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洁读书笔记（补之前忘记发的一些零散笔记2）

从移民社区中看中国人的“关系”——《跨越边界的社区》读书笔记

发达国家基于自身有限范围内的实践而创造出来的理论、概念成为被普遍接受的理念带来了世界话语体系的单一，尽管这些年来随着本土一些社会学者的不懈努力，生发于本土的一些社会学概念正在不断发展，但是这种从西方概念出发来思考自己，将别人的理念当做尺子，而自己成为被度量的对象的阴影依旧悬浮于头顶。从我们的日常行为本身出发，来看我们中国社会中的现象，这是项飙写《跨越边界的社区》这本书的第一个目的，也许是一条摆脱阴影的道路，“我在当今中国著名的流动人口聚居区——北京‘浙江村’这个‘奇怪’的社区蹲了将近6年的时间，我相信长时期的观察是了解事实细微机理的唯一可靠的办法”。本书以讲述“浙江村”的形成为核心议题，不从结构、角色、规则、权力等角度出发，而是基于描写在日常生活中的“关系”如何重叠而成为一个社区，提出“系”的概念和“关系丛”的看法，来勾画“浙江村的”型貌，表现流动人口聚居区中人们对关系的运用和意识。
一、中国人的“关系”视角
关系视角是本书中贯穿始终的研究视角。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是社会学讨论的重要议题，西方社会学家们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建立了他们的重要理论，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认为社会关系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社会条件有所不同带来了社会关系的不同，但是在形式上却有其共同性：统治、顺从、竞争、分工等等存在着社会关系的一般形式；符号互动论也是主张从人们互动着的个体日常环境中去研究人们群体生活中的社会互动关系，个体与他人的互动产生事物的象征意义，个体与他人的互动过程中对事物意义的理解会发生改变；戈夫曼的拟剧理论、科塞以及达伦多夫的社会冲突论、布劳的社会交换理论等等都对于人们交往互动过程中的社会关系进行了研究。而中国人在五十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不仅形成了丰富独特的实践方式，而且形成了自己关于人际关系的认知，是进一步研究和实践关系理论的优秀土壤。项飙在书中强调了在中国研究“关系”理论的两个问题：其一，中国人的“关系”并非是要将其特殊化，认为是中国独有，而忽略了中国社会中“关系”的一般特征；另一个相反的问题是把中国的“关系”嵌合进西方理论框架的解释之内，视之为特殊的“资本”、特殊的“网络”。对中国人“关系”的研究立足于本土的有限的实践，而横向对接的是西方社会学研究中同样有限的实践研究的理论结果，最终面向的是更加具有丰富和普遍性的概念体系。
在以往有关中国社会里的“关系”研究中，国外学者起先关注于社会主义行政体系中的“关系”问题，在实现国家对于社会的管理中，基层干部既需要发展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也需要发展与上层官员之间的 “关系”。在改革开放以后，学者将更多的目光投放到市民社会的形成中来，并发现与西方国家的发展途径不同，在中国，非正式的 “关系”模糊了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边界，林南认为传统的乡土关系、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行政模式和意识形态，在一定区域内被稳定整合在了一起。“关系—混合”模式已经成为当前中国问题研究的主要范式。“关系”作为研究中国问题中重要的一环，也引来国内学者的重视。翟学伟认为应当寻求本土的概念来建构中国人际关系的基本模式，这并非是否认西方一些理论的适用性，而是面对西方解释与中国实际中显而易见的隔膜和无力，有必要建立起自己的概念和模式。翟学伟认为中国人际关系的本土概念是：人缘、人情和人伦——人缘指命中注定的或前定的人际关系，人情指包含血缘关系和伦理思想而延伸的人际交换行为，人伦指人与人之间的规范和秩序，三位一体构成中国人际关系的特质，翟学伟认为这与西方的人际关系特质存在着本质差异。而本书作者项飙关注于移民社区中，“关系”如何重叠成为一个社区，并提出“系”的概念和“关系丛”的看法，希望从中国的事实中最朴素地挖掘出一些简单的东西，然后再拿这个理论去看非中国的社会，形成一般性的学术概念。

二、“浙江村”中的“关系丛”
1. “浙江村”的基本形貌——一户的视角
