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读书论坛2023级研究生第十期
2024.6.25
第十期论坛① 社会学谱系中的权力
主讲人：赵珂
主持人：刘娜
评议人：鲍姣姣
参与者：张腾腾、田茂金、梁淑怡、王岚、刘娜、鲍姣姣、丁蓓蕾、赵珂、单影、鲁自玲、杜楠楠
刘娜：
欢迎大家参加知行读书会第十期论坛，下面由第一位主讲人赵珂进行她的论坛主讲！
赵珂：
社会学谱系中的权力
对权力的分析一直是社会学界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但是各自都有不同的侧重点，因此，这篇总结就是探讨从古典到现代，不同的社会学家都从哪些角度对权力问题进行理论探索。
一、马克思：权力与阶级观
马克思认为的权力是社会关系特别是阶级关系的一种表现，认为是一方支配另一方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从财产角度则表现为资产阶级占有无产阶级的剩余劳动，而从政治角度，则表现为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占据着国家权力。
（一）权力与财产所有权的占有
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的产生、发展与消失与生产力的发展之间自然存在着密切的相互关系。阶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只有当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因而出现了少量剩余劳动产品之后，阶级关系才会也必然会产生。
马克思指出，作为商品生产发展的最高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是以获取包含在商品当中、且以货币形态表现出来的剩余价值为最终目的的。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由于剩余劳动是以货币价值这种一般等价物的形式存在，这就使得资本家对它的追求是无限制的。这种对剩余价值永无止境的追逐，决定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马克思指出，资本家之所以能够通过生产和交换过程得到一定的剩余价值，则是因为他在市场上买到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商品——劳动力。与一般的商品不同，这种特殊商品的使用价值就是能够创造出新的价值，并且能够创造出比自己的价值要更多的价值。资本家正是因为买到了劳动力这样一种特殊的商品，并将其投入到生产过程中去，使之与其他生产资料相结合，生产出具有比所花费的劳动力价值审多价值量的商品，从而获得了一定量的剩余价值。因此，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不断追求，只有通过不断地购买和使用劳动力来进行生产，才能够不断地创造出新的剩余价值。
资本家通过生产和交换过程所能够获取的剩余价值的数量，主要取决于他所雇佣即剥削的工人的人数和他对工人剥削的程度。由于在特定的时间内资本数量的有限性，决定了资本家在一定时间内所能够雇佣的工人人数也必然是有限的。因此，资本家总是尽量设法通过提高对工人剥削的程度即提高剩余价值率来增加剩金价值量。马克思将资本家用来提高对工人剥削程度的方法主要概括为两种，即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提高，会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过程，使得机器大工业的诞生，然后会导致一系列的社会后果，其中之一就是社会日益向两极分化以及工人阶级的普遍贫困化趋势，随着趋势加深，工人阶级必将反抗起来，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最终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二）政治权力
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关系，任何一类阶级性生产关系都会要求有一定的政治、法律与思想上层建筑来为它服务。在生产过程中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必然要把自己的统治上升到政治、法律和思想的高度，通过对政治、法律和思想上层建筑的控制来维护自己在生产过程中的统治。因此，在阶级社会中，国家和法律都必然是实行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一直是一种维护秩序、即维护现存社会制度从而也就是维护占有者阶级对生产者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的权力。此外，占统治地位的个人除了必须以国家的形式组织自己的力量外，他们还必须给予他们自己的由这些特定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以国家意志即法律的一般表现形式。同样，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只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
二、韦伯：权力与统治
韦伯认为的权力是指处于社会关系中的行动者排除抗拒其意志的可能性，而不论这种可能性的基础是什么，韦伯把其中一种特定的权力施用关系即“具有特内容的命令得到特定人群服从的可能性”称为统治。就权力和统治来说，它们都表现为现实互动过程中一方支配一方的关系，但前者突出的是互动关系中的单向性和从上到下的强制性，而后者则着重表现互动过程中的一种“机会”的重合，即作为统治一方的统治心理与作为服从一方的服从心理的一种会合。在这种命令和服从的关系里，由自愿服从和信仰体系就构成了统治系统或称权威系统，在社会生活中它表现为某个或一些具有发布命令权力的人和一些有责任服从的人所组成的组织，在权威系统中，信仰体系，它决定什么是合法或非法，因而也就决定了权威系统的根本性质。合法性是促使一些人服丛某种命令的动机，而不论这些命令是由统治者个人签发的，抑或是通过契约、产生的抽象法律条文、规章或命令形式出现的。任何群体服从命令的可能性，按照韦伯的看法，主要是依据他们对哪个统治系统的合法性是否相信。那么就可以从对统治形式对合法性的主张是否正当的标准切入他对统治类型的分析。韦伯把行动真正受到支配的可能性称为这个秩序的“正当性”。任何一个既定秩序的合法性，都要以两种正当性之中的一种为保证：一种是纯粹主观的正当性，另一种正当性表现为对特定外在效果即一种关心状态的期望，上述几种正当性信念的支配而引发的社会行动，韦伯把它们分为四个类型：即情感型的行动、传统型的行动、价值合理型的行动和目的合理型的行动。韦伯认为，在社会历史中，行动者正是按照上述四类正当性的信念将基个特定的社会秩序看作具有合法性的。在命令一服从的统治系统中，他又将上述四类正当性表述为合法性的三个基础，其中伦理与审美价值和宗教价值的正当性、法律的正当性被归并为合法性的理性基础，而情感的正当性被视为合选性的“卡里斯玛”基础，传统的正当性亦即合法性的传统基础。这就是韦伯所说的在人类社会历史中发生过的合法性统治形式的三个基础。按照三个合法性基础建立起三种不同的通知类型，即法理型统治、传统型统治和卡里斯马型统治。
三、吉登斯：权力与支配结构中的行动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认为社会互动包括三个要素：意义，规范和权力。行动相应地同时具有沟通、规范、转化三种特性。首先，在互动过程中，行动者彼此交流着意义，通过各自利用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相互理解的意义框架，实现沟通的目的。其次，行动者的日常互动无不体现出权力的作用，并以各种机构为中介来保证获取某种特定的后果，在结构层面上体现为支配机制；最后，以规范为媒介，行动者在互动中彼此施加一定的约束，而这些规范在结构层面上体现为具有道德意涵的强制性规则，从而通过合法化的过程成为合法性的象征。
