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维的《农民与市场》读后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或曰市场化运动在中国广大的农村拉开序幕，尤其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的推行，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受够了集体（主要是人民公社时期）生活煎熬的农民们终于可以全身心地投入自己土地的劳动生产，虽然在法理意义上农村耕地的所有权还是属于集体，可是在农民眼中耕地他们是自己的。在回归家庭耕作的几年里，粮食增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于是各界对回归家庭耕作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报以欢呼，盛赞国家农村政策的英明。市场经济并不比计划经济更友善也许是常识，在脱离了集体的庇护单枪匹马走向市场的农民，从1984年开始尝到市场的苦头，工业品市场的放开导致物价飞涨，紧接着是粮食价格的持续走低，这让农民先前分田单干的喜悦荡然无存，他们开始在市场化的洗礼中从新审视自己的地位，也渐觉自己在市场的面前似乎显得有些势单力薄。
    潘维的《农民与市场》回答了农民在市场中如何才能规避风险，实现把市场化的风险降到政治上的最低限度。潘以中国乡镇企业（潘着重梳理了1980—1995年的乡镇企业的发展情况，此外还叙述从公社企业到社队企业再到乡镇企业的演变过程）的发展历程为背景，提出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与农村集体的社会主义传统密切相关的核心假设，而农村集体的社会主义传统有赖于基层政权的发挥和利用，于是乡镇企业的发展与基础政权的相互关系构筑了他全书论证的框架。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农民自发运用现有的组织资源应对市场化的一种努力，这努力无意中造就了乡镇上80年代以来其异军突起的惊人态势，藉此也增强了国家推行改革的信心。作者正是把乡镇企业的发展“狭隘”地理解为乡村的工业化和农民的市场化，才得以于借助乡镇企业的发展来观照农民着陆市场化的过程。作者通过四川仁寿和“第一村”的考察和对比，认为分散的农民在市场中深陷孤立无援的境地，无法应对市场的挑战，要想突围市场的围困，必须把农民组织起来，在当前新的组织（如学界叫嚣已久的综合农协等）无法应运而生时，组织农民的重任必须有基层组织来担当，因此，基层政权充当了农民与市场的中介和桥梁，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降低了农村市场化的成本，作者认为基层政权可以充分利用原有的组织资源。为什么在市场化过程中，有人会成为输家，有人会成为赢家？在作者看来，这是与一地区的农村社会主义传统有很大的关系，而这一地区农村社会主义传统浓厚程度与该地区的乡镇企业发展状况呈正相关关系，而农村社会主义传统浓厚程度取决于这一地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间早晚与执行这一政策的彻底程度。作者在全篇的叙事中，避免了“国家与社会”的两分法，认为基层政权是国家的一部分，而它更是农村社区的组织形式，作者不在乎基层干部到底是国家的代理人还是国家和社会的双重代理人，他只关心基层干部在农民与市场之间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早先的公社企业在50年代末因没有兼顾好工业和农业协调发展的关系而受挫（主要是社员忙于工业发展而忽略了粮食生产进而威胁国家的粮食安全），此后的农村集体经济核算单位向生产大队的下移预示着社队企业取代公社企业成为必然趋势。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广泛推行，在农民一分到底的强劲势头中，只有那些抵住非集体化浪潮的集体企业幸免于难，铸就了乡镇企业的辉煌。但是，在20世纪末因国家受所谓经学家大肆宣扬“产权理论”的蛊惑，国家为对乡镇企业进行改造转而实行“转制”政策，诸如乡镇企业产权不清，政企不分，灰色市场等罪状让国家理由充分地置乡镇企业于死地，一夜之间乡镇企业卖给了私人，彻底实现了私有化。作者坦然自己并不反对私有化，但是作者也不迷恋私有化。只是在作者看来，乡镇企业的发展形势一片大好，本来它应该自生自灭，国家不该多此一举。让人欣慰的是农村的耕地的所有权还是在集体，并没实现私有化。“转制”后的私人企业发展的并不好，且在丧失了基层政权的庇护下其发展更是步履维艰。由于乡镇企业发展没有遍及全国，有的农民还没有来得及享受到镇企业带来的实惠，全国的乡镇企业在“转制”的大潮中寿终正寝。作者对此发出了无情的控诉，乡镇企业死了，乡镇企业万岁！
    私有化的浪潮搞垮了乡镇企业，民主化的疾风又开始扫荡乡村基层政权。在农村基层开展政治民主化的“海选”，也许“海选”是的国家政权建设的另一种尝试，但是这种“海选”的隐喻是回归家庭耕作以来农民遭的罪都是基层干部造成的，是基层干部在在收“三提五统”和农业税，这也是符合农民的要求，所以，国家要对基层政权进行彻底的改造。因为市场化以后农民确实受尽苦头，但是农民找谁来发泄不满的情绪呢？对于农民来说，国家太遥远，市场摸不着，只有村干部是他们够得着的，而素不知在中国压力型政体下，乡村基层政权不过是政府行政体系的末梢，基层干部只不过是在执行上面的任务罢了。虽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也不排除有些基层干部有为非作歹之嫌，但是把市场化以后农民遭受的所有苦难的责任都推给基层政权或者是乡村干部来为国家开脱“罪行”是有失公允的。“海选”打破了乡村内部原有的政治生态平衡，在只能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选举中，地方大姓甚至地方黑恶势力通过“海选”粉墨登场，开始把持基层政权，一时间把乡村社会折腾得鸡飞狗跳，农民苦不堪言，看上去很美的“村民自治”扭曲成“恶人霸治”。
    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轻而易举地灭掉了乡镇企业，国家的政权建设严重地削弱了基层政权的能力。失去了乡镇企业，农村的劳动力转移成为问题，大城市早已饱和的就业市场，况且还有大批比农民学历高的人在翘首期待城市的新就业岗位，这让农民望尘莫及。削弱的的基层政权让农民再组织起来显得不易，当下的局面是，农民只能在市场的惊涛骇浪玩着不得不玩的冒险游戏。因此，作者认为必须把农民组织起来，而唯有基层政权才能担此重任。组织起来的农民就是一条龙，他们可以团结一致与市场展开抗争，改善生存的环境，赢得生存空间。一盘散沙的农民就是亿万蠕虫，他们自顾自怜在市场中积累贫困，不能自拔。
    事实甚于雄辩，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作为包产到户发源地的小岗村如今却发出“一步越过温饱线，二十年没过富裕槛”的无奈感慨，这是对新时期“三农”问题的真实写照。回归家庭耕作确实结束了农民挨饿的局面，但是农民依靠人均一亩三分地无法实现致富的目标。在国家财政能力不断增强，对“三农”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不断加大的今天，农民和过去相比生活水平肯定有所提高。但是，市场的波动和商品价格的起伏已经抵消了国家对农民那点微不足道的补贴，况且，现在的小农经济已经无法实现自给自足，农民现在的生活更多是依赖市场。温铁军曾疾呼“解决‘三农’问题，功夫在‘三农’之外”，这在潘维看来，就是走乡村工业化之路，通过基层政权把亿万小农组织起来，安全着陆市场，展开竞争，杀出一条血路。除此之外，农民只有沦落为“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的境地。
    《农民与市场》通过从乡镇企业的兴衰的角度来研究农村的市场化，肯定了基层政权在农村市场化中的重要作用，基层政权在农民与市场之间架起一座美丽的桥梁，降低了农民在市场中的风险，减缓了他们在市场化过程的阵痛。但是，并不是所有地方的基层政权都是可以发挥这种作用，基层政权作用的发挥依赖于历史遗留的集体精神和组织资源。而且，从作者通篇的案例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能人治村”的现象。曹锦清先生在《黄河边的中国》曾说到，能人治村是可遇不可求的。如果乡镇企业的发展是与能人有很大的关系，这是否意味着某地区乡镇的发展是带有很强的偶然性呢？此外，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还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制尚不健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基层干部才得以通过“制度真空”来为自己的乡镇企业争取资源，若是放在今天，也许基层干部的这种能力是要打折扣的，毕竟，现在的市场环境和以前相比是市场开放了，也透明了。从这个角度说，乡镇企业的短暂繁荣，也许是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新旧制度交织下，基层政权通过开拓“制度空隙”为自己筑巢，以此来争取资源的一种权益之计的经济形态，也可说是意外后果，如此说来这就注定乡镇企业的不可长久！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这些不和时宜的“怪物”，只有被“改制”的命运了。但是，作者的怀旧情绪和黯然神伤似乎并没有考虑这些，当然这些也只是笔者的一种猜想。
    市场化已经遍布我们生活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势不可挡，回归集体现在好像也成了一种奢望，逆市场必将付出惨痛的代价。在市场中疲于奔命的农民如何才能过得更好，在抗争市场风险的途中，农民跌倒了，是农民自己爬起来，还是我们扶他们起来？对此，潘维给出了一种解决办法，即让基层政权把农民扶起来，我不敢轻狂臆断此举行不通，我只能说这或许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吧！
   
