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1日至10月25日
书单：
《马恩选集》第三、四卷
《时尚的哲学》
《宗教社会学》
《现代人与宗教》
《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
《货币哲学》（在读）
总结：
形式与内容的分离与反叛
——论齐美尔的宗教社会学与文化社会学
一、形式与内容的分离：齐美尔的宗教社会学
宗教的本质是什么？社会学古典四大家给出了不同的回答。在涂尔干那里，宗教是社会的产物。社会作为强制性的道德力量，通过精神途径对人施加精神压力，个体只好自己创造有关力量的概念，从而形成了“宗教力”。而韦伯对宗教本质的研究是从个人的宗教行动入手的，他从宗教表现的意义来探究这种特殊社会行动类型的表现和效果。而在马克思那里，宗教是作为上层建筑的一种由经济基础来决定的。他们对宗教的看法何以产生这样的差异？我认为根本在于其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不同，也就是其理论的内在面向不同。在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中，社会现象独立于个人的特殊现象，社会是一种高于个人的存在，因此要研究宗教，必须从社会入手。而韦伯则截然相反，社会行动使韦伯分析社会的一个基本单位，行动者的主观意义是理解社会行动的关键，因此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是从理解宗教行动的意义开始的。马克思则认为，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表达，即形式是内容的表达，现实生活过程创造了现实生活的形式。马克思的哲学内核遭到了齐美尔的批评，在齐美尔这里，形式与内容相互分离，现实生活当中，不同的形式可以对应于不同的内容，马克思的哲学观念在齐美尔看来，是“一个综合性过程中的局域现象被夸大成涵盖一切的单一内容”。
因此，理解齐美尔对宗教本质的分析，首先要理解齐美尔对生命形式的看法。齐美尔认为，我们生活的实质被互相纠结的形式紧紧攥住，从而产生了作为统一体的生活。每一个角落都有艺术在成型，有宗教在思索，有道德在评判，有主体与客体在相互嬉戏。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浮沉，并因此掌握了生活的实质。但是，只有它们从这种碎片化的混乱状况中真正站立起来时，它们才变成语言可以命名的完整结构。所有成熟的高级生命形式，起初可以说都是处于尝试阶段和萌芽状态，并与其他形式的内容混杂在一起。然而，我们要想把握住这些生命形式的最高成熟阶段，就必须深入探究他们的未开化阶段。
因此，齐美尔认为，宗教情感和宗教冲动并不仅仅表现在宗教的形式里，恰恰相反，它们可以说存在于任何关系当中。人在相互接触的过程中，在纯粹精神层面上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奠定了某种基调，该基调一步步提高，直到脱颖而出，发展成独立的宗教。这种人与人关系中的宗教因素，被齐美尔称之为“宗教性”。宗教性加以类推得出的宗教倾向，作为一种社会社会精神结构，一种人们对待他人特有的行为方式，是自发形成的。二作为建立在有关独立实体和旨趣之上的成熟宗教只是一种派生物。社会关系形式经过不断地凝聚和脱俗，发展成一个宗教观念世界。也就是说，通过个体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特殊情感内容，转化到了个体与某种超验观念之间地关系之中。
但是我们不得不发问，宗教性来源于何处呢？首先是信仰。人类交往实践当中的日常内容往往都是把心理形式的信仰当作支柱以至于最后产生了一种“信仰”需要，并且还体现到了自己和对象的身上——这些对象可以说是信仰的原因，也是信仰的目的。也就是说，信仰最初是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的，作为个体之间的一种纯粹精神关系的形式，在后来的宗教信仰当中表现得十分纯粹和抽象。
而我们不是简单被动接受事物杂乱无章的表象，我们总是寻找把万物统一起来的普遍联系与相互作用。也就是说，我们为了把握纷繁复杂的现象，实际上总是设定个别现象已经有了更高的整合性与中心化。我们最初从社会领域揭示出的事物和旨趣的整合性，在上帝观念中可谓是摆脱了一切物质的束缚，得到了纯粹的表现。上帝观念的内在本质就在于，把各种各样彼此矛盾的事物相互联系并整合起来。宗教整合性简直是社会整合性的绝对形式。一旦社会一体化和整体客观化达到一定程度，它便会成为超验力量凌驾于个体之上。
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宗教也面临着两个问题。一个是宗教的现实性问题：经验论者认为，经验世界和我们的皮肤一样伸手可摸，那么超验的信仰内容同样具有现实性吗？这一问题构成对宗教的质疑：一方面信仰内容存在；另一方面，现代人的知性无法断定信仰内容的存在，超验的信仰内容被标上了幻想特征。第二个问题是宗教的真假问题：宗教天性先于宗教的基本存在，但随着宗教的基本存在分裂成需求与满足，作为教徒本性的宗教虔诚就和宗教对象的客观性形成了对立。主观的人面对神的客观现实性，真值问题就产生了。