吉登斯认为权力是在支配结构之中生成的行动的普遍性质，在社会系统中存在的权力反映出行动者之间自主与依赖的辩证关系，所有的权力都是双向分布的。在既有的权力关系中，权力的弱势力无论居于多么不利的地位，都可以借助某种操纵资源的方式，对权力强势方实施一定程度上的控制。反过来，权力的强势方无论多么强大，只要仍然停留在权力关系之中，就会在某个方面受制于权力的弱势方。
日常互动的进行、权力关系的构成还体现出对资源和规则的利用。吉登斯认为，规则不仅仅只是规定人们应该如何去适当地行事，它们更是实践的生产与再生产的条件与中介。至于资源，结构化理论区分出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配置性资源指的是在权力实施过程中所使用的物质资源，包括自然环境以及各种人工制成品，其源泉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支配；而权威性资源则是指在权力实施过程中的非物质性资源，其源泉是一些人相对于另一些人的支配地位。资源的分配涉及到权力的运行，有可能会导致社会不平等。
四、布迪厄：权力-看不见的、沉默的暴力
布迪厄对权力的论述相对来说比较丰富，在论述的过程中不断的是与场域和资本相联系，认为现实中的权力是一种看不见的、沉默的、合法化的权力。
（一）权力与语言
在布迪厄看来，语言关系总是符号权力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言说者及其各自所属的各种集团之间的力量关系以一种变相的方式体现出来。最简单的语言交流也涉及到被授予特定社会权威的言说者与在不同程度上认可这一权威的听众之间的历史性权力关系网。语言分析中经常谈到的“编码一解码”过程实际上是以一种权威一信念关系为基础的。只有当贵族的权威有效地发挥作用，他一句委婉的话才会产生相应的效果。所以，每一次语言表达都应视为一次权力行为。例“如果一个老派的英国贵族只要对仆人说句你不觉得天有点冷吗？仆人就会去关上窗户。”
在他看来，语言过程中的技能并非单纯的“能说”，还意味着有权利说，有权利通过语言来运用自己的权力，这都蕴涵着语言技能的分配并不均匀。在语言的市场中，每个人都具有不同的资本，因此其技能也互不相同。基于此布迪厄发展出符号权力。“符号权力”这一概念强调社会行动者是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甚至在他们受制于社会决定机制时，也可以通过型塑那些决定他们的社会机制，对这些机制的效力“尽”自己的一份力，而且，支配的效果几乎总是产生于各种决定因素和将人们构成社会行动者的那些感知范畴之间的“吻合”关系。因此，社会行动者恰恰并不把那些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暴力领会为一种暴力，从而予以认可，任何权力关系都是在“合谋”的情况下完成的。性别支配比其他任何例子都更好地显示出，符号暴力是通过一种既是认可，又是误识的行为完成的。
（二）权力场域
场域本身就是一个争夺的空间，场域中各种位置的占据者利用种种策略来保证或改善他们在场域中的位置，不断在场域中展开斗争。场域中斗争的焦点在于谁能够强加一种对自身所拥有的资本最为有利的等级化原则。于是，布迪厄从场域和资本的概念中发展出权力场域的概念，他认为，权力场域是受到不同形式的权力，即不同资本形式之间的关系状态结构性决定的一个力量场域，也是拥有不同权力的个人之间权力斗争的一个场域，还是各种行动者、制度彼此相对，运用策略来维持或改变这些权力关系的游戏空间。权力场域中的核心问题就是各种不同权力之间的争斗，其焦点是各种不同资本之间的兑换率，因此也就是究竟何为支配的主导性原则的问题。
五、福柯：控制身体的两种权力技术
在福柯的权力分析中，现代社会的权力技术对身体的控制密不可分，主要有两种：一种就是控制身体，这种人体的解剖政治，就是纪律权力的基本特点。但同时还逐渐形成了另一种旨在控制身体的权力技术，这种技术针对的是作为物种的身体，关注生殖、死亡、健康水平和预期寿命，对影响这些状况的各种变量进行一系列的干预和控制，这种权力技术就是人口的生命政治。
（一）权力与纪律
在《规训与惩罚》这本书中，福柯指出监狱这种“强制性的，肉体性的，隔离的，隐秘的惩罚权力模式”取代了君主制下面的那种“表象的，场景性的，意味深长的，公共的集体模式”，在此过程中，纪律这种权力技术逐渐占据了关键性的地位。公开行刑的制度是一种“残暴”的制度，相比来说，纪律这种权力形式就要“柔和”得多。因为，对于新的惩罚体系来说，法律不仅要判断犯罪，还要触及罪犯的“灵魂”。但这种对人的“灵魂”塑造不仅依靠各种话语的力量，更依赖一套管理个人日常生活中的细枝末节的权力技术，纪律正是这样的微观权力技术。纪律权力这种微观控制的过程中，运用了一些特有的策略不仅需要空间的的严格监视和管理，也包含对时间细致入微的控制，在空间上，纪律权力的这些策略在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苦心设计的圆形监狱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圆形监狱”作为纪律社会的一个象征，创造了新的权力关系，它独立于运用权力的个人，它是一部由复杂的零件构成的机器，在这部机器中，重要的是中央塔楼窗口的这个位置，而不是由谁来充当看守，这正是现代社会权力关系的特点；在时间上，福柯曾经以法国巴黎一家羁押少年犯的机构巨细无遗的时间表为例，说明了纪律的这一特点。这种纪律权力主要不是依靠赤棵棵的暴力，而是更多地依赖人们自己对自己的管理，依赖某种“个体化”的社会控制技术。
（二）权力与话语
福柯力图通过分析西方社会对性的问题的态度来回答这个问题。福柯指出，在西方，人们一直认为性的历史就是压抑日益严重的历史。但实际情况与这种压抑假说恰恰相反，有关性的话语一直在稳步增长。各种形式与目的互不相同的话语不断增殖。制度鼓动人们去谈论性的问题，越多越好。正是这种对话语的鼓动，标志着一种新的权力技术的形成。
福柯发现，这种对话语的鼓动始于基督教中的忏悔实践。在基督教的忏悔实践中，人们被要求详尽地讲述与性有关的方方面面，任何一点细微的迹象，都必须讲清楚。正是忏悔这种将一切欲望转化为话语的压力，将性又成一种可以讲述的东西。而这正是新的权力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新的权力技术，借助话语与权力的联系，将自我技术与人口管理联系在一起。人口的核心就是性，私人的性问题就变成了国家的公共问题，促进了性科学的反展。而且忏悔还促进了自我技术的发展，之所以人们对性的问题喋喋不休，就是因为人们相信在性中蕴涵了人的隐秘本质，通过对性的仟悔，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真正自我”，而正是由于人们对自我的这种关注、这种将自我转化为一种认识对象的知识意志和真理义务，从忏悔开始的主体化过程才成为不断滋生的性话语的一个内在动力。这样，自我这种制度就和围绕国家展开的权力关系联系在一起。
刘娜：
赵珂对权力进行了不同学家的对比分析，内容非常完善与精彩，下面由鲍姣姣同学进行评议！
评议：
鲍姣姣：
卡斯特提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我们正处在一个“网络社会”中。与吉登斯的关于民族国家的分析相似，卡斯特也提出在全球化背景下，网络社会的崛起对国家权力和社会组织带来冲击，不断瓦解传统社会的权力关系（国家为中心，基于地理空间的控制），自由和即时的信息传播，权力更加分散和多元，形成新型的权力，即传播权力。国家不再能够以原有的方式垄断信息，现在，大量的权力实际上已经转向媒介系统。媒介基于信息、知识和技术的控制，通过掌握和传播信息来行使权力。媒体是人们获得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我们生活在由媒体为我们塑造的环境里。人的认知和行为直接受这种环境的影响，并对客观现实环境作出反应。卡斯特提出传播可以形成社会共识和集体认同，与强制和压迫相比，认同和共识才是当代社会权力的主要来源，建构权力来源必须通过建构传播网络来获取。
