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十二月读书小记】《利维坦》与《反利维坦》的对比阅读报告

利维坦是《圣经》中所描述的一种邪恶的海怪。霍布斯将国家称为利维坦，并认为国家是由人创造的人造人，国家的主权即它的灵魂；在创造国家时达成的信约就相当于上帝在说“让我们造人”时所发布的神旨。希格斯的《反利维坦》是对霍布斯《利维坦》观点的一种反驳或对立探讨，从不同角度对霍布斯所构建的强大国家机器提出质疑，强调个人自由、权利以及对国家权力的限制等。

一、概念
（一）利维坦
“利维坦”指一种威力无比的怪兽，霍布斯以此比喻君主专制政体的国家。书中描述了“信约”、“利维坦”等概念，给后世政治学家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其“信约”可以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相比较分析，“利维坦”的概念更是影响了《反利维坦》、《利维坦的诞生》等著作的写作。
本书论人、论国家、论宗教。霍布斯以人与生俱来的能力为出发点，论述了人的“自然状态”和自然法的问题，认为人是生而平等自由的，但在自然状态下，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会设法控制或征服他人，相互疑惧，彼此争斗，导致“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人的本性是争斗，在人类的天性中有三种造成争斗的主要原因，分别是竞争、猜疑和荣誉。为摆脱彼此争斗的状态，人们需遵循建立在理性之上的自然法，用来限制自然权利，维护和平与秩序。在本书的第二部分，霍布斯主要论述了由信约所产生的国家的各种形态。个人或集体自然的权利相聚和，形成有形的力量组成国家，依据人们之间签订的有形或无形的信约，国家的力量使人畏服、履行权威，代表个人或集体的人群，维持社会秩序。
（二）反利维坦
《反利维坦》主要探讨政府权力与自由社会之间的关系，以美国历史为经典案例，对政府在经济和社会事务中权力的扩张进行了深入分析。作者之所以“反利维坦”，是因为他认为美国政府权力过度扩张，变成了一个类似“利维坦”的庞大且权力过大的政府。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时期，美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被称为“新政”的措施，包括大规模缓解失业的计划、联邦政府规范多个行业、确立最低工资标准、社会保险以及针对特定群体的收入补助等。虽然很多历史学家对新政持肯定态度，但希格斯指出这其中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先入为主和历史性的误解，他指出美国政府在经济、军事、社会管理等诸多方面导致了权力的无限制扩张，在社会保险、食品药品管理局的专利政策、对毒品的战争、政治领导力、公民自由、国家的监视行为、政府对一连串危机的反应、国内经济政策、美国在国外的冷战与热战等方面。这种政府权力的过度扩张对社会和人民的自由等造成了不良影响，所以希格斯要“反利维坦”，对这种政府权力无限制扩张的现象进行分析与批判，以倡导合理的政府权力范围，保障自由社会。

二、区别
（一）国家本质观点的区别
霍布斯强调国家的绝对性和主权的至高无上，认为国家是为了避免自然状态下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而建立的，人们通过信约将权力让渡给国家，国家拥有绝对的权力，人们需绝对服从主权者的统治，主权者的权力凌驾于一切世俗和宗教之上。《反利维坦》对国家这种强大权力实体的必要性或正当性提出质疑，对政府权力持警惕和批判态度，认为美国政府权力过度扩张，主张限制政府权力以保障自由社会。美国人民虽然表面上享有相对富裕的生活，但实际上他们是“衣食无忧的奴隶”，指出政府打着为人民好的名义干涉人们的私人生活，在物质享受的掩盖下，失去了真正的自由和主权。
（二）权力运行机制观点的差异
在《利维坦》中，权力高度集中于国家主权者，以实现社会的秩序和稳定。按信约建立的主权者权力不受信约约束；人民对其服从后不能解除其权力；多数人承认主权者的权力后，主权者的权力则得到确认；主权者永远是正义的，不会被处死。主权者也有相应的职责，为人民求得安全；教示与教育人民；对人民及大臣做出正确的赏罚；甄选良好的参与人员，维持良好的国家秩序。《反利维坦》认为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机制存在弊端，会导致权力滥用、侵犯个体权利等。希格斯提出国家的存在充满弊端与陋习，政府不是自我描述的那样称职、关爱与公正，而是渎职、恐吓与偏私。政府通过税收、收费、罚没以及其他敲诈手段形式，剥夺了民众数万亿美元的财富。例如在冷战结束后，掌握军工复合体大权的权利者还是一如既往的发展军工产业，不变的部门、机构相同的武器系统以及一成不变的浪费、滥用权力和管理混乱。希格斯认为，美国的人民是奴隶，却是衣食无忧的奴隶。

三、从支持利维坦到反对利维坦的原因
从霍布斯《利维坦》到希格斯《反利维坦》，为何学界对于国家权力的看法从强调转向了反对，这一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一）霍布斯《利维坦》强调国家权力的原因
1.时代背景需求
霍布斯生活在社会动荡、秩序混乱的时期，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缺乏保障。在这种自然状态下，人与人之间处于“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生活充满恐惧和不安。为了摆脱这种可怕的状态，人们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权力来建立和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和安全。
2.人性观点考量
霍布斯认为人性本恶，人在自然状态下是自私、自利且充满欲望的。在自然状态下，人们为了争夺资源而陷入无休止的战争，这种状态对人类的生命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权力来约束，人们会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不择手段，导致社会陷入混乱和冲突。因此，需要国家权力来抑制人性中的恶，规范人们的行为。
（二）希格斯《反利维坦》反对国家权力的原因
希格斯在《反利维坦》中反对国家权力的无限制扩张，这反映了现代社会对国家权力滥用和侵犯个人自由的担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国家权力的扩张往往伴随着对个人隐私和自由的侵犯，这也确实使得人们更加警惕国家权力的滥用，更加重视个人权利和自由，认为国家权力应该受到法律的制约和监督。
1.国家权力对经济自由的限制
希格斯指出国家对某些特定行业实行过度的管制措施。书中提到在一些国家对新兴的互联网创新企业，设置了繁杂的审批手续和高额的准入门槛。这些国家权力的运用并非基于保障公众利益的必要，而是源于官僚体系的自我扩张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国家权力过度介入经济领域，限制了企业自由竞争的权利，阻碍了经济创新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原本充满活力的创新经济，在这种强大国家权力的管控下，发展受到抑制，许多有潜力的创新想法无法转化为实际的产品和服务，因为创业者们被大量的法规、审批所束缚，难以将精力集中在业务发展上。
2.国家权力侵犯公民隐私
美国建立了庞大的监控体系，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广泛收集公民的私人信息，涵盖了公民的通信记录、网络浏览习惯等各种隐私信息。这种国家权力的扩张，严重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公民在自己的私人生活空间中，本应享有不被无端窥视的权利，但强大的国家权力通过技术手段打破了这种界限，使公民处于一种被时刻监视的状态，这与现代社会所倡导的尊重公民权利和自由的理念背道而驰。
3.国家权力导致社会活力丧失
以教育为例，在一些国家权力高度集中的教育体系中，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被严格规定。课程设置单一，缺乏对学生个性和创造力的培养。这种由国家权力主导的教育模式，限制了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自由探索空间。教师不能根据学生的特点和社会发展的需求灵活调整教学内容，学生只能被动接受统一的知识灌输。这导致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下降，社会活力被抑制，人们习惯于遵循既定的规则，而缺乏独立思考和创新的勇气，因为强大的国家权力不鼓励甚至打压与既定模式不同的思想和行为。
综上所述，从霍布斯《利维坦》到希格斯《反利维坦》，思想界对于国家权力的看法发生了转变，这一转变的原因在于人们对人性、自然状态、社会秩序以及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认识不断深化和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民主法制的完善，人们更加关注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要求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以实现社会的公正和和谐。

四、小结
霍布斯的《利维坦》让我们看到了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对强大国家权力的诉求以维护社会秩序的合理性，但也提醒我们要警惕权力过度集中可能带来的弊端。而希格斯的《反利维坦》则促使我们反思如何在保障国家有效治理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寻求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的平衡。这对于我们理解不同的政治哲学观点，以及在现代社会中构建合理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书目：
《利维坦》霍布斯
《反利维坦》希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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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讨社会秩序与个体自由的边界问题上，权力一直是政治哲学领域内经久不衰的话题。从古至今，不同的学者对权力的本质、功能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提出了各自的见解。其中，伦斯基的《权力与特权》、罗素的《权力论》和丹尼斯朗的《权力论》三部作品，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洞察力，为理解权力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

一、定义权力的问题
（一）权力是什么
学界一般认为权力既被视为个人群体或更大社会结构拥有的一种品质或属性，又被视为个人或集体参与者之间主动或互动过程或关系的指标。权力最普通的用法是作为影响、控制、统治和支配的近义词，也可以作为个人具有的属性或品质权力，可以被视为人们追求的，甚至是人们奋斗的基本目标。丹尼斯·朗将权力视为参与者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对权力的定义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和预见效果的能力”，将权力区分为行动权和控制权，并区分权力的两种影响方式——非有益影响和有益影响，以及四种权力形式——武力、说服、操纵和权威。
罗素认为人的欲望是漫无边界的，人有着丰富的想象力，想象力中的胜利是无穷无尽的，然而人的欲望是永远无法被真正实现的。为了追求自身的欲望，人们会不断追求权力欲与荣誉欲。权力是一种实现预期结果的能力，为了让事物的结果符合自己的意愿，权力者会对他人的行为和思想施加影响，甚至强制力。
在《权力与特权》中，伦斯基将权力视为社会分层和不平等分配的关键因素之一，权力表现为两种基本形式，强力和制度化权力。制度化权力又可以分为职位的权力和财产的权力。特权则是指某些社会成员由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或拥有的权力而享有的特殊权力或优势。这些特权可能表现为经济上的优惠、政治上的影响力、教育上的优先权等。在伦斯基看来，特权是社会不平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它加剧了社会成员之间的差距和冲突。权力和特权是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权力是特权的基础和保障，而特权则是权力行使的结果和体现。拥有权力的人往往能够为自己或其所代表的群体争取到更多的特权和利益。
（二）权力的特征
1、有意性
在社会交往中，参与者几乎总是属于和他们有共同规范和价值观的较大群体或社会。个人属于群体，在互动的过程中，社会控制已被内化，人就会屈从于权力。权力是有意和有效的影响，但影响他人的有意努力，常常会对他人行为产生预期的还有非预期的效果。通常来说，人对我们无意的，甚至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影响，可能比控制我们情绪和行为的直接努力更为深刻。
2、有效性
权力的有效性，指的是权力实现其目的的能力，权力能够实现实际的效果与变化。当企图对他人行使权力而未获成功时，当胸怀大志的用权者的预期效果，实际上未能产生时就面临权力的落空与失败。
3、权力的潜在性
如果A被认为拥有权力，那么只要他知道其他人认同这种权力，并且A能够通过干预和惩罚那些不顺从其意愿的人来行使这种权力，那么A实际上就拥有了这种权力。这些权力实际上是他人信念所赋予的，即使最初可能没有明确的基础。然而，如果A不知道别人认为他有权力，或者他在规划行动时没有认真考虑他人的这一信念，那么他就不能认为自己真的有权力。简单来说，A对B的权力即使尚未行使，也已经是存在的事实，这种潜在性是从自我角度出发，而非互动角度出发的。也就是说，当A实际上拥有权力，并且知道拥有权力时，A就拥有了权力。但当即使A有权力，却认为自己没权的时候，A就并没有拥有权力。
4、权力的非对称性
权力的非对称性在于掌权者对权力对象的行为实施较大的控制。但在互动过程中，参与者可以不断更换掌权者角色与权力对象角色，其中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在特定领域内对其他人或其他群体的控制，由其他人或其他群体在其他的不同领域的控制来取得平衡。比如说一个国家中统治者会对国民进行统治，但是国民也可以使用投票选举的权力来抵消统治者的权力。

二、权力的形式
（一）丹尼斯·朗对权力形式的分类
权力具有三个属性，广延性，综合性和强度。广延性是指权力对象的数量多少，综合性是指掌权者能够调动的权力领域多少，强度是指掌权者的命令能够推行很远而不影响遵从。丹尼斯·朗对权力形式的分类主要有武力、诱导、说服与权威。
1、武力
武力通常反映物理学或生物学上的力，比如建立限制他人自由的物理障碍、使肉体遭受痛苦或损伤的刑罚、生命本身的毁灭以及基本生物学上需要的破坏。武力的终极形式是暴力，直接袭击他人躯体，使其遭受痛苦、损伤或死亡。有些社会运动也采用非暴力的方式，比如一些人在办公楼或公共场所采用静坐的方式，使在那里进行的活动无法举行。武力性的权力具有两种相近的表现形式——直接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当其他手段行使权力的努力失败时，武力可能会作为最后的劝说者。此外，武力通常并不只是用来消灭某人的行动能力，还要在权力对象心目中建立对掌权者未来的可信性，相信掌权者有意愿、有能力使用武力。
2、操纵
当掌权者对权力对象隐瞒他的意图，使权力对象去产生掌权者的预期效果时，就是企图操纵权力对象。只要掌权者未将所需的反应明确告诉该人，就构成操纵。成功的操纵甚至可以激起自由选择的感觉，从而激发权力对象热情和首创性。操纵也可以发生在不存在社会关系的掌权者和权力对象之间，大多数商业广告和许多政治宣传都涉及这种操纵方式。高端的操纵者操纵人们的时候潜移默化不露声色，低端的操纵则借助明显的控制方式对操纵者进行操纵。如果人们认为掌权者憨厚老实的话，往往就落入了权力的陷阱之中。
3、说服
如果A对B提出论据、呼吁或劝告，B根据自己的价值观或者目标独立评估其内容之后，接受了A的意见作为自己行为的依据，那么B就已经成功被A说服。一些有演说天赋的正课，就是通过说服来成功的控制人们的思想，并将人们的思想牢牢的掌握在自己的手心。在现代城市生活中，个人无法避免被通信媒体的说服，成为一名受制观众。
4、权威
如果说服的实质是提出论据，那么权威的实质就是发布命令。在说服中，B采纳A的意见作为自己的行为依据，是由于意见的内容已经过B的独立评价并予以接受。在权威中，不是意见的内容而是来源，使人可以感觉到说话人的身份、资源和个人品质，引起遵从。权威可区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强制性权威，二是合法性权威。按照韦伯的区分，合法性权威存在三种基本类型，一是卡里斯马型，二是传统型，三是法理型，在此不多做介绍。丹尼斯·朗主要将权威分为强制性权威，诱导性权威，合法权威，合格权威和个人权威。
强制性权威是指若A以武力威胁B使B服从，A必须使B确信A具有对他使用武力的能力和愿望。短时期内，强制性权威在广延性，综合性和强度上是最有效的权力形式。与强制性权威相对应的是基于诱导的权威或靠给予奖励，而不是靠予以剥夺威胁，达到遵从命令的目的。
如果说强制性权威是政治权力的特殊基础，那么诱导性权威就是经济权力的特殊基础。能够控制生产手段的人，利用承诺的经济好处为权力对象提高生产力提供刺激，以便使权力对象扩大和继续补充经济报酬的供应。
合法权威是一种权力关系，其中掌权者拥有公认的发布命令的权力，而权力对象有公认的服从义务。合法权威以公共规范为先决条件，类似于韦伯的法理型权威。
合格权威是基于专门知识或技能的权威，权力对象服从权威的指令是出于信任，权威有卓越的才能或专门知识去决定何种行动能最好的服务于对象的利益与目标。合格权威的权威仅仅依赖于权力对象，对其卓越知识和技能的信任而不是依赖于其在公认权威等级中的正式地位。
个人权威可以看作纯粹型的权威，权力对象遵从掌权者仅仅是由于掌权者的人品、性格和能力，类似于韦伯的卡里斯马权威。真正有魅力的权威是基于追随者对领袖使命的忠诚与信仰，而领袖通常要求追随者无条件的奉献与服从。如果有一天追随者对领袖有魅力的天赋产生怀疑时，这种个人权威就容易垮台。
（二）罗素对权力形式的分类
罗素认为权力的主要表现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他不认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他认为一切的社会活动的根源都是对权力的渴望，人们是在对权力的追求上，才会积极参加各种社会事务，因此带动整个社会的运转。他将权力分为传统的权力，赤裸的权力，革命的权力和其他的权力。
1、传统的权力
传统的权力主要包括国王的权力和僧侣的权力，也就是王权与教权。这两种传统权力都来自于神授，人们信仰神、服从神，自然就服从王权与教权。在中国，皇帝号称天子；在欧洲，教会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我们如今看来这些不太经得起理性推敲的说法，却让教权和王权存在了上千年。
这些传统的权力之所以能够持续，是因为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他们认为，接受国王和教皇的领导是一种道德要求，是天经地义的，如果反抗就是不道德，就像在中国古代，如果不孝顺或者造反，就会被认为是不忠不孝。但是这种道德上的束缚，会随着时间而逐渐减弱，尤其是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运动削弱了传统的宗教信仰，民主自由的观念产生与传播，人民开始站起来反对国王与宗教的独裁统治。
王权和教权也常常是充满冲突又互相依赖的。在冲突方面，教皇和教会和皇权为争夺对人们生活的支配权展开了长足的斗争；合作方面，教会在加强意识形态控制的同时，也得到了世俗政权的保护与支持，君主也会通过赋予教会权力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2、赤裸的权力
赤裸的权力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无需人民默认的权力，它是一种强制性的、基于暴力的权力。在这里，道德制约是无效的，而强者的利益在任何地方都是正义的。这种权力体现在例如侵略军对被征服民族的权力、警察对违法者的处罚权力等。它是一种原始的、不受约束的权力形式，通常与武力和强制手段相关联。赤裸的权力虽然可以作为契约权力的来源和保证，但如果过度使用，也可能侵蚀契约权力的根基，导致权力背离和革命的发生。
3、革命的权力
如果革命获得成功，那么建立的新制度很快就会变成传统的；如果革命斗争如果十分激烈并延续下去，它往往会退化为赤裸的权力之争。早期基督教认为人们应当服从于上帝，而不是人，没有人认为上帝的旨意可以通过政府传达，因此基督教的教义是要削弱国家的权力。但在基督教改革运动中，领导者为战胜教会和极端主义者，不得不依靠世俗君主的时代。至此，革命使权力发生动摇，并使社会的团结变得更加困难。
4、其他的权力
其他的权力主要包括经济的权力与支配舆论的权力。经济权力是为控制他人经济状况和生计的能力，核心在于对资源的掌控，例如土地、资本和劳动市场，通过分配资源、控制价格以及控制生产来间接控制人们的生活和行为。但是经济权力会导致贫富差距，使一部分人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资源占有权。经济权力也往往伴随着权力滥用和资本剥削，大公司和资本寡头的兴起会削弱普通人在社会资源上的控制，使决策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但对于罗素所描述的私人的经济权力最终依赖于舆论这一点，我是不太同意的。在罗素的论述中，他认为法律只有得到舆论的支持才能发生效力。但其实，法律不仅是有宪法的正当性，不还有武力权威的最终保障吗？这个舆论的支持是否是一种道德遵从上的体现？我认为私人的经济权力可能首先更依赖于法律体系，其次才是舆论的作用。

