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读书报告
一、书目
1. 王奇生《党员、当权与党争》，上海书店
2. 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3.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台北，无具体出版单位
4. （美）易劳逸《流产的革命》，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5. （加）陈志让《军绅政权》，北京三联书店
6. （美）戴维斯《马丁·盖尔归来》，北京大学出版社
7. 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台北文津
8. 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石家庄，河北教育
另外，选读了格尔兹《文化的解释》和剑桥中华民国史的部分章节。
二、内容梳理
1. 王奇生教授《党员、当权与党争》和新进完成出版的《革命与反革命》一书一样，都是对国民党“治党”的研究，而非学界过去倾力的国民党的“党治”。本书以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开端，一直叙述到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的失败。从国民党的组织结构、社会构成、党际竞争、阶级互动、党治结构、党政关系、派系争斗以及党员录用、党员群体等方面进行分析，从中可以看出国民党自始至终（1924-1949年）都是一个弱势的独裁政党，在党政军三个维度之中，最为弱小，在党的组织和社会动员方面与其对手中国共产党相比相差远甚。党力的虚弱是国民党在政治决战中失败的重要原因。这本著作给我最大的启示，在于作者独特的提问角度、对常见资料爬梳整理的能力以及扎实详尽的统计数据。研究国民党何以失败的学者何止千万，但大都从国共两党政治、军事、经济政策、文化宣传的竞争方面切入，受两岸各自意识形态的影响，对于国民党党治或以腐败无效一语带过，或不置可否，语焉不详，但是作者却独辟蹊径，人弃我取，详人所略，这是他的长处；但并非以前没人从这个角度进行分析，美国的易劳逸教授，早在70年代出版的《流产的革命》和随后的《毁灭的种子》二书里，就曾详尽的探讨过国民党党治的状况，素为学界所重，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的议论成了王奇生这本书的研究基础。惜乎受制于材料、作者追求更全面的主题和美国汉学界的粗疏实用之风，许多问题没能进一步展开，例如蓝衣社与cc系的竞争过程及其在取消后在党政军中继续发展等等，王奇生把他的叙述接上，加之最近陆续出版的国民党高层的当事人的回忆录、日记，使得他的论述更为清晰。
2. 周锡瑞教授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一书，旨在探讨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和发生原因。以往的研究多从运动之外的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进行切入，而在对上述因素加以考虑的同时，作者更加倾力解决历史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主体自主选择之间的辩证关系，具体而言，就是要回答哪些因素构成义和团作为一场社会运动所具有的特色以及发展衰亡的独特路径，周教授认为正是义和团运动的仪式（降神附体、刀枪不入）才构成这场运动的主要特点，对运动的发展起核心作用。要考察此种仪式必定要对仪式产生的源头进行细密严谨的考辨，从时间维度，必须理清义和团在组织和仪式上与白莲教等秘密组织的区别和联系；从空间维度，必须对此种仪式所发生的场域进行细化的剖解，区分鲁西北与鲁西南在文化、经济、士绅上的区别。经过条理化的解析，作者认为义和团运动与白莲教没有明显的承继关系，而与鲁西地区独特的宗教想象、练武习俗、团练传统、士绅力量、民教冲突的关联更为明确，在具体的分析基础上认定义和团运动自始至终都是一场勤王运动，从未经历过反朝廷阶段。
3. 戴维斯（Natlie Zemon Davis）的《马丁·盖尔归来》一书，重新叙述一件发生在16世纪40年代法国南部乡村的离奇故事：年轻富裕的马丁·盖尔抛却美丽的妻子、刚出生的儿子、父母以及即将归其所有的家产，出走他乡，杳无音讯。出走后的第八年，一个自称是马丁·盖尔的中年男人突然回到了阿尔蒂亚，这个男人真实的姓名叫阿诺·迪蒂尔，是阿尔蒂亚北部约一天路程的塞亚斯村人，凭借其酷似马丁·盖尔的相貌、超人的记忆能力，他取得了马丁家人（一个叔叔和四个妹妹）和美丽妻子贝特朗·德罗尔斯的信任，开始了正常的生活。可是，三年后，贝特朗却将假马丁告上法庭，正在案件的审理向有利于被告发展时，真正的马丁·盖尔出现了，阿诺·迪蒂尔的骗局被揭穿，他被判处死刑。