自由讨论：
丁蓓蕾：
福柯和布迪厄都谈到了权力与话语，这里我想补充一下吉登斯关于权力与话语的一些讨论。虽然吉登斯没有写关于话语这一概念，但是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与《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他提到了两个概念，其中一个是反思性行动“流”，这是他在结构化理论中提到的，反思性行动“流”强调人的行动具有意图性和目的性，而话语与语言是人们表达意图和目的、传递信息和社会交往的工具，这也说明了行动与语言都是具有相同作用，同时也暗示了这种反思性行动“流”在权力运作中的重要作用。另一个就是反思性监控，它是指对自身权力行为的留意、记录和计算估量，这种留意、记录过程中必然会设计言语的表达。
杜楠楠：
我对福柯的权力—知识进行一个补充。福柯认为现代社会权力的运作与知识的积累之间有密切的关系，真理和权力不是敌对，真理体制恰恰是权力运作的一个前提条件和重要产物。为什么说不同的社会官方的言说都不同，官方宣扬什么，什么就被能够被得到宣扬，能够被得到执行，就是因为真理的背后是权力的体现。比如说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官方宣扬集体主义理念，以此来维护当时的经济模式。而在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官方言说开始更多地强调市场经济和法治。所以一方面政治体制为权力运作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对知识进行一定的管理；另一方面真理建立了某种自明性，使人们接受权力运作的状态，将这种状态看作是理所当然。很多知识分子就是在帮着解释权力，帮着权力来去打造一套真理，真理经过权力的施行，就会不断地被巩固，真理最后就会被大众所接受。
赵珂：
在总结马克思时，我有一点不是很理解，马克思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两者是一种发生学的关系，前者先发生变化，从而引发后者再发生变化。”但是，联系西方和中国的一些思想运动，比如启蒙运动和五四运动，似乎是一种社会思想，上层建筑先产生，然后才去影响变革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需要，进而去推翻现有统治，该怎么理解？
王岚：
我认为这个问题是不成立的。我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影响人的社会关系，人类在这样一种社会关系中展开社会活动，并且在这样的社会活动中展开物质生产和生活活动，那么在这样一种社会活动中，就会引发人类思想的发展和变化，并且在这种变化过程中，需求和生产关系不断变化。总之，物质方面（生产力）的变化总是先于精神方面（思想）的变化，是生产力的变革引发与之相匹配的思想革命，就像我们不会在奴隶时期考虑资本的流转问题，也不会在封建时代考虑人工智能的伦理性，人类的思考总是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
第十期论坛② 人生如“戏”
主讲人：张腾腾
主持人：刘娜
评议人：杜楠楠
参与者：张腾腾、田茂金、梁淑怡、王岚、刘娜、鲍姣姣、丁蓓蕾、赵珂、单影、鲁自玲、杜楠楠
参考书目：《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
刘娜：
下面由张腾腾师姐进行她的论坛主讲！
张腾腾：
人生如“戏”
“人生就像一场戏”，为什么将人生形容成一场戏呢？是因为人的一生如戏剧般跌宕起伏、有苦有乐，充满戏剧性吗？或者说每个人在度过他漫长一生时，都需要扮演着戏剧故事中某位主配角的角色？倘若每个人的人生真的都是丰富多彩的戏剧，那我们如何得以保证属于我们每个人的戏剧演绎的圆满、成功呢？“人生如戏，全靠演技”，戏剧演出得以成功的秘诀就在于演技，我们每个人都在日常生活中扮演了特定角色，同时又掌握了一定演技以支撑演出的完续。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必不可少与他人相遇、碰撞，在此过程中，自我与他人呈现一种双向的关系，两者间发生接触、纠缠与摩擦。与他人互动的过程也是呈现暴露自我的过程，这一自我可能是真实的自我，也可能是表演出来的、有意呈现的自我。无论如何，他人都能从中获得信息，作为接下来行动的基础以保证互动的有效进行。对于在场的人来说，获得信息并不难，很多符号媒介都会传递这些信息，这些信息存在于互动的实践与场合之外，或隐匿与互动过程之内，然而信息呈现出目的性、策略性和社会性的特点，其有效性与准确性需要自我判断与辨别，在人生戏剧中演员呈现的形象通常扑朔迷离真假难辨。
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戈夫曼从技术、政治、结构、文化视角以外的戏剧化视角来理解我们日常生活互动行为，尤其从戏剧技巧和舞台控制的角度来探讨呈现在他人面前的活动问题。戈夫曼将互动定义为若干个体面对面在场时彼此行为的交互影响。“表演”定义为特定的参与者在特定的场合以任何方式影响其他参与者的所有活动。他以特定的个体和他的表演为参照点，称个体为表演者，而其他参与戏剧表演的人称为观众、观察者或者协助参与者。日常互动的情景就是戏剧中的情景定义，互动发生的场域就是戏剧舞台。舞台分为前台与后台。前台是表演者表演和与观众互动的区域，后台则是演员休息放松之地，在后台，人们可以卸下前台的面具，展现更真实的自我。前后台都掩藏着公众不言而喻、认同默许的规则与规定。一场完美的戏剧表演需要他人的配合才得以完整，所以剧班成员之间的相互配合至关重要，同时演员又要掌握特殊的表演技巧以应对特殊的演出情况保证演出顺利圆满。
在戈夫曼眼中，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大舞台，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舞台中的表演者，社会行动的发生场景就是舞台表演的情景定义，而行动进行就是表演。我们借着某个生活场景的情景和道具，在于剧班和其他成员的合作共谋之下，共同在观众面前表演一场真情或者假意的戏剧。为了更好的呈现自我，个体需要掌握一定的策略和技巧，了解目标受众的喜爱和期望，调整控制自己的情绪和态度。日常生活中的互动具有随意性，没有特定的剧本也没有经过彩排，但在互动中，行动者之间早已形成由法律法规、社会制度、团体规则等外在强制性规定先验地建构的默契。
行动的戏剧化有时伴随着自我保护的策略，即行为人可能在舞台情境中表演虚假的信息，这些信息是经过表演者思考筛选后表达出的个体意志，是个体能动理性化的体现，也是其道德意志的表达。这种表演化散发出来的信息具有较大的选择空间，是表演者能动选择呈现出来的，也需观众理性筛选进而吸收转化，行动的背后展现的是双方意识理性化的抉择与策略性而单非行动的机械化与表演化。人的意志需要工具和中介以展示表达，通过文字、话语、肢体、气味、表情等方式展现出来，戈夫曼所指的表演化的行动亦是其中之一。表演可能是个体意志与行为的不协调，在这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个体行为的伪装，通过表演的形式传递虚假的信息，从另一角度来理解，表演也可能是行动与意志协调后表达的美化，通过更加夸张的手法表演出来，无论从何理解，表演都具有以自我为行动中心的计划性与策略性。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发现戈夫曼戏剧理论视角的新颖，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生如戏”这句俗语，但我为之感到可惜的是戈夫曼过于夸大了行动者的表演性，而忽视了行为背后人的意志的道德性，忽视了人性的真诚与善良。而更为有趣的是，行动者的表演性也是其行为背后道德意志理性化的体现。
