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瑛琪  6月29号至8月20号读书报告

6月29号至8月20号读书报告
阅读书目：
《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
《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
《学术与政治》
《经济通史》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
《经济与历史•支配的类型》
《经济与社会》（上下册）
《社会科学方法论》
《韦伯传》

总结：

                  “理性化”产生的背景——以韦伯宗教社会学为视角切入

前言：
    对于韦伯经典著作的阅读笔者自四月份就已经开始，但苦于毕业季琐事繁多，毕业论文的调研和答辩都花费了一些时间，加之刚开始阅读韦伯并没有进入状态，为了调节阅读节奏和扩展知识面，读了一些其他宗教方面的书籍。六月底来到华科只读完《古犹太教》和《新教资》，与这边同学产生差距对此深感愧疚。后经过这两个月的追赶将韦伯的主要著作已经全部阅读完毕，深感韦伯著作的庞大精深和覆盖内容之广，韦伯是一位博古通今的学者，读完他的作品也只能对他的思想领悟一二。笔者原本计划从“理性化”角度入手将韦伯的宗教、政治、经济与法律等社会学思想串联起来，但在实际操作中发现想要串联起这个庞大的体系非一日之功，因此选择从“理性化”产生的背景即宗教社会学的角度进行整理，以免内容过于粗浅。
 
    韦伯将自己认同为古代希伯来先知耶利米，把他视为政治上的民众领袖，亦即政治鼓动家。耶利米是生活“旧约”时代的“新约”先知，因为他传递着“新约”的信息。他也是形单影只的先知，总是被同时代的同胞所误解和拒斥，韦伯也许是从耶利米的遭遇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韦伯同耶利米一样，置身政治是出于一种时代使命感，而非由于对政治本身的倾心。正如韦伯在《以政治为业》的演讲收尾处说道的：“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然无悔无怨；尽管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仍然能够说：‘等着瞧吧！'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才能说他听到了政治的‘召唤'。”韦伯清醒的认识到，现时代是一个理智化、理性化和"脱魅"的时代，已没有任何宗教先知的立足余地，作为一个以政治为志业的人，只能依靠责任伦理去行动。同时，韦伯教导年轻人在面对这样一个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处于分裂的世界，拯救信仰是徒劳的。他要求年轻人本着"科学的诚实"（价值中立）的态度去接受这个矛盾的价值世界。他认为这个信仰与理性统一的时代已经成为往事，信仰的世界也已经遭到了“除魅”，一个以学术为志向的知识人，绝不可再去充当新时代的丑角（《学术与政治》序：冯克利《时代中的韦伯》）。 对韦伯“价值中立”与“价值无涉”概念理解不清的人会认为，韦伯对政治会抱有同样价值中立的态度、或者说他的实质性研究在无形中有悖于自己的方法论著述。实则不然，韦伯对军事和政治的关注对整个探讨历史变迁的总体社会学来都有深远的意义。总的来说，韦伯与耶利米等先知们最相似的地方在于他是预言的传送者，他将“合理化”这一预言从源头溯起，通过横轴（类型）和纵轴（时间）的分析将这一预言带到资本主义世界，但他对于这个不断合理化的世界没有过多期望，他是一位报忧不报喜的巨人。

一、"理性化"的产生背景   
    在韦伯看来，“理性化”预言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世界历史中一个相当古老的源头，我们可以从历史上某一特殊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寻求这一预言的踪迹（后面会揭开这一特殊民族的神秘面纱）。韦伯以“理性化”作为对比世界各地文化进展的工具，着眼于宗教与社会的其他层面、理念与利益（包括精神与物质）在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上究竟有什么互动，在互动中呈现什么样的理性内涵。而他的宗教系列著作（包括中国宗教、印度宗教、古犹太教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正是为寻求这一理性化的渊源而创作。韦伯研究宗教很大程度上是受其母亲的影响，他也继承了母亲的道德理想主义，同时也继承了父亲的政治现实主义（这一点可以从韦伯带有宗教福利倾向的自由主义政治观的矛盾思想中体会出）。虽然在母亲的宗教熏陶下韦伯开始将探索资本主义产生的因素聚焦在宗教上来，但韦伯始终没有培养出一种宗教情感来，他也终身没有把自己奉献给某一宗教，他认为“上帝不过是一种精神，而精神的主旨是自由”（见于姬金铎《韦伯传》）。韦伯写宗教系列的书主要是为了证明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传统，告诉世人理性化资本主义只有在西方环境下才能产生并迅速成长（通过与中国宗教和印度宗教的对比突出西方文明特异所在）。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和印度都没有成功发展出这种理性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而单单在西方成功出现呢？   