事件的发展充满各种需要历史学家梳理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显示出史学家们在研究方法、倾向上的差别，对史料之间关联的把握程度也呈现出历史学家的技艺水准。戴维斯要回应的是16世纪中期法国南部的乡村生活，她吸收了人类学对微观社区的研究方法（但又洞察这种方法对史学研究的某些不适应之处），在叙事中，充分关照到事件发生场域中的思想和权力结构，注重对家庭关系、宗教习惯、情感态度的分析；这本书有浓厚的“后现代”气息，把文本的分析作为考察重点；从书中可以看出，作者也注意到了年鉴学派长时段理论的运用。举例来说，第一章在分析马丁一家迁徙事件时，穿插了许多地理生态、经济状况、民族传统等长时段和中时段的材料；在事件完结之后，作者转向对三种当事人包括后来成为著名法学家，当时担任主审的法官的记录（后来曾多次作为审判案例进行出版），小说家的描述，以及后来伟大的蒙田（审判时坐在旁听席）的道德论述等文本后面的天主教和新教的混杂状况，法律与道德，甚至是新教倾向法官的家庭和婚姻生活等等都作出了细致入微的剖析。
《归来》一书作为西方新文化史研究的三大经典作品之一，尝试了十分具有启发意义的研究方法，中西学者的赞誉有许多了。但是，我认为这种做法需要非常偶然的时机，毕竟这么细致完备的材料往往是既难遇又难求的。另一面这样的叙事固然有引人入胜的效果，也是一种呈现历史又能兼顾叙事的写法，然而，去取之间的法度实难把握；人类学的社区研究是在静态的假设下完成的，侧重于对“异”族群行为仪式的描述，况且研究者所谓的“移情”是在现场中完成的，可是历史学家面对的是过往，是四面八方的因素杂糅相处的历史存在，从这种区分来看，新文化史尤其是微观史的研究，如何确立详略法度、设问角度、论述层面？可能需要跟风者去深入思考，毕竟一个微观史的研究如果不能言前人所未言，若只是在过去已有的结论框架之下做一次花哨的表演，其意义可能需要我们重新评估。
王汎森的二本书，由于体大思精，我的知识储备又是如此的少，暂时归纳不出来，需要专门和关联的阅读才可能会有所深入的理解，但是他对晚清今文学和激进的古史辩运动之间承继的深入分析，却给了个人很多启发。
三、读书感受
个人还是不太用功，许多时间还是溜掉了，需要严格一下。读书方面，觉得核心的书还需要认真的细读，并详加整理，旁边的书可以浏览选读。自己提问题的能力还是不够，其实主要还是读书不够，形成不了基础，理论的东西有助于思维训练，也能增加观察视角，以后要选择性相近的理论著作读一下。
10份读书情况一、书目1. 李孝悌：《清末下层社会启蒙运动》 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 李孝悌：《恋恋红尘：中国的城市、欲望和生活》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3. 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4. （美）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5. （加）卜正民：《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 北京 三联书店6. 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另外看了一些历史学和历史人类学的论文，10篇左右。二、部分内容介绍1. 李孝悌的《恋恋红尘》和梁其姿的《施善与教化》李和梁均供职于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在明清已降社会史、文化史研究领域享有很高的学术声望。这两本书其实都是在研究明清城市里的社会空间，其中梁其姿先生也参与了西方汉学界1990年代在黄宗智先生主编的《近代中国》杂志上展开的针对明清中国公共空间问题的相关讨论，先从前一本书说起吧。首先是西方新文化史的相关问题，1950年代，西方史学界受到马克思和年鉴学派的影响，开始对以往历史写作以政治史、军事史为主体的状况进行批评，开始重视经济史、社会史、生活史、下层社会和阶层历史的研究，此时历史研究很注重社会学方法的运用。1970年代以后，格尔兹、福柯、布迪厄的理论逐渐对历史学产生影响，西方史学界开始了叙事转向，对历史中有恒定的规律和真相产生怀疑，转而对文本产生了兴趣，新文化史、微观史、生活史开始兴起。林·亨特、拉杜里、戴维斯等人的著作成为典范，此时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分析方法大量借鉴人类学和文学二者的优势。