                                      
   
                                        
                                         2010年5月29日下午完稿于图书馆

哇哦，写的不错哦，读研一年感觉就是搞学术的捏！！我要像你学习！

向华科团队学习！大家共同进步！

农民跌倒在市场化过程中似乎是一种必然（显然这让人心痛）。
农村是被市场化的，农村传统的熟人社会或者说小农村社遭遇到市场入侵后并不能马上适应市场，传统的体制和思想理念并不能马上改变以适应发展，所以当他按照传统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应对市场的时候，必然会摔跤。
同时农村农民被市场化后，一直处于市场低端、处于竞争的弱势地位，加上分散的单个的小农面对市场是没有定价权和话语权的，这使经营本来就充满风险的农业的小农反复受挫
小农被市场化过程中另一支力量是他处境更加尴尬，那就是政府主导的城市化进程，或者更确切的说市场化的必然趋势——城市化，使农村发展处在了城市化的辅助角色上，即以牺牲农村以发展城市，政策的力量使这种力量更加明显，看看农村二十多年来的矛盾激化便一目了然
然而要清晰的看到一点，就是市场那个化过程中农民的选择也在变化，确切的说经济选择权比以前多啦，就是说他可以更多的途径赚钱啦，虽然这些途径目前还不能让所有人满意，但经济选择权的 增多是一个人自由权利的最主要因素，难以想象农民如果不能外出务工或者不能在家乡经商或其他经营活动
所以我们要给农民创造更多的更好的经济选择权利，这是造就中国中产阶级的关键，同时发展教育使市场理念深入人心，在这时政策引导打通市场。
突然感想，谨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