“浙江村”形成于80年代末，在90年代初逐步发展壮大，这是一个由大量外来移民组成的特殊的社区。本书第三章通过对“浙江村”里一户普通人家一天的生活，浸入式地集中去看社区的内部生活。周家的两拨人实际上是姐妹两个家组合为一户以及雇佣的工人（称为“老司”），主家部分连襟两名男性一起管进货和销售，大姐管饮食起居，小妹管生产和工人管理；雇工部分刚开始是5个雇工，1男4女，分别来自湖南、湖北和浙江。主家的女儿也跟着一起干雇工的活，有时也可以看成是中年人和青年人两个圈，在这种小型作坊式的加工销售单位里，主家和雇工之间熟悉以至亲密。一日的生活是清早两连襟把昨夜做的衣服抱到轻工市场去找代销卖，然后回家里吃早饭，这时候昨夜做工晚睡的人也起来吃早饭，之后两连襟继续去市场上卖衣服，其余在家中的人准备开始做衣服，两连襟摸到市场上的信息随时会从市场打电话来安排家中的工作，把“船小好调头”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晚饭是一天中最丰盛的，因为吃完饭需要做衣服到凌晨两点。这期间邻居与周家人的聊天使得邻里之间互相知晓情况与底细并交换一些信息，上门看货的中年男子是即将可能结成生意关系的人，和妹夫一个村的男青年受邀过来帮忙修理蒸汽熨斗，在另一家干活的湖南小姑娘来串门也会被招呼来吃饭等等对与“浙江村”内邻居亲友之间的关系的紧密，以及生意上的关系做了简单的基本呈现。
2. “浙江村”的生活史——整体的视角
本书的写法是基于时间安排、空间格局、基本的关系网络来进行的，亲友圈和生意圈之间在时间流逝，空间变化和基本关系网络的维系与重组中不断进行着“分离—重叠”的互动过程，可以看成是“浙江村”不断壮大，达成其内聚和开放统一的基本线索。
起初，流出地传统的亲友关系是人们关系发展的起点。在1986年以前，不管是在流动还是在经营中，人们主要按照亲友组织在一起。来到“浙江村”之前的“浙江村人”流动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师徒、修建社工友、供销员关系。师徒是中国农村由来已久的关系，各种手艺、行当因此得以传承，在新的形势下重新利用这一关系，使得老一代能够把他们在手工业合作化以前积累的资源重新动员起来；“文革”后期以“修建社”的名义成群结队外出做工形成了以一带多的，不断派生的流动方式；供销员则是一开始四处跑销售，后来与外地的企业用户熟悉了，关系紧密了，就在自己有把握的地方坐镇开拓市场，成为“坐贾”。最先来到北京“浙江村”的刘、钱、赵三支是这个社区的源起，他们三支中发出了不同的流动链，引发“链式流动”，把新的经营者从家乡或者其他地方引带到北京来。这条“链”的功能主要是信息传播和加强心理上的安全感，实际关系很松，往往新人被带入学会了相应的技能，开始与“浙江村”中的亲朋好友建立起关系之后就会自立门户，各自干各自的，但经营形式还是相似的，这成为了那里普遍的价值观念，并不会有人为此藏着掖着，不会因此责怪被带来的新人是“白眼狼”，带着原来主家的生意关系跑了，反而觉得这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就算是一开始一起并作一户的周家两姐妹，也事先说好了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分开。在流动时亲友圈的功能主要是降低人们心中的心理成本，来到北京后，亲友圈开始初步发挥经济功能（一起进货，一起卖）。
项飙所提出“关系丛”或者说是“系”是以某一行动者为中心的多种关系的组合，我理解为“关系”的关系，或者说关系形成的不同“圈子”之间的关系，在“浙江村”中它的形成是从“浙江村”人走向正规市场开始并不断发展的。1986年，“浙江村”通过包柜台进入正轨市场，这时人们意识到完全自产自销的局限，于是在亲友圈内出现了最早的分工：包柜台搞代销和加工服装。这里形成了与亲友在生意上的明确分工合作，也逐渐和亲友圈以外的人形成合作关系，形成了“系”的初级形式，此时的亲友圈和生意圈的重合还很大。1988年皮夹克热和外贸生意的突然来临使得生意上突破了原来的亲友范围，出现单独的“生意圈”，从个体来看，人们的生意圈和亲友圈之间的重叠减少，但是不同的“系”之间重叠却增加了，将不同的亲友圈联系起来，这时出现了典型的“系”的结构。但是亲友圈与生意圈重合最高的部分依旧是人们在生活中交往频率最高，也是最为重要的关系，被称为“核心系”。亲友圈和生意圈并没有组成具有明确管理结构的企业，靠亲友圈和生意圈的相互重叠来经营，使社区内任何项目在短期内利润平均化，谁也无法垄断或者占有超额利润，而“扩散流动”成为了一种发展方向，以至于形成了浙江温州人遍布全国甚至有分布于海外的流动经营网络，由一带多，随后迅速独立出来，形成星星点点组成的网络。交易中心也同样没有成为发展方向，项飙在书中给出的解释是“当大户把各户的产品，同时也把原来高度分散的风险集中起来的时候，却没有对应的独家控制外部市场的能力，所以虽然能在碰上运气的时候赚一下，而无法成为稳定的安排”。这样，在“浙江村”中人们相互连接，形成重叠的小网络并不断扩展，有着很强的“平面发展”和“扩散流动”的能力，相应的它就很难形成纵向的、具有明确管理结构的组织。