《恋恋红尘》这本书受到西方新文化史的极大影响，作者面对的学术史是这样叙述或遗忘17世纪以后中国社会的：明亡，士大夫痛斥明季清谈和党争，大倡经世致用之学，满清为廓灭反抗，大兴文网，有清一代学术遂转入考据训诂之学；同时，道学大兴，社会上各种维持道德教化的组织越来越密，官方对社会的控制愈来愈严；士大夫的道德纯正，佛道二教湮没不闻。他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否还有想象历史的其他方式？历史是否还有别的不同但也许很重要的面相？他的切入点：江南城市（扬州、南京、上海）的物质史、生活史、精神世界、身体史。他所运用的材料：小说、文集、俚曲、地方志、期刊、报纸。处理的具体课题：《桃花扇》与南京社会、逸乐的价值（王士祯在扬州）、士大夫的宗教生活（冒襄）、知识领域的自由主义（袁枚）、情欲与身体等等。读完这本书和同学交流，有同学提出作者没写出来什么有价值的新东西，士大夫的逸乐、宗教生活等情况，只要稍微一阅明清文人的笔记小说就能把握的到。我也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我认为历史著作和文学在对人们认知上的不同点之一，也许就是历史写作能够尽力关照四面八方的因素，对事件的叙述更讲究客观吧。历史学家针对那些已经被人遗忘或记忆的东西重新加以客观化的叙述，就如手工艺人或说书艺人的工作，也许没那么宏大，但是故事讲完、小玩意做好，贡献给大众，久而久之，庶几可以改变人们想象的方式，进而改变他们的现在。不过书中也有一些问题.如把袁枚与中国传统中的自由主义放在一起讨论，太强的目的论了，18世纪的自由主义在意义上与现在相差极远，所以不太合适。第二本没有做整体性的分析，暂时就不列举了。2.《从理学到朴学》十八世纪的思想与学术史研究颇具吊诡意味，诸多论者把考据学作为有清一代的主体性学术，通过各种叙述将其树立为与理学相对应的新的学术典范。但是另一方面，在这种已成的定论之下，却少有对这一重大思想事件的社会和知识背景的考察，甚至对考据思潮的兴起、发展、衰亡也缺乏思想史内部复杂细密之探究，历史研究因“重视”而“轻视”的景象同样适用于清中期的思想史研究。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循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从儒家“尊德性”“道问学”的一体两面梳理宋以来儒学思想内部因二者的侧重不同所产生的复杂演化，更分析了考据学大盛之时，“义理”之学的深度存在。而艾尔曼的这本书则打破了思想史和社会史的研究畛域，透过此书的论述，使我们看到了十八世纪考据思想的血肉。艾尔曼处理的是思想史和社会史互动的问题，其言说的语境即为本书序言中所提到的，“如何区分清朝衰亡和中国传统社会整体性崩溃之间的差异，这是一个令现代中国的历史学者极为困惑的复杂问题”（p1），他是从思想史和社会史的角度对这一提问做出回答，有别于孔飞力的社会学视角的相关解释。考察18世纪考据学运动的广泛影响，必须了解这一运动的主体所赖以形成、发展的学术共同体。所以，不可避免要深入细致地发觉探究考据学者们如何维持生活、如何进行学术交流、如何品评学术成果、如何传播和回馈学术主张等等问题。在方法上，作者借鉴Tomas·Kuhn对专业化学者形成的共同体与技术写作的关系所做的拓展性研究，以此分析清代学术共同体的总体特点，重点分析清代学术形成内在与外部的成因。此外，还借鉴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一书中阐发的“话语”理论。“我们认为，考据学是一种话语，一种学术性谱系和意义。实证方法的形成、流行，展示了17/18世纪中国在语言使用和意义上的剧烈变化。”这本书的阅读使我对18世纪考据学兴起的诸多社会因素和其具体运作有了些了解。作者基本上回答了他所提出的问题。但是正如葛兆光在这本书的书评中所提到的，作者似乎在“思想史”与“学术史”的对接上有些僵硬，过分强调当时“思想”对意识形态的疏离，以为19世纪大变局寻求内在思想的依据。但是这可能是一种过分的阐释，乾嘉时代的考据学者对古典文献的整理和同时期欧洲同行的工作，可谓迥然异趣。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有一个经典回归的背景,他们对教会的态度较为激烈，而中国的经典一直传布，并未中断（今古文虽然有些争论，但还是在同一经典体系内进行的）乾嘉学者的研究虽然有些目的，但是并没有对意识形态和当局产生太大的反抗。仅就这一点而言，作者的估计也许过高。三、读书感想1. 学科之间是有差异的，历史学尤其是中国近代史并不象社会学、政治学、法学一样，有大家公认的经典著作，从孔德一直读到哈贝马斯，就可以逐渐熟悉学科的分析体系、研究方法、处理的问题等，历史学就是材料+方法，我们很难讲近代史研究中哪些是经典的东西，哪些是不重要的东西。所以，在开始做研究之前，老师要求我们读一些书和一些论文，就是很好的入门方法，熟悉一些本学科的学科性质，然后再四周采获，较为稳妥。2. 