此刻，我们可以感受到作为表现形式的宗教存在和生命内容的一种分离。宗教存在从碎片化的生活内容中站立起来之时，信仰内容和信仰内容的存在、宗教天性和宗教对象的客观性就同生命本身分离，使我们不得不质疑宗教存在本身。宗教存在本来是整个生机勃勃的生命本身的一种形式，是生命磅礴的一种形式，是生命的外在表现形式，也是命运得济的一种形式。但当宗教虔诚被教义学、福祉盛事等宗教培养垄断，宗教存在同生命分开了。对于不具备宗教性或者宗教性很少的人，教义就成为了实现宗教是在的唯一可能。因此，在这些非宗教人身上，宗教并不作为内在形式规定生命过程，因此他们势必把它当作与其自身对立的超验者。
产生了这样的分离，宗教该如何转型？齐美尔认为，这种分离的唯一解决方法便是复归。宗教应该把自己从其实质性和对超验内容的依附性中解脱出来，恢复成生命自身及其所有内容的一种内在形式。
二、形式对内容的反叛：齐美尔的文化社会学
“文化的命运是一场不断延迟的危机。”齐美尔如是说。在齐美尔的文化社会学理论之中，形式与内容的分离已然演变成了形式对内容的反叛。文化，作为生活的表现形式之一，齐美尔将其定义为精神化的生活的表现形式而创造出的人工制品。它们吸收了生活的流动性，并赋予它形式：例如法律、艺术、宗教、哲学和无数其他的东西。生活过程中的这些产物在其存在的第一刻起，就有自己所固定的形式，它们在这一刻也许是完全适应与生活的，但随着生活的不断进化，他们变得僵化，并且脱离了生活，实际上与生活相对立。文化形式和生活内容的矛盾随之产生了。
在广泛意义上，文化形式的转变就是历史的主题。在以往的历史之中，生活本身不断向前发展，随着他为自己创造出的每一个存在的新形式，生活的动力就会不断腐蚀掉旧的文化形式。因此，文化的第一个矛盾起初表现为新的形式与旧的形式之间的矛盾。形式与形式之间相互代替，文化形式的发展过程就是死亡——重生——死亡。
然而，在现代社会当中，这一矛盾不再是以一种新的适应生活的形式反对旧的形式，而是对形式法则本身的反叛。以艺术为例，表现主义艺术家生命的内在动力渗透在他所创作的艺术作品当中，他的艺术作品当中充满了经历。他对于艺术创作的内在推动力可能会来自于外在客体的刺激，但这并不造成创作结果与外在客体形态的相似性。举例而言，一架小提琴可能会引发作家的创作热情，但艺术家可能会最终创作出完全不同于小提琴的作品。表现主义的目的纯粹是用自己来表现自己，它拒绝被包含在任何形式当中，他的工作体现的只是生活的流动自发创造出的形式，形式在自身失去了自主性。
这些现象暴露出在最广泛意义上“文化”这个单词中一切文化生活内在的本质的矛盾。生活是本能存在的，而我们拥有的，只是它在任何时候的特定形式。当形式具有了合法性和一定的高度之后，它坚持和要求脱离与自发生活之外的存在，但这却违反了生活的本质。生活渴望的是摆脱一切的形式赤裸裸的呈现自己，而由生活驾驭的文化，终究是一种形式代替另一种形式，生活始终不可能脱离形式的生活来代替形式本身。齐美尔认为，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我们这个时代这一尖锐的表现出其内在的不可调和性。
文化对灵魂有改进作用，主体的精神通过这条路使自身进入一种更高级、更进步的状态。一切意在增进我们的文化的行为都以手段和目的的形式被归为一类，过分庞大的目的与手段所导致的后果影响深远，难以计算。飞速蔓延开来的技术形成一张手段之网，而我们深陷其中，把某些手段当成目的，使生活变得越来越没有价值。文化的第二个内部矛盾也源于此。首先，生活的目的臣服于手段，从而不可避免地使许多不过是手段的事物被人们认为是目的；其次，文化的客观产品独立发展，服从于纯粹的客观规则，二者都游离于主体文化之外，而且他们发展的速度以及将后者远远甩在了后面。
回到我们刚开始讲的问题，“文化的命运就是一场不断延迟的危机。”生活是文化的源头，文化应为生活服务；而文化的趋势则则是让生活解体，变得没有意义。因此，我们可以说，文化的危机，就是一场形式对规则的无尽反叛。
感想：
1.感谢朱英达同学和我们小组里其他同学和我的讨论，在这篇总结里给我非常多的启发。
2.写总结的感受：今次写了两篇总结，总计写了快七千字，第一篇对自己不甚满意，第二篇就是现在呈现出来的结果。过程中挣扎极了，几乎是找到人就拉着谈我的总结思路，不断地检视我想法中的漏洞和不足。基本上是一天无时无刻不再思考，连着做了两天有关读书和总结的梦。
3.读书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总结书中的主要观点；第二阶段是认识到作者对于这种观点的论证过程；第三阶段是思考作者何以如此论证，其理论的出发点、想要回应的问题是什么。
书单：
2019年5月5日至8月5日
《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法兰西内战》
《资本论》第一、二、三卷
总结：
《资本论》：资产阶级社会的运动规律
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韦伯批判以马克思为代表的以探寻社会发展规律为任务的社会科学。韦伯所秉持的社会科学应当是一种文化科学，而这种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探寻建立在社会现象之上的文化意义，确定一种规律体系仅是这种研究的第一步，阐明其背后文化意义的存在和方式、对可能的未来状况作出估计，则是接踵而至的任务。诚如韦伯所言，马克思的著作鲜少涉及社会经济问题背后的文化意义，马克思致力于通过各种“因素”的分离与组合来探索一种社会发展的规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以及《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认为马克思一生发现两大规律，即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唯物主义历史观）以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运动规律（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资本论》作为马克思一生的重要著作，则主要探讨了资产阶级社会运动的规律。