1、中国宗教与印度宗教
    主要原因是缺乏一种特殊宗教伦理作为不可或缺的鼓舞力量。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中的一个观点是：在所有宗教信仰的基础上，都曾有过“资本主义”。西方的古代和西方国家的中世纪恰恰也有这样的资本主义，然而其他地区没有发展为现代的资本主义，也没有这种发展的苗头，首先是因为没有苦行主义的新教所固定意义上的那种“资本主义精神”。先就中国宗教来说，作为中国正统宗教——儒教，它的宗教伦理是理性的，它将与“世界”的紧张性降至到最低点（因为韦伯认为理性的宗教与"世界"都会存在紧张状态，“清教”也不例外），无论是对现世采取宗教性的贬抑还是实际上的拒斥，都降至了最低程度。那么在儒教的这种理性的宗教伦理影响下为何不能萌生出资本主义精神？甚至韦伯在书中谈到中国最出人意表的5点现象中，第一条就提出来了这样的疑问：“人口与物质生活虽有高度的成长，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仍保持完全静止的状态；经济领域里虽存在极有利的条件，但不见有任何朝资本主义发展的端倪。”（《中国宗教》第二章第四节）。
 
    从经济制度上来看，自秦始皇统一以来，中国建立了家产制支配，基本上变成家产官僚制国家。在儒教伦理的影响下，中国家族营利共同体的目标是培养家族中优秀成员入学中举、或者捐官，等这些人任官后再反过来想方设法为家族增加财富，属于一种掠夺式的资本主义。其次，由儒教伦理衍生出的家族伦理支配了整个中国的人际关系。企业经营完全依赖于纯粹的个人、家族或拟家族的关系上。这种家族营利共同体缺乏一种抽象的、超个人的目的取向的团体性格；从基层组织和法律层面看，氏族是中国地方行政的最小单位，家产制的自上而下的政权支配受到了依赖于儒家伦理“祖先崇拜”的氏族强大势力的自下而上的抵制。皇权的官方行政只施行于都市地区和次都市地区，一旦到了村落他就会遭到强固的氏族血缘纽带的对抗，村落也变成了无官员的自治地区。在这种自治区内“庙宇”的管理职务主要由村落组长负责，他们也以赋役的方式提供庙宇财政需要，“庙宇”拥有小官司诉讼的裁判权，往往独揽村内各种各样的诉讼，只要不涉及到国家的利益，政府不会加以干涉；还有照顾道路、运河、防务与治安，分派轮番的警务义务。还负责防御盗匪或邻村的骚扰，提供义塾、医师、药物与葬礼，也是村落武器的储藏地。村落才是真正有能力保卫其居民利益的防御团体（《中国宗教》第四章氏族组织、村落自治）。并且这种家产制下的法律结构完全处于非理性的笼罩下。首先从法律内容上看，古中国法律建立在儒教伦理规范的基础之上，以刑法为主，涉及社会生活的方面很狭窄，经济生活的运转在形式上缺乏法律的保障；其次，从判案依据上看，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不重视客观事实和法律条文，而以人情、政治环境和思想信仰作为判案依据。人情大于王法，政治考虑大于法律考虑；最后，从儒教与清教的对比中去分析儒教对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阻碍。从儒教的本质上看，“儒教是入世的俗人道德伦理，儒教要去适应这个世界及其秩序与习俗。它代表的是给世上受过教育的人的一部由政治准则与社会规制所构成的巨大法典。”（《中国宗教》第六章，第四节）。儒教的社会秩序是其宇宙秩序的具体类型，而皇权又与其社会秩序相等同，个人敬事上天最佳方法是去发展自己的真实本性，去融入宇宙的内在和谐中，之后心灵的平衡和帝国的祥和才能获得。归根到底，韦伯认为儒教和清教的根本分歧是：儒教的理性主义是指理性地适应世界，清教的理性主义指理性地支配世界。它们都是“清醒”的宗教， 清教徒的清醒克制出于造物的卑鄙性必须服从于理性的秩序和方法论，以确保自己的救赎；儒教徒的清醒是受过礼貌和尊严教育的典型君子对于小人的非理性蔑视。儒教面对世界的态度深受政治与经济的命运所共同影响，清教则更有激情。儒教徒对于无数附加在自身的枷锁缺乏像清教徒那种“自内而外”的认同，他们单渴望从野蛮的无教养状态下解放，而且他们的宗教理性并没有把巫术完全清除出去，对巫术表现出既怀疑又部分接受。清教伦理更理性之处在于它打破了氏族的纽带建立信仰共同体，与儒教的将个人镶嵌进氏族模式中的血缘共同体相对立。排除作为中国正统宗教的儒教，作为异端的道教与佛教亦不能孕育出资本主义精神，其原因是：道教逐渐发展成为巫师组织。输入到中国的佛教也不再是早期印度佛教的救赎宗教，而变成施行巫术与传授秘法的僧侣组织，民间的救赎宗教掺进巫术后通常会完全失去社会性，而且这俩者都为形成宗教团体。作为韦伯宗教系列的另一个宗教印度教它的宗教性格是否构成妨碍理性化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之一？
 