在社会互动中，互动的双方或者多方之间共属同一情景中，在沟通、行动时行为主体并非时刻处于平等的地位。即使在戈夫曼的这本书中也有所体现。表演者相对于观众而言掌握着前台表演与互动的节奏，同时又掌握着观众无法闯入的神秘化的后台区域。表演者需要对整个演出进行把控，其拥有比观众更多的信息，能够依据观众的反应调整表演。但是观众也并非时刻处于弱势的社会关系中，观众掌握着整个表演的评价权，是表演者们社会性评价的主要人，表演者受到观众的社会性评价约束与限制，获得社会象征性符号是表演者的目的。同时，一场完美的表演需要观众的配合。观众需要遵守舞台潜在规则与秩序，有时还扮演者救场的角色。由此可见，戏剧表演中观众与演员间并非时刻处于平衡的状态，他们之间也涉及社会权力的争夺。“人生如戏”的“戏”亦即权力游戏。
在社会的权力游戏中，难免涉及权力双方强与弱。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历史，规则是统治者建立的规则，权力是强大者拥有的权力，弱者往往处于被动从属地位，扮演从属阶级角色，另一方则是统治阶级。权力游戏有输有赢，统治阶级面临着更换和消亡威胁。如何消除威胁是统治阶级最为重要的关注点。统治阶级往往拥有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和精神力量，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只不过是物质统治关系的表现。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意识形态上对从属阶级加以控制以保证权力的可持续与再生产。霸权意识形态是统治者获得象征性支配最重要的手段，通过掌握社会教育、传媒机构，把控社会思想整体态势麻木控制从属阶级。
一个社会统治体系往往看起来不可避免，无法突破。倘若阶级定位亘古不变，那胜利的历史书写者与建立秩序的统治者为何会如黑夜皎月“阴晴圆缺”不断更替。从属阶级并非绝对地屈服于象征暴力。在布迪厄书中可觉象征性暴力可怕之处，它悄无声息被动的将顺从与屈服植入意识且被接受者永远无法觉察到自己深陷逻辑陷阱。然从属阶级具有弱者的反抗武器，他们具有统治阶级不具备的洞察力，即洞察统治阶级表现的自私自利图景。在社会的权力游戏中，从属阶级善于表演，即对压迫者产生出某种表面的顺从与认同，仅接受统治阶级的道德权威，通过这种戏剧化的表演获得生存的策略。他们通过自主性的社会存在进行表演伪装，保持相当的主体性建构出不被统治阶级沾染和控制的生活和文化，其中最为重要的且具个性性意义的既是宗教仪式。宗教中往往具有相当程度的对地位的颠覆，对顺从常规化的破坏以及对现存的社会秩序的亵渎，宗教赋予人们以推翻社会制度的想象力，而这种想象力镶嵌于现存的社会制度之中，这是从属阶级的洞察力和赋予自身自主性空间的结果，使得从属阶级从权力弱势地位逆风翻盘为权力强者存在可能性。
统治者想要在权力游戏的博弈中持续获胜，不仅要从意识形态上加以控制以获得象征性的支配地位，更要懂得博弈对方的心理所求。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将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转化为普遍的社会利益才是意识形态霸权最有效的工具。通过这一利益的社会化过程，以一些无关痛痒的利益牺牲与克制换取权力游戏的获胜无论经过如何相当的计算都是不亏的。
人活于世间，要表演也不得不表演。人生如戏，充满戏剧化和未知，我们当以充满戏剧性的心态看待生活的不幸与挫折，存于世不过如跌宕起伏、变幻莫测的戏剧演绎各种情节。人生如戏，又充满许多无奈和压迫，我们也应当习得戏剧的表演性技巧，不盲目与莽撞，拾起弱者的武器讲究策略与理性地进行自我保护。人生如嬉如戏，应当即柔即刚。
刘娜：
张腾腾师姐将戏剧与人生相联系，内容丰富又深入生活实际，下面由杜楠楠同学进行评议！
评议：
杜楠楠：
我对师姐的论述进行评议。
师姐主要是向我们介绍了戈夫曼的拟剧论，大致向我们论述了社会互动的表演戏剧性，互动中对于社会权力的争夺这两个点。
我听了师姐的论述后，发现戈夫曼的拟剧论跟角色扮演理论很有些类似。拟剧论是基于戏剧表演的隐喻，将社会互动视为一场戏剧表演；角色扮演理论认为个体在社会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并根据角色要求调整行为。这两个理论探讨的都是个体在社会互动中的角色建构与行为表现，都采用了一种表演的比喻来分析社会互动，都认为人在社会中就像演员在舞台上根据情境的不同扮演不同的角色，通过言语、行为甚至情感的表达来呈现一种预期的社会形象。
此外，我认为拟剧论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也有一定的类似。戈夫曼的拟剧论将社会比作一个舞台，人们在其中扮演角色，通过“前台”和“后台”的转换来维护社会形象并引导他人的反应。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虽然更侧重于理性沟通和共识的达成，但也承认在交往过程中，个体通过语言表达自我，这也是一种展现自我、影响他人的表演行为。
不过二者的区别也很大。
戈夫曼认为社会互动具有明显的表演性，个体根据社会规范和观众期望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哈贝马斯则认为，社会互动应该是真诚的，个体应该表达真实的想法和感受。戈夫曼认为个体在互动中会使用各种策略比如伪装和欺骗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哈贝马斯则强调理性在互动中的重要性，个体应该通过理性对话来解决冲突并达成共识。
自由讨论：
单影：
师姐在前面说在社会的权力游戏中会涉及权力双方强与弱，权力是强大者拥有的权力，弱者处于被动从属地位，这里的强与弱让我联想到普通人与精英的权力悬殊，米尔斯在《权力精英》中说，精英占据了可以高高在上蔑视的位置，他们的决策会影响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世界精英主宰了现代社会的主要等级制度和组织结构，而与精英相对的普通人的权力却被其所存在的日常生活世界所限制住了，甚至在家庭工作和邻里空间内，他们被既不能理解又无法驾驭的力量所驱使，普通人相对于精英来说好好像并没有拥有什么权力。
张腾腾：
我认为相对于精英群体，普通大众还是存在一定的权力的。当然，普通的大众的权力是通过一种沉默、消极，一种表面的顺从、内心的不认同体现出来的，这也是一种表演性的自我保护策略。如果普通大众通过公开的形式来对支配者表达不满与反对，那么自身处于劣势地位的自己就一定会被统治阶级打压，会伤害到自身。而以沉默、消极的这种方式可以将伤害降低到很小，同时又表达出自己的不满，这是对自身拥有权力的表达，是弱者的武器。
梁淑怡：
我觉得弱者是会反抗的只是他们反抗的方式往往会伤害自己，有种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感觉，这里有一个关于女性生育的例子。之前女性生育时孕妇没有自己签字的资格，后来因为一个孕妇由于婆婆和老公认为剖腹产会应该宝宝健康，所以在孕妇极其疼痛的情况下仍然拒绝孕妇剖腹产，孕妇甚至向丈夫下跪哀求也没有得到允许，最后孕妇在疼痛难忍后选择了跳楼自杀，经过此事后，妇女拥有了签字权，但是她也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梁淑怡：
我有一个问题，师姐刚才提到人们为了表演好自己的角色往往会用一些表演技巧，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为了过好自己的人生，表演好自己的角色，除了师姐提到的理性的思考，我们还会用到什么表演技巧呢？
张腾腾：
在书中戈夫曼提到的是演员在戏剧中的得以保持戏剧完整的技巧，这是一些演员技巧，并没向我们提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个人应当明确运用何种生活技巧。我个人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当运用理性的策略性技巧维护自身，同时，在与他人接触过程中，我们在表演的同时也应当做到真诚，起码我们应当秉持一颗善良勇敢的心面对生活与他人。
