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单：
论国家的作用（威廉洪堡） 论美国的民主上下卷、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
论美国实业主义的起源和发展
美国的实业主义发展十分迅速，甚至超过了他的殖民地国家英国，美国的实业主义发展主要与他的时代大背景有关。
1、社会环境背景
美国的南部主要发展种植园经济和北部主要是工业发展。北方发展工商业需要大量的自由劳动力而南方由于种植园的奴隶制也积蓄了大量的劳动力，美国南北战争的爆发，黑人奴隶制度的废除也为北方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自由劳动力。再加上整个美国幅员辽阔，西南部有大量空闲的土地来为实业家们提供充足的工业用地。
2、民主制国家的建立
平等自由的民主制国家是实业主义兴起的一个重要条件。美国强调人类是生而平等的都有平等的选择自己的职业、生活的权力。而当时的美国就是一个资本主义发展速度很快的一个国家，对于物欲财富的追求成为一个普遍化的问题。而人们越平等就越自由越独立（在劳动分工中不需要依靠别人的力量完成自己的劳动）因此人们可以更多的将自己的喜好和需要表达出来，一定意义上说平等为人们带来众多的习惯和爱好，来引导人们从事工商业。其实不是工商业让人产生对物质的过度爱好，而对物质享乐的过度爱好将人们引向工商业。从事工商业可以更全面快速的完成人们对自己物质欲望的具体途径。因为每一种热情都会随着投入更多的时间而进一步加强。人们用尽全力去满足才会更浓烈。任何在内心世界占据支配地位并导致人们热爱现实主义利益的事情都是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而平等就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不是直接让人们对工商业产生兴趣而是激发人们从内心产生和增强热爱物质幸福的间接方式。但是这种平等并不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平等。在智力上每个人都是不平等的，只是人们在自己的职业选择上可能会存在区别，但是所有的职业都是对每个人开放地，可以依靠自己的劳动来实现事业上的顶峰，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快速的前进，因此平等也是也是有一定的距离的。也就是富人和穷人是一定存在的。美国的富人由穷人转变而来的。穷人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享受物质带来的好处单靠农业是没办法实现的。农业成效收益慢远远赶不上美国人对于财富的需求。因此很多的美国民众就需要选择工商业。
3宗教的影响。
美国是一个新教国家（美国是英殖民国家，英国是最先受到新教影响的国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中也详细介绍了新教对于资本主义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它促使资本家们在从事实业的时候提倡禁欲主义、节制主义和赎罪主义。让资本家对自己的行为加以克制并且形成一种良好的习惯。他们不会因为一时的兴起而产生贪欲，他们明白自己必须通过长期的努力才可以实现目标。一旦整个社会民主化，所有人都想尽办法实现自己的地位，财富成为人们争夺的目标，但是宗教道德让人不断地提醒自己，要有长远的目标，如何理性的处理私事，要通过劳动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其实新教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其实起到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一个因果论的角度分析，也许当时社会就是本身会存在一种推动社会变迁或者影响社会秩序的因素存在，新教只是他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美国的实业主义受民主制和新教的影响让美国瞬间在短时间内超越英国成为一个实业制造业很强大的国家。但是美国的实业主义还是存在这样的几个特点：
农商混合
富裕而又有知识的人就将他们的财富用于工业经营或者农场的建立；大批的美国人从北方迁移到南方种地建立农场并不是为了短时间让自己发家致富而是他们的财富带入到农业生产中以获得财富以便他们可以在北方老家使用。他们的这种商业精神使得农业在经营过程中也具有了他们从事实业的那种精神。同时也因为南北种植业发展的差别，南方发展速度慢主要还是以农业为主，想要从农业生产中获得大量的财富就必须要大量的劳动力来进行种植/坚守田园。
社会不平等的加剧
而对于工厂的雇佣工人而言，他们可能长期致力于对一种劳动产品的制造从而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简而言之他的手艺进步了可是他的思想却退化了。他已经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他的职业。劳动者的异化严重。他只能将将自己的智慧投入到对单个产品更精细问题的思考与研究上，而忽视了对于整个全局的考量，那么工人就只能是工人，只用体力劳动而缺乏脑力劳动的劳动者。而生产者且可以凭借科学的头脑将他们的财富意识用于办工厂，并且采取严格的分工原则，以满足民众各方面的需求，这样工厂主和工人之间的相似性在不断在减少，差距在不断的变大。逐渐就成为了一方统治另一方的局面。那这样看来虽然人们的行为越来越相似但是其实差距还是越来越明显，少数人与多数人的不平等现象还在不断的增加。
富人实业向贵族实业的转移
上文所说的这种社会不平等的加剧会产生出少部分人对多数人进行的一种控制，而这不正是先代贵族的性质嘛。这样的贵族几天就是产生于民主制度之中。但是这个过去的贵族又不相同，过去的贵族喜好进行公共事务的管理，无暇进行商业活动，一旦他们参加相关的商业活动一定会被制止，但是现代的富人实业家是只专注于实业，在实业的发展中在形成的一种实业贵族体系。
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
美国强调一种男女虽然可以平等的选择权力职业，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还是强调男女在家庭事业上的分工，男性在外挣钱发展工商业，女性在家进行家务劳动。男性具有家庭的主导权力但是女性却认为自己放弃意愿是很自豪的事情。当然男性并不否认女性在进行家务劳动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细致和认真，虽然他们无法参与到政治决策和商业活动，但是男性会尊重女性的地位，相信女性具有道德操守，与男性一样具有知识和理性。并且会不断的想办法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和道德水平
全民实业
正是由于全国公民都投身于实业，美国在这个领域取得的了巨大的成功，即使所有人都参与实业也不能避免美国商业面临的各种复杂的问题，一旦出现经济危机，哪怕是一点动荡，所有的人的财富都可能会受到损失，整个国家就会出现动荡，然而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民主国家所造成的，他们只能减轻造成的危害性影响却不能彻底根除。
虽说美国的实业主义发展还是经历了一些波折造成了一些不良的影响，但是不可否认美国能在段时间内建造出大量的工厂，迅速发展工业，不得不承认是他们民主制度下的一张好牌。他还是愿意相信民主承诺下的自由平等其实可以通过制定良好的政治体制和习俗来促进民风的发展。
读书感受：
还有51天的读书日子感觉过的很快，这两个月因为论文的事影响了自己的读书进程，所以下个月还是要调整好自己。在最后的51天抓住机会继续读好书。
三月书单：
柏拉图《理想国》、《政治家》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卢梭《社会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论科学与艺术》、洛克《政府论》上下册。霍布斯《利维坦》200页
从公民权利到国家的建立——以亚里士多德、卢梭和洛克为代表
亚里士多德、卢梭、洛克都是早期的政治家。他们都认为国家的建立其实为了保护臣民的权力。
亚里士多德认为整个城邦是由公民组成的，但是女人和奴隶不属于公民的一部分，而且整个城邦的统治都是在一种禀赋由人的状态下开展的，他认为奴隶就是为主人服务，男性主要从事的管理工作，女的从事医药工作，但是无可厚非的是他都强调人天生就是被赋予权利的，并且他们都对国家政治拥有参与权。也就是回归到了他提到的一个自然法以及自然秩序的建立上。最后他分析出了6种政体类型，如何判断这个政体是合适的，除了达到至善的结果外，还应该为人的平等和权力进行保护。最主要的是保护这个城邦中大多数人的利益，可以让人在里面将自己的本性，习惯以及理性发挥出来。
而卢梭对于人的权利的的理解是建立在对于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这个问题之上的。他认为人类出现不平等的根源在于用所谓的有才的天赋来划定不同的社会结构，这样就会引发一个贫富纷争。其实人类是天生自由并且不用任何枷锁的。而且是天然保护自己生存的，当人的活动不单单是完全在依靠获取外部食物而是转由通过生产维持。私有财产就会出现，而自然法和自然状态就是一种理性选择的结果。而人们遵循自然法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财产。只有通过社会契约的方式才能实现将自己的私有财产保护好的结果。因为公民如果通过社会契约与君主建立一种约定关系，如果君主不履行并且破坏与公民的这种关系，不保护公民的财产，那公民就有能力将其弹劾。因此建立一种社会契约就是为了服务于公意，国家是人类财产的主人。国家在接受个人财产的时候就会保证个人对财产的合法拥有并且把他转化为真正的权利。让人们从对财富的享有转化成对财富的所有。保证公民依附于国家并且受到国家的保护。
洛克在政府论中认为没有人是天生自由的，君主享有神权赋予的绝对权力。人们是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君主的。政府的权力是为了规定和保护财产而制定法律的权利，并且公民共同执行法律保证国家不受伤害。因为理性是自然法，用理性可以指导全人类，因此人就是平等的，独立的，他们都有不被侵犯的财产与生命。财产是人的创造物，因此他们依然在社会中就拥有一切。而国家推行法律的作用就是使人们可以公正的使用法律。而国家的形式也是一种契约形式。即通过立法的形式来保护人民。君主特权如果说为了保护人们谋取福利以及把政府建立在她的基础上的任何行为都是正当合法的。国家法律留给共有的人，财产是自然存在的并且根据人类的劳动与生活需要建立起来的。法律就是为了保护与扩大人们的自由使人们不受约束。
亚里士多德和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比较
亚里士多德与涂尔干虽然是不同类型的思想家，但是他们都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了教育上。但是这种教育的时代底色是不一样的。涂尔干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转型时期：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的转变时期。在机械团结的社会中，主要同质性作为社会整合的标准而到了有机团结的社会，随着个性的发展集体意识的衰弱，社会需求的出现，社会整合要通过社会分工来实现，但是社会分工发展和个人自由的普遍性消解了宗教、道德、习惯等整合纽带的作用,同时从一种旧有的秩序到新秩序的转变必然会存在一定的社会失范（例如自杀的出现、人们的欲望无法控制）涂尔干认为想要重建新的社会秩序就必须要通过职业团体和道德教育来进行。确切的说涂尔干提出道德教育就是为了重塑现代社会的集体意识，以实现社会整合。但是亚里士多德所处的时代并非一个动荡的时代，他是在一个城邦稳固的条件下提出公民教育的思想。他强调想要建立一个理想的城邦就必须是在一个道德至善氛围下进行的统治，至于为什么理想的城邦是一个至善的城邦他也没有做出更多的解释并没有任何因然的联系。而通过公民教育必然会实现一个至善的城邦：对于百姓而言道德可以让百姓自身具有良好的德行其行为具有一定的规范性和高尚性同时他们还可以各司其职，用理性来指导他们的思辨和实践；同时拥有着良好品德和德行的公民也就使得社会形成一个道德的氛围，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所谓的好地城邦。说到底提倡公民道德还是为了实现一个大善。
如果说涂尔干的道德教育是强调一种社会整合，亚里士多德的公民教育是强调一种城邦至善的结果，那么其实他们都是在集体主义指导下对所需要的人群进行教育，他们的教育思想也必然是为了他们的教育目标而服务的。
涂尔干提倡道德教育的对象仅针对儿童，并且受教育的场所只局限于学校。他认为道德教育是由纪律精神、对社会的依赖、认同以及道德的自主性这三大要素组成的。所谓的纪律精神就是对人行为的一种规范和约束。而这种纪律的约束也是源于人们对整个社会的一种认知：人类是在社会共同体下生存的，社会高于个人，会对个人形成一种权威。而同样社会也是由人组成的，只有人与人的社会互动行为产生才会出现形成社会，社会其实也就是一个道德共同体，人们的活动其实就是在一种道德的氛围下进行的。如果人们想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就需要对整个社会群体以及社会的依赖。这就是人对社会的依赖。然而人们想要更加道德地行动,光靠纪律意识和依赖社会是不够的。还需要了解我们行为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出于强迫和畏惧而接受的道德不是真正的道德。道德是一种理性的并且是自愿服从的并且是一种人内化在心中的行为。这也就是对道德的感知和内化。其实通过涂尔干对道德教育的三大要素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他对于教育的阐释是建立在一个社会与个人关系的基础上进行的。教师作为儿童接触社会的载体，起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作用：老师是通过让儿童产生一种对他的畏惧而进行道德教育的畏惧其实也是老师权威的一个体现。那么老师的这种权威是谁赋予他的，学生又为什么愿意听老师的话。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学生认为老师的话就是“对的”从内心对老师的行为产生一种崇敬和听从；当他们的行为在社会上展示出一种规范性和道德性时就证明他们对老师的尊重；第二个是老师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为了教育好下一代并且自己的使命是很崇高的，他的社会使命已经高过他的个人信仰，只有让孩童在幼年时期就形成正确的道德观念，他们的行为才会促进社会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团结。在这个基础上他是整个社会道德秩序下的行使者，不单单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同时也对自己产生一种道德教育。
这也继承了涂尔干整体社会学思想的脉络——从人与社会的关系来分析整个社会事实。社会的运作和发展情况要依靠人的行动来实现，只有从小抓起，从儿童的行为、思想意识开始进行培养，社会才能达到一个整合的效果。
亚里士多德教育思想的理解也是站在一个人与社会的立场上进行说明的。亚里士多德强调的是一种公民教育，其中他未将奴隶和妇女视为公民。但是还是会根据年龄和职业的不同选择不一样的教育方式和教育手段；主要强调的是对于青少年以及以前进行的教育，但是场所并不强调只在学校而是可以在城邦的任何地方，同样这专门的人不单单只是学校的老师，可以说是家庭也好、群体也好都加入对公民教育的行列。可以说是一种全体公民的责任！而他同样也强调公民教育是建立在城邦“至善”的基础上的。城邦的好坏以及管理方式就决定了人们的幸福。那么何为幸福呢？他认为所谓的至善可以分成三类：外在诸善、身体的诸善以及灵魂的诸善。但是一个人他没有办法完全获得勇、礼、义、智等善德，因此就需要公民教育——进行训练和培养。他强调这种训练与培养的方式其实是一种教授——由专门的人进行教育，同样教授的老师也将培养学生当成是一个神圣的社会责任，但这种教授不单单是一种单项的向涂尔干所说的在老师的威严下进行的，更多的还是一种互相切磋、学习的过程。同时他认为人不能离开社会，他自己也说过人是一种政治的动物，不可能脱离城邦生存。而人们的生存方式（精气神）也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运行，其中亚里士多德就要提到城邦中的三种“人”——统治者、军人和生产者。这三类人通过国家对他们进行的公民教育在城邦当中各司其职，以此为己任从而实现城邦的利益最大化。在公民教育上不单单是对他们的品行心灵进行教育，例如传授理性、善、道德、正义、法律的意义的概念给公民，同时还辅助音乐教育和体育训练。因为他认为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人不但要有良好的品行还需要有强壮的体魄一音乐可以培育品格使人们在休闲的时候掌握知识，而体育则可以锻炼人们的胆识和勇气。
其实涂尔干与亚里士多德对于公民教育都是一种社会化的过程，涂尔干作为功能主义的代表人他认为社会就是起到一种对人的作用——让人可以融入社会中。而亚里士多德就认为整个社会其实是通过一种特制来对人进行一种影响。社会是通过一种善治对人进行一种天赋分配。但是归根到底都是一种对于社会整合的结果。
读书感受：
1、对于政治学的阅读，没有社会学这么有难度都比较通俗易懂，读起来没什么难度，所以就觉得和社会学比起来还是没有那种劲。
2、我觉得读书就是万米跑步，前段跑的快然后也比较轻松，中间就很辛苦，要有很强的毅力忍耐下去，但是这个过程还是有期待有反思，最后那段就是风景最好的，并且在最后对整个过程的回顾都是比较完整，也是最成长的一段。并且这个过程你的前后都有作为激励的人。在你前面的人就是让你努力的追逐，后面的人也激励你不能被赶上，所以就坚持。这也是我们读书的过程，只有坚持到最后才是最完美的，才能看到最美的风景。
2017年1月书单：
《社会学主要思潮》雷蒙·阿隆
《大转型》波兰尼
《中国乡村研究》黄宗智
《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刘少杰
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一直是人与社会的关系，这种关系主要强调的是一种互动关系，一种互动关系自然离不开人们的行动。这种人的行动是带有个人主观意愿的行动。而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自然人，必然他行为背后的动机是一种理性选择的结果。韦伯在他的理想类型中提到了四种理想类型：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传统型行动和情感型行动，但是我认为在现代社会主要影响人们行动两种理性主要是前两种。不同的理性动机下人们所选择的行动会有所不同。本次报告主要以理性作为切入点，分析各个社会学思想家眼中的社会发展与人们理性的关系。
一、社会整合与理性（代表人：涂尔干、韦伯、齐美尔）
涂尔干
涂尔干将社会事实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他认为最重要的社会事实就是社会团结问题。而社会团结问题就是社会整合问题。人作为社会团结的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这种人与人之间，群体和群体之间的联合关系必然是建立在共同的情感体验和道德信仰之间的。其中人要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行动，这种行动的合法性与被承认性是取决于这种社会的团结形式。
涂尔干认为社会是经历了两种最基本的团结形式：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其中机械团结是以社会成员之间给她的宗教信仰作为群体之间联系的纽带，是一种高度同质性的不发达社会的产物，而在这种团结中，人们的行为是受到一种：“集体力”的控制的。人们的个人情感与意愿是受到社会共同价值的约束。这种内化到行动者内心的的集体意识其实是使得社会秩序得以稳定，社会契约得以明确的一种表现形式。（其中机械团结的法律是一种约束性法律、是以控制人们的行为作为目标，而有机团结中的法律是一种复原性法律是以保护社会成员利益最为目标的）人们在这样的环境下，他的行动只有尊崇集体的意愿才是一种理性的行为。
而有机团结是在社会分工下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变。在这个时期，人们不再是一种高度同质性的群体，社会成员的分工和社会的分化将人们的劳动变得更加专业性。这种专业性的劳动使得人们拥有自己独立的活动空间，当自己的能力无法满足自己需求的时候就要依赖别人来完成，表面上看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分离，实质上是增强了人们之间的联系。而这种独立空间也使的个人的兴趣与意愿得到了很大的发挥。人们的行动是依据自己的喜好与个性来进行的。不用在受到社会“集体力”的压制。
涂尔干也强调有机团结中的集体意识是以肯定社会成员的个人情感与选择作为前提的，而机械团结下的集体意识是在体现了统治者的个人意志，压抑了个人个性没有反抗只有服从作为前提的。两种不一样的集体意识也势必会影响人在社会下的理性行为选择。
韦伯对于整个社会的分析是在由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现代化时期以及启蒙运动后的资本主义萌芽阶段作为背景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过程其实就是社会理性化的过程。其中这种社会理性化主要是一种工具理性的结果，这种社会工具理性化的过程会影响整个社会的整合方式的变化。我想从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促进以及科层制的运用这两个方面阐述韦伯所在时代社会整合方式的转变。
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促进