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变迁理论之中，人类社会经历并且即将经历五种社会形态，这五种社会形态分别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的一种社会形态，资本主义所有制是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的第四种所有制形式。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察觉了新的社会形态对旧的社会形态进行的冲击以及这种冲击在社会各个方面所引发的剧变。马克思将这种现代性带来的冲击归结为资本的影响，因此，他在《资本论》中所要探讨的资产阶级社会运动的规律，实际上便是资本生产、流通的运动规律。
是什么形成了资本？是货币通过转化成为了资本。同一劳动过程在量上面的剩余形成了剩余价值，使得货币羽化为资本。而又是什么形成了货币？是人的劳动形成了货币，货币是劳动及其产品社会性的表现。资本的形成带来了什么？带来了社会关系的演变。资本的原始积累使得货币和商品转化为资本，从而使得劳动者与所有权分离，封建剥削转化为资本主义剥削，资产阶级社会独有的社会关系关系形成了，社会形成了两大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样，马克思通过探寻资本生产、流通的规律，构建了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
与韦伯坚持的“价值中立”原则不同，马克思的这套理论体系具有极强的现实关怀。他将社会的两大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立起来，并且坚决的站在了无产阶级的一边。马克思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思想始终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他希望无产阶级能够从资产阶级的统治思想中挣脱出来，把资本变为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最终消灭私有制，进入第五种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并没有如韦伯批评的一般，停留在探寻社会发展规律这一步上。马克思期望通过自己的研究来激发工人阶级的觉醒意识，指导社会主义革命，最终推动社会的变革。这也是马克思的理论迥异于其他社会学家之处，马克思理论中隐含的极强的社会关怀使得他的理论体系极具革命性，指导了现实中的共产主义国际运动。
而在马克思的整个研究过程中，社会的作用无处不在。只有社会的行动才能使一个特定的商品来全面表现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发挥一般等价物的作用，从而成为货币；也只有在社会劳动过程中才能产生分工与协作，使得资本发展成为一种强制关系，迫使工人阶级超出自身生活需要的狭隘范围而从事更多的劳动。可以说，在马克思的理论之中，社会是一个隐含的必要条件。因此，尽管《资本论》看上去是一本经济学著作，而马克思也从不用“社会学”这个概念来称呼自己的学说，但又正是马克思为社会学提供了一套不可或缺的理论话语。
感想：
我的思维总是在混沌之中。“在我们要把握现实中某个必不可少的思想体系中显得重要的成分是，没有一个能够穷尽它们无限的丰富性。它们无一例外地都是我们根据我们某个时候的知识水平和我们当时可利用的概念的产物，是我们把秩序引入我们当时感兴趣的那些事实的混乱状态之中的尝试。”
2019年4月1日至5月5日
书单：
《宗教社会学》
《经济与社会》第二卷
《音乐社会学》
《共产党宣言》
总结：
我想用两个关键词概括我对韦伯的理解：一个是“多元论”，这一点在上次的总结中已经讲的比较详细；另一个关键词是“单向性”。
众所周知，“社会行动”是韦伯分析社会的一个基本单位。其中，行动者的主观意义是定义社会行动的关键。意义首先是指特殊行动者在具体行动中的实际存在的意义或者分布在多数行动者之中的平均意义，其次它是指理论上被设想出来的主观意义的纯粹类型。因此，有意义的产生才有客体与人的行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行动者能够意识到的，并且他们的行动以之为取向。当众多行动者每个人行动的主观意义都考虑到了他人的行动并以之为取向，就构成了社会关系。
社会关系通过两种形式的巩固便形成了组织：建立强固的个人纽带，或者建立一些普遍性的规则。前者由主要是建立在共同关系的基础上，其社会行动的指向更多在于团体的情绪或者传统的主观感情之上的意义上。而后者的社会关系的主要指向建立在合理的利益驱动调整或者类似的驱动协议之意义上。这两种类型的共同代表形式就是广义上的组织。一种封闭的或者限制局外人准入的社会关系，如果是由一些特定的个人和行政班子来确保的，就可以称之为一个组织。