田茂金：
权力是一种分散在社会各处，来源于社会各处，一个抽象的、动态的、网络状的东西。比如我在家庭中，是一个儿子的角色，我在学校中我是一个学生的角色，我生病了，我去看医生。在各种角色的交流中，蕴含的权力关系是各不相同的，并且存在复杂的交叉现象。所以说权力就是无形的动态的、网络状的、非中心化的、无处不在的。
权力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权力怎么样不动声色地、彻底地支配和改造我们，在现代社会就表现为：层级监视、规范化评价等。
所谓层级监视就是福柯最有名的环形监狱，在被囚禁者身上造成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的可见状态，从而确保权力自动地发挥作用，监视实际上是断断续续的，但是具有持续的效果。一种虚构的关系自动地产生了一种真实的征服。最终囚犯在权力关系中自己扮演着监视者与被监视着两个角色，那双权力的眼睛铭刻在了自己身上，它成为了征服自己的本源。另外，监视者也会被监视。把监狱对全社会开放，任何人可以随时进入监狱，来评判监狱的运作情况，所有人随时随地的可以监视所有人，既完美又阴险。
彰显权力的另外一种手段就是规范化的评价。标准化地去评价一切东西，把一切东西都分成三六九等。上学的时候可以被简单粗暴的分成好学生、差生，工作了会有职称的差别，餐厅、医院都可以被分为几级几等。这种规范化的评价无处不在。社会像有一把尺子，把所有人都清晰地度量出来，衡量什么是有价值，什么是不正常。
这个系统看上去太完美了，这个系统难道就没有漏洞吗？其实看起来是有一个漏洞的——就是性。因为性这个东西是一种人类最原始、最自然的本能，是一个看上去没有办法被规训的东西。因为性处在一个社会管理的中心点。一方面性直接影响着人们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更重要最重要的是，性直接影响着社会人口，而人口又是社会管理中最重要的问题。
性压抑确实有，可是伴随着性压抑还出现了一种性话语的爆炸，他说权力一边压抑性，而另一边又在煽动人们谈论性。而有了话语，权力就不再缺席，权力就能实施干预和操控了。所以说性只要进入到了权力的话语范畴中，那就是被权力所操控和控制的。
如果说在古代时期，权力是通过一种外在的暴力的方式呈现，权力通过肉体的惩罚得到了彰显，后来权力只是不再以一种狰狞的面目出现，但它依然存在于社会当中，它只是潜藏到了我们的思维、知识和话语当中，它以一种更加隐蔽和彻底的方式依然在不动声色地改造着人们的思想和身体。
赵珂：
为什么会说性是权力规训的一个漏洞呢，到了现代，性已经不是监视的漏洞了。性，一开始是比较私密的话题，但是基督教却鼓励人们对于性进行话语表达，对性进行忏悔，在这种过程中，从一种私密的性（涉及夫妻之间的），已经变成公开性的了，因为性话题涉及到人口的繁衍生育，人口对于国家管理来说十分重要，国家权力会想尽办法的涉入，而这种涉入方法就是一种就是通过话语方式，不断的去鼓励人们对性进行言语，言说的事无巨细；另一种就是通过设立学科，比如性科学的产生，包括一些出生率、死亡率等，让人们去了解性和生育，由此，性便于与国家公共管理权力联系在一起，也能够被操作和控制。
刘娜：
本期论坛到此顺利结束，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与发言，希望我们能够坚持读更多的书籍，有更多的机会与大家讨论分享！谢谢！
知行读书论坛2023级研究生第九期
2024.5.23
第九期论坛① 列斐伏尔 《空间的生产》
主讲人：鲍姣姣
主持人：梁淑怡
评议人：鲁自玲
参与者：张腾腾、田茂金、梁淑怡、王岚、刘娜、鲍姣姣、丁蓓蕾、赵珂、单影、鲁自玲、杜楠楠
参考书目：《空间的生产》
梁淑怡：
欢迎大家参加2023级第九期知行读书论坛，本次论坛由两位主讲人阅读部分书籍之后围绕空间主题进行相关分享，首先先由鲍姣姣同学主讲！
鲍姣姣：
列斐伏尔 《空间的生产》
一、空间是什么、生产是什么、空间的生产又是什么？
空间是什么：列斐伏尔在书中的开头梳理了各学界关于空间的不同概念，（几何学概念中空的区域、哲学层面上主观精神的事物）然后才展开自己对于空间概念的理解，即：空间是社会的产物。（批判了将空间仅仅视为容器和场所的传统观点：空间并不是由物的集合或数据的累积所构成，也不由像塞满东西的袋子那样的包装物所构成。）列斐伏尔使用几个推论来论证“空间是社会的产物”这个论题。例如，物质性自然的空间正在消失。即作为社会过程起源的自然正在遭受人类的破坏性入侵，各种社会体系的生产力把自然作为构筑他们特有的各种空间的原材料，因此，自然空间在不久的将来将在我们的视野中消失；每一个社会都生产出一个他自身的空间。每一个社会都具有自己的生产方式以及各种生产关系。古代和现代城市分别有其自身的空间实践，构筑适宜的空间。而东西方也由于生产关系的不同，有着迥然不同的社会空间。
生产是什么：列斐伏尔主要从马恩对“生产”的论述中来解释此概念。“生产”有双重含义，广义上的“生产”是指我们人类作为社会存在物，生活、意识、世界（无论是具象世界还是抽象世界）都是生产出来的，生产对人类来说无所不包。狭义的“生产”，一般指谁在生产、如何生产以及生产什么的问题，类似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概念了。列斐伏尔认为“生产”首先是由一系列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即被生产出来的物体）的活动所构成的，要涉及极为多样的产品内容和形式，甚至那些没有生产者和生产过程的形式（逻辑形式）也可以被纳入生产。
空间的生产又是什么：在明确何谓“生产”后，列斐伏尔进一步解释了“空间的生产”。他首先指出“空间容纳了各种被生产出来的物以及这些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即它们之间的共存性与同时性关系”，空间的形成是一系列运转过程的结果，不能将其归结为某个简单的物的秩次。列斐伏尔认为，对社会空间的生产性理解可以概括为五个要点：1、发挥着生产力的角色。2、作为单一特征的产品而出现。3、将自己展现为政治上的工具。4、巩固了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的再生产。5、社会空间相当于一整套制度方面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依照列斐伏尔的观点，社会空间不单纯是一个事物或一种产品，这种空间既是自然的，又是社会的，它不但容纳了生产出的具体事物，更包含了蕴藏其中的关系。
二、空间的三个层次（三元空间辩证法）
为了阐明空间生产的知识，列斐伏尔提出了三种空间概念：空间实践、空间表象和表象空间。空间实践是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遭遇和使用的物理空间。它是具体的、实际的、与生活经验直接相关的。空间实践主要涉及空间的物理和功能性质，它是我们日常实践中直接体验到的。这可以理解为我们走路、工作、生活和互动的实际空间，包括街道、建筑、家园等。空间表象是关于空间的思想、概念和规划，它往往是由技术人员、城市规划师、社会精英等人构想和定义的。这种空间包括地图、图纸、规划和其他代表物理空间的抽象表示。列斐伏尔认为，空间表象往往与权力和意识形态紧密相关，因为它决定了如何组织和使用实际空间，并对日常生活施加控制。表象空间是感知的空间和概念的空间的结合。它与个体的感知、情感、想象和记忆密切相关。这种空间是多维的，包含实体的物理元素和抽象的意识形态元素，以及与这些元素相关的个人和集体经验。通过这三种空间概念，列斐伏尔试图揭示空间不仅是一个物理或地理的实体，而是在社会、文化和政治过程中不断被生产、再生产和塑造的。他强调了空间的多维性和复杂性，并提醒我们要关注空间的社会和文化维度。
三、空间的历史（四个阶段）