韦伯认为现代社会与资主义的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官僚主义的理性化。资本主义的特征就是以利益最大化作为目标，手段是合理组织劳动与生产的企业。资产阶级企业的资本主义以及合理的自由劳动组织发展是建立在对利润的追求以及严格的法律基础上的。利益会影响到我们的世界观支配和道德的准则也会影响人们的社会行动。加尔文教对于命运的选择和造物主之间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人们的天生就是由罪的，想要改变自己命运就要救赎，救赎的方式就是劳动。把职业看作是一种天职，要遵守上帝的安排，劳动就是上帝赋予的责任。人们通过服务于上帝创造来增加自己的恩宠，并且用一个合理的方式来组织自己的生活。从而出现了理性的生活方式从而影响了整个社会的组织形式。换言之就是改变了之前的社会整合方式——悲观的接受上帝的安排，消极的行动，没有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韦伯认为新教伦理中有包含着人生的态度以及生活准则，新教批判了传统的宗教理论，要用科学技术抵制神学的冲击，用积极的人生态度来替代无为思想。同时提倡注重工业生产，创造更多的财富。人们要用积极地态度来行动来进行劳动，因为劳动可以帮助人们抵消前世的罪过。但是他还强调一个禁欲精神，对于物质的贪欲要受到一定的制约，诸如我们现在所说的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是与新教伦理背道而驰的。韦伯将人从宗教的泥潭中解救出来，给予人自由、自强与上进的精神，同时还克制人们的贪欲，让人们的行动更理性更智慧。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和行动导向到发生了变化。
科层制的运用
资产阶级在追求的利益的时候不但要受到宗教道德的影响还要受到法律的的规制。韦伯在提到理想类型这个概念的时候引入了三种权威方式：传统型权威、卡利斯马型权威和法理性权威。其中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现代化时期，法理性权威占据了主要的统治地位。因为法理性权威强调的是各种规章制度与法律在社会起到一种规范化与制度化的作用，可以进行跟高效的社会控制。而最典型的体现就是社会组织形式整合的过程中科层制的运用。
科层制的管理组织模式可以使得整个企业在生产和组织的过程中达到效率的最优化。因为科层制将个人的利益动机与整个组织职能联系到了一起，职权分明，等级清晰。在进行分工劳动的过程中，工具理性战胜了价值理性，排除各种个人情感与个性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整个科层制组织行为带有高度的合法性和预见性，个人在对组织服从的条件下来进行劳动。人们可以更理性的完成工作，帮助企业完成利益的最大化，但是这里也存在一个问题：严格的科层制必然会压抑个人的思想与个性。科层制发展的越好，整个人就越压抑。社会其实是陷入了“理性的牢笼”之中。
齐美尔
齐美尔作为和涂尔干同时代的人，他对于社会的理解也是建立在一种分工基础上。但是他认为整个社会分工带来的后果就是一种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的分离。齐美尔是从现代社会的背景下来对社会分工进行阐述。现代社会的发展使得人们拥有独立的生活空间可以发展个性，从而导致一种个性的拉平化，人们可以凭借自己的意愿随意地选择去做什么事情，而随着人的自由也带来了货币的自由，货币仅仅只是人们进行交换支付的一种形式，不依赖于任何人而存在，也实现了一种货币形式的拉平化。因此货币的拥有者和货币就是一种分离的关系。将劳动者由于货币的分化关系放置到生产中就体现为劳动者与劳动生产资料的分离，劳动的商品化使人格的各个部分分离出来并成为具有独立性的物品。劳动产品成为了多个人劳动结晶的表现。因为一个人在分工的作用下，不可能将自己的全部人格都运作在一个商品上，只能是一个商品的一部分代表着一个人的一部分人格。所以以这种方式生产出来的产品不再具有一个热完整的人格与个性。因此这种分工下生产出来的客观文化就缺乏了主观文化的完整灵魂。但是主观文化和客观文化发生分离的好处在于一个劳动产品必然是多种力量与多种人格的结合，他所生产出来的精神就会比单个人所生产出来的精神要优越。物品由越来越多的人来完成生产，个体就越分化，因此客观文化就开始超越了主观文化。
齐美尔对于时尚的理解也体现了这种主客观文化的分离。上流社会的阶层创造出一种属于自己阶层的穿着时尚，而下层阶级对于这种上层时尚抱着一种接近模仿的态度。但是一旦这种下层阶级接受了这种上层时尚势必会使得上层阶级抛弃他们原有的时尚风格，在重新创造出一种属于自己的时尚，而下层阶级又不断地进行么模仿，这种周而复始的时尚模仿恰恰也体现了一种时尚消费者与时尚生产者之间的联系。带有时尚性质的商品失去了自己原来有的主观意义-给消费者带来快乐。消费者对于它只是一种盲目的跟随，并未挖掘到商品生产者本身生产这个商品的意义。因此这种商品的主观意义也越来越不重要性，相反它的客观性就越强，只是为了实现一种接近。商品的生产只能更客观与冷漠。在这种条件的驱使下，客观文化的只会不断的扩大和提高，但是个体的心灵意志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客观文化越来越具有独立性发展速度越来越快，而主观文化的发展只是停滞不前。这样主客观文化之间距离越来越远。
我认为主客观文化的分离其实就是一种社会分化的结果，然而这种社会分化就是一种理性作用的结果，比如个性的解放以及对于时尚的追求。但是这种主客观文化的分离使得物发展的很快，而个体的发展还在停滞不前，因此我觉得这样的社会互动方式就会使社会处于一种“形式主义”的迷雾中。而这样的后果就会导致社会的失调从而社会整合形式必然会出现问题。
二、批判与理论（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
马克思
马克思思想中心是就资本主义当前的作用，结构对资本主义做出理解的。他认为劳动生产是人类生命的本质，一个有意识的人会在自己的生产劳动中将自己的想法对象化到自然中。并从对象化的自然的当中获得生命的意义。而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追求利益，达到一种利益最大化，（这种利益最大化不但针对工人也针对资本家，两个不同的阶层都是为了获得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理性的选择自己的劳动方式进行劳动。）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就是：价值理论——工资理论——剩余价值。任何商品的价值都是需要劳动价值来进行衡量的，工人阶级要想生产出来一个与他自己工资形式相等价值的东西就要使他的必要劳动时间少于他实际劳动的时间。而资本家为了达到利益最大化的效果也就是获取剩余价值的目的，只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式有很多，比如说减少投入的资源；提高工人生产的速度延长他们工作的时间；使用大机器生产等等。而资本家选择的方式通过不停地压榨工人阶级来获取剩余价值。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而工人想要获得更多的工资收入，只有将自己投身于生产之中。而实际上个人的这种生产劳动并没有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反而投入的越多，得到的就越少。反被资本家吞噬。而资产阶级的这种理性选择利益最大化的方式使得生产过程不再是生命本质的体现而是一种生命活动的异化。
而马克思却批判这种异化对工人和整个社会带来的影响。马克思将异化分成四种方式：工人同劳动产品的异化、工人与他的劳动活动异化、工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的异化、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工人劳动生产的异化使得整个社会都处在一种为剩余价值的乌烟瘴气中，工人的劳动被剥削，毫无价值感可言。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下的异化劳动来批判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私有制下得阶级剥削就是异化劳动的根源。）他认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最本质的矛盾。想要使工人阶级摆脱这种困境只有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引起社会的变革。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必然存在不可调和的。但是资本家作为一个理性人想要获取剩余价值却过分的压榨雇佣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实则被马克思所批判，他认为没有任何方式可以帮助工人摆脱这种困境，除了革命。
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作为第二代马克思主义批判的代表人，他们的很多批判观点都是建立在马克思的基础上。如果说马克思是一种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异化；那法兰克福学派就是一种物化下的人的异化：社会将不属于人的东西强加于人，并将人的欲望纳入到资本主义社会当中使人产生异化。法兰克福学派的异化是人们自愿的一种主动行为。人和物的关系被颠倒了,人为了物而存在,人完全拜倒在物的面前。
法兰克福学派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科学技术发展空前迅速的后工业时期，技术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成为了维持社会关系的方式,而理性已经被技术控制，在科学技术和专业知识面前,人已经没有能力通过他们的感官去真实地面对世界。科技理性理性越来越工具化了。科技理性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并且作为一种工具理性成为判断一切价值的标准。在资本主义时代,人类社会生活完全被商品化,人失去独立的自主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取代。也可以说这种理性成为了一种商业工具。（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工程师具有权威性和社会认可度，拥有着各种各样的资格证书，并且可以很好的操控整个工厂的运行，那么就会有很多的人想要认识这个工程师，希望可以通过与工程师的接触使得自己的工厂获得很大的收益。）
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正是要批判这种工具理性下人们行为的被殖民化——丧失自主性。否定了极权社会所谓的解放人性。人们的行动是越来越向理性化的趋势发展，但是这种理性化已经演变成为对科技达的盲目中尊崇，虽然现有的技术让人不在亲力亲为的进行劳动，只是对于机器的操纵，但是工业生产过程中个体还是会被苦役和被刑罚，只是身体解放了心灵还在受奴役。这样会出现很严重的精神危机，就像马尔库塞说的，人们已经成为了一个单向度的人缺乏认知、否定和批判的意识，在科技的潮流中失去了价值判断。想要帮助人们逃离这种单向度，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提出的解决方案不一，虽然具有一定的乌托邦性，但他们已经考虑到了改变交往行为的方式，说到底还是人与社会交往的媒介出现了偏差。
二、权力与理性（布迪厄、福柯)
福柯
他认为权力就是一种力量关系，并且不是单一的力量关系和其他的力量构成关系。他无处不在，渗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而权力是一种网状的可以扩散的形式，每一个人都在这个网中受到制约与监督。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会影响到权力的运行。权力要用技术、策略和知识来进行实施的。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强调对于疯人的一种压制。其实在于揭示理性对于人性的一种扭曲。他将欧洲的疯狂病史分成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这个时期疯掉是一种非理性的总称，以愚人船将疯人隔离到一个荒岛上；第二时期是古典时期，谵妄话语成为那个时期疯癫的一种表现形式，这个时期疯癫已经不能称为一种非理性的状态。是介于人与兽之前的一种精神状态，人们对于疯癫的治疗是和精神病人一样的方式；第三个时期是现代知识时期，知识分子和专家呼吁将疯人与罪犯分开看管，在精神病医院用各种强制性的规范来监视他们的行为，用宗教道德伦理进行治疗，使他们的整个身心处于一种压抑和恐慌的状态。三个不同的时期，理性对于人性的压抑也是不一样的。对于疯人的三种不一样的治疗方式也表明了理性对于人性的压抑越来越深刻，越残酷。
福柯通过对不同时期疯人的惩罚方式揭示权力的实现形式。而福柯笔下的权力不单单是针对不正常的人，更是面对所有社会成员。福柯眼下的权力运作分为3个时期，第一种是在古典时期，君主对于犯罪的人才用一种肉体上的折磨，(绞刑等）表面上看是对肉体的折磨，给予犯错的人一种惩戒，表现出君主权力的一种至高无上。第二个时期是文艺复兴法国大革命时期，这个时期的刑罚采取的是一种公开于众的方式，对于肉体的折磨也只是一个符号化的作用，目的就是将这种残暴公布于众，用一种透明化的方式杀鸡儆猴，引起人们的恐惧，以此预防犯罪。到了19世纪监狱制度的出现就是使得规训向着普遍化，合法化的趋势转移，将不正常的人关到监狱中，通过边沁的全景式的规训机制则是将最小成本获取最大效果发展到普遍化。监狱不是一种权力中心，不是武力网络，而是一个由不同因素组成的复杂的网络，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制造出受规训的个人，个人本身就是这种战略因素的话语对象。放大来说，就是将全社会的人都成为规训的对象。
福柯将这种理性对人性的压抑传递到了普通人身上，打着弘扬人性反对酷刑，实际上表现出来的是统治者至高无上的权力，其实际上是对人进行层级的监视，压制人，从而实现对整个社会的压制。
布迪厄
场域是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的一个关键概念。在一个场域当中，人们会拥有不同的位置拥有着不同的不同的社会联系。人们在这个场域中拥有的位置是和人们拥有的资本和权力相关的，相反在不同的位置会拥有不同的资本和权力。人作为一个社会人，自然是以理性作为出发点来建构自己在场域中的位置的。人越理性就越想获得获得更多的资源、获得更多的资源就要拥有各类权力来进行控制，才可以在这场游戏中占据好的位置。而人在不同的位置就会产生不同的惯习（惯习是人将自己所在位置而拥有的品行内化的一种结果）。人们同样可以通过惯习来在社会关系中建构自己。惯习主要是通过策略来实现的，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行动。而这种行动是潜在在身体中的一种体现。人们采取策略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获取利益。利益也应该是人们为什么要理性的选择自己在场中位置的最直接的原因。这种利益关系随着而来的就是一种权力的争夺，越得到利益，就越需要权力来帮助自己获取资本。
而布迪厄将权力放在语言实践中进行考察，而语言的交流正好会影响权力关系的使用。
1、资本差距。每一次的语言交流都可以成为权力行为的可能性。因为每一次的交流都是在不同的位置上进行的，而不同的位置就会产生不同的资源，必然会产生较强一方对较弱一方的压制。因此权力关系也会随之发生。
2、语言惯习。惯习作为一种性情的倾向，是语言交流中发生权力关系的根据。惯习是人们在不同的位置和资本的作用下形成自己的个性倾向，而这种倾向就是会导致在语言的交流过程中存在差异（文化人与非文化人说话的差异），惯习的不同也使的人们在价值观兴趣倾向和选择方式上存在差异。而这些差异正好可以成为权力争夺与控制的必然因素。
3、语言能力。言说技能、语言能力和运用它们而产生的社会能力，也是语言交流中发生权力关系的根据，只要存在差别就一定会有优势的一方向劣势一方产生制约性的权力关系。
4、语言市场。语言市场作为一个特定的约束以及监督系统来加强自身的力量，而这一系统是要通过语言的价格来推动语言方式的更新。各种习惯、制度会影响语言的交流，并且语言的价格要在社会制度的认可下才能形成。也就是一种社会大的环境对语言交流产生一种权力关系。
这四种语言交流存在的权力关系恰恰可以帮助有优势的一方压制劣势的一方，从而获得利益。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在选择和谁进行交流，交流的方式是什么，无不体现了一种理性的思考行为方式——都是为了获得利益和资源。
哈贝马斯其实也在她的交往行为理论中提到了语言的重要性。所有的交往行动都是一种语言的有效沟通，并且以这种沟通会形成人们的共识作为前提。换句话说交往行动就是人们在进行语言沟通，找共识，在沟通的时候言语有四个有效性基础：表达的可领会性、真实性、真诚性以及语言的正当性。言语的有效性基础实在交往实践的的一个基本要求，但是言语并非是语言，言语是一种交往行为，要保证沟通的有效性。言语的有效性是建立在语言交流的基础上，没有语言的交流就不法构成一种行动。可以说言语的有效性其实就是一种人生活中基本理性的表现，人们都想要理性地进入政治经济文化系统，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沟通，就没办法达成一致的行动最后可能就无法真正进入到系统中去实践，去找寻利益。其实话语系统与其他系统是一种原初与派生的关系。
四、反思与理性（吉登斯、布迪厄）
吉登斯
吉登斯最著名的理论就是结构化理论，他在一种时空的视角中分析社会行动是如何受到社会制度的制约来完成结构化的。他将社会活动看成是一种结构化的功能。人的行动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意识在行动中是以对行动的反思性监控而发生作用的。人们的行动就是一种理性化和反思的过程。而人们的行动是一种动态的，人们的行动进行生产再生产就会引起结构的变化。人类行动就是连接社会和结构的纽带。他认为规则+资源=结构，结构化的过程就是规则和资源不断更新的过程。人们的行动也是一种规则和资源进行作用的体现。而行动和结构相互作用的结果就会导致社会的变迁和制度的更新。
而吉登斯在此基础上提出要对现代性制度进行反思。时空分离、脱域机制和制度性反思是被吉登斯认为的三大现代性发展的动力机制。首先这种时空分离是的人们不在需要再具体的地点和时间来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情，时空开始出现虚化（由传媒力量来完成）人们的行动可以重新进行组合和分配，这也加快了现代社会的发展速度；其次在脱域机制中将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 “脱离出来”。它有两种表现形式：象征符号和专家系统，最后吉登斯强调现代性是在人们反思性的运用知识的过程中形成的。反思被引入到每个社会制度的角落，使得人们的思想与行动总是在更新。而这种反思性的提高和社会的变迁就导致了人们对社会风险的意识程度不断提高。主要包括社会层面的风险和自我方面的风险。其中社会层面的风险包括经济增长机制的崩溃、生态破坏、极权主义的扩张以及战争冲突，而个人层面的风险则包括自我认同危机、本体性安全感缺失所带来焦虑等等。但这种现代性的风险又与全球化作用下的四种运动相关联，即可以通过这种人们的行动意识来抵御现代性所带来的风险。同样现代性所存在的风险也会制约人们的行动，但是人作为一个主体性的生物，必然具有一定的反思性，在风险的制约下，相信人们还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反思能动性和理性来应对现代性的风险，找到一条出路。
布迪厄
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强调不但要用实践的眼光来看待哲学，还应该用实践的眼光来看待社会学自身。他提出要在实践活动或社会关系中来反思社会学自身。反思作为一种策略要运用于科学本身，即将社会当作一种研究对象来进行批判性的思考。这样才可以反思出社会学在各种社会秩序中是如何保证再生产的。要对社会学进行反思，首先要明确自己的学科地位，知道自己是什么，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对自己的性质和定位进行了解；其次在科学方面要提出一整套连贯的社会变量说说明体系，将假设纳入到模型之中，并且用大量的事实数据说话，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和可验证性，最后在政治上要认识到自己的政治地位与政治功能。知识分子要克服自己在政治上使用符号暴力，这样社会学才能明确自己的政治立场与角度发挥自己的政治作用。
理性作为一种行动者行动背后的动机与来源依据，必然会使得行动者的行为更加地合理且谨慎。社会学家正是利用对于行动者理性的分析，来发现整个社会是如何可能，如何运行的。理性固然重要，但不要过分的依赖理性，不然就会陷入理性的牢笼，相信一个具有反思性的行动者可以很好地把握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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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读书汇报
书单
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社会理论研究》、贝克《风险社会》、卡斯特《对话卡斯特》、鲍德里亚《消费社会》
贺雪峰《华中村治研究》