三、权力的多角度分析
（一）丹尼斯·朗：权力的基础
丹尼斯朗主要对权力的特点、形式以及基础进行详细描述，特点与形式都在前文予以描述，此处想只论述他对于权力的基础的论述。
1、个人资源和集体资源
丹尼斯·朗指出，个人资源如财富、声望、专长等是权力的重要基础，而集体资源组织的动员能力则更为关键。团结和组织被视为最重要的集体资源，因为它们能够将个人的力量凝聚起来，形成强大的政治影响力。个人资源通常较容易动员，而集体资源则更为复杂多变，是政治活动中不可或缺的潜在资源。
2、什么人被动员起来
共同规范和价值观对于集团来说是凝聚力量的重要因素，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中，遵循相同的规范和价值观更容易形成集团。像农业社会的农民群体，他们往往分工不精细、地域分散性强且劳动单调，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一个领导者来带领他们，以代表他们的观点。处境相同的人有着潜在利益，他们有着共同的超个人信仰与价值观，而且当他们处于受制于他人权力的状况时，会产生集体意识这种主观心理状态，这种状态会影响他们在权力结构中的角色以及被动员的方式。
3、数量与政治民主
民主政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历左派自由和右派退守这样的循环交替过程，并且存在左向漂移的现象，这反映了民主政治内部的动态变化和不同政治倾向之间的相互作用。
（二）罗素：权力的哲学分析
罗素不仅将权力视为政治或社会现象，还将其提升为哲学命题，以哲学的视角探讨权力的本质、来源、形式以及对道德、伦理的影响。权力的本质、来源与形式在前文已有所提及，这里主要描述权力对道德和伦理的影响。
1、权力与道德
权力道德最明显的例子是教诲他人服从，比如孩子的义务是服从父母，臣民的义务是服从君主等等，这种顺从总是因道德而加强。权力作为一种社会性力量，本身是中性的，既可以用来促进公共利益，也可以用来谋取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因此，权力的道德性取决于权力行使的动机与方式。拥有权力意味着要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权力行使者应当考虑权力的正当性和使用方式，确保权力服务于社会整体的利益，而非仅仅是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工具。
2、权力与伦理
罗素提出权力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权力的行使应以增进个体和社会的福祉为目标，避免权力的滥用与腐化。公正的权力能够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发展，如果权力的行使违背了伦理原则，那么它就可能导致不公正和社会冲突。权力具有腐化的倾向，当没有外部监督时，权力行使者很容易以权谋私或压迫他人，导致权力者忽略他人的自由与尊严，将自己置于道德法律之上，导致专制与暴力。同时，经济权力的行使也应该考虑到社会的整体利益，而不是仅仅追求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
（三）伦斯基：权力与社会分层
伦斯基对功能派和冲突派有关社会分层的观点进行综合，演绎出一般性的分配制度理论，通过对不同阶级的人类社会的考证与归纳，对分层理论进行调整与修改。
1、不同类型的社会分层
纵观人类历史，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分层愈发清晰，并朝着多样化和复杂化的趋势演进。在狩猎与采集社会，虽然每个部落的酋长拥有比别人更多的权力和财富，但其身份的政治属性较低，致力于群体的生存，而不是政治斗争。在这样一种社会中，社会分层并不明显。在简单园耕社会中，人们迁移的次数减少，在肥沃土地上进行耕种增加了剩余产品，提高了对于分配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专业化的分工开始出现。政治上，幕僚机构可以协助酋长处理行政事务；经济上，有专业人员制作耕地的工具；文化上，专门祭祀的人员也开始出现。在发达园耕社会，群体规模逐渐扩大，工业化分工也带来了管理的复杂化，逐渐形成了统治阶级、执政阶级以及处于底层的平民百姓。农业社会的社会分层更加复杂，出现了多种阶级，但这些阶级之间的分界并不清晰。工业化社会形成了完整多样的阶级系统，其中有以政治权力为基础的政治阶级系统，还有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财产阶级系统，再有以职业为标准的职业阶级系统等等。除此之外，还存在教育阶级系统与种族，民族和宗教阶级系统等。
2、不同社会类型的不平等程度
伦斯基认为权力和特权是社会不平等的重要体现，这种不平等导致了社会分层的产生。不平等作为分配制度的结果，是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明晰固定起来的。产品剩余越多，人们运用已有权力谋取更多利益的可能性就越大，再加之军事力量的发展，社会分工的细化，货币与文字的成熟运用，都为利益既得者积累财富、压制他人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狩猎与采集社会中，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无法剩余社会产品，成员们都为了生存而寻找食物，自己供给自己，未形成专业化的分工。因此，在这种社会中，不平等的程度是最低的。在园耕社会中，人们的生活逐渐稳定下来，产生出一些剩余产品，社会分工开始精细化，不平等来源也就更加多样化，个人的政治身份，财产以及巫术地位均是其获得社会资源的倚仗。此外，军事工作取代了打猎成为展示个人能力的一种方式。在农业社会中，社会有更高的生产技术，更多的剩余产品，更强的国家能力，更细致的分工等等，这一切都使不平等现象更加突出。工业社会，由于每个成年公民都具有了一定的权力，可以组织起来，争取所在群体的权益，反而比农业社会趋于平等。再加上教育的普及，使得统治阶级不得不依靠大量的专家和技术人员来保证社会的运转，也导致不平等趋势的下降。
总之，在伦斯基的笔下，个人的权力不仅仅是个人努力的结果，更离不开所在阶级的助力。随着社会系统的复杂，权力的来源就会更加多样化，就会产生新的阶级为基础的阶级系统，个人难免会感受到各阶级中权力与特权的威力。

四、权力的性质
（一）丹尼斯·朗笔下的权力性质
丹尼斯朗将权力视为一种动态的、关系性的性质。
1、动态性
权力在不同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中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政治格局的变化以及人际关系的演变，权力会发生转移和改变。例如，在政治领域，政党之间的权力关系随着选举结果、社会议题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在社会运动的过程中，原本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可能通过组织、抗争等方式获得更多的权力，改变原有的权力格局。这种动态性反映了权力是一个随着社会和政治环境的变量而不断变化的概念。
2、关系性
权力存在于各种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之中。它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人与人、群体与群体、机构与机构之间的互动中产生和发挥作用的。例如，在企业内部，管理层与员工之间存在着权力关系，这种关系通过组织架构、规章制度以及人际互动等方式体现出来。管理层拥有决策、指挥等权力，但这种权力的有效性取决于员工的接受和配合程度，也就是双方之间的关系状态。同样，在国际政治中，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也是基于外交、经济、军事等多种关系因素而形成的，并且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二）罗素笔下的权力性质
罗素将权力与道德和伦理紧密相连，赋予权力规范性的性质。
1、规范性
罗素认为权力的存在和行使应该遵循一定的道德和伦理准则。权力不是一种无约束的力量，而是要符合人类的基本价值观。例如，在个人权力与集体权力的平衡方面，权力的行使不能侵犯他人的基本权力，如生命权、自由权、平等权等。如果权力的运用违背了这些基本的道德和伦理规范，那么这种权力就是不合法或不合理的。从社会层面来看，权力应该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谐。政府权力的行使应该以保障公民的福祉为目标，遵循道德和伦理的要求，在制定政策、管理社会事务等方面都要体现对人类基本价值的尊重。例如，在分配社会资源时，不能仅仅基于权力的意志，而要考虑到公平性和合理性，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
2、基于价值观的约束性
罗素的权力性质受到人类价值观的约束，这意味着权力的本质和界限是由人类对善、公正等价值的追求所界定的。权力不是为了满足权力拥有者的私欲，而是要服务于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和人类价值的实现。这种价值观的约束性使得权力具有了一种内在的规范要求，要求权力的行使者在决策和行动中考虑到其行为对他人和社会的道德影响。
（三）伦斯基笔下的权力性质
在伦斯基的观点中，权力与特权紧密相连，这使得权力具有阶层性和不平等性的性质。
1、阶层性
社会被划分为不同的阶层，例如经济阶层、社会地位阶层等。权力在这些阶层中的分布是不均衡的。处于较高社会经济阶层的群体或个人往往拥有更多的权力。例如，在封建时期，贵族阶层凭借对土地等重要生产资料的占有，掌握着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诸多权力。他们可以制定有利于自己阶层的规则，对低阶层的人群进行统治和管理。这种阶层性的权力分布是基于社会结构的，并且权力成为了阶层划分的重要标志和维持阶层差异的手段。
2、不平等性
由于权力与特权的关联，不同阶层所拥有的权力差异巨大，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高阶层的权力拥有者能够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包括财富、教育资源、政治参与机会等。而低阶层人群在权力的影响下，面临着资源匮乏、社会机会受限等情况。这种不平等性不仅体现在物质资源的获取上，还体现在社会地位、发展机会以及对社会事务的影响力等多个方面。例如，在工业革命初期的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掌握着大量的生产资料和政治权力，工人阶级则处于被剥削和权力缺失的状态，他们很难在社会决策中发挥影响力，工资水平、工作环境等基本权益都受到资产阶级权力的制约。

五、小结与思考
权力一直是社会学经久不衰的话题，韦伯、福柯、吉登斯等学者无不对权力进行研究，即使如今转到对政治学的经典阅读上，权力仍然是研究的重要主题。我认为与社会学相比，政治学上对于权力的分析更偏向于宏观，更多的是涉及权力如何在国家层面、国际关系以及政治制度中运作。通过对丹尼斯·朗、罗素与伦斯基权力理论的比较分析，我不仅看到了不同学者对权力本质和运作机制的深入探讨，也认识到了权力理论在不同学科领域的应用和发展。

参考书目：
《权力论》丹尼斯朗
《权力论》罗素
《权力与特权》伦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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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好，很有自己的思考。
“如何避免高强度阅读模式带来的与快速发展的网络化的脱节”——对于这个问题，阅读经典带来的基础能力提升，可以帮助我们以不变应万变。
“如何平衡阅读经典与田野调查的时间”——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一般是经过全力的两年经典阅读，再全力的进入田野调查，这样才能实现两经结合。

很好！

静心

在复杂多变的社会舞台上，每个个体都是一棵独特的树，以其独特的姿态生长摇曳。当我们拉开视角，将个体置于广阔的森林之中，便会发现每棵树都与周围的环境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了一片生机勃勃的生态景观，构成了一片林。在这个意义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恰如“见树又见林”。

一、林中互动
（一）何为树（个人主义）
每个个体都是一棵独特的树，当个体只从自己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时，就陷入了个人主义的陷阱。个人主义的思考方式就像是对一棵树的孤立观察，将所有问题都归咎于树本身的特点和状态。在这种视角下，如果社会生活出现了不良后果，人们往往会认为是由于某些个体的恶意、行为或思想所导致。例如，人们可能会认为被剥削和缺乏安全感是因为资本家贪婪，或是政治领导人无能和腐败。同样地，这种观点也将贫困归咎于穷人的习惯、态度和技能，忽略了社会在无形中给穷人的压迫与歧视。个人主义推动我们仅从个体的内在特质来解释外部世界，但导致我们忽视个体之间的差异，以及个体与群体、社会之间的复杂互动。
（二）何为林（社会系统）
林是由众多树木组成的生态系统，它象征着社会系统，其中每棵树代表一个个体，而整个森林则是我们共同生活的社会。每个个体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受到社会结构和规则的限制，正如林中每棵树的位置和生长状况都受到整个森林的气候、土壤和生态相互作用的影响一样。此时，个体往往会选择沿着最小阻力路径行事，“意思是每一个系统都会为系统中的身份提供最小阻力路径，这些路径通过各种规范、压力、价值观或是奖励对我们施加影响。你可以走别的路，但是别的路会明显「阻力」更大。”在社交场合中，从众行为往往是最简单的选择，因为它遇到的阻力较小，但这也反映了社会系统的规则。社会系统就像是一场游戏，其规则固定在我们的体系中，不是个人可以轻易改变的。当游戏规则鼓励个体获胜时，大多数人便会想方设法去取得成功，规则在此，即使换一个人来玩也是如此。比如二三级团建时玩吹牛皮游戏，规则是说谎，即使我在玩游戏时说谎有负罪感，也会去说谎以取胜，我也可以选择一直说真话，这是个人选择的自主性。
（三）树与树（戈夫曼戏剧论）
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戈夫曼深入研究了微观社会现象，特别关注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动。他提出，为了有效地投射情景定义并使互动协调进行，社会个体必须控制自己给他人留下的印象。戈夫曼将社会互动比作戏剧表演，区分了前台、后台和余留区域三个概念。前台是演员进行特定表演的场所，在这里，演员会强化那些有助于控制印象形成的相关事实。后台则与前台相反，它是演员准备表演、放松自我、展现与前台表演不一致行为的地方。而余留区域，或称外界，是指除了前台和后台之外的所有地方，是对那些不受表演直接影响的社会空间的一种描述。当人与人去交往时，就会扮演演员与观众的角色，这两种角色也是交换的，共同去维护前台的这场表演，以给他人留下较好的印象。
（四）树与林（多元化影响）
树与林的关系，可以比喻为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联系。《见树又见林》中有一个例子：某地工厂的排水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导致居民开始出现健康问题。医生发现，这些患者都是因为接触了有毒化学物质而生病。从个人主义的角度来看，可以认为找到了居民发病的直接原因，并试图通过治愈患者、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或者让他们使用昂贵的饮水净化系统来处理问题。然而，这种解决方案并不全面，因为并非所有人都能负担得起这些措施，这意味着仍有人会继续受到污染的影响，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水污染问题。要真正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林”的角度，即社会系统的层面来考虑，如通过立法禁止化工厂随意倾倒废弃物，以防止水源进一步污染。但是，这样的措施可能会遭到化工厂的反对，因为他们可能需要承担更高的运营成本，或者不得不关闭工厂并迁移到其他地方。如果化工厂关闭，那么依赖工厂工作的村民将会失业，整个镇子的经济也会受到影响。这样，问题就从预防健康问题转变为了化工厂的经营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个道理在互动中也得以体现。
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戈夫曼指出我们的身份并不只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而是由他人对我们的认知和理解所塑造的，这种理解基于他人对我们的身份象征和文化意义的外在表现。戈夫曼将社会生活比作舞台，每个人都是演员，有自己的布景、道具和剧本，同时也有即兴创作的空间。当我们扮演某种身份时，相应的角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预设的自我，这个自我是社会互动中最容易被他人接受和识别的形态。通过角色关系，我们不仅让他人了解我们，同时也进行了自我认知。个人既是演员也是观众，运用各种技巧使自己的表演更加真实和令人信服。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化过程，我们才能形成并掌握所谓的“一般化他人”的概念，即当人们知道我们的身份后，他们会以特定的方式来解读和评价我们，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公共场合的着装和表现如此重要，因为这些都会影响他人对我们的看法。
（五）林与林（共同体与社会）
林可以是一片林，一个共同体组成的群体，也可以是各个林、各个群体组成的一整个社会系统。滕尼斯曾论述过《共同体与社会》各个不同的含义和之间的关系。共同体可以是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之上的群体实现的，即血缘共同体；也可能是在小的历史和区域中形成的联合体，即地缘共同体；也可能在思想的联合体里实现，即宗教共同体。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宗教共同体等作为共同体的基本形式是有机浑然生长在一起的整体。社会产生于众多的个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有计划的协调，个人预计共同实现某一种特定的目的，因而聚合一起共同行动。社会是一种目的的联合体，社会也是一种人的群体，人们想在共同体里一样以和平的方式相互共处，但人们彼此之间不是相互结合，而是基本上分离的，个人更偏向于一种利己主义。
（六）小结
树根代表个人的根基，包括家庭、文化和教育，这些都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树干象征个人的核心，包括价值观和信念，这些是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树枝和叶子是个人才能和行为的展现，它们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如同树木的生长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果实和花朵则代表个人的成就和对社会的贡献，这些都是在社会生态系统中相互作用的结果。林中的每棵树都代表社会中的个体，它们的健康成长需要整个生态系统的支持。林的多样性象征着社会的多元性，不同的树木（个体）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而丰富的社会系统。林中的竞争和合作反映了社会中的互动，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在影响着他人。因此，当我们面对社会问题时，我们不能仅仅归咎于个人特质。我们必须认识到，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联系。要全面理解社会现象，我们需要从整体的角度出发，看到每个人都是社会大森林中的一员，彼此相互依存，共同成长。

