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丹盟十月份读书报告
时间：2017.10.13——2017.11.14
阅读书单：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立法与阐释者》、《现代性与矛盾性》、《流动的现代性》
读书状态：时间特别碎片化，状态一般。
读书计划：下个月阅读帕森斯。
鲍曼是知名的社会学家，1925年出生于波兰，他一生写书超过57本。除此之外，还有过百篇没有收集的文章和论文，真可谓是著作等身。由于《现代性与大屠杀》给我震撼极大，所以这篇读书报告将集中讨论《现代性与大屠杀》。
最先映入倒脑海的问题是：大屠杀怎么会和现代性相关相关呢？鲍曼在本书中提出纳粹屠杀犹太人这件事是非一般的，它是一个历史上史无前例但是不保证以后不会再有的事件。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它完完全全是一个只能发生在现代世界的事件，而现代社会如果继续这样运作，同样的事情谁也不能保证以后不会发生，总结起来，现代性是当时德国纳粹能够屠杀犹太人的整个工程之所以能够发生的必要条件。然而大屠杀又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现象 ，它是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发生的一个事件 ,脱离现代性的背景去探讨大屠杀是无法理解其一些内在的特性。正是基于此一理念, ·鲍曼在著作《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提出另一种观点: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 ,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 ,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 大屠杀式的现象必须被看成是文明化趋势的合理产物和永久的潜在可能。
之所以说鲍曼的观点论断独特，是较之之前研究得出的。在鲍曼之前关于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的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历史学家做的，一类是社会学家的观点。前者认为，之所以发生大屠杀是因为德国人反犹，反犹是欧洲两千年以来都有的想法和意识形态，只不过到了那个时代，反犹主义出现膨胀变成了种族灭绝，所以屠杀是种族主义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片段。纵然此事巨大特别，鲍曼还是不同意这个讲法。后者一般都认为大屠杀发生在1930年的德国一个高度现代化的社会底下，是一个例外，因为一个社会该有它的社会规范，应该是文明的有秩序的，而屠杀明显是野蛮不人道的，一个以追求理性文明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发生了屠杀这样的事正是文明的一种倒退，一种社会的失范。前者忽略了屠杀的特殊点，后者也是，这个屠杀的特点就是非常现代。对比南京大屠杀，野蛮凶狠拔刀拔枪面对面屠杀，纳粹屠杀犹太不同，大部分参与屠杀的人没有见过受害人，绝大部分人不是灌毒气的人，他们绝大多数人谈电话会议，谈火车怎样调动，谈路线怎么铺排，人流物流管理者，会有会议备忘录，这是非常标准的德国工业典型。集中营就像一个工厂一样，管理精密科学，火车准点，运货的程序标准有秩序，只不过运来的货物是活生生的犹太人，生产的产品是死亡，整件事情就像一个现代企业组织或者国家在管理它的人流物流或者货物，甚至还有经济价值。例如毛发床垫，牙呲骨头，衣物循环利用等行为。当年管理屠杀时间的整个纳粹部门叫做经济与管理总局，之所以这样命名倒不是掩盖真实意图，而是真正把它们当作经济事物管理。这才是大屠杀最特别的地方，充满了现代文明的特征，在这些特征中最重要的一种莫过于纳粹对理想中的一种秩序的追求，也就是说屠杀背后完全有个现代的背景，这也是这场屠杀必要条件是现代性的一个理由。
