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林东 发布时间： 2009-02-24 08:00 中华读书报
白寿彝
新年伊始，我又想起了白寿彝教授谈读书的事。1982年，我写了一篇小文，叫做《白寿彝教授谈读书》，发表在《读书》杂志
1982年第5期上面。这篇小文的内容，主要是写了白寿彝先生强调读书的重要及有关的主张，如要学习顾炎武“采铜于山”的精神，要举办小型读书会，要关心当代人的著作，要以真诚、宽厚的态度来评论当代人的著作等等。记得当时一位编辑还约我到《读书》杂志编辑部，就白先生倡导举办读书会的问题作了一些交流。18年后，白先生在完成多卷本《中国通史》总主编的学术工作后，与世长辞。而我写的那篇小文，也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了。此时，我之所以又要写“再谈白寿彝教授谈读书”的问题，一方面，是不能忘却他循循善诱地希望晚辈、后学认真读书的那种真诚的嘱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今年是这位史学家的百年诞辰，激起自己心中的缅怀之情。
读书和功力
1981年，白寿彝先生写了一篇短文《要认真读点书》。此文开篇，作者作了这样的“自我反省”，他写道：
1980年11月，陈垣百年诞辰。12月，顾颉刚逝世。为了纪念这两位老先生，我读了他们的一些著作。这些著作使我深深地感动了的，是他们治学的功力，是他们认真读书的精神。在我们这一代，在治学的功力上，在读书的认真上，能赶上他们的，恐怕是不多了。就我和我同辈的一些朋友来说，我们很少认真读历史书，也很少认真读马列的书。多年以来，我们的研究成果不多，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原因，而读书不认真至少是一个很大的原因（《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24页）。
这些话，不是谦词，也不是为了说说好听，而是真诚的自省。当时白寿彝先生72岁，能作这样真诚的自省，在那时也并不多见。我们不妨把这些话看作是对所有史学工作者的期待和激励。白先生常说，他“70岁才开始做学问”，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他的真诚的态度。当今人们由于“竞争激烈”，已经没有“认真读点书”的工夫了。可是，“创造性”的东西似乎比当年要多得多，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认真读书和治学功力的关系，是人们都懂得的。治学功力，反映了一个学人的多方面修养，但多读书，善于读书，毕竟是一个重要的环节。白先生在这篇短文的结尾处写道：“只要能认真读书，读一本就会得到一本的益处。读书不难，认真读书也不难，最难的是要长期坚持下去。只要能长期坚持下去，我们的史学工作是会逐渐改变面貌的。当然，读书不是治史的唯一大事。但在现在来说，这确实是第一件大事。”（同上书，第426页）二十多年前，白先生把学人的读书说成是“第一件大事”，我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十年“文革”无法读书而说的。现在历史条件变化了，社会发展了，科学技术进步了，查寻资料的手段多了，更快捷了，那么，学人的读书（这里指的是读纸本的书），又该是第几件大事呢？我不敢妄下结论，但是我想，“要认真读点书”，在今天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锻造”学人功力的基础。
关于“四史六通”和三十部名著
中国史书浩如烟海，一个人以毕生的精力，也只能阅读其中很有限的一部分。那么，对中国史学史研究者来说，究竟哪些书是最基本的呢？对这个“难题”，白先生作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无疑也有自己的见解，而他的见解也是在不断思考中逐渐形成的。
20世纪80年代初，白先生写了一篇《说六通》的文章，文章提出：“史学史工作者”应当以“四史”、“六通”作为基本的读物。他写道：
“三通”是大家熟知的重要的史书。“三通”是指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我的意思认为，可以提出“六通”来，就是在“三通”以外，加上《资治通鉴》，再加上刘知幾的《史通》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这“六通”和《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可合称为“四史六通”，这是我国中古时期历史著作中的代表作。在五十年代，我曾把这个意思跟同志们谈过，现在觉得这个看法还符合事实。但“三通”和《通鉴》卷数多，《史通》的典故多，《文史通义》的创见多而文字简奥。这六种书读起来很不容易，需要下很大的功夫。对于史学史工作者来说，这样的功夫是少不了的（见《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60页）。
