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4.26-6.6读书报告
本月书单:福柯《疯癫与文明》《词与物》《知识考古学》《规训与惩罚》
话语、非理性和权力如何被生产——基于福柯四部著作的分析
本月的阅读内容围绕是福柯的系列著作,分别是《疯癫与文明》《词与物》《知识考古学》《规训与惩罚》。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福柯的写作内容激进大胆,好似一位侦探,揭开千百年来统治社会、控制人类的各种技术的神秘面纱,他从真理的反面——疯癫、不正常、谵妄等各种社会禁忌中探讨现代社会的真理是怎么被创造定义的,继而从话语出发,分析不同时期主导话语规则的知识型的变革,最后得到疯狂的结论“人”也是被定义的,随着知识型的变迁如海浪般褪去,之后他给出了话语规则形成的内在逻辑以及形成的原则;之后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对社会运行的分析突破话语规则,上升到对权力结构的分析,透过表面刑罚变动、肉刑消退,看到权力规训的对象从身体进入个体的精神和灵魂,社会规训的微观权力对个体的控制更加强化,最后通过全景敞式监狱这个监控技术的集大成之作,宣告现代社会进入了大监控的时代。
一,考古学研究的新方向:话语的生成与消解
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的跳出了传统研究的桎梏,另辟蹊径的从他所称的“考古学”入手,揭示人们习以为常的理性、人文精神、真理、科学等背后的生成逻辑,他所谓的知识考古学是与传统的观念史相对立的。
传统的观念史是对历史起源和本质的追踪,不断的探寻历史演变中的连续性和整体性规律和形式,在观念史中历史的断裂和凸起被刻意的忽视和抹平,任何新特征和新发现很快会被整合到传统解释的框架中,这样分析和讨论使得历史发展看起来是线性单一的,忽视历史主体性。福柯严厉批判观念史对超验历史规律的预设,强调历史本身有自己的主体性,传统历史的连续和裂变都是自身发展的一部分,从历史本身的主体性出发,拒接任何先存的历史预设,这才是考古学的本意所在。传统历史的研究总是使得历史呈现出周期性的循环,但很可能这种规律是在预设一种超越历史发展本身的存在,研究者的后续研究基于此预设然后寻找相似历史实践进行证明,本身就面临研究范式是否合理的质疑,经过裁剪拼接的史料显然会回应最初的预设。传统的考古学将历史遗迹和出土文物视为文献,研究更多通过历史遗迹去证明或补充预设历史延续的规律,但是福柯认为我们应该转移研究方向,聚焦于文物本身所遵循的历史形式。比如一本古代书籍,传统的史学是分析其内容传递的信息,称为史料价值;现在我们应该关注这本书的存在本身,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这些这些信息被记录流传,为什么这些信息如此书写排列,以及它所展现的当时话语规则是什么。
知识考古学的文献不再是对历史的记录,文献本事就是历史遗迹,考古学重点是对话语的分析,这里的话语不再是平时社交的随意谈话,而是一种在特定时空场域中被认可接受可重复的陈述系统,也就是话语在特定时空中的话语实践。考古学通过分析话语这一实践,解码当时话语形成的规则,具体到实践中就是在历史研究中对文献话语的详细考察,以陈述为最基本单位来分析可陈述的条件,“为什么这句会出现?”陈述的对象是泛化的概念,陈述的描述有三部分:描述与对象领域的关系、描述与它所在的其他领域的关系、描述它与主体位置的关系。
话语作为实践必定依据一定规则进行生成,考古学就是要把握这一话语规则,而不是主观预设不存在的元历史。话语的规则被福柯称为档案,它不是现代的文献归档的档案,而是一种陈述规则,文献存在与记录本身就是一种被操作的实践。历史漫漫长河中,档案决定一个时期什么可以说、可以记录,它是真理还是谬误,档案的作用有点类似《词与物》中知识型的功能,它背后的陈述规则,以及档案的边界是考古学值得研究内容。史料的稀少同时意味着话语有稀缺性,并非一切存在都可被描述记录;话语是外在的,它远离意识精神,是在制度结构中远行的;同时话语也是不断积累的,不同场景的一次话语可以成为下次话语实践的索引或可能条件。历史之所以是历史因为它会变化,也就是在特定时间内有效的档案或话语规则会失效,档案存在新旧的交替,底层档案的变化往往与历史的断裂变迁重合。
考古学重点是分析非连续性的断裂、矛盾、凸起,考古学不同于传统观念史的起源–延续的历史整合,它把文献的话语放到具体的不同规则下进行分析,文献传递的内容是固定的,但是对存在合理性要敢于质疑,可以把文献内容放到特定的话语规则下进行验证。考古学的追求的是话语规则内的创新和发现,原初在话语规则变迁中是客观存在的,但这是基于规则系统的自然而然的更替,不是观念史研究进行的唯心的意志创造,重点也不是这个原初来自于谁,而是为什么这个差异在此时被记录归档。同样还有对于矛盾的不同处理方法,历史遗迹的矛盾在观念史中被看做整体历史的混乱部分或过渡阶段,进而被淡化处理,但是考古学把矛盾看做界限,从连续的历史到凸显的断裂,往往是新旧话语规则交替的实践,两个矛盾的中间是特定阶段的话语规则系统的作用阶段。
最后福柯对实施知识考古学后会发生的改变进行展望,首先作为主体人会去中心化,个体由思想产生话语的传统脉络被改变,个体的话语实践为主体提供话语的位置,个体不再是话语的来源,也就是说在当下作为知识中心的人,随着特定话语规则的改变逐渐淡出舞台;其次考古学不做价值判断,只在可能性下作历史分析,真理存在与否不是问题,考古学关心的是在这个条件下此陈述如何成为真理的。
二、《疯癫与文明》:如何征服非理性
疯癫是一种被文明排斥的社会禁忌,在福柯这里疯癫焕发了社会学的光彩,透过疯癫这一非正常状态,他看到了文明怎样征服疯癫来拱卫理性的存在,经过文明社会几百年的努力,疯癫最终从巫术神力成为了非理性的社会现象
首先在前古典时期,疯癫在在城市之外存在,或者说城市管理者把所谓的疯癫对象赶到城市外面,通过愚人船把他们送到天外之地,在文艺复兴的作品中,这些愚人们往往成为道德讽喻的对象或浪漫幻想的意向,愚人成为审视文明自身的一面镜子,也是道德批判的对象和工具。在这一时期愚人不被城市共同体接纳,也不被系统性的管理,这种放逐式的愚人船揭示了愚人们与社会间的游离状态。
进入古典时代疯癫不再处于世界边缘,愚人们不再被允许自生自灭的流浪了,疯人院代替愚人船,禁闭代替了放逐。疯人被关押看守、被特定标记。他们大多数来自于流浪汉和穷人群体,这一类被社会排斥的群体国家开始对其负责,他们以自由的被牺牲为代价,被迫接受国家提供的服务。禁闭基本功能是肉体束缚和道德教化,但除了压迫外还有经济功能。经济繁荣时被关押的人员成为廉价劳动力参与经济生产;经济下行时流浪汉被收押隔离,防止他们骚扰社会,参与工人暴动。禁闭的道德意义是与宗教精神相关联的,基督教教义认定穷人不在土地上劳作就是在试探上帝,上帝的奇迹是伴随者劳动奖赏降临世间的,所以游手好闲就是在抑制上帝的奇迹,也就是在犯罪,由此禁闭劳动获得了道德的意义。最开始的收容院是对麻风病人进行关押的,在疾病散去后,社会上对特定人群的排斥和隔离建立的边界没有一并消散,游手好闲者与疯人一同被关押进疯人院,社会对疯癫的批判是建立在劳动社会的运行上的,劳动成为道德审判的工具,游手好闲者、疯人一同被认定为非理性存在,他们需要囚禁在收容院里接受理性的审判和道德的教化。