社会学家对于社会的理解无非就是理解社会、如何解决社会问题，用理论对社会实在加以解释，而分析的过程其实就是将整个社会看成一个一个整体，并且研究整个生活世界的有意义活动，再回到生活世界中指向他人的经验。对于意义的理解，所谓的意义就是形成于注意力的专注上，是一种反省的产物，当反省形成一种意识体验的时候，它就具有了意义，而舒茨将这种有意义的体验称之为行为，当行为的意义对于行动者而言是一种事先的构想并且具有一定的统整型之后就可以成为别人理解行动意义的依据。而舒茨作为理解社会学的代表人，将胡塞尔的现象学引用到理解社会中，即在交互行动而成的社会实在中来建构，他的目的在于理清人类行为与实在意义结构之间的关联，用诠释的方法来理解社会行动。舒茨在解释个体行动的时候，就认为行动者的意义包含在各种动机之中，这种动机包括两个一个是目的动机一个是原因动机。每一个目的动机都预设了一个手段——目的框架，强调的是一种行动的结果，是一种未来范畴,而真正的原因动机是从行动者的过去经验中来建构而成，是行动者之所以如此行动的原因和根据，这是一种过去范畴。只有当社会事物被还原成为人类活动的时候并且这种活动具有目的动机或者原因动机的时候，人类的活动才可以被理解。如果说对于动机的理解是对于行动者意义的来源，那么行动者如何理解他人的行动并且让他人了解自己的行动就是舒茨研究的关键。
同时他也强调对于人行动的意义要放在生活世界中去寻找。舒茨将生活世界作为他的关注中心，舒茨认为现象学社会学的主要目标就是弄清楚生活世界如何构造出来的、个体是如何认识这个世界的以及他们如何赋予行动以意义的。但是生活世界的这个概念还是从胡塞尔哪里引用进来的。胡认为生活世界是一种可以真实体验到的主体间性的世界,也就是他我主体间性建构的地方。这种主体间性的互动包括他者与行动者之间的主体间性，这种互动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有意图的行为，我要站在你的立场上来理解你的行动。其实这种从“此在到彼在”的过程就可以说是行动者带有沟通目的的行动。通过语言或者身体动作来剖析出行动者背后的真正意图和想法，才算是真正了解行动的意义，也可以这么说在生活世界中,人们之间的互动是建在以语言、肢体沟通为基础的行动的意义之上的。反过来说又回到了对社会行动背后意义的研究。
第一个将社会行动赋予意义的应该是韦伯，韦伯在他的理解社会学中也强调人的社会行动是带有某种意义的，而对于社会关系的研究就是建立在对于意义的理解基础之上。舒茨在《生活世界的意义构成》这本书中提到：理解社会学是社会学现象学的核心，也是他整个社会学思想的着力点，而韦伯作为理解社会学的鼻祖，对于舒茨的理解社会学也有着很深刻的影响。首先韦伯的理解社会学是将社会学当成是一种对于社会行动的理解，每个行动者的行动其实是带有一定的意义（意图和目的）。他认为目的导向的行动其实是意义产生的前提，但是我觉得有些行动就是自发形成的，比如说早上起来要漱口刷牙等等，这个行动本身可能没有意义，但是对于行动者而言确实具有主观上的意义的，即这种行为其实是被赋予了一种特定的意义，舒茨也承认行为是一种带有意义的体验，这种体验是一种带有意识的体验，而这种意识就是一种时间流程，简称意识流；其次韦伯对于社会行动是从主观意义进行解释，虽然他也有强调客观意义，但是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他人都是从自我理解的主观角度来看待他们行动背后的意义。舒茨就将行动背后的意义进行了划分，区分成主观意义和客观意义两种，除了自我对体验进行诠释，也就是对于这个问题的意义的理解与确定；也强调对他人的体验也进行了诠释，还强调一种“我他”之间相互关系的确立——他人的行动是可以通过身体表现出来，他的身体动作就是这种体验的记号，记号的目的就是为了被理解，身体通过这个媒介来指向他人的体验。这种诠释基膜就是存在于当下经验脉络中的对象的体验；韦伯不仅没有思考主体间性可能性问题，没有区别自我意义和对他人意义的不同，主观意义和客观意义在自我与他者的眼中也是不同的，我所体验的意义与他者也是有区别的，并且我所能够体验到的意义脉络与行动本身的意义脉络也是有差异的。在舒茨看来，行动的意义在于它事先被构想，也就是它是由行动者本身所赋予的，这项构想构成了行动的统整性，而这个统整性则是别人理解该行动意义的依据；再次为了更好地解释主客观意义，舒茨用制造者和诠释者两个概念来帮助解释。主观意义是制造者，客观意义是诠释者，诠释者在进行自我诠释的时候就会关注到制造者的意识活动中是理解制造者的想法；最后韦伯认为社会行为转化为社会行动的前提是在社会行动者意图用行为去引导他人产生特别行动时才会产生，其目的就是对他人的意识流产生影响。我认为他其实是一种行动者的个人动机，就是我一定要让他人的行动发生改变，强调一个结果，只要影响到他就行，不在乎动机是什么，也不在于那个人是否理解愿意接受，只要他改变行为就是可以了，虽然是朝向他人的但是却没办法从实质上去影响他人，即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行动，而舒茨认为只有在行动者的行为发生之后，行动的构想已经形成的时候，原因动机才会有意义，其实我认为舒茨的这种看似是一种朝向他人的态度，不在于改变的结果，只在于是否产生了影响，其实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动机——我希望我的意向对象是我所期待的行为。而在朝向他人的态度过程中，其实行动者已经在赋予他人一种主观的动机意义在里面，也就是告知，告知作为一种信号会影响到被告知者提高某周意识，这样这种信号就可以被理解，被理解之后其实也就回产生一种社会实质的行动了。这也就证明了实质行动进入到构想的目的动机中，成为了一种互为主体性的动机脉络。
哈贝马斯同样也在他的交往行为理论中提到了主体间性的问题，两个人在沟通的时候想要达成一种共识，也就是一种有效性的声称。有效性声称有三个步奏：第一将自己的想法以别人可以理解的方式表达出来，第二引起对方的反应并且理解我的这种表达第三对方将其转化成自己可以理解的并内化到自己的行动中去。后两种我觉得和韦伯和舒茨提到的朝向他人的态度和社会实质行动是同样的意思，如何使观察者与行动者的互动更为有效，如何让我和他人之间产生一种默契（我听懂了你的话，我理解你这样做的动机）可以说从古典到现代社会学家对主体间性都有着共同的研究。
对于韦伯而言,社会实在的本质是个休的互动,即个体在社会中的行动,而行动是由行动者的主观意义塑造的。而舒茨将主观意义作为其理论的核心，将社会行动看成是行动者赋予的行动的意义。而在这个关注点恰恰是在生活世界的背景下进行的，又回到了我之前说的对于生活世界的意义理解。
读书感受：
1、所谓的理解不是建立在经验主义的外部观察，而是深入到事物的内部进行剖析，从现象到本质的一个过程，读书是这个过程而调研也是这样的过程，珍惜两经的训练。
2、下个月对社会学进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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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书单：
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新时代的精神》、《社会学引论》舒茨《社会实在问题》、吉登斯《政治学、社会学与社会理论》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现象学的现象》
滕尼斯与韦伯、席美尔并称为德国社会学三大杰出思想家，并且是第一个将哲学与社会学分离开的人。滕尼斯使用了“共同体”与“社会”的概念对欧洲工业化以来的社会变迁进行阐释，滕尼斯的社会学思想就是建立在共同体与社会的基础上的。
共同体的生活秩序是建立在意志协调一致、和睦的基础上的，并且通过习俗与宗教表现出来一种共同生活秩序，这种联合以惯性作为基础，以政治立法作为安全保障，通过舆论来获取自我辩护。从根本上看就是一种社会意志的客体，以社会道德契约作为人行为的标准；共同体的本质在于人类有机体与共同体形式精神的结合。它的基本形式是地缘、血缘和情感共同体。社会是从共同体中产生的，是一种有目的的结合体，个人为了达成需要，获取好处而结合在一起的的共同行为是一种共识的结合。社会本质上就是以商业计算作为一种持续社会交往手段的人为统一体。主要形式是股份公司、大城市、民主国家以及整个市民经济社会和正在展开的工业社会。在滕尼斯提出共同体与社会这个概念的前后，许多社会学家也提出了与之相似的概念, 本文以涂尔干、吉登斯、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为例，将从三个不同的出发点对他们眼中“社会”的理解进行比较。
从社会联合的角度
滕尼斯提出来的共同体与社会其实是一种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一个过程。这与涂尔干的团结概念有相同之处。滕尼斯认为在共同体形式下人与人之间是相互联系的，这种相互作用是不需要特殊条件的；而在社会形式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是有条件的，是一种在利益和目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以情感作为契约。在涂尔干的机械团结中，这种团结是建立在一种同质性的基础上，人的行动是一致的，所以形成了一致的人格。整个社会是通过集体意识来控制的，而这样的社会是一种不发达的较原始的社会类型；而有机团结社会是建立在人的异质性的基础上的。（滕尼斯所说的社会和涂尔干所说的有机团结的社会是同一个社会实体因此用“社会”这个词来指代）恰恰是因为劳动分工的出现，整个社会的集体意识衰弱，人的主体性增强，与他人之间的联系不再是通过信仰和规范而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求进行的交往。而社会分工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组织结构产生，人口数量的增加和人口的集中带来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的增加。但是滕尼斯的共同体和涂尔干的机械团结又有不一样的地方。涂尔干机械团结是建立在人被集体意识所控制，行动手段都必须遵从整个社会的秩序规范，整个人的行动意识都是一种带有被动性、消极色彩的；而滕尼斯的共同体社会依靠的社会意识是以一种以习俗和宗教建立起来的，人们的行动都是一种自愿的、互动行为。在涂尔干的有机团结和滕尼斯的社会中，两种社会类型得到进步的标志就是社会容量、物质密度和精神密度的加强，但是滕笔下的社会中的个人更多追求的是一种目的的达成，利益的获得，甚至是一种不择手段的方式，依靠人们的理性来指导行动；而涂尔干的有机团结社会中的人不完全是这样的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分工的出现，生产效率的提高，物质财富的增长，人们的主体性得到解放，人们的交往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求来的，并不完全是一种手段和目的分离。在有机团结社会中，人们并没有像滕尼斯所说的完全只是关注经济利益或者其他功利性目标的达成，只是说把目标的达成或者利益的获得只是实现人的幸福的手段，但是滕尼斯认为在社会中的人把这些手段当作了目的，而涂尔干认为在有机团结的社会中人们并没有像滕尼斯所说的那么极端。
社会转变契机的角度
吉登斯和滕尼斯所说的两种类型的社会，都会引起其中一种向另一种转变。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引起社会转变的主要因素可能是不一样的。吉登斯将区分了两种社会即阶级分化社会与阶级社会。“阶级分化社会”是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社会,权威性资源（相对于配置性资源来说，还需要解释一下什么是权威性资源，什么是配置性资源）对物质性资源占主导地位，而“阶级社会”特指资本主义社会,配置性资源对物质的分配是决定社会一切关系的基础。吉登斯承认阶级斗争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阶级斗争并不能直接决定社会发展变迁的方向。吉登斯在研究阶级社会和阶级分化的社会的时候，他认为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的增长都是社会转型的现实基础,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是权力的来源。他认为对各种资源的占有量的差异导致了阶级的产生,当统治者无法很合理支配人与人交往或者说改造社会的能力的时候，他的合法性就会丧失，从而失去权力。当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阶级分化社会的统治者无法协调和管理他们的臣民时，他们就会失去合法性被新的、拥有所要求能力的阶级或阶层取代,就会发生统治阶级的更替。吉登斯提出权力是从阶级分化社会到阶级社会转变的原因。滕尼斯认为人的意志可以分为选择意志与本质意志。本质意志就是一种现实与自然的统一，是有机的意志，是由动物本质的心灵意志决定的。而选择意志就是一种人为统一的，根据自己的需求而决定的意志，本质意志在共同体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而选择意志在社会行动中所发挥的作用的不断增强是产生社会的前提。而滕尼斯他没有明确提出共同体向社会转变的根本原因，但是我认为可以通过对个人意志到选择意志的转变过程来衔接。对于理性的认识可以说算是意志转变的契机，共同体时期人们虽然拥有理性，但是那种理性可能是建立在一种情感为基础的行动之上的，如何判断人们行动是否理性主要是看是否符合一定的社会秩序，而到了社会时期，人们开始追求自由，对于自身的需要和目的更多是从一个理性人的角度来采用手段的，更多强调一种主体性的释放。这个时期的理性可能是受到最早由启蒙运动的思想被激发出来。
从个人解放的角度
现代社会是一种启蒙运动的继续，新时代就是现代发展的科学体现。滕尼斯指出了现代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三个方面的特点。经济领域是将关注的视线聚集在商业上，商业的发展会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政治领域是君主地位的转变，由人治向法制转变；思想领域是充斥着理性与科学的精神个人自由主义的发展就成为新时代的特征。本次主要谈论的是滕尼斯新时代的思想领域的变化和法兰克福学派对于资本主义转型时期人的思想上的特点的一个对比。滕尼斯认为到现代社会个人从专制主义与教会中解放出来，开始获得自由，市民从贵族统治中得到解放，上层市民与小贵族融合成为中产阶级。滕尼斯认为在现代社会出现的人口的快速增长是由人类分化和社会分工的发展而引起的,技术的发达是人口稠密的原因，与法兰克福学派相比他对技术的评价还是比较积极正面的，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因为技术转入到人们的工作中，即引起理性转化成为一种精神融入人们的思想中中，而商业活动就是理性活动的体现，资本主义的社会当中，资本与国家促进了科学的发展，主要是科学可以为他们作贡献，科学就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换与学术上的研究；法兰克福学派认为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虽然个人摆脱了社会纽带的束缚，想办法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以及心理方面的潜力，自由会带给人独立与理性，但是随着工业机器化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人们更多的依赖机器来帮助他们完成工作，人成为了机器生产的附属品，人们对于自己成功更多的建立在可售性与价钱的基础上而忽视了个人的品质，人的存在感就会下降。个人丧失了自己的所有权，生命就被否定了，甚至会出现冷漠、自卑等心里倒退现象。滕尼斯强调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就是一种个人被解放出来，人们利用理性将科技运用到社会发展中，通过科学促进人与人的交流，更好地促进人的的发展，从而促进社会的进步；而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虽然人们被解放出来，但是受到机器化大生产的影响，人们的自主性被机器所压制，会造成一种人性的丧失，最终导致整个社会会出现一种“人的危机”。
感受：本月的阅读体系化程度不是很强，有点散。
1、本月读书的过程中存在一个误区，就是对于不同时代的大家进行比较的过程中有点牵强，将不是一个时代背景的思想家的观点放在一起比较，只是抽取他们相同的内容这种比较方式是否适合？
2、下个月将继续阅读社会学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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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书单：
霍克海默、阿多诺
《启蒙辩证法》、
《霍克海默尔文集》、
《工具理性的批判》、
阿多诺
《否定的辩证法》、
《道德哲学问题》、
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
《工业文明与新左派》、
《审美之维》、
《爱欲与文明》、
弗洛姆
《健全的社会》、
《逃避自由》
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派别，被称为第二代批判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是霍克海默尔、阿多诺、哈贝马斯和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人。
他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正是资本主义全面经济危机的时候，他们认为这个时代最危机的并不是经济危机，最重要的是人的危机，因此他们就将方向转向了对于人的问题的研究，借助理论找出人所谓的本质。这个时代如同哈贝马斯所说的“社会学习机制和知识水平的更新决定了生产方式的发展”，那个时候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科学很大程度的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表面上看科技理性的确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并且作为一种工具理性被认为是判断一切价值的尺度、标准。同时在技术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社会迅速转型为后工业社会。但是这里存在一个问题：社会将不属于人的东西强加于人，并将人的欲望纳入到资本主义社会当中使人产生异化。归结原因：一是因为人们逐渐对科技达到了完全盲目崇拜的地步,人们精神空虚匾乏。这就造成了很严重的精神危机。二是生产与消费过程的非人化即现有的技术将人从体制中解放出来。但导致了工业生产过程中个体最终还是会被苦役和被刑罚，个人牺牲自己，个体缺乏自主性与自由。而个人的被奴役是由于他周围的环境、职业以及社会地位的某些不利的社会结构引起的，这也会转化为个人的心理结构的变化——人的负担过重，本能受到压抑。而马尔库塞认为这种现代社会中的压抑是因为本质的爱欲受到了压抑。
马尔库塞将弗洛伊德的爱欲本质论和马克思的人类解放论相结合，人的本质是受到快乐原则支配的无意识，人的存在就是一种生命本能，就是一种爱欲。但是这里要区别的是马尔库塞认为爱欲不等于性欲，爱欲较之性欲更宽泛，是在一种更全面的快乐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实我觉得马尔库塞所认为的这种快乐原则和弗洛伊德所认为的一种本我主义是相似的。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类文明的进步是以人的受压抑为前提的,所谓的人类文明就是一种压抑性的文明,人的历史就是人被压抑的历史。而人类与文化两者都是一种屈服于统治的关系。人类主要是以欲望为主，而文明是一种对自身行为的克制，人的快乐原则一旦被打破，就会采用现实原则来取代快乐原则，文明想要压制的东西就是快乐原则的要求，随着文明在不断进步，快乐原则在不断发展，文明对幸福做了压制性的升华。而弗洛伊德认为的压制性文明的起源，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也提到了一种原罪论的即救赎主义的出现，所谓的原罪不是罪，只是反对本身有罪的人而不是人所犯的错，负罪感就是维持文明的前提，文化的进化会增加负罪感的提高，幸福指数就会丧失。而人身上的这种负罪感是天生存在的，是一种正常现象，想要人变得正常就要使人们身上的负担正常化因此可以说爱欲的解放也不可能的。马尔库塞在基本压抑的基础上提出了额外压抑。所谓额外压抑就是产生于特定政治机构的附加控制。是统治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强加的,是不合理的,是对本能的基本约束之外附加的压抑,这种压抑在物质丰富的现代工业社会尤为深重。现代工业也就可以说是一种文明进步的形式。而文明的进步首先被看作一种工作的进步，而工作基本就是一种劳动。
对于劳动的理解，最深刻的应该算是马克思，作为新一代马克思批判主义的代表人物，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批判观点也是建立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批判基础上的。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最尖锐的矛盾，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下就存在一种异化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性质变成了一种不平等的、对抗性的劳动。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异化劳动的分析认为工人劳动的最终结果是一种劳动者的异化、劳动过程的异化、劳动产品的异化。这种异化的劳动是一种异化的生产方式，形成了资本家对工人劳动和劳动产品的剥削和占有以及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对立关系。（而私有制体制下的阶级剥削是异化劳动的根源。）（劳动生产率越高，剥削越高，剩余价值的社会分配就是实例。马克思认为想要解放爱欲最关键的地方在于解放劳动让爱欲进行到劳动领域，让人摆脱异化劳动的痛苦并且在劳动中得到解放和快乐）——《爱欲与文明》
而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观点是建立在马克思话的基础上的，马克思将异化归结成由经济过程中产生的人的异化；而法兰克福学派在卢卡奇思想的引导下将这种异化渗透到生产过程和人的心理结构之中,可以说是一种物化下的人的异化。（当机器越来越能够代替人完成工作时,人们也就越来越变得像机器一样行事,而人在机器化的世界里也就越来越孤立无助。）——霍克海默尔