另外，中国近代史研究面对的资料很多，总量是数以百倍的二十四史，所以阅读需要选择，这一点还很困惑，希望以后的阅读与老师的交流能够解决这个问题。3. 关于思想史文化史所需理论的问题，历史学最不能闭门造车，负责的史家要对现实的理论保持敏感，就我这个专业而言，人类学是关系最密切的，所以，我打算在以后的阅读中增加人类学的内容，会部分涉及社会学、哲学等，在具体的研究开始之前可能无法做到系统的阅读，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呵呵，只能慢慢适应。4. 上课和交流的必要性，我在学习中觉得上课还是能收获许多东西的，尤其是其他学科学者所开的课程，当然这要看学者的水平了。所以研一还是要有选择的上一些课，不同学科间的交流也很重要，虽然我们处于“经典阅读”阶段，但是其他学科的方法还是要有些关照，如果没有大部分时间读书，可以采取与老师交流的方式。四、11月阅读书目初步打算是以历史人类学和考据学为主格儿兹《文化的解释》、拉杜里《蒙塔尤》、罗尔纲《困学集》、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郑振铎《晚期文选上卷》、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兴起》、黄克剑《论语疏解》先定这么多。希望能超过。9月读书报告
一、书目
1.钱穆《秦汉史》北京 三联书店
2.钱穆《朱子学提纲》 北京 三联书店
3.（美）倪德卫《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4.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 北京 三联书店
5.王汎森《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6.顾颉刚《顾颉刚自述》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二、论文
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回顾》，收入《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罗志田：《近三十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变与不变》，《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6期
徐秀丽：《从引证看中国近代史研究（1998-2007）》，《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5期
杨天石：《关于孙中山“三大政策”概念的形成及提出》，《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1期
王东杰：《“价值”优先下的“事实”重构：清季民初新史家寻找中国历史“进化”的努力》，《近代史研究》，待刊。
三、部分内容简介
《秦汉史》是钱穆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形成的讲义，和后来成书的《国史大纲》一以贯之，但是其论述较大纲为为细密，以前也读过一些秦汉史的书，例如张荫麟的《中国史纲》详述两汉转折变化，其主要从社会学角度加以分析，有其分析的框架和秦汉发展的整体脉络；田余庆先生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史探微》就一些事件进行繁密的考证梳理，理清了一些史事背后的运作情况，而钱先生此书只叙及嬴秦至西汉一段历史，侧重从思想分殊流沿角度切入，并与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合而观之，先生把战国之后中国学术分为三晋之学和齐鲁之学（后又吴楚之学），二者学术主张迥异，其对有秦一代，汉初之势影响颇大，具体如焚书坑儒事件、汉初崇老、武帝尊儒、及西汉后期的再受命及王莽改制均与它们的斗争有关。
倪德卫和余英时两位先生的上述著作分别成书于上世纪60和70年代，这里仅就余先生的《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作介绍。近代意义上的清代思想史的研究始于章太炎和梁启超两位先生，第一个典范为梁启超先生所树立，胡适继之而起，他们认为清代的思想史是一部“理学反动”的历史，所谓的“以复古求解放”，即说清初以反王学末流为解放，考证学起以反程朱为解放，今文家起以反后汉郑何为解放，古文家起以反公羊为解放，直指六经皆史，故清代的学术主流考据学兴起是满清统治者大兴文网和考据学家以字句为理学反动的共同作用，梁胡还把考据作为他们所信奉的“科学主义”的一种应证。