    答案仍然是肯定的。与中国氏族的家产官僚制不同，印度教通过其极力维护的种姓制度来阻碍印度的资本主义发展。在印度，失去种姓的人会完全失去与整个社会的联系，因为个人唯有凭借种姓方属于印度社会的一员。印度教是个严格的讲究血统主义的宗教，凭借双亲决定其子女是否为教徒，具有强排他性。印度教与儒教和西方社会改革思想的“共生偶然性”不同，它认为个人出生在什么种姓是前生作为所致。它同时又告诫人们逃离现存的种姓绝对无望，至少没希望往上爬升，将人们固定在原有的种姓制度中。印度教的宗教救赎中没有所谓的“末世论”，是一种“今生今世，来生来世”的轮回，这与其宗教基本原理的灵魂轮回相契合。正如韦伯所形容的“人来到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要面对不可避免的死亡，灵魂一再陷入生存的利害之中，一心一意地牵系于尘世财货，以及特别是所爱的人——然而，却总是毫无意义地再度离开他们，并且通过再生又卷入另一个未知的关系中，去面对同样的命运。”（《印度教》第一篇，第十三章）。因此，人如何从再生之轮逃脱？如何逃脱一再死亡？是印度教所要面对的问题。儒教同样没有“末世论”，儒教不去思考死后的事情，他们与鬼神和对不实在问题的执着保持着一定距离，因此也不必有救赎教义。与清教的“原罪”观念不同，儒家和印度教都不存在这一观念，印度教中即使有罪恶也是对各人所属种姓仪式的违犯。除去种姓制度和宗教伦理的阻碍，印度教有助于促进知识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与儒教敌视专家相对，印度的自然科学拥有自己独创的根本成就。原因在于两点：其一是印度教不存在欧洲的宗教意识偏见（如欧洲的复活信仰，反对进行尸体解剖）；其二是对冥想技术的关注所促成的种种研究。随着婆罗门逐渐成为高贵的知识阶层，越来越被体系理性化，逐渐摆脱巫术。虽然在自然科学上有其独创的成就，但婆罗门阶层从未摆脱其与古来巫师—苦行的历史关系。直到后来印度正统的复兴，婆罗门才成功去除了阳具崇拜，由酒与性的狂迷转变成纯粹仪式主义的寺庙崇拜。再将目光转向印度的佛教，开始的小乘佛教始终没有离弃高贵的俗人—救世伦的源头，它发展出一种有系统的、僧院的俗人教育（尽管很快堕入因袭）。后来产生的大乘佛教与理性的俗人宗教意识相背离，将一种密教的、本质上是婆罗门式的、知识分子的神秘思想和粗野的巫术、偶像崇拜或俗人公式性的祈祷礼拜相结合。它高调哲学的、唯心论的、救世论的基础上不会建立一种理性的、现世内的生活态度（《印度教》第三章）。从整个亚洲范围来看，印度的救赎宗教扮演的是类似于西方基督教的角色。凡是巫师没有受到像中国或日本那样强力压制的地方，救世宗教信仰所采取的形式就是圣徒崇拜，特别是对活生生的救世主的圣徒崇拜。从另一方面来看，韦伯看中“城市”在资本主义兴起中所起的作用（由《经济与社会》第十六章中可以看出），然而在亚洲文化下不可能出现像西方那样的城市政治市民阶层，因为“城市”（亚洲意义上的）部分受阻于完整氏族的势力，部分受阻于种姓中间的异质性，因此，在此中环境下很难发展出资本主义。