二、林中文化
（一）符号
生活中一些看似理所当然的关联，其实并非事物本质的体现，而是文化发展的结果。文化塑造了我们对事物的认知，我们使用的语言文字就像一张庞大的网，将我们与所命名的事物紧密相连，让我们认为这种声音就是我们所称呼的那样。当我们在家中听到轰隆隆的声音时，会自然地认为这是雷声，但“雷声”只是我们选择的一个词语，用这个词给这个声音贴上了一个标签。言语是一种交流的工具，也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它将我们的经验、知识和观念传递给后人，使得那些曾经发生的事件和概念得以在时间的长河中延续。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历史事件可能会逐渐被人遗忘。为了传承这些记忆，老师们通过语言和词汇构建起一个“真实”的过去，让学生们将这些构建出来的事情视为真实发生的历史。因此，我们应当意识到，我们习以为常的词语和概念，其实都是文化选择和塑造的结果，它们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着文化的演变而不断发展。
（二）信念
我们依据一套共同的文化信念来理解世界，这些信念让我们将某些存在视为理所当然，将我们的生存状态视为不证自明的事实。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文化信念中认为是真实的事物，并不总是与客观真实相符，也就是说“什么被认为是真的”和“什么是真的”是不一样的。在隐形眼镜的早期使用阶段，为了减少隐形眼镜的危害性，有人宣称自己的眼睛里检查出了18片隐形眼镜，但是带过隐形眼镜的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这说明了文化信念和社会经验对我们判断事物的影响，即使某些事件被广泛认为是真的，实际上它们可能是虚假的。
（三）价值
在日常生活中，从琐碎的小事到可能改变生活的大事，我们都在不断地衡量事物的价值，以此来做出选择。文化为我们提供了这些价值观，它们是我们决策的基石。当我们依据某种文化观念，将肢体健全的人置于残疾人之前，或者将男性排在女性之前，我们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价值判断，这种判断往往会导致某种社会压迫。我们不仅区分了人的不同，还将人分为三六九等，这种行为贬低了一些人的价值，同时给予另一些人优越的地位。这种价值排序并不提供一个清晰的法则来指导我们在每个具体情境中如何选择，但它确实提供了一般性的指导原则，帮助我们评估选择的优劣。同时，我们常常会遇到价值冲突的情况，其中既有个体亲情和哥哥的个人命运，也有整体社会正义和法律的重要性。例如，当某人发现自己的哥哥是凶手时可能面临艰难的选择：是举报哥哥以维护正义，还是保护哥哥以维护家庭。
（四）规范
如果接受某种文化价值，将它转化为规则，通过奖励和惩罚措施强制执行，就拥有了规范。规范将个人的信念、价值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后果紧密相连，将不适应文化的行为称为越轨或偏常行为。当某人独自一人在家中，洗澡后仍会习惯性地穿好衣服再走出浴室，这是因为我们的文化规范告诉我们，裸露是不适当的，不穿衣服这件事超越了“人”的文化界限。当个体成为某个社群的一员，个体必须在一定程度上顺应该社群的文化规范，违反规范可能会面临惩罚，甚至被社群排除在外。因此，如果想要加入或建立某个社群或部门，首要任务就是确立一套共同遵守的规则，只有遵守这些规则的人才能被接纳。例如，异性恋男性可能瞧不起男同性恋者，这种态度源于推崇异性恋的信念和价值，认为同性恋是不正常的。这种信念和价值可能会通过规范的力量，转化为对同性恋者的不利行为和压迫。但实际上这种态度并非源自个人对同性恋者的自然厌恶，而是文化上的混合信念、价值和规范所塑造的态度，它影响我们对某些人和事的感觉和行动。再比如，如果家人养了蛇，我们可能会基于文化中对蛇的负面态度而感到不解或排斥，但如果我们亲自与蛇接触，也许可能会发现这个生物其实很温顺。
在《污名》一书中，戈夫曼探讨了社会中一种更为微观的偏常行为。这种偏常并非极端或异常，而是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可能表现出的与预期不符的行为。社会常常有一套关于男性气概的预期规范：他们应该有稳定的工作，气色良好，身高体重达标，热爱运动等等。当一个男性未能满足这些条件时，他可能会感到自己不够完整，不足够“男人”。这种压力可能导致他在不同的情况下采取不同的策略：有时可能会伪装自己，以符合社会的期望；有时则可能为自己的不同之处辩护，甚至与他人发生争执。

三、林中结构
（一）结构位置
我们每个人都在社会体系中占据着特定的结构位置。当我们经历生活中的重大转变，如考入大学、开始新工作或结束一段关系时，我们往往会感到迷茫。这是因为这些变化不仅仅是我们个人身份的转换，更是我们在社会结构中位置的变动，意味着我们原有的社会生活模式和扮演的角色发生了改变。在社会的森林中，每个角色都为我们设定了一条最小阻力路径，这些路径以无数细微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和言谈。当我们扮演的某个角色与另一个角色发生冲突时，便会产生角色间的紧张和矛盾。例如，一名教师如果想要与一名学生发展性关系，这将引发教师角色与潜在情人角色之间的剧烈冲突。因为从结构的角度来看，师生之间的关系是不可能真正平等的，他们在教育体系中的角色位置本质上是存在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是系统固有的，不易改变。
（二）权力结构
性别问题是权力问题的一个突出表现，在探讨性暴力的深层次原因时，我们必须超越个人特质，深入到文化和结构性的因素中。在大多数家庭暴力和性侵害案件中，加害者往往是男性，这与流行文化中对男性掌控暴力的无限颂扬不无关系：电视、电影等媒体常常塑造以暴力为特征的“猛男”形象，而那些不符合这一标准的男性则可能被贬为“懦夫”。传统家庭权力结构是建立在男性家长制之上的，男性因其作为土地所有者而拥有权威，并在道德和智力上被传统文化视为优于女性。然而，家庭生活的实际运作却以女性为中心，她们承担了包括养育子女在内的绝大多数生产性劳动。尽管男性在特定生产领域如耕作中拥有绝对控制权，但家庭所用的大部分财产和服务，如衣物和食物，都是由女性生产的。女性的地位因此显得矛盾：在权力结构中处于从属地位，但在决策结构中却不可或缺。这种男女角色的交织，实际上削弱了男性家长的控制力，因为大多数男性需要女性的帮助来维持其作为家长的尊严。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传统的家庭和社会结构被打破——人们纷纷离开农场，进入工厂工作，这导致了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分离。在许多低阶层家庭中，夫妻双方都必须工作以维持生计，女性也开始承担工作角色。男性在生产领域中的绝对权威逐渐消失，他们不再拥有农民对土地的权利，而是作为雇员为报酬而工作。这种变化体现了社会结构和性别角色的演变，同时也揭示了男性权力结构的调整，男性必须寻找新的方式来维护他们的性别特权。
（三）经济结构
在消费主义文化中，一个成功且有价值的生活常常被描绘为拥有丰富物质财富的状态，而购物和消费则被塑造成提升自我价值感和生活满足感的手段。从童年开始，我们就被灌输了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尤其是在电视、广播和网络的持续影响下，这种价值观变得根深蒂固，难以改变。《工作、消费主义与新穷人》中描述了在消费者社会中，人们由道德规范转向了审美趣味，美学把崇高的体验置于首位，消费市场通过不断激发新的欲望和提供新鲜的选择，确保人们不会因为尝试过所有事物而感到绝望或沮丧。然而，这种不断追求新奇和满足欲望的生活方式需要金钱支撑，这对于穷人来说是一个难题。穷人和富人可能共享对财富的渴望和价值观，但他们往往没有平等的机会去实现财富的积累。所以，当穷人和富人在地理上比邻而居时，偷窃和其他与财产相关的犯罪可能会更加频发。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个体行为的“树木”——穷人的犯罪行为——实际上是整个社会经济的“森林”——不平等的经济结构和消费主义文化——所孕育的结果。

四、林中环境
（一）人与自然
每个物种都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每个位置都映射了一个物种与其他物种以及整个生态系统的互动。动物的领地由它们的气味标记，而人类的领域则更为复杂，涵盖了组织生产的社会关系、生产方式，生产的结果是创造财富和人类生活所必需的物品。我们往往不自觉地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非人类的世界，当我们谈论拯救环境时，我们可能会不自觉地陷入人类中心主义的陷阱。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利用地球的资源，这反映出一种自大的态度。同样，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有权界定什么值得保护，以及自然界的理想状态应该是什么，这也是一种自大。我们应该意识到，人类只是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的行为和价值观不应该超越或忽视生态系统中其他成员的存在和重要性。
（二）人与社会
此处人与社会的关系其实在第一部分“树与林”、“林与林”中已经体现。社会系统为个体提供了了一条阻力最小的路径，但人才是感知、解释和做出选择的主体。婴儿以自我为中心来体验世界，因为他们尚未发展出区分自我与世界的能力，在他们的视角中，所有事物都只是以他们为中心的一个巨大的整体。语言在人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像一座桥梁，将他人的经验与自我的经验相连。通过语言，我们能够了解他人如何体验世界，并使我们对自己周围的事物产生自觉意识。因此，只有在与他人的互动中，自我才能真正存在。为参与社会，个体必须在自我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随着成长，我们会获得不同的身份，逐渐累积形成一种社会认同感，以此来定位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和他人的关系。我们的身份和角色将我们与社会世界连接起来，使我们的生活与他人交织，帮助我们在社会空间中寻找定位和认同。没有身份和角色，从社会意义上讲，我们所认知的自我和生活将不复存在。
五、总结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双向互动。个体如同一棵棵树，拥有自己的生命历程、性格特点和成长需求，在社会的森林中，每棵树都在努力向上生长，寻求阳光和空间。我们也不能忽视森林的整体环境，它为个体提供了生存的土壤、气候和生态链。《见树又见林》中有一个话深刻总结了这个道理：把1000棵树撒在大草原上，你看到的只是1000棵树，但是把这1000棵树聚集起来，你就有一片森林，同一批树，有时是一座森林，有时却是一堆树。

参考书目：
《见树又见林》
《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
《污名》
《共同体与社会》
《工人、消费主义与新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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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我与其他高校的研究生们进行了一次交流，我们围绕“什么是思维的训练，思维训练究竟训练的是什么”展开了讨论。有人说思维训练是对文章脉络的深入理解，是理解著作行文逻辑的能力。也有人说思维训练是学习新知识的过程，只要掌握了之前未知的内容，就是一种对思维的拓展。我对“打破思维”这个概念曾感到困惑，但通过这次讨论，我获得了新的认识。本月我阅读的这几本书都向我传授了新知识，打破了我的固有思维模式。