这里所说的异化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对于人的剥削和控制，而是人们自愿的一种主动行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物质是丰富的,而人们的精神却是痛苦的。其原因是,人和物的关系被颠倒了,人为了物而存在,人完全拜倒在物的面前。社会通过广告和媒体等大量宣传,侵蚀大众文化，让人们仅满足于虚假的物质需求,被一种虚假的幸福蒙蔽，逐渐脱离了一种人的真正需要。其实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追溯到西美尔的主客观文化的分离，客观文化的发展速度快于主观文化，而主观文化被客观文化的发展制约，机器发展的越快，人就越笨，使得主体成为了机器的雇佣，主体被客体所控制。而这种控制就使得人的存在方式发生变化——越来越像工具理性发生偏移。
第一个提出工具理性的人是韦伯，韦伯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下的人越来越受到工具理性的控制，想要更快实现目标就要越向着理性化的方向发展，而霍克海默也认为理性是人类一直追求的终极目标。在工业资本主义盛行的今天，技术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成为了维持社会关系的一种方式,而理性已经被技术控制，技术成为了唯一评判的标准，在科学技术和专业知识面前,人已经没有能力通过他们的感官去真实地面对世界。科技理性理性越来越工具化了。在资本主义时代,人类社会生活完全被商品化,人失去独立的自主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取代。也可以说这种理性成为了一种商业工具。
但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工具理性批判，并非仅仅是意识批判，而是带有政治经济学分析视角的。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个体将自己的反思意识交给了大时代的经济力量，理性就成为一种经济利用的工具因此个体被瓦解了。对于霍克海默而言，个体的消解固然是由于独立的经济基础丧失所导致，个人行为被货币化、权力化影响行为。但另外还有两个重要方面原因，一是社会心理机制，二是工业文化的欺骗性宣传。大众文化是发达工业社会凭借技术理性大规模传播商业性、虚假性的文化产品。使得人们在被愚弄的意识形态下将主文化转变成为反文化。而现代工业社会总体理性的控制机制就在于利用这三方面因素压抑个体性的反抗思想，从而最终造成个体性的瓦解。
哈贝马斯也认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被物化的客观世界所侵蚀——系统对生活世界的入侵，哈贝马斯认为以技术为中介判断依据已经深深渗入到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科学技术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技术,而是与政治意识形态挂钩的一种新的控制形式。政治也以解决技术问题为先导目标。技术合理性已经变成了政治合理性。就如哈贝马斯所说的，技术决定论已经渗透到非政治化的广大居民的意识中,并且可以使合法性的力量得到发展。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判断受到大众传媒的影响缺乏自己的思考与判断。工具理性下人们的行为受到了一种思想的殖民化，整个社会就变成了一个物质丰富、精神匮乏的病态世界。马尔库塞认为这个时期的人们成为了一个单向度的人，因为在集权主义社会中，人们对于技术的崇拜已经影响到自身情感、认知、超越、否定、批判等意识，丧失了价值批判反思的向度,成为了没有批判意识的单向度的人。这里所谓的向度其实就是想表达一种价值取向与判断尺度的维度。而人们在极权社会中受到的压抑体现在四个方面：政治制度的一体化（否定了革命性）、社会生活缺乏反抗性、高层文化与现实文化的背离（也可以引用齐美尔主客观文化的相分离）、哲学的流行向标与经验事实不符。想要把人的本质解放出来最先要做的就是如何改变这种单向度人的意志。
弗洛姆这个时候就提出了对于人性的关注。弗洛姆认为马克思和恩克斯只是看到了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却低估了人类感情的复杂性。他没有充分认识到人性本身的需要和规律，没有充分认识到人性和人品质中的奋斗精神，这些精神就是人类发现最有力的力量。 如果一个人没有拥有人作为人的人性。那么他就是一个贫困的“物”，一个被机器生产所取代的人。他已经丧失了自己的所有权，生命已经被否定，人所特有的创造机制就会被遏制，人就会造成一种冷漠以及心理负罪感。
如果说启蒙运动是将人从宗教的世界解救出来，解放思想的话，那么新工业时代就是一种理性的牢笼对人的禁锢，而技术理性后的世界又会是怎么样子的呢？对此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对于对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似乎是持一种悲观的看法。虽然弗洛姆提出要建立一个健全的社会建立一种人本主义得公有制；马尔库塞将希望寄托于美学基础上，通过人的内在审美本能来改变人的心理结构；阿多诺是将人放在一个道德的至高点之上；而哈贝马斯则是借助交往行为理论来解除工具理性的制约。这些看起来略带乌托邦性质的解决办法是无法深入到具体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因为当时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并没有达到理想的完全发达的资本主义发展状态，但是他们至少愿意提出一个解决的办法。其实我认为人作为一种具有反思性的生物，一旦走到了极端的和人类世界相对立的时候，会根据自身固有的反思性来调节，另辟蹊径或者向回走。虽然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是一直存在的，但是人类也是在进步的，他们有意识也是有能力去应对面对的困境。所以我认为人类的前途还是光明的。
读书感受：这个月读哈贝马斯的书可以说是很孤单的，因为很少有人涉及到这个学派，只有凯文之前稍微看过一些，所以只能和西农的范凯文隔着手机进行交流，虽然交流的时候我问的很多问题他也回答不上，但是在交流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别人正在看得经典为自己找灵感，拓宽思维。所以一定要创造一切条件去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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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6.10-8.21
书单：
哈贝马斯
《合法化危机》、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后民族结构》、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包容他者》、
《交往行为理论1、2卷》
《后形而上学思想》、
《曹卫东讲哈贝马斯》
生活世界走向何方——重拾沟通理性
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概念是他的交往行为理论的一种重要组成部分，生活世界是日常交往实践的核心，他是扎根于日常交往实践中的文化再生产，是一种社会与社会化相互作用的产物。生活世界这个概念最早是从胡塞尔那里提出来的，所谓的生活世界就是一种人们可以进行活动的场所，是构建人们生活意义的场所。他的这个概念是从韦伯的行动理论衍生出来的。韦伯认为在当时的社会，人们的行为是受到一定的规范或者说道德、法律来约束的，这种行为更多得是一定亲社会行为，是以社会整合作为目标的一种行为，但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新教伦理的引入，人们的行动更多的是从一个目的、手段的角度来进行的，他们更看重自己的目的是否可以实现，而不在乎选择的手段是否合法，人们行动的原则已经向工具合理性或者说目的合理性偏移，每个人的行动都是一个独立的单人行动，缺乏一种社会共识，而正是这种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化的过程导致了生活世界的分裂过程,也就是生活世界的理性化过程。
哈贝马斯所指的生活世界,是由文化、社会和个性三种要素构成的知识结构，他们三者在“文化再生产”、“社会整合”、“个体社会化”这三种再生产过程中它们分别承担着更新文化知识，进行文化传统的传承、借助规范和价值达到调节社会行为促进社会的整合、发展个人的社会化进程，提升主体行为能力三种不同的功能,这些功能互动下构成了生活世界的属性。
哈贝马斯将这种生活世界下的社会区分成系统世界和生活世界两个层面，所谓的系统世界就是通过货币和权力等媒介组织起来，一种现代的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官僚政治体制，简单来说就是一种制度体制，系统还是以工具理性作为目标；而生活世界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去行动，人们对于这种生活价值和意义的追求是不受他者的限制的，这两个层面在原始社会时期并未分离，直到封建主义时期，国家政权掌握在一部分人手中，阶级分层的出现，政治体制从生活世界中分离。然而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市场的作用变大，市场领域的逐渐形成,金钱作为交换的中介物使得经济与经济运行体系已经从生活世界中独立出来。人们从原先的通过语言交往的方式逐渐被货币和权力所控制，这种政治制度的压抑控制了人们的日常行为，私人经济生活的自主性相对地被市场消费欲求所左右,公民政治生活的自主性被转化为对政府权力的消极盲从。生活世界却被系统所控制，这就导致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在目的理性下的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被金钱、权力侵入生活世界，就压制了个人的自由与自主性的行为，最终会导致合法化危机，这个后面会说到。
公共领域出现的问题就是生活世界殖民化的一个结果。公共领域首先表现为一种文学的公共领域，之后才变成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现代的公共领域就是由一小部分人组成的私人领域，一些有文化知识的公民通过在沙龙、咖啡馆讨论一些文学问题而成为了公共领域的雏形。尔后形成了一些小团体、组织开始讨论一些大众问题。随着那小部分人对于公共事务的关注程度提高开始对一些公共事务进行批判，并且资本主义出现一些经济弊端，这一部分人开始对公共领域的一些问题进行插手，其实我觉得正是这种民主的力量使得资本主义的制度得以形成规范，但是国家却认为这种批判其实已经影响到了他们的控制，因此他们对这种民众的公共领域参与进行了介入。首先国家官僚机制开始对政治决策、经济领域进行干预，其次公共领域受到商业化的侵蚀，商业利益使得大众文化受到影响，最后公民对公共事务与问题的判断受大众传媒的影响开缺乏自己的思考与判断能力，公共事务交由特殊人群来处理而非公众讨论。这样就会导致两个结果：一个是个人意识的衰弱，另一个是社会集体意识的消解。市场通过价值入侵人们的非商品活动，由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日常沟通被各种政治、经济机制所控制（系统）被货币化、权力化影响了自己的行为，市场不再是有供求关系所决定而是被国家调控，国家对于个人经济方面的干预越来越强，使得人们的自主性在不断的衰落。个人进行理性选择的机会丧失，对公共事务冷漠；另一方面生活世界中由一些默认的价值共识发生变化，比如说之前提到的供求关系，但是在商品经济对生活世界的侵入中强加了一些牟利的思想，人们的行为趋于功利化而不是之前的道德感，人们对于社会的这种共同感丧失了，这个时候整个社会秩序就开始出现了紊乱，人们的行为没有一个很好的规范来约束。这时候就出现了社会危机。资本主义的危机最先始于经济危机，是由于经济运行方式自身存在的缺陷，到了资本主义中期，经济危机开始向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转移，到了后期出现的最致命的危机就是动因危机，资本主义的动因危机主要表现形式是社会文化系统规范功能失调。（以教育机会不平等为例）这种动因危机也就是合法化危机的根源。所谓的合法化危机则是一种认同感的危机,是人民大众对现存制度缺乏信任感,政府无法发到公众的要求，缺乏一种合法化基础。行政系统就是简单的贯彻统治者意志的过程，并非满足公众的需要，由此政府管理出现了合法化危机。这个时候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中就提出了一种解决途径——将交往理论直接介入到社会结构中去。
哈贝马斯认为人类社会行动在根本上是在与他人沟通、协调、建立具有共同规范协议的共识，他的交往行为理论是在继承舒茨的现象学、卢卡奇的社会整合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作为前提的。他强调用交往理性取代目的理性,用语言为媒介,以理解和共识为目的交往原则再建立一种生活世界的内在机制。哈认为人们还是以生活世界为背景进行交往,只是在规范调节人们的行为过程中，行动者不再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他们的行为对象由一个人变成了多个人，这也就意味着行动者开始建立一种人际关系，与社会世界中的事物产生关联，这种关联是通过共识来维持的，这种共识是一种天生就存在的，即使社会的规范无法调节人们的行为，但是还是可以依靠共识来维持情感的交往，这也就是所谓的主体间性。一种所谓的默契，是在互动的过程中，所有参与者都可以借助他们的语言行为作为中介来追求他们行事的目的进行交往。这种交往是建立在主体间通过理解达到共识的实践过程中的。但是我觉得这种交往是建立在一种预设的大同社会环境下的，因为人们在进行交往的时候，不可能无时无刻都在考虑交往的4中可能性——表述的真实性、遵循规范的合法性、正确性、主体的同一性；这其实也是一种乌托邦的想法。
但是在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哈贝马斯强调交往行为更多强调的是理性的而非感性的，但是在进行一些经济活动的过程中，人们会因为利益的追求而使得社会人际间的出现一种欺诈这种物化的扭曲交往并没有达到增加人际间真诚沟通的可能性，反而影响人们人际之间的距离感。这是不是与哈贝马斯理想的交往理性背道而驰的呢？
历史唯物主义的出路——用交往范式取代生产范式
哈贝马斯思想核心就是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思想行为理论，克服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重担，所谓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以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来揭示社会发展的基础过程，展示社会发展的规律与方向。任何一种社会理论，无论是历史唯物主义还是社会的其他理论都无法全面的解释整个社会现象领域。而历史唯物主义只适合于解释社会运动与阶级冲突。他沿着批判理论的传统探讨分析现代社会的规范性基础。他提出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威胁人类生态危机并非经济剥削与意识形态剥削而是生活世界殖民化。马克思将物质关系看作是最根本的交往关系，而语言是取决于实践的需要，社会劳动是建立人际关系的基础。而工具和策略就是社会劳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马克思眼里的这种交往意识是运用于人们的交往活动与关系的。 而哈贝马斯认为的交往行动是通过语言行为来实现的，尤其是语言行为在社会进化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为人们的社会交往行为与社会本身发展受到语言和语言行为发展水平的制约。语言可以使得人们之间的了解建立在一个共识的基础上。这个在下文会有详细的说明。语言的互动过程有助于建立一种道德规范。
哈贝马斯从个体与社会，自我认同与社会进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中来研究社会历史与社会生活。他用交往范式来取代生活范式，凸显交往在社会进化中的地位。强调道德实践意识领域的学习才是生产力发展的前提条件。
哈贝马斯强调用道德规范结构来建立社会进化的意义。皮亚杰也认为人在道德实践内的学习过程中获得能力，反映在世界观中，他们会形成道德意识与法律观念。对于社会进化有特殊的意义。道德规范结构的发展，对于社会进化而言具有起搏器的作用。哈贝马斯认为正是在一个社会吸收了社会化的行为主体的学习能力的基础上，才会形成一种新的结构。而社会只有包含在人们的世界观认识潜力上，用来组织人的行为系统时.社会才会进步。
哈贝马斯主张用社会组织来取代生产方式，他认为社会学习机制的进化与社会知识水平的提高会导致社会的变革，个人的学习能力也可以促进生产关系的变革，这种学习机制对生产关系具有决定作用。以此来划分社会形态的标准对社会形态所起决定作用的就是社会组织原则。
读书感受:
1.这个月读哈贝马斯总体感觉不错，在读书的过程中与小伙伴的交流很多，让我产生了很多思想的火花，感觉快把哈贝马斯这个人解剖出来了。在讨论哈贝马斯的过程中还顺带想起了他和齐美尔，布迪厄的共同点也让我回想起来之前一些遗忘的知识。多讨论还是有好处的。
2.下个月还是继续看社会学的内容，在扩展一些社会学的其他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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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5.9-6.13
书单：
福柯
《知识考古学》、《词与物》、《这不是一支烟斗》、《福柯·布朗肖》、《福柯选集》
卢曼《权力》、
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
阐述福柯主体的人如何产生
“人之死”是福柯最著名的观点之一，也是福柯知识考古学最重要的结论之一。柯在《词与物》中就通过预告的“人之死”来批判现代主体。因为无论是先验主体哲学，还是经验主体哲学，都一直把人作为研究的对象，这在都是福柯在词与物的最后提到的对这想法的排斥。这次我所探讨的就是既作为客体又作为主体的“人”的产生。
福柯讲的“人”并不是生物学或社会学意义上的人，而是指主体即被当作主体的人的观念。对于人为什么会存在到人是如何构成知识主体的问题中，他认为在18世纪以前，人并不存在，而劳动、生产力，语言也不存在，人成为了一种新的创造物。而人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通过现代文化对人进行一种实体化才真正存在的。当人们达到真理，所拥有的知识不再需要“人”这个概念来辅助的时候，人就会消失。
在词与物中对人的关注有着阶段性。福柯就人对于事物的认识分成了三个时期，分别是在16世纪以前的文艺复兴时期；17-18世纪古典时期；19世纪初现代生命时期，即劳动语言和生命。在18世纪之前到19世纪初期，人们的认识产生了两次断裂，第一个间断性开创了古典时代（大致在 17 世纪中叶），而第二个间断性则在 19 世纪初标志着我们的现定性的开始。在16世纪之前的传统时期，人们对于物的认识是基于一种类群本身的相似性，两者之间存在的联系是因为事物之间存在着相似性，组织符号的运作，并引导着基本的表象活动，人们对于物的认识只是一种大致的了解，认识的程度和深度不够。相似性知识就是建立在对这些符号辨认的基础上。也就是主体还没有诞生。这个阶段的词与物是一体的，没有被区别开来的。在这里我有个问题：文艺复兴的时候，不是已经算是给人性解放了吗？为什么福柯却不认为人文运动是来自文艺复兴时期呢？到了17-18世纪的古典时期，人们对于物的理解开始通过同一性和差异性来展示，这个时期语言已经分化出来，与物进行分离，语言成为了人们认识事物的工具，话语不再是作为指代物的表象，而是作为表象作用的表象。换句话说就是在古典时期知识的中心是表象，表象是基础和根本。表象反过来只有借助语言才能与普遍联系起来。语言在这个阶段起到一个符号的作用，语言与相似性分离，成为一种纯粹的表象，符号要通过表象来建立一种秩序。在这个时期，我觉得人的自主性已经有一点被开发出来了，劳动是通过经济学而把人转化为劳动要素，把人与劳动合为一体。因为如果人要进行劳动，那么我们就要对人进行训练，进行机械化的训练，人在劳动中改造世界，也改造自己，甚至被劳动控制和异化，人的自主性就被开发出来了。但是“人”还没有获得其特殊的知识中心的位置，主体还没有诞生。最后一个时期是19世纪初生命时期，人们对于物的认识是建立在一个有机结构上的。这个时候人们关注的视线已经开始关注到人个体本身，即把人当成一个有机体来对待。我们开始能够借助生物学、心理学、病理学和社会学，通过实证的、科学的、理性的方法来认识人了。对于人的理解的不再是一种大致的理解，而是更加细致并且是有分类的。比如将人分解成是有手、脚、头等等组成的。因为如果人出现了一些疾病，将人当成一个整体，就没办法发现人到底是哪个机能出现了问题，只有把人分解成一个个部分才能更好地了解人。人这种认识自我的过程就是一种主体性被释放出来的过程。就如同笛卡尔说的，“人是有能力来达到真理的。”而心理学、生物学这些科学知识的发展也使得一些知识被建构成了真理。所谓真理，应该就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有科学知识的指导。福柯在《性经验史》中提到的对于养生、快感的理解应当都是存在一定的科学依据的。比如说养生提出来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泡温泉，都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而手淫的次数过多会对身体产生一定的影响也是有依据的。这些也就可以称之为真理，人们是根据一定的科学方法、学科知识以及科学知识得出的结论，因此人们愿意去相信这些说法的，即人们选择去相信：人是有主观的力量和能力去相信真理，达到真理。人是具备理性的，更重要的是追求理性，以理性来安排自己的生活。而人们作为一个理性的个体，对于这些真理盲目的遵从，以及对于真理的依赖，其实造成的也是一种人的消解，我觉得是一种主体性的缺失的吧。再到后面福柯用非理性的人来理解理性的人，在疯癫与文明中，规训与惩罚中提到的那些不正常的人，都是在这些足迹中寻找现代人的特征。