进入18世纪后,疯癫的内涵与生物学和现代医学相联系。激情最先被认为与疯癫密切相关,它导致疯癫的存在,引发人们追求极端,产生了暴怒、忧郁、暴食、行为失常、怪癖等疯癫现象。体液理论,元气医学理论认为疯癫是肉体和灵魂的疾病与大脑的疾病一样有相同的特点。疯癫是灵魂与肉体的统一,它以激情为基础,随着激情的增强扩散疯癫开始明显,然后到一个节点,完全疯癫,激情不在主导身体,灵与肉的统一体破裂。也就是疯癫是从激情开始的在灵与肉统一体中存在的剧烈运动,诞生后就一直往非理性方向发展,变得日益粗暴麻木,最后完全成为无理性运动沉沦于虚幻之中。疯癫的基本语言是理性的,但是它被巨大的心象笼罩,心象和幻想构成一种谵妄,在一个虚幻的世界中灵魂进行理性的运行。谵妄是一种理性的错位,不同与完全的疯傻,谵妄是对于理性的极端执着,它的话语是疯癫的根本存在,它使得激情得以终止,心象的得以释放最终完全笼罩心灵。所以此时对于疯癫的认识是疯人们不是被欺骗的被害的,而是进行自我欺骗的人,他们肆意释放心象使自己沉沦与虚幻中,在非理性的循环中束缚自己。这么来看禁闭的意义就在于压制疯癫,证明疯癫是一种虚无,死亡也是一种矫正疯癫的手术。疯癫的表象有一些几种:躁狂症与忧郁症、歇斯底里与疑病症,前两个它们分别对应不同过于活跃狂暴心气过热,过于懈怠阴郁心气过湿;后两个一个是女性向的抽搐痉挛,一个是男性向的疑神疑鬼,它们都是流动无序的交感。
划分清楚疯癫诸相的种类后,疯癫的认知自然进入到如何治疗疯癫,医生开始进入禁闭领域,禁闭所被专有的治疗疯癫的场所代替。在医院之外治疗疯癫形成了系列方法,首先是强固法,这一方法认为疯癫主要是因为神经纤维的脆弱无法抵抗激情的冲击,应该扶持精神元气,抑制自身无法克制的躁狂。常用方法是通过接触铁为脆弱的神经提供力量压制;其次是清洗法,该法认为疯癫是由忧郁气沸腾和元气腐败所致。通过彻底的清洗可以疏解淤积的气血,比如输血注射各种药物,使得内病转移到外部向外排放。然后还可以通过浸泡法去除疾病,这是当时人们认为浸泡可以改变物体性质,水作为最天然物质可以保持身体内部各器官的平衡。最后是通过运动调节恢复神经肉体的生机。总得来说这些方法一方面通过加固和恢复运动,另一方面是净化和浸泡,最后使病人返璞归真脱离主观的精神异化,回到现实的生活世界。
当进入18中后期时医生进入了禁闭空间,他们继承了古典时代的各种治疗方法,治疗的目的一如既往不是减少病人痛苦,而是恢复道德秩序理性对个体的控制,治愈的病人会重新按照资产阶级伦理道德进行劳动生产。疯癫治疗一直是克制激情与消除谵妄并立的二元系统,消除谵妄包括三种方法:唤醒法,戏剧表演法,返璞归真法,这些治疗方法最终催生了心理治疗法。由于一直把流浪汉疯癫者罪犯等粗放的关押在一起,禁闭所在位置出现越来越多的疯癫的乱象,这时疯癫的定义权是有医生控制的,他们与道德权威合谋,使禁闭所成为理性和非理性的界限。疯癫的认知顺应公众的呼声,越来越多的非理性都成为疯癫,疯癫被公认为非理性。疯癫本来就是自然发生的,自由的丧失、知识的增加、宗教的沉迷都会导致疯癫,于是与这些因素相关的个体都被认定为危害社会的潜在对象,太过杂乱的划分无法有效进行管理和治疗,新的划分必须出现,禁闭的杂乱现状必须改变。19世纪初精神病学家开始呼吁对疯人进行单独管理,精神病院开始出现,首先它是进行道德和宗教隔离的地方,虽然没有强制的物理束缚,但是疯人们在这一环境中受到持续的道德训诫,并逐渐感到焦虑和自责,其次疯人不再害怕害怕看守,,违抗医生指令,他们会受到系统性的缄默,无休止的审判,它们更加害怕上帝和自己心灵的惩罚。也就是自由的恐怖代替了铁链的恐怖,在疗养院中,整个系统以家庭的模式运行,理性道德永远是父亲,疯人是充满激情肆意妄为的孩子,服从系统安排工作,维持社会的秩序,违抗系统就会受到道德的惩罚,最后疯人不是被治愈,而是被制服。医生成为宗教中神的角色他们定义谁是理性的谁是正常的、谁出现了疯癫,道德司法权被精神病院系统的控制。
从愚人船到大禁闭再到精神病院,疯人从未成为理性分析的客观对象,从开始他们就被认定为非理性的存在,无人在乎疯人在想什么,他们说了什么,社会只关心他们是否会恢复到公认的理性状态。从粗乱的禁闭到现代的精神病院看似是文明的进步,实际是更系统的道德束缚和灵魂囚禁,虽然物理意义上的铁链不存在,但是他们时刻都在被道德良心束缚,疯癫作为理性审判最最成功的对象,将一直被关押在话语制度的笼子中。
三,《词与物》:知识型的断裂
本书的副标题是人文科学考古学,不同于传统历史学表现历史的连续性,知识结构的稳定性,福柯主要是探寻在不同时代是什么决定的分类标准,那些知识是真理,那些词可以和物搭配,他把这一决定知识生产使用的规则称为知识型。知识型是一个时代沉默的秩序,它在人们开口说话前已经划分好对应的类别以及相应的物,它是一个时代共有的知识根基,让人们认为物的排列分类就应该如此,它是一整套完整的知识逻辑,从个体所说的词或者语言,到自然物的分类排列,然后支配交换财富的流通,都由一个时代的知识型决定的。也就是知识型是一种历史先天,它决定在那些条件下,什么知识可以表达,可以与物对应,可以被理解。
每个时代都有一套自有的词与物的底层对应逻辑,自文艺复兴以来两次知识型的断裂,三种不同的知识型。首先是文艺复兴知识型世界被相似性交感类推主导,世界的万事万物都可以从四种相似性进行推理得出,分别是适合,仿效,类推,交感,人的眼睛和天空的星星可以仿效,草药与器官的形似决定对疗效的认识,这时的词是一个记号体系,知识决定那些物可以被认识,与词进行对应。到了17、18世纪知识型出现第一次断裂,相似性构成的世界是一本书的认知逻辑消退,生物被林奈用分类表一一罗列,清晰完整的语言符号系统组成通用语法世界变成可数的差异和相似,物体在分类表中的被准确定位和测量,人是支配这些表象的主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从语言表征到自然分类,再到财富交换的运行体系,这被福柯成为古典知识型。第一次知识型的断裂伴随的是认知的更加深入,词与物的对应更加准确,并且对物的控制更加严密,简单的知识类比无法支撑人们对自我对世界对社会的探索。