一、平等的双重面向：社会进步的驱动与个体精神的挑战
——《论美国的民主》里对平等的描述
“平等”被普遍视为社会追求的崇高目标，甚至当平等与自由并置时，人民也倾向于选择平等，普遍信念在于，唯有在平等的基础上，自由方能真正实现。因此，平等被视为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基石。平等确实具有不可否认的优点，但它也伴随着一些我们易于忽视的困境，例如：平等可能导致个体之间的疏离，使得每个人都沉浸于个人利益的考量、使得人们的思想和精神易受物质享受的腐蚀和损害等等。
（一）美国平等的优越性
1、初等教育平等。
英国的清教徒受到排挤，去美国开辟新基地。这些清教徒大多来自社会的中下层，他们之间在知识水平上差异不大，这为美国社会形成相对平等的基础奠定了条件。美国很难形成一个强大的贵族制，因为贵族制需要有众多的土地。由于这些移民大多是平民或被边缘化的清教徒，他们在美国没有形成基于土地所有权的强大贵族阶层。与此同时，当地的土著居民并没有建立欧洲意义上的特权阶级或财富等级制度。因此，早期的美国社会相对平等，阶级差异较小，这反映在教育领域便是初等教育的普及。几乎所有人都有机会接受基本教育。
2、民主平等。
美国的乡镇治理体现了当地民众的共同意志，所有公民都有权参与政府的管理，享有平等的行动权利。在这种体制下，不存在固化的等级差异，没有人能够行使专制权力。乡镇不仅被赋予了特定的责任，也承担着相应的义务。在处理重大事务时，行政官员会召集会议，与乡镇居民共同商讨和决策。在乡镇自治中，每个人都能平等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共同参与政府的运作。因此，乡镇的管理权力实质上来源于民众，这种参与感激发了居民一种强烈的当家做主的自豪感。由于这种深切的参与和归属感，无论乡镇管理的成效如何，居民普遍会接受并认同管理结果。
3、民风宽容。
民风将随着社会平等的不断发展而渐趋温和。同样的一个人在面对与自己平等的社会成员时，个人倾向于展现出人性中的善良和同情心。相反，当面对不平等的社会群体时，他可能表现出对他们的苦难和不幸的冷漠。由此可见，人们的温和态度和同情心并非单纯源于教育的发展或文明的进步，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身份的平等。可以设想，随着世界各国交往的加深，不同国家的人民将变得更加相似，这可能会增进相互之间的理解和同情，对彼此的不幸遭遇表现出更多的关怀。
4、身份平等。
在民主制国家中，政府对所有公民平等对待，法律对每个公民都具有同等约束力。在家庭结构中，父亲的角色逐渐从权威转变为平等的一员，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社会成员，与子女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年龄和财富上，而非地位的高低。家庭内部正在形成一种平等的关系，传统的权威身份如主人和长官正在消失，而父亲的地位依然被尊重。平等引发的社会运动不仅改变了父子关系的等级差异，也同样在减弱性别不平等，推动女性逐步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地位。随着社会对性别平等的推进，男女之间的传统障碍，无论是实际存在的还是观念上的，都在逐渐消除。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男女之间的交往模式发生了根本变化。人们可以自由选择伴侣，不受外界强制或功利目的的影响。唯有相近的爱好和思想观念，才会使男女双方走在一起，并使他们建立一种相濡以沫的夫妻关系。人们更加关注和重视持久稳定的情感联系，因为这些是提升生活质量和温馨度的关键。
（二）美国平等的困境
1、个人主义盛行。
平等促进个体权利的提高，但同时也可能导致个人主义的盛行，使每个人只考虑自己。在平等的社会环境中，每个人可能会更加专注于个人利益的追求，从而忽视了与他人的联系和共同责任。这种个人主义的增长可能会带来人情的冷漠，削弱了社会成员之间的共同纽带。这种趋势如果不加以适当的引导和调和，可能会导致社会凝聚力的下降，使得原本紧密联系的社群变得松散。
2、过于追求物质。
平等鼓励个体不断追求完善，社会变迁和技术的不断进步则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对更好生活的向往。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往往将目光聚焦于现实利益和物质享受，而对其他非物质层面的追求则显得兴趣缺缺。实用主义成为主流，艺术创作也往往以提升生活舒适度为首要目标。举个例子，民主国家中的诗歌是对理想追寻和描绘的源泉，其创作灵感往往来源于对美好理想的追求。而在平等社会中，人们对物质享受的追求可能会淹没对诗歌的欣赏和对理想的追求，从而限制了诗歌创作中理想主义成分的范围和数量。对平等的质疑和责难并非因为它引导人们追求禁忌的享乐，而是因为它鼓励了人们对物质享受的普遍追求。当等级界限逐步消除，而特权也被彻底摧毁之后，财产在不断分割的过程中日渐分散，教育逐渐普及，自由不断成长，此时对物质享受的渴望逐渐成为普遍心态。小康家庭开始在社会上不断涌现，那些尝到财富甜头的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对物质享受的依赖，并认识到需要不断努力以维持和提升这种享受水平。因此，他们将物质享受视为一种值得追求和珍惜的目标，始终将物质享受视为一种值得追求和值得拥有的珍贵礼物。
3、竞争激烈，精神折磨。
随着财产特权的消除，社会所有的职业对每一个人平等的开放，使得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个人努力达到职业顶峰。这种平等观念可能让有抱负的人误以为成功之路宽广而平坦，幻想自己能够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然而，这种观念忽视了平等所带来的双重效应：一方面，平等允许人们胸怀远大理想；另一方面，它也在各个领域限制了个人力量，使得每个人都变得相对脆弱，甚至还会让他们发现他们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前所未料的巨大困难。平等社会虽然消除了特定群体的特权，但同时也导致了所有人面临公平竞争的局面，这意味着困难并未消失，只是困难和障碍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当所有人都沿着相似的道路前进时，脱颖而出的难度大大增加，这导致了人们在追求物质享乐的愿望与实现这些愿望的手段之间产生了持续的矛盾和紧张。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即使是微弱的优势也变得至关重要。由于每个人周围都有众多拥有相似优势的竞争者，个人的自豪感可能转变为贪婪和嫉妒，对微不足道的细节或利益过分关注，表现出强烈的竞争心理。使人们在内心上闷闷不乐，在精神上饱受折磨。
4、内心与现实的平等存在差距。
在社会认知中，当不平等被视为常态时，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不平等现象也可能被忽视。但在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中，即使是微小的不平等也会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因此，平等的发展程度越高，人们对平等的愿望也就难以满足。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公民可能相对容易地实现一定程度的平等，但要达到他们内心深处的平等理想却极为困难。实际上，公民内心所渴望的平等，就像一个不断前移的目标，它总是在视野中诱人地闪烁，激励着人们不断追赶。人们总以为终有一天能够触及这个目标，但在不断的追赶过程中，他们却发现这个目标似乎总也抓不住。这种长期的追求使得人们深刻体会到平等的魅力，却始终无法完全体验其成果。
5、社会权力大于个人权利。
社会环境的日益平等导致个体地位的相对弱化，而社会整体的力量则不断增强。在平等成为社会主导价值观的环境中，公众共识对个人思想观念产生了实际且强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源自社会环境。随着民主社会的进步，社会成员之间的差异逐渐减少，当每个公民趋于与其他所有人完全一致时，个体的独特性逐渐在群体中消失，面对他人时会感到自己的影响力越来越弱。在缺乏突出个人特质或成就的社会中，个人一旦遭遇公众的反对，就很容易失去自信，不断怀疑自己的能力和判断。因此，当大多数人都认为他错了的时候，他几乎会立即承认自己错了。当大多数人持有某种观点时，个体往往会在没有明显的外部强迫或限制下，迅速接受多数人的看法。最终，人们可能会形成一种观念，即社会权利至高无上，而个体权利则显得微不足道。
（三）应对平等困境的措施
1、参与公共事务管理。
当社会成员被鼓励参与公共事务管理时，他们便超越了个人利益的局限，走出个人利益的小圈子。个人将意识到，自己并非完全独立于同胞之外，而需要与他人相互依赖。为了获得他人的帮助和支持，个人必须也愿意帮助他人，并积极参与各种合作活动。在美国，这种共同管理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选举制度，通过参与选举，公民不仅行使了自己的权利，也承担了共同管理社会的责任。
2、发展结社。
在民主国家中，虽然每个公民都是独立的个体，但单独行动时往往力量有限。如果仅仅依靠个人力量，很难实现大的成就，任何人也不能强迫其他人帮助自己。因此，在民主社会中，如果人们不懂得自愿合作和相互支持，那么所有人都可能陷入无助的境地，总有一天人们可能无法仅凭自己的力量生产出生活中最基本的必需品。这可能导致政府任务的不断增加，为了履行这些任务，政府可能会不断推出新政策和采取新措施。当政府试图取代社会团体的功能时，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个体公民放弃参与社团组织和活动，造成更多的个体公民需要政府帮助，更加依赖政府的帮助。所以人们若想保持文明，就要不断推动和加强结社的文化，适应社会需求，并提升社会平等。
3、运用网络的力量。
在民主平等的时代，每个公民在本质上处于孤立状态，这使他们容易受到忽视或被权力任意侵犯。对于当今时代受到压迫的公民来说，捍卫自己的关键途径在于公开自己的处境。如果整个民族对此置若罔闻，他还可以向全世界寻求帮助，而媒体、网络成为了公民发声的重要渠道。在保持出版和言论自由的前提下，个体公民通过网络平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遭遇，从而减少完全陷入屈从或奴役状态的风险。
（四）小结
在托克维尔看来，当代人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如何保持昔日不平等社会所带给人们的某些特殊利益，而是怎样确保平等的社会环境所产生的各种新的好处。平等的追求并非没有代价，它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可能带来个体间的疏离和对个人利益的过度关注。因此，我们在颂扬平等的优势时，也不应忽视其带来的挑战，必须寻找平衡点，以确保在追求平等的同时，也能维护个体的精神健康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现代性的悖论：大屠杀背后的技术进步与道德退化
——对文明发展的批判性考察   《现代性与大屠杀》
提到大屠杀你会想到什么？是希特勒的残忍，还是反犹主义的热潮，或是宗教问题？但在鲍曼的笔下，大屠杀不仅仅是犹太人的问题，也不是犹太人历史中的事件，而是有关于社会文明和现代性发展的问题，是我们这个发展着的自信的富裕的美妙的世界之下，现代性与人类的道德动力之间不平衡的、深藏不露且不光彩的一面。也就是说，大屠杀是现代性被掩盖起来的一面。死亡集中营中的世界就是现代性的阴暗面，这个阴暗面意味着战争、剥削和死亡，但集中营同时也意味着医疗卫生、官僚机构、劳动分工的发展。
（一）大屠杀发生的历史原因
大屠杀首先具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在古代，犹太人失去家园，不得不移居到世界各地，他们居无定所。每一个犹太人一出生就是犹太教的人，所以他们的民族性标准往往是绝对的，终极的决定性权威，他们抹杀了自我和他人之间的差异性，具有超民族的属性，是无民族的民族。这种超民族属性使各地政府怀疑本国的犹太人缺乏爱国心，缺乏消灭国家敌人的积极性，造成了各地政府的排挤。其次，基督教是从犹太教衍生出来的，犹太教信奉的是上帝耶和华，而基督教信奉的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是信奉爸爸还是儿子？所以说基督教要是想扩张就要对犹太教进行打压，二者之间存在根本性对立，造成了基督教对犹太教的长期打压和对犹太人的长期迫害。欧洲在古代和中国一样，重农抑商，所以犹太人由于政府的排挤和宗教的打压而被迫经商，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犹太人通过经商据点开启了巨额财富，反而抓住了时代前流。犹太人是三棱镜群体，在贵族心目中，犹太人和下等人一样低下，尤其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犹太人更金钱紧密联系在一起，威胁到了贵族的精英地位；在乡绅眼中，犹太人和农民和小市民一样无知与贪婪；对于农民来说，犹太人是敌人，因为犹太人掌握着财富与资产，对于他们来说，犹太人是统治阶级。每一方都将犹太人当做是另一方的成员，受到了所有人的蔑视与冷漠。
（二）为何此次大屠杀规模如此大
1、大屠杀是一项社会工程
社会工程作为一个以科学为基础，朝向更好的秩序，需要科学的合法化和客观的研究，是一个旨在保证种族健康的积极政策。如果说希特勒是园丁的话，那么德国就是他建立的大花园，他想建造一个漂亮的德国花园，犹太人则是里面的杂草，他为了建造这个花园，就必须要将这些杂草给清除掉，所以对他来说，清除是一种创造，是一种让花园更美好的行动，而不是一种破坏的活动，这些杂草必须被隔离控制，阻止蔓延转移，并被保持在社会的界限之外。犹太人被看作是细菌脏东西，转移甚至消灭他们是政策的必然要求。犹太人问题被组织起来，根据先进科学的国际标准进行了调查。因此，屠杀犹太人是一项社会理性的管理活动，也是系统的利用，应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哲学和训诫的一次尝试。
2、现代官僚的有效管理
现代方式是理性的、有计划的科学、信息化的、专业的、有效管理的、协调一致的，因此，当派下大屠杀的任务时，各方分工完善就能有效对犹太人进行了管理。群众的暴力是原始，低效率的灭绝技术，德国政府大概杀害了约600万犹太人，即使每天杀害100人，也要将近200年的时间才能屠杀这么多犹太人，而人的怒气不可能持续200年，因为情绪是无常的，可以变化的，所以说只依靠群众的厌恶是靠不住的，系统的灭绝只能通过极端且强有力的政府才能得以实施，有组织驱逐和屠杀的过程需要庞大的军事和官僚机构部门的协作才能更好地行动。与如此大规模的屠杀相伴的，是一场彻底的，全面的，无遗漏的官僚机构，服从权威的方式代替了蔓延的狂暴，有大量的资源动员和计划分配的方法，将整个任务细分成许多局部和专业的职责的技能，协调行动的技能。
3、意识形态的宣传
纳粹指控犹太人罪大恶极图谋不轨，身上充满了寄生虫和细菌，又由于历史上的反犹色彩和现代人倾向于身体健康和心智的健全，大多数人即使不反对大屠杀，也会对大屠杀表示漠视。同时，纳粹给犹太人打上了特有的标记，人们怕与犹太人沾上之后，也沾染了犹太人的气息，被他自己本属的民族所歧视，因此会自然远离犹太人。犹太人逐渐被彻彻底底的孤立生活在一个没有邻里的世界。
4、技术责任代替了道德责任。
在现代官僚体系中，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个人无条件的服从，个体无条件的服从被当做是荣誉的表现。在行动者眼中，权威人物的意志就是合法性命令，权利和尊崇的义务都是充分的，因为他们被权威要求这样做，而这个权威则被他们看作是承担他们行动的最终责任的人。一旦行动者将责任转移到上级命令的权利当中，行动者就被投入了一种代理状态，把自己看作是给别人执行意愿的中介者，进行了权利的责任转移。这样存在的众多责任转移造就了一种自由漂流的责任：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相信自己是受别人的操控，而被指控的人又可以说自己是得了他人的命令，责任在本质上被取缔了，道德后果被减弱了，这又使得集体执行残酷的行为变得更加容易了。劳动分工使大多数人与行动的结果产生了距离，大多数公务员可能会在没有了解指令的结果的情况下传递或发出命令，但他们自身可能很难发现命令的结果，对于后果只有抽象的孤立的认识。任务的分化导致了残酷的施行者与受害者之间的距离增大，这个距离消除了或减少了道德自愈的能力。例如：对于铁路经营者来说，他们的任务就是装货物并运送货物，运送犹太人就是他们的任务，而对于犹太人是什么样的结果，他们就会自以为与他们无关。因为在列车员的眼中，他的行动是技术性的，犹太人的死亡是被纳粹殆尽毒污的，而列车员本身的行动与受害者的痛苦之间的因果联系，就被列车员自己所模糊了。同样，专家们也不是倾向于屠杀，对于他们来说，毒气室的缺陷只不过是对他们工业的负面反应，需要对缺陷加以补救，他们的身份，要求他们做出有创意的技术调整，以使他们的产品效率更高，更为其操作者所接受。所以说，他们关注的技术而不是道德，技术责任代替了道德责任。
5、理性与道德相分离
犹太人被区隔开来，纳粹人借犹太人的手处理犹太人区的一切事物，活下来的机会分配不均，犹太委员们自以为理性地牺牲一切就能拯救多数，牺牲少数人是为了跟多数人活着，但其实都是纳粹友谊的欺诈和冷血的欺骗，无论怎么样，他们都是犹太人，因为他们都是犹太人，所以他们最终总是要被屠杀，都是要死。此外，虽然犹太委员管理着众多犹太人，但其实犹太委员和警察也是被纳粹所控制们的，犹太委员和犹太警察们面对着一个简单的选择，要么自己死，要么让别人去死。面对这样的选择，很多人就会选择延迟自己的死和延迟自己亲朋好友的死，这是他们的理性。但这种理性也导致了道德的堕落，他们活下来也只能带着肮脏的双手从考验中挺过来。如果犹太委员和警察可以选择，他们应该也不愿登上自我毁灭的列车，因为谁也不愿帮着杀害别人，谁也不会沉沦到灾难时期人狂欢的堕落，但是他们确实没有选择，他们中大多数人以他们的理性和理性判断的技巧，只允许他们选择自己活着，因为规则和资源由真正控制局势的人所操控，规则是纳粹所控制的，他们并没有反抗的机会。
（三）小结
任何事情都有好有坏，之所以看起来正常，只是因为正常环境使它覆盖于另一面之上，而另一面尽管通常不可见，却总是存在，如果不是行动者的冒险，另一面将可能永远隐藏下去。现代方式是理性的、有计划的科学、信息化的、专业的、有效管理的、协调一致的，所以当派下大屠杀的任务时，才会如此规模化地进行屠杀。从中我们也看到了现代化进程中的道德问题，我们也要予以警示。因此，大屠杀是现代性的一个失败，是现代性糟糕的一面的体现。正因为现代性有以上这些特性，所以换成对其他民族的大屠杀也是一致的。之所以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只是因为犹太人与欧洲的历史渊源太深。

三、审视《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革命动力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提出了一个与常规思维相悖的见解：法国大革命并非在压迫最深重的地区爆发，而是在相对繁荣的地区发生的。以近代中国社会的大量案例为参照，我们通常认为压迫与革命之间存在直接联系。然而，在18世纪的法国，与德国和英国相比，法国农民已转变为土地所有者，这在表面上似乎预示着他们的满意与安定。但事实上，繁荣的经济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革命爆发在看似受压迫较轻的地区。
（一）繁荣加速大革命的到来
本来忍气吞声，若无其事的忍受残酷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给予的重压突然间减轻，他们就会奋力反扑。简单来说，当所有人都没饭吃时可以忍受，而一些人有饭吃，另一些人却没有饭吃，则让人无法忍受。18世纪末，德意志大部分地区的人民仍被束缚在封建土地上，农奴制度还没有被废除。但这种情况在法国早已不存在，法国大多数地区的农奴制已经绝迹，法国的农民变成土地所有者，拜托了领主的统治。若法国像德意志一样仍在受压迫的环境下生存，他们可能无动于衷。但如今他们有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此时若再遭受到各种压迫和剥削时，就会站起来反抗，维护自己的幸福生活。所以当有更任何不利的制度出现后，法国人更会难以接受，从而发动革命。
（二）个人主义盛行下的社会裂痕
随着近代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人们开始更加关注个人利益，狭隘的个人主义逐渐盛行。在这种背景下，传统的公共品德受到抑制，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团结精神减弱，人们互相孤立，只是自顾自。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得贵族阶层纷纷离开农村，迁往城市居住，城市因此不断扩张。农村地区由于受到诸多限制，如土地产权的束缚和地方性的税收负担，导致即便是有一定经济能力的农民也急于逃离农村，涌向城市寻求更好的生活机会。
在农村，农民不仅要承担各种税费，还要负责修缮道路和其他公共设施，甚至不得不相互举报财产情况，以减轻个人的负担。这种相互监视和竞争的环境加剧了社会的分裂和个人的孤立。政府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所采取的措施，往往因为执行不力或设计不当，反而激起了人民的愤怒。政府和法官之间责任推诿，导致穷人在各个层面都感到无助和失望。
最终，人民行动起来的原因并非仅仅是尖锐的物质痛苦，更深层次的是对改变身份地位和获得社会公正的强烈渴望。这种渴望在个人主义盛行的社会中变得尤为强烈，因为它触及了人们对自由、平等和尊严的基本追求。因此，尽管经济繁荣表面上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但实际上却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感和不满情绪，为革命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三）阶级界限的模糊与分离
工业化的发展使法国旧贵族的财富不断的流入新兴的资产阶级当中，这一过程使得两个阶级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二者越来越相似。贵族阶级的财富减少，地位逐渐下滑，而资产阶级则日益富裕，享受着与贵族相差无几的待遇，这使得社会成员之间的差异减少，但同时也孕育了新的矛盾。
在英国，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界限不如法国明显，甚至存在通婚现象，这使得英国的贵族较为平民化。而在法国，国王集中了所有权力，巴黎从首都变成了国家的中心。虽然贵族地位下降，但他们依然保留了一些特权，如免税和受封制的持续，这些特权激起了平民对贵族的仇恨。资产阶级通过购买官职来获取这些特权，内部也形成了众多小团体。资产阶级日益富裕，而农村人民则退回到了长期的孤立状态，平民对于新封贵族的嫉妒，进一步加剧了阶级间的敌意。国家各部分均处于不平衡的状态。所以一旦发生革命，整个国家便很容易动摇起来。
（四）政府的改良措施的无效
中央集权制并非大革命和帝国的产物，而是旧体制下的一种制度。在御前会议中，尽管总督的存在具有其重要性，但贵族的权力仍然超过总督。随着领主权力的逐渐削弱，他们的义务也随之消失，中央政府不得不承担起照顾穷人的责任。因此，政府的角色从统治者转变为监护人，通过工业巡视员协助总督进行监督和管理。这种转变反映了政府职能的重塑和责任的重分配。然而政府在对民众热情的激发与遏制之间摇摆，一方面用言辞讨好人民，进行自我批评和揭露，另一方面却未能解决实际问题。与此同时，文人们持续通过思想启发，唤醒民众的意识，教会他们如何表达愤怒。中央集权制的专制制度如同一道高墙，将人们困在各自的私人领域，加剧了他们原有的封建习惯性孤立，使得原本就相互冷漠的人们变得更加冷漠。
（五）文人宣传的力量与社会的觉醒
文人们不断地通过他们的思想和作品来唤醒民众，向他们展示如何发泄对社会不公的愤怒与不满。面对现实社会的重重矛盾，作家们通过批判性的笔触描绘了一个理想化的社会图景，而人民由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往往盲目崇拜这种虚幻的贵族形象，忽视了作家的舆论宣传在塑造社会意识中的重要性。这种情况下，作家们的描绘得以广泛传播。与此同时，美国革命的胜利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追求自由的现实案例，增强了民众对作家所描述美好社会的追求。因此，作家们不仅仅是舆论的传播者，他们的理念和愿景逐渐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核心宗旨。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成为了幕后真正的精神领袖，为一个旨在推翻国家现有政治制度的强大政党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动力。
（六）小结
综上所述，我们已清晰了解到革命的动力并非仅仅来源于直接的压迫，而是源于人们对现实与期望之间差距的认识，繁荣带来的不是满足，而是对更好生活的渴望，当这种渴望遭遇制度的束缚时，便转化为革命的火焰。因此，我们必须深刻理解到，在平静的表面下可能隐藏着汹涌的变革力量，而真正的革命将可能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爆发。

四、《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中福利国家困境的深层逻辑探究
我们都学习过福利国家相关的内容，基本知晓其产生、发展和衰弱的过程。衰弱的原因我们通常认为的是福利国家承受的成本过高、人口老龄化导致的福利需求增加、政治体制的僵化以及社会价值观的变迁等。但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中，作者鲍曼提出了一种新的说法，即生产者社会逐渐转向消费者社会，工厂不需要过多劳动力，因此也就不需要国家福利来兜底劳动力后备军。这种说法打破了我的固有思维，以下我将对此说法进行详细说明。
（一）生产者社会
生产者社会存在一种工作伦理，这种工作伦理宣扬工作即正义，不工作是一种罪恶。在过去，工人能够通过设定自己的目标、控制工作进程来获得工作的意义和动力。但随着工厂体系的兴起，人们的生活逐渐被机械化，只能被迫接受他人设定和控制的任务，导致人们的工作态度和意义逐渐丧失。工作伦理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控制工具，旨在削弱人们的独立性，使其服从于工厂制度。在向穷人和所谓的“懒惰”人群宣扬这种工作伦理时，社会常常采取更为严厉的手段，如实施强制劳动、法律约束，甚至在极端情况下以体罚相威胁，以此来规训那些被视为不守规矩的囚犯和穷人。
在这个阶段，工人还能为工厂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属于生产者社会的范畴。然而，随着福利国家政策的实施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要求提高员工工资的压力不断增大。面对薪资上涨和其他附加成本的增加，企业的应对策略通常是减少投资或者通过自动化技术来减少对劳动力的依赖，从而降低成本。这种策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的经济负担，但也暴露了国家福利的困境：福利支出增加导致国家财政压力增大，而企业为了保持竞争力可能会减少就业机会，从而加剧了失业问题。在这种背景下，社会逐渐从以生产为主导的经济模式转向以消费为主导的消费者社会，国家不得不在保障社会福利和支持企业竞争力之间寻找平衡。
（二）消费者社会
在生产者社会中，人们主要以生产者的身份参与其中，社会塑造成员的方式由社会分工的需要决定。之后，技术的进步在就业萎缩的前提下仍能保证生产力的增长。在生产者社会中，类似于圆形监狱的体制训练人们习惯于例行公事和单调的行为，而消费者社会的特点则是个体不断进行选择，不拘泥于传统。在消费者社会中，人们由道德规范转向了审美趣味，美学把崇高的体验置于首位，消费市场通过不断激发新的欲望和提供新鲜的选择，确保人们不会因为尝试过所有事物而感到绝望或沮丧。“它在人们欲望被安抚之前激发新的欲望，烦躁之前替换新的猎物，使消费者永远不出现厌倦”。然而，这种不断追求新奇和满足欲望的生活方式需要金钱支撑，这对于穷人来说是一个难题。穷人在消费者社会中面临的双重压力。一方面，他们的经济能力有限，无法享受消费社会提供的各种商品和服务，导致他们感受到的生活模式越高高在上，就越难以触及；另一方面，又因为他们消费不起，随之而来的带来的是耻辱和污名化造成的痛苦，这种痛苦又由于生活水平下降和相对贫困的恶化而加剧。
从生产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的转变，也伴随着社会价值观的变化，即从工作伦理指导的社会转变为消费审美统治的社会。在消费者社会中，大规模生产不再需要大规模劳动力，导致作为劳动力后备军的穷人被重新定义为有缺陷的消费者。因此，国家福利体系中原本用于支持劳动力后备军的措施逐渐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这种转变剥夺了穷人在生产者社会中所拥有的社会功能，即作为劳动力的角色，进而导致他们的社会地位进一步下降。
（三）福利国家的兴衰
在大多数福利国家，由于人口众多，普遍性的福利政策往往导致成本过高，政府负担过大。因此，这些人口众多的国家往往倾向于实施选择性的福利政策，但这种选择性的福利保障通常只能为穷人提供较低质量的服务，被帮助的人被定义为被帮助的人，是社会中的失败者，被污名化。由于福利获得的污名化，这些接受帮助的人可能不会公开承认自己得到了支持，因为这种经历不断提醒他们曾经的困境，所以一旦他们脱离不利地位，便很可能成为福利政策最激烈的批评与诋毁者。
在生产者社会中，福利国家建立了随时准备服役的劳动力后备军，以确保他们在非工作期间保持良好的状态。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企业不再依赖国家来管理后备劳动力，多余的劳动力可能永远无法成为市场上的商品。也就是说，企业不再需要如此多的劳动力了，他们有多种选择，甚至可以选择跨国寻找更廉价的劳动力。因此，政府不再需要承担兜底劳动力后备军的角色。
同时，国家福利政策被视为只服务于特定群体的工具，这导致主流民众对政治参与的热情减退。而在选举过程中，底层人民的投票影响力可能较小，政客们可能认为不需要花费大量资源来争取这一群体的支持，更倾向于通过降低税收来迎合中层选民，以此带来更多的选票，导致底层人得到的福利质量越来越差。
（四）小结
我们又学习到福利国家衰弱的一个原因。随着生产者社会向消费者社会的转变，工厂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导致国家福利体系中劳动力后备军的需求下降。这一转变不仅导致福利国家的成本压力减轻，也改变了穷人的社会地位，从生产者变为有缺陷的消费者，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和福利的衰弱。

