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
【书单】：
1.《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2.《奢侈与资本主义》
3.《乡土中国》
4.《乡土重建》
5.《街角社会》
6.《童年的消逝》
7.《娱乐至死》
1.资本主义的产生
关于资本主义的产生，桑巴特与韦伯具有不同的观点，韦伯通过对新教，儒教、犹太教、印度教等伦理的对比分析与阐述，提出资本主义的产生与新教伦理具有亲和性，新教教义，尤其是加尔文主义和英国清教教义在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或者伦理的形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韦伯关注其各自的宗教信仰中固有的内在特质，首先是加尔文教派的“神恩选召”教义，这一教义认为人只是为了上帝的意志而存在，人生在世仅仅是为了炫耀上帝的光荣。上帝预定表示，人在死后，一部分会升入天堂，一部分会下地狱，所以，新教徒在职业劳动的天职中就要勤奋努力，获得世俗的成功避免被罚入地狱，而收获成功声望权力等等就是获得上帝恩宠的最有力的证据。其次就是禁欲主义，强调时间的价值，告诫人们，不仅要勤勉地工作，并且要有计划的生活，虚掷一寸光阴即是丧失一寸为上帝之荣耀而效劳的宝贵时光，只有劳动而非贪图享乐，游手好闲才可增加上帝荣耀，将劳动作为人生目的来追求。他们勤俭节约，限制消费，将每一分钱都用于投资，以积累财富，而这种积累并不是为了个人的享乐，而是为了增加世间的财富，增加上帝荣耀。韦伯强调新教徒在追求上帝感召中发财致富的伦理义务，所以他赋予了世俗行动以宗教的意义，也正是追求上帝的感召将早期资本主义形式和现代资本主义形式区别开来。而桑巴特 韦伯观点相反，他认为新教教义并不是推动资本主义形成的力量，资本主义是推动清教教义形成的力量，甚至，清教教义是与资本主义绝对对立的，清教教义的鼓吹者们完全反对所有发财致富的行为，他认为，奢侈——生出了资本主义。随着与亚洲的贸易和对亚洲的开拓，白银资源和其他金属的发现，导致源源不断的资本积累，同时，到了15世纪，艺术与科学的复兴、绝对世俗整体的发展，巨额财富的进一步集中，人们逐渐开始重视与培养自己的社会风度，尤其是宫廷女人的地位逐渐凸显，女人获得了权力，那些常常在风度和气韵上出类拔萃的漂亮女人成为宫廷生活的鲜明特征，他们为宫廷生活增添了强调社会风度的作风，以及对奢侈品的欲望。另一方面，新贵族的产生，拥有财富的商人和贵族的子女通过联姻，两个集团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贵族和新财富的拥有者的联盟逐渐成为时代的普遍现象，所以，富人们一方面要不断的积累金钱，另一方面，以拥有标志社会地位的昂贵附属物为手段，渴求获得上流社会的承认。随着这些发展，人口出现了快速增长，城市出现，这也正是因为奢侈性消费的集中以及进行高级享乐的王室宫廷的出现，工业和商业是通过为富人和贵族提供大量的消费品而兴旺发达起来的，尤其到了17世纪，城市也由于政府信贷人和银行间的出现而扩大，他们能够迅速动员巨额资金去满足人类对奢侈品的需求。所以，桑巴特认为，正是人们对奢侈品的需求的增长，导致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2.乡土社会
费孝通是我国最重要的社会学家，致力于从事社区研究，并开创了人类学研究本土文化的先河，他著作丰厚，对我国社会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乡土中国》是其研究我国农村社会结构的一本小册子，短小精悍，构建出我国乡土社会的伦理体系。《乡土重建》通过对乡土中国的认识，探索民族前途和命运，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发展方向。
首先，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地方性的社会。他们世代以种地谋生，不离土，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就是不流动，世代定居，同时人和人在空间上是孤立和隔阂的，而这里的人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是以住在相固定的时空位置的集团为单位的，也就是村落。村与村之间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从而也在地方性的限制下生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文字首先是庙堂性的，具有知识的权威，而在乡土社会中，人们反复的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人与人之间是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他们的知识多来自于经验的总结，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不需要文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所以，只能说乡下人知识不及人，但不能是智力不及人，并不是“愚”。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一种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一格局构成了乡土的伦理道德体系，任何人都适用于这一道德观念，因为在传统的道德里找不出另一个笼统的道德观念，所有的价值标准也不能超脱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乡土社会中，就是以亲属关系所联系成一个大的社会关系中进行各种活动，这也就是我们所经常说的攀关系、讲交情，乡土社会的办事原则都是建立在差序格局的基础之上。在这样一个乡土社会中，礼治秩序和无讼占据着重要地位，礼是社会公认合适的行为规范，用以道德评判和维持社会秩序，同时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暴力，一般乡土社会中的冲突与矛盾都会倾向于找有权威有知识的绅士调解，而不是遵循法律制度。加之中央为了自身的维持，对乡土社会采取的无为政治，地方上采取长老统治，即教化性的权力，人的行为由传统的礼规范。传统社会中，血缘和地缘是合一的，亲密的血缘关系限制着社会活动，最主要的是冲突和竞争，人们也不流动。但是随着商业的发展，地缘从商业里发展出来，血缘和地缘逐渐分离，人与人之间的往来也愈繁重，单靠人情不易维持相互间的权利和义务的平衡，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是契约社会的基础。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这一转变，也促使了很多都会的形成，打破了乡村——市镇——城市传统的经济结构，也使很多城市破产，乡村落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何处理都市和乡村的悲剧，如何使乡市合拢成为关键的问题，而费孝通认为这是个社会文化问题，政府必须要在社会和文化各方面力求适当的改革。我国传统的政治结构是双轨政治，而随着保甲制度的推行，自治单位完整性被破坏，一方面由于客观情势的改变（技术和行政的条件）中央的职能不断加强，另一方面又堵住了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把传统集权和分权，中央和地方的调协关键破坏了，而并没有创制新的办法出来代替旧的，从而最终导致基层行政的僵化。他认为，如果真的想推动老百姓向现代化生活迈进，只有把人才渗透到和老百姓日常生活有关的地方自治事务中去，由知识分子进行制度建设。他设想,只要有人带领将乡土工业安置在农村里,受守土心理约束的农民,就会自然而然走进工厂劳动起来,而不再流失在外，才能积聚资本充实生产，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才有着落。