鲍曼主要从两条路径来阐述其观点 :一、从大屠杀作为意识形态的理论生产过程来探讨与现代性的关系 ；二、大屠杀的实际操作过程中的现代性的作用 。
鲍曼认为, 反犹主义是与大屠杀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但单纯的反犹主义却无法解释大屠杀 。首先,历史研究表明在纳粹掌权之前以及他们的统治得以巩固很久以后, 德国民众的反犹主义比起相当多的欧洲其他国家对犹太人的敌视来说要逊色得多。其次,反犹主义 2000 年来在西方一直是个普遍现象,但是大屠杀却找不到先例 ,也就是说反犹主义的普遍存在性无法解释大屠杀的独特性。因而 ,要使大屠杀的观念成为可能 ,反犹主义必须与一些不同的因素相融合。鲍曼正是通过 对这些与反犹主义相融合的因素的探讨去追寻现代性特征的存在。那么大屠杀是怎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被一步步生产出来的呢？这还要说到欧洲漫长的反犹太的历史，对于这段历史，鲍曼论述并不多，但是他仍然给了我们一个历史的轮廓和素描。最初犹太人在欧洲各个国家里面是被隔离开来居住的 ，比如布拉格威尼斯的犹太区。犹太人的生活方式、衣着打扮与宗教信仰和其他人是不一样的，这样的隔离大家都慢慢适应，在这种适应中甚至发展出一种相处的规范，比如大部分犹太人没有土地就经商，长久以往，做买卖的规矩规范都已经适应了。可是到了现代社会这些犹太人慢慢都解放出来了，融入现代社会之中，主要是国家部门或者掌权阶层利用其经商或者说善于管理的特点，利用他们作一些事诸如税吏等工作。下层的老百姓痛恨犹太人，上层的掌权者也很鄙视这些犹太人，夹心阶层，没事的时候还好，出事时便会遭受；两方夹攻。可是再到后来，现代国家逐渐出现之后，民族主义是个现代产物，它其实也是一个现代化的结果，民族主义认为每一个民族就是一个国家，每个国家就是一个民族国家，每个民族就该有自己的政权，有自己的领土成立一个国家。问题就在这，犹太人怎么办，他们散布在世界各处，完全不归属于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于是这群人的存在就很尴尬。在纳粹的想法里，这些人就是一群粘质，在干干净净的社会中无处容身，不知道该如何定位才好，犹太人的存在就成为一种社会问题。而纳粹要完成独裁的梦想，要对外扩充，要集中权力，怎样让老百姓听你的话，服从你，把权力交到你手上，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制造一种紧张状态，比如说我们社会不稳定，要透过一种非常夸张地维稳手段找出内部的敌人，集中打击，这是所有老百姓才能被动员起来才能集权，也就是在这时候犹太人成为了纳粹大花园的一些杂草，必须被根除，于是就有各种反犹太人的宣传，其中把犹太人贬义为社会的害虫。不要忘记纳粹是一种种族主义，最喜欢谈健康，不只谈个人健康还有民族健康，人类健康，从这个角度而言，犹太人是完美秩序的破坏者，是害虫和病毒，要驱逐，到没有地方驱逐的时候，那就达到最终解决方案——把整个种族清理掉消灭掉。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种种宣传和意识形态，把这种观念固话在欧洲人心中，那就是他们不是人是病，整个民族被非人化，杀他也就不是道德问题。
表面上看, 种族主义好像与现代社会没有什么关联。然而种族主义的思维方式与现代性的 世界观和实践却存在许多共通之处 ,或者说种族主义是只有在现代性的发达国家才可能发 生的事件。鲍曼认为这种共鸣主要发生在两方面：首先在于自然科学理性的膨胀。纳粹的种族主义是与运用生物学法则于人类社会、医学理论中的健康与病态相隔离的模式等科学意识分不开的。其次从启蒙运动开始, 现代社会以对自然和自身的积极管理态度而著称。鲍曼多次描述这样一种现代“园艺”国家观,即作为一个国家 ,广大被统治者只是“园丁”从事设计、培植和喷杀杂草等活动的对象。纳粹大屠杀就是这样合乎逻辑地得以构思和实施的。 由于社会被视为管理的对象, 视为必须加以“控制”、“掌握”、“改进”的一种性质 ,视为“社会工程”的一个合法目标,总之, 视为一个需要设计和用武力保持其设计形状的“花园”(根据园艺的要求 ,植物被划分为需要被照料的“人工培育植物”和应被清除的杂草两大类),而犹太人正是应被清除的杂草, 纳粹便力图通过人为地消灭人类社会一些“有害”或“病态”的元素 来达到人类社会“更好”地生活。从思维方式上看,大屠杀是合理设计的结果,是一项社会理性的管理活动。它有其“合理”的价值追求、理性的改造社会的工程方法。
