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国门洞开，经济发展水平逐年上升，然而这种经济发展优先的策略在带来国家物质积累和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政府以自我殖民和剥夺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权利为手段调控全国利益资源配置，结果贫富悬殊，全国区域经济发展极端不协调，社会失衡断裂；政治转型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步伐渐进过度，产权不清导致权力与资本相结合，腐败贪污四起，社会资源被少数人独占而广大人民群众却得不到分享；在全球金融海啸面前难以明哲保身，失业问题背后连锁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竞相凸显；社会价值观多元得混乱，以致公序良俗节节败退，整个社会过分地世俗化，以行为的效果和效用来选择和评价行为的新功利主义大行其道，人们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而到了不顾道德理论、无视法律规章的地步。
这就是我们当下所生活的社会状况。如涂尔干所言，社会事实将它的一切强加给了我们这些生活于其中的个体，它的存在有一种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自在性。社会的整体运转状况无时无刻不在向我们个体的生活经验进行一种投射：资源分配不均所导致的社会失衡和断裂，通过周围人群平时吃穿用行的异质性而表达出来；金融危机使大企业纷纷裁员减薪，大学生就业问题严峻，直接关系到我们两年之后何去何从；生产商缺乏社会责任道德意识而导致食品安全问题频发，再加上工业和科技发展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我们的健康和生命都间接或直接地受到了无可逃脱的威胁。
准此，市场经济的自由给了社会中的个体以惶惑不安、孤独、恐惧、焦虑和怀疑，这就是一个快速发展、带有更多不确定因素的社会带给个体的深层情感。
在一个除魅的、意义缺失的社会中，由工具性主导的人际关系网所连接的被机器和金钱异化的个人组成的群体集体无意识地陷入浮躁且快节奏的程式化生活模式。但当社会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商业化社会的喧嚣在满足群体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又愈益促使城市人滋长出一种反城市化反工业化的心理诉求，萌发了对传统社会的节奏、文化和美感的回归。这种对现实社会商业化的心理逆反，促使了市政建设对城市人文历史内涵的开发和对自然景观的保护。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其中的反作用效果，其中隐含着一种由个体内在力促成的群体心理场抵抗和驱使社会商业化外力服从的过程。
这里所说的群体心理场的形成可以归因为涂尔干所谓同质性群体产生的机械团结，是自发聚合而成的，决非群体心理学中的个体屈从迎合的意义。所以，群体心理场是一种共鸣，如果除掉由个体组成社会整体的过程中突生的种种群体特质，探求这种群体心理场的个人本源，我们会发现这种向自然和文化传统回归的社会心态，其实是个体内心美感的社会表达。
我个人是认同康德先验论的，虽然它指向了神秘不可知的终极实在。涂尔干认为范畴的起源是社会，照他的逻辑程式，美感的起源也是社会，那么，如果社会是如本文开头的那般状态，在这种社会中成长的个人当会在喧嚣的商业氛围中形成一种属于商业的喧嚣美学才是，准此，美的相对性被夸大，人的主观能力被放大，而人作为高级生物体的共同生命感被消解，人类精神生命的基始被颠覆，那么，如何解释前文所述的那种对内心美感回归的群体心理场呢？
作为一种形而上的价值认定，我相信人类本性中一种向往“至善”（或称“道”）的绝对价值取向，这种“善”（或“道”）可以被人类赋予不同的称谓，比如“上帝”、“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仁义”等等，称谓的不同恰好也反映出世界不同文化背景下终极价值取向的同一性，而人类现实社会也在这种终极价值理想的引领下，不断地自我调整以适应人性美感的高级情感需求，因为精神的愉悦即内心的平安与喜乐终究是人类社会追求的最终落脚点。