3.媒介批判
在我们现代的生活中，科学和技术发展迅速，已经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充斥着大量通过电视和网络媒介传播的信息，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对于真理的认识，是同表达方式密切相连的，一种重要的新媒介会改变话语的结构，在印刷时代中，话语是清晰易懂，严肃而有理性的；但是随着印刷术退至我们文化的边缘以及电视占据了文化的中心，公众话语的严肃性、明确性和价值都出现了危险的退步。具体来说，电视的思维方式和印刷术的思维方式是格格不入的；电话对话会助长语无伦次和无聊琐碎，它只有一种不变的声音——娱乐的声音，电视通过产生大量无关的信息，这些过剩的信息意味着人们将面对丧失社会和政治活动能力的问题，电视不仅剥夺了真实的信息，还在于我们正在逐渐失去判断什么是信息的能力，同时也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变得没有否定和批判意识，麻木 的接受媒介所提供的纯粹的娱乐，甚至学习也成为了一种娱乐的方式，任何值得学习的东西都可以采用娱乐的方式出现文化成为了一场滑稽戏，正如赫胥黎所说，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和为什么不再思考。另一方面，通过电视和网络媒介，成人世界的战争、暴力、混乱正源源不断的入侵到儿童世界，儿童被迫提早成年，童年正在消逝。电视使信息变得无法控制，它排除了世俗知识的排他性，同时也就排除了儿童和成人之间一个根本的不同。电子媒体迅速平等地揭示成人世界的全部内容，任何信息都可以从电视媒介中获取，这就导致羞耻的概念被冲淡了，也不再神秘了行为举止的意义自然也相应的降低了，儿童和成人的想法也有日益融合的趋势，娱乐儿童的节目也同样在娱乐成人。另外，由于童年的消逝我们的孩子生活在这个社会，他的心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并不强调成人和儿童的区别。当成人世界以一切可以想象的方式向儿童开放时，它们必然效仿成人的犯罪活动。从而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儿童的发展，那么如何抵制这种童年消亡的现象呢？波兹曼认为首先要努力控制子女接触媒介的机会，同时也要利用家庭和学校这两个机构，童年是社会产物，除非有社会环境的激发和培养，即社会需要它，否则它不可能实现。
社会分层的总结（续）
1.精英的更替
帕累托认为新精英的统治一般会经历三个阶段：首先宗教情绪日益浓厚，这也表明了我们处于危机上升时期；在这个时期，宗教情感不断增长，社会出现各种迹象，如人们之间的精明狡猾，渴望从伙伴的信仰中谋取利益，虚伪，各种派别出现。接着旧精英开始衰落，主要表现为人道主义和利他主义情感的增长。旧精英一般主要是由资产阶级组成，那么当这个精英衰落时，一般会有两个同时出现的迹象：1.衰落着的精英阶层变得比较温良恭俭，比较有人情味，同时也不太能捍卫自己的权力。2.另一方面，它对其他人的财富的贪婪和强取豪夺却丝毫不减，反而变本加厉地增加自己的非法侵占物，而且大量鲸吞国家财产。——即一方面加重了压迫，一方面它维持这一压迫的实力减少了。所以，资产阶级日益变得软弱，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新的宗教热情，这种软弱也会造成宗教危机。同时，旧精英的衰落一般会表现为人道主义情感和无限的仁慈，但是这种仁慈更多的是表面上的，而不是实质上的。最后，新精英开始兴起，卑微大众逐渐对强大权威进行报复。新精英一般也是出自于旧的贵族系列，同时也有一部分工人阶级，他们有精细、讲求实际的头脑、现实的态度、健全的常识、高尚的道德准则和教育等，不断的与旧精英作斗争，争取自己的权利。这样，我们可以模糊看到一个精英集团的衰落和另一个精英集团兴起的一个宏观现象，旧精英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所采取的措施，人道主义、感伤主义或者道德鼓吹等等其实也客观造成了新精英的兴起以及他们的胜利。但同时，这种客观现象又是在不断的循环发生，新的精英胜利以后，也会逐渐变得僵化，排他，从而也会被新的精英所替代。
2.权力精英
米尔斯通过对美国社会的权力结构进行科学的分析，指出，美国社会是由军事领袖、企业富豪和政治董事构成的权力精英阶层进行统治的大众社会。随着信息和权力手段的集中，一些人占据了美国社会俯视众生的职位，也就是说，他们通过自己的决策，可以影响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这些人就被称为权力精英，他们的权力来自于政府、企业和军队的等级制度。这三大巨头塑造着人们的现代生活，并将次要制度也变成实现他们目的的手段，同时他们还不是相互分离的，而是密切的联系在一起，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集团，形成由经济、政治和军事精英组成的上层圈子，而这三大权力领域的掌门人，军界领袖、企业领导和政府要员也走到一起，共同构成了美国的权力精英。权力精英一般会具有共同的社会出身和正式教育，这也使得权力精英成员之间变得更容易彼此理解和信赖，他们之间持续的联盟则会进一步强化了他们感觉到的彼此之间的共同点。总之权力精英以及他们之间的团结与联盟依赖于经济、政治、军事组织的对应的发展和利益契合，还依赖于出身和观点的相似，以及来自每个优势阶层的顶层圈子的社会和个人混合。
公众社会向大众社会的转变。一方面，决策结构的规模和集中度在提高，另一方面，人们越来越陷入到狭小的环境中，人们对正式传播媒体的依赖在增强，其中包括教育本身的媒介。 人们逐渐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更重要的是丧失了对独立的渴望。他们并未持有成为拥有自己思想和自己生活方式的独立个体的想法。也就是说社会由公众社会逐渐向大众社会转变，而这一大众社会也暗示了权力精英的概念，大众丧失了获得理性决策的和行动的意志，因为他们并不拥有这种决策和行动的工具；他们丧失了政治归属感，因为他们并不属于政治；他们丧失了他们的政治意愿，因为他们看不到实现意愿的方式。米尔斯所说的大众社会其实也很像马尔库赛所说的“单向度的人”。
米尔斯首先是在描述美国的权力结构，随后就转为一种义愤语言，成为一名社会批评家，批判这种权力精英，认为他们是不道德的，由他们所统治的社会是一个谋取私利的社会，首先是高层的不道德（政治腐败），高层的不道德和高层的无知，也导致了美国精英的道德不信任以及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而为了解决美国所面临的权力集中，以及“意识形态的终结”的问题，米尔斯认为，应该需要技术专业知识来解决我们的问题，而不是利用知识分子的沉思（对理念的过度热情）。