第二条路径，大屠杀还需要实际操作中一系列因素的作用。这些因素却都是与现代性相关联的。
概括起来 ,鲍曼是从三条线索来看待大屠杀实际运作过程中现代性的积极作用 :一、执行者 ;二、旁观者;三、受害者 。鲍曼认为现代官僚体系遵循的是一套理性化的模式，即其追求的是效率和成本的计算。正是现代官僚体系的协调能力和组织能力才使大屠杀的规模成为可能，大屠杀的规模绝对是那些散乱无章的、自发的种族屠杀无可比拟的。其次 ，大屠杀的实施对于执行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克服其动物性的同情本能和道德本能的自抑,纳粹大屠杀中非正常的人并不占多数。鲍曼认为道德驱力本身具有一个相对的交换区域,纳粹正是通过隔离、开除国籍等方式将犹太人从道德驱力的范围内驱逐出去。另外 ,现代官僚体系的运作必然以细致的劳动分工为基础 ，细致的劳动分工使个体自己的活动与集体行动的结果产生距离。正是这种距离使个体避免自身行动的道德拷问，这种劳动分工和任务分离使个体把关注点从行动本身的道德性转到个体行为在集体行动中的效益上,，也就是说用技术责任取代道德责任。现代官僚体系的权威性等级使执行者将责任或道德考虑转移到上级的命令(行动的代理状 态),而多链条的行动过程也就造就一种自由漂流的责任。总而言之, 大屠杀的实施是与现代官僚体系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无论如何，纳粹大屠杀的实施本身需要德国大众的配合，或者说至少是冷漠和淡然。鲍曼正是运用“道德的义务范围”理论来解释旁观者的冷漠。一般来说, 责任来源于与他人的接近, 接近的另一端则是社会距离。如果说接近的道德属性是责任 ,那么社会距离的道德属性则是缺乏道德联系,或者是异类恐惧症。纳粹正是通过对犹太人的行动对象的非人化, 从而将犹太人从道德的义务范围内驱逐出去,也就使德国大众无需对屠杀犹太人的行为进行道德层面的考虑。大屠杀从某种意义上是迫害者和受害者之间互动的结果。如果没有得到及时便捷或存在于一个较大范围内的合作,执行集体屠杀这样程序繁复事物的官员们将会遭遇到棘手程度绝然不同的管理、技术和资金方面的问题。为了大屠杀的顺利进行 ,纳粹诱使受害者合作,也就是利用受害者自己的理性选择从而配合迫害者的目的。要想使受害者的理性选择符合迫害者的目的的基本前提在于“封锁”受害者 ,即将受害者限定在一定的职权范围内 ,使其做出理性决定时只能以迫害者的意志为唯一参照系。犹太人本身已经被剥夺反抗的资源,纳粹又采取分阶段的消灭方式 ,这迫使犹太人的价值世界压缩成一个标准———继续活下去。犹太人中的大多数以他们的理性和理性判断的技巧做允许他们做的选择, 而这个选择恰恰是有利于纳粹的大屠杀。
鲍曼正是力图通过以上两条路径的探讨来说明正是现代性的一些本质要素(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 、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等)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那么如何来拯救或避免呢? 《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从社会学出发, 最后回到伦理学 ,主旨是道德责任问题。鲍曼在第七章力图重新建构道德的社会学理论，他认为需要把道德问题重新引入社会学。现代科层体系制造了道德漠视并参与了大屠杀暴政 ,那么,大屠杀之后的社会学将何去何从 ? 社会学还会对道德问题熟视无睹 、无动于衷吗? 这是鲍曼甚为忧虑的一个问题。他驳斥了传统的观点 ———道德是社会的产物, 从“与他人相处”的基本状况为出发点来论述道德的前社会来源,从而将道德归结为主体性的无条件的责任。于是, 拯救之途或许就在于: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可以说,鲍曼将被很多社会学家所忽视的道德问题重新带回当代社会学的视野之中，这点蛮值得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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