钱穆的思想史研究的代表作为梁启超的同名作《近三百年来学术史》，但所持观点迥异，按丘为君先生的说法为“每转益进”，钱先生一方面固然肯定考据学在清代的地位，但其论述却主要为有清一代，大谈“义理”的学者，就算是论述考据学大师戴震，也主要论述其义理的追求而非考据的成绩，章学诚和曾国藩更给了大量篇幅来论述，钱先生认为义理之学在清代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有所发展。余英时先生继承师说，但有有所发展，成为了清代思想史研究中的另一个典范，即“内在理路说”，而上面所列就是其代表作，内在理路并不是不顾思想之外的因素，相反外在的经济、政治因素对思想的演化影响极大，只不过每一种思想都有其要处理的特殊问题，其演化有内在的理路可循，这本书就是从历史和心理角度切入，以戴章两位清代中叶学术的两大哲人作为思想史研究的对象。例如，他用柏林的“狐狸”与“刺猬”的说法来说明戴震虽然被清代考据学者奉为宗师，但其最为珍视的却是“义理”方面的成就，而非考据。
四、 读书感受
这个月是到成都的第一个月，生活学习刚刚适应，读书不免受到些影响，读书依然很庞杂，不过正是上课后，老师在读书上的要求增加了，相对而言会更加集中一些，十月份打算再读三本左右清代思想史的著作，这方面的工作暂时就停止了，后面会在读一下晚清的一些政治史研究的著作，同时坚持读些经书。川大的读书研究的氛围还不错，最近上课以及和老师交流，有几个大的启发，首先，在做研究之前应该做好“研究的研究”，即对学术史本身做一番了解，这样才能找到自己用力的方向；第二，和第一点紧密相连，先精读学科里的基本著作、阅读最近十年或者二十年来的核心刊物，作为入门，当然这个过程很长，也只是个小小的基础。第三，分享两句很有启发性的语言，蒙文通治学的心得“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事不孤起，必有其邻”，很有启发意义，与大家分享
7月读书报告
书目
何伟亚：《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
王尔敏：《五口通商变局》
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
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学概述》
钱穆：《学龠》
这个月只都了上述几本书，基本侧重在近代史领域，偏重晚清。后面有一些读书感悟和方法。
1.《英国的课业》
何伟亚是美国著名的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历史学家，2000年左右，其所著《怀柔远人》一书的中译本问世，引起了国内史学界的很大讨论，被认为是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史学观点的进一步深化，本书是其较近的一部著作，书中以19世纪的英国对华所进行的一系列“课业”为主要脉络，所谓“课业”即是建立在英帝国本身对世界和自身价值和地位的固有知识生产体系之上，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非洲等国家纳入其所谓的文明圈围之中的过程，因此从鸦片战争之前的商贸争执、战争后的礼仪谈判、摧毁中国传统皇权象征的宫殿器物、进行胜利后的阅兵仪式、把遇害的教士宣示为殉难者等等战争和规训，以此来打击所谓的“东方君主的骄慢”，把中华帝国的政府改造为“平等的世界秩序”的一员，尤为出彩的地方大概就是两次掠夺的变化：1860年对圆明园（皇家私人财产）和1900年对紫禁城和京城富有之家的掠夺，前者可以被英国人认证为正义的帝国课业的一个伟大的部分，而后者却有悖帝国宣称的各种有关社会秩序的原则和理念，这种悖论（当然还包括义和团被镇压后的远征式的惩罚和对中国平民的滥杀）和不安，虽然被英法美等帝国以纳入到帝国伟大进程中而合理化，并且通过建立对东方中国的逐渐权威化的知识生产而缓解西方人的焦虑，但是一些普世的价值和情势的升降（如一战），却使这种“包装纸”显得脆弱。
2.《五口通商变局》
王尔敏是郭廷以先生的高足，南港学派（近代史研究领域中的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中坚人物，尽管其饮誉海内外学界，一些研究成为近代史领域上的不易之论，但是据其所述其治学方法颇承传统。这本书开头就以《明清两朝粤道贡国》、《中国近代史上的东西南北洋》两篇论文，为本书立下规模，以明清中国广州、厦门、宁波等口岸分别接待各个不同方位的国家的贡市贸易体制，与中国贸易者有数十国且贸易相当可观为论据，来批驳费正清以及国内学界主流对中国明清“闭关自守”的论断，论据确凿，不容忽略，发人深省。其后王氏分别对开埠的五个口岸，一一加以论述，一则在各个口岸中各国商埠、租界的确立、拓展过程方面进行详尽的论述，二则偏重于广州一口的研究。作者大量引用英国国家档案文件，使得相关研究者的研究相形见绌。作者研究的这些问题可以说是领域中的冷门，因为一方面我们的研究常常把英国的殖民侵略作为一种叙述背景，另一方面又想当然的把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以“天朝大国”“闭关自守”等语词轻易加以否定，仿佛不容质疑。而王先生去是“人弃我取”，并且下了大工夫，让我看到了明清中国政府外交措施的合理性和优点，其论断是如此的确凿，无形中对20世纪国人尤其是学者只知道指责前人的不争气进行了有力的抨击，真让人感佩！