进入19世纪人文科学的诞生标志着对劳动心理语言的简单划分度量无法维持,生物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开始划分学科领域,单一领域的认识不断细化,生命,语言、劳动成为新的认识维度,他们都建立在人的社会实践上,人被划分成为认知主体、被认知客体,以生物学为例,生物摆脱简单的物种表象划分,深入到有机体的功能认知,不同生物系统的协调运行,外在的表征认识与遗传进化,变异结合,内在的主体认识伴随技术进步和解剖深入不断进步。人不在是知识支配者和组织者,它被拉入分析机制,成为研究对象,也就是福柯所说的“人之死”,心理学哲学等从认识主体讨论主我、意识、心灵、权力;语言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从被认识的客体出发讨论生产方式演化、语言结构的进步。围绕人的生活生产,人文科学找到了研究领域。这就是现代知识型,它意味着“人”成为知识型的一个单位,同时伴随下次知识型的断裂“人”也将会被抹去。
福柯通过人之死揭示了现代社会建立的根基,一切理性自由都是伴随现代知识型建立的,它们都是话语系统的组成部分,理性进步都是知识型中可拆解的零件。现代知识型就是建立在以人为中心的基础上的,只要人类继续发展,在未来的知识型重组时,必然瓦解人的中心地位。
四,《规训与惩罚》:规训权力的全面渗透
此书是福柯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它突破了前面几本书在话语规则层面的解释,开始对社会构成和运行的最关键要素—权力进行解剖,系统的展示微观权力如何对个体进行驯化和监控。
开篇是极具张力的死刑处决画面,引发人们对酷刑的反感。通过酷刑,君主对挑战他权力之人给予回应,死刑犯成为君主至高权力的实施对象,公开处刑构成的公共景观是君主权力的展现平台。行刑的本意是通过血腥的痛苦的场景引发围观者的共感,从而杀一儆百,彰显君权的不容侵犯。但是文艺复兴后这一公开处刑越来越起到反效果,民众渐渐意识到罪犯是和他们一样的普通人,他们因违抗了君主的命令受到酷刑,但他们的动机可能是维持自身的温饱生活,偷窃或走私等行为被处以极刑,人们对于这种高压的统治越来越不满。关于罪犯罪行的传单渐渐成为英雄事迹的宣扬,公开处刑不在起到压制犯罪的作用,反而罪犯临死之前的咒骂和呼喊引导民众的共情。当公开处决出现意外,刽子手不能短时间杀死犯人时,刽子手的连续劈砍动作意味着对犯人肉体的折磨,他成为地狱魔鬼的化身,犯人因一次处决不死而获得宗教神圣的意味,公众开始冲击处刑场,救走犯人,保护他们的英雄。公开的处刑难以达到统治目的,无上的君主权力的行使受到抵制。
进入18世纪,公开处刑作为公共景观消失了,相应的酷刑从法律的废除,人们欢呼理性与文明获得了胜利,野蛮的肉体折磨不在存在。但是权力真的放弃了对个体的控制吗,显然是答案是否定的,福柯通过长期在监狱的观察和研究认为权力对个体的规训从未停滞,虽然放弃了肉体折磨,但是控制对象转移到了新的领域–人的灵魂。
监狱是专门关押罪犯的地方,在这里权力渗透到每个空间,单独关押造成的道德审判,军事化生活管理对肉体的驯服,狱警、法官、精神病专家等组成了技术大军,粗暴的决定了罪犯的罪行和刑期。他们提供制定看似个性化的监管体系来完成对罪犯的矫正。监狱是一个全景敞式的空间,监管者的位置可以看到每个房间的囚犯,最低成本的实现对所有罪犯的监管,并且囚犯看不到监管,伴随着违抗监控的被发现导致的惩罚,长期囚禁促成囚犯形成了精神上的自我监控,他不能赌自己违抗指令不被发现,这意味着惩罚和禁闭,物理上的监管不在重要,精神上的控制成为主要方式。肉体看似没有被折磨,但是灵魂时刻都在被监控。通过制度设计,空间布局和精神控制,监狱以最低的成本完成对所有囚犯的控制。监狱的控制模式被全面推广到整个社会,工厂里工头对工人的监控,表现为生产机器的对立排列,监管处于机器中间;学校讲台的有意凸起以及教室墙体、玻璃位置的设计,使得学生和工人时刻有一种被监控的感觉,最后实现自我监督,或者自律。
权力的彰显通过具体的技术展现。福柯认为有以下几种:首先是空间的定位与个体的隔离,监狱体现为囚室的编号,学校体现为学号分组,这里的排列技术与评价体系结合,产生排名和奖惩,通过实际或抽象位置的变动维持封闭空间的秩序感和掌控力;其次是对时间的充分利用,通过时间表划分活动达到支配个体的效果,同时伴随大量的重复行动形成固定的行为模式,这一技术广泛应用于士兵的训练,士兵个体的体能差异被抹平,身体只进行社会希望的可预测的活动;然后是层级监视,监管成为一个体系,学校的巡查、监狱巡视、医院巡诊等等,同时还有配套的报告制度、记录制度,有效的将系统中的每个人都纳入权力控制的轨道。一次违抗的行为首先会被巡查发现,记录到巡查报告,然后报告给上级进行处理,上级按照规定进行处理,监管部门在转会到学生进行处罚,并且扩大事件的影响达到权力的威慑效果;还有规范化裁决,规范的定义来自权力的所有者,通过裁决判定行为合法或不合法,给予不同等级的评价,这个评价就是个体在此系统的价值所在;最后一项手段是检查,无论是考试还是上级的视察,核心是个体需要表现出系统想要你展现的样子,通过检查知识技术被深深的烙印在被裁决者身上,在彰显权力的同时完成了知识技术的灌输。
总的来说现代化的惩罚披上了人道化的外衣,克制暴力同时完成权力实施的转型,通过规训检查记录将权力知识教育道德等紧密连接形成一套驯服的行为模式。也就是说现代人认为理所当然的行为都是被驯化的可计算的行为,打工者的高强度的自我压榨是社会系统希望看到的结果。
五,总结
福柯的这四本著作分别从话语、知识、非理性以及微观权力进行分析,实现了从话语规则分析到权力运作展示的理论突破。《词与物》是福柯研究方法的宏观展现,以知识型的概念来揭示历史发展的几次断裂,开始展现他对社会运行的底层的宏大思考《知识考古学》继续《词与物》的底层逻辑的揭示,可以看作是福柯方法论的全面展示,他不在关注历史的线性发展,开始去揭示决定一个时期真理、理性的话语规则是什么从《疯癫与文明》到《规训与惩罚》可以明显看出内容深度的增加,福柯不在拘泥于具体表象的演变,开始引入动态的微观权力作为主要视角进行分析。早期的《疯癫与文明》是在揭示人如何被定义,后期《规训与惩罚》是在全面展现人是如何被塑造和控制的。真理、理性、文明并非自然而然诞生的,它们是社会运行中通过特定话语和权力制造的产物。
2026年3.28-4.24读书报告
现代性危机与重构—基于吉登斯、贝克、哈贝马斯的比较
本月书单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自反性现代化》
贝克《风险社会》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合法化危机》
现代性已经渗透到当下社会的方方面面,带来了新的交往模式,促成传统系统的结构转型,也带来很多的危机和风险,本月读的五本书的三位作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现代性危机进行诊断,考察的角度和介入点各不相同,并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思路。
一、吉登斯:自我认同的两难困境与生活政治