为什么福柯认为人在19世纪初才被构建起来，他认为只有当人设法把自己重新恢复为劳动存在时，人只有早已被社会所制度化，所把控的人类时间和空间内部，才是最基础的形式。而在之前的两个时期的世界秩序中虽然给予了人一个特许的位置，但是却不能思考人，而在现代世界中人是可以被确定的。因为他在古典时期中，所有的知识和语言都是关于表象及其秩序的，而不是关于人的，人只是表象的工具。她是在现代文化的建构中得出的，我觉得在之前的三个时期中人的思考是有限的，但是在这种有限性的范围中就是可以确定最后是不是可以到达真理。生命和语言，劳动都是在有限的表象空间中做出来的，但是这种人类限定性就是在强调在表象内部可以到达真理，无限观念以及无限在限定性中的确定性这个观念，就使得人可以获得真理。随着语言学、生物学、经济学知识的发展，在现代就形成了会说话的、有生命的和劳动着的人的形象。现代人一定要通过语言将自己所思所想表达出来；而一个劳动着的人又带有一定的贪欲和利益；一个有生命的人必然对未来真理抱有很大的憧憬。而对于真理的执着就影响着人们的行为。
就福柯的三个阶段来说，福柯认为他的三个阶段是断裂的，不连续的。我觉得从一个层次上是连续的，因为这三个阶段，就是一种把物抽象的过程。这种对于物的理解已经上升为一种抽象的过程，即在一个对物的认识过程中它的内部就形成了一种认识体系（通过相似相、通过语言来认识表象、将人当成一种有机体），是他本身的规律来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物，他的每一个时期都是独立形成认识过程的阶段就是一种分开的；但是我觉得从对人的关注的角度来看，这是一步步递进的过程，从刚开始的人性解放到劳动时期人的贪欲出现再到对于人分裂式的理解直到19世纪初对于人的构建，都是一脉相承的。
就卢曼、布劳笔下的社会交换权力分析
卢曼所认为的权力是作为一种交往媒介而存在的，是随着社会系统的分化而发展的。他目的的功能在于减少社会系统的复杂性。权力最开始源于原始社会赋予强有力成员处理部落内外事务的权力，这种赋予就是为了公众目的的实现和利益的最大化。权力由强和弱，合法合不合法组成的权力代码，权力之间又存在着等级性，掌握者借助与固定的决策制定，在各种抉择中形成条件的联系。为了在抉择中避免一种斗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就进行一种权力的沟通，来形成一种权力链条，这种链条可以说是带有一种等级化的。而权力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权力其实可以说是一种政治范畴，是随着国家的出现才出现的，权力的出现最初是为了统治者更好地管理国家，来压制社会中反动者才出现的权力，也可以说权力存在就意味着一种压制和管理的出现。这也透露出权力的一种合法性。
人是在这样一个社会系统中存在的，社会系统与人就是一种互为的关系，人们是通过行动来影响系统的变化的。人们的社会行动可能会根据他们所拥有的资本或者说所处的位置来决定的，这也就是像布迪厄所说的一种场域、资本惯习关系。而这些也会影响人们的行动，指导人们行为的动机，从而来降低人们在这个系统中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人们的行动就会不自觉的和其他人产生一定的关系，尤其是和他人互动的过程中，也会存在一定的权力关系。因为不同类型的行动可能会受到道德或者法律影响或者说受到权力的限制。比如说一个人的经济行为，人们都是具有贪欲的人，因此就希望在经济活动中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但是人们获取经济利益的手段和目的不一定是平衡的，有可能他现行的手段没有办法达到他想要获得更多经济利益的目的，因此可以说这个是由一定的法律来约束的。而由于法律的存在，就必然对这个个体产生一定的法律压制，就是一种强制性的权力权威来对人的行为进行一种影响。而这种权力的权威作用也是带有一定的等级性的，权力要向制度化，就要划分出一种等级，使得一切的分工和程序围绕整个社会的平稳发展而进行的。他统治者要想很好地掌控人们的行为，那就要控制人们的行为，这样就可以减缓社会环境和系统交往的复杂性，就可以提高社会运作的效率。
而布劳认为社会交往过程中人对于报酬的期望是一种相对剥夺的概念。所谓人们建立的社会交换关系，是需要在这种社会交往的过程中达到他们的某种利益的。布劳所认为权力发生的场所是在一个社会交往的微观环境中进行的。我们研究的目标就是分析社会交往，维持他们的过程以及他们所具有的形式，并且探索这种社会力量和结构，在探索社会交往结构的过程中就会导致我们地位和权力的分化，地位的分化会导致合法化与组织化，而权力的分化就是会造成反抗与竞争。比如说甲帮助乙，乙不能平白无故的接受甲的帮助，乙没有甲所需要的东西，只能从他人处获得甲所需要的东西。这个时候就需要一种权力，也就是这个时候甲就拥有一种无形的权力去支配和指挥乙，这也是一种权力的来源，也就是在交换的过程中引起了一种权力的分化，谁求谁，那么被求方就拥有权力在利益上的依赖，就具有权力实施的要求，即对权力的集体赞同就会使得权力具有合法化（人数都多于2人）而对于权力的集体不赞同就会引发反抗，即权力分化的两种动态（合法化和对抗化）这种权力的分化就会导致不平衡，即在组织内部产生一种反抗，为了进行社会控制，我们就要赋予形式的程序以及强制性的权力（席美尔的3人群体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权力的分化是出现在对稀缺商品的竞争过程中，在非正式群体中，出事的竞争是对参与实践的竞争，他是从群体成员那里获得社会报酬所必需的，权力在使用过程中被消耗，但是也冒着一定的风险被投资以产生更多的权力，一个人如果要求其他人偿还他们的义务，那就表示她对他们的服务依赖并且削弱了她对他们的权力。社会分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团结，但是在另一个程度上又是会刺激社会整合的发展的，社会整合通常就是群体凝聚的基础。
在社会交易中所引发的不平衡就会造成权力的差异，权力的条件是由对他的四个基本方案规定的（战略性资源的独立性、从另外一种来源中获得所需要的利益，利益可以通过暴力取得，可以舍弃利益，克制对他们的需要）在这四种条件下，就能够提供满足这些需要的利益的人或者群体获得支配他们的权力。
读书感受：
1、这个月还是在读福柯的书，尤其是一些难度比较大的书，在总结报告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正常我们进行读书汇报都是总结福柯的思想体系和思想框架，但是在这个月中，我加入了很多自己的一些想法，将一些知识点串联起来，但是这种串联没有什么依据，就是福柯可能并没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来考虑，所以我觉得我个人的思想框架占了很大一部分的比例，我有点疑惑这个到底有没有破坏原先读书会的初衷——将思想家的理论表现出来
2、这个月时间过得比较快，一个月的时候并不足够来看完福柯的书，下个月开始看哈贝马斯，有点紧张也有点期待，两个半月应该有足够的时候来看书了！
2016.4.5-5.8
书单
福柯：《性经验史》
《规训与惩罚》
《不正常的人》
《必须保卫社会》
《精神病学与心理学》
《生命政治的诞生》
《主体解释学》在读
在福柯的后期的作品中，他的研究方向从知识考古学向谱系学转变。第一个提出普系学的人是尼采，福柯是在他的基础上将普系学细化，他认为普系学就是就是一种历史和批判的更加细腻更加精确的形式进行回潮的方法。即一种反科学，（一种对科学的造反）为什么说是对科学的造反呢，科学的方法就是一种规律化和抽象但是抽象出来以后就会存在一些和他不相符合的东西，而这些边缘的东西又是真实存在的，当科学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以后，福柯就想将这些被掩盖的东西揭露出来。就是一个反科学的过程。就会福柯提出的普系学在于强调话语本身的权力。他的普系学是对于历史进行一种物质上的尊重，一种肉体因果的阐述。福柯对于人的理解更多地从一个非主流的方向开始的，即局部分散的信息规整为整体的，从外部到内部的打通，将从四周像中间靠近的方式进行的，福柯的关注对象是一些特殊的群体：不正常的人，他将不正常的人归为3类：畸形人，需要改造的人以及手淫儿童。我今天讲的内容就是权力如何在谱系学下面运行的，即权力谱系学。福柯强调这种谱系学下的权力是依靠技术和知识来进行实施的。他认为权力就是一种力量关系，并且不是单一的力量关系和其他的力量构成关系。他无处不在，渗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而权力是一种网状的可以扩散的形式，每一个人都在这个网中受到制约与监督。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会影响到权力的运行。着中国权力渗透的领域也是从一种微观的日常生活中切入的。权力要用技术、策略和知识来进行实施的。
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之后，统治者为了更好地管理国家，更好地控制臣民就必须将权力下放到各个领域，而他想渗透到各个领域就要对不同的人进行一种分类，福柯建构出疯癫的人，通过对疯癫人群和其他犯人的区别来判断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他们进行规训。就比如说疯癫的人和患有传染病的人，对于传染病的人就选择用隔离的方式进行规训，而对于疯癫的人就采取驱逐，将他们驱逐到养老院去进行控制。对不同的犯人采取的惩罚方式不同，其中人们对于疯癫者的形象中发现了人的本性，对于疯癫病人的禁闭其实就是一种理性和非理性斗争的过程，疯癫其实就是一种非理性的过程，这种非理性的过程就是一种自然状态的呈现——即人天生就有一种内含疯癫的气质在里面，后期人们成为疯癫的人也是因为自身的气质被释放出来，而君主对于犯人的控制不在只局限于是否是行为上，开始将关注点放在人本身就拥有这样的潜意识，要对犯人的出发点进行区分，并且现行的法律也要求判罚的标准化与精确化。由于法官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去确定是否这个人是精神疾病者还是具有犯罪目的的人，因此也引发了一种新的知识，一门新的医学学科的出现，精神病医生因为拥有精神病诊断和治疗的绝对话语权，这也就是权力产生了知识。其实并不是一定要对把精神病人和犯罪人分配到什么地方，而是区别普通人和精神病人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区别的过程中，要将权力渗透到普通人的生活之中。这就是知识促进了权力的发展。在福柯眼中，知识和权力是一种互为的关系，权力制造了知识，而知识也是服务于权力的，医学知识的出现就是为了更好地帮助君主进行统治。权力可以使用知识。政治肉体就是权力和知识互动的过程，肉体灵魂展示的是一种权力的效应而知识会扩大这种权力效应。而医学就产生了一种政治统治的作用。
而这种医学知识的增加也让人们将权力的关注点放在了另一类不正常人中——手淫儿童。对于性这个话题一直都是被压抑的尤其是在公共的场所中，其实儿童的手淫现象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是在这里福柯就将他划归成为一种不正常的，违背道德法律的现象，是因为手淫会引发一系列的疾病或者给家族带来不好的影响，因此就限制人们在公共场合谈论它。要想在现实生活中控制“性”就要将其还原到语言的层面，控制他在话语中的自由交流，并且将他从言语对象中剔除出来。让他的表达方式受到控制，虽然人们在表面上被禁止谈论性的问题，但是在这个控制的过程中，性的话语已经被生产出来了，外在的限制阻止不了他所谓内部滋生，人们的性话语已经建立了一种生产装置。性话语的建立其实也就是一种权力在扩大的过程。权力在运作的过程中被给与了一种冲动，而身体的激动又鼓励了他的监督机制，从而让权力扩张的更远。人们又重新落入到权力的掌握中去。话性就是一种权力行使干预身体及其快感的真实反映。而这种话语权力已经影响到了人们对于手淫儿童的病因理解。而医学对于手淫儿童这种病因分析是由于家长的引导出错而导致的，把家庭作为医学知识的传递者。儿童出现手淫行为时因为家长没有做好很多的监督作用，是从小生活习惯不好养成的，对身体有极大的伤害，需要父母时刻的监督，父母的权力没有在家庭的教育规范化中发挥作用。它那权力机制就开始渗入到家庭中，对于一些家庭的隐私进行窥探，表面是检查家长是否对孩子进行良好的监督，实际上是将权力渗透到家庭中，汇报给医生，这样整个家庭就都在统治者于医学的监控中。
而儿童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要到学校学习，这个时候孩子的学习问题以及一些特殊问题，比如情绪抑郁等就成为了关注的问题，这个时候老师就将孩子的问题归结于家庭的管教不严，和手淫儿童的归因一样，这个时候学校就会加强对学生家庭的一些关注，比如说父母的工作，平时和孩子的相处方式等等，这样，家庭的一些信息也暴露在了统治者中，而这个中间的接线人就是学校。
福柯笔下的权力不单单是针对不正常的人，他最主要的是将权力下放到社会全体人员中。福柯眼下的权力运作分为3个时期，第一种是在古典时期，君主对于犯罪的人才用一种肉体上的折磨，(绞刑等）表面上看是对肉体的折磨，给予犯错的人一种惩戒，表现出君主权力的一种至高无上。但是这种惩戒并没有从精神上给予犯罪者惩罚，达不到真正规训的效果，只能是君主一个人自导自演。这个时期将肉体作为主要的刑罚对象！第二个时期是文艺复兴法国大革命时期，君主对于犯罪的惩戒不在于单纯的向社会宣布主权的至高无上，而是将对象转向市民社会中的成员。这个时期的刑罚采取的是一种公开于众的方式，对于肉体的折磨也只是一个符号化的作用，目的就是将这种残暴公布于众，用一种透明化的方式杀鸡儆猴，引起人们的恐惧，以此预防犯罪。这种公开处决并非是重建正义而是重建权力，带有一种司法的政治功能，在这个时期君主已经考虑到了一种惩戒成本的问题，而公开处决就是一种最小的代价把肉体简化成为政治同时又换来最大的权力的干预。但是我觉得这里会不会存在一个问题，这种野蛮的惩罚方式凸显出来的是统治者的无情，而受刑罚者可能会成为被同情的对象，(惩罚示范力学改变了惩罚的机制）这样的后果可能引起公众对于惩罚方式的一种反对，这样就会产生对惩罚权力机制的一种变革，这种变革无疑不利于统治者的统治，是否已经偏离了统治者行为的初衷。而到了19世纪监狱制度的出现就是使得规训向着普遍化，合法化的趋势转移，将不正常的人关到监狱中，通过边沁的全景式的规训机制则是将最小成本获取最大效果发展到普遍化。监狱不是一种权力中心，不是武力网络，而是一个由不同因素组成的复杂的网络，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制造出受规训的个人，个人本身就是这种战略因素的话语对象。放大来说，就是将全社会的人都成为规训的对象。监狱惩罚变成了一种形式化的功能，不管是劳动还是教育我就想到了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摄像头随处可见，在考场，在马路在商场，可能这个摄像头没有打开，但是却给人带来一种在虚构的环境中产生的一种真实的征服。将犯罪纳入到一种科学的对象的领域，给惩罚机制提供了一种正当机制的权力手段，表面上看是对犯罪进行了限制实际上就是一种扩张。在现代科学知识的作用下，权力的运用变得越来越技术化。而监狱的出现不但使得医院，工厂，学校秩序化，也开启了临床医学，精神病学，儿童心理学等学科的发展。
其实福柯建构这些不正常人也好，疯癫的人也好，主要都不在于揭露她们是如何影响社会的，社会如何处置他们，而是国家如何将这种权力下放到各个领域各个角落去影响人们的生活和行为的。
读书感受：
1、这个月读福柯，就是觉得他的内容有点杂和繁琐，不像上个月看的帕森斯、墨顿这么主线明显，在和舒彦交流的时候对于某些问题的理解也不太一样，就很影响自己的判断，觉得可能是自己的智力问题或者是自己看书的数量问题，产生了对自己这个月读书的怀疑。
2、这个月读书的时间不算太长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对于自己的心态和读书状态上还是比较平稳的。下个月继续努力。
2016.2.19-2016.4.4
书单
《梦的解析》·弗洛伊德
《社会行动的结构》·帕森斯
《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默顿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曼海姆
《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现代社会结构的研究》·曼海姆
《疯癫与文明》·福柯
这个月由于主要是看过渡时期的大家，书看的有点杂，因此这次的总结就将每个大家的作品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一、弗洛伊德笔下的梦
弗洛伊德对于梦的概念他认为，梦是一种半神半人的状态，他不是一种超自然的表现而是遵循了人类的精神规律，梦可以被定义为梦者在睡眠时的一种，梦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真实有价值的，另一种是骗人的无价值的。梦就是种和现实存在的关系。组成梦的内容一般都来自于人的一种经历，其中以童年的经历最为明显。梦是愿望的满足，梦中的安排一般都比较妥当，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愿望，而这种愿望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梦这种语言就离不开对于愿望的表达。弗洛伊德认为，“梦并不是无意义的，并不是荒谬的，并不是以我们的观念储蓄的一部分休眠而另一部分开始觉醒为先决条件的。它是一种具有充分价值的精神现象，而且确实是一种愿望的满足；它是通过一种高度错综复杂的理智活动而被建造起来的。”梦其实就是讲隐藏在我们身上的欲望激发出来，原先欲望被潜意识压抑，但是在睡眠的时候，潜意识就会松懈，而梦中的那些伪装就可以趁机转变成为意识，梦其实就是我们的欲望的一种特殊表现。梦中出现了伪装，令人不快的内容作用就是去掩盖一个欲求的对象，这种伪装其实就是一种精神生活的来源，梦是一种被压抑的愿望的伪装的满足。梦存在的焦虑就是一种恐惧而产生。有的时候我们醒来以后梦就会被遗忘，其中白天清醒生活中就会忘记无数的感觉和知觉，因为他引起的兴奋太小，只有在较强的意向中才能被记住，梦的目的在于向我们揭示隐藏的人性，即将他的原始本性揭露出来。(一个人的心灵受到后天习得的观念侵蚀得越少，他在梦中受到的与性质相反的冲动影响越大）
讲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弗洛伊德最著名的心理学罗活动的三个层面：潜意识、前意识和意识。其中潜意识是弗洛伊德研究的重点。潜意识是一种被压抑的无意识，弗洛伊德认为人们的大部分的心理活动是在潜意识里进行，大部分的日常行为也受潜意识所驱动。潜意识基本上和人们小时候的一些特殊经历或者一些不愉快的经历有关。这种潜意识因为被意识压抑而隐藏起来，但是在梦中可能就会通过伪装变形呈现出来，一般潜意识是不受到道德伦理的约束的，前意识也叫“潜伏的无意识”，他介于意识和无意识之间。前意识里的心理活动是在一个人出生后成长发育过程中形成的。前意识的东西经过人努力的回忆方可变成意识，前意识已经受到道德作用的影响；意识是指当前注意到的，正在进行的心理活动。他能感知外界和现实的各种刺激，让自己的行为充满目的性，是合乎个体自身所接受的社会规范和道德标准的。
二、帕森斯：社会行为如何形成一种新的结构
社会行动的结构这本书主要是从宏观的角度去分析结构的构成，通过对行动的分析来形成一种新结构。而社会行动的结构的双重意义在于经验的研究，文章对马歇尔，帕累托，涂尔干，韦伯四个人的角度进行社会问题的分析，强调在逻辑理论上的进行行动的。
本书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结构功能理论的阶段，这种理论更大程度是涂尔干式的，第二个阶段是从帕累托的观点出发的，强调经济作为主要的关键和社会之间的关联，第三个阶段就强调对于这些问题存在的领域。
马歇尔强调的是需求与行动以及经济学范畴的问题。他的主要观点是物品的稀缺是价值的必然条件。马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他的假设认为需求的产生与满足需求的过程与效用无关而是建立在竞争的基础上的。他考虑的是个人的行动与社会行动中与物质必需品有关的部分。他将需求分为三类：生物性需求（最低级）、随活动调节的需求（与劳动生产率有关）、舒适标准的有关需求（肉体满足）。其中在经济社会中，主要是通过满足他们活动调节的需要才能更好的获得经济效用。其中他认为是否工人可以摆脱贫困获得很大的经济效益与工人自身的素质与品行是分不开的，所谓的品行就是活动，首创精神，勤劳节俭，进取的精神才能帮助他们在劳动的过程中活动很大的效益，这点与韦伯在新教伦理中强调的新教徒的品质有点类似，最后都是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马歇尔提出了一个公式，即劳动量的提高，成本的提高但是工资水平没有提高，在想要提高实际工资，就得不断地增加劳动量，而劳动量的增加，影响劳动量的效率就得看这个劳动需要的成本了。而实际成本是劳动成本比上生活必需品，强调生产要素是受到价值的影响的。归结一句话：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时作为衡量效率的唯一标准，而自由放任就会成为一种组织机制，马歇尔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政府干预是因为他们的生产效率低下，对于人性的剥夺就会导致企业的活动衰弱，只有坚持自由开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不限制企业对于利润的占有，才是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一个模式。但是里出现一个问题，马歇尔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分析还存在一个漏洞，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市场自主的调节能否满足这种需求的机制还是更多地以自身的利益出发，国家干预发挥的作用正是对于消费者需求的一个满足。