3.社会分层理论
在各个社会之间不平等的最终根源是技术进步，而不是较晚近以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权力与特权将注意力转到报酬的获得赖之为基础的各种资源上，从而提供了一种理论构架，它将注意力吸引到了作为社会不平等的基础之一的性别差异(还有年龄差异)上。不同于当前在这些领域中大多数都论著：集中于分层的原因，而不是其后果，集中于权力和特权，而不是声望。最后，重新定义这一领域，将社会分层等同于人类社会中的分配过程——稀有价值的分配过程。
大多数现代不平等理论都落入了两大范畴之一。源自保守传统的理论通常被称作“功能主义”理论，而那些植根于激进传统的理论则通常被标志为“冲突”理论。
功能主义理论家：帕森斯和戴维斯，两人从社会的角度探索了不平等的问题，并将其看成是一种对人类社会恰到好处地起作用的必然特性。分层基本上是由社会的需要产生出来的，而不是从个人的愿望中产生出来的。戴维斯认为，分层系统的产生，迎合了每个人类社会所共有的两个特定的需要。1.需要给有才能的成员输入动力，促使他们去占领那些需要比平均能力更大能力的，重要的而又困难的位置。2.社会必须鼓励这样一些人，在他们一旦处在这些位置后，能担当起他们所负的职责。因而社会必须给他们提供更大的报酬。社会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且在本质上对每个人都有益处。帕森斯对这一主题的探索只是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内容上差别不大。任何社会的分层系统在本质上都是那个社会价值系统的表达，人和职位所获得的报酬是随着人们的品质、表现和财产达到社会所设置的标准的程度而变化的。由于人们在这些方面肯定是有差异的，所以不平等也就是不可避免的。
冲突派理论家是从社会中各种不同的个人和子群体的立场去探索社会不平等问题的。是他们的需要和愿望，而不是整体社会的需要。将社会不平等看成是由于争夺供应短缺的有价值的商品和服务而进行的斗争所造成的。但并不是说所有的冲突派理论家都完全否认功能主义者的研究方法的合理性。达伦多夫设想，社会基本上是“一头两面”的，功能主义者和冲突派理论家只不过是在研究同一实在的两个方面。但他也同样将自己的分析限制在实在的一个方面，而忽略了怎样将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这一关键问题。
对保守和激进，功能主义和冲突理论进行一个综合，并发展处一个关于社会不平等的单一的整合理论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已经处在发展的过程之中了。综合运动的开创者：1.韦伯：虽从未提出过系统的分层理论，但经常涉及分配过程的各个方面，分析性的探索是占主导地位的。2.索罗金《社会流动》第一本广泛而系统地论述社会分层问题的著作。多元分层的观点表现出来，这恰好是综合工作的共同倾向。
关于人性与社会的基本假设，它们构成了正在形成中的综合的基础。1. 人是一个由其本性而做为社会的一员而与他人生活在一起的社会性动物。2.当人们面临着做出重大决定，被迫在他自身的或所属群体的利益与他人的利益之间做出抉择时，他们几乎总是选择前者，虽然也经常试图向他们自己和别人掩盖这一事实。（大多数行动都是受自我利益或党派集团利益驱动）。3.涉及人们争夺的客体。地位争夺——处在较低地位的人不断地为争得与那些较高地位的人的平齐平坐而奋斗，而那些地位较高的人又总是试图保持这种差别。（所争夺的客体中有许多都是短缺供应的）结论：为争夺报酬的斗争在每个人类社会中都将是存在的。4.人们在为进行斗争所必须的属性上有着不平等的天赋。这些自然天赋上的不平等并不是社会不平等的首要来源，但也是足够重要的。5.人倾向为一种有习惯的生物，并且强烈地受到习惯的社会对应物，即习俗的影响。
4.分层——行为符号分层（生活品味）
等级是可以忽视但不可否认的存在，它并不能仅仅由他所拥有的的财富所决定，等级是一系列细微的，你在自觉不自觉中呈现出的行为特征的混合，这就决定了你在这个世界的地位。保罗福赛尔从人的衣食住行以及日常话语里的特征分析了美国社会的等级现象，专注于日常生活中一个人的行为符号上。即从金钱、风范、品味、认知水平等方面把这个国家的等级分为九种，分别是：看不见的顶层、上层、中上层、中产阶级、上层贫民、中层贫民、下层贫民、赤贫阶层、看不见的底层。简要来说就是上层、中层和下层阶级。每一层中又有些许的不同（不同阶层以及层内不同），上层中，大多数是继承很多遗产，且体现为极度自信而产生了一种与世不争的谦虚，或是掌握大量经济资源、政治地位和声望等。中层，试图往上爬，模仿上层的行为方式（齐美尔的时尚），以满足自身的虚荣等级感。下层，是劳动的底层，是一个没有明天的等级，甚至会有人依靠福利救济生活。
对于不同阶层，他们的行为选择，生活品味的特征也是不同的，并能够通过“格调”来辨别一个人的等级和其所处的地位。其从相貌、衣着、住房、消费休闲、摆设、风度以及语言谈吐方面详细的对比了各阶级的不同，其语言也是批判嘲讽的。同时人的社会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升有降，上层可以跌到下层，中层和中下层努力向上爬，或者从表层提高自身的等级，但是作者悲观的认为整个社会都陷入沉沦的过程中，比如同性恋者因为取向使得降低了自己的等级，为什么世界逐渐走向贫民化呢？贫民化也可以理解为大众化，随着社会的工业化和经济的发展，大众媒体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大众倾向于追随媒体的潮流，杂志、报纸、广告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及行为选择，大众却依赖于他们的推崇，这就使得世界的大众化。大众捣碎了它周围一切与众不同的，一切优秀。独特、历炼和经典的东西。除了以上各等级，还有一种冲破常规的另类人，也是作者所推崇的，他们超然于各阶层之外，拥有好奇心和独创性这两种特质，思想独立，不受人管辖，自由自在。如果想提高自己的等级，就应该提高自己的格调，只有格调和品味才能受到他人的尊重，如果不想被等级束缚，那就加入另类的阵营。
2020.12.10
【书单】：
1.《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2.《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
3.《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
4.《消费社会》
5.《有闲阶级论》
1.公共领域的转型
公共领域是哈贝马斯生活世界理论的重要概念，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哈贝马斯分析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起源和概念，并从福利国家转型以及大众传媒对交往结构的改变两个角度讨论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进而探讨公共领域的前景即出路。