吉登斯从现代性对自我认同的影响入手,认为现代性社会给个人带来的危机是制度型风险和人为的不确定性,即现代化社会制度化形式构成的风险环境比以往社会更显著,严重影响个人的对未来的殖民。未来规划牵引着的现代人的人生观的构成,是个体进行自我反思自我监控的重要内容。现代人生活的某些事情会被主动或被动的赋予决定性的意义,日常生活的努力都在为决定性时刻做准备,决定性时刻被赋予影响未来人生走向的意义,个体的本体性安全随着决定性时刻临近逐渐被焦虑恐慌击穿,人们不得不求助专家的支持帮助,专业知识成为特定环境中决定性意义的载体,如医生的疾病诊断,考试前的疯狂复习,但是专业知识只是辅助对风险进行判断认识,最后风险还是要个体本身承担,也就是向专家系统这种抽象体系求助本身就是一种风险。
决定性时刻一旦渡过,随后的生活后果迅速改变个体的自我认同甚至是反身性规划。现代性对个体的控制直观的体现是对个体经验的封存。过去的传统具有强大的力量不是因为它的科学性而是稳定性,传统规范的核心是惯性力量的延续。现代性的不断加快,日常生活被各种抽象体系充斥,使得传统的约束力已近乎消失,这样现代性的制度才能真正的确立,但是反身性制度的再生产与传统惯性之间的冲突会带来很多矛盾,传统得以延续是因为它与个体的根本存在有关,比如祭祀,信仰。现代性通过把这些具体的经验封存来构筑现代人的本体性安全,首先是通过加强监控力量的扩大行政权力的渗透,监控和反思叠加使得未被整合到制度的行为是怪异和特殊的;其次是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重新排序,自治的村落消失公权力和抽象系统在整个社会全面铺开,国家统治的领域是公共领域,抵制国家控制的是私人领域,但是国家还是有权进入其中;最后是自我反思性监控与公私领域的重新界定造成的心理后果,羞耻感与自我认同高度绑定,羞耻感对高度自我认同的成人是没有影响的。羞耻感与对传统的违背相关联,这就是现代社会经验封存的目的,现代性所要追求的那种本体安全依赖于以制度方式将社会生活与根本的存在性议题隔绝开来,而这些议题击中的恰恰是人类的核心道德困境。包括癫狂、犯罪、性、疾病与死亡,、以及自然。现代社会通过标签化将精神病送到精神病院;让医院和医生处理疾病和死亡;公检法机关处理犯罪与越轨行为;将性从台前转移到幕后;自然被人造空间隔绝,大量人造自然充斥生活,自然被驯化纳入到对未来的殖民之中去。一切的隔绝都是现代性发展的意外后果或精心谋划。现代性营造的本体性安全是更具束缚性的也是更脆弱的,日常生活世界是空洞无道德意义的,当人们在决定性时刻失败是,他立即会陷入道德性和存在性的两难的压抑环境中,基于可计算可预估建立的未来殖民是没有后路可言的。
生活在现代性构建的世界中自我的两难困境有以下几点:一是统一与破碎,统一的问题所考量的是在面临现代性所带来的程度激烈且范围广泛的变迁时保护和重构自我身份认同的叙事;破碎是互动场景的多元化。在许多现代情境中,个体会卷入各种不同的困境和环境中,而每一种具体的环境都会要求有不同的“得体行为”与之相适应。第二个两难困境是无力与获取,一个信任他人或信任某种特定抽象体系的人,通常会被认为缺乏对后两者施加重要影响的能力。无力与目标和规划相关联,即有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疲劳应对,又有对人际交往的无力。无力与获取的极化会出现吞噬或无所不能的极端情况;第三个两难困境是权威与不确定性,包括宗教,长老权威,血缘关系在内的传统权威不在有决定性作用,但是人们对权威的诉求不减反增,现代性社会除了国家和法律的权威其他权威都不在具有压倒性力量,宗教与专家一样都是多元权威的一种,这不可避免会导致现代人行为决策的多元选择的困境,第四种两难困境是个人化经验与商品化经验,自我的叙事建构于个体获取受消费的标准化影响所左右的情境中,自我规划被市场主导,看似自由的生活方式是资本运作长期塑造的出来的,就像鲍德里亚所言,商品的外表取代了实质,消费符号取代实际价值,个体进入消费的每一步选择都是垄断资本精心策划的。
吉登斯给出的解决方法是建立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解放政治首先是试图卸下传统枷锁的努力,并因此对未来抱有一种改造的态度:其二,试图完成克服某些个人或群体支配另一些个人或群体的缺乏合法性的统治这一目标。
生活政治以解放政治为前提,是关于一种以反身性方式而调动起来的秩序的政治,生活政治所关涉的是后传统场景中进行的自我实现过程所引发的政治问题,在这种场景中,全球化进程强烈地影响着自我的反身性投射,同时自我实现之过程也极大地影响着全球策略。个人对生活方式的选择所附着的道德意义在全球化视野下就是全体人类的选择。
二、贝克:风险社会与亚政治
对于现代性的危机贝克清晰的界定为现代性推动古典工业社会断裂进入风险社会。自反性现代化不是现代化进程的正常发展,马克思所言的早期资本主义与当下的资本主义之间发生了断裂,按财富生产的逻辑继续进行的现代化进程产生自我毁灭的因素,财富生产的副产品—风险在不断笼罩社会。
风险社会的主要特征有以下几点:一、风险是自反性现代化的产物,社会通过技术理性获得了进步同时也面临自我毁灭的危胁,功利主义自由主义倡导的建立在剥削多数人剩余价值说的统治正在面临灭顶之灾,典型案例是核技术的无法控制;二是风险的分配逻辑与财富分配逻辑相反,财富由底层人民生产,在上层积聚,是上层有组织的对无产者的系统剥削,各种风险在上层产生被有组织的向下转移,但是最终风险内在的“飞去来器”效应,也就是回旋镖效应无视阶层等级,最终会反噬风险的生产者;三是风险的定义权被相互争夺,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发生断裂,科学定义的风险范围失灵,围绕风险的解决和预防产生一系列利益相关方,风险的界定评估处理和防范日益商业化,风险引发的危机日益政治化,成为政治对抗和选举造势的重要内容,典型案例是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四是风险的负担者是独立的个体,他们被从传统的身份领域中解放出来,现代系统要求他们成为对自己负责,积极自由规划未来的现代人,社会性的各种风险由个体独自面对,整个社会有意识的制度性推卸责任在不断掩盖社会性的风险存在。
贝克的解决方法是一种建立开放的政治,反对工业社会的系统性压迫宿命论和政治垄断,推崇多元主体参与的共同的决策过程,鼓励企业工会媒体对公共决策的介入,发展多种形式不同场合的亚政治来对自己负责。
三、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消亡和统治的合法化危机
哈贝马斯对于现代性的诊断侧重于民主政治和公共沟通。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他认为发源于古希腊罗马的,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博兴的公共领域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走向了消亡。