帕累托的主要观点就是他的方法论以及主要的分析框架。他首先强调个人的自由是一种信仰，在社会中个人与群体存在一定的利益协调关系。他强调社会寄回的平等，否定三六九等的等级差别，但是他还强调阶级利益的不一致性，提出了暴力与欺诈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帕累托的观点主要是从功利主义的观点向激进实证主义分化。
在他的方法论中他强调科学理论是要建立在一定的事实观察基础上的，科学最大的特点就是逻辑性与实践性。强调经验=观察，理论事实是在观察现象的成分、特征以及侧面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
帕累托对于逻辑行动与非逻辑行动进行精确地定义是他的主要论点。他强调一种主观观点与客观观点，客观观点是通过观察而获得的，而主观观点只有在行动者对他所打算使用的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作出正确的判断的时候他的主观目的才能成为预期的客观目的，行动符合规范就是合乎逻辑的。强调的是一种精确性和数字化。逻辑行动是推理过程的结果，而非逻辑行动就是出于某种心理状态、情感和无意识。在帕累托的归纳研究中将行动中的各种逻辑成分抽离出来，而将非逻辑成分留下来，又在非逻辑行动中，将行动者的行动抛开，只留下非逻辑的语言或者表达。他将非逻辑行动划约为遗传和环境两个层面，其实帕累托更多的研究不是在逻辑行动而是在非逻辑的行动中，因为很少的行动是目的和手段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理性下的行动多半没有可操作性，人们更多地行动是受到情感因素的制约的。（比如受到本能的限制）
帕累托的思想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达尔文主义强调对于环境的适应性是生物进化的一个必然阶段，而帕累托认为达尔文主义进行了批判，认为达尔文主义更注重理性决定一切而忽视了情感的因素，这种情感正是本能和目的。（剩余物对于行动者而言不是事实而是在实现的过程中受到行动者所在情景的制约，所以在对于剩余物的分配过程中，是要根据不同人不同目的进行资源配置的）帕累托也受到社会效用理论的影响，人们在追求自我经济利益的过程中必须要以集体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作为前提。而我认为这种行为既存在一种非逻辑性也包含着逻辑性，逻辑性主要是他的规范支配着人们的行动，而非逻辑性则是由他的价值成分起作用的。这种非逻辑行为就是介于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他对于暴力的理解是一种自然主义的思想，他认为缺乏信念的人是没有能力来使用暴力的，而理想主义与使用暴力是帕累托所推崇的，要实现你的信念就得需要各种手段来达到标准，而暴力手段就是最快最有效的一种方式。
帕累托对行动理论方法论的贡献在于他没有任何的实证主义教条，将自然事物当成一种客观事实来对待，而在人们的行动过程中规范性成为了行动的支配因素。
涂尔干的早年研究是将经验和理论部分连接起来，他的主要问题已开始就放在了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关系上。劳动分工就是一个典型的从个人到群体再到个人的一个过程。社会分工将人们聚集到了一起，将个人的转化为一种集体的组织形式，因此可以直接说社会分工本身就强调了团结，而社会分工到了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又会产生一定的社会分化，这种社会分化就会产生一定的异质化和等级差最后很可能导致的结果就是自杀。在一个大型的集体当中，社会失范的来源是到的权威的约束力不够，因为人格是集体良知的产物，个人欲望的控制是和中央集团的控制有关连的，而想要维持秩序，他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法律，法律是一种将内在的手段-目的和符号形式联系在一起的一种惩罚。
涂尔干的社会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核心在于对个人需求和欲望追求的解释。在这种追求的过程中伦理可以解决外部环境和人性之间的矛盾（利他或者利己）这种伦理更多强调的是一种规范和道德的作用，这种规范只有在人们自愿遵守的情况下才能够在真正意义上约束人们，即对于规范的认可和尊重程度。而制裁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支持力量。这种规范道德在远古时期就要和宗教联系起来，宗教中的对于神圣事物的拥戴就是一个特殊的规范形成，在这样的规范当中，人们通过开展一些仪式来树立和坚定他们的信仰，这种信仰最终会成为一个道德的模式从而来指导人们的行动，其实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种价值观取向，这种行动就是一种合乎规范的结果。从认识论向经验主义的变化——价值成分影响到秩序的建立。（信仰-价值观思想-道德规范-行动）
韦伯的观点是根据马克思和桑巴特的基础上，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组织特征就是基于生产单位组织上的阶级结构，阶级结构取决于生产条件，桑巴特认为经济体制的竞争性和盈利性与个人的环境有关。韦伯的兴趣点在于关键性的实验秩序的深度，韦伯认为科层制是一种建立在纪律基础上的机制，这种纪律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是受到新教伦理的影响，新教伦理本身具有的对于世俗和宗教控制的一种反抗精神，更强调的是一种在自由的基础上，利用个人的品性进行的行动是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的。是一种在理性基础上进行的行为发展到现代就成为了一种科层制，这种科层制的等级森严，必须要依靠一定的职能专业化和科学的专业知识作为依托，更好地展示了社会分工对于效率的促进作用；在中国，主要依靠家庭群体的集体团结来维持，父母威严和君臣关系是最为严格的儒教伦理纲常，正统的儒学思想没有打破守旧的常规反而更加艰苦了原先的那套社会规则，个人的理性没有得到发挥；在印度实行的是本土的内部通婚，乡土世袭的群体。种姓制度对于宗教仪式起到一定的秩序规范作用，在印度没有实行任何积极世俗禁欲的动机，反对的仅仅是情欲和忽视了对于世俗的禁欲。后两者并没有改变传统主义的套路，还是依靠卡里斯马的权威来建立一种社会体系，也就是一种为意志论吧。
帕森斯对于这四个人进行了一个简单的评价：对于马歇尔完全依赖于手段-目的的图式以及理性选择（部分由他的经验决定部分的道德偏好决定）强调从效用理论向功利主义的转变。行动的价值体系对于社会进步的影响；帕累托推论出只有在方法论的基础上才可以接受成为实证主义，他的出发点是逻辑行动，关注的是剩余物，这种剩余物的结构是由于手段目的的内在合理性而存在的，但是他又是非实证主义的，他的历史相对主义的体制更浓厚，他认为在目的和手段之间应该再添加一个中介物，即情感的作用（从个人到价值共同体的过程）；对于涂尔干就是从功利主义进行了经验的批判，他也提出了对于社会环境这个因素的重视，环境逐渐从一个自然事实转变成为一系列的道德义务规则，这种规则会影响这个仪式，仪式就是用来约束形成道德义务的；韦伯提出有关价值成分作用的理论，他关注的是行动在合理化过程中要实现的目的以及规范的具体内容。
三、失范：一种手段和目的不平衡导致的结果
读完了帕森斯就到了墨顿，默顿的中层理论是他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它主要是为了解决之前他老师帕森斯功能主义存在的问题，他认为帕森斯的功能主义过分的追求理论方面的研究而忽视了对于经验的研究，研究的对象过于宏观，研究中层理论是在功能论的范畴下更加关注对于经验事实的研究，默顿的中层理论主要包括3个部分，强调功能的正负性、提出一套完整的功能分析范式、以及失范理论。
（一）失范理论的主要概念。失范理论是强调社会的结构是受到文化目标的影响，所谓文化结构是指普遍适用于某一个特定社会或者群体成员指导行为的规范性价值标准。社会结构就是指一一整套把这一社会或者群体之成员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关系。当个人为了实现某中目标，但是确使用不符合社会规范的手段来获得的时候，师范行为就会产生。失范被看做是文化结构的瓦解，尤其是在文化规范和目标与社会结构赋予比群体成员实现这些目标的能力严重脱节时，文化标准有助于是这些价值本身发生严重的违背。当文化和社会结构适应不当时，即行为与目标和另一个相违背时，就会出现规范崩溃的危险。
（二）四种越轨行为和一种遵从行为。社会结构是由两种行为模式组成的，一种是遵从行为，另一种是非遵从行为，而这两种行为都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本文论述的观点是社会结构是怎样对社会中的人产生压力，并且产生出准从行为和非遵从行为的。而这种遵从习俗就是通过社会制度来运行的。只有遵从两种文化制约的个体觉得满意，就是在实现目标之后对于通过制度化这个手段达到目标觉得满意，社会结构的两方面才会平衡。社会是通过各种制度组成的一个共同体，社会结构有两种分类，一种是受到文化限定的全体成员都要遵守的合法目标、目的；另一种是习俗制度规范的控制。而文化目标是属于社会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当文化目标不能完全符合社会制度的时候，两者就会出现偏差，这种偏差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人们想要追求的文化目标（个人志向）用现行的手段无法达到，人们为了到达这样的目标，就会选择用新的手段和方法来达到目的（目的和手段不一致）会产生一种越轨行为；另一种情况就是在社会层级中，上中下层阶级所获得的资源都是不一样的，尤其是下层阶级，自身可用的资源不足，就会想要用越轨行为来达到他们的目标。
文化个体在文化模式下有5中适应模式：遵从、创新、仪式主义、退却主义和反抗。后面的四个也可以成为越轨行为。其中遵从是对文化目标和制度化手段的接受程度都是很高的，这中适应模式种是最广泛并且普遍的，因为这样的遵从模式才能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性以及社会成员的接受性。比如说上班不能迟到早退等，其实对于规范的过度遵从和过度服从表面上看一种公开的遵从，实际上是一种隐含的越轨行为。人们遵从的主流价值观只能是在一个静态的环境下才能生存，创新本身不是代表一种非道德行为，反而是在削减人们达到这个目标的负功能；而创新是在制度化手段排斥的，而在文化目标上持接受的态度，这种情况是人们对一个目标投入了过多的情感从而产生一种冒险的态度，而创新恰好可以使人们摆脱按照惯例行事的处事方法。由于他们处在一个较低的社会层次中，在他们的文化系统当中，文化上强调人们都要注重金钱的成功，但是社会结构却限制了很多人实际的运用正确的手段，这样就会产生一种压力，迫使人们寻找不符合制度规范的革新行为，但是这种适应行为是一种不完善的社会化，他们会放弃自己的志向以求实现对于根深蒂固惯例的遵从。其实这已经是开始了一种犯罪行为；仪式主义表现的就是对于制度规范化的过度遵从，个体长期的处于一种恐惧的压抑状态，他对事物持一种预防性的回避态度。是对文化目标的排斥，但是对制度化的所保持的是一种遵从态度，它是一种将巨大的金钱成功和迅速的社会升迁这种崇高的文化目标放弃或者是降低到个人志向可以得到满足为止。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对于自己的身份地位看得很重，尤其是为了争夺而产生的对于地位的忧虑感特别强烈，而减轻焦虑的一种方式就是降低自己的志向从而产生一种墨守成规的行为，比如说不愿意做出头鸟，知足常乐等等，这样的适应方式就是通过放弃主要的文化目标以及更加遵从安全的陈规和制度化规范，个别的寻求对竞争中难以避免的挫折和危险进行个人的自我解脱。很典型的就是科层制，过度遵从和过度服从可以在科层专家们身上看到，这种对于社会结构的反抗与一定的社会角色扮演有关；退却主义的模式包括彻底的抛弃曾经崇尚的文化目标和制度化惯例，采取这样适应的人，有着很弱的社会性甚至可以说在社会化的进程中并没有发挥完善。他们对这个社会的文化目标赋予了高度的价值和情感，但是现行的制度渠道却无法实现这样的结果，主要例子是丧偶家庭。丧偶者就一直强调对于伴侣在世时的美好场景，一直将自己留恋在过去的时光中而对于现在更多的是不关心和伤心，他们也没有想要重新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关系的冲动。人们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手段去维护他，但是现存的秩序机制没有被打破，无法逃避社会的要求，只能在失败主义、寂静主义中找到解脱；而反抗是对于两个都采取一种反对的态度，使置身于社会结构包围之外的人开始设想一种新型的经过改造的社会结构，这种结构是以脱离起支配作用的目标和准则为前提的。由于他们在社会结构的冲突压力增加了，因此他们的示范行为仅仅只是在即将面临崩溃前的自我调整。这一种失范行为很可能是由于社会流动的客观比率以及等级社会体系中向上爬的道德权利的文化定义的差异所导致的，文化所推崇的等级流动和阶级流动并没有改变，上层人士还是上层人士，所谓的改革也只是换汤不换药的表现。因此这种越轨行为在最后只能出现大规模的崩盘。
（三）仪式主义下的科层制。前文有说到，仪式主义对于制度的过分遵从会导致越轨行为，其中科层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科层制更多强调的是一种理性化的结构层级，职责的分配都是在技术资格的基础上确立的，而这种确立不以感情为基础，这是一种摒弃个人关系和非理性考虑的结构。科层制利用纪律每时每刻都在对职员施加压力，科层组织期望职员们在思想、情感和行为方面适合事业的要求，但是正是这种可能性导致了他们过分的关心守则，保守的作风，人们的关注点在工作手段而不是在工作目标上。但是科层制就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对于上级的过度遵从，再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甚至舍弃自己的一些志向来寻求领导的赞同，另一个问题是科层制的管理缺乏情感，强调理性之上，在一些问题的管理上过度的强调制度化和规范化，过于墨守成规。这些问题都是引起科层制人员越轨行为的原因。在科层制的体制中，因为你本身施加的规则越多，则越可能触犯到这些规则，前提是在同样条件下的科层制中，规则越多的集体，成员越轨的行为越明显。
（四）墨顿和涂尔干对于社会失范的对比。涂尔干和莫顿两个人都提到了失范的概念，涂尔干是最早提出失范概念的人，两个人对于失范的时代背景和关注点都是不一样的。涂尔干是在19世纪后期的学术背景下产生的，这个时期是处在在农业社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过渡时期，社会就出现了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 主要体现是劳资冲突和自杀率的不断升高。他认为失范的概念就是一个社会或者群体相对缺乏规范的状态，涂尔干认为社会问题就是道德问题，那个时期关注的是个人成分和规范性的规则之间的关系，强调失范正是人们没有一个合适的行为规范标准导致的。而莫顿的社会失范提出是建立在涂尔干的基础上的。他是在20世纪中期背景下提出的，美国社会资本主义的发展迅速，美国各阶层阶级之间的矛盾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发展越来越严重，阶级差异化严重，尤其是下级阶层和上层阶级的距离越来越大，这种经济上的矛盾没法调节。莫顿将失范看做是文化结构的瓦解，即社会结构歪曲了文化价值标准，社会结构对于执行文化指令起着栅栏或者开放门户的作用，当文化和社会结构适应不当时就会出现毫无规范崩溃的危险。
从失范的根源入手，涂尔干的社会失范是建立在一定的道德基础上的，引发失范最根本原因是人的欲望被释放出来，而集体主义意识的削弱没有适当的手段来控制人们的行为，这就导致了失范的出现；社会失范最实际的手段就是道德权威不够导致的。涂尔干认为社会社会失范的根源是由分工造成的。这种分工是由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的转变过程中产生的。机械团结更多强调的是在集体主义的影响下完成的。个人都是受到集体的价值观和信仰的影响，更多强调的是集体性。随着社会的变化，劳动分工开始出现，职业的专业化使得人们不再强调整体的力量而是寻求各司其职，社会开始由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转化。在有机团结的社会中，首先社会分工减弱了集体意识，缩小了对于人们行为的控制作用。其次有机团结使得人们的异质性不断增加，人们的自主性开始释放出来，更多的从对于集体的遵从变成对自己兴趣的追逐，对于个人膨胀没有合适的约束，而最后旧有的社会规范没有办法跟上现行的社会制度，新的社会秩序没有建立，就出现了一种规范真空的现象。人们对自己的行为就没有一个标准的限定，这样一部分的道德空缺就会出现一定的社会紊乱。莫顿的社会失范的根源在于金钱导致的社会阶层冲突导致的。人们在那个金钱社会都想获得更多的权力和财富，但是社会没有为全体人提供一个合适的达到这样目标的制度体系。正是由于文化目标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压力，社会结构扭曲了文化价值的标准，当个人无法通过制度性手段去达到目标时，就会出现目标与制度性手段之间产生失调现象或不平衡状态。在这种失范状态下，人们的心态会发生变化，尤其是下层人士。因为在下层阶级群体中，下层人士想要改变自己的处境，上升到更高的阶层，但是他们本身拥有的资源和金钱权力网络不通，自身的才能和努力受到了限制，他们想要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这种愿望在当时的社会并没有合适的社会制度来满足他们，即人们想要追求的文化目标（个人志向）用现行的手段无法达到，人们为了到达这样的目标，就会选择用新的手段和方法来达到目的，很多的情况下很可能会采取一种激进的犯罪行为来实现。举个例子就是非法移民。这种越轨行为的目的就在于用最小的利益来获得最大的收益，通过非法移民进入另一个国家，社会资源在进行流动，就有可能达到他们想要达到的进入上层社会的目的。
对于这两种失范，两位社会学家给出的解决办法都不一样。在涂尔干看来,现代社会的危机本质上是一种道德危机, 那么重建社会秩序的主要措施就应该是重建社会道德规范, 用规范来制约人们的行为,想要形成一个社会规范体系就要从加强职业伦理的建设和职业规范建设。在职业规范的建设中，群体成员之间的交流程度在不断提升，对于团体的认可程度也在提高，在团体中最重要的是遏制了人们个人主义的膨胀，在一个小团体中获得了更好地集体意识，将这些集体意识扩大到社会层面，从而建立起来一种全民规范。而莫顿没有明确提出失范的解决办法，但是他在分析四种越轨行为的行为就有具体的引申。已经在上文中详细分析了，这里就不做分析了。
两者都有提到失范，两个人的失范有两个共同点：两个人都提到了失范是在一个社会变迁动荡的时代产生的。转型时期的社会更容易出现一些矛盾，而墨顿在涂尔干的基础上提出4中越轨行为，而这几种类型都是强调社会在一个较为稳定的情况下出现的。墨顿的失范包括了涂尔干的失范类型；两个人的失范最直接的产物就是犯罪行为，两种失范行为影响下的犯罪都是在缺乏文化规范制约人们行为的时候导致的失范，即秩序引起的错乱。涂尔干认为这种犯罪行为是正常的现象，通过处理犯罪行为来增强集体意识，而墨顿的犯罪更多的是在当时的金钱社会获得更多的个人利益。
问题：就是涂尔干提到的“规范真空”。那我想问这个新的规范是凭空想出来的还是要有什么权威来进行认证才能确定他是合适那个时期社会制度的道德规范，放在墨顿的那个时代，创新、反抗这样的越轨行为是不是也可以作为一种新的规范出现，如何才能在国家中获得认可和合法化？
四、曼海姆——知识社会学
说到曼海姆就不得不得到他的两个概念：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意识形态的概念即一个时代或者具体历史，社会群体所具有的意识形态，人们在根据表达他们的人所具有的生活情境来解释他们。对意识形态的研究要摆脱各种阶级判断，认识论以及形而上学的规范价值干扰。意识形态概念反映了来自政治冲突的一个发现，即统治集团在思维中强烈地把利益与形势密切联系在一起，以致不再能看清某些事实。乌托邦就是当一种心灵状态与它在当中发生的那种实在状态不相称的时候，他就是乌托邦心态，只有从社会学角度得到充分说明的心灵状态，才能运用这些情况相一致的观念和动机而发挥作用，乌托邦话语的产生是维护现有秩序的力量与反对现有秩序的力量相互对立、相互斗争的结果。有两种主要超越情景的观念类型，就是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人们称之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东西都是由人们运用其标准的现实所达到的阶层和程度决定的，因为他们形成了社会关系结构。当个体的乌托邦的概念符合并表达了现实社会中的潮流，并且这种乌托邦形式体现了群体的前景时，乌托邦才由群体转化为行动，现存秩序才开始受到为建立另一种社会秩序努力的挑战。曼海姆列举了四种乌托邦形式来具体讨论其发生和演变的历史，这就是再浸礼教徒狂热的千禧年主义；自由主义——人道主义思想；保守主义思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乌托邦。
曼海姆从意识形态的概念分析得出了知识社会学的某种心理层面。意识形态的特殊概念在三个方面基本不同于意识形态的总体概念，他们将对手的主张的一部分看做意识形态，而总体概念是对整个思想体系必然是意识形态的对立。曼海姆认为知识社会学的基本主题是，只要思维方式的社会起源是模糊不清的，那就一定存在不可能被充分理解的思维方式。知识社会学最重要的特点就在于将社会与知识放在一起考察，它是一种考虑社会结构中知识根源的尝试。知识社会学的目标在于将我们的思想之中的危机当做一种情境来对待，并将情境看做整体的组成部分，人在实际上市不断尽力把握出现在他的思维过程中的危机情境，不断地为更加清楚的设想出这种危机而努力奋斗。知识社会学的任务在于思想上出现并在不断变化中出现各种不同的观点，将思潮与思想产物视角结合在一起。
知识社会学主要致力于探究知识与人类社会文化中存在的各要素之间的惯习。知识社会学的发展是与社会事件和文化条件的总体状况相关联的。它的存在基础是存在意识，他不认为阶级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不同群体的形式都会影响他们的知识存在基础。社会科学中的社会是将意识形态同化，将历史政治以及社会科学，日常生活中的思想都看做是有存在决定的，即环境影响思想。知识社会学的本质就是意识形态总体概念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它所实现的是将原来为党派的思想武器的意识形态理论变成社会和思想史的一般研究方法。