2、“理性化”的古老源头—犹太教
    写到这里可以引出韦伯所认为的西方“理性化”发展的滥觞——古犹太教。犹太教是一种拥有高度的理性的宗教，它从巫术与一切形式的非理性救赎中脱离，它的理智受过法的教育，出于对法律的苦思冥想，并且时时注意准确地履行法律。它独特的宗教伦理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是欧洲和近东宗教伦理的基础。犹太的律法也对现代资本主义伦理产生影响，它的法律原则至上的伦理观被吸收进了清教伦理，从而被纳入了现代资产阶级经济道德观的背景。《古犹太教》全书中心围绕韦伯在前言中所提出的问题：“犹太人如何成为具有。 如此高度特异性特质的贱民民族？”为解答这一问题，韦伯在第一篇中从历史、地理、契约、特殊部落和耶和华信仰等角度去探讨这个特异民族形成的历史因素。第二篇和第三篇则是展示犹太贱民民族的形成过程。韦伯是从这样一个特殊民族的日常伦理生活中挖掘出“理性化”的古老源头，也是西方文化核心品质理论伦理的源头。古犹太人理性化宗教伦理的形成与先知特殊活动方式有关，也是东西方宗教在理性化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以色列人在面对政治上的失败怀有一种“末世期望”（儒教和印度教都不存在这种“末世期许”，之前段落已经论证过），既认为现在世界的秩序与上帝所许诺的秩序相反，但将来这一秩序会翻转过来，以色列人会重新回到支配地位。韦伯认为，正是怀着这样的一种期许，以色列的政治团体演变成为宗教团体。“理性化”由古犹太教中寻到踪迹，然后又一步步衍生在新教伦理中，对产生资本主义精神进从而促进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然这个过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首先，犹太教主张对内和对外道德态度的普遍二元论，从其律法书上也能看出它存在着强烈的排他性格。这使得犹太教只是犹太民族的宗教，耶和华神也只保佑犹太民族。其后，耶稣通过宣扬耶和华神保佑全世界的信徒，而将基督教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宗教，而基督教起初只是作为犹太教的分支而出现（基督教的经典《旧约》产生于犹太教）。随着罗马帝国的分裂，基督教也发展为天主教（存在于西罗马）和东正教（存在于东罗马），天主教内部经历了两次改革产生新的教义（路德宗和加尔文宗），新教的超尘出世、理性的禁欲和宗教虔诚与资本主义营利生活的参与对立但内在亲和。清教所具有的理性的市民经营与理性的组织劳动的风格，超越了犹太教的那种作为站在政治或投机取向的“冒险家”所具有的贱民资本主义风格（《新教资》第二章）。以“合理性”为主题的资本主义精神在西方特殊的宗教伦理背景下产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关于韦伯“文化决定论”的澄清
    从韦伯宗教社会学的视角切入分析“理性化”产生的背景后，笔者便产生了疑虑，即，韦伯既然如此看重新教（更概括地说是宗教）在资本主义精神及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中的作用，那么韦伯是否为“文化决定论”者（认为思想、观念、精神因素对人的行为的决定作用）？韦伯又与马克思的唯物论是否对立呢？
 