从社会行动到社会关系，再到组织，它们都共同依赖于具有正当性的秩序。秩序的正当性可以通过主观途径也可以通过利益格局来得到保障。那么，在组织当中，这种正当性要求的性质就可以成为对各种支配类型划分的基础，这就构成了韦伯支配社会学的来源。法律是秩序的一种类型，法律规范的理性化过程便构成了韦伯法律社会学的内容。
可以说，是人在行动中创造出了社会关系、社会秩序与社会结构。从社会行动到社会关系，再到社会秩序与结构，从其推论方式便可以发现韦伯对行动与社会结构认识的单向性特征。他以意义为起点，以社会行动为理解单元，进而编织一张社会关系网络，这张关系网络延伸进社会结构的方方面面，韦伯也就据此构建了他恢弘的社会科学大厦。无论是韦伯对法律、支配、宗教、音乐的分析，抑或是对理性化的拷问，都离不开这个理解图式。我以宗教社会学和音乐社会学为例来分析韦伯如何应用这个理解图式。
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是从也是从宗教行动入手的。既然理解行动的起点是理解意义，韦伯便从宗教表现的意义来探究这种特殊社会行动类型的表现和效果。宗教表现经历了从前泛灵论的自然主义到象征主义的过渡，对宗教实践的系统思考造就了神的存在。宗教行动的构成成分越来越具有客观意义，诸神的功能就会越来越专门化。个人的行动有专门的神，那么共同一致的行动也不会没有，因此一个作为名副其实的联合体的组织，就会拥有一个专门的神。先知、祭司与巫师便是这些组织中的重要人物。不同组织、不同阶层的宗教需求是不同的，为了确保神的正当性，便会产生不同的宗教伦理。同样的，从宗教行动到宗教组织，再到宗教伦理，韦伯构建了他的宗教社会学基础。
韦伯的音乐社会学重点在于讲述音乐的理性基础与社会学基础。韦伯从和弦、音阶入手，将这两者作为基本的分析单位。和弦的理性化是通过数学或和声的方法将八度分为五度和四度；音阶的理性化经历了从前自然音阶到西方音阶体系两个阶段，通过将数学理论应用于平衡八度音阶因不对称而产生的不协调性。总之，音乐的真正理性化始于将音乐发展为一门永久的艺术，唤醒人们的美学需求，在此之前的则脱离美学享受而倾向于实践的目的，尤其是辟邪和驱邪的需要。因此，韦伯对音乐社会学的研究也是从基本的和弦、音阶入手，进而考察西方乐律的整体理性化进程。
感想：
1.无论什么社会科学，都离不开探讨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涂尔干的分析是从社会到个人，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对个人施加影响，韦伯是从个人到社会，很少提及社会本身，社会却从个人行动中体现了出来。
2.越来越认识到完全领会作者的意思是很难做到的，因而更享受“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感觉。
2019年2月20日至2019年4月1日
书单：《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儒教与道教》
《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
《古犹太教》
《社会科学方法论》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经济与社会 第一卷》
总结：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
一、文化论的韦伯还是制度论的韦伯？
在苏国勋给《韦伯作品集》的序言中提到，历来对韦伯思想的理解大致可以分为两派，即文化论和制度论。文化论主张思想、观念、精神因素对人的行动有决定性作用，故而韦伯冠名为“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是其著作主线。这一卷轶浩繁的系列宗教研究包括了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印度教与佛教》、《古犹太教》等。制度论则强调制约人行动背后的制度原因才是决定因素，因此它认为《经济与社会》这部鸿篇巨制为其主要著作。
文化论的主张建立在韦伯宗教研究的基础之上，而韦伯的宗教研究是基于对几大宗教的比较性研究展开的。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阐述，新教的天职观对个人禁欲主义行为的倡导培养出了一种理性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这进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在《儒教与道教》里，道教的巫术园地无法产生具有西方特色的理性的经济与技术；儒教的俗世伦理所关注的仅是此世的事务，缺乏一种形式上受到保证的法律与一种理性的管理和司法，因此也不可能产生西方所特有的理性的企业资本主义。《印度的宗教》中，印度教业报神义论与种姓制度密切结合，因果报应的观念使人们固守种姓的本分，灵魂轮回的信仰使人们将希望寄托于下一世，因而经济上的理性主义永远战胜不了传统主义。《古犹太教》中，犹太教特殊的救赎观与法律上不确定的贱民身份使他们无法形成理性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更无法经营具备固定资本的、持续且合理的企业。可以看出，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是围绕着宗教与其组织载体的关系、宗教与支撑着它们的身份群体和阶级的关系、宗教与它们固有的神学体系的关系来谋篇的。韦伯在这里所秉承的脉络是：宗教的伦理观念形塑了个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进而影响了国家的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这样的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决定了资本主义能否产生。因此，文化论的主张有一定合理之处。