公共领域最早是在咖啡馆和沙龙中诞生,它从未是完全平等开放的公共空间,它永远是利益相关方相对平等的进行交流讨论的领域,也就是说公众只要受过教育有一定财产,它就有一定要对社会一般问题进行关注,他必须要进入或组成一个小圈子进行日常交流讨论,也就意味着他需要有人代表它的观点或者,文化表达在这个过程中商业化,也就是报纸的各种观点都是有自己的受众和影响对象的。各种不同的意见观点相互论战充斥着公共舆论,这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公众舆论的政治控制功能,报刊文学等文化产品都是不同圈层意见的集中表达,最后影响最大裹挟公众舆论的思想就获得政治控制的能力。现在的公共领域中公众的观点被大的私人利益集团裹挟,他们提供炒作造势,吸引不明真相的公众参与,为私人利益服务,既消磨公共参与的积极性,也破坏政治公权力的信誉根基。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来分析公共领域,这意味着真正的资产阶级标榜的公共领域是不存在的,从封建社会解放出来的市民社会并不能保持政治的中立性,政治参与与财产和教育密切相关,跨过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之后,趋于集中垄断的资本竞争意味着市民地位提升的空间越来越小,他们所能发声的场所和机会越来越少,他们被迫被大资本代表,成为舆论造势的主体,也是被大资本构筑的消费主义俘获的主体。公共领域参与并不是机会均等的,要实现每个体都有同等的机会凭借勤劳努力进入公共领域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底色是利己主义,别人的成功和自由不是自己的成功的助力而是对自己的限制。所以真正的公共领域的意见代表往往与最大势力的利益相关。公共讨论的一致认同在理性认同和法律规则外难以顺利达成,多方利益的妥协往往是大家都不满意。很难说最后的一致意见到底代表了谁的利益,这里公共领域的公共性原则在走向破碎,这从选举的平等化可以推断出来,大量的非市民阶级人员进入公共舆论领域,比如报刊,出版文艺等,公共领域内部将走向瓦解,它完全为了辩论而辩论,统一的意见无法提出,市民社会最后也走向消亡。这样私人之间讨论的问题迅速转化为公共议题,这些没有财产和文化的公众渐渐投靠支持他们的大型集团,但是这些集团只是依靠议题吸引公众,对于这些私人领域的问题并不实际进行解决。表面上阶级压迫消失了,但是真正的问题一直被讨论始终无法解决,而公众的批判意见和政治表达空间也消亡了。普通公众不是一般人,也无法进入公共领域进行讨论,他们的无法发出声音,并且公共舆论并不是理性,公共性是另一种意识形态,并不意味着封建制度消亡后公开自由平等的政治环境就会存在,获胜的公共舆论是对封建政治的变相继承。
当下的公共交往被网络,媒体,电视占领,公共领域成为被利益集团操纵的工具,这不是公众的声音,哈贝马斯将其称为人为公共舆论,广告充斥在各个公共领域,政治与社会连接越发密切,政党国家也加入到推销中,通过宣传操纵选举,大众传媒营造的公共领域是虚假的商品化的公共舆论,批判讨论都成为商品化的工具。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限消失,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被有组织的消费主义俘获,传统公共领域的主阵地,报刊媒体被利益寡头垄断,以网络电视报纸为主体的大众传媒所产生的公共舆论是人为的公共舆论,广告成为公共领域传播最广的内容,这导致国家公权力成为利益集团的傀儡,公众对政府公信力下降,表现为严重的政治冷漠。
《合法化危机》对政治经济系统得到错乱分析更加清晰。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前两个部分是对于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困境的分析和具体的危机表现及互相的作用机制,最后部分是“论合法化问题的逻辑”,有点语焉不详,主要是希望通过重构现代人的交往行为,在集体参与的公共领域中再造共识,由此解决合法化危机最重要的认同和价值问题。
国家的统治是一种控制能力,包括两种一个是社会整合,一个是系统整合,二者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都不断弱化,社会整合与普通人的生活世界密切相关,它维持例行化的生活实践,政治系统过于强势通过政治指令设置政治议题打乱了传统结构的稳定维系,但是没有重建另一种生活秩序,因为现代性的各个社会系统陷入了纠缠。进入晚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被转嫁到政治系统中,合法化的权力分配成为对经济危机的兜底补充,经济危机成为政治政策的失利,并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在政治系统兜底过程中传统的经济结构规范也在变化,政治指令成为系统整合的信号,危机的烈度降低,变成持续的经济滞胀和经济下行;同时代表集体主义的政策中掺杂着损害公众利益满足少数个人的特权行为,这种政商勾结的行为导致系统整合的失效,理性价值认同的丢失。伴随着政治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勾结,政治议题变得诡谲复杂,政客打着公共利益的幌子谋取好处,传统的价值认同不断消亡,不同系统的基本规范结构不再能够进行有效的系统整合,公众对社会事务越来越冷漠,既无法建立未来的新的价值目标,也无法回到传统的生活世界,焦虑弥漫整个社会,社会的合法化危机已然显现。经济增长对政治系统运行有这天然的合法性,经济危机时政治系统的兜底将压力转移到政治系统中,但是政治系统是不透明的,天然的黑箱为特权操作提供空间,自由价值尚且不能达到经济自律,政治指令更加不能维护集体资本主义。
哈贝马斯把危机分为四类: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性危机,动力危机。
经济危机表现为国家结构充当经济规律执行者,或者成为垄断资本的政治代理人;合理性危机表现为个体为了生存对于群体利益的破坏,不同利益集团的相互对立;合法化危机表现为系统的局限性,无法突破规范结构限制或者无法平衡不同利益的对抗,以及政治系统指令对与其他系统的副作用,比如迫坏传统规范,形成政治化的行动倾向;最后是动力危机表现为维持生活的传统现状被破坏,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无法承载新的要求。