如果说空间是被生产出来的，那这个生产就必然会有一个过程，即空间生产的历史。这是列斐伏尔分析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物的第四层含义。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转变具有着最重要的理论意义，因为这种转变来自于社会生产关系中的矛盾，而这种矛盾不能不在空间中留下它们的印迹，并且不可能不引起空间的革命。既然假定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有其独特的空间，所以，从一种方式转变为另外一种方式就必然要求有一种新的空间生产。
绝对空间：自然，主要是基于自然位置和自然属性而被人类发现和利用的自然空间。（自然属性和独特性中伴随着神秘性。神圣空间：城邦、暴君与神圣国王，古埃及及王朝）
历史空间：以政治国家为代表的历史空间，历史的力量摧毁自然性，它是政治力量所占据和塑造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空间的生产者、管理者、组织者归属于不同的阶层。
抽象空间：以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系为代表的抽象空间，抽象空间是被资本主义所支配的空间（矛盾空间：当代资本主义众多社会空间的矛盾性（质与量的矛盾、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当代全球化资本主义与地方性意义的对立））
差异化空间：与同质化空间相对立，是以现实生活体验和感受为基础的空间
讨论：列斐伏尔在书中提到“被生产出来的空间也充当了思想与行动的工具，空间除了是一种生产手段，也是一种控制手段，因此还是一种支配手段、一种权力方式。”结合福柯的思想，大家如何理解空间不仅仅是一个中性的容器，而且是权力和知识的工具和载体？
评议：
鲁自玲：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也频繁的空间这一概念。
不过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提空间经常是和时间放在一起论述的。由此引出，他在书中提到了一个重要的概念“脱域”。“脱域”是现代性动力产生的三种主要动力之一（其他两种主要是时间—空间的分离，和知识的反思性运用）所谓“脱域”就是指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举例子来说，以互联网为例，随着互联网的告诉发展，每个人都可以穿越空间获取另外信息，他们虽然生活在一个地域，但是他们的认知可能跟这片地域的人差异很大，却会跟远在天边的人的认知一致。这就是脱域。
脱域也分为两大机制，一是“象征标志”，二是“专家系统”，这两者都依赖于信任。象征标志主要指的是一种媒介，通过它能够相互交流，传递信息，且不受任何特定场景下处理这些信息的个人或团体的特殊品质的限制。书中主要拿货币符号进行举例论述。专家系统主要指的是由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所组成的体系。
那么脱域是如何产生的呢？
脱域是由时空分离所造成的“虚化”和“缺场”引起的，社会关系从有限的地方性场景中“剥离出来”，从而能跨越广阔的时间—空间距离去重新组织社会关系。
以上，是吉登斯关于“脱域”的一些观点，可以作为对于空间方面问题论述的一个补充。
自由讨论：
赵珂：
我有个问题，因为我最近在看布迪厄的书，听到鲍姣姣关于空间是什么的介绍，讲到空间是社会的产物，每一个社会都生产出一个他自身的空间，每一个社会都具有自己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然后我想到布迪厄对于场域的介绍，他讲到场域也有自己的特定的逻辑和规则，都讲到了关系、结构和权力，我感觉两者在一种抽象的意义上来说还是挺相似的，想大家讨论一下空间喝场域的联系与区别。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鲍姣姣分享的内容中讲到空间的三个层次，然后讲到表象空间，我看到有学者也翻译成表征空间，空间的三个层次该如何理解？
田茂金：
刚刚主讲人分享的第二点——空间的三个层次——空间实践、空间表象和表象空间，我听了之后有点疑惑，为什么说它们是三个层次而不是三个类型？
鲍姣姣：
空间实践对应的是感知的空间，空间表象对应的是构想的空间，而表象空间对应的是我们亲历的空间。列斐伏尔认为任何空间既是感知的空间，同时又是构想的空间和亲历的空间，不能只强调其中的一个维度。这三者的关系是平行的，地位是平等的。我们不能把这三者理解为谁产生谁，谁先谁后的关系。
田茂金：
联想到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他给场域的定义是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网络或构型。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在分化的社会里，社会活动空间，也就是场域，可以划分为很多不同种类的场域，同时，场域还会存在大小之分。所以，从场域这个角度来讲，根据场域理论来分析社会，就要考虑场域中存在的各种关系。场域中的行动者处在不同的位置之上，利用自身握有的资本和依靠自身惯习来进行社会活动。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各种表象的影响因素（比如文化、经济等）并不是直接作用于行动者本身，而是通过场域这个中介者来影响行动者的实践，因此，必须要分析某个场域与权力场域的相对位置；要搞清楚场域中行动者所处的位置、掌握的资本、以及此阶层行动者应该具有的惯习。
类比三元空间理论，布迪厄也把文化资本归纳为三种形式：第一种是具身化的文化资本，包括：我们从小到大的生活中，学校里学到的各种知识储存在我们的脑海中，内化为我们自己的人生经验等，对应表象空间；第二种是客体化的文化资本，比如说书籍、报刊等印刷品、影碟、唱片等数字文化产品，对应的是空间实践；第三种是制度化文化资本，考试通过之后获得的证书，毕业之后拿到的毕业证，这些文凭、职业资格证书等各类社会机构广泛认可的标志，都是制度化文化资本的具体体现，对应空间表象。
《词与物》、《知识考古学》中，福柯的基本一个哲学观点是：我们所有的行为都受到一个时代的主流话语的导向。简单来说，就是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文化基本代码，比如中国古代就秉持着三纲五常，这就是儒家定下来的文化代码。这样的文化代码自然就规范着这个文化内的人们的行为，控制了人们的话语、知觉、价值、实践、阶级等等。
福柯通过他对知识进行考古，大发现了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套不同于前面一阶段的知识型。从文艺复兴时期到古典时期，再到现代时期，这三个阶段就有三种知识性。
在文艺复兴时期，当时的知识型就认为人与万物是相似的关系，事物与事物之间根据相似性联系在了一起，这其实是一种非常简单的类比思想，比如看到菊花会想到葬礼。
到了古典时期，知识型发生了改变，这时的人们认为语言秩序应该为世界的事物赋予明确的特征。然后就出现了分类学，将每个事物都分配到其精确的位置。简单来说就是客观事物只能以符合我们认知形式的方式来被我们认识到，这样就确立了人的认识的可能性。
而19世纪以后，知识型又发生了转变，这时知识型的特征是以人作为研究的中心，这一时期发展出的学科都是以人为研究对象，心理学研究心理人，社会学以研究社会人为对象，知识成为了人的自我表象，所以到了现代，人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人成为了知识的王者，从而出现了人类中心主义
但是到了当代，19世纪这样的知识型又被发现为：人类的语言其实具有任意性，人类的行为具有无意识性，因此作为知识的主体、知识的对象的人就被解构了，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所使用的语言的背后，其实没有一个真实的存在，语言只是在具体使用场景（空间）中所具有的意义。
王岚：