3.《革命与反革命》
“革命”和“改良”原本是对政治行为的中性界定，并没有意识形态和正义与否的意义，可是近代中国外患侵逼、内扰不断，救亡压倒一切，国家社会情势的步步紧张造成了思想主张的急剧激化，加之共这个极善于组织和宣传的政党的出现，更加剧了思想激化的进程。“反革命”一词的出现并且作为一种罪名对其他政治势力进行攻击和惩治，都假其行之，自从1926年收复武昌，对北洋政府的两位将军冠以“反革命”罪名进行审判，就一发不可收拾，遂成为各个政党进行政治较量的有利武器，于是各个政党都在争“革命”，都以“反革命”来攻讦其敌手，仿佛一定要使天下人认为“唯我独革”“唯我真革”“唯我最革”方肯罢休，这种缺乏理性的做法，遂使整个政府缺乏合理的政党秩序，只能置对手于死地，乱局更剧。
读书方法
钱穆的《学龠》这本书对我的影响最大，读书唯有精心、静心、虚心、宽心方能有成，读书时莫要先立己意，读书且虚心，否则读完一本书，获得的还是自己已有的，知识并没有增加；读书时且要从平易处入手，反复咀嚼一本书中最平易的地方，不要死钻疑难处，只要仔细把平易处领悟，疑难处也将迎刃而解；读书且要静心，切忌急而燥，真正的读书应该是“不舍”，即是读了上一句，会不舍得离开，不会急着进入下一句，即如朱子所言“读《论语》时，不知有《孟子》，读《学而》时，不知有《为政》”，只有精心、静心才能入门，如果做到以上，数量就不会是个问题了。同时，读书和从事也是相通的，即学术风气（主要就是读书风气）关切着个人的心术和社会的心态，譬如，当下学术界中的不好风气(没有认真领悟研习相关论著，就对其攻击不遗余力)，五四时对传统的激进态度等，可见读书是一个关键的事情，尤其对目前浮躁的学术界而言。
读了钱先生书中的言语，反求诸己，真切的道理迫使我思考自己的读书路径，于过往种种，感到很惭愧，现在读书时刻有一“虚心”、一“不舍”、一“精心”、一“静心”压在心上，只有做到了，才感觉到踏实。
六月读书报告
读书书目
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北京三联书店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北京三联书店
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
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
王东杰：《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北京三联书店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未完）
另外，本月所读罗志田、桑并、朱维铮、王东杰、杨天石、王奇生等老师发表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国文化》、《读书》等学术期刊上的论文共16篇，此处不再一一列出。
一、读书感想
1.“重写思想史”与“天朝的崩溃”种种
葛兆光老师的书以前读过了几本，每次读其著作都能获得很大启发，很多东西对我来说还都是新的。葛先生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言论、著述，曾一次次的引发了思想史和哲学史学界的“地震”，带来了许多人的思考和讨论。这本《思想史研究课题讲录》可以说是葛氏治史的方法论集录，书中所述的诸如福柯、三时段、布罗代尔、蒙塔尤、中心与边缘等名词基本上构成了他的“知识树”，正是运用类似的概念他得以把散落在宏阔历史中的各种事件、文物、仪式、现象、人物穿连起来，构成一幅完整的思想图景。我从这本书中又获得了一些新知，显然要通过一本“讲录”理解和掌握一些史学写作的方法是不现实的，况且里面许多东西自己还停留在宏大的层面，不能深入其中进行细节把握，以我肤浅并且从兴趣角度择选的大概有几处，葛氏论述了年鉴学派的二代代表布罗代尔的三时段论，主张拉长历史事件的背景，从地理、社会、个体三个时段的依次构建进行历史叙述，他认为中国大陆目前的史学研究还处于年鉴学派的初级阶段，这一学派有其流弊，例如拉伸过度，使得历史写作中只见背景不见人，目前学派内部也开始分化，有所扭转，但是也有很大的启发益处，例如，应该关注政治史外的外交史、军事史、社会史、思想史等专门史的研究，注重历史事件发生的各种背景，以还原历史发生时的“语境”；对福柯理论的介绍，葛兆光先生深受福柯知识考古的影响，以研究的对象和方法为例，福柯对“文明”的现代社会中监狱、精神病人、性的研究是其注重历史发生时边缘人群、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的渊源之一，思想史上注意回到事情发生的现场，虽然还只是一种努力，但是这种方向却很明白；对后现代和后殖民历史理论的评判，一方面肯定了其积极作用，如看到的文本本身的主观意愿和不可靠性，并且尽力搜求各种文本后面的思想史意义，另一方面，也对其虚无化文本、文学化历史写作进行了批评。