制度论所仰赖的《经济与社会》不是从国民经济及其与社会的关系开始，而是从社会行动开始落笔。韦伯循着日益理性的控制、持续的法律强制这个思路，详尽说明了一种连续的社会行动类型学。在这种类型学的图式中，可以观察到某些经验的统一性，即由行动者重复的行动过程，或由于主观意义相同而在许多行动者中间同时出现的行动过程。那么就会出现建立在稳定期望之上的行动过程的一致性，这就构成了合法性秩序。惯例与法律是秩序的两个基本范畴，对于惯例秩序或者法律秩序的服从，往往取决于个人在共识性行动过程中的自我利益。人是习惯的造物，但也会受到自身物质与观念利益的强力驱动以规避惯例和法律规则，不论什么社会，经济上的强大势力都会倾向于对法律的制定和解释发挥重大影响。然而，法律携带者各种形式的强制力登台亮相，也产生了大不相同的社会行动。总而言之，以经验效力为取向的社会秩序，经由移情和灵感，产生的革新成为既成事实，再经由集体认同而产生共识，最终生成法则，此时的法则相当于惯例，即共识性强制行动，再过渡到共同信仰，即活动者有责任作出反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法定义务，即规范，获得此种实际效力的惯例发展成为习惯法，最后在理性的强制机器的保护之下，形成制定法。从这个角度来说，制度论的主张有迹可循。
二、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
这种把完整的韦伯解析为两个相互对立部分的看法，从韦伯思想脉络的局部上说似乎都言之成理、持之有据，但整体来看都有以偏概全的偏颇。韦伯既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观念论者或文化决定论者，更不是独断意义上的唯物论者，因为这里的宗教观念是通过经济的伦理对人的行动起作用，并非纯粹观念作用于人；而制度因素既包括经济制度也包含法律制度，还包含宗教制度、文化制度，并非只是经济、物质、利益方面的制度。换言之，一般理解的观念-利益之间那种非此即彼的关系，在韦伯的方法论看来纯属社会科学的“理想类型”，只有在理论思维的抽象中它们才会以纯粹的形式存在，在现实生活中它们从来都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应该运用韦伯研究社会的方法来研究韦伯本人的思想。
韦伯的社会科学也可以被称之为文化科学，其研究的对象是文化事件。文化事件包含两种基本的要素：价值和意义。价值是文化科学概念形成的先决条件，价值关联决定了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分野。社会科学工作者依据一定的价值与一定的实在发生联系，这便是价值关联。价值关联是文化意义的逻辑前提，价值可以与实在的任何现象发生联系，但并非任何现象都会因此而在认识者眼里具有文化意义，只有那些依照某种观点对主体有意义的是在组成部分，才会成为研究者的对象。价值关联与文化意义两者一般地揭示了选择研究对象的根据。
在选取研究对象与进行因果分析之间，尚存在一个中间步骤，即价值分析。价值分析是指对时间可能的文化意义从价值观点的角度入手分析，从而揭示出时间能够引起人们更加深入、更多方面的兴趣的可能性。要进行价值分析进而构建因果关系，韦伯认为必须通过理解的方式。理解有两种样式：一种是合理的，即逻辑的或数学的；另一种是神入的，即对于她们情感关系的重新体验。神入理解的目的在于领会人的行动的意义
文化科学的任务是要获得关于具有完全特殊性质的文化现象的知识，任何一般化的概念都无法完成这个具体任务。韦伯提出理想类型用以解决这个问题。理想类型从形式上看是一种抽象理论的概念结构，它的基本成分是一般的概念。但是，根据韦伯的观点，由于他体现了价值关联的原则和理解的方式，从而与任何其他的概念结构区别了开来，成为文化科学认识经验实在的特有方法。
价值无涉作为经验科学的原则向文化科学提出了客观性的要求：韦伯主张，将价值判断从经验科学的认识中剔除出去，划清科学认识与价值判断的界线。价值判断指的是对文化现象是卑下或是正当的评价，因而便包含评价者赞成和反对的态度在其中。因此，它与前面所分析的确定一般文化现象意义的价值关联和价值解释有着极为不同的意义。总之，经验科学只能告诉人们事实怎么样，它可能怎么样，但绝不教导人们应该怎么样，从而保持科学认识的客观性与中立性。
从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来看，与其说他是一个文化论者或是制度论者，应该说他是一个积极的多元论者：凡是适合于解释科学知识形成内容则予以接纳，而不论其本源是否为对立的哲学派别。他的立场是解决实际出现的问题，而不是单纯地捍卫某种信念。因此他允许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利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实际出现的问题，不排斥任何有效途径，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相互矛盾的。