我觉得无论是列斐伏尔、福柯还是吉登斯这些大家，他们的观点中多少有一点马克思关于空间的看法。我们这里讨论的空间，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空间，在这一空间中，人与人之间通过各种生产活动产生一定的生产关系，进而影响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在这个前提下才有后来讨论的一些观点。在这里要注意研究的视角，我们并不讨论那种几何物理空间或者精神空间。
刚刚师兄讲了福柯的一个基本观点：我们所有的行为都受到一个时代的主流话语的导向。其实在马克思的思想理论中，也认为人的行为是受环境影响的，那么我觉得这里的环境也就包括了时代的主流话语导向，或者说主流的话语导向是社会环境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
赵珂：
列斐伏尔提到的空间除了是一种生产手段，也是一种控制手段，因此还是一种支配手段、一种权力方式，我觉得也可以联系福柯的《临床医学的诞生》和《规训与惩罚》这两本书，其实福柯也提到类似的一句话是空间是权力运作的中心，即是规训的载体，也是规训的手段，我觉得两者还是很相似的。福柯他所研究的是特定位置关系中分析知识与权力的作用，这种位置和关系也相当于是一种空间，比如医院、学校和监狱，在医院中，通过医学知识讲病人身体进行构型，控制病人身体，比如病人通过去描述自己的症状，医生去判断病人患了什么病。在监狱这个空间中，福柯就是首先研究了惩罚的历史，从早期对与肉体的惩罚到现代的监狱，监狱的作用正是一种全景敞视主义，中心瞭望塔的结构，使现代社会的监控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第九期论坛② 流动性空间内的社会化形式
主讲人：田茂金
主持人：梁淑怡
评议人：杜楠楠
参与者：张腾腾、田茂金、梁淑怡、王岚、刘娜、鲍姣姣、丁蓓蕾、赵珂、单影、鲁自玲、杜楠楠
梁淑怡：
欢迎大家继续参加2023级第九期知行读书论坛，接下来由田茂金师兄主讲！
田茂金：
流动性空间内的社会化形式
在某种程度上，以前所有社会学问题的思考是回到静态的空间结构：边界、距离、确定的位置和临近性，这些可以是分析空间结构所要考虑的因素，它们在这个空间中被分离。这种被分离的情况对于人们由此地移动到彼地的可能性增加了影响。
人类通常以流动性来获得生存空间。流动有很多种形式，旅行、迁居、往返于生活与工作之中，这些都是在流动，以同样的方式，在狭义上地域的变化，即移民的相互影响，带来了无数特殊的结果。我们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考察:与空间上定居的人群相比，在流动人群中会出现什么样的社会化形式？
1.男性专制主义：就游牧民而言，游牧是父权制形成的重要空间。对狩猎为生的人群而言，哪里有维持生活的资源，他们就去哪里，因而他们相互分散到处漫游，男性由于生理上的优势，丈夫在狩猎中比妻子更有能力，从而对妻子拥有一种较大的权力。在现存的游牧部落中，放牧基本取代了狩猎，但放牧仍然是男性的主要工作。在游牧民中，从最基本的获取食物开始，扩展到其他最重要的事情，都具有男性化的倾向，男性专制主义就在此背景下得到发展。
2.专制主义：游牧民既是劫掠者又是被劫掠者，他们财产跟着流动，使得日常生活变得如此不安定、没有根基，以至于抵抗力变弱，把分散的人联合起来肯定不如将定居在自己故乡的人联合起来那么强大，但是有固定土地的农民，他们的财产的受危害性没有那么大，而专制的集权思想通常因为军事目的而产生，爱冒险的游牧民族的好斗本性与军事目的相通，所以游牧民族比有土地的农民更倾向于专制思想。但是，游牧民族一般缺乏严密的和周定的组织，这种组织是构成军事专制手段的一部分。每个复杂而包容性强的组织都是以劳动分工为前提的，而由于广泛的分散状态和单个游牧家庭的相互独户使得他们不大倾向于这种组织，可以说他们是相同且单调的元素的机械地组合在一起，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游牧民族的专制发展构成障碍。
3.团结与分离的矛盾：对于游牧民族而言，扩展空间的冲动与收缩空间的需求有时同时存在。一方面出于食物的需要，由于游牧空间内食物有限，所以牧民需要分散开来，以有更大的机会获得更多的食物；另一方面，由于太过分散，所以每个个体或者单个家庭的抵御风险的能力就会下降，所以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这时牧民也欲求团结。这构成一对矛盾。这种现象在现代商人中也表现明显，商人出于逐利，所以同类商人会彼此划分经营空间，最简单的，我们可以观察学校的食堂，同一个食堂的同一个楼层，大概率不会出现两家卖麻辣烫的。但是现在出现了资本因素，同类商人会锚定特定的经营空间，在这个空间内进行竞争。在另一类商人中，我们称为跑江湖的商人，他们到全国各地参加所谓的“庙会”，在他们巡回的过程中是抱作一团的，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共产主义色彩。
因为漫游本身会促使个性化和孤立，所以漫游的人有相互依赖的需要，它使人们趋于一种凝聚力，又保持各自的差异，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出门在外的人喜欢认老乡。
漫游过程中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有三个影响因素：与熟悉环境的分离；短暂印象与共同相遇；再一次紧迫而明确的处离意识。
身处异乡，在认老乡的过程中，会比对其他人更容易自我表露，自我表露的相关程度取决于我们与环境的关系，一般而言，在一个全新的环境里，一方面，老乡们表现出由于当前的无根状态而互相接近;另一方面，人们不知不觉变得不安。在此过程中，人们不再压制他们被激发起来的亲密或自我表白。
而在限定的空间内短暂的相处过程中，如果人们相遇几个小时就要永远分开，那么人们之间的相处模式是匿名化的，也就不会有什么责任感，所以在旅行过程中的相遇，会使部分人变得异常自信，侃侃而谈，大胆地自我表露，并且有时会出现恶化并失控的局面，在心理学上有个效应叫糟糕的环境引发恶劣的行为，当景区内干净整洁，人们会自觉寻找垃圾桶，当景区遍地狼藉的时候，即使垃圾桶近在眼前，也会称为一种摆设。而在长期的社会关系内，很多人出于各自顾虑，所奉承的是言多必失，沉默是金。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人宁愿跟陌生网友倾心，也不愿意跟最亲密的人表白。
在很大程度上，人类社会化的特点取决于其成员相互见面与交流是否频繁。通常，似乎是人们之问联系越是紧密，随着交通越来越便利定居者获益越大。因为这意味着：基本上定居的人能够在任何时候去任何地方，以至于他们在拥有定居所带来的好处外，还能得到流动带来的好处，而那些无家可归者、基本上流动的人在同样情况下无法获得定居的好处。
评议：
杜楠楠：
我对师兄的总结进行一个评议。
他主要探讨了社会化与空间流动性之间的关系：以前的社会学倾向于关注静态的空间结构，如边界、距离和确定的位置，而流动性则是人类获得生存空间的一种方式，包括旅行、迁居和往返于生活与工作之中。接着，他考察与空间上定居的人群相比，在流动人群中会出现什么样的社会化形式，主要以游牧民族为例。在游牧民族中，男性专制主义倾向之所以更为明显，是由于他们的流动性和财产的不稳定性所导致的。同时，游牧民族也面临着团结与分离的矛盾，因为他们既需要分散以获得更多食物，又需要团结以抵御风险。在现代商人中，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矛盾，他们既划分经营空间以逐利，又在某些情况下表现出团结和相互依赖。之后师兄分析了人们在漫游过程中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受到与熟悉环境的分离、短暂印象与共同相遇、以及紧迫而明确的处离意识的影响。总之，师兄将流动性和空间结构与人类社会化过程联系起来，揭示了流动性如何塑造不同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特征，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思考。