在哈贝马斯看来，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产生的基础是公共权力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完全隔离，也就是说，它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一方面，公共领域想要摆脱公共权力的控制（不同于私人领域），另一方面又跨越个人和家庭等私人领域的局限，关注公共事务，具有批判精神。可以说，公共领域在市民阶层最初出现时是对家庭中私人领域的扩展和补充。公共领域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理性批判精神。这一批判首先仅仅是集中于文学批评，在俱乐部对艺术、文学、戏剧和音乐的批评，到后来18世纪发展到对政治的批评（新闻界），这种理性批判精神进入报刊，并使报刊变成一种工具，将政治决策提交给新的公众论坛。除了大型报社外，还出现了其他具有政治批判意识的公众所组成的机制，公众机会规模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频繁，政治结社也大量涌现，甚至公众舆论进入了议会。公共领域开始具有了政治功能。同时这一公共领域还强调平等性，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获得了市民社会自我调节机制的规范地位，并且具有一种适合市民社会需要的国家权力机关，法律地位不再用等级或出身来确定，而是让位于“自然身份”（国籍），而这是与市场中的平等和公共领域中受到教育的人之间的平等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公共领域中的讨论是不同职业，不同地位层次上的私人交往，不考虑社会地位问题，撇开地位的不平等，交往双方仅是在某些理性的层面上去讨论一些问题。
但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又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机制。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成败始终都离不开普遍开放的原则。但是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这个公共领域既是开放的，又是封闭的。其封闭性在于，只有有产者可以组成一个公众，才能用立法手段来保护现存财产秩序的基础，也只有他们的私人利益才会自动汇聚成一个维护私人领域的市民社会为目标的共同利益。所以，市民只有达到一定的教育和财产水平，才有资格进入到公共领域，而并不是说所有的市民或公民都可以进入这个领域，因为大多数人是没有进入这个公共领域所需的教育和财产资格。而其开放性又在于，只要任何一个人的教育和财产水平达到这个水平或资格，那么他就可以进入公共领域，从而可以理性的讨论政治事务，利用这种公众舆论来影响法律的建立。所以说，阶级利益是公众舆论的基础，公众舆论实际上是把统治和他演变而成的纯粹理性等同起来，而在公众舆论里，阶级利益通过公开批判具有了一种普遍利益的表象（阶级利益在客观上与普遍利益重合）。总而言之，通过公共领域的公众舆论保障了资产阶级国家法治的合法性，而法治又保障了公民的权利，虽然这里的公民仅代表有产者，即达到私人自律的公民。公共领域本身在原则上是反对一切统治的，但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其社会基础并没有消灭统治。只有有产者才可以加入具有政治批判意识的公众，因为他们的自律扎根在商品交换领域当中，凭着自由竞争的有效机制，私人领域为个人获得财产提供了平等的机会，无产者就被排除在了具有政治批判意识的公众之外，并且还不损害公共性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不是资产者，而是一些凭着才智、勤劳和幸运有朝一日能够成为资产者的人。他们只是和别人一样可以得到法律的保护，但他们本身不允许参与立法。
随着自由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蓝图开始瓦解，国家的社会化和社会的国家化同时进行，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共因素与契约的私法因素）糅合在一起，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开始消失，他们失去了其批判政治的能力。公共领域的消亡，在家庭领域的萎缩中也表现了出来，私人风险（失业、养老）等都在福利国家中得到了保障。家庭变得越来越私人化，而劳动和组织世界则变得越来越“公共化”了，家庭也失去了其经济功能， 同时也失去了塑造个人内心的力量（家庭的教育功能移交给学校），在失去经济职能的同时，也失去了其保护功能。私人生活逐渐走向公共化，以前，内心领域是私人领域的核心，如今这个领域逐渐退到私人领域的边缘地带，家庭以外的各种力量都可影响其内心世界。总之，公共领域逐渐控制了私人领域。以往具有文化批判能力的公众逐渐成为文化消费的公众，他们没有任何的反思能力和批判能力，阅读公众的批判逐渐让位于消费者交换彼此品味与爱好。个人逐渐被没有理性批判的大众传媒所控制，成为文化消费的公众。同时，公共领域的政治功能也发生了转变，出现了一种“统一政党”，它只是暂时地抓住选民，促使他们去拥护，而对他们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却无动于衷。对于这种政党来说，关键问题是谁控制了强制手段和教育手段，通过展示或操纵去影响民众投票活动。也就是说公共领域的批判功能转变成一种被操纵的整合功能。
总而言之，在哈贝马斯看来，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正在逐渐消解，并丧失了其最重要的批判功能。国家的社会化和社会的国家化，导致公共领域逐渐控制私人领域，公众日益被大众传媒所影响控制，从文化批判的公众变成文化消费的公众，没有了反思能力以及批判精神。而要恢复这种公共领域，必须要重建公众的批判精神。
2.污名——身份管理与信息控制
“污名”最初是指代身体记号，这些记号是为了暴露携带人的道道地位不寻常和不光彩，而如今，这个词更适用于耻辱本身，而非象征耻辱的身体证据。人们普遍认为，使人大大丢脸的特征（弱点、缺点或缺陷）就是污名，但是并非所有不受欢迎的特征都与污名有关，只有那些与我们关于某类人应该怎样的成见不吻合的特征才有关，也就是说，污名是特征与成见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它是由虚拟的（我们提出的要求）和真实的社会身份（拥有的能被事实证明的类型和特征）之间的一种差距构成的。在我们社会的几乎任何地位，某些重要的特征都会让人丢脸。
污名隐含着一种双重的视角：丢脸和会丢脸。丢脸者和会丢脸者，前者在于管理紧张关系，后者在于管理信息。