这种价值认定需要我们一定要用综合逻辑去思考我们的存在，而不是那套分析演绎逻辑。个体独立性导源于个体灵魂的自卑性和孤独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理性是有限的，我们的道德律又在我们服从必然因果律的同时给了我们自由意志，而对美的追求和渴望，便是沟通自然和自由在情感感受力上的一种统合。
这种统合需要回归人性的本初，是对自己灵魂深处的内观返照。这是人性生命上的必须，除非人性被完全物化和扭曲了。这是一种毫无功利性的“善”的在场，是非实用主义的，是在一种静观的态度中被动地得到的。这种“善”在西方被人格化为上帝的在场，在东方被上升为一种称为“仁”的最高价值理想，它们都可以说是给作为个体的人一种信仰层面的整体掌控的安全感、神圣感和美感，从而使人在静默和沉静中获得内在的充实，在庄严肃穆中得到灵魂的澄清和生命的“第二次出生”。
总之，人的本心是逃避喧嚣和浮躁的，只有在空灵的状态下，内心的美感才能自然生发。“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自然与心灵在此契合，即自成一种安宁心境和情感氛围，海德格尔所倡导的“诗意的栖居”大概就是指的这种状态。所以，与重金属和强节奏的商业音乐相对立的飘渺空灵的灵乐文化和新世纪音乐被追求内心宁静美感的人群所喜爱，当年在五四运动中被科学和理性驱逐的修身养性的国学在中国复兴，诗词曲赋、琴棋书画这些“乐感文化”的传统符号重新走进大众，作为一种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也作为一种在中国文化语境下寻求内心美感的合适表达。
人的内心世界是稳定的，不像外部世界瞬息万变不可掌控。如果成为了外部世界的奴隶，整全自我缺失的后果就是成为韦伯所谓“无灵魂的专家，无心的（物质）享乐人”，一旦这种生活形成了惯性，人们将永无终日地疲于奔命，为了迎合外部世界而迎合外部世界。如果人们把这种生命状态当成了所谓的“诗意”，不对物质利益符号顶礼膜拜便觉内心不安，这种扭曲的灵魂状态与吸毒上瘾所致的迷狂状态无异，这不能不说是对生命的可怕糟践。
不过这的确只是一种极端状态，更多的状态是自我的部分缺失。社会力相对于个人内在力来说总是处于强势地位，若内心的精神不够强大，没有充沛的心理能量，则很容易被社会的噪音所干扰，不能保持内在的和谐和美感的个人成了社会的应声虫，缺少主见和定力，屈从于外力的生命也不是我们内心所向往和追求的。
那么，如何平衡内在力与外在社会力之间的关系呢？弗洛姆提出了两种方法：一是“爱”，二是“工作”。虽然很多人不能理解他的提议，但我觉得这两种方法是较有价值的。“爱”意味着对他人的自发的肯定，是以自我保留为基础，而使自己与他人合为一体。而“工作”则强调一种能动性的联结状态，这种状态使个体从被动屈从的地位转为积极主动。积极的自由在于总体的、完整的人格的自发活动，即是自我的自由活动。这种灵命的发展是由内而外自觉性驱策的，
我们应当去正视生命固有的软弱，而不是去回避。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软弱就将全部的人格都让渡给权威，独立的人格是要具备的。然而，生命的健康成长仅仅靠脆弱的生命本身是不够的，就像一个孤儿，完全独立生活是会夭折的。生命的成长需要食粮，这就需要外界给予扶持和顺应生命个性的引领（而不是完全不要引导），权威的作用不是压抑个体的发展，而是启发、帮助个体拥有独立的生命，所以感恩之心也是人性的一个主题。社会组织和宗教思想基本不再是专制的“虐待狂”，而是个人生命发展的助推器。
因此，独立的人格成为了平衡的关键点。坚定而挺立的人格如何形成？这更是一个心性的锻炼培养过程，明心见性之“明”即是一个内心修炼的过程。东方哲学综合逻辑所讲究的“悟”的过程即是一个拂尘的过程。因此，国学经典一是以修身为本，远离浮躁，从中国智慧和形象思维中得到一个大写的“人”字将有助于我们建构一个执中守正的人格。在这个自主性人格的架构之下，是一个得到涤荡澄清的内心。
由本心则自然生发美感，这种强大的美感甚至具有一种向外渗透性。于是，外物不能以主动的姿态搅扰我们的内心，以内心的美感为支撑，我们向外渗透的美感促使我们怀有一种社会责任感，这时我们便能凭着充沛而坚实的内在力在社会外力中披荆斩棘，使现实世界向理想无限趋近，这便是个体生命平安喜乐向社会“大我”的提升过程。
（这是我的“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结业论文，请多多指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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