危机的解决哈贝马斯在这本书的论述比较开放,希望通过突破政治系统的局限性,重建公共领域的公共性,让渡更多的沟通讨论空间给大众,一方面吸引公众重回社会,再塑认同,另一方面维持公共利益的政治主导,减少分歧解决共同关注的问题。
四、总结与理论比较
吉登斯、贝克、哈贝马斯三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行反思,共同组成比较完整的现代性诊断图景,理论既有共同交集,又有各种侧重。
理论交集有以下几点:首先是对技术理性的批判,现代社会的各种危机和风险已然表明传统依靠技术理性发展资本主义的路线走到尽头。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社会通过经验封存达成对根本性道德议题的远离,为达成对羞耻感的摆脱,对传统社会的改造粗暴的改造,使得现代社会的各种规范是脆弱的、缺乏道德感的。贝克更是直言依靠传统财富生产的逻辑继续现代化最终会导致自身的毁灭;哈贝马斯则批判公共领域被资本集团占领,公共舆论成为谋取私人利益的工具。其次是对现代性自反性的共同关注,现代性推动现代社会进步同时副作用越来越明显,产生的意外后果正在消解现代社会的存在根基,本月的五本书分别从不同层面分析现代性的危机:吉登斯从微观层面的自我认同出发,贝克从中观层面的风险社会角度进行分析,哈贝马斯关注宏观层面的公共领域的消失和统治的合法化危机。
显然理论的差异是很明显的,这里从理论焦点、危机根源、解决方法进行比较,首先是理论焦点,吉登斯关注的领域在个体心理和生活世界,突出现代性对传统自我认同的解构;贝克关注是社会转型和风险分配,风险分配无视等级差距,风险威胁呈现平等化趋势;哈贝马斯关注公共沟通和政治民主,公共舆论被利益集团操纵,政治合法化危机出现。其次是危机根源,吉登斯认为是抽象专家系统对传统社会的全面入侵导致的个体的两难困境,传统生活世界无法延续,现代性的本体性安全面临各种威胁和风险;贝克认为根源是现代性的自反化逻辑;哈贝马斯认为危机源自系统的错乱和对生活世界的入侵。最后三者给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法,吉登斯希望通过建立生活政治和解放政治重塑个体的生活世界,恢复对自身肉体、精神的控制权;贝克认为风险社会催生了多元的政治参与,亚政治在企业学校工厂等场合出现,人民越来越关注和参与与自身息息相关的技术、政治决策;哈贝马斯的方案是一个理性的沟通模型,建立一个没有压迫剥削,公平自由开放沟通的环境,在此重塑一种沟通理性解决分歧达成共识。设想的沟通理性的模型是完美的未来社会模板,但是如何达到真正的公开自由平等的沟通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三者理论为认识现代社会全貌、分析现代性的影响提供重要理论参考,也说明现代性不是单一因素作用形成的,现代性的危机也不是单一维度失调导致的,这是一个从制度结构到社会集体到个体生活的系列的变化,我们无法重新回到过去,也无法精确殖民未来,学会与风险共存,寻找与世界的共识。
2026年3.2-3.28读书报告
本月书单
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
《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
《社会的构成》《现代性的后果》
结构、行动与现代性——吉登斯现代性理论分析
对于吉登斯印象是考研是大量的理论记忆,在真正的阅读完整著作后,对理论的来龙去脉有了深刻的理解。选书按照时间顺序较全面覆盖他的各个学术时期,《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是对三位古典社会学家理论的介绍和对比,《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对标的是涂尔干的名著《社会学方法的规则》,在其中他审视批判包括语言哲学,现象学,功能主义等传统的社会学方法论,提出了结构化理论,社会的构成就是结构化理论的完整详细的介绍,最后的《现代性的后果》回到对现代性的分析上,提出了现代性的四个制度型维度,现代性的动力及后果等重要论述。
在他构建自己的理论时批判吸收了诸多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帕森斯等前辈大师的观点范式,打破传统社会学研究对个人与社会,宏观与微观,自主与强制等二元对立划分,构建了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结构化理论和现代性理论
一,对古典社会学理论的批判吸收
吉登斯现代性理论对传统三大社会学理论传统进行积极的批判和吸收。
首先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分析,吉登斯将其归结为资本主义维度,现代性的动力是资本主义社会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和由此进行的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现代性产生的主要标志,而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劳动异化,经济危机等是现代性问题的表象,理想的现代性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对于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分析,吉登斯承认资本主义发展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方面,资本主义秩序是现代社会主要特征,但是他拒绝单一的经济决定论是现代性诞生的主要原因。吉登斯吸收了马克思实践的观念,认为个人行为与其说是有目的或有意图的,不如说是实践的,单纯的目的行为无法解释行动过程中的无意识部分和意料之外的行动后果,而这些都是在日常例行实践中真实发生。