丢脸者包括有三种污名：对身体深恶痛绝，个人的性格缺点，以及与种族、民族和宗教相关的集团意识强的污名（阶级污名），这种污名是我们社会构建出来的，构建出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去解释他低人一等和他所代表的危险，甚至有时将基于其他差异的敌意合理化了（社会阶级的差异）。他本来可以在社会交往中轻易为人接受，但是由于他所拥有的某些特点会迫使人注意，我们因此厌恶他。不仅仅是对蒙受污名者本人，甚至会将这些缺点和反应引申到他父母或他所属的集团上。在这样一种社会情境下，蒙受污名者对其自身的看法也逐渐与我们常人趋于一致，他往往会很正确的意识到，自己是“与众不同”的，常人不会真正的“接受”他，从而会有一种羞耻之心，其实这也就涉及到了关于蒙受污名者生活处境的一个核心特征：即“接受”的问题。那些与他交往的人没能给他尊重和关心，而这是他社会身份中未被玷污的部分使他们本该给予、也使他期望得到的；由于发现自身的某些特征让人有理由这样做，他附和了这种拒绝。那么，针对这种生活处境，蒙受污名者也会对其做出反应，主要有三个方面：直接尝试，去纠正他眼中自身缺点的客观基础；间接的去纠正其状况，用一种不和常规的方法解释他社会身份的特征；还会利用污名“间接收益”。这三种反应是在常人和蒙受污名者互不接触的情况下做出的。而在双方同时在场，也就是“混合接触”的社会情境中，蒙受污名者会采取防御性的畏首畏尾或不友好的虚张声势来对待，在这种混合基础中，不仅蒙受污名者会感到焦虑不安或心神不宁，常人也会觉得不自在，因为他们总会把意想不到的意义赋予我们的一举一动，这种无休止的相互揣摩，注定双方都不会一帆风顺。
而对于会丢脸者，所对应的就是要管理自己未披露的丢脸信息的问题。人们设计出一系列的标记来传达社会信息（声望符号、污名符号和否定标识），有些信息显而易见，有些信息却很容易隐瞒，只有对知己有影响。我们每个人都具有双重的身份，个人身份和社会身份，且这两个身份会互相鉴定，互相影响。在社会交往中，每个人由于信息掌握的不同，对其的反应也会差别悬殊。这里可能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污名化：恶名，大众传媒可以使一个私下之人可以转变为公众之人，某人的公众形象可能仅仅是其真相的一部分组成，而这一部分却经过戏剧性的夸张被当成其完整的肖像，而有些人又没有与他亲自接触过，就很有可能从仅有的信息中赋予其恶名。所以说，在日常生活中，即使是随便的接触，也有可能构成某种结构，特把人框在一部传记里，而不顾角色和观众的分离允许他拥有多重自我。
为了控制和管理自己的信息，来获得奖赏，几乎所有能装的人都会在某些场合刻意去装。蒙受污名者首先会认识到自己与众不同，其次学习怎样去对待别人对待像他可能会展现出来的那种人的方式，最后会去学习装，他们会刻意去关注社会情境的某些方面，也就是说在常人看来自然而然，不假思索的例行事务，在会丢脸者那里会变成需要管理的问题。那些装的人也会富有策略的主动与别人保持距离，通过拒绝或回避别人的亲近，刻意回避接下来透露信息的义务，另一方面也有可能会主动佩戴污名符号，用一种套路，实事求是地承认自己的缺陷。而也构成了他道德生涯中的转折点，从学习装到超越装，他们认识到如果他接受自己，尊重自己，就没有必要隐瞒自己的缺点，抛弃这种隐瞒，也正是在这里，主动披露适应了道德生涯成为他某个阶段的标记。当然在他们准备好承认自己的污名，也会付出很多努力不让污名显得突出，也就是会打掩护。
除个人身份与社会身份以外，蒙受污名者还有一种自我身份，主要由内群体和外群体提供。内群体即其同道中人形成的集合体，也就是他真正所属的群体。外群体是由常人以及由常人组成的更大社会，在这个外群体中，蒙受污名者得到建议，要把自己看作健全的人，与任何人无异，但是社会又告诉他，他是在一定程度上“不同”的，否认这种不同是愚蠢的。简言之，人们告诉他，他与其他任何人既一样又不一样。管理具有潜在破坏性的信息对我们的“社会身份”、“个人身份”以及“自我身份”至关重要。
其实，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蒙受了污名，只不过有的人一生为污名所累，有的人却偶尔担心一下罢了。说到底，生活中的种种困境具有普遍的同态性；常人和蒙受污名者之间，与其说是两极对立关系，不如说是一个连续体的两端而已。
3.消费社会——符码操控
鲍德里亚认为：我们处在“消费”控制着整个生活的境地。消费已成为当今社会的风尚，并且控制着当代人的全部生活。
如今，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在我们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而且我们根据他们的节奏和不断替代的现实而生活着。在以往的所有文明中，能够在一代一代人之后存在下来的是物，是经久不衰的工具或建筑物，而今天，看到物的产生、完善与消亡的却是我们自己。这里的物是人自己造出来的，不仅不能为人服务，倒反过来包围人、围困人。（类似于马克思的物役性观点）
符号消费；在今天的资本主义消费中，商品在一种美学和心理学技艺的结构化广告中，在兆示着地位和成功的诱惑下，对人的心理进行统治和支配，而且这种支配已经发展成一种商品之间的链锁意义的动机控制。也就是说，由于消费品之间具有强制性的关涉逻辑，消费者被无意识地支配性的，逻辑性地从一个商品走向另一个商品（购买一个高档轿车——一栋带车库的别墅——高档的装修）。而这种起支配作用的东西，是由符号话语制造出来的，人们在今天消费中更受吸引的不是物品本身的功能，而是某种被制造出来的象征性符码意义。正如鲍德里亚宣称的“消费的主体，是符号的秩序”。消费的逻辑被定义为符号操纵，今天的消费不是人的真实的消费，而是意义系统的消费。
消费理论和社会逻辑；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以及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体现一种不平等的功能。带来一种不平等的社会再分配。也就是说，消费并没有使整个社会更加趋于一致，就像学校并没有使大家获得一致的教育机会一样，它甚至加剧了其分化。消费和学校一样是一个等级机构，不仅是在经济方面还体现在社会结构方面。消费具有一种盲目的、拜物的意识形态，现今的资本主义消费中，根据这种消费的逻辑，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本身，而总是把物当做能够突出你的符号，这种符号可以让你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或者摆脱现团体（符号性的凸状炫示）。在鲍德里亚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消费其实是一个差异性符码之间的交流体系，正是在消费中，人们获得某种特定的符号认同。你进行一种消费，也就意味着你可以“共同拥有同样的编码、分享那些使您与另外某种团体有所不同的那些同样的符号”。更重要的是，一旦人们进行消费，那就绝不是孤立的行动，人们就进入了一个全面的编码价值生产交换系统中，那里，消费者不自主地相牵连。在今天的消费中，没有人处于纯粹和孤立的商品购买和使用关系中，消费即是地位和身份的有序编码，这种编码同时就是阶层区划。看起来，人们在消费中如果面对商品的“使用价值”可能会使平等的，可是，“但在作为符号和差异的那些深刻等级化了的物品面前没有丝毫平等可言”。差异性的符号的消费就是要制造生存等级。
增长的恶性循环；消费社会中，生产力不断增长，但是它一旦达到了一定的界限，便几乎整个地被由增长来医治增长的顺势疗法所吸收、吞噬。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的财富生产快速发展，集体环境不断遭到破坏，文化危害也越来越严重，社会负担越来越沉重，从而使得个人产生不安全感，这也是消费社会所产生的普遍的代价，为了摆脱这种不安全感，人们只能通过消费来获得满足，从而对生产的需求就会不断提高，整个社会就充满了各种恶性增长，也就是丰盛，但是这种丰盛仅仅是一种虚假的丰盛。