保研以来对读经典的认识：
生活的充实感。过程不是一帆风顺，但回想起这段时间觉得没有虚度光阴，而是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设定计划、完成任务、解决问题的过程历历在目。
因为有了主要任务，生活中的其他事情也更具有计划性。将耗时小的琐事（如交表）压缩到休息的时间，既能放松又能完成事情，耗时长的琐事（如挂水）尽量不占用白天精力充沛的整段时间，集中在晚上处理。这样琐事带来的就不是烦恼，而是顺利解决之后的掌控时间的满足感。
2018年11月23日至2019年1月12日
书单：
《乱伦禁忌及其起源》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社会学与哲学》
《实用主义与社会学》
《孟德斯鸠与卢梭》
《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
《学术与政治》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一、现代性的危机及其处方
1.分工与失范
涂尔干在其社会学研究中所关注的核心问题，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如何恰当地理解和有效地解决19世纪西方发达国家在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所遭遇的各种危机。而其中，涂尔干最为关注的便是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法律和道德的失范状态，若重拾规范性的生活，就必须确立有关规范的道德科学。然而，涂尔干的道德科学并不认为是高度发达的劳动分工导致了失范状态，他将分工看作是现代社会的社会组织化过程，而非纯粹的资本竞争。分工倾向于形成一种平衡和自我调节机制，来确定各种功能的相互关系，如果分工不能产生团结，那是因为各个机构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得到规定，联系太少难以产生确定的形式。此外，他接续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奠定的分析传统，亦将分工视为民情产生社会作用的机制，因此，失范状态要想得到发展和调整，必须依靠分工本身。
2.经济生活与职业伦理
尽管经济功能不断发展，与之相应的职业伦理却处于初级形成阶段，道德含混不清，集体生活的整个领域大部分都超出了任何规范的调节作用之外。在组织社会中，只有每个社会器官事先已经具备了发达的规范系统的情况下，组织社会才会存在。因此，在劳动分工的同时，应该制定好职业伦理与法律规定。然而，产业贸易中缺乏组织的状况使得社会生活的经济领域里极度缺乏职业伦理，经济生活中这种极端自由的状态究竟是不是正常状态？古典经济学理论和社会主义学说都倾向于认为经济生活是自行组织的生活，无需任何道德权威的介入。涂尔干则坚持了其道德科学一贯秉持的观点：“没有道德纪律，就不可能有社会功能。”因此，经济生活必须通过职业伦理来确立他们自己的道德标准。
3.自杀与职业团体
涂尔干同样将职业群体运用到了自杀的应对方法上。涂尔干认为，自杀是时代正常结构的组成部分，甚至可能是任何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然而，一个世纪以来自杀人数的大大增加却说明，自杀增加的根源很可能是现在伴随现代性危机而来的一种病理状态，集体的忧郁通过病态的发展侵入了人们的意识。教育却无法承担消除这种病理状态的重任，涂尔干的教育理论认为教育不过是社会的映像而非改造社会的工具。自杀源于道德的失衡状态，唯有利己主义、利他主义和一定程度的反常相互克制，道德才能处于不受自杀念头侵袭的正常状态。因此，倘若社会群体足够稳定，个人依恋群体，群体便能留住个人。涂尔干坚持认为，职业团体是优于政治团体、宗教团体和家庭的不二选择。
4.国家、公民与职业团体
规范本质上具有两种形式，一是涂尔干始终强调异质性的职业伦理；二是均一性的政治性规范，即卢梭所说的公意共同体下每个公民个体，其权利在人民的形式上作为主权者，同时也作为国家的臣民，必有其规定的义务，这些义务在基本特征上都有相似之处。一个国家的义务要求，不因个体的差异而有着政治原理的共同规定，而职业群体的义务要求，既有其差异化的组织纪律的不同约束，同时必然存在一种互为开放的功能空间。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共同构成了每个历史时代的公共规范生活。如何从个体上升为群体，从群体上升为国家，如何将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进阶式的有效结合起来，便是涂尔干道德科学的最大要务。
总体来看，在涂尔干有关现代社会危机解决方案的理论中，国家、个人与职业团体是一种相互辅助和制约的关系。国家将个人作为工具来追求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目标，职业群体则是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平衡机制；个人依靠国家的力量来实现人格的解放，职业群体为个人提供功能性的职业规范以及共同生活的集体情感和价值基础；法人团体受到国家的控制，但也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借助于国家的力量来实现在全国范围内的整合和调节。通过这种国家、个人和法人团体之间的相互辅助和相互制约，就可以促成一种“道德个人主义”状态的实现，从而从根本上消除现代社会在形成之初所产生的那些弊端和问题，使之不断地走向完善。