对于涂尔干的思想,吉登斯将其对现代性的分析归结为工业主义维度,涂尔干认为现代社会是以劳动分工和和工业主义为基础的工业社会,现代社会起源于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它们为现代社会带来个人主义和劳动分工,现代性的问题表现为社会的失范问题,原因是社会转型期道德信仰的缺失,旧有社会秩序失效,新的社会规则尚未建立或成熟。现代性社会是工业秩序为主导的,必然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分工的基础上的,它通过有机团结塑造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加强个人道德意识,联系约束无数相互独立的个体。对于涂尔干认为社会事实具有的外在性和制约性,吉登斯持明确的反对意见,他认为涂尔干物化了社会事实为,忽视了个人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积极作用,这一思想为后来的功能主义提供理论基础,涂尔干过度强调社会的整合作用,结构的制约性,忽视社会的变迁与冲突的积极作用,社会并非是既定的、外在的,结构是在行动中创造的,同时也是下次行动的中介;行动的意外后果引发的再生产或日常例行实践中是不断变动的,所以规则与其说是对行动的指导,不如说是对行动后结果的解释说明。
对于韦伯的现代性理论,吉登斯将其归结到理性主义维度,韦伯同样认为现代社会的诞生是源自资本主义的出现,但是不同于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思想,韦伯认为新教伦理精神是资本主义诞生的核心动力,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是理性精神对各个领域的渗透占领,包括经济、教育、文化、艺术、政治等等,问题同样也出现在这里,理性化的肆意横行导致整个人类社会都会被理性的铁笼囚禁。吉登斯批判韦伯对现代社会悲观主义同时,吸收了其关于科层制、理性化、主体能动性等思想,直接启发吉登斯的脱域机制和专家系统等现代性理论。
吉登斯认为古典社会学家都侧重单一动力因素在现代社会形成中的巨大作用,三种理论解释对于现代社会诞生都是至关重要的,但现代社会是多维的复杂的,古典社会学家思想是对早期现代性的分析,当下现代性的发展超出了单一动力可以解释的范畴。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吉登斯提出他的现代性理论的主要内容,现代性制度由四个维度组成,分别是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控和军事力量,资本主义来自马克思的思想,表现为企业的竞争扩张以及背后的提供发展动力的技术创新,经济领域与其他领域相比获得支配地位,无产者被雇佣剥削,劳动力成为商品。工业主义来自于涂尔干的思想,表现为人类对无生命的物质领域的征服利用,是一种独立的改造自然的能力,这与高度发达的劳动分工和技能专业化密切相关;监控来自韦伯的科层制理论,这里的监控是现代性中无时无刻不存在的自我反思性监控,军事力量是吉登斯自己添加的分析维度,他看到两次世界战争对民族国家、国际关系等的重要塑造作用,四个维度彼此关联,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现代社会的复杂景观。
二,结构化理论要点
吉登斯认为传统社会学至少有三个问题:一行动概念,目的意图等概念的澄清;二行动理论与制度结构分析的关系;三阐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逻辑困境
首先结构化理论的研究基本领域,是时空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各种社会实践,而非整体性社会事实或个人经验。行动主体具有反思性,源于时空向度上社会实践循环往复的类同,同样反思性是实践连续性的前提,是对持续的日常生活行动流的监控;同样行动是在时空向度上绵延的行为流,单次可反思的都是已经完成的行为。处于行动中的个体是无法反思行为的意义和目的的,行动不是一系列行为的组合而是由一些经过意义回溯的行为构成的。完整的行动过程包括反思性监控、理性化、以及动机的激发。行动中他人可观测和可说明的是行动的理性化部分,但是对此部分行动者给出的话语解释可能不同于理性化解释,因为行动者的日常生活包含大量默认的共同知识,是无需解释的。例行实践的行动者可意识行动的部分,是构成行动者日常生活例行化和本体性安全的基础,这是吉登斯所说的行动者的实践意识和话语意识。
在行动的三部分:反思性监控,理性化与动机激发中,动机在行动筹划中出现,负责提供方案,并不直接作用到行动过程中。行动者可以用话语向他人描述的行动部分是由话语意识负责的,他们描述不清行动目的但知道如何做的部分是由实践意识负责的,最深处的是无意识操纵的部分行动。
其次关于结构,吉登斯认为结构并非社会关系的模式化,它不是外在于人们的日常行动同时约束行动的独立存在。传统社会学思想中关于结构是有限范围允许转化的生成框架,还是左右框架的转换规则是模糊不清的,吉登斯认为结构是一种转化规则,也就是在社会学研究中结构是社会系统中时空束集在一起的结构化特性,这些特性允许存在跨越时空的类同性实践,即表现为社会系统的形式。吉登斯认为社会实践是行动者积极建构形成的,结构一方面具有约束性,另一方面具有促动性,完整的社会生产需要进行资源权力调控利用,结构作用于被再生产出来的社会实践,导引着有共同知识和认知能力的行动者的行动,社会再生产中最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特征是结构性原则,在时空延伸上范围最广的实践是制度
结构二重性是指被循环往复组织的一系列规则资源构成的结构,它们对社会实践来说,即是中介又是结果。一方面实践依赖结构完成社会再生产,另一方面在循环往复的实践中结构性的特征不断被塑造。结构二重性是社会再生产的根基,它需要行动者以日常例行实践的持续和整个过程的反思性监控为前提,人类的历史总是行动者有目的创造的,但是最后的结果往往出乎意料之外,因为人的认知能力终究是有限的,每次目的行动都会有意料之外的后果。所以人类的社会再生产实践是希望和威胁并存的,在创造合目的的结果的同时也造就毁灭整个现代社会的威胁,也就是自反性现代化,工业大生产带来了丰富物质产品,同时也导致了严重工业污染和环境破坏。
关于权力在吉登斯看来是长期被功能主义和现象学所忽视的,它是指一种改变既定事态和例行过程的一种能力,通过权力可以影响他人行动,行动者的主要能力就是实施某种权力的能力,这其中蕴含着积极的主动性,大多数情况下行动者都会受到例行结构的约束,但并不意味着外力的不可抗拒,行动者的别无选择也是权力的行使方式,权力本身不是资源,反过来资源是权力得以实施的媒介,在社会实践中权力的连续性依赖于具体情境中的例行依附和社会关系,后者是通过资源的控制实现的。