    也许是笔者先入为主的思想或是阅读宗教系列著作时没有感受到韦伯在细小处的用语，才造成了如此的错觉。在之后的阅读中，也慢慢印证这种错觉的离谱性。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宗教是通过经济伦理对人的行动起作用，并非纯粹观念作用于人。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的起因很复杂，包括现代技术、理性管理、货币经济、市场需求、训练有素、恪守纪律的劳动力以及自由的政治环境，而这些都是西方世界的城市所促成的。但韦伯更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精神”如何与路德宗和加尔文宗新教的世俗禁欲伦理相融合，赋予西方资本主义一种不同寻常的独特特质，即在理性基础上对计算和可预期性的强调；其次，韦伯认为资产者与宗教力量的选择性亲和，是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典型现象，由此可以正式结成一种反对封建力量的联盟（《经济与社会》第十五章，政治支配与僧侣支配）。因此，促使资本主义形成的不仅仅只是新教的功劳，政治制度也扮演了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韦伯也将法律理性化视作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项重要基础。他关于人格与理性的观念极大依赖于人格与责任的法律观念；再次，从方法论角度来看，韦伯表现的是一种价值的多元论，即非简单的像马克思一般的唯物论者，又非文化、制度决定论者。他认为凡是适合于解释科学知识形成的内容则予以接纳，而不论其本源是否为尖锐对立的哲学派别（《社会科学方法论》）。换句话说，对知识的解释不需拘泥于某一种价值观的限制，他的出发点和立场是去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去单纯捍卫某种信仰。价值关联和价值解释的有效性只限于研究对象的确立，不能代替对实在作经验的因果分析。如果选择一种价值而否定另一种价值，只会遮蔽住我们去认识事物本来的联系，使人们局限在相当有限和极不完整的知识中。所以从韦伯积极的多元论方法论出发去思考，那么他就不可能将自己局限在单纯由文化决定的泥沼之中，这种“文化决定论”的说法不攻自破；最后，从韦伯与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的比较中分析，韦伯的方法论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中存在多处对立，比如历史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对立、理想类型和社会规律的对立。具体来说：第一点，是对社会历史划分上的区别。马克思将社会历史划分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韦伯关于社会的划分是二元的，分为农业生产发展阶段和工业生产发展阶段。第二点，韦伯认为资本主义不仅存在于现代社会还存在于古代社会，只不过古代资本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特点有所不同。导致他们之间观点对立的原因之一是韦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解，韦伯简单地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当作是“经济决定论”加以批判（正如韦伯被当成“文化决定论”加以批判一样），他认为除了经济方面的因素还有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因素也对资本主义的产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导致对立的原因之二是他们关于资本主义的定义是不同的，韦伯认为资本是用来在商业活动中获取利润的财富，也就是能够在商品中获利的物品。只要有为市场而生产产品的地方就有资本主义。韦伯也对马克思资本主义的产生的历史必然性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资本主义的产生不是必然事件，只是历史发展多种可能性之一的实现，如果可能性实现的某种因素之间的联系发生变化，可能就是另一副面貌。虽然韦伯经常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但是他并没有全盘推翻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解释，而是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因素进行了补充。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没有提及到新教等宗教因素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作用，而韦伯恰好就此点进行了补充。
总的来说，将韦伯简单看成是“文化决定论”者太过于草率，韦伯自己在不同著作中也极力澄清，他每次在讲宗教影响时都要说到虽然经济等因素也在资本主义发展中也起到重要的作用，就是怕读者们讲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的“影响”作用误解为一种“决定”作用。

三、韦伯对于“理性化”的矛盾态度
   
    韦伯对于“理性化”的态度无疑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认为人类的社会历史是由非理性向理性不断发展的过程，因此，“理性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理性化的过程最终促成了在经济、政治、法律和音乐等领域的合理性。在经济领域里，企业化的资本吸纳和管理组织、合理的技术、自由的劳动力、不受限制的市场、可靠的法律与社会生活的完全商业化都是理性化的结果；在政治领域内，产生了现代官僚制。官僚制具有遵守规则，长于手段－目的的计算以及就事论事占优势的“理性”性质，它的兴起和扩张产生了特定的“革命性”结果，将理性主义全面推进（《经济与社会》第十一章）；在法律领域，理性化表现在法律法规的体系化和实施法律的程度化，基于抽象阐释意义的法律分析方法，由理智控制的司法原则等方面。
   