参考书目：
《论美国的民主》
《旧制度与大革命》
《现代性与大屠杀》
《工人、消费主义与新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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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看了一些跟政治学有关的经典书籍，发现里面的议题基本涉及君主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动态。但在其中重要的因素并非政治学独有，它们同样触及了社会学的关键领域，尤其是社会问题中的人民角色和社会结构。因此，我在政治学与社会学的交汇点上寻找了若干关键元素，以期能够对这两个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交织演进进行一番梳理和小结。

一、政治学在社会学之间的体现
（一）政治学在韦伯作品中的体现
我们知道韦伯是著名的社会学古典三大家之一，但是他的社会学中也充满了政治脉络。首先是他的著作中涉及的主要议题，他认为民主制与官僚制之间存在悖论，因为实现民主必须有法律的增强，而法律的增强则导致了官僚组织控制的扩张。韦伯认为，代议制民主可以缓解这个问题，能够防止平民领导过于使用个人权利。在韦伯生活的年代，德国发展停滞，所以韦伯重视资本主义的发展，想提供一种政治立场。他强调政治而非经济的独立作用，认为国家有武力，可以形成强的齐全的官僚，而科层专业化是资本主义最必然的特征，无论是生产方式还是别的经济行为，都是推进理性化的手段，一切行为皆服从于权力。但是他这个观点也强调了科层理性是官僚制的派生物，现代人逃离不开官僚制的牢笼。专业教育逐渐取代了人本主义大学，也都快变成了训练忠诚管理者的国家机构。
（二）政治学在涂尔干作品中的体现
已经读过部分社会学著作的我们都知道涂尔干的社会学思想。《社会分工论》指出，阶级斗争的存在是源自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之间的转型过程尚未完成这一事实。在传统社会里，人们屈从于团体的专横，个人要遵从集体意志的力量。随着劳动分工的扩大和集体意志的弱化，过去的道德秩序逐渐解体，强调个人只有作为自主的行动者才能掌控且实现自己的冲动，这才是自由的。在这其中，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也是不同的。个人主义是分化的、劳动分工的结果，源自于有机团结的扩张。有机团结中职业团体有着共同的利益，通过基本的道德协调，从而促进有机团结的运行，使社会逐渐形成一种合作的秩序，慢慢就会存在民主政体的国家，又促进了道德个人主义的实现。而利己主义倾向于社会道德的对立，是欲望的源头，如果社会是由利己主义的连接而组成，那么就是道德无政府状态或者导致失范。在《社会分工论》中，涂尔干看到了社会分化的深化和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国家的权力越大，惩罚的力度就越大，因为在这期间，国家渗透了民主秩序，传统习俗与法律的关系，具有道德权威。但是涂尔干强调凝聚而较为忽略了冲突，重视有机团结和道德科学的重要性而没有说明政治的合法性机制，只说明了权力与暴力的作用而但又认为不应该革命，应对社会进行修补与维护，存在着一些时代的局限性。
（三）权力在政治中的体现——从帕森斯的权利观到福克的权利观的演变
帕森斯权力观强调权力的互惠性和循环性，他认为权力是一种社会交换的过程，是双方都有所得的关系，将权力视为一种和货币类似的循环媒介，权力关系双方都能从中获得利益。在这种视角下，权力的行使不仅仅是一种单方面的支配，而是一种基于共识的互动。权利者先被授权，才被赋予权威，才能拥有并使用权利，服从权利者也可站起来推翻权利。权利是某种共识的体现，当从属者开始质疑统治者的地位时，权力的合法性就受到了挑战，而暴力和强迫则成为维护权力最后的、也是最为脆弱的手段。其中权力紧缩的概念说明了权力不是绝对的，而是需要不断的协商和认同。在这种理解下，权力的行使应当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和谐，而不是单方面的压迫。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提出的观点，揭示了现代社会中技术进步对人的异化作用。他认为，随着生产机械化的普及，生产机械化在内的劳动力越来越成为总体技术设计的一部分，工人阶级逐渐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和批判性，被机器奴役，失去了独立身份，成为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一部分。现代社会是一种集权主义，政治权利与生产技术合并，使得权力结构更加隐蔽，。政治权利是科技理性统治的延伸，是权力驾驭机器过程的延伸，技术理性成为了新的统治形式。因此，对权力的批判需要深入到技术和社会结构的层面。
哈贝马斯受益于马克思，他的交往行为理论提供了一个更为积极和建设性的权力观。他认为权力和规范都是组成社会交往的必需部分，通过理性的沟通和共识的达成，可以实现对权力的合理行使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哈贝马斯的理论强调了沟通在权力行使中的重要性，他认为通过对话和交流，个体不仅能够表达自我，还能够影响他人，从而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形成共识。这种权力观强调了权力的民主性和参与性，为现代社会中权力的合理运用提供了理论基础。
福柯权力。福柯认为现代社会权力的运作与知识的积累之间有密切的关系，真理和权力不是敌对，真理体制恰恰是权力运作的一个前提条件和重要产物。为什么说不同的社会官方的言说都不同，官方宣扬什么，什么就被能够被得到宣扬，能够被得到执行，就是因为真理的背后是权力的体现。在医学领域，临床医学的诞生不仅是医学知识发展的结果，也是权力关系在医学实践中重新配置的体现。在临床医学诞生之前，医学知识和实践可能更多地依赖于传统、经验或是权威人物的看法，而随着临床医学的发展，医生通过观察、实验和统计数据来诊断和治疗疾病，从而获得了更多的知识和权威，增强了医生的专业地位和权威。所以一方面政治体制为权力运作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对知识进行一定的管理；另一方面真理建立了某种自明性，使人们接受权力运作的状态，将这种状态看作是理所当然。很多知识分子就是在帮着解释权力，帮着权力来去打造一套真理，真理经过权力的施行，就会不断地被巩固，真理最后就会被大众所接受。

二、社会学在政治中的体现
（一）政治与行政 中央政治与地方政治。
所有的国家都是由地方政治共同体组成的，地方共同体有需要表达和执行的意志。立法是集权化的，立法的执行则是分权化或地方化的。地方自治常常伴随着相当程度的立法分权，政治集权往往也伴随着相当程度的立法分权。《论美国的民主》中也提到了政治集权与行政集权，政治集权主要涉及国家的公共利益，行政集权主要涉及某一个地方的建设规划。美国的主权在民，一切以人民自我利益为主，而与人民最贴近的地方就在于乡镇，所以权力体现主要在于乡镇自治。在乡镇中，每个人都享有一份平等的权利，平等的参与到政府的管理，乡镇的管理权利来自于管理，管理的民众。而长久以来，民众又一直将权利视为一种无可比拟的当家做主的自豪感。所以，乡镇的管理无论好坏，他们都会满意的接受。但由于乡镇几乎是独立的行政实体，所以把他们纳入到州统一的法律治理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同样的，美国先有州，后有联邦在与英国的抗争之时，只要抗争联邦的力量就会大于州的力量，抗争结束之后，联邦与州主权分割，更强调州的独立性。，各州与联邦的主权同在，但各州有各州的法律，当州与州之间发生冲突或者州解决不了的官司归属权都会归于联邦法院。联邦不想与周琦正面冲突，面对问题，也只能曲线救国，直接统治每个公民。但联邦操作复杂性具有相对软弱性，且周内的感情更加亲密。
（二）君主论，不同君主国对于社会的影响
在世袭君主国之中，只要君主不触犯他皇宗皇祖的制度，如遇有意外事件，能随机应变就足够了。因为强调世袭，人们习惯于被统治，所以这些君主总容易光复救入，除非遇到异乎寻常的格外，强大的力量或者是他异常恶劣，遭人憎恨。
在混合君主国中，因为新的君主由于军队和占领之后带来的其他损害就不可避免的得罪于新的属民。若被征服的国家属于同一地区使用同一语言，有着相同的文化，那么还较易被统治。但如果被征服的国家在语言习惯和各种制度上同征服国不同，就会发生种种困难，但可以对这样的国家派遣殖民驻屯军队，则能使被征服地区较为安守。
依靠自己武力及能力的君主国中的君主具有卓越的能力，能够洞察机会，使人拥有信仰。即使人们不在信仰的时候，还可以依靠武力，迫使人民就范，所以这样的君主国较为稳定。
依靠他人的物理或由于幸运而取得的君主国里，不然消灭原统治者家族，使原统治者无可乘之机；或是笼络属于原国的贵族们，使他们成为自己的贵族，给予赏赐，慢慢地抵挡人民心中的块垒，把人民都争取过来；或是不再依靠他人的武力和信任，而依靠自己的力量和能力；或是使人民对自己又爱戴又敬畏，使军队既服从又尊敬，将加害自己的人消灭掉，又要宽宏大量，慷慨好使。
以邪恶之道获得君权的君主国中，占领者在夺取一个国家的时候，应该停止从事的一切损害行为，使自己以后不需要每时每日搞下去，让人们重新感到安全，并通过恩威并施的方法把人民争取过来。所以说君主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应该在人民当中生活，以免发生任何意外事件。
在市民的君主国里，如果一个人由于人民的赞助而成为君主的话，他应该同人民保持友好关系，以其精神意志与制度措施激励全体人民这样一个人，是永远不会被人民背弃的。
在教会的君主国里，如果先前的一些教皇已经依靠士兵，使教宗的职位强大起来，那么当今教皇就依靠善心和无限的其他美德使他更加强大，并且更加获得人们的崇敬。
总体而言，不同的君主国类型对社会的影响各异，君主们需要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治理策略来维护其统治和国家的稳定。
（三）官僚制内幕 官僚制与韦伯官僚理论的联系
唐斯的官僚制内幕明确受到了韦伯的影响，此书分析了官僚组织与官僚行为，透析了官僚制内幕，通过对官员动机行为模式等方面分析，帮助人们预测官僚组织的行为，从而提高决策质量。
在探讨官僚体系的基本特征时，唐斯写道：“官僚机构是一个按照等级制组织起来的系统，其中每一层级的官员都对下一层级拥有权威，并对上一层级负责。”这一描述与韦伯对官僚制等级结构的强调不谋而合。韦伯认为，官僚制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明确的等级制和分工，而唐斯在此段落中对官僚体系的概述显然受到了韦伯理论的影响。
在分析官僚行为时，唐斯指出官僚在执行职责时，往往遵循一套既定的规则和程序。这与韦伯对官僚制中规则和程序重要性的论述相呼应。唐斯进一步强调，这种遵循固定规则的行为虽然确保了行政的一致性，但也可能导致官僚在面对复杂问题时缺乏变通，从而影响决策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此外，在讨论官僚的个人目标和官僚体系对变革的抵抗时，唐斯依旧深受韦伯的影响，韦伯基本上可以称之为“官僚制”这个说法的创始人，所以后人在对官僚制进行叙述时，自然会受到韦伯不小的影响。唐斯提到官僚可能会追求自己的职业生涯发展，这种追求可能会与组织的整体目标发生冲突，变革可能会威胁到官员们的既得利益。这与韦伯对官僚制保守性质的观察相吻合，韦伯认为官僚制具有天然的保守性，官员们倾向于维护现状以保护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唐斯在此基础上指出，这种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不一致，不仅阻碍了官僚体系对改革的接受和实施，还可能导致效率低下和资源浪费，从而揭示了官僚体系在适应外部环境变化时的内在困境。
总之，唐斯的《官僚制内幕》在多个层面上受到了韦伯官僚理论的影响，无论是在对官僚制基本特征的描述，还是在对官僚行为、个人目标以及变革抵抗的分析上，都体现了韦伯理论的核心思想和观点。
（四）托克维尔 美国选举制度的影响
美国的乡镇是当地所有民众意志的体现，乡镇被赋予了一定责任，同时有着相应的义务，有重大事项时需行政官召开会议，与乡镇人民共同协商。在乡镇中，每个人都享有一份平等的权利，共同参与到政府的管理。故乡镇的管理权利实际上来自于被管理的民众，民众自然怀有一种无可比拟的当家做主的自豪感。所以乡镇的管理无论好坏，他们都会满意的接受。此外，乡镇只有在涉及其他乡镇利益的事务时才服从洲的安排，而在本乡镇内部的所有事务中依然是独立的。由于乡镇几乎是独立的行政实体，所以要把它们纳入洲统一的法律治理就是一个重要问题。美国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经常性地对乡镇进行监督和检查，而这项功能只体现在选举制度中，通过选举制度来平衡内部权利。
但是美国有能力的人很少投身在政治领域，这一方面是由于公众的民主本能排斥任何有卓越才能的人步入政治，另一方面，一些德才兼备的人往往因为仕途艰难和不愿意委曲求全而自愿远离政治。但美国选举更新换代快，选举人被选举成功在于更能切实体现公众的意愿，及时将一些思想和行动理念引入国家的政治生活。但同时也由于选举的间隔期太短，选举活动过于频繁，社会则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法律也会具有不稳定性，政府官员经常更换观念与方法，不断变化大量的公共项目管理不善甚至半途而废。
此外，美国民主政府的本质就是多数人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在多数面前不存在任何阻碍或延缓其发展的障碍，倘若某个个体或某个政党在美国受到不公正待遇，就很少被多数所关注。多数是唯一的权威，选举的短暂期造成民族的不稳定性，法律也具有易变性，多数的权威终将使少数陷入绝境，继而迫使其进行无力反抗。

三、小结
在深入探讨政治学与社会学交叉领域的交织演进过程中，我读到了政治理论在社会结构中的深刻烙印，也见证了社会学视角在政治实践中的广泛应用。从社会学方面的韦伯的官僚理论到涂尔干的社会分工，再到帕森斯与福柯权力观的演变，政治与社会理论的互动展现了知识体系的动态发展，我学习到政治学对社会学的影响。同时，从政治学方面对中央与地方政治的关系的思考、君主论的社会影响、官僚制的内幕以及托克维尔的选举取向，我也认识到社会学在解释政治现象中的独特价值。因本月读的书只涉及以上内容，加上我视角的局限性，我只做了上述简单的总结，但我通过阅读政治学与管理学的书籍，深刻拓展了眼界，对各个学科的紧密联系有了更深的了解。有时间还是要多多看看各种书籍，书中自有黄金屋、颜如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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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学是一本邀请书
社会学是本邀请书，或者说学术是本邀请书。我们都是无意中或偶然间学习到这门专业，培养起学术兴趣，从而热爱起学术。
首先是我与社政相识的契机。最开始读社工也只是一个偶然的原因，只是因为我本科四年来远离家乡，想回家继续学习，这才来到安徽大学。又根据安徽大学与我相关的适配专业，才选择了社会工作专业。所以说我对这个专业一直以来没有什么感情，只是说想回安徽而已。但现在情况不同了，我慢慢地好似培养起了对学术的兴趣。还是那句话，非常庆幸加入了我们读书会，跟随孙新华老师的教导，不断的进行经典训练来提高自己。
在书里我了解到了很多社会的情况，比如说布迪厄《社会的苦难》，以及贺老师的《认识中国》。尤其在贺老师的《认识中国》里，我认识到了许多中国社会的底层现状。比如说宗族问题、年轻人进城务工问题等等，我深深了解到在我们的领域里，有多少人正在遭受着社会的苦难与打击。在一次纵向分组中，我听了19期同学的一个分享，说他支教的故事，那里的家长仍然存在着落后思想，对家里孩子的学习也不上心，甚至需要他去家长孩子的家中进行协调。在协调的过程中，该同学也发现这其实并不是家长的问题，而是家长也没有能力水平来支撑孩子的学习。我也有着亲身的经历，前两周我实习时进行了入户调研，在敲到一位93岁老奶奶的房门时，她哭诉着恳求社区工作人员帮她进行燃气的维修。负责人勤恳的回复老奶奶说，回去会给她想办法，但到楼下时，这个负责人姐姐询问的却是我们这项服务包不包含提供物质资源。这是在帮助吗？不是，这还是机构与社区推卸责任的利己主义。
在这些情况下，我才慢慢培养了对学术的兴趣。以前你问我为什么要升博，我回答的肯定是为了博一个好未来，但现在确确实实是对学术感兴趣，因为我想通过学术来向政府敬言献策，希望能提供自己的一份力量来改变中国底层的现状。
这种对于学术的热爱，不仅体现在于师兄师姐以及老师们的交流之中，更体现在我们十九期同学交流之中。我自己的思想境界觉悟不够高，不代表同期同学的思想觉悟不够高。在本次研讨班中，我与各个高校的同学们进行交流的时候，他们向我分享了他们的想法，说我们有着同样的志向，所以才聚集在这里，我深刻的感受到了同期人对学术的热爱程度。所以说学术还是要培养的，不可能说一开始人们就是开始对学术感兴趣，或者说热爱学术，只有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才会真正的培养起对学术的兴趣。
总之，正如彼得伯格所说的那样，社会学更像是一种激情，是一种特殊的激情的邀请书，驱使人们不断的拷问他自身的问题。社会学是理解人与社会的一种觉悟，一种知识，一种人文修养。我们要关注社会现实，关注发生在社会现实中的每一层意义，用新的目光审视我们生活的我们好似非常熟悉的世界。