个人感受：
1、这个月读书的时间比较场，将近两个月，到3月中期的时候就感觉很疲乏，觉得自己好像都看不下书，脑子装不下东西了。
2、这个月的读书汇报因为比较杂，所以一直没有想好一个特别好的主题进行汇报，在3月中的时候我们这一级还开了一次小会，主要是解决我们在读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那次就有人提出来是不是涂尔干也有社会失范的概念，因此当时给我的灵感就是可以将墨顿和涂尔干的失范进行一个对比，虽然最后开报告会的时候听到前面的同学主要还是以一个系统性、整体性对于一个大家或者几个大家进行总结，我的就是单单一个知识点，显得比较单薄知识的厚重感和连贯性不足。但是在回过头看涂尔干作品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的启发，希望以后在不同大家的总结中也可以迸发出很多的灵感。
3、下个月开始读福柯。－－－－
2015年12-1月读书汇报
书单：
皮埃尔·布迪厄《单身者舞会》
《男性统治》
《实践感》
《关于电视》
《继承人》
《再生产》
《国家精英》
《艺术的法则》
《言语意味着什么——语言交换的经济》在读
布迪厄的作品当中，“场域”、“习性”、“资本”是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的核心概念。布迪厄对于场域的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者构型，这种关系独立于行动者意志的客观存在，又与行动者所得位置、所掌握的资本以及行动者的禀赋以及采取的策略有关。我认为所谓的场域是由一个主场域组成，在此基础上分离出来的各个不同的场，比如婚姻场、教育场、艺术场、电视场等等，各种不同的场再通过结合成为一个更多的场，各个场域都有自身的逻辑和规律 ， 并且不可化约为 其他领域的决定因素。就是一个不断从主场域到分场域再到影响分场域的一个过程。而场域用蜘蛛网来比喻，每个蜘蛛网的节点就是个人，不同的个人与其他人又存在着不同的关系。这种不同的关系最后会导致蜘蛛网发生变化。有一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感觉。其实说到底这种关系就是一种互动关系，一种由外——内——外的一个循环过程。（这一个过程也说明了场域是一个变化的，有形的过程。）其中场域之间的互动可以通过竞争来完成，这种竞争关系可能是是只引起其量变的一个过程，也有可能是一种引发本质变化的过程。而在这种竞争和斗争的过程中就需要行动者的资本作为所谓的“武器”。这种资本是场域中的一种关系网络。在场域中有一个控制者和被控制者，这样的控制关系和他们身上拥有的资本有很大的关系。（行动者需要自己的资本作为斗争的工具，进行斗争的目的又是为了获取相应的资本）
对于资本，在不同的竞争空间中，资本既是王牌也是赌注，斗争的目的在于决定权，一种特殊的资本，而在争夺的过程中也是要依靠自身的资本去争取的，不同类别的资本的拥有者用来维持和扩大资本，同时也用来改变他们在空间中的位置进行的在生产的策略在霸权社会基础上得到的合法化象征策略，这种资本就支持他们把权力与他们的社会基础不可分割的再生产关系。
布迪厄将资本分成三类：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前者是由财产与收入组成的经济手段，文化资本就是对于自己文化知识储备的一种理解，后者则是借助某个人群所获得的资源。还有一种资本就是象征资本，这种象征资本通过群体的信任和认可所获得的一种特权，这种特权是在合法化的条件下展开的，先不管这种认可是否被制度化。这是一种用合法化的方式来进行的一种投资。我认为布迪厄的经济资本应该是最重要的一种资本形式，因为经济资本可以直接转化成财富，而文化资本想要转化成经济资本就要通过教育机构作为连接点，而社会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则需要高贵的地位，象征资本是随着世代的努力而累计成为的，在他的合法化被大众认可的情况下，上升为经济资本。
每个行动者所占有的资本决定了他在社会关系中所占据的位置，而这个位置也和人们的习性相关，（早年的经验会影响人们的一些行为，这个行为会演变成为一种惯习，而后期人们的行为有可能随着接受的教育的程度不一样形成一种新的惯习，这种惯习随着自己所处的位置变化而发生改变。也就是一种个人和环境之间的一种关系。人的惯习来自于环境而反过来又塑造成新的环境。
场域就是一个结构，他是根据习性和资本的互动过程而成，既有主观的一面也有客观的一面。就如同布迪厄自己说的，整个场域就像一个游戏圈，资本就如同他们手中的牌，手中的资本越多，王牌越大，就越可能在整个游戏中占据主动地位，而他们的地位也是他们他们手上牌来决定的。而布迪厄也将权力这个概念添加进了场域当中。他将资本与权力联系在一起。他认为，一个人拥有资本的数量和类型决定了他在社会空间的位置，即他的权利。资本是和具体的场域紧密联系在一 起的，不同的资本在不同的场域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和属性是一样的。所有场域都包含在权力场之内，都与权力场有着控制与被控制，制约与反抗之间的关系。资本——权力是场域的主线，场域都是围绕资本——权力的主线展开的。有的时候资本会影响到权力的一种运作，因为只有在一定的资本控制下，权力才会在场域中发挥作用，同样也会形成一个权力场域。
在布迪厄的场域中，是由多个场域组成的，其中包括教育场、文学场、艺术场、电视场、婚姻场等等。可是我认为他的分场域中，教育场的作用应该是最大的，其他场域的变化也是从教育场这块开始出现分离的。布迪厄有句话说的很好：“参与智力的游戏程度与接受这一程度的价值观和出身有关”，这句话也暗含了能否在教育系统中脱颖而出取决于你的家庭背景以及那你所接受的东西。在布迪厄那里,有两种社会再生产:第一是经济资本的再生产,即将财富直接传递到下一代手中，这是一种直接再生产;第二是文化资本的再生产,他将学校作为媒介,通过教育分化成不同程度和等级的机会进入社会，这种是间接再生产,这种文化资本形成的过程有两个关键的阶段:一是早期社会化,主要依靠学前家庭教育,就是父母对子女的有意识的传导,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如果子女获得了上辈人的“惯习”可以说基本上实现了这一阶段的文化资本再生产的目的。二是之前并没有得到很好地学前教育，但是根据后期的文化资本积累，形成了自己新的惯习，从而改变之前自己的社会位置，进行再生产。其中大学场就是属于文化资本在生产的体现。
布迪厄认为“新资本”的形成从直接的再生产转移成为间接再生产（家庭内部经济财富的直接转移向学校为中介的转移，权利的获得表面上是依靠学校来平衡，实际上就是加剧不平等的表现。原先只有单纯的进行经济资本的转移，而现在是将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联合起来。这个在综合性大学和贵族学校中有直接的体现。贵族学校一般招收的之前已经“早熟”的学生，他们不需要学校传授更多的文化资本给他们，他们只需要一直文凭来帮助他们在毕业后从事相应的工作，学校颁布的证书就是他承诺事业成功的必要条件，既有财富又有继承关系的人才能达到事业上的成功。限于个人的社会差异部分就会转化成为学业差异，同类人聚集所形成的群体精神就是社会资本建构的条件。文凭就是一种代表了你的技能和社会认可的纸质书，他的实际意义还是很巨大的，这就让我想起了，现在很多人读研究生都是为了混一纸文凭，也和那个时代法国是一个现象。因为他们本身已经拥有了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在综合性大学中，大学主要是传授一些知识，扩大学生的文化资本，通过提高文化资本来促进他们获得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途径。而在文化资本为主要传承的学校中，不同学生学习成功率主要以基本的知识作为习惯以及和家庭收入的先决条件作为条件的。处于有利地位的学生不但其出生环境得到了习惯，而且他们还继承了一些好的知识，技艺和爱好 .教育制度可以通过其自身逻辑的使用使特权称为文化，将特权转化成为天资或者个人学习的成绩，因为这些学生已经在没上学之前就已经接触到了知识，在学习起来就是徒劳或者轻易的事情，他们来到学校更多的是想追求他们所谓的自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如之前说的社会化的过程是由父母进行的有意识的引导产生的。那么这类孩子在接受教育的时候有更好地适应性，而没有先天文化资本优势的学生会因为课程的陌生性和枯燥度觉得痛苦，从而产生一种消极的情绪，其实这就是教育系统开始进行了客观化的淘汰，阶级等级越低的人就会越容易受到淘汰。这也就是精英形成的其中一个过程。
如果说人的能力取决于职业生产水平的价值，那么学校就决定人的能力。学校一方面具有生产和证明能力技术的功能，但是一方面又存在认可权利与特权的社会功能。现代社会为教育系统提供了将社会优势转化为教育优势的机会，而学校又是又可以反过来转化成为教育优势。学校在生产不但要取决于文化资本在资本总数中的相对比例，还取决于文化资本的总量，他的经济资本越丰厚，他的再生产对于文化资本的依赖越小。而学生经济收益和社会收益都取决于社会资本，学业资本只有通过社会资本才会显现出来。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价值都取决于其他成员为群体带来的资本，就是一种资本在实践中的带动性。
提到文化资本就不得不提到文学场，布迪厄将资本的概念加入到文学元素中，布迪厄建构的文学场是从福楼拜的《情感教育》入手的。文学场存在着几个特征：
1、文学场和权力场的相互斗争。文学场是权力场中的文学生产，消费的各种力量都来自于权力场的影响，两者相互斗争相互影响。所谓的权力场是各种因素和机制之间力量关系的空间，这些因素与机制的共同占有就是在不同场中统治地位的重要资本，权力场是不同的持有者进行斗争的场所，由于建立在不同的资本以及持有者之间的关系等级，文化生产场在和权力场的斗争中处于被统治地位。斗争的关系取决于场总体上掌握的自主权，体现在外部等级化服从内部等级化的原则，自主的程度越高，象征力量越不依赖于生产者，两者的鸿沟越深。而采取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依据的是特殊资本分配中所占的位置，所占据的位置来自于空间力量关系的转变，而这种转变取决于生产者颠覆欲望和公众期望的契合，取决于知识场和权力场的关系。其中沙龙就成为权力场域对文学场域的主要控制机制。在沙龙中作家借助文学场来到政治场，以此来塑造知识分子的形象，通过这件事情来进入政治场来获得政治权威，获取一席之地而政治人士也可以与作家名流之间进行利益交换。通过他们的文学作品来提升自身，获取更多的经济资源。
2、相对自主性。相对自主性即场内的人借助场外的资本来获得自己的升迁，以此来巩固自己的主导地位，场内人依靠的是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而场外则借用的是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文化生产场的自主程度,体现在外部等级化原则在多大程度上服从内部等级化原则自主程度越高,象征力量的关系越有利于最不依赖需求的生产者,场的两极之间的鸿沟越深,也就是优先生产的次场和大生产之间的次场之间的鸿沟越深。”通过之前对沙龙的分析我们知道，文人墨客在那个时代并没有一定的自主权。他们都属于另一个政治场，也可以称之为权力场。在这个权力场中他们争夺的主要是一个政治资本，也就是所谓的政治权利和政治地位。同时作家通过一些文学作品的创作来获取经济资本，越畅销的书，获得的经济资本就越丰富。表面上看场域中的作家在进行创作的时候，就会收到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双重影响，实际上他们的作品在创作的时候主要还是受到了政治因素的制约。他们的自主性就会受到压抑。
3、象征财富的市场。文学家在摆脱政治的束缚的同时也要摆脱商业的束缚。说道商业的束缚，就不得不提到作家作品的出版，这面临着作家和市场的双重的选择和被选择关系。如果出版的书籍得不到观众的认可，销量不佳的话就会导致出版社承担一定的倒闭风险。而如果出版的书籍大受欢迎的话，出版商很可能获得很多的利润。布迪厄将这两种情况划归为不同的商业生产循环。一种是短期生产循环,一种是长期生产循环。短期生产循环是指出版社出版那些比较受欢迎的书。它只按需求来调整生产,将风险降到最低。出版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而长期生产循环选择的书籍并不一定是很畅销的书籍，但是可能是一些经典书籍，他的文化深度比畅销书籍要大得多，但是这个也会承担一定的风险，就是他们所认为的经典书籍是否可以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这是一种缓慢的畅销过程，需要的风险程度还是比较高的。
如果说在文学场形成的前期,文学家们看重的是社会资本,他们更在意的是自己是否就可以进入到一个更有助于提升他们自己的领域，当时的文学家及文化人都靠参加各种各样的沙龙拉拢靠近权贵们来谋取一定的利益，而文化资本在社会资本面前也退居二线，但是文化资本受到社会资本的制约没有办法更好地开展在生产的活动，到了后期，象征资本发挥市场作用的时期，文学不再过分地依赖社会资本,在更多的情况下，他们更在意的是作品的销售量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这种情况下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成为了他们的选择。
在旧的婚姻市场中，婚姻主动权归家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地产大小、家庭声誉与威望成为了影响因素。而当学校教育与市场结合起来的时候，学校价值导向也引起了人们婚姻观的变化，并且加速了对传统价值的抛弃，学校传播主流文化价值代替了传统价值。教育制度也改变了婚姻价值的判断，对婚姻场造成了影响。
早期的婚姻关系最重要的就是经济交换的机会，因为婚姻有助于进一步肯定社会等级与家族在这种等级中的地位。婚姻的逻辑收到一个重要目的的支配：维护家产的支配，婚姻的逻辑在一种特殊的经济条件下起作用，而这种经济环境的特征自傲与现金的缺乏，低级到高级家庭的对立，其实也就是将一种家产分配中的男性地位放在一个更高的层次，经济关系就成了两性婚姻关系中主要的选择因素。证明了经济资源就是影响两性关系的主要因素，对于而这种权利的运用主要是在父权的条件下。而在之后的两性关系中，开始出现了一种社会反常，婚姻交换的逻辑完全决定于社会等级，社会等级反映了一种地产分配，后期发展为了幼子幼女的婚姻。这种制度取代了长子与幼子之间，大地主和小地主之间的相互对立的旧模式。他这里提到，婚姻不是一种理想产物而是一种策略，一种获得资本的途径，这种资本就会直接影家就是他们获取社会资本的一种途径。婚姻并非是纯粹的婚姻，其实就是致力于利益的最大化，成本的最小化，婚姻策略都会受限于可能投入到交易中的象征家产价值，（婚姻影响在生产的投入）为什么人们之前愿意选择农民而不愿意选择贵族，因为他们以为农民有能力有土地，是可以增加他们的经济资本的。而贵族就是拥有一定的教养，这种教养体现在教育和权威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响他他们的实际根本目的，比如说有的人想进入上层社会，那么嫁给一个大户人他们的社会资本。这种有形的象征资本就在于几个世纪家属作为衡量婚姻的因素。
婚姻策略必须确保生物学意义上的再生产，不至于因为地位低下的人与其联姻就会使得群体社会受到威胁，门当户对就是使群体社会的资本得以维持下去的一种方式，每一个行动者进行再生产策略都会估计其拥有资本的总量，子女众多就是一种财富，通过财富建立起来的联合资本也是资本积累的方式，群体中每一个成员的价值都取决于所有其他成员为群体带来的资本，也就是在实践中对于资本进行的调动。
说到进行一定的思想控制，要说教育是预期社会化的一个过程，那么新闻传媒在思想控制程度上并不亚于教育场，这个就要提到一个电视场。
布迪厄揭示了电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两个基本功能，一个是反民主的象征暴力，另一个是受商业逻辑制约的他律性，象征暴力是一种通过实行者与承受者的合谋与默契施加的一种暴力，通常双方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施行或者承受。电视已经由文化与交往的传播手段变成了一种典型的商业操纵手段。社会新闻造成的后果就是政治空白，即非政治化的产生，将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了一些没有政治后果的问题上，主要是通过一些煽动性以及情绪的效果，电视可以让政治化与非政治挂相互转化，并且成为民主社会符号暴力与相关他律性的体现，一个越来越受制于商业逻辑的场，在越来越有力的控制其他天地，通过收视率这一个压力，经济在向电视施加压力 .新闻场其实就是一个有结构的社会空间，是由每个人的实力来决定他们的地位以及要采取策略的手段，电视人其实受双重统治——一个是政治的力量一个是政府多给予的补贴，在舆论上受到压制，新闻场其实比其他的场都要受到外部力量的影响，他直接接受一种需求和分配，被经济政治力量所引导，从而对其它场进行控制。其实电视场中，主要是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向其他场次覆盖，表面上看是受到群众的需要所控制，但是实际上是通过一定的经济手段来影响人们的价值观。电视场也和其他场次一样会受到统治者的统治，其中政治者，经济家就是统治者，根据他们的利益来指挥那些记者进行一些新闻的报道。为了追求收视率和读者群,媒体的新闻处理总是将那些最具轰动效应,吸引大众的题材列位优先,如体育运动,由此筛选剔除了一系列重要的信息。新闻记者被他们所受教育造成的意识和观念所左右,经常是戴着有色眼镜来选择处理新闻。这是这一行为引导了观众进行一定的价值判断。经济资本通过电视场向其他场进行分散。
在布迪厄是位优秀的社会学家，他所观察到的问题即使到现在也是能够成为一些鲜明的社会问题的。在布迪厄的作品其实强调的也是一种关系网络，社会和个人、集体与社会、个体与集体的这么一个关系。这种关系强调了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将视角开始将个人放在了结构之中而不再是将个人和结构之间的关系脱离开来。
读书感受：
1、这个月读书的状态不错，感觉有时候读的很兴奋，可能和布迪厄的书比较接地气有关系。通过阅读布迪厄的书籍解决了自己在双周论坛上的一些疑问，通过《关于电视》得到了一个新的理解。
2、由于受到上个月的教训，所以这个月看书总结的过程都比较仔细，害怕进入到死胡同里面。刚开始读的时候就一直在每本书中寻找关键字，在最后总结的时候把关键字串联起来，我觉得这种关键字法比较好用，在看书的时候就很注意这些关键字之间的一些联系，在最后总结的时候思路就比较通畅。但是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自己之前在脑海中构思的内容比较清晰的，但是写出来的时候就发现要写的东西远远比自己想象出来的框架要复杂，就像师姐说的有骨无肉的一种状态，我觉得这个可能和自己读书的知识量以及对于知识深浅程度的把握不一样，在之后的读书中还是要多思考进行深入的总结，这样才可能更好地有“肉”。
3、在贺老师发讯息通知读书会之前，我一直觉得自己看书可能已经到了一个饱和的时期，读不进去了，因为自己可能是在一本书的占线拉的太长了。但是看到信息的时候我自己其实是比较焦灼的，因为害怕像上次一次，而且又是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总结，所以当天晚上都没睡好觉，我觉得在短时间内完成一个工作真的是很考验一个人的能力，就像平时在工作中也有很多紧急的情况，如何运用你手中的资源联合你肚子里面的墨水去处理它，再加上要注意一个心态问题，这个真的很重要。最后写完的时候那种成就感就真的不是用语言可以说出来的兴奋了。
4、下个月的读书计划是过渡时期的思想家，从帕森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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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读书汇报
书单：
《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吉登斯
《超越左与右》·吉登斯
《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吉登斯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吉登斯
《社会的构成》·吉登斯
《民族国家与暴力》·吉登斯
《街角社会》·怀特
这个月主要阅读的是吉登斯的书籍，因为前一个月主要是吉登斯的现代性问题以及现代性产生的后果，这个月更注重一个宏观的层面对于社会结构的认识以及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所以这个月主要的分析视角有3个，分别是：结构化理论；现代化视角下的女性运动；社会变迁过程中个人能动性作用的体现。
吉登斯的社会学主要是表现在三个理论中，分别是结构化理论，社会转型理论与现代性理论。其中结构化理论主要强调的是结构的二重性以及结构的双重解释；社会转型理论主要是针对国家暴力机制这一块上。吉登斯认为社会转型最重要的国家形态的文化，突出表现在国家与社会的高度融合。吉登斯的社会观点是建立在其他社会学家的基础上的，其中涂尔干的实证主义、韦伯的功能主义、马克思的批判辩证主义、布迪厄的社会现代化理论中的内部矛盾分裂、胡塞尔的超验主义、帕森斯的社会组织理论、戈夫曼的共同场所环境、舒茨的常人方法论的基础上提出他的结构化思想的；另一个是根据集体特性与个人能动性路线而展开。人的能动性发挥与社会的制度的构成有关，人的生活需要一定的本体性安全与信任感，而这种感觉得以实现的基本机制。是人们生活的惯例，惯例形成于人们的实践，而通过实践的重要性在人们的意识中促发一种指导人们行为聚合成为实践意识。这是一种自发性的尝试可以制约人们的行为，人创造了社会，但也是受到客观因素的制约。结构化理论的组要切入点在于社会结构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中形成的过程，我们在受制约的时候也创造一个我们的世界。
一、结构化理论
