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3月林辉煌读书报告（告别结构主义）
这个阶段读了12本书，书目如下：
（比）布洛克曼《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
（法）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上卷
（法）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下卷
（法）韦尔南《神话与政治之间》
（古罗马）普洛克罗《柏拉图的神学》
（古罗马）普鲁塔克《古典共和精神的捍卫：普鲁塔克文选》
（美）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
（法）保罗.利科《恶的象征》
（英）韦恩.莫里森《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
（美）丹尼斯.N.帕特森《法律与真理》
（英）彼得.斯坦，约翰.香德《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
（俄）伊林《法律意识的实质》
告别结构主义
一、结构主义与理性
结构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哲学的背叛。以理性为线索，我们可以将人类的思想径路大略地划分为三种类型：强调理性的理性主义，从赫拉克利特开始，经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启蒙时代达致顶峰；拯救非理性的存在主义，从希伯来人开始，经由克尔凯郭尔、尼采，到萨特那里达致顶峰；用结构将非理性理性化的结构主义，从莫斯科的形式主义开始，经由索绪尔-雅各布森语言学、布拉格结构主义，到巴黎的“四个火枪手”（斯特劳斯；福柯；拉康；巴特）达致顶峰。换句话说，这是从逻辑到行动再到结构的演化。
（一）古希腊与希伯来
德里达认为，理性渊源于古希腊的哲学思维，其内核是逻辑。正是对于逻辑的崇拜，引发了人们对修辞辩论的喜好，并且促使人们相信通过主体的逻辑建构，人们可以期待一个超越现实的完美世界。阿诺德进一步指出，理性与非理性的分流渊源于古希腊和希伯来文化。他把这两种类型的文化归结为知与行的对立。希腊人关注的是内在知识的构建，是思想的正确性；而希伯来人关注的是道德的推行，倡导一种良心的生活。
（二）理性主义
理性主义强调应然与实然的区分，从而努力构建一套符合逻辑的完美体系，用来批判、引导、重塑现实世界。在哲学史上，这就是有名的“存在与本质”的论辩。普洛克罗作为一个新柏拉图主义者，坚决主张一切存在都源于本质，本质是最古老的事物。这种神秘的本质其实就是神，是绝对永恒的完美。现实中的丑恶并非来自神，而是存有本身在领悟神意时出错了。普鲁塔克用灵魂与肉体的关系坚持这一论辩。灵魂来自完美世界，当它降临肉体时便受到了扭曲和约束。因此，普鲁塔克极力赞美“漂亮的死”，认为英雄早逝是一种最理想的结局，因为灵魂可以在忘掉荣耀记忆之前脱离肉体，回归自然状态。而最可怕的是碌碌无为地活到老年。巴雷特认为，虽然罗素大大改变了柏拉图的语言，但是他们的理性路线依然一致。柏拉图说，存在是理念或本质的摹本；罗素说，存在就是满足一个命题函项。在这两种情况下，存在都被理解为由本质派生出来。伊林把这一路线引向法哲学的研究，认为研究这应该在自己心中首先建构一套完美的理论体系，从而为人类提供一种最佳的生活秩序。法的精神使命就在于让人们形成正确而确定的的法律意识，在人们的心中创造最佳的行为动机，影响他们的生活和外在行为方式。
（三）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以反启蒙思想的面目出现，将非理性从被长久压抑的历史中解放出来。巴雷特告诉我们，启蒙运动的意识形态是浅薄的、抽象的、危险的。大屠杀的出现被认为是理性猖狂的毒果，而作为理性的产物，技术和官僚政治将人类推向了异化的深渊。存在主义的口号就是人的有限性和非理性，不论成功与否，它力图收集人类实在的所有要素以勾画出人的总体画面。没有纯粹理性的人，甚至当我们提到理性时，我们运用的正是非理性的思维。理性往往是有限的，它主要作为一种外部事实展现给他人；而非理性潜藏在心灵背后，犹如一张巨大的蜘蛛网，牵扯着人类的一切行为。这种内部事实总是被我们掩盖和污蔑，如巴雷特所说，当今世界大多数人都下意识地参与了这项巨大的以逃避这些事实为目标的“阴谋活动”。这种顽固的偏见将我们塑造成为片面的、坚硬的没有肉身的逻辑机器。
（四）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紧接在存在主义之后并作为其对立面而出现，它那种表面上超然的客观主义态度，与萨特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主观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悲观色调形成对照。结构主义反对古典哲学的理性逻辑，尤其是对被压抑的非理性予以深切同情，在这点上结构主义似乎上了存在主义的船，但它们却朝着相反的方向行进。存在主义将非理性至于首位，在某种程度上试图将理性非理性化；而结构主义掏空了古典理性的内容，却保留了理性的皮囊，它的野心是将非理性统统塞入这个皮囊，重塑整个世界。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布洛克曼认为结构主义其实就是代表着理解先于行动、认知先于表现的理性主义实践态度。但不同的是，结构主义的理性是一种主题缺位的理性主义，它的重点是对于非理性的理性化解读。正如布洛克曼所说，结构主义试图摆脱“人的因素”，因为人的因素造成了混乱的意识形态，使人们脱离了真实的世界。观察法国结构主义的“四个火枪手”，我们发现，斯特劳斯将无文字部落的神话理性化了，福柯将疯癫理性化了，拉康将潜意识理性化了，巴特将文学理性化了。整个世界除了结构，我们找不到一个人的身影。尼采的上帝死了，留给人们激情的非理性；而结构主义的人死了，留下的只有结构。多斯感叹，这个时代显然被人类之死搞得神魂颠倒，许多人都准备加入送葬的行列。