    另一方面，韦伯认为现代化的过程破坏了传统秩序，也破坏了传统的权威借以使这个世界可以理解并合法化的意识形态。现代性对世界中的一切都提出了质疑，并且把它们放在单一的理性原则面前予以衡量。这里韦伯的理性化与马克思的“异化”概念相契合，韦伯的理性化是一种除魅、专业化及科层管理下的无力感；马克思的异化指工人（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与生产工具相脱离的过程。他们二人在对资本主义的态度方面存在一致性——“既敬又惧”，首先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打破了传统社会的静滞，摧毁了他所说的村庄和农民，生活的“盲目的惰性”将整个人类推向现代化道路。其要付出的代价便是个人和集体的异化或者说非人格化；其次，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破坏了信仰的安全保障（充满魅惑的花园），扰乱了传统家户中前代生产消费方式“自然”节奏。理性化破坏了巫术权力的权威性，同时也促成机器一般的科层制，这种新管理制度又对信仰体系进行挑战。韦伯认为理性化的后果是悖谬的：在它所产生的世界里，各个意义系统都不再能够确立某种权威。
 
    晚期的韦伯更多关注托尔斯泰（从《以学术为业》的演讲中可看出），开始追求一些更具有普遍性的东西，托尔斯泰关于世界上生命有没有“终极意义”的沉思也是韦伯思想悲观价值观的根源。韦伯认为理性化和理智化的增进并不是人对生存条件的一般知识的增加，而是这些知识再也没有神秘性了（被除魅了），人们只要想知道便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他同时认为作为现代的文明人，置身于被知识、思想和问题不断丰富的文明之中，只会感到“活得累”，却不可能“有享天年之感”。理性对现实的不断质疑最终会有悖于自身的初衷，沦为自我毁灭。韦伯清楚现代性之后的世界注定将会是极其恐怖的，人类理性的窒息，陷入理性发展的牢笼。他曾绝望地谈到：未来将会是极地黑暗笼罩之下的冰冷长夜。但是即使如此悲观，（就像前言中所说过的）韦伯还是在面对这个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处于分裂的世界时，以科学的诚实态度去接纳它，承担着自己的时代使命感，将“理性化”的预言揭露在世人面前。


读书感悟：

1.刚开始拜读一位大家时，对他的写作风格不太了解的话就会进入的比较慢，比如在阅读韦伯时，他对于一个问题的回答或者一个观点的证明不是分条明晰地列出，而是堆出大量的历史素材去证明他的观点或回答他的问题。刚开始不太适应这种写作风格阅读时每每在材料前后寻找总结性的话语，总是找不到，后来发现材料本身就是回答。等看过几本书后习惯这种风格就能找到状态，开始去关注书的内容和逻辑而不是作者的写作习惯。同时也要根据不同大家风格去灵活地做笔记。

2.读书一定要与同学多交流，借鉴前人经验，避免重复犯错。刚开始阅读商务印书馆的《经济与社会》，发现里面全是长难句理解起来也非常费劲，以至于读的非常吃力心情也变得不好，后来与同组同学交流发现用上海世纪出版社阅读会更加轻松，于是更换了版本阅读质量有所上升。还有就是之前阅读没有按照小伙伴们推荐的顺序来，经典之间的逻辑串不起来也给阅读造成了障碍，在之后的阅读中会尽量借鉴大家的经验来帮助自己阅读地更加顺利。

3 .读一位大家的著作前，或者读的过程中要去了解他属于哪种理论范式，了解他到底是偏人文主义还是自然主义，是偏宏观还是微观。比如韦伯就是偏微观和人文主义的社会释义范式，了解他的范式后就对他的思想有个大的方向上的把握，对之后的具体理论有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