文章中说到的《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四史”，俗称“前四史”，是“二十四史”中的代表作，这是学术界的共识，故白先生的这篇文章重在讲述“六通”。而对于“六通”的特点，他根据自己的见解，一一作了概括性的阐述。他认为：“从《史通》全书而论，主要讲作史的体材和体例。”“《史通》的‘通’，可以说主要是史书体例的‘通’，史书编写形式上的‘通’。”“杜佑《通典》是一部关于典制的通史巨著。……全书的结构很有逻辑性，这也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体系的构成，和对社会结构的看法。这书内容的丰富，是隋唐史书的顶点。”“司马光说《通鉴》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在史料的保存、史料的取舍和一些议论上，《通鉴》都有所贡献，但指导思想是‘资治’二字。”“郑樵的《通志》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主要是关于历史文献方面的汇辑工作。郑樵很重视‘会通’。‘会通’的意义从《通志》看来，大概是包括两点，一点是讲类例，又一点是讲‘贯通’。他的《二十略》是得到好评的。”“《文献通考》是继《通典》之后更大规模的关于典章制度的通史。……马端临的兴趣在知识性方面，是在历代典章制度的了解方面。这跟《通典》要‘将施有政’是不同的。在书的体例上，《通考》基本上继承了《通典》，但在指导思想上这两部书走的不是一条路子。”“章学诚的书取名《文史通义》，表明他研究的对象不是史事，而是文史之义。这就是说，他通过史文的研究而达到知义的目的。用现在的话来说，他的研究不在于历史的本身，而在于史学。从认识上说，他这部书比着《通典》等书，都要高一个层次。同《史通》可以说是在一个共同层次，而在这个层次中，《文史通义》比着《史通》，也还是要高一些的。”“章学诚重视别识心裁，重视通史，重视记注与撰述的区别，提出了关于方志和校雠的看法。对于这些问题，……还可以再系统地研究下去。”（同上书，第660~666页）白先生用深入浅出的文字，表述了“六通”的特点，同时还论及了它们之间存在的联系和区别。他的这些见解，卓然自得，本身就是一种“通识”的反映。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关于“四史六通”的认识，证明这是数十年都在作者脑海中盘旋的问题。到了80年代中期，白先生又对中国史学史研究者提出了阅读30部名著的建议。1987年9月，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举办的“史学史助教进修班座谈会”上，对进修班的教师作了这样一番谈话，他说：
最后，讲讲读书的问题，研究史学史要认真读书。老师在堂上讲书要听，要讨论，要体会，这是间接的读书。但是更重要的是要自己认真读书、直接理解，光靠耳食不行。最近我们选了二十七部书，要求学习史学史的同志必须读。这二十七部书是：
《书》、《诗》、《易》、《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榖梁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续汉书》的《志》）、《五代史志》（即《隋书志》）；《通典》、《通志》、《资治通鉴》、《文献通考》、《史通》、《文史通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日知录》、《读通鉴论》。此外，我又添上三部，凑成三十部。这三部是《论语》、《孟子》、《读史方舆纪要》（见《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册，第291~292页）。
为了引导史学史研究者研读这些名著，80年代中期，白先生在他主编的《史学史研究》学术季刊上专门开辟了“读书会”的栏目，每期评介一部名著，收到很好的效果，亦可见白先生在引导后学认真读书方面的良苦用心。
这里，白先生强调了“要自己认真读书，直接理解，光靠耳食不行”。正因为如此，他所开列的这个书单子，是“要求学习史学史的同志必须读”。这是一个要求，也是一个前提。那么，面对这么多名著，怎么去读呢？白先生作为一位史学前辈，一位史学名家，确能理解晚辈、后进的甘苦，于是他提出了首先阅读《史记》、《史通》、《文史通义》的建议。他指出：《史记》“在史学上、思想上、文学上，都是站在当时社会第一线的，就现在来说，还是光辉的。……《史记》是历史著作中最早、最完整、最有影响的一部书，一直到现在还有影响。自它以后的历史著作中的许多问题、记载以及写作方法，都是从这部书来的。”（同上书，第292页）就我的肤浅理解，这是指出《史记》是我们认识中国古代史学的一把“钥匙”。他还指出：“《史通》主要讲历史著作体裁”，“《文史通义》讲道理讲得相当深”（同上书，第292页）。对于白先生的这些见解，史学史研究者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引导自己走向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与方法宝库的路标。
奉送一点小小的礼物”
这句话，是白寿彝先生在1984年6月，会见连云港教育学院干部班的全体学员时所发表的讲话的结束语。白先生讲话的主题是“学习历史与当好干部”，这是针对这些学员都是做领导工作、政治工作而讲的。这是白先生把倡导认真读书从史学领域推向社会的谈话之一。
在这篇简短的讲话中，白先生首先说到“学历史是干什么用的”这个老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他从人们应该认识历史发展规律讲起，他说：