浪费；那么在这样一个极大丰盛的社会中，必然存在着一种极大的浪费，这种巨大的浪费矛盾的表示着极大丰盛。今天，生产的东西，并不是根据其使用价值而存在，而是根据其死亡，因为商品死亡的加速，必然引起商品价格上涨的加速。生产物品反倒是为了他的早日死亡。人们疯狂的去追求时尚，再加上生产的恶性增长，使得消费式的浪费变成一种日常义务，确切的说，消费社会的商品就是用来摧毁的，甚至在这种慢性堕落中所创造的价值比其使用价值要更强烈 。因此，消费替代了生产，它就是生产。
自我消费；身体；身体也成为了一种消费品。人们开始管理自己的身体，把它当做社会地位能指之一来操纵。在女性消费者中，出现一种功用性的消费，身体被圣化，建构成为功用性的身体，不断的去追求社会建构出来的所谓的“个性化”、美感。
大众传媒——广告；在消费社会中，一切都可以被制造出来，一切都可以被出售，即整体消费。鲍德里亚说，其实看上去在自主购物的消费主体是没有的，他是被制造出来的幻觉主体，是由大众传媒，特别是广告制造出来的。广告虽然看起来是无动机，无强制的，但实际上它是对人的下意识欲念的控制，通过“反复”“赠品意识形态”等策略进行无意识的诱劝，在不知不觉中被控制。广告创造出来一系列的赝象，甚至导致了真实事件、真实历史和真实文化之死。
休闲；消费社会中，我们变成了金钱的粪土，时间的粪土，根本不存在“自由的 ”时间，只可能存在受制约的时间。休闲并非意味着一种享受自由时间，它是对非生产性时间的一种消费。在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一体化的、总体的系统中，不存在对时间的自由支配。休闲并非对时间的自由支配，那只是他的一个标签。其基本规定性救赎区别于劳动时间的束缚。所以它是不自主的：它是由劳动时间的缺席规定的。鲍德里亚看来，真正自由的时间是意义和象征的交换，存在的价值“就在于毁灭本身、在于牺牲之中”。
消费社会不仅意味着财富的丰富，更重要的还是意味着一切都是服务，被用来消费的东西绝不是作为单纯的产品，而是作为个性服务。也就是说当代消费者是沐浴在关切的阳光中，一系列制度保护着个体，而且还有一整套的“个性化”交流网络存在于我们的消费生活中，随时随地都可见的灿烂的关切，充满热情的氛围，这一巨大的关切机制生产着交流、服务的人际关系。也就是说，现代社会是一个疗养社会，它是不断的对个体进行持续关怀和护理的社会。
后果；1.暴力；消费社会既是关切的社会也是压制的社会，既是平静的社会也是暴力的社会。在丰盛社会中，不再有物资匮乏的威胁，而是脆弱性的威胁。暴力，无法控制的暴力充斥在社会中，这种无法控制的暴力，混乱是由欲望双重逻辑的割裂，即由象征功能的丧失而积累起来的隐忧演变成的。那么为了防止这种混乱和焦虑，一方面社会会试图用不断增多的关切来消化这种忧虑，另一方面就是将这种焦虑成为消费的动力。拜大众传媒之赐，我们消费了一种“心中的宁静”，一种意识形态构序之下的伪宁静。“它的宁静需要永久性的消费暴力来维持”，且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暴力。2.疲劳；无法控制的传染性疲劳和无法控制的暴力一样，都是丰盛社会的特权。通过消费，我们来到的是一个充满普遍化、总体化竞争的社会，这种竞争表现在一切表面上。这是一个充满应激、紧张、兴奋的社会，在这样一个无时无刻紧张兴奋，精神不得半分松懈的环境下，个体难免会无法控制的疲劳，疲劳于这种紧张和兴奋，疲劳于消费。
2020.10.24
【书单】：
1.《主体性与真相》
2.《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3.《合法化危机》
4.《包容他者》
5.《后民族结构》
6.《交往行为理论》
哈贝马斯的思想涉及哲学、民族国家、文化、道德、理性、公共领域等多个领域，其思想庞杂而深刻，体系宏大而完备，被称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哈贝马斯著作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其批判性，在批判中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在对传统哲学理论的批判以及韦伯目的行为合理化的批判中发展出其交往行为理论。本次汇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哈贝马斯的部分著作进行分析与解读。
1.交往行为理论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是其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产生的理论背景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当代西方的“语言哲学转向”以及韦伯的行动理论。哲学三个阶段：本体论哲学、认识论哲学（意识哲学）、语言哲学。语言哲学转向主要表现在英美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其中后者对哈贝马斯影响最大。哈贝马斯首先对传统的批判理论进行批判，特别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理论思想，以及对传统工具理性的进行批判和反省。一方面，哈贝马斯分析了黑格尔现代性自我奠基理论的失误，另一方面，哈贝马斯又对尼采之后的两种现代性批判话语（海德格尔、福柯）进行深入的剖析与批判。哈贝马斯认为，这两种现代批判话语都没有从根本上超出黑格尔，都是在主体性原则下对主体性做一种形而上的整体批判。总而言之，哈贝马斯认为传统的批判理论缺乏批判理性（规范性）根据，也就是说，他们都没有跳出意识哲学的范畴，往往都是在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之间摇摆不定（主客体之间相互分离）。哈贝马斯对现代性哲学话语进行批判，目的就是拒斥形而上学本身，要使现代性摆脱这种意识哲学。同时它也不同意韦伯的工具理性，韦伯认为现代西方社会中的一切行为都是以目的工具合理性为取向的。其赞扬理性，但也看到了理性的问题，在目的合理性的理性原则下，最终会引发一种非理性的结果：即韦伯所说的意义丧失（无法提供对世界人生终极意义的解释）和自由丧失（独立价值不存在，追求目的合理性——出现一种控制人的异己力量）。终极价值的隐退，造成意义和自由的丧失，不禁对未来感到无奈和迷茫。而哈贝马斯认为要克服韦伯的这种悲观主义，就必须超越意识哲学。总之，在对西方语言转向以及韦伯的合理性理论的批判中，哈贝马斯提出并建立了完整的交往行为理论。以语言为交往媒介，以生活世界为纽带，以理解为导向，以主体间性为主要特征的交往理性。针对现代工业文明社会中意义丧失、自由丧失等异化的交往现象，哈贝马斯分析批判了工具理性所带来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并提出交往理性实现的途径，即通过普遍语用学和商谈伦理学来重新建构现代性
