题，但正如一切知识都是相对的这句话本身就暗含自我否定，故而主体内部的辩证法无法超越自身）

    哈贝马斯认为，在黑格尔之后，有三条主要的现代性批判的脉络：黑格尔左派，黑格尔右派和尼采。尼采的思想有两个分支：一支是从海德格尔到德里达，另一支是从巴塔耶到福柯。但哈贝马斯认为，他们都是针对“以主体性原则为基础的理性”的批判，“这种理性只是揭示和破坏了一切压迫、剥削、异化和屈尊的表面形式，目的是要在同一个地方建立起无懈可击的合理性统治。”在这个过程中，主体获得了绝对地位。“笼罩在实证理性身上的阴暗的铁屋不见了，变成了一座闪闪发光的透明宫殿。”所有现代性批判者的目标都是“打破这个闪光的外观”但选择的策略不同。

    左派以实践和革命作为策略，抛弃了黑格尔哲学中“以绝对精神的自我中介来反对自我意识的绝对化”这一唯心主义论述，用“劳动”取代“自我意识”，将反思概念转化为生产概念。马克思虽然避免了将理性置于认知主体中进行思考，但事实上是将理性安置在行动主体的“目的合理性”中，“实践哲学依然是主体哲学的变种”，依然无法实现理性一体化的解放实践。

    右派则认为将平等原则运用于民主意识的努力必然走向失败（自由与平等本身就是冲突的），由此，他们将希望寄托于绝对国家，由强大的国家再生产能力，来认识和掌握公共意见中最紧迫的东西。经卡尔施密特发展成为极权理论。

    黑格尔试图以“理性作为宗教凝聚力的替代物而发生作用”来弥合现代生活伦理的总体性分裂，但这只是唯心主义息事宁人的做法。而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将理性看作本质力量的解放，还是新保守主义通过回忆对现代性的痛苦分裂做补偿，都不能在启蒙辩证法的框架里造就一种恢复社会的一体化力量。
后现代的批判：理性是被包装的权力意志

    哈贝马斯将尼采视作是打开后现代大门的人，尼采彻底拒绝了启蒙辩证法，而是通过对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做内在批判，来打破现代性自身的理性外壳。简要来说，尼采通过“酒神精神”，使主体性上升为一种彻底的自我忘却。由于理性消灭了上帝和宗教，个人的价值就是现世的存在，是生命力的扩张和作为实体欲望的直接满足，这种扩张就是“权力意志”，是支配和奴役它物的力量。但由于尼采将审美作为基本的经验尺度，而审美本身是通向酒神意志的途径，也就无法保留“审美判断的合法化尺度”，无法作为与客观认识和道德认识息息相通的理性环节。尼采忽略了权力意志的社会性，由此间权力意志陷入自我关涉的尴尬处境。

    对尼采思想的继承有两条，海德格尔和德里达试图从哲学内部揭示形而上学的思想根源，在这里先按下不表，我们着重来看对他权力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如果说尼采打开了后现代的大门，那么巴塔耶和福柯就迈过了后现代的门槛。巴塔耶通过关联分析，揭露出“理性的他者”如何被一个可计算、可操控和可利用的世界所驱逐和排斥。但巴塔耶还是不能克服总体化的、自我关涉的悖论。

    福柯进一步通过谱系学的方式对理性进行批判。一方面，谱系学通过对权力技术展开经验分析，考察人文社会科学的效果；但另一方面，谱系学又具有先验作用，关注的是权力关系如何能使知识成为可能。但这二者之间是存在紧张关系，权力依赖于主体判断的真实性，权力依赖于真理，而福柯倒转了这种权力关系，将真理依附于权力，那么权力就变成了无主体的权力。任何一种反权力都是在权力范围里活动，一旦取胜就会变成新的权力，导致新的反权力。谱系学本身无法打破这个循环。
理性的重建：交往理性

    哈贝马斯考察了以主体性为中心的理性批判，由于它们都无法克服自身的局限，于是哈贝马斯回到黑格尔面临的路口，从交往理性的视角来重新考虑启蒙辩证法。对话和交往通过主体与主体间的互动，打破了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从而能过实现对西方现代化哲学话语的重建。