二、人与社会
（一）人在社会
社会学问题永远是去理解社会交往中正在发生的事情。人的社会定位使人处于被动的地位，生活中存在的许多社会控制机制，比如说暴力、初级群体，社群机构，职业系统和个人生活圈子。人生活在给他划定的坐标里，人的认知被固化，人的生活被生活控制，社会迫使人回归固定轨道，讥讽、闲话都是社会控制的有力工具。引言中概括的特别好：这种社会控制机制就像一张网，谁也逃不掉，又好比是一个个禁锢人的同心圆，谁也无法突破重重封锁，又好像是重重大山压的人难以动弹。
所以说，社会外在于我们，包围我们，涵盖我们生活的一切方面，我们的定位几乎预先决定和界定了我们所做的一切，如果我们跨越雷池，针对我们的社会控制机制和压制手段几乎是无穷无尽的，社会是让我们身陷囹圄的历史囚笼。所以我们更要追求学术，想一想能不能从源头上改变这样的现状，提高人的自主性，将人从社会这所大监狱中解放出来、解脱出来。
（二）社会在人
“人在社会”讲的是来自社会的外部压力，“社会在人”讲的是来自人内心的压力。一个问题在于社会使人压抑，人们却能够承受没有被枷锁压垮。这是因为我们想要服从社会，我们想要得到社会指派给我们的身份和角色，一句话总结就是我们已经被规训化了。作者在解释这部分内容时参考了其他一些理论，比如说角色理论、知识社会学和参照群体理论，核心意义就在于论述人的身份是被动接受的，而不是主动接受的，人的社会化过程就是承担他人角色的过程。自儿童开始，我们就从与父母的互动中完成了社会分配的角色，在长大的过程中慢慢形成泛化的他人，纵身跳入了社会的陷阱。

三、措施
与社会学同游中讲述了四种方法，包括揭露真相，不恭敬的态度，中性化趋势和世界眼光。其中，世界眼光给我的感想最大。世界眼光放眼于人类生活的广博，是开放的视野，是摆脱了束缚的视野。彼得伯格论证最优秀的社会学家能够欣赏奇乡异土，他的内心向无限丰富的人类潜力开放，他热情追求新的事业，追求人类意义的新世界。
但彼得伯格是大师，我们还是学术界的小虾米，以我们的现在的知识水平去形成世界眼光还有很长一段距离，我们只能从现在开始做起，其实不就是一种在当下吗。我自己总结了几个我们可以做的措施方法。
（一）培养学术意识。如以上文所述，学术兴趣以及学术意识是慢慢培养的，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我们应该继续扎根于经典阅读打好基础，先从书本认识世界，再进入田野观察世界。
（二）多交流。优秀的人有很多，只有到外面看看，才发现外面的人比自己优秀的多，所以一定要和周围的同学多交流，学习他们身上的优秀品质，以及他们先进的思维逻辑方法，以及学习的方法。
（三）多总结。没有行动的认识，等于没有认识，所以我们在学习到其他人的方法时，一定要及时记录下来，回去之后也要对他进行总结以及反思，避免遗忘。
（四）多反思。一定要拒绝教条主义，不能把老师们当成拐杖，不是说做事情一定要按部就班的，而是要有自己的思维逻辑，一定要有主体性，解放自我，成长自我，要觉醒摆脱内耗，要有社会学的想象力以及洞察力。对知识进行清理，定期总结出来，往前看，思与行结合，把思内化，最后立足于行动。好好读经典，无用即大用。一步一步慢慢走，将有限的生命转为无限的热爱，答案会在偶然间出现，我们要注意听，认真听，时间会为我们解答一切。

四、总结
总之，社会学要看一件气象万千的世界，拒绝孤芳自赏，我们并非只是木偶，我们也能反抗挣脱。那我们的身份是学生，我和赵珂要努力成长，成为一个学者，来投身学术。投身学术既是一种职业生涯，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要有社会学的想象力，要有能力从一种视角转换成另一种视角，并在此过程中培养起对整个社会及其组成要素的充分关照，努力理解纷繁多样的人类社会，是如何以错综复杂的方式选择和塑造着丰富多彩的社会男女，改变我们时代人的生活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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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词与物》与《知识考古学》中，词语、陈述、话语、档案等都是福柯讨论的主要内容。语言问题的讨论不是指分析语言的结构和规则主谓宾这样，而是为了揭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称之为社会结构关系，探讨这些关系是如何被语言建构起来，又如何在语言的控制下存在断裂和变异的。
其中陈述是话语的基本单位，话语由彼此关联的陈述组成，他们共享一个空间，共同建立语境。不同的场景或场合有不同的陈述话语，上到有法律话语，下到我现在在会议室做的这段总结。陈述可能消失，也可以为别的陈述所取代，像以前计划生育和现在的计划生育是完全两种不同的陈述。
话语体现在各种制度和行为模式之中，对话语的分析不能仅限于个别作家的作品，也不仅限于某个学科话语，话语往往横跨许多的学科和研究领域。这些对话的集合会作为考古学分析对象，也称之为档案。构成档案的话语是实际发生的事件，也是能够超出事件发生的情境，能够始终发挥作用的体系。档案一方面记载了当时实际发生的事，一方面不断被新的话语实践所运用，纳入到新的话语之中。
话语实践在福柯的多个作品中得到了体现。

一、医学话语——话语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的体现
《临床医学的诞生》中，福柯探讨医学从传统的“观察医学”转变为“临床医学”的发展过程，核心问题在于科学话语如何制约人们的感性经验。
古典医生认为，癔症患者每天要泡浴盆，经过十个月后，神经系统中的干燥的膜性组织就会不断脱落，随小便排出。现代医生则通过解剖脑部，真正看到了病灶形成的假膜。两种医生使用不同时期医学的话语形式，古典时期的人会相信古典医生的话语，而我们处于现代时期，采用现代的医学话语，就会相信现代医生说的话。也就是说，每个时代的知识体系都受到特定的“话语秩序”的制约。
同时，知识和权力是紧密相连的。在医学领域，临床医学的诞生不仅是医学知识发展的结果，也是权力关系在医学实践中重新配置的体现。在临床医学诞生之前，医学知识和实践可能更多地依赖于传统、经验或是权威人物的看法，而随着临床医学的发展，医生通过观察、实验和统计数据来诊断和治疗疾病，从而获得了更多的知识和权威，增强了医生的专业地位和权威。

二、疯癫话语——话语在《疯癫与文明》中的体现
在《疯癫与文明》中，也有话语的建构，这里的话语在于理性对人性的扭曲。福柯考察了不同时期欧洲精神病患者和精神病医生的话语实践，总结了理性压抑人性的档案：随着现代性的发展，理性成为了主导一切的力量，而那些被认为是“非理性”或“疯狂”的东西则被边缘化和压制，得出了"疯狂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的结论。
疯癫并非固定不变的自然现象，而是随着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变化而变化的社会建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和解释。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的序幕时期，疯癫作为一种美学现象或日常现象出现在社会领域，疯癫者被认为是受到神的惩罚或者是邪灵附体，他们虽然被社会边缘化，但仍然被认为是社会的一部分，有时甚至被视为具有特殊的知识或能力。然而，随着现代性的发展，疯癫者开始被视为完全非理性和危险的存在，需要被隔离和治疗。从17世纪开始的古典时期，疯癫经历了一个沉默和被排斥的时期。精神病院开始在欧洲出现，成为隔离和治疗疯癫者的场所，这些机构通常采用残酷的方法对待病人，如冷水浸泡、束缚和隔离。这些做法基于对疯癫者的非理性和危险性的假设，而忽视了他们的个性和需求。从20世纪以来的现代时期，疯癫被归为自然现像，被视为一种需要治疗的疾病。疯癫被分为不同的疾病和症状，如躁狂症、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等，这种分类和诊断的做法将疯癫者定义为病人，需要接受医学治疗。然而，这种做法忽视了疯癫者个体之间的差异和复杂性，以及社会和文化因素对疯癫的影响。
总之，在《疯癫与文明》中，不同的时期展示了理性被用来定义和对待疯癫的不同做法，以及这种做法如何导致了对人性的扭曲，体现了话语建构的作用。

三、性话语——话语在《性经验史》中的体现
在《性经验史》中，福柯提到“压抑假说”与“话语爆炸”的相关内容，用以分析现代社会性话语的运作方式。19世纪以来，社会对性的态度主要是压抑和禁止的，性在现代社会中被视为一个禁忌话题，人们在公开场合避免讨论性，性知识被严格保密，性表达受到严格限制。然而，福柯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性话语实际上在现代社会中是非常普遍和多样化的，性话语并没有被压抑，它反而在各个领域中都得到了广泛讨论，如医学、精神病学、教育学、法律和文学等。
性取向也通过社会的话语实践和知识体系被建构和规范的。性别身份和性取向不是本质的或生物学上预先决定的，而是社会和文化的产物。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通过各种话语实践（如医学、精神病学、法律和文学）来定义和分类不同的性身份和性取向。这些话语不仅创造了关于性的知识，还规定了什么被认为是正常的和异常的性行为。例如，同性恋身份是19世纪末随着性学的发展而出现的概念。在此之前，虽然同性性行为存在，但并没有明确的政治或社会身份与之相对应。性学的研究和分类创造了一个新的范畴，将某些行为和倾向定义为“同性恋”，并将其视为一种特定的性取向。

总之，福柯在他的许多著作中都谈及了话语，强调了话语，在构建社会现实与个人身份中的重要作用，话语与权力和知识密切联系在一起，从来塑造了我们所理解的真理和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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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货币
（一）货币使人与财产关系分离
货币在人和财产之间既起着结合的作用，也起着分隔的作用。比如货币经济使得联合会成为可能，股份公司也是其中的一种体现。货币也促进人员和财产之间的分离，因为它把两者之间的关系变成一种被调节的关系。比如人们随心所欲的交换供应商，不考虑供应商是谁，只考虑所要求的产品，这种关系也会产生强烈的个人主义。这样一来，货币一方面提高了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另一方面产生着经济行为以前未有的非人格性。
（二）货币使人的生活越来越空洞
越来越多的东西可以用金钱来支付，于是金钱作为中心点出现在一系列现象里，导致人们往往忽视经济交往中的很多东西，和某些不能用货币来表达的方面，“什么是有价值的东西”的问题越来越被“值多少钱”的问题所取代，人们更加追求货币量的价值。质的价值被量的价值所取代，人们的生活变得迟钝麻木，最终的满足变得越来越罕见，但其实“质”才能满足人的需要。此时就构成了齐美尔意义上的异化。这种异化就是指生活的所有实质内容变得越来越形式化的空洞，越来越没有个体灵魂的恒印，生命质地越来越稀薄，人的自我却把根本不再是个体生命感觉的东西，也就是追求货币，当做自己灵魂无可置疑的财富，只在乎金钱而不在乎生活的品质。
（三）货币无道德性
货币一视同仁的支持截然相反的生活品质，同样推动大相径庭的思想和情感方向，就好像同一个观念可以被不同的人所利用，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其语言表达其道德偏好。以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是固定的，但是在货币经济生活中，人们则很少依赖确定的人，每个人只依赖自身，所以货币使人们可以随意更改具体的依赖对象，比如供货商。因为货币现在抵偿着比以前多得多的东西，因而更加毫无色彩，毫无特性，所以在涉及人格最内心和最本质的东西时，它不再用来进行补偿，所以货币不能再能够补偿一些习俗美德之类的要求。
（四）货币是手段不是目的
大多数现代人在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里不得不把挣钱作为首要目标，所以就会产生一种观念——认为生活的幸福和最终满足都与占有一定数量的钱息息相关。我们假设人们的目标是通往幸福，而通往幸福的道路上，货币是人们达到幸福的手段。但同时又因为人的目标是幸福，人对幸福的渴望是不断增加的，此时人的贪婪也不断增加，所以人们就会变得更加追求货币，此时货币就从手段变成了最终目的。因为人的最终目的仍然是变得幸福，追求货币只会让生活变得浮躁不安，将生活变得机器，所以说货币只不过是通往最终目的的桥梁，而人们是不能居住在一座桥上的，所以说金钱因此被当做是手段来使用。
（五）货币在两性关系中的作用
在齐美尔时代，两性关系从抢夺妇女到买卖妇女，使妇女获得某种价值。但其实这种购买的方式压低和贬损了人性的价值，因为妇女被作为纯粹的享用物被对待，是没有人格的。此外，在娼妓业中，妓女付出了更本质的自我，但在他人眼中，妓女是一种货币等价物给予和接受，货币意味着对妇女人格最深刻的贬压。

二、命运问题
命运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我之所以把它拿出来，说是因为里面涉及到一个“选择”的问题。为什么说涉及选择问题，我之后给大家做出解释。
命运有两个基本因素，一个是主观感受，其次是一些起促进或阻碍作用的发生事件。并非我们所遇到的一切都是命运，因为许多世间才涉及到实际生活的外围，并未触及富有特色个性的我，只有那些能够触动我们内心，与我们个性特征和生活情调相符合，并经过我们主观加工的事件，才能被称为命运。一旦我们把自己的感觉，思维意愿也列入事件的范畴，那么我们源远流长的主观生活就会为这些观念所触动。只有为我们的生活情调所接受，并加工成命运的东西才是命运。
举例来说，假设有A和B两人，他们在同一家公司工作，并且都遭遇了公司裁员。对于A来说，这次裁员成为了一个转折点。他决定利用这个机会重新评估自己的职业生涯，并最终决定创业。多年后，他的公司取得了巨大成功，回望过去，A将这次裁员视为他命运的一部分，是一个促使他追求自己梦想并最终实现成功的契机。相比之下，B对裁员的反应不同。他感到绝望和失落，认为自己倒霉。他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另一份工作，但这并没有改变他对生活和职业的看法。对B来说，裁员只是一个不幸的事件，而不是他命运的一部分。
在这个例子中，就涉及到我开头所说的选择的问题。命运不仅仅是发生在A和B身上的客观事件——公司的裁员，更重要的是他们如何解释和理解这些事件，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来解决这些事件，如何与他们生命的整体路径和目的相结合。A将裁员解释为一个机会，他选择并将其整合到他的生命故事中，这使得这个事件成为了他命运的一部分。而B则选择接受，因此裁员对他来说只是一个不幸的偶然事件。
所以命运不仅仅是外部事件的结果，更是个体如何内化、解释和赋予这些事件以意义的过程。每个人的命运都是独一无二的，它反映了个体对自己生命旅程的理解和赋予意义的方式。所以说,没有什么“都是命”，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只在于我们如何去进行选择，人各有路，相信自己的选择就好。

三、爱情琐谈
爱情具有改变和歪曲对象客观面貌的力量，这意味着在爱情的视角下，被爱者往往会被赋予一种超越其本身特质的光环，从而在爱者心中呈现出一种全新的形象。爱情与其他理智的塑造能力不同，它首先在主观中形成一个全新的基本范畴，也就是说，爱情是一种先验的、主观的建构，它不是基于对象的客观属性，而是基于爱者对被爱者的主观感受和想象。然后，爱情才补充情爱的因素，将这种主观建构的情感投射到对象上。也就是说，爱情所获得的对象是事先并不存在的对象，被爱者往往不是以其真实的、全面的自我被爱，而是以一种理想化的、被爱情所创造的形象被爱。这种创造性和理想化是爱情的核心，它使得爱情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和文化力量，能够深刻地影响个体的生活世界和存在方式。
在齐美尔看来，爱情在整体和最终本质方面支配着对象，爱情所获得的对象是事先并不存在的对象，这就是爱情的核心。但同时，他也提出一个人在被爱前，首先应该存在于世。
这个“存在于世”不仅只是指活着，还有一种意思是自我意识的存在。在爱与被爱之前，个体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自我认知，包括了解自己的身份需求愿望等，这是与伴侣建立深层联系的前提。当一个人了解自己，他们更有可能与他人建立真诚和有意义的关系，因为他们能够清晰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愿望，并且能够理解对方的。这句话也暗示了爱与被爱不是孤立存在的，与个人复杂背景有关，一个人的存在状态，包括他们的行为、思想和对世界的态度，都可能影响他们被爱的可能性。
举例说明，A和B在实习中相识，A是一个普通的办公室职员，有着平凡的外貌和普通的兴趣爱好。在一个活动上，A帮助B处理了数据方面的事情，B对A产生了强烈的好感，这种好感逐渐发展成爱情。在B的眼中，A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办公室职员，而是变得非常特别和独一无二。B看到的A是理想化的，她的微笑、她的谈吐、她的每一个小动作都在他心中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
这种理想化的形象是B的爱情所创造的，它并不是A真实的、全面的自我。B的爱情让A在他的生活中占据了一个全新的基本范畴，这个范畴是先验的、主观的，而不是基于A的客观属性。A在B心中的形象是被爱情所塑造的，她成为了B情感投射的对象。
但A在被爱之前，首先是一个存在于世的个体。她有自己的自我意识，了解自己的身份、需求和愿望。这种自我认知是A与B建立深层联系的前提。A的存在状态，包括她的行为、思想和对世界的态度，都可能影响她被B爱的可能性。如果A是一个自信、独立且对生活有积极态度的人，她可能会更容易吸引B，并建立爱情关系。
所以，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打开心扉去感受和创造，还需要清晰地认识自己，不轻易为他人做改变，只有你是你，才是最开始别人所爱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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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本如何运作
在资本主义下，人们可以自由买卖物品，而这些能够在市场上自由交易的物品，就是商品。商品不是凭空出现的，是由人类劳动生产出来的。所以，商品的本质就是人类的劳动，通过消耗一定的时间，获得了一定的商品。工人付出劳动，生产出来了商品，但商品是归资本家所有。工人只是将劳动力卖给了资本家，获得了工资。对资本家来说，他并不关心商品本身的价值，而是关心商品能不能卖出去。当卖价高于原料成本加上工人的工资，就产生了利润，即剩余价值。
在生产的过程中，原料成本通常是不变的，称为不变资本。工人劳动因为工资可多可少，或者工作时间可长可短，是可变的，称为可变资本。因此，工人每天的生产的时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时间生产的价值恰好等于自己工资，工人劳动必须超过这个时间，这样资本家才能维持生产不亏，所以称为必要劳动时间。第二部分时间则生产剩余价值 ，工人劳动时间越长，资本家获得的剩余价值越高。所以，当工资固定的时候，资本家会不断延长工作时间来压榨工人。
除了压缩工人的时间外，还压缩工人的工资，资本家只会付给工人尽可能低的工资。但是压缩也有限度，压到工人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不能接受，就不能再压缩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食物、衣服这些必需品会越来越容易，价格也会越来越低 。那工人所需要的生活费就会越来越低，所以发给工人的工资也可以越压越低。这就导致了工人的生产力越强，工人就越穷，资本家就越有钱，这样的诡异现象。
当社会平均的生产力固定的时候，资本家可以通过改良技术来超过平均的生产力，从而获得超额的剩余价值。资本家是否能通过不压榨工人，靠不断改善自己的技术赚钱呢？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过程不会长久，这会强迫其他竞争对手也改良自己的技术，否则会在竞争中被淘汰。到最后，大家技术又相等了，也都没有取得超额的剩余价值，只是整体生产力提高了。
资本家用初始资本购买原材料并雇佣工人，生产出的商品卖出后获得利润，一部分被资本家自己支配，而剩余的用于继续投入生产，周而复始。初始资本好像是资本家自己拿出来的，但从整个循环过程来看，实际上是工人通过劳动不断生产出商品，将其出售获得新的资本。资本家无需做任何工作，就无偿获得资本和剩余价值。与此相反，工人的劳动反而剥削了工人自己，当工人进入工厂时一无所有，离开时仍然一无所有。工人的个人消费只是为维持劳动力运转而存在，与资本家无关。但资本家必须不断扩大其规模，才能在市场上与其他资本家竞争。这样一来，工人队伍会越来越庞大，资本会越来越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同时也导致大量的过剩劳动力存在，使得工人阶级越来越贫穷。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提高生产力的一切手段都是以牺牲工人为代价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成为统治和剥削的手段。这一规律使得资本家过着奢华的生活，而工人则变得越来越贫困、受折磨、奴役、无知、野蛮和道德败坏。以上即是“异化”。