吉登斯的机构化理论主要强调的是一个社会结构和个体之间的关系。有几个重要的概念需要梳理一下：结构化、系统、以及机构。
首先，结构是一个静止的状态，结构就是各个要素之间比较稳定的关系。所谓结构看作是这种转化的结构和资源，指的是使社会系统中的时空束集在一起的那些结构化特征，正式这种特征使得千差万别的时空跨度中存在的相当类似的社会实践，并赋予他们一种系统化的形式。
其次，结构的二重性则是结构的属性，所谓结构的二重性就是一种他认为结构是在人们的行动中不断被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生活是一种连续的、绵延的过程，是连续流动的一种形态。人类行动就是连接社会和结构的纽带。社会行动会引发结构的变化。吉登斯将行动作为一种连续性的意识过程，而这种实践意识其实是一个“特殊的无意识”状态，即在例行化的日常活动中得以实现，并在行动的过程中进行反思。吉登斯认为社会行动和结构有着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行动之前就已经存在，为行动提供了条件、创造了环境。一方面，社会本身存在着结构，社会结构主要是通过制度关系及规则限制来制约着人们的社会行动，另一方面，人们在自己的社会行动中将不断产生新的需求并以此来影响、规范和调整人们的行为规则以及社会制度，进而使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结构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主要体现在实践当中。实践的过程中包含两种意识才影响行动者的行动，一个是实践意识另一个是言语意识。（例子）
再次，人们通过一种行动来指挥和影响社会结构。这是一种人和社会的互动关系。互动是行动的一种表现形式。互动就是主体行动并且在主体行动中建构的。互动三要素分别是交往、权力运作与道德关系，语言是互动的基本媒介，而道德关系和合法化需要规范来制衡。言语作为一种符号利用情景依赖创造互相意义，言语其实就是一种实践活动，是发生在日常生活中很常规的一种活动。通过一种对话的方式来进行交往，而互动的道德秩序与他的整合方式相关。从规范演变成为一种规则，正式化的程度在提高，在从规则上升成为一种结构，强调一种道德感知。就是一种合法化条件下的固定状态，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个环境指导，道德产生的约束分成两种形式，一种是内心的不安与恐惧，另一种是外部环境的威胁。以道德为承诺将个人的动机价值以及社会稳定结合在一起。我们制定出来的法律法规其实就是用言辞表达形式对规则的法规化解释。而权力运作与支配之间则需要一个工具来链接。如同一个官员需要运用他的权力。那么他可能会采用一种行政化的手段来控制。
最后在吉登斯看来，社会结构并非外在于个人行动，而是由规则和资源构成。规则包活表义性符号和规范性要素，而资源包括权威型资源和配置型资源。规则成为一种支配手段，日常生活中的规则是与实践紧密相关的，它们不只是对人们行动的概括，而且对行动者的行动具有规范和导向作用。同时，行动者运用自己的知识去进行反思性思考并且采取适当的行动来达到自己的目标的同时也再生产出社会结构。人们在进行反思性思考的时候有两种意识在影响他们的行动。
再生产出来的社会结构会涉及到相关的资源，它们是行动者在互动过程中产生的。规则和资源是相互依存的。资源可以引申成为一种权力。权力表现在社会环境中，对资源起支配作用，资源的覆盖的范围表现在政治、经济、法律等领域。权力存在的前提是各种支配结构的存在，权力是在支配结构的再生产中并且通过它生产出来的，构成了配置性资源的形式有两种，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配置型资源在现代社会是指社会生产力而权威性资源则是指的是对人类自身的活动行使支配的手段,这种手段其实是一个权力的象征。在传统社会中主要是一种权威性资源（个人的集权），但是现代社会更多的是两种资源的联合形成一种权力统治关系。权力的前提是在行动者和集合体在社会互动的日常生活具体情境中形成的。
所谓结构化：结构化就是一个结构发展、变迁的过程。结构化的实质就是对行动和结构关系的重新建构，跨越时空成为结构的过程。吉登斯认为社会生活本身是一个通过社会实践而不断实现结构化的过程，社会行动和社会制度是同时存在的，二者不可分离地在结构化中交织在一起，结构化成为制度制约和行动创造制度的运动方式。而结构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支配机构转化或者持续的条件，通过人们产生的能动性，主观性的发挥将原先的静态结构变成一个另一种结构，就是一个新结构不断代替旧结构的过程。这也构成了社会在生产的条件。结构化过程就是规则和资源在实践中不断发挥作用，其结果是各种社会制度的建构。是在例行化的日常活动中不断再生产出来的。
而系统和结构的概念比较相似，他是以实践作为基础，对于惯性进行反思性的监控。行动者与集合体之间生产的关系。这也解释了社会系统与个体行动之间的关系，将人放在整个社会系统的大环境中去。而吉登斯的结构化与国家机器、现代化理论都是相互联系的，其中结构化中对于行为的反思，在现代化中也存在对于自我的反思，国家机器中的监控也是一个现代性反思的体现。
二、关于全球下发展视角下的妇女运动。
现代化视角下， 社会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发生了变化，其中随着民主化的不断推进，女性权利开始到得了人们的关注，妇女地位的提高以及女性运动的兴起，为妇女争得了一丝保障权由于现代性的个人反思人们关注的视角开始放宽，军事上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在下降，使得妇女大规模加入到劳动队伍中，并且他们的法律地位在不断提高，男子气概不再是与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与军国主义相关的男子价值在削减，父权制以及男人对于妇女的暴力也在减弱。在加上军事力量不再依靠人力而是通过科技的控制，妇女的地位得到了解放。在现代社会福利计划的主要目的在于支持男性参加有偿劳动，在福利国家男性部门工作的那些人看做是权利的主要承担者与服务购买者。女性部门的内容就是从属顾客，也是一种父权制家庭的成立。
提高妇女地位对于男人地位发展是基本组成部分，女性承担跟他多更多的工作，并且处在劳动力市场边缘中，因此要用政治关怀来弥补解放政治的缺陷，在社会实现性别平等，并且女男性，行为模式也在发展变化（人口增长会让妇女在本地获得权力——生育能力）妇女的自主权与平等权不可剥夺，妇女在整体上代表不同的声音。提高妇女在劳动中的地位，改善男女平等，有助于减缓人口增长。（减少生育率）
随着妇女地位的不断提高，女性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公开的话题。女性婚姻就是一种角色的融合，男人做男人应该做的事，婚姻的本质就是一种分工，婚姻是一种安排而非由于个人倡导与支持，夫妇双方影响人们生活本身，尤其是妇女生活，增加自主权的可能性与剥夺与支配的形成发生冲突（医疗技术多样化使得对女权的侵犯更加便利）婚姻因为男人与女人分别设定各自相应生活，这种情况下其实就是一种外部风险。婚姻容易成为一个关系或者承诺。妇女在成为职业女性之时对婚姻看法发生改变，要采取一种积极的信任在家庭中确定核心地位，并且将教育、等级以及物质手段结合在一起。
三、社会变迁过程中个人能动性作用的体现
吉登斯将他的自我认同放在一个大的现代性背景下进行的。现代性是一种风险文化，他已经侵入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已经对自我认同形成的机制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已经进入到我们自我发展的一个核心地带。这一个过程其实和社会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吉登斯认为社会变迁的过程是从传统社会到绝对主义社会再到民族国家社会。
1、传统社会
传统社会中个人的成长主要是依靠各种仪式以及传统规范来竖立起来的。这样的社会是将原来的东西以一种强硬的方式传递下下来。传统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利用宗教来维持社会秩序。更多的是一种统治者认为这种方式有利于他们维护统治。但是个人自我意识的发展还是会受到统治者的影响，即思想是被一种传统历史所束缚的。个体对自己的认同是经过外在的确认是否可以被接受，个体自身才随着外在的接受而接受。传统社会中的自我认同的方向首先是向外，然后才向内的。传统国家的存在取决于权威性资源与配置性资源的产出，监控能力的发展是作为组织国家所创建的行政力量的基础，无论是阶级分化的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阶级中心都是财产关系，即是否占有生产工具阶级划分基本主要的标准。传统国家的本质是可裂变的，国家机器对于行政权威的维持有限，传统国家的政治统治限于统治阶级内容以及主要城市中心的冲突。传统国家有边陲而无国界,因而其体系整合水平是有限的。在军事力量方面,由于在大型的传统国家中,国家垄断暴力工具的要求总是受制于组织军队的方式和相对滞后的运输和传播手段,所以其实存的或潜在的军事力量中至关重要的部分。
2、绝对主义社会
而在绝对主义的国家之中，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文艺复兴）人们开始摆脱中世纪的思想禁锢，人的个性开始得到了解放，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们不再仅仅只遵从于统治者的想法，开始将关注点放在了自己身上。吉登斯认为,在绝对主义时期,新型的国家体系开始形成,外交制度的发展表明监控活动已伸延至国际领域并促进了“国际关系”的发展。在绝对主义国家内部发生了一些新的不同于传统国家的特点:一个是行政力量的集中和扩张;一个是新的法律机构的发展;一个是财政管理模式的交替运用。尤其是在绝对主义时代,主权观念大大发展,这使国家内部的发展同国家体系的外部巩固结合起来。
他认为在绝对主义国家向民族国家过渡的过程中，有两个概念需要区别以下，那就是资本主义与工业主义。资本主义与工业主义都涉及到商品的生产，都存在着商品化的过程，要区别劳动力商品化与产品商品化的过程其实都是一种生产方式的社会形态，工业主义缺乏不连贯的动力源泉，资本主义作为在社会中起支配作用的生产体系这种结合是通过私有财产与工资劳动力的商品化实现的。
而商品化的发展,导致了一种新型的阶级体制的产生,这标志着民族-国家的产生。在绝对主义国家向民族-国家转换的过程中,吉登斯认为军事力量的发展是比较引人注目的,同时军事力量的发展又带动了绝对主义国家的其它方面的发展。军事领域的发展促进了行政力量的日益集中,带来了国家机构和其它组织甚至更为晚近的商业企业的变革。同时也正是在绝对主义时代,军队才开始首次不再成为维护内部秩序的主要基石。而又恰好是这种转变最终促成了欧洲民族-国家的诞生。
3、民族-国家阶段
在民族-国家阶段,国家是一个权力集装器,具有高度集中的行政力量。吉登斯解释了这种现象,认为这种力量一方面来源于通讯与信息储存手段的高度发展,使得监控体系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更高的程度。民族-国家阶段政治权力成了一种依赖于集体能力的普遍化的意识,这就导致了现代民主,也就是多元政治的形成。权力不在掌握在一个人手中，更加注重一种行政力量的监控（科层制）对于个人赋予了更多的权利与义务。但是有个问题的出现就是民族国家之间的种族战争。绝对主义国家依然是传统国家，究其特征而言就是一种阶级分化的社会，一旦主权观被有效的转化成一种政府原则，那么他就与公民权相关，只有伴随着民族国家的产生，中央集权的行政权力机构才得以普遍存在，法律通过非个人的形式适用于所有社会等级的法规中，监狱的出现是民族国家特有的产物。在传统国家中，军队是国家机器的内部行政力量的主要基石，又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主要基础。现代国家的特征就是系统的研究与使用与自我在生产相关的材料。传统的东西被打破的越多，他们的自我反思性越强，源于一种羞耻感，而监狱生活的出现更是一种羞耻感的出现。
4、自我认同机制下的衍生物
自我认同新机制的出现就是在现代化制度下利用自我认同对全球性社会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自我在反思中产生，从信任与风险两方面。现代性的反思是依靠一定的专家知识来进行规划的。个体在现代社会出现下才产生，由于劳动分工导致了分化的出现，个性开始获得了解脱，生活规划是反思性组织的自我轨道，外在得戒律. 监控就是为了行政目标而对信息进行核实与重理，通过对信息的编程来实现国家机器的行政范围。在现代性条件下的自我认同表明的是个体依据自己的经历反思性地理解到的自我。它还是在一个内在参照系统中由个体围绕理想自我，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去体验成长，利用自己周围的资源去建构连同身体在内的自我的过程，它的方向与传统社会里自我认同的方向是相反的，它首先是向内，然后才向外的。
焦虑是在现代社会中反思性过程产生的一种感官的但是又非理性的一种情绪，这其实就是一种认知性出现偏离的状态，焦虑期是从婴儿期开始的，自我本我超我出现一定的不协调下产生的一种情绪。吉登斯认为焦虑实际上是一种恐惧，通过无意识所形成的情感紧张而丧失其对象，它的本质就是无意识组织起来的恐惧状态，焦虑完成压抑与行为的脱节，而在压抑情绪的压制下会使人产生一种负罪感，这种负罪感有可能来自于外部也可能是内部的，为了缓解这种负罪感人们只能选择一种偿还方式。自恋与自卑是一种深埋于内心，对身体进行建构的与控制的主动关怀的表述，自恋与自卑都与羞耻感相关，他是对自我认同的一种激进的分差，在现今社会主要可以体现在形体的差异上，但是形体是否被认定为一种美，在很多情况下都收到社会认同的一个导向。
四、街角社会下的社会工作发展
《街角社会》讲述了意大利的一个贫民区的诺顿帮、非法团伙和政治组织的性质以及社会结构等发展。作者以将多克为首的诺顿帮街角青年们置于社会结构之中，从其社会的最底层到最高层，研究社会发展的普遍模式。诺顿帮主要是由街角青年组成，多克是领导者，每个成员的地位不同，排位也就不一样。比如在保龄球活动中，根据成员们的地位分为一级队和二级队。虽然每个成员的地位不同，但是成员们很讲究忠诚。因为忠诚于这个团体，对于领导者的选择以及服从就表现得很突出。领袖不必每方面都有优势，但是需要在群体都感兴趣的方面有一技之长，这样也有利于领袖位置的巩固。领袖要把周围的群体结合起来，获得随从者的支持，我就想起了韦伯笔下领袖的三种形成形式。诺顿帮的正好是第二种模式。因为群体的成分稳定，其成员又缺乏社会保障，所以形成了群体内部较强的相互作用率，群体结构就是这些相互作用的产物。需要一定的凝聚力作为基础。多克是一个很有上进心的青年，从刚开始的被欺压到后面的反抗、忠诚、做出对诺顿帮有利的事情，直到他成为诺顿帮的领袖。这些细节也告诉我们如何从一个社会底层上升到一个组织的高。相对比多克，奇克领导的社区俱乐部则比诺顿帮发展地更加完备，因为大学生是因为都有某种抱负才集结到一起的，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他们更关心社会与政治。通过参加各种社交活动，最后攀上了社会晋升的阶梯。其成员也并非像外界所想象的，所有人都无法无天，他们同样也有自己的游戏规则，谁打破了这些规则，必定会受到某种程度的惩罚，而这些规则却与正式的法律无关。文章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就是“中间人”理论，当大人物和小人物之间发生联系时，并不是处于两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直接发生关系，而是会找一个中间人，中间人和双方都有利益关系和话语权。所以，在诺顿帮和大学生俱乐部之间会有中间人，在政治家和街角青年之间会有中间人，在非法团体、诺顿帮、大学生俱乐部之间相互联系都通过中间人进行。各个不同团体阶层成员之间沟通的基础是一系列的相互义务。作者通过政治家和各个帮派及非法团伙之间的利益相争和选举这两个实例，向读者解释何为中间人效应。
我作为一个社工的学生，在这本书中其实有提到社工的存在，大家都知道社工在西方国家应该很普遍，但是在科纳维尔社会工作者们却没有发挥他们的作用，他们没有把青年们的需求放在第一位，没有遵循一定的助人自助帮助弱者的原则，而是愿意和一些在社区中的领袖人物接触，没有发挥出社工的作用，没有联系社区中的困难者，从这个角度看，其实在一些西方国家社工的存在也并没有发挥出巨大的作用，相反是一种阻碍作用。这也是我国社会工作者在开展活动时的一个借鉴，如何才能更好地分辨与服务案主。
我觉得本文的优点首先是作者深入到科纳维尔，通过与调查对象的接触得到实际真实的数据；其次是作者在文中大量运用了个案访谈发，将对多克以及其他街角青年的对话列入文中，既增加了文章的真实性，通俗的语言也让我们更加了解诺顿帮和俱乐部的情况；最后文章其实主要的中心点是通过描述街角青年的情况来推断出上层社会的一个流动情况。文章中作者用了图示法的方式结合群体相互作用理论来解释群体中成员的相互地位和作用方式。
读书感受：
这个月读吉登斯的书，没有感觉到太多的兴奋，更多的是一种比较平稳的状态，用一个词形容就是有悲有喜。“悲”就是可能和吉登斯的书读到的宏观方面的原因，内容比较生涩，没有这么接地气。在读书方面，一直找不到一个比较好的突破口，在双周论坛上易卓就说我读书比较四平八稳，我也想在这个月找到一个好的突破口，但是在开读书会之前也没有想到一个更好的，临开读书会前1天晚上凌晨2点还在想，本来之前是想用一条线将吉登斯的社会学三大思想穿起来的，但是由于对其中一些内容的把握不是很清晰，导致了一条死胡同，还是觉得比较可惜的，读书会以后，易卓，舒彦，纪芳也劝我要放平稳心态，在读书的过程中注重一下阅读的顺序还有对于主干知识的一个把握，知识的能量越大，才能更好的对新知识进行调整。但是有一个“喜”就是由于读书的数量在增加，之前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这本书中对于结构的不理解，通过这个月月的阅读以前不会的知识现在都豁然开朗了，这也坚定了知识积累的这一个过程。
在生活上我们上个月进行了团建，在吃饭结束以后大家一起交流了读书会建立以来的感受，我和很多人的感觉是一样的，都是觉得在华科比在本科时期读书的状态要好，一个是心态的原因也有一个是环境的影响！我觉得我们团队还需要更多的交流，不管是学习还是生活上的，大家互相帮助互相成长。
2015年9.26-10.27书单：
《第三条道路》·吉登斯
《失控的世界》·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吉登斯
《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韦伯著作的分析》·吉登斯
《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吉登斯
《精英的兴衰》·帕累托
这个月主要看的是吉登斯的书，因为关于吉登斯结构化的书籍并没有借到，因此这个月想从他关于现代性的视角入手进行阐述。一共分成4个部分，现代性的发展背景以及他的动力机制；对于三大家现代性的一个批判；吉登斯自己对于现代性范畴的划分；现代性所引发的生态问题以及风险干预的预见性。
吉登斯的现代化理论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基础上的，他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存在很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用技术无法实现的，他认为社会主义的价值和理想对于政治生活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
一、动力机制
关于福利国家我认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出现的，因为私人财富的不断增多，贫富差距的扩大使得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因素增强，因此加强福利支出，对于创设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有很大的优势。 新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对于国家福利制度的问题产生可一系列的分歧。社会民主主义认为，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存在一种交易关系，应当将保护环境当成是经济发展重要的资源。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两者对于福利国家的观点有所不同，前者认为市场的自我调节可以解决资本主义的弊端，要通过经济增长来带动总体财富在进行平均分配，福利国家不能拉动经济的增长而后者认为必须要通过政府的干预代替市场发展的不平等。实现平等要进行拉平策略，先创造一个平等的环境来保护领域中的个人。前者是一种全球化理论又直接推动全球化的力量，而后者没有运用国际合作来解决。吉登斯在两者的基础上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的观点。所谓第三条道路，是一种思维框架或者政策指定的框架，在于试图超越老派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第三条道路就是对于国家政府关系的一个指导，现代国家要创设怎么样的民主制度才能更好地获得民众的支持。民主制度的成功在于包括个人自主性的需求以及具有反思能力和公民群体的出现。
现代化的3种动机，一是时空分离，二是脱域制度三是反思性知识。脱域制度有两种机制，一是象征标志另一个是专家系统，两者都是互相影响的，就如人们对于医生这个职业的认识，人们对于医生的信任就是依据他们职业的这种专业性，医生就是象征着一种医术高明的专家，其实这种脱域制度就是一种在互动的地域关联中被重新建构起来的。两种脱域机制都是依赖于信任，信任在本质上与现代性制度相关联信任所赋予的其实就是一种抽象关系比如说是对货币本身的信任。信任就意味着已经意识到风险的存在但是这种处理风险的期望并且试图避开风险，对于风险问题就是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各种信任是建立在正确性的基础上的，并非个人道德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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