正如上文中提到的，“关系丛”可以被理解为“关系”的关系，“关系”只能理解为以行动者本人作为中心而生发出来的与他人的连线，就像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像水波纹一般一圈一圈荡开来，总有一个中心点，而理解“关系”的关系在于看到行动者本人的同时看到“不在场的参与者”，它们不同的水波产生怎样的共振，比如一个行动者和另一个互动者要建立什么关系，以及怎样去建立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眼前的互动者及其关系网与自己及自己的关系网是什么关系，不看僧面看佛面，明明面对的是僧，却要对不在场的“佛面”负责。在“浙江村”里的人常常要做“局”，拉着影响力大的人物再去拉新的关系，无非都是对“关系丛”的逻辑的运用。“大人物”在“浙江村”里显然不是西方理论定义上的“精英”，他并非与小人物有阶层的区分和冲突，相反他是“人抬人”抬出来的，并且有将“自己一帮人”聚起来的心愿。“大人物”也并非是再分配模式中的中心者，大人物与小人物的生意是各做各的，倘若是中心者，那么纵向的管理结构组织也许早就建立出来了，“大人物”依靠的是内部关系的编织来维护权威，从本质上来看“浙江村”是“大主内，小主外”，社区日常对外交往是小户各自完成的，大人物做的事是给社区内部提供大院、市场等公共场所，调解内部纠纷，他是基于具有众多“关系丛”而成为的“大人物”，与一般的唐人街（或者其他移民聚居区）不同，那里的对外来往完全是精英的特权。

三、两个二元对立
1. “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
我们总希望看到一个明确、头头是道的社会形态，而且潜在地认为最后会出现这样的格局。囿于已有的社区相关的理论限制，在阅读过程中我常常会将“浙江村”的一些特质归结为一种内部团结的，机械团结的，接近于滕尼斯的共同体，库力的初级群体，接近于一种带着传统的礼俗社会的特质的社区在法理社会中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很明显，自滕尼斯开始的这些对于社区、群体内部结合运作方式的研究都以“传统—现代”的区分为基础，传统的印记依旧存在与现代社会之中但是终究会发展为现代状态，来自传统文化中的人必将与过去决裂，失去传统的特殊的关系模式，被统一融入现代文化。按照这样的理论所描画出的移民社区的经济发展过程应当是，移民由于难以进入外部社会而被迫聚合封闭，产生内部的经济发展的独特结构，延续着传统的联结方式，聚合程度越高，社区越封闭落后。但是在“浙江村”的情况恰恰相反，聚合性越强的社区，对外开放和辐射的程度越高——相比于聚合力松散的“安徽村”（最远辐射范围只在社区附近，做一些卖菜、垃圾回收、清洁工的工作），“浙江村”整个社区的人都在为服装生产和销售服务，聚合的强度转化为一种规模经济，辐射范围远至全国、俄罗斯和东欧。这一与传统理论相悖的实际情况其实是在反映传统的、特殊主义的关系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有它存在的合理性，有人可能会说在中国这种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转型的国家里，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现代化的生产方式还处在一个混同和交汇的状态，因此给予了这种情况的发展空间，但是最终还是会发展为现代状态。而项飙则认为，“系”、“关系丛”在这样一种主义到另一种主义的转型的理论图式中没有位置的，无法被现有理论所解释，它的存在使得我们进一步思考，传统的、特殊主义的关系是否也是现代社会构成的重要因素，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之间并没有我们想象的界限，“传统—现代”图式反映的是时代变迁中过去与现代的不同，但是“关系丛”与“系”带来的思考是，变迁前后的现象能否纳入统一的逻辑框架，来对人和社会的“本性”和变化做出更好的解释。
2. “结构—个人”的二元对立
社会学研究中结构与个人的二元对立由来已久。帕森斯在解释社会互动的稳定模式时用“地位—角色”作为最小分析单位，“地位”是行动者所处的结构位置，“角色”表达社会对这一位置的行为期望，可见人的行动的发生位置和行为预期皆由社会结构所决定，他的结构功能主义大厦中非常强调秩序和共同价值体系的作用，把人看作是受结构决定的行动者而忽视了人的能动性，而符号互动论，社会交换理论等等强调个人能动性的理论突出个人的建构作用。这种对立在项飙看来是不必要的，他认为“人并没有统一的和一贯的利益和原则，也没有统一的边界，人在不同的关系、不同的场景中有不同的利益和想法。我们所说的‘实践理性’‘实用主义’也都有这个意思。” 行动者的原则、意志不是社会构成的出发点，但也不是说人完全溶解在关系中，他认为个体角色完全是在和诸多关系的互动中形成的，个人之所以按规范行事也是因为有这一层“关系”作为中介。这种关系不能用社会资本来进行概括，尽管初看起来有相近的作用，但是社会资本是相对于人被动的要素，也会强调所有权，而“关系”则很难界定一个所有权的问题。行动者、关系丛以及社会结构在过程上是具有统一性的，行动者本身是在和关系的互动中不断被塑造的——塑造自己，编织关系，和塑造社会是同一个过程。项飙在行动者与社会结构的二元对立中加入了一个“关系丛”作为中介，认为社会结构位置决定的，社会规范所期望的“角色”，只是给人提供了一个行为的“底线”，关键的内容是由行动者来创造的，而这个创造来自既存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