二、异化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主要指的是劳动异化，并将其分为四种形式。首先是劳动对象的异化，劳动对象即生产的产品，工人所生产的产品实际上归资本家所有，这与原本工人所期望的产品归自己所有的情况相悖。工人需要出售自己的劳动力给资本家，然后用重新购买这些产品。其次是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工人像牲口一样，失去了对劳动活动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他们的劳动被规定和分配，只是被动地执行任务。第三是劳动者与劳动的异化。工人所赚取的工资通常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而劳动成果由资本家占有和支配。劳动不再成为自我实现和满足的手段，而仅仅成为谋生和获取收入的手段。最后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社会关系被利益和利用所主导，人际关系丧失了亲密、私密的特性，转变为商品、货币和资本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异化导致社会的冷漠和竞争，加剧了人们之间的疏离感。

三、地租
资本家利用土地的特定优势和市场机制，通过地租赚取剩余价值。地租的实质其实就是支付给土地所有者的剩余价值，它分为两个基本形式，一是级差地租，二是绝对地租。绝对地租是指基因较优的农业资本家所获得的最终归土地所有者占有的超额利润，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土地面积优越，二是土地的经营垄断。级差地租分为两种形式，级差地租Ⅰ主要区分为土地肥沃程度和土地位置的差别，因为土地越肥产量越高，利润相对就越高。同样的，土地的位置距离市场越近，则运输成本就越低，利润也就相应的越高。级差地租Ⅱ是指在同一块土地上连续投资产生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它其实是一种人类劳动对土地所做的改良。比如说我在同一块地上对它不停的施肥，使这个土地的肥力增加，从而提高土地的质量。级差地租Ⅰ是由于土地本身质量所导致的不同，土地之间的比较，而级差地租Ⅱ是由于人类劳动使劳动生产率发生变化，使同一块土地投资前与投资后的比较。

四、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和其走向灭亡的因素
首先，现代大工业生产过程由许多生产部类和部门构成，它们之间存在着实物和价值上的比例关系。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归个人所有，导致每个资本家独立做出生产决策，从而破坏了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引发了生产过程的障碍和危机。其次，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与平均利润率不断下降之间存在矛盾。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通过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和改进生产技术来实现，但这同时导致了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平均利润率不断下降。当利润率下降到一定程度时，资本家减少投资，导致收入、销售和就业的减少，引发经济危机。最后，生产的无限扩大趋势与社会消费需求相对不断缩小存在矛盾。资本主义的发展驱动力来自于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和市场竞争的压力，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则意味着在社会总资本中资本家用来购买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工资）的比重不断减小，意味着在社会有支付能力的总需求中，作为其主体的工人阶级所占的比重不断缩小。这就将使许多已经生产出来的产品的剩余价值最终得不到实现，引发生产过剩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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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吉登斯提出“现代社会理论的每一位奠基者都认为，宗教会随着现代制度的扩展而逐渐消失。”认为虽然各个社会科学的奠基者（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经常有关于宗教与传统之影响是如何日渐衰落的讨论。然而，现代社会生活的绝大多数情境显然与全面渗透日常生活的宗教并不相容。宗教不仅没有消亡，而且我们随处可见以崭新面貌出现在世人眼前。
宗教会不会逐渐消亡，谁的观点才是正确的？   

二、各人观点
（一）马克思
关于马克思的观点提炼来自于吉登斯在《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中的描述以及多年学习马克思思想积累的常识。马克思对于宗教制度影响的论述带有敌意，他关注的主要是现代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对它的超越。马克思将宗教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看来，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环境限制了他们对世界的看法。而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对人们处境的超自然解释，或者是对社会不公正的安慰。
但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变化，资本主义废除了封建主义的一切人身依附关系，代之以非个人化的市场运作，通过把科学应用到理性技术的建设中去，去除了传统秩序中意识形态的装饰，而这样一来，人们对宗教的依赖会逐渐减弱。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会更多地寻求现实世界中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依赖宗教来解决问题，宗教信仰对资本主义秩序的起源所产生的影响便越来越为人所忘记了。

（二）涂尔干
涂尔干认为人类可以通过自身的理性和社会契约来建立道德体系，强调人类的尊严、平等和正义。
《社会分工论》分析的演化维度必须置于对原始社会宗教功能的描述，以及与当代社会秩序的关系之中来思考，从机械走向有机。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提出图腾崇拜中的思想范畴是由社会事实的表征形成的，宗教建基于事实的秩序，即社会之上。人们在追求知识和解释世界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依赖科学和理性思维，而不是宗教信仰。
但涂尔干也承认，在宗教中确实存在某些永恒元素，但是这些不朽之物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宗教，而是在世俗情境中为政治理念之赞颂而保存下来，以显示集体的团结一致的象征。但其实我并没有发现涂尔干对于“宗教消失”这个话题的直观描述。所以我个人认为在涂尔干的观点中，宗教并非消亡，更倾向于宗教在现代社会中的影响力逐渐减弱，在变化中继续存在。

（三）韦伯
说实话我也并没有在韦伯的书中看到明确的描述“宗教消失”的内容，但是现代化却是他研究的中心。我便结合他的现代化与宗教，得出如下结论：韦伯并未断言宗教会完全消亡，但他认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宗教会逐渐丧失其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
首先，成熟的资本主义世界中，技术理性在组织中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现代社会的价值和道德准则更多地建立在技术理性和经济效益上，而不是宗教信仰。这种转变的原因在于，现代社会对于理性化和计算性的需求日益增长。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为解决问题提供了更有效的方法。这种思维方式在日常生活和社会组织中占据主导地位，使得宗教信仰逐渐边缘化。
其次，韦伯将巫术从日常生活行为中驱逐出去，这是一种对世界“去魅”的过程。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与世界的“去魅”，宗教将逐渐消亡。
尽管韦伯并未断言宗教会完全消亡，但他认为宗教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逐渐减弱，被其他社会组织和技术理性所取代。因此，将宗教的边缘化视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部分，并将其视为对宗教的冲击和替代作用的结果。

（四）吉登斯
吉登斯认为虽然各个社会科学的奠基者经常有关于宗教与传统之影响是如何日渐衰落的讨论。但他认为宗教不仅没有消亡，而且以宗教感悟和精神寄托等崭新面貌出现在世人眼前。
首先，这一现象的原因与现代性和自我认同的特征密切相关。宗教的形式和内容可能会随着现代化而发生变化。随着现代性的进程，人们对于宗教的需求和表达方式也在变化，宗教感悟和个人化的宗教体验变得更加重要。人们更倾向于从宗教中寻求精神寄托、意义和个人成长。这种宗教形式的转变可能涉及到宗教的民俗化、个体化和多元化。
其次，宗教衰退不等于神圣消失，宗教宇宙观被反思性的组织起来的知识所取代。现在这个由人造风险所构筑的世界几乎没有为神灵的影响留下一席之地，也没有为宇宙力量或精灵的巫术慰藉留下什么活动的余地。在这样的事业下，关于命运的观念在大多数时候只能以迷信的边缘化形式残存起来。
所以吉登斯认为宗教不会消亡，因为宗教不仅仅是关于信仰和仪式，更是一种社会关系和文化传承的载体。宗教可以为人们提供认同感、归属感和道德规范，这些都是人们需要的。随着社会变迁，宗教的形式和内容可能会发生变化，但宗教本身不会消失。

三、总结
综上所述，马克思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是统治阶级用来麻痹人民的思想工具，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和阶级斗争的消失，宗教将会衰退。涂尔干则认为宗教是人类对自然界和社会的超自然解释，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将不再需要宗教来解释世界。韦伯则认为宗教是理性的源泉，但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宗教将会被世俗化，人们将不再需要宗教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吉登斯认为宗教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眼前，虽然宗教的形式和内容可能会变化，但宗教作为社会关系和文化传承的载体在社会中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
以我们现在的生活观点，谁才是正确的呢？
在中国的话，短期的观点我赞同吉登斯的，长期我赞同马克思的观点。
我们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社会，这本身是马克思提出的设想。在社会发达到一定程度后，宗教存在的阶级根源就会基本消失。但是，由于人们意识的发展总是落后于社会存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习惯不可能在短期内彻底消除。此外现在还存在着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和复杂的国际环境，因而宗教在一部分人中的影响，也就不可避免地还会长期存在。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物质财富的丰富，以及教育、文化、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等一切条件具备之后，宗教终究是要消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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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月论坛中，刘娜同学向我们分享了韦伯支配社会学思想以及支配权力的下移，其中，赵柯提出一个问题“韦伯一直谈论的理性化到底是什么”，当时对于这个问题大家几乎保持沉默，因为我们通常关注韦伯的宗教以及支配，忽略了“理性与现代性”这个思想，但实际上理性是韦伯在社会学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韦伯正是从西方社会特有的理性化为视角和发展脉络，考察了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并揭示了西方以资本主义主制度为特征的现代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
一、《学术与政治》
上期论坛中，两位同学都为我们分享了《学术与政治》这部书，但二位同学更为关注“学术”与“政治”这两个关键词相关内容的分享，但是这本书也具有理性与现代性的观点，虽然不多，但也提到过一点。
首先，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韦伯强调了学术自由的重要性。他认为，学术自由是理性思考和研究的基础，也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标志。韦伯呼吁保护学术自由，反对任何形式的学术审查和思想压制。只有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下，学者才能够进行真正的理性探索，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贡献。
其次，在《政治作为一种志业》这一部分中，韦伯认为现代政治的发展关键在于政治行为的理性化。那什么是政治行为的理性化呢？就是政治家应该以理性为基础，进行科学、合理的决策。这种理性政治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官僚制，即以规则、制度和专业分工为基础的行政管理体系。官僚制是理性政治的典型形式，它能够有效地实现政治目标，提高政治效率。
无论是学术还是政治，二者皆具有责任伦理。责任伦理是理性政治和学术研究的基础，强调在现代社会中，政治家和学者应该以理性为指导，对自己的行为和决策进行深入的思考和分析，以确保其符合道德和法律的要求。

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在上个月我们23级的分论坛中，单影同学向我们分享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部作品，虽然这本书的重点是宗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关联，那我在这里继续抓取其中关于“理性与现代性”的思想。
首先，在这本书中，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是追求利润，在此我补充一点，这里的<追求利润>指的是理性地追求利润。资本家在市场竞争中，需要运用理性思维来分析市场趋势、制定经营策略，以及改进生产技术。这种理性追求利润的精神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动力。
其次，韦伯在这部作品中提出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新教伦理中的禁欲主义和职业道德精神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新教徒将勤勉、节俭、诚实等品质视为神圣的道德准则，这些品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也是一种理性。
最后，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宗教信仰逐渐从神秘、超验的领域转向理性、经验的领域。新教伦理强调个体在现实生活中的责任和行为，体现了宗教伦理的理性化趋势。这种理性化宗教伦理有助于世俗化进程的推进，从而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三、《宗教社会学》
首先，韦伯强调了宗教理性化的概念，即宗教信仰趋向合理的方向。他通过比较不同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的不同教派，探讨了理性化在宗教中的表现。例如，在新教伦理中，韦伯观察到一种与世俗工作伦理相关的理性化趋势，这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其次，韦伯观察到世俗化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而宗教的理性化对于这一进程有所助力。通过理性化，宗教信仰更容易与现代社会的理性、科学等价值观相协调，促进了社会的世俗化。这并不意味着宗教变得无关紧要，而是指宗教在适应现代社会的同时发挥着重要的角色。
更为详细的观点我在《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这本书跟大家分享。

四、《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
在《西方社会学思想》一书中，书上描述了韦伯的理性主义有不同的含义，可以指系统论者靠世界观设计出来的那种理性化，精益求精抽象的概念，逐步从理论上把握现实；也可以指另外一种理性化，通过精益求精的设计，有计划有步骤的达到某种特定的实际目的。后一种是韦伯所谓的带有功利色彩的目的理性。
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韦伯指出，理性主要可以分为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韦伯对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区分表现在于他对社会行动的分析。在儒教与道教的第二节中，他将社会行动分为目标合理的行动和价值合理的行动，目标合理的行动，是指以能够计算和预测后果为条件来实现目的的行动，着重考虑的是手段对达成特定目的的能力或可能性。至于目标所针对的终极价值是否符合人们的意愿则不论。而价值合理性行动是指主观相信行动具有无条件的排他性价值，而不顾后果如何，条件怎样都要完成的行动。
儒教和道教都具有一定的理性精神。儒教强调人与社会的关系，追求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具有明显的理性特点。而道教虽然强调顺应自然，但也倡导内省、修身、养性等理性实践。这种理性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在《儒教与道教》的导言中，苏国勋指出，事实上，目标理性和价值理性都为以纯粹的形式在现实中实现过。任何实际行动总是既包含工具合理性的成分，又有价值合理性的因素。因此，韦伯进一步也指出合理性和非理性的相互转化，探讨了合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价值合理性之所以是合理性的，是因为行动者把追求的目标视为某种特定的价值，也就是说，只要行动者认为价值具有合理性，则他会不计后果的激情、理想、信仰所驱使。另一方面，目的合理性是因为行动职位追求利益的目的所驱使，把功利目标视为唯一的目的，导致行为方式的常规化。
不过在这本书中，我一直有一个问题还没有弄明白，就是我们称儒教为儒学或者儒家，是不称之为儒教的，儒学是否为一种宗教呢？

五、《印度教与佛教》
在《印度教与佛教》这部作品中，韦伯的理性和现代性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韦伯在这部作品中分析了印度教和佛教的教义和信仰，指出它们都包含一定的理性精神。例如，佛教强调“四圣谛”和“八正道”，提倡通过内观和修行来达到解脱，体现了佛教的理性追求。印度教则有着丰富的哲学体系，包括瑜伽、梵志和数论等，这些哲学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印度教的理性精神。
其次，韦伯探讨了印度教和佛教在印度社会中的影响。他认为，印度教和佛教的信仰和教义对印度社会的文化、伦理和价值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印度社会的特点，同时也为现代性发展提供了某种基础。

六、小结
韦伯通过对宗教、经济、社会制度和城市化等方面的深入研究，揭示了理性化与现代社会的紧密联系。他强调了理性化的多重面向，既包括文化和宗教层面，也包括制度和组织结构等方面，为理解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深刻而全面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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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了涂尔干这么多著作之后，我发现他对于人类行为背后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观念有着独到的见解。在他的作品中，道德并非空洞的规范，而是贯穿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着人们的选择、行为以及社会关系。
首先，涂尔干通过对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和常见场景的观察，呼吁人们在行为中蕴含更多的道德思考。他认为，即便是平凡的日常决策，背后也应当有一种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感。通过强调这种微观层面的道德，他试图唤起人们对生活中琐碎事务的重视，使之成为塑造品德的一个环节。
其次，涂尔干关注人际关系中的道德维度。他通过分析亲密关系、友谊和家庭生活，提倡在人际交往中注重互相尊重、理解和关怀。他认为，道德在人际关系中的体现不仅体现为道义准则的遵循，更包括对他人情感需求的关切和支持。这种对待人际关系的态度在涂尔干的著作中贯穿始终，强调了人们在相互交往中应当展现的善良和关爱。
此外，涂尔干关心社会中的公共道德。他通过对社会现象、政治问题的分析，呼吁人们在对待社会问题时保持敏感和责任心。他认为，每个个体的行为都与整个社会伦理的建构息息相关，每一个决策都应当被看作是对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一种贡献或影响。
综合而言，涂尔干在其著作中通过对道德的关注，试图引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人际关系和社会参与中更加注重道义和伦理。他的观点旨在唤起人们对于道德观念的思考，并通过在个体行为中体现出对人类共同价值的尊重，为建设更加和谐、善良的社会贡献一份力量。