二、社会唯实论下的教育与宗教
社会是一个由各种制度和规范组成的整体，社会外在于个人，并对个人有强制性，道德是社会作用于个人的工具。在涂尔干的社会唯实论下，教育与宗教作为其研究的两个重要的社会事实都与道德的概念复杂地扭结在了一起，要理清它们并不容易。
涂尔干给予了道德两种不同的表述：一方面，道德是纪律精神、对社会群体的依恋以及自主或自决三个要素的总和；另一方面，道德又分别表现为义务的道德、善的道德以及理性的道德三种不同的。这两种表述也许无法完美地拟合在一起，但都可以通过涂尔干的社会理论得到理解。社会是一种道德权威，它超越了个人却又能重返个人，社会的双重性质赋予了道德两个重要的要素：善与义务。义务就是道德，因为它能够发号施令；善就是道德，它被认为是一种可求的东西，激发我们对其的渴求。道德无疑具有两幅面孔；一方面，道德作为一种绝对法则，要求我们完全服从；另一方面，道德作为一种完美的理性，我们自发地追求着它。社会为我们植入了根深蒂固的根基，我们当中最优秀的部分只是集体的流溢。
涂尔干的教育理论认为，教育是社会的产物，教育体系的演进背后是是社会的转型，教育理论的研究背后是社会思潮的变革。教育的目的在于生产人，在人的身上形成社会存在，因此道德是教育的重要内容，提供有凝聚力的道德环境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责任。早期的教育作为宗教的附从被教会把持，道德教育本质上也只是宗教教育，宗教符号和道德观念在教育体系和教育理论中密不可分。但随着社会变迁，我们的义务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各种宗教观念，因此，如何将教育世俗化、如何发现承载着最根本道德观念的理性替代物，成为了涂尔干教育理论重要的关怀。
宗教也是社会的产物。社会作为强制性的道德力量，通过精神途径对人施加社会压力，使人感受到外在存在一种很有效力的道德力量，这种心理机制太过复杂以至难以被洞察，人们只好自己创造有关力量的概念；社会作为导致个体超越自身的力量，不断地赋予个体以压力和能量，个体可以感知到它在内心中激起的情感与那些简单可见的对象不同，因而形成了有关神圣和世俗判然两分的心理状态。宗教表达的是某种社会中的实在之物，其本质是观念论，这种观念论是集体心态的普遍特征。宗教力之所以在它所寄托的事物之外，是因为它只是群体在群体成员中激起的情感，这种情感被投射到了体验它们的意识的外部，并且被对象化了。因此，宗教力既是自然的又是人类的，既是道德的又是物质的。
三、涂尔干的知识理论
涂尔干的宗教研究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宗教社会学，也在于建构一种社会学的知识理论。在知识论的领域之中主要有两种学说：先验论和经验论。先验论者认为知识可以不受直接或间接经验的影响仅凭推理得到，因而范畴并非源于经验，范畴在逻辑上先于经验并决定着经验；经验论者认为知识的得来和证实需要借助经验，因此个体是构筑范畴的工匠。涂尔干的知识理论介于先验论和经验论之间，他试图通过知识的社会性将这两种对立理论的各自优点包纳起来。
逻辑的理解是社会的一种功能，逻辑的进程与宗教的进程密切相关。宗教建构了事物之间可能存在的亲缘关系的最初表现，创造了一个观念的世界，并使经验现实的世界通过它发生变形。逻辑思维是由概念构成的，这样一来，有关社会在逻辑思维的形成过程中如何起作用的问题，就可以简化为社会在概念的形成过程中如何起作用的过程。概念是一种思维方式，在每时每刻它都是固定化和结晶化的，它所对应的是社会这种特殊的存在依据其自身的经验来看待事物的方式。用概念进行思考，意味着将可变性与永久性、个体与社会结合起来。既然逻辑思维起始于概念，那么可知逻辑思维一直存在且随社会一起发展。
范畴本身也是概念，它包括时间、空间、类别、力等观念。一方面，范畴不仅来自于社会，而且它们表达的事物也具有社会性质。在涂尔干的研究中，原始的类别范畴起初与人类群体的观念没有分别，社会是类别观念安排的模型，最初的事物分类就是群体的分类。时间安排是集体的，时间范畴包含着抽象的非个人的框架，它不仅包含着我们的个体实存，也包含着整个人类的实存。空间的表现是感官经验材料最初达成的协调，其左右、上下、南北之分来源于各个地区不同的情感价值。这种情感价值同样起源于社会，社会组织是空间组织的模型和翻版。力的观念起源于宗教力的观念，在形式上表现为图腾的本原，即曼纳，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力借用了这一观念。 另一方面，范畴的构成要素所表达的/关系只有在社会中并通过社会才能被了解。因此，人类的思想绝不是原始的事实，思想是历史的产物，是我们无限趋近却几乎永远不能达到的理想的极限。
范畴是集体表现，它们最先展现的就是群体心灵；范畴取决于创建群体和组织群体的方式，取决于群体的形态，取决于它的宗教、道德和经济制度。一方面，集体表现是广泛合作的后果，它不仅延展到了空间，也延展到了时间；各种各样的心灵联合、组合起来，构成了它们的观念和情感，构成了这些表现；对这些表现来说，它们是由世世代代的经验和知识长期积累而成的。另一方面，有一种特殊的智识活动便聚集在了个体表现之中，使之与个体表现相比，具有无限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就是理性能够越出经验知识之外的原因。经过这样的修正，涂尔干的知识论试图祛除先验论和经验论的不足，将两种对立的理论结合起来。