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一书是史学界公认的近代史研究的开创性著作，作者力图以“当时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去理解历史”，尽力摆脱“当代史”的影响，他很注意历史发生时的文本，例如对《道光洋艘剿抚记》的考证分析，指出其中有许多错误不实之处，但是他并未因此弃之不用，而是探究“错误”中的当时可靠的“政治正确”，依此说明当时朝野分若剿抚、忠奸的一般思想，进而探讨了这种思想分化的渊源和过程，以及对这种分化的评判，不过诚如罗志田先生在本书书评中所指出的那样“他也对文本做了大量的史实考订和重建工作（在此方面应该说超过了前此所有的相关论著），但他对语境部分却过于依赖既存的成说，从而造成将经过重建的文本置于几乎未经考订的”语境”之中这样一种部分脱节的畸形结果。有心栽花而花不开，亦良有以也”。茅先生师从陈旭麓先生，专治近代军事史，陈先生是其研究生导师，对其要求很严格，据说对其进行的是一种边读边写的训练，这本书深深的有其先期治学的痕迹，对于兵制、炮台、武器装备、军事战略等军事史的内容考订论述极详实，我之前未读过军事史的专著，初读起来颇感陌生，也使我的读书缺陷愈发突显起来，以后会在清代政治史军事史方面做些了解，以补偏救弊。先生的文笔隽永晓畅，如讲故事一般，很是享受。
2.魏斐德、孔飞力与晚清地方士绅、地方武装以及社会叛乱
魏斐德和孔飞力是上世纪60、70年代美国的近代中国史研究领域崛起的新的学术权威，上面写的两本书分别是两人的代表作。魏斐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读后除了做些摘录之外，对这本书的内容还是无法把握，所以姑且做一些零散破碎的回忆性描述吧，作者以两次鸦片战争之间的时间为叙述的断线，以广东地方作为空间范围（当然也部分涉及了广西、湖南等地方），通过三元里反英事件、鸦战后英人入城的纠纷、红巾军三合会叛乱、地方团练与“官”“夷”的复杂关系等等现象进行分析，最惹人注意的大概是作者论述的鸦战中穿鼻草约失败后，清政府的地方大员开始求助“和传统有关的潜藏的技术和神秘技能”，出于御夷和治安的考虑，地方士绅逐渐被纳入地方的管理体制中，经过前述的各种事件以及清政府本身的基层治理缺陷、地方士绅的积极作为，使得19世纪后期正统但一度遭忌的绅士权力开始扩展，在军事和政治上获得极大支配性权力，进而成为延续清廷政治生命的动力。作者还论述了叛乱或是集体械斗发生时，地方宗族在族中大族领导下组建的防御共同体对消解族内阶级对抗的作用。
3.国家统一进程中的地方、中央和学术
王东杰老师的博士论文《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一书，不是想象中的传统校史写作，也不是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势力的斗争史，而是探讨国家统一过程中各种社会主体及其各种面向在一所大学中的具体显现，可谓是“见微知著”了（也许还不能如此说）。作者借鉴了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写作方法，大量利用当时的报刊、杂志、文集、档案等等，还躬身进行了“口述史”的实践，采获了十分丰富的材料，使历史发生或发动的“语境”复原的很是丰满，一些当事人的国家、中央、地方的诸种观念也十分了然。除了严谨明畅的叙事外，仿佛还能读到一些“当代意义”，尤其是在川大国立化进程真正开始加速的任鸿隽、张颐时期，以及其后的“拒程”运动过程中，作者不厌其烦地引用关于校务争论的一些文献，尤其是任鸿隽的《四川大学的使命》一文，想必颇能得对时下大学的使命有所回应。
六月份毕业后还滞留在校，每天于图书馆的借阅室和文献期刊阅览室间上下奔波，虽然有不能借书的无奈，但也自有其无限乐趣在。可还是有许多宝贵时间浪费过去，如能加以利用，估计也“善莫大焉”了。
由于要奔波于研究生的学费，抓紧解决“吃饭”问题，以后两个月的读书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了，不过读书明理之事不能暂忘，会尽力的。
五月份读书情况
书目