我将以以下四本书中涉及“道德”的论述做一个小结。

一、《社会分工论》中的道德
在《社会分工论》中，涂尔干关注社会分工对道德的影响。他提出了“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两种社会类型。在机械团结中，成员之间相似性很高，共享相似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使得个体几乎是一样的。而在有机团结中，社会分工导致了人们在职业和功能上的差异，这就需要更为复杂和差异化的道德规范来维持社会的一致性。
他认为，道德并非来自于个体，而是来自于社会。道德在社会中有着重要的功能，它不仅仅是对个体的规范，更是社会的维系因素。道德规范通过约束个体行为，促使他们以符合社会要求的方式行事，从而维持社会秩序。社会的力量和集体意识形成了道德规范。他把这种社会性的道德称为“群体性意识”。这种群体性意识是社会成员共享的一组信念、价值观和规范。
涂尔干还讨论了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法律是对社会道德的一种体现，是群体性意识的正式化。法律在有机团结中的作用更为重要，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体差异性更大，需要更为精细的法律体系来调和不同的兴趣和价值观。

二、《自杀论》中的道德
《自杀论》中，涂尔干认为，社会的一体性对自杀率有着深远的影响。社会一体性指的是社会成员之间的联系和融合程度。在具有较高一体性的社会中，个体更容易受到社会规范、价值观和道德准则的约束，自杀率较低。相反，在社会分化程度较高、一体性较低的地方，个体更容易感到孤立和无助，自杀率可能较高。
强大的道德约束能够限制个体的行为，从而降低自杀的发生率。他将道德约束分为两种类型：积极的道德约束和消极的道德约束。积极的道德约束是指社会中存在的对行为的正面规范，例如宗教、道德准则等。消极的道德约束则是指个体对于社会失去信任和对道德规范的放弃，这可能导致自杀率增加。

三、《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的道德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涂尔干认为道德规范是社会的产物，是为了确保社会的稳定和秩序。他将道德看作是社会对个体行为进行规范的一种手段，以确保社会的正常运作。
强调了群体意识对于道德形成的重要性。个体在社会中的交往和互动中，通过共享相似的信仰和价值观，形成了一种道德共鸣，这种共鸣有助于维持社会的一致性和团结。
此外，宗教仪式和社会礼仪对于道德的传递和巩固也起着重要作用。通过仪式，个体对于社会的价值观和规范得以再现和强调，从而强化了道德的影响力。宗教的神圣概念也与道德有着密切的关联。涂尔干认为，神圣的存在和道德规范相互支持，形成了社会共同体的基础。在宗教中，人们往往感受到一种超越个体的力量，这有助于维系社会秩序。

四、《道德教育》中的道德
在《道德教育》这本书中，道德由预先决定行为表现的行动规范组成，这些规范规定着一个人在既定的情境中行动怎样举止得当。在规范中，有某种能够超出常规性观念的东西，即权威观念。权威具有强制作用，借助权威，人们能够理解所有承认高于人类道德力强加给人类的影响，人们才会按照被规定的方式行动。
道德由三种要素组成，分别是纪律精神，对社会群体的依恋和自主。
1、纪律精神是道德的首要要素，由行动的常规性与权威性构成，经常含有权威的意涵。人类各种各样的情感都必定处于各种限度之内，纪律的功能就是要保证约束这种欲望。只有通过或凭借这种道德特性，我们才能按耐住欲望，并为各种各样的渴望确定限制，并借助这种限制来确定人的各种活动目标。只有限制某种倾向，压制某种欲望，行动才能成为合乎道德的行动。
2、道德的次要要素是对社会群体的依恋。道德训练要求人们做出某种特定的行为，既然所有这样的行为都具有同样的特性，那么这种行为就是道德的，也应该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征。也就是说，无论行为可能是什么，如果行为只指向行动者的个人，目的就不具有道德价值。因为道德是有共同属性的，如果一个人只追求他个人的目的，无论这些目的是什么都不能说，他履行了义务，也就是说他没有受到道德的限制，这就不是道德的。因此，道德行动追求的非个人的目的，他们是超个人的道德目标，是以社会为对象的目标而合乎道德的行动，也就是根据集体利益而行动。如果人要成为一种有道德的存在，他就必须献身于某种不同于他自己的东西，他必须感到与社会一致，而不管这个社会可能多么低级。
3、道德的第三种要素是自主或自决。我个人认为自主是将前两种要素连在一起的桥梁。道德的前两个要素是社会的两个方面，纪律是作为“父亲”的社会，他对我们发号施令，促使我们尽职尽责。对群体的依恋就像是作为“母亲”的社会，是善的化身，吸引着我们。这样就可以说道德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似乎是一种权威，约束人，限制人，防止人做出违规之举；另一方面，社会是仁爱的保护对象，人从社会那儿可以得到人们的全部道德和智力养料。自主以可靠的知识将二者联系起来，不管是出于遵从规范还是忠于集体理想，我们必须对行为的理由有所了解，尽可能栖息明完整的明了这些理由。自主与服从之间的差别就是是否有能力精准预测可供选择的行动过程的后果，自主会导致一种个人的决断，这种决断的基础是全面了解不同行动过程所造成的不可改变的后果，这样对道德法则的理解就促成了自主。

五、小结
总之，涂尔干的道德思想在他的不同著作中体现了多个维度，涉及社会分工、宗教、道德教育等多个层面。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看，道德都是至关重要的。在理论上，任何持久的人类关系体系都必须被认为是本来就合乎道德的。还有一些强制行为的要素，而且这些要素代表着人们共享的善的观念，所以为社会的统一性提供了基础。在实践上，健全的世俗道德是国家健康乃至国家生存的条件，而人们的首要义务就是创建一种道德的共识。他的理论强调了社会对于个体道德观念的塑造和规范作用，为为后来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在道德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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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学思想名家》中，作者科瑟教授追溯了每种社会思想主要形式的文化前提，也在一定程度上考察了他们后来的命运。除了对各种思想的来龙去脉进行考察之外，他还从社会学自身的角度对这些思想的发展过程进行了分析和解释。对于每一个经典学者的思想与其相似的思想进行比较，给我带来深入的思考。而通过对各种学者各自的生平经历、社会结构等具体背景联系起来的时候，便加大和加深了我对他们思想的理解。
例如上月，我在《西方社会学理论》中对马克思·韦伯的见解，只有强调分析中心在人类个体行动者理论，在韦伯的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以及他的宗教社会学方面的认识之外，我在《社会学思想名家》之中又了解到，他强调历史与社会具有因果性，同时他用或然性来表述之间的因果性，强调意识与社会结构是多种联系的，并非只有马克思所述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通过对两本书籍的结合，加强了我的了解。

【读书有感知：《社会分工论》】
涂尔干这本书主要描述了两种概念，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涂尔干论述道，社会历史演进的基本规律就是由机械团结的社会逐渐向有机团结的社会发展的过程。所谓的机械团结指的是人与人之间机遇相似性建立起来的团结，而有机团结与之相对，指的是由社会分工形成的人与人之间存在高度意志性的团结。
涂尔干对社会变迁的讨论是从团结入手的。围绕社会团结，涂尔干分三卷重点探讨了三个问题，劳动分工的功能，也就是与之相应的社会需要，劳动分工得以产生的原因和条件，分工的反常形式。
第一部分主要讲的是劳动分工的功能。在涂尔干之前，其实也有不少学者讨论过社会分工，就比如说亚当斯密认为劳动分工使财富的重要来源。在亚当斯密的基础上，涂尔干提出劳动分工的道德影响比经济作用要更为重要，它真正的功能是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团结感，劳动分工的最大作用在于形成社会。
接下来，涂尔干分析了社会分工形成的原因和条件。他首先驳斥了分工的来源是人类持续不断的追求幸福的愿望。涂尔干认为，每个人只能享受属于他们自己那个时代的幸福，他们并不会因为没有享受到我们这个时代所拥有的文明而产生任何的痛苦。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是社会分工产生的直接原因，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分工之所以能够不断进步，是因为社会密度的恒定增加和社会容量的普遍扩大。他通过实证资料证实了这一说法。他借助法律这种看得见的符号来研究社会团结。第一种是以刑法为代表的压制法所对应的机械团结，也就是前面所说的相似性所导致的团结。之后，他重点讨论了有机团结和与之对应的以民法、商法、宪法等为代表的恢复法。这种法律并不具有抵偿性，而只是将事物恢复原貌。除此之外，他还强调了影响分工形成的两个次要因素，集体意识越发微弱和遗传性集体意识退化为个人的发展变化提供了更多可能，同时他也意识到分工与有机体自身的素质和能力和更新条件也有关。
在第三章，涂尔干总结到，机械团结建立在个人相似性的基础上，有机团结以个人的相互差别为基础。机械团结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集体人格完全吸纳了个人人格，后一种团结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行动范围，都有自己的人格。分工越停留在低级水平，压制性法律相对于协作性法律就会越占优势。涂尔干认为，社会分工细化的过程，其实就是经济发展的过程，分工越精细，每个人所承担的工作就越具体。，各种职能和劳动形式才能够得以发展。由机械团结的社会逐渐向有机团结的社会发展，是历史演变的基本规律。最后，涂尔干重点分析了分工的三种反常形式，失范的分工、强制的分工和分工的松散和混乱现象。
在全书末尾，涂尔干重新强调了道德的重要性，他提出社会学研究不是要让传统习俗重新复活，而是应该家境更多的公平因素，把不平等的外部条件统统消除掉，这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名学者对社会的高度关怀。
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固然会出现分工的各种反常形式，如失范、不平等、强制松散等等，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提倡倒退回传统社会，而是应该建成一个民主、自由、法制的现代化社会。尽管涂尔干这本书最早写作于19世纪末，但是某种程度上，这对今天的中国社会也是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的。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期，我们生活的环境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了解社会发展和变迁的机制，对我们理解中国社会存在的种。这种问题和不足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我想这也是我们阅读和学习经典的一个重要作用。

【读书有感知：《自杀论》】

《自杀论》和《社会分工论》内容十分密切，基本上可以称之为《社会分工论》的续篇。在《社会分工论》的最后一部分，涂尔干对社会分工引起的社会病态（失范、不平等、强制松散等）进行了分析，由此强调社会中各种现象的发展与增多都是由于社会分工的细化和社会病态所引起的。
在《自杀论》中，涂尔干把自杀分为三种类型，利己主义自杀、利他主义自杀和由于社会混乱所引起的自杀。
首先，涂尔干驳斥了《自杀论》是由于精神失常而导致的。他认为，自杀不是一种性质不同的精神错乱，精神错乱只是自杀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是有限的部分，所有精神错乱的自杀都没有任何动机，或者是纯粹想象的动机所引起的。因此不能把自杀和精神错乱紧密的联系起来，甚至从归纳推理上来看，社会自杀率和各种神经衰弱的倾向也没有任何明确的关系。总之，在非社会因素之中，不是精神错乱导致的自杀，也不是神经衰弱导致自杀，也不是酗酒导致的自杀，而是个人知道后果后进行的主动性自杀。
之后，涂尔干又探讨了自杀率的提高是否与种族和遗传有关，但是通过数据证明，自杀只有在个人的体质不加拒绝时才可能发生。自杀不是以上原因所带来的后果。
经过前人的分析，得出自杀率占首位的几乎都是夏季，而涂尔干经过数据证明，白天有利于自杀，是因为这时候各种事物最繁忙，人际交往错综复杂，社会生活最紧张，这是社会生活最沸腾的时候。而冬天是休息的季节，故自杀率较低。
紧接着，涂尔干又分析了仿效的现象。他认为，当一种行为有一种类似的、以前由别人完成的行为的表现作为直接的先例，没有明确的或不明确的思想活动，介乎这种表现和实施之间来影响这种重复行为，则效仿是存在的。也就是说，自杀的念头不是传染的，自杀是出于一种集体的决心，一种社会协调一致，而不是出于一种简单的传染。因为这个区域内的社会环境到处一样，所以这样一种自杀的倾向或思想才是通过仿效来传播的。反之，如果没有仿效的对象或者榜样，则不会有效仿。
以上无论是遗传还是仿效，或者是气温等，都是非社会因素。实际上，通过这种排除法，得出自杀率的倾向必然取决于社会原因。
自杀分为三种类型，首先是利己主义的自杀。利己主义的自杀主要来自个人思考的忧郁与享乐，伴随着对现实的疲惫和对其他事物的漠不关心。而利他主义的自杀主要来自于社会规则、个人良知与尊严产生的义务性。当一个人脱离社会时，他很容易自杀，而当他过分的与社会融为一体时，他也很容易自杀。如果说利己主义的自杀是由于个性太强，那么利他主义的自杀则是由于个性太弱，由于社会过分使个人从属于社会故引起自杀。最显著的利他主义自杀的案例则是军人的自杀率，因为军队的风气从某些方面来说是原始社会风气的残余。当人的活动时常并由此受到损害时，则是异常的自杀。表现为愤怒与失望，是欲望情绪与环境的不相适应。
关于如何控制自杀率的增高，涂尔干提出要加强人的社会化，减少利己主义自杀与反常自杀，使人在社会中感受到归属感，融入社会的同时，也感受到个人存在的价值。
在这本书中，涂尔干运用了大量的图表数据，展示了实证主义的优势。对数据的使用与分析，为自杀论提供了说服力。那我们以后写论文，是不是也应该多做调查，或者学习SPSS的使用方法，将理论与实际或者说数据证明相结合，既重视定性研究，也不能忽视定量研究的巨大优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打好文章底层基础。

【读书有感知：《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
《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主要讲述了职业伦理、公民道德、财产权和契约权的四个问题，将《社会分工论》中的团结的理念进一步铺展，强调集体意识的重要性，并强调国家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关于集体意识的重要性，涂尔干认为人们彼此之间负有义务是因为他们同属于某个确定的社会群体。当一个人成为罪犯，即他脱离了所在的群体，罪犯即指那些与群体及家庭或宗教和政治秩序相对抗的人，所有威胁到社会政治结构的人，总而言之，他们违背了集体的意识。
关于国家的作用。国家代表着众多的社会情感，国家的责任就是制定某些对集体有利的表现，将团结确立为现代国家构成和建设的途径。国家的目的是执行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目标，而个人只能是施行这一计划的工具。只有设计好社会环境，个人才能充分的实现自身集体机智的管理，才能更少的妨碍个人发展。
此外，国家是民主制的。在民主制中，人们之所以要遵从法律，是因为法律表达了公民的意志，人民之所以服从法律，是因为人民希望它成为法律。遵从法律的真正根源，实际上是对事物之间自然的相互关系的明确，表达个人特别是民主制中的个人对法律的遵从，仅仅取决于他对法律性质的认识程度。
在这本书的思想中，职业问题是涂尔干研究的一个焦点。他认为，一个人想要生存于社会之中，首先要成为国家的公民。不过，他们所遵守的规范却是多样化的，共同构成了所谓的职业伦理，在各个社会之中，我们都可以找到并起作用的各种各样的任务，而所关注的恰恰是这些任务中的伦理问题。
在这本书里，涂尔干对于财产的一个定义颠覆于我们以往之前对财产的定义。在涂尔干定义不可转让的才叫财产，如若财产不被占有，财产就不是财产。获得财产有两种主要方法，或者通过契约或者通过继承，这跟我们往常普罗大众认定的财产的定义是完全相反的，我们认为的财产是有形的一些资产，比如说货币、房、车等等。但是对于涂尔干来说，不可转移的才叫财产，财产由物的隔绝状态造成，其从公共领域中被分离了出来。这种隔绝具有神圣的起源。
这本书虽然叫做《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但是有一大部分内容在讨论契约的演变，还有经济学家，法学家，道德哲学家关于伦理与道德的看法。因此，对于后半部分尤其是讨论环节，我没记住太多的东西，因为各学者对于道德的讨论是我暂时没有特别关注的地方，但是这一部分的讨论，让我对道德问题的认识有了初步的了解。还是不能畏难，应该再仔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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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单】 2023.9.13—2023.9.31
《在野之学》
《西方社会学理论上册》
《西方社会学理论下册》

【基本情况】
我来自社会工作专业，本科所学的是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影视制片管理方向，因此，我对于社会学的了解是不充分的甚至连皮毛都没有触碰到，这点在我阅读西方社会学理论上面尤为体现，比如我在阅读第一章托克维尔的社会学理论便感到困难。我深知我的知识是浅薄的，在同窗同学已经在阅读涂尔干、韦伯等名人时，我只能从最基础的社会学理论开始读起，我深知打好一个坚实的基础对接下来阅读的重要性。以下是我这个月以来所阅读的书目感想。

【读书有感之《在野之学》】
在受到我的导师孙新华老师的指引下，我首先读了贺雪峰老师的《在野之学》，了解阅读对于当代研究生乃至博士生的重要性。
在当代社会，我们总是强调学生学习的主体性，但实际上教师的教大于学生的学，学生学习的主体性是非常弱的。学生为了得到奖学金，加满综测等对自己有益的事情变成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同时还是因为参加如此多不那么不重要或者说根本不重要的事情将自己所余下的课外时间碎片化，只完成老师所布置下的任务，对经典阅读了解甚少，无法掌握基础知识，更无法通过阅读基础知识锻炼背后的思维与逻辑能力。甚至考研的同学也只阅读过跟所考学校相关的“二手书籍”，成为应试教育下的产物。
对此，贺雪峰老师提出“两经一专”，“两经”即阅读经典和经验质感，“一专”是指专业化，其中，阅读经典尤为重要。通过阅读经典，一方面可以磨砺学生的心性，试想下学生通过8107式阅读，将时间集中化，如何不增加学生的意志力；另一方面，学生通过阅读经典书籍，读硬书，硬读书，由浅入深，由外到内，不断的去粗取精，将知识加以思考与内化，从而掌握一般性的基础知识，在通过这样一个不断思考的过程，能够锻炼思维，训练的分析能力。此外，老师与同辈群体的督导能使主动性较低的同学提高自主性，使学生加入读书会，利用组织化阅读的优势帮助学生避免懒惰性。
当然我也存在一些疑惑，比如在做田野调查式，如何平衡阅读经典与田野调查的时间，如何避免高强度阅读模式带来的与快速发展的网络化的脱节，我相信在接下来的阅读中会更加打开思维，解决我目前存在的问题。

【读书有感之《西方社会学理论(上下卷）》】
读《在野之学》花了我三天的时间，而读西方社会学理论上下卷，却足足用了我整整14天的时间。对于跨考社会工作的我，再去读社会学的书目其实是很晦涩难懂的，无论是读托克维尔还是福柯或者是布迪厄等学者的思想，对于我来说都过于深奥，把握不住重点，这点在我以下的读书报告中也有体现。只能说现在处于“读硬书，硬读书”的阶段，我相信再过一两个月，这种情况会有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