    选取哈贝马斯对现代性哲学话语的重构这条线进行梳理，核心想表达的是这样一个观点，哈贝马斯试图重建的，是整个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在宗教作为形而上学的统合力量消失之后，能够重新构建一套哲学话语系统，在价值层面实现新的整合，以抵御现代化带来的分裂和异化。从哈贝马斯的视角进行梳理，现代化本身就是将理性作为统合力量，并不断对理性进行批判和重新建构的历史，从理性与现代化的统一关系的破裂这一视角出发，哈贝马斯为我们提供的，是一种新的看待历史的视角。

讨论

楠楠：从哈贝马斯视角对于理性的一个历史长时段的反思，理性的含义随着时间线的发展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最开始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没有分离，到后来的分离，黑格尔时期的理性与古希腊时期的理性的一个变化。在理性和现代性之间，对理性的批判是建立在启蒙思想的基础上，主体理性的普遍性扩张，在哲学上确立了理性的统治地位；但是当理性是唯一的确定标准，理性成为绝对理性之后，也就丧失了它的批判性；然后开始了对于理性的解构，后现代；哈贝马斯对理性的重建。提出两个问题1.理性为什么会背离初衷，走向工具理性；2.理性内涵的变化过程

敏娜：对于第一个问题，启蒙理性确立了人本主义的概念，普遍理性的社会规范替代宗教理性，而这个规范不接受批判，变成了新的神话；绝对理性与理性之间的矛盾

陈璐：对于理性内涵的变化，古希腊理性具有认识和价值上的双重内涵，但现代社会在认识和价值这两个内涵的分离

小马哥：福柯的国家理性，偏向于治理；韦伯那里的官僚制的制度设计。理性也可以联系到制度设计这个更宏观的层面来理解。

于洁阳：福柯那里理性的一个变迁过程：文艺复兴之前，宗教理性临驾驭个人理性之上；文艺复兴之后，人本主义产生，个人理性获得解放；理性被绝对化，背离了初衷，尼采等反理性的出现，对民主的不信任和批判。

陈璐：理性经历了古希腊长期的讨论之后，对理性的信服，但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背离了初衷，民主并没有带来理想王国，存在对民主的操纵等对自由的操纵等现象，所以为什么这种理性在实践中有背离。

敏娜：古希腊对至善的讨论之后，从个人和社会的，启蒙运动之后的两条线路；西方的宗教本位，中国的家庭本位（补充

珺中：西方市民社会的传统，个人是隶属于团体；理论的建构是服务于制度的，理论是不同的利益群体搏斗的一个结果，政治学不讨论至善至美。所以对璐璐提出的为何在实践中层面上出现问题会有质疑。

敏娜：最开始的讨论在唯心的层面上，对至善至美的一个畅想，在政治科学发展之后，才转向经验层面或者唯物层面谈论制度设计

楠楠：哲学是社会科学的母体，理性变成一种工具理性，璐璐那里是在从理论追溯理论。

陈璐：对国家的理想设计和对国家的实践层面存在偏差，但是我刚刚的不是在这种意味上的表述。

晓蓉：民主和自由，被操纵之后的民主还是民主，被操纵之后的自由还是自由吗？在韦伯那里理性是有消极后果和积极后果的，理性是具有两面性的，并没有说理性全然是好的。

陈瑞燕：理性带来了自由吗，理性代替宗教、民主代替专制迎来了最好的的社会吗？

陈璐：可以区分理论和实践层面。社会分工出现了正常和反常的发展

熊怡：应然和实然的关系，理性应该是什么样子，实际是什么样子的？

珺中：我觉得不能把想象中好的东西保留，把坏的东西去除，这是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评。

黄彩川：理性作为认识西方社会学的视角，哈贝马斯最后却回到黑格尔的路口，用爱与生命来论述建构新的理性，这是让我觉得有些讶异的地方。

敏娜：在轴心时代的书中，作者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成为现代人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