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葛智强、胡秉诚、王沪宁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阿隆：《论自由》 姜志辉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阿克顿：《自由与权力》侯健 范亚峰 译 / 冯克利 校 商务印书馆
基托：《希腊人》徐卫翔、黄韬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秦海鹰译 三联书店
读书体会
大学本科期间视野较为狭窄，所读大都是有关中国研究的书，这个月开始读西书，虽然有为以后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铺路的考虑，但主要还是源于获取知识的兴趣。本月所读，可分为两个主题：英国经验自由主义、希腊思想的远源、背景和演化。
英国经验自由主义
伯林曾把西方近代自由主义化为两途：英美经验自由主义、欧陆自由主义，前者注重实际的政治经验，尚均衡，对人性持保留态度，为一种限制；后者持一种乐观进步的历史观，夹杂着道德理想主义成分，对人性做乐观估计，是积极自由。清季西力东侵，二种观念皆被引入，但是前者的命运最为悲惨，严复后便不见踪迹。阿克顿勋爵是19世纪后半期英国最为渊博的学者之一，主张自由和道德主义。他认为自由本身就是目的，是上帝给予人类的本性，天主教教会应该承担起传达这道神谕的职责，并对世俗社会进行督导，教会内部的组织依然要依循这个原则运行，教皇和主教应该深谙此理，实行民主化的管理，教皇不会犯错是一种愚见；世俗的自由尤其政治自由是道德自由的流出，自由并不意味着多数人的意见是正确的，自由民主的政治组织不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相反，自由是共同体内的每个个体都有表达个人利益和参与公共事务的均等机会，不能使少数人处于一种屈从的奴隶地位，而是一种动态均衡，互相协调，是对弱势的少数的保护。阿克顿的写作具备英格兰散文的风格，读起来很隽永，其著作已有几个中译本，对比了一下，还是商务版的最优。阿隆和他推崇的托克维尔一样虽为法国学者，但是在政治思想上都推崇英美的道路，他的社会学主要思潮一书，不愧为经典，有许多地方并未能读懂，待留到以后再次精读。
希腊思想的起源
韦尔南一生都在研究神话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很倾心于他利用史料的能力，把迈锡尼王朝、荷马时代、赫西奥德时期、城邦时期希腊人的思想世界勾画的如此清晰通透。他探讨了希腊从神话世界过渡到理性世界（当然只是一种希腊理性）的过程。苏格拉底之前的希腊哲学家思考的并不是后来西方哲学家思考的存在与认知的问题，也不完全是对自然的“科学”思辨，以公元前6世纪伊奥尼亚的米利都的哲学家泰勒斯、阿纳克西曼德、阿纳克西尼亚为代表的哲学家所塑造的希腊新的思想形象，主要具备几个特征，1.形成了一个外在于宗教的思想领域，摆脱了《神谱》所表现出的世俗和神力的模糊性。2.对宇宙的秩序做了新的解释，从冲突—王权—秩序变化为“公共治理”的均衡状态；3.空间的几何化，从神权时代的等级制变化为“置于中间”的“同等人”基础上的理性叙事。
此种演化有几方面的因素推动，1.王权的瓦解崩溃。作者首先清理了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之间的继承关系，完美化的王权制、等级制是此王朝的主要特征，多里亚人毁灭迈锡尼文明后，以王宫为中心的王权制随之崩溃，社会需要重新组合，建立新的秩序，这就为以后城邦希腊的思想创新奠定了空间。2.与近东的交流。迈锡尼文明覆灭后，希腊引进了腓尼基拼音文字，此种文字不同于线性文字B，它走出了王宫和宗教秘典的传授，经由一批智者走进了民间，进而为以后城邦希腊以话语辩论为组织手段的公共空间创造了条件。3.内部经济、技术、政治的冲突，公元前7世纪时希腊对外贸易主要依葡萄酒和橄榄的出口，粮食则需要从小亚细亚和埃及进口，同时铁器代替铜器成为主要的生产工具，国内的阶层开始分化，“平原派”、“山地派”、“海岸派”的冲突不断加剧，而索伦和克里斯提尼的改革兼顾了各方利益，在冲突-秩序和契约-秩序之间选择了后者，遵循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确立了城邦的基本精神。
基托的《希腊人》是研究希腊思想的入门书，叙事流畅明晰，介绍了希腊的地理环境、政治演变过程、多里亚和爱奥尼亚两种思想在希腊人精神世界中的地位、希腊人简朴而崇尚自由的精神的生活、城邦希腊的衰落等大问题，但是也从较为细小的角度切入叙述演化，例如从苏格拉底的命运揭示出战后雅典人对公共秩序重建的渴望，也解答了为何斯巴达是当时一些贤者向往的理想类型等等。[ 此贴被陈高争在2011-12-21 15:24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