最后关于常识和日常生活的例行化,吉登斯认为在具体情境下进行日常生活的个体每天都进行例行化的生活,整个社会各种关系社会事物及活动都是习惯性的,不言自明的。它是常人维持本体性安全的工具,在增强本体性安全同时日常生活例行化也被加固。被行动者随意调用的各种知识同样是不言自明的,但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者,搞懂这些“常识”是进行社会学研究的前提。这就意味着社会学的研究意义必然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常人生活的有意义的社会世界,一种是社会学家构建的元语言,因为人的认知能力有限,意料之外的后果常常不会被认识到,因而成为行动无意识条件的一部分或者发生了错误的因果归因,对常人行动意义的批判也是社会科学的重要任务。
三,现代性特征、动力、后果
上面介绍了吉登斯对于古典社会学家的辩证吸收构建的现代性的四种制度因素,分别是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控,军事力量,四种因素是相互作用,密切相关的,以军事为例,两次世界大战反应现代军事与国家工业实力是密切相关的,同时资本主义也紧密缠绕在其中,军事威胁包括战争在内,往往是为了争夺国家利益,也就是背后的资本集团的相互竞争吞并,并且军事力量与工业主义、资本主义结合往往会形成大型军工集团,最后这样的操纵战争的集团显然离不开监控体系,它具有严格的权责体系和监督制度。
不同与三位古典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存在断裂,这是现代性最主要的特征,而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的社会转型,马克思认为现代社会是从传统的封建社会转型过来的,动力在于通过占有剩余价值和资本积累实现的生产关系的突破,现代社会是资本主秩序主导的,阶级对立和剥削压迫是其主题,涂尔干反对马克思的看法,他认为资本主义诞生的各种矛盾和冲突是暂时的,等待转型性社会秩序建立,诸多失范现象自然会消失,他认为建立在高度发达的劳动分工之上的工业秩序是现代社会主题,通过工业征服自然,满足人类需要。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通过有机团结和抽象的道德纽带实现平衡。韦伯观点最特殊,他同意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但他对资本主义的诞生动力和主要社会特征有不同看法,科层制构筑的理性化牢笼将会束缚每一个行动者。吉登斯认为的现代性的断裂表现在:现代性到来的速度非常快,以技术理性为代表的理性化入侵社会各个领域;现代性变迁范围非常广,日益往全球化的方向扩展;最后是现代性的一些固有制度特性从未在传统社会出现过。
现代性的动力,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时空分离,二脱域机制,三日常生活的反思性监控。机械钟的出现和世界标准时间的统一标志着人造时间替代了传统的自然时间,时间的抽象化是空间脱域的前提,场所的概念使得空间从具体情境中脱离。地理概念上场所分布呈现出相似的布局,不同的场所功能标准化,这是适应个人本体性安全的积极策略。第二个动力是以专家系统和符号系统建立标志的脱域机制,专家系统是理性化社会的必然产物,术业有专攻,由此人们的信任系统也发生转变,从对具体个人转移到整体的抽象的专家系统。符号系统是联结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纽带,以货币为例,文艺、教育、经济、家庭等各个不同领域都可以通过货币发生关系,人与人之间通过货币可以满足日常需要,符号作为沟通中介,日益成为目的行为的主要追求,表现为日益强烈的功利主义和发达的金融经济。
最后是个人的自我反思,自我反思日益贯彻到整个行动过程,这与社会的理性化和抽象专家系统建立密切相关,传统失去对日常行为的指导作用,自我反思在日常生活的例行化中日益重要,周围环境在日常生活的例行体系中是以抽象的概念存在,无法像传统的时空情境一样承载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人际关系的核心不断缩减,除去核心血缘关系外,建立在自我选择基础上的友谊关系越发重要。本体性安全迫使个体在抽象的概念和专家系统中寻求确定性。
下面来看吉登斯认为的现代性的后果,一是信任模式的转变,在现代性的许多方面业已全球化了的情势下,没有任何人能够选择完全置身于包含在现代制度中的抽象体系之外。往往信任是与熟悉相关的,常用于形容与我们关系亲密的人之间的交往态度。在现代社会我们不得不直面抽象的符号和体系,这是一种不得不选择的困境,尽管我们对汽车的构造、运动原理、制造材料等不太了解,但是我们还是会选择乘坐,看似理所应当的选择,实际上是一种被迫的信任给予,社会舆论和日常生活经验也在引导我们的选择。在全面专业化的各个社会系统,非专业人士只能通过给予信任来与系统建立关联,直接决定对信任与否的往往是系统中具体个人,连番的医疗事故和医护人员不礼貌态度直接影响信任关系的建立。系统中非专业人士的选择往往是对整个系统的信任,这是极其脆弱的,对于选择者来说他们是没有知情权的或者说是被系统操纵的。
总得来说与传统社会相比,信任环境从地域性信任转变为脱域的抽象体系的信任关系。现代性结果体现在日常生活上的是人与人亲密关系的转变,在抽象体系下,对于非个人化原则的信任,成了社会存在基本要素,现代性的个体有迫切的寻求信任的心理需求,但是破碎的社会组织难以有效组织制度型的个人关系,现代日常生活是在现代组织和体系建立后被重建的,由此与传统社会的人际观念区别,现代社会的个人关系更加看重忠诚和真实的社交能力。同时伴随的是自我反思的全面扩展,专家系统监控下的自我控制成为自我认同和获取社会认同的主要标准,常常出现的专家对健康知识的讲解以及周围人健康观念的趋同化就是这种心理的反应。
最后是现代性带来的风险和危险,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的风险具有一些固有的特征,风险全球化,风险来自人造环境,影响范围广,这是无法通过宗教或神秘主义寻求精神意识的确定性的,风险无法完全准确预测,专家系统对此具有局限性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相互交织,但出现断裂。风险的分配暂时可以通过资源权力往下层转移,但长期来看风险的影响是趋于平等化、民主化的。
现代性作为一头汹涌的猛兽,人类需要驾驭和引导,风险并不仅源于设计错误或执行错误,这是嵌入现代社会当中的与生俱来固有部分,对此吉登斯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创造乌托邦现实主义模式来驾驭现代性,我们通过建立解放的政治,把人们从任何不平等和奴役状态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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