交往行为是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核心概念。首先，哈贝马斯在对韦伯、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的分析中展开了他的关于行动与合理性的思想，区分出四种行动类型：目的行为（又称策略行为，通常被认为具有功利主义色彩），规范调节行为（一个群体受共同价值约束的行动），戏剧行为（行动者在观众或社会面前有一时的表现自己主观性的行动）以及交往行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的互动，通过食用口头或口头之外的手段建立起一种人际关系）。目的行为的行动者对应客观世界，规范调节行为是行为者与两个世界之间的关系，即对应于社会世界与客观世界。戏剧行为行为者对应于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就戏剧行为而言，我们把社会互动看作是一场遭遇，在遭遇过程中，参与者构成了透明的公众，并且相互展示。交往行为是以语言为媒介，以主体间的沟通对话为主要形式，而沟通的目的是要达成一种共识，共识的基础是主体间对于有效性要求的许可，这些有效性要求反过来又是由交往参与者互相提出来的，也就是说，交往行为是建立在行为主体共识的基础之上，个体必须要以其公众许可的社会规范来调节自己的行为，从而通过沟通对话达到主体之间的共识，相互理解和协调一致。在交往行为中，行为主体“从他们自己所解释的生活世界的视野”，“同时涉及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中的事物，以研究共同的状况规定”。因此，交往行为比其他行为更具合理性。交往行为组成的世界即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是由日常语言支撑的世界。
2.现代性危机
哈贝马斯认为，由于现代技术高速增长，管理和控制的过度强调，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危机，除各种形式的经济危机外，文化危机（包括人性的自由发展、社会成员对社会的信任和参与动机等问题），以及行政系统的合理决策和有效协调等问题，是更严重的危机。
哈贝马斯通过对四种社会形态（原始社会、传统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中危机类型以及来源进行了分析。原始社会的组织原则是亲缘关系，所以其危机类型主要是由外因诱发的认同危机。传统社会的组织原则是具有政治形式的阶级统治，权力和控制的功能转让给国家，其危机类型源于社会内部的矛盾（有效性要求与阶级结构之间）。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原则是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这个时期的危机类型主要表现为系统危机，经济危机即是系统危机。并重点分析了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晚期资本主义又称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或“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在这一时期，经济高度集中，商品、资本以及劳动市场开始组织化，随着市场功能缺口的不断增大，国家开始对市场进行干预。也就是说，国家开始履行许多经济系统的职责，用计划来调节经济循环过程，国家机器不再是保证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前提，而是积极地介入到再生产过程当中。那么随着晚期资本主义的增长，也会出现一系列的后果问题（生态平衡、人类学平衡、国际平衡）。经济危机周期
哈贝马斯通过对社会形态中的危机分析，最终将危机总结为四种类型，分别是经济危机（经济系统）、合理性危机（政治系统）、合法化危机（政治系统）和动机危机（社会文化系统）。其中经济危机和合理性危机属于系统危机，合法化危机和动机危机属于认同危机。哈贝马斯认为，文化危机相比各种形式的经济危机是更严重的危机，主要来源于社会文化系统，不管是经济系统还是政治系统的产出危机，同时也都是社会文化系统的产出失调，最后转化为合法性的丧失，也就是说前面所说的各种危机倾向，（动机危机是社会文化系统本身发生变化的结果）只有通过社会文化系统才能爆发出来，原因在于，一个社会的社会整合依赖于这一系统的产出，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以合法化形式给政治系统提供动机，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向教育和就业系统输送劳动动机。也就是说，文化危机才是最根本的危机，最严重的危机。
简单地来说，晚期资本主义过程中，由于经济系统在国家面前丧失了其功能自主性，其危机现象也就失去了其自发性，由于政府积极采取行动来避免危机，所以经济危机就被转移到了政治系统中，具体方式是，通过提供合法化来弥补合理性欠缺，通过扩大组织合理性来弥补表现出来的合法化欠缺。但是从国家控制危机的角度来看，这些危机倾向在一定范围内又可以相互取代。最后，哈贝马斯认为只有当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潜在阶级结构得到改造时，或者，当行政系统所受到的合法性压力得到消除时，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合法化危机。而要想获得这些条件，就必须把对内在自然的整合彻底转变为另一种社会化方式。也就是说，必须把内在自然的整合与需要证明的规范脱离开来。
思想史上存在激进的解释认为人类的社会化模式受到怀疑，这种解释的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个体的终结。而直到现在，个体的终结也还没有脱离知识分子的不安感觉和自我体验的领域而受到经验的验证。哈贝马斯批判了这一解释，并不认为现在的社会逐渐走向个体的终结。哈贝马斯认为，异化现象正日益被非本真现象所取代。埃齐奥尼将异化解释为世界对于行为者的不回应，迫使他屈从于他既不能理解又不能引导的力量。非本真性是区分出的异化的一种形式，非本真性（埃齐奥尼：如果基本情况发生了变化，而一种语境、制度或社会却没有明确的反应，那么它们就失去了其本真性），这种区分首先考虑的是社会当中引人注目的整合力量和回旋余地。具体表现为：社会冲突可以转化为心理问题，也就是说，他们可以作为私事归咎于个人，同时，被重新政治化的心理冲突的抗议形势可以得到回避，也就是说变成了能够用行政手段处理的问题，并作为宽容范围扩大的论据而被制度化。比如近年来的学生抗议活动，在这里，出现了一个灰色领域，在这一领域中，社会系统可以与他所招致的非制度化的反对力量和平共处，而无需解决成为这些抗议活动的动机理由或原因的问题。
3.多元社会中的平等权——包容他者（移民）
在交往行为理论的基础上，哈贝马斯提出了话语政治的概念，其核心就是哈贝马斯所说道德层面上的“包容他者”。那么什么是话语政治？哈贝马斯认为民主有三种规范模式：自由主义、共和主义（这两者是相互对立的）以及程序主义的民主——即“话语政治”，这种民主模式，是建立在一些交往前提之上的，有了这些交往前提，政治过程就可以预测到它会带来的理性后果，也就是说这种民主是以话语样式为前提的，话语用一种商谈和决策程序将不同的利益和公民的文化共识融合起来，也就是说，这种民主程序在协商、自我理解的话语以及公正话语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有机联系，在（协商和规范程序）这些前提下，就可以获得合理乃至公正的结果。