我对空间的内容进行一定的补充。齐美尔描述的空间社会学里，他提到空间从根本上讲只不过是心灵的一种活动，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空间的填充。这意味着空间是社会和文化的产物，也着重研究社会空间及文化空间，反映人们的观念、价值观和信仰。空间是分割为一些块块的，它们被视为一些统一体，被一些边界所围绕着，这些边界可以是大自然的边界，比如高山河流海洋荒野，也可以是政治的边界，比如土地产权。在政治边界中，空间通过对土地的划分，使当中的居民以及居民与局外人的关系具有各自的色彩，比如山区居民就会把思想与土地融为一体。空间使社会形态的内容得以固定化，空间的每一个部分都被局限在唯一性上，所以地产就适用于抵押担保。
自由讨论：
赵珂：
我感觉师兄提到比如说流动的人、老乡等社会形式，很像齐美尔所说的陌生人或者是异乡人的概念，齐美尔讲到的陌生人也是说脱离于任何既定的地域空间的漫游与固定在一点地域空间点上这两个界定的统一。齐美尔也谈到比如像边界和距离，他把价值与距离联系起来去论述货币，齐美尔认为事物的价值就存在于相对距离之中，太远和太近的东西都没有什么价值，货币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能够弥补这种距离，又造成了一定的异化。
梁淑怡:
我觉得师兄刚才提到的糟糕的环境引发恶劣的行为类似于破窗效应，破窗效应也是指当一个小的破坏不制止，会给其他人形成一种暗示认为这种破坏不会带来惩罚，因此会有更多的人继续这个破坏。
张腾腾：
主讲人提到游牧民族流动的空间形式会为父权制造空间，带来男性专制主义，男性具有较大的权力也包括对女性的控制的权力。随着现代社会的变迁，现代社会已经从一个稳定的乡土社会变成一个流动的社会，也是处于流动的空间形式，在这一条件下，女性随着从乡土到城市的流动过程中也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女性的权力是在增大的，男性在家庭中的主导话语其实是在缩小。
梁淑怡：
我有一个问题，之前在马克思的书中提到未来社会的发展中家庭将消失，请问这个怎么理解？
王岚：
我认为马克思的意思并不是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就不存在家庭这个概念了，只是说家庭换了一种形式或者是家庭的职能发生了改变。马主义认为，人类所有的社会行为都是为了保护财产或者说私有财产，那么家庭这种结合体也是为了这样一种目的存在。早在人类社会刚刚诞生的时候，还没有家庭这种形式存在，而是以氏族、部落代替管理财产（食物），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资料变得丰富起来，也就产生了家庭这样一种形式。那么我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物质极大丰富，私有财产消失，家庭保护私有财产这一功能将会消失，但会产生其他的功能是除家庭之外无法替代的。
关于女性的解放，我认为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这就要求需要把一部分家庭的职能转化为公共职能，把私人的家务劳动逐渐溶化在公共的事业中。
鲁自玲：
波伏娃在《第二性》一书中也提到了关于女性解放的问题，她对于女性参加工作，劳动获取解放表达了矛盾的看法，一方面她承认“只有工作才能保证女性的具体自由”。使女性和世界之间，不再需要男性中介，作为生产者，获得主体性。另一方面，她又以阶级压迫否定工作对女性的意义，参加工作劳动既没有使她们免除繁重的家务，也她们更受资产阶级压迫，使得女性甚至更愿意回到家庭中。
丁蓓蕾：
从列斐伏尔的观点来看，他认为空间是被生产出来的，既是社会关系的组成部分，也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空间不仅具有物质属性，还具有精神属性，那么在师兄演讲的流动性空间内的社会化形式中出现的团结和分离，我可以认为这种团结和分离是空间精神属性的体现吗？
田茂金：
生活中的各种组织、协会和团体等，成员都是基于基本的共识而聚集在一起。以宗教为例，只有当许多人共同持有某种信仰得时候，这种信仰才能发挥作用，但是个体很难长久地维持信仰，所以个体需要与他人联结，最好是联结成群，最普遍的联结方式就是聚会，要聚会就必然需要有物质性的场所，当然线上的网络聚会，我不能准确定义其是否是物质性的空间，但是要想通过网络聚会，也必须要倚靠一定的实体工具。
在聚会中让个体能够感受到他生活在其中并能够感受到集体的力量，集体的力量并不是完全外在于我们之外的，它也是与我们个体内在的意识融会贯通的，一个人信服他的神，他会觉得神与他同在，他就更加自信、更加意气昂扬地面对世界、面对生活、面对困难。这种力量的作用形式在集体生活中表现更加明显，所有的政治的、经济的或者宗教的团体都会定期举行聚会，在各种聚会活动种，成员的共同信仰被重新唤起并且得到了加强。所以回答你的问题，上述的团结和分离是基于空间的物质性的基础，以达到精神的融汇或离散的效果。
单影：
我有一个疑问，就是刚才师兄最后说相比于流动的人，定居的人他们可能会享受到更多的好处，但是现在全球化、城镇化这种都是涉及到人员的流动，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就是外出去工作，异地上学，都可以理解为空间里人员的流动，我感觉因为这个人员的空间流动反而是促进了比如说经济啊文化啊各方面的发展，它的好处也挺多的。
田茂金：
刚刚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和那些无家可归者，基本上完全流动的人相比的话，定居者在现代会获得更多的好处。因为他既有自己的根据地，然后出于现代基建设施的发达，交通非常便利，远在千里之外的目的地也可以朝发夕至，两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另外一个城市，人们不仅可以在自己的当地获得一些好处，还可以马上到另外一个地方，通过流动来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和获益。而无家可归的人、漂泊不定的人——这也是对比的限定条件——享受不到根据地的好处。
梁淑怡：
师兄所提及的有固定的住所，但也会在外漂泊的这类人我觉得很符合随迁老人的特征。因为随迁老人就是在农村拥有自己的固定住所，但是也会随子女居住在城市，他们往返于城乡之间，在城市中他们也会获得一些好处，比如得到好的医疗环境还有新的社交圈。
张腾腾：
随迁老人他不是属于无家可归者，他们不处于无根的状态，他们的根在农村，在流通的过程中他们从乡土社会走向了理性化的大都市，从表面来看他们生活条件提高了，享受的医疗卫生、休闲娱乐条件更好了，但是实际上对这种随迁老人来说是一种痛苦，这种流动侧面来说又让他们处于无根的状态。在这一流动下，他们没有享受到城市带来的好处，因为他们无法融入其中，他们也没有享受到在有根的条件下应当享受的便利与好处。
刘娜
在之前的一次进村访谈中，有谈及到老年人随儿女进城的问题，。在很多老年人的心中，他们其实是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村子的，一方面对于新环境的陌生，让他们感觉到一种漂泊感，另一方面，在我们看来，城市的环境，医疗以及各种设施都要好于农村，但是他们到城里之后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融入进去。其实这种现象不仅存在在老年人群中，青年外出工作的群体，也深有体会，一方面他们不得不到城市中生活，另一方面又对家乡故土的依恋与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的漂泊感。
梁淑怡：
最后，请问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其他见解，如果没有，那么我们本次的知行读书会论坛就圆满结束了！
[ 此贴被赵珂在2024-06-30 22:20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