10月8日至11月21日
书单：
《社会分工论》
《自杀论》
《原始分类》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教育思想的演进》
《道德教育》
涂尔干与分类
“所谓分类，是指人们把事物、事件以及有关世界的事实划分为类和种，使之各有归属，并确定它们的包含关系或排斥关系的过程。”涂尔干的分类思想在其数本书中都可以窥见端倪。作为研究对象，涂尔干写作了专门研究原始分类形式的《原始分类》。这本书关注的是具有道德和宗教性质的符号分类。涂尔干认为，尽管每个社会都有分类，但人类的心灵天生并不具备建构这种复杂分类的能力，它们是文化的产物。社会是这种观念安排的模型，最初的逻辑范畴就是社会的范畴，最初的事物分类就是人的分类。《原始分类》这本书研究的是符号分类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这里的“分类”作为研究对象还不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而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分类思想贯穿于其研究当中，几乎无所不在。
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涂尔干专门论述了分类方法的效用所在。分类为所研究的事物提供了一个标准，作为观察其他事物的基础，使研究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分类不仅仅是对一切已知事物的次序加以整理，而是使这种次序服务于对其他未知事物的考察，为研究者提供向导和方法。分类所采用的方法对研究至关重要。
涂尔干否定了清单式的分类方法。这种方法需要把每个个体具有的特征一一观察过，列出清单，然后将所有记录进行比较，分析它们相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最后按照异同关系来区分各种类型。这种方法并不科学，涂尔干认为，制定科学的类型，不是非把这种类型所包含的各个个体全部考察过不可。个体的性质变化不定，而且不可穷尽。而且要找出重要的特征，必须有一个超越于各个个体的标准，那些全面记录的清单，即使十分详尽，也无法提供这种标准。
因此，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涂尔干提出了一种科学分类的方法。这种方法要求在研究开始时，用科学的方法从众多不确定的个体重抽出一部分确定的个体，作为类型的标准，然后对这些确定的类型进行观察，而不必对各个个体进行全部考察。因此，这种分类方法必须小心谨慎地选择那些特别重要的特征作为标准。涂尔干将这种分类方法应用了到社会类型的确定和分析上，形成了这样一套社会类型的分类原则：首先，根据社会组合的程度去进行社会类型的分类，以最简单的或者只有唯一的组织环节作为分类标准的基础。然后，分析社会内部，根据社会各个部分之间结合的方式以及它们与该社会凝聚的紧密程度，分析各种社会的异同及其变化情况，根据这些异同来区别各种社会类型。
涂尔干的分类思想与其“社会类型”的概念密不可分，在《社会分工论》中，涂尔干采用的正是上面这种方法对社会类型进行分类。为了确定分工所产生的团结在何种程度上带来了社会整合，因此要对不同种类的社会团结进行分类。法律表现了社会团结的主要形式，所以只要把不同的法律类型区分开来，就能找到与之相应的社会团结类型。涂尔干按照系属于不同法律的制裁将法律划分为压制性制裁和恢复性制裁，与之相应的社会团结关系分别是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既然人们相互维系的方式发生了改变，社会结构也会不可避免的随之改变，因此也存在与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相应的社会类型，涂尔干解释为“以氏族为基础的环节社会”和以地域环境、职业环境为基础的社会。而这种分类方法中所涉及的法律和社会团结之间的对应关系也反应了涂尔干在《准则》中提出的“一种社会现象只能通过另一种社会现象去解释”的观点。
在《自杀论》中，涂尔干采取的则是完全不同的分类方法。由于自杀的特殊性，根据自杀的方式或形态学特点对自杀进行分类是做不到的，因为几乎完全没有必要的资料。因此涂尔干通过另一种方式来达到分类的目的。涂尔干在《准则》中提出：“一种同样的结果总是相应于同样的原因。”因此，只有引起自杀的原因不同，才可能有不同类型的自杀，可以通过确定产生这些类型的原因来对自杀加以分类，即病因学分类。通过这种方法，涂尔干将自杀分为利己主义导致的自杀、利他主义导致的自杀、反常的自杀。在确定了这种分类的范围后，涂尔干从病因学分类转向了形态学分类，把确定的引起自杀的三种因素作为基准点，探讨自杀所具有的并表现在个人身上的特征是否产生于这些因素以及是何种方式产生的。
因此，涂尔干的分类方法可以被概括为以下三点：1.小心谨慎地选择那些特别重要的特征作为标准；2.在分类的过程中可以选择一种社会现象对另一种社会现象进行解释；3.由于一种同样的结果总是相应于同样的原因，可以通过产生类型的原因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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