哈贝马斯认为，道德的合理内涵就是要求平等地尊重每一个人，要求所有人都团结起来，共同为对方承担起责任。这种道德共同体的结构原则就是消除一切歧视和苦难，包容一切边缘群体，并且相互尊重。所谓“包容他者”，实际上是说：共同体对所有的人都是开放的，包括哪些陌生的人或想保持陌生的人。同时，所谓平等对待，是指平等对待这样的人，他们虽然有所不同，但都意识到了他们的共同属性。个人与其他个人之间是平等的，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他们作为个体与其他个体之间的绝对差异。对差异十分敏感的普遍主义要求每个人之间都平等尊重，这种尊重就是对他者的包容，而且是对他者的他性的包容，在包容过程中既不同化他者，也不利用他者。
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包容他者，就是强调多元社会中的平等权，平等沟通和协商，尊重他者的他性。这种他者的话语，也体现在它所分析的“亚洲价值”中，随着全球化和文化的多元化，除了一些超级大国，也有部分国家在逐渐崛起，渐渐参与到全球性的讨论的当中，那么在全球性的这种管理体制下，更是要重视这些国家的价值和话语权，哈贝马斯认为，只有通过民主程序把政治法律化，才会有助于克服现代化在不断加速过程中所造成的冲突和紧张。一切高度复杂的社会都必须解决一体化问题，但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建立起公民团结。那么在全球层面要想克服冲突和紧张，消除歧视，不能依靠民族独立，而只能依靠包容。只有共同体尊重他性，包容对待其他共同体，才能共同发展。哈贝马斯用移民来分析这种包容，欧洲最开始是排斥外来人员的，移民具有双层同化的要求，包括政治社会化（适应当地的政治文化），进一步就是要做好文化适应的准备（这种适应不光是外表熟悉，而且要深入体会当地的生活方式、文化实践以及文化习俗），直到民主法治国家把两种一体化层面严格区别开来，他们只要求移民做到第一种政治社会化，这样，民主法治国家就可以保全其共同体的认同，使之免遭移民的冲击，因为这种认同依靠的是政治文化中的宪法原则，而不是本土主流文化生活方式的基本伦理取向。哈贝马斯认为，一切个体有权提出政治避难的要求，移民是合乎道德要求的，那么同化是否还有法律要求？不管怎么说，移民欧洲都是受益方，当然，西方有实行自由主义移民政策的义务，向移民开放自己的社会，同时不应当根据接纳方的经济要求来规定移民的数量，也就是说，不能只接受那些“受青睐的技术专家”，而应当寻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标准来制定移民数量。
3.民族国家理论
哈贝马斯的民族国家思想主要观点在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性发展的趋势下，民族国家结构会出现一系列的危机，比如民族国家管理能力的弱化、集体认同的淡化、民族主义和共和主义间的冲突等等，通过对当时德国国内政治以及国际政治的理解、批判和重构，提出了“后民族国家”结构，主张建立“世界公民社会”，特别是提出其所谓“没有世界政府的全球管理制度”。
20世纪，人口迅速增长，生产率不断提高，随着教育革命的推进，出现了建立在知识之上的劳动领域，它们依靠新信息的不断注入，依靠研究和创新。劳动结构虽没有多大的变化，但也呈现了加速的趋势（农民阶层的逐步消失）；同时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人们的风险意识有了极大的提高（专业化，在高度复杂的社会中，任何一个专家在其他所有专家看来都是外行），除此之外，还有交往技术和交通技术的不断改善，他们用另外一种方式改变了人们的空间意识和时间意识。20世纪是发展的时代，但也伴随着暴力和野蛮现象（极权主义特征），随着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结束，社会福利国家在欧洲建立起来，但是对于战后欧洲的形成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而言，经济全球化构成了主要的挑战，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社会福利国家（民族国家的社会福利国家职能）根本无法缓解政治跨国市场流通所带来的消极的社会后果和政治后果，直至社会福利国家妥协的终结。
哈贝马斯认为民族国家的出现是为了回应合法化与一体化的双重危机，政治危机随着旧欧洲封建秩序的灭亡而出现，并由于现代化进程的加速而加深。——民族国家同时处理了和合法化与整合问题。但是在现代社会中，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在哈贝马斯看来，全球化主要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终结状态，虽然这种动态的图景会不断挑战边界，直至摧毁民族大厦，但是在这样一个进程中，机遇与挑战并存。那么，在全球化这种格局的变化和发展中，对民族国家功能和合法化条件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经济全球化给国家的税收能力造成了巨大的财政压力，管理能力和效率降低；民族国家的集体认同感降低，全球化触及了民族国家范围内形成的公民团结的文化基础；最后也影响到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市场逐渐压制政治。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在全球化导致民族国家的功能弱化的情况下，用哈贝马斯的话说“全球化导致软弱无力”是不无道理的，那么现代国家的出路在哪里？哈贝马斯认为，顺应本地竞争的命令根本没有出路，以欧盟为例，虽然实现了经济一体化，其经济基础得到了加强，但是却丝毫没有改变本地竞争自身的情况，也就是说，丝毫没有改变组成防御联盟对抗外部世界的模式。为此，针对这一困境，哈贝马斯提出：后民族结构，提出要建立一个“没有世界政府的全球管理制度”，即其所说的建立世界公民社会。全球化过程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它使我们逐渐接受了另一种视角，由此出发，我们日益清晰地认识到社会的局限性、风险的共同性和集体命运的相关性。为此，民族国家应该尝试超越自己，建立跨国家的政治行为层面。各国都必须在对内政策上明确意识到自己正处于一个承担着世界义务的国家共同体的合作过程中，相互制约，也就是说要形成一种全球性的强制协作的意识。那么，在何种条件下，全球行为者才能把自己看作一个共同体的成员，相互照顾对方的利益，并建立起普遍的利益？哈贝马斯认为只有借助于公民意识，只有形成一种世界公民意识，即一种超越国家利益，全球治理的视角，如果国民意识本身没有提前做好这方面的转型，只看重自我利益，那么就无法指望政府会做到从国家关系向世界内政的转变。而这涉及的主要承担者不是政府，而是社会运动和非政府组织，即超越国界的公民社会的积极成员。不管如何，必须重新建立一个与全球化市场相匹配的政治调控机制。总而言之，哈贝马斯认为，在民族框架内，政治越来越难以与全球化的竞争保持同步，拿欧盟为例，只有使欧盟实现联邦制，才能带来一些新突破，然后我们才可以考虑在未来建立一个全球性的秩序，这种秩序既保持着差异性，又实现了社会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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