学历史是干什么的？学历史就是让我们懂得历史发展的规律嘛！什么叫历史发展的规律呢？过去的社会发展，已经走过的必然的道路，这叫做历史发展的规律，科学历史发展规律的一部分。目前，我们的国家，全世界人类要走什么路？这也是历史发展规律；我们将来，包含我们国家，包含全人类要走什么路？也是历史规律。……要从过去长期历史的发展看今天的现实，当然结合今天的现实，而且要结合过去的历史，现在的历史，展望未来的历史。这是我们学历史的最重要的一条。不懂这一条，学历史就不得要领了（《学习历史与当好干部》，见《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册，第280~281页）。
白先生从认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用以说明历史发展规律，使人们听起来明白、易懂。
其次，他从历史学的角度，针对干部班学员本身的工作，讲了物质同精神的关系。他说：“学历史了更应懂得历史的主流、历史要向哪方面去，干部才干得好。我们不是搞具体的经济建设、物质生产，是搞思想工作。什么叫思想工作？现在咱们讲两种建设，一种是物质建设，一种是精神建设。平常讲，说是两个东西，是两个东西又不是两个东西。马克思主义是讲究经济条件的，没有一定的经济条件，精神建设是片面的，这是不错的。还有另外一面，没有一定的精神条件，物质建设也困难。”（同上书，282页）白先生进一步分析说：
我们懂得历史了，特别要在大的方面懂得历史了，真正懂得历史了，就可以拿历史的理解来武装我们的头脑，来武装我们的思想。……同志们想一想，如果我们脑子里老是有个想社会主义发展，想社会主义前途，为四个现代化强大社会主义祖国建设着想，把过去、现在、将来的历史一下子联系起来，那就应该产生巨大的力量。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理论一旦掌握群众，就成为巨大的物质力量。不是一个人的事了，正确思想影响大家，变成共同的意志了，有利于推动历史前进（同上书，第283页）。
从这里可以看出，白先生是把学习历史看作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部分，给史学工作以很高的地位。
第三，白先生深入浅出地讲到学历史，不能简单地用经济效益来衡量它的价值，而要从思想的层面来看待历史学的作用。他说：“有人说，人家搞技术的嘲笑我们搞历史的，‘你们搞历史有什么经济效益呀？’我说，我们搞历史没什么经济效益，讲一堂课也换不了多少钞票，没这个作用。但是你把历史讲对了，那个经济效益不可估计。不能算那十张、一百张、一万、二万、百儿八十万，不能那么算，没法衡量，那个经济效益是其大无穷的。这个话，不是咱们在关着门吹大气，确切是如此。要想得深一些，想得远一些，自己的思想境界就高了，对自己要求也会高了，对我们进行思想教育工作的兴趣、信心也会强了，影响也会更好。”（同上书，第283~284页）这些话，是针对社会上一种流行的看法，也是针对人们对历史学社会价值的极大误解而发的。换一种说法，这正是人们是否真正认识到历史学价值的关键。
对于这次讲话，白先生结合自己的思想和认识过程，作了这样一个“小结”：
刚才这些话是几十年想到的，慢慢积累的。我当过几十年系主任，每年新生入学，这系主任得先给同学讲巩固专业思想，就讲历史有什么用处。解放前没这个问题，念书就念书吧！解放后学苏联，一个课要讲目的性，就把目的性说说吧。好不容易说哩！每年得说，说罢自己又不满意，总觉得没有说服力。积累几十年了，觉得现在的看法比较符合事实，话虽然不多，也是几十年的心得。今天你们远道而来，奉送这么一点小小的礼物（同上书，第284页）。
在这篇讲话中，白先生尽管没有直接讲到读书的问题，但其核心思想是希望做政治工作的同志都能读一点历史书，而要真正认真读一点历史书，首先必须认识到学习历史、读历史书有什么用处。他在祝贺《光明日报·史学》创办40周年时，曾这样写道：
不少年来，不断有人问，学历史有什么用？这个“用”，如果指的是物质生产的直接需求，恐怕说不上有什么用，如果指的是对国家前途的观察，对国策的制定，对社会风气的改善，那就可能有或大或小的用处。历史不是简单的过去的事情，而是和现实息息相关的。历史是人类经验和智慧的宝库，正确地对待还是有好处的（《读点历史有好处——为〈光明日报〉史学版“四十大寿”祝福》，见《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册，第303~304页）。
重温白先生的这些见解，感到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有针对性；二是辩证地看待问题，如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读书与工作的关系等。一个历史学家来讲这些辩证法的理论，自然赋予它以历史的内涵，这实际上是在讲为什么要读历史书以及如何读历史书的问题。认真体会起来，对我们这些研究历史和史学的专业工作者来说，同样是有深刻启示的。所谓“一点小小的礼物”，其实包含着这位史学家多年的思考，其分量原本是沉甸甸的。
我的这篇短文所说的白寿彝先生谈读书的问题，只是反映他关于读书问题的几个侧面，并不是对于这个问题的全面论述。最后，我想作这样一个简短的概括：读书，这里主要指读历史书，对史学工作者来说，这是同治学功力非常密切的一个问题，也可以说是治学功力的具体度量之一；而史学史研究者要有“看家”的书，那就是“四史”、“六通”；要有“必须”阅读的文献，即文中所提到的30种名著；同时，读好历史书，也是思想工作的一部分，读好了，认识提高了，精神会转化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对推动历史前进是一个重要的动力。可见，认真读点历史书，不仅是史学工作者的事，也是全社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