（五）走向整体
如果我们将整个哲学史视为理性的发展史，那么存在主义只不过是把尘封的非理性挖出了，让结构主义更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理性化的重塑，从而更近一步地壮大理性主义的势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似乎已经对理性上了瘾，想戒都戒不掉。也许也不需要戒掉，如果承认人类并非上帝，有很多不完美的缺陷，那么对于宏大事物的成瘾也就不显得那么可怕，这也是克服脆弱的一个出路。在所有可供选择的宏大事物中，理性并不是最坏的一种，它也面临着不断的演化。在从神性降到人性的这个过程中，理性主义也走上了冷酷和独裁的道路。也许是到了将那些被抛弃的身体找回来的时候了。一个完整的人才是正常的，因此，我们呼唤理性与非理性的联合，不是理性的非理性化，也不是非理性的理性化。
二、结构主义的遗产
在告别结构主义之际，也让我们认真地对待结构主义的遗产。构成结构主义的核心原则有两个：一是元代码的有限性；二是元代码的两面性。
（一）元代码的有限性
结构主义将结构从理性中抽离出来之后，认为组成这个结构的是一些基本的代码，而且这些元代码只有少数的几个。利科赞成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中的看法，人在神话创作中凭想象和风俗活动所可能产生的形象在数量上并不是无限的。在此基础上，人们可以提出一套形态学或类型学。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利科将有关罪恶起源和终结的神话分为四个类型：创世神话、堕落神话、悲剧神话、放逐神话。而雅各布森将构成语言结构的区别性特征分为12对相互对立的代码。
（二）元代码的两面性
元代码的两面性是指其所固有的区分性和同构性。区分性是指结构中的每个代码都是由其与其他所有代码对立的特征来定义的；而同构性的意思是每个代码共同构成一个结构的联系性。这其实就是结构主义理性的框架，在这个语境中，理性就是被置于中心的权威，而非高高在上的意志。韦尔南将这种结构理性总结为广场理性，并引入到法律的范畴。法律不再是君主说的话，而是由全体人民将它置于中心，获得普遍确认之后才具有了权威性。法律就是在各种意志代码相互对立与联系的博弈中形成的，因此，这一明文写成的法律就获得了支配的权力，并强加到每个人头上。从这个角度看，理性或真理是一种被普遍同意的事实，这也意味着真理的时空相对性。正如帕特森所说，对于概念的使用不存在一个绝对的解释，“甜饼切割机”的隐喻并不真实。这种隐喻正是真理实在论者的主张。反实在论这提出了许多可供选择的图像，他们认为真或假是特定的实践中的参与者一致同意的结果，而道德为一个政治实体中的市民达成的一种妥协或策略。斯坦和香德也指出，法律的根基在于人们看法的普遍一致，因为只有这样，法律才能得到普遍的尊重和遵守。
三、结构主义与学科间性
在研究方法上，结构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跨学科的视角。布洛克曼指出，结构主义的跨学科认识论即非哲学中心主义认识论。它强调学科间的融通和借用，努力超出人类学和社会科学，涉及心理学、历史学、文学批评、政治学、经济学，从而告别了传统的形而上哲学。在这一点上，结构主义显示出与古典理性主义的重大区别。正如多斯所说，结构主义不是一个学派，而是一系列学科的共同范式，这些学科致力于达到共同的目标是，建立完整统一的科学。在实现这个宏伟目标的过程中，语言学起到了沟通媒介的作用。语言是人类最普遍的共同现象，其模型最容易渗透到全部社会科学领域。当语言学模型被广泛接受时，一切事物都成了可以交换、互换、转换、变换的了。斯特劳斯的神话学研究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韦尔南的宗教史研究，运用了宇宙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和历史学等众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从而揭示了那些插入到集体生活的自身肌体中的神学模式是以什么方式来组织思想、规定实践的。在这个意义上，韦尔南断言，如果不成为结构主义者，人们就不能再研究宗教史了。
四、告别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给我们留下了理性的框架和跨学科的视角，但是作为理论先行的路径，它更多的以思维构建为中心，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静态的世界图景。在某种程度上，结构主义依然停留在应然的价值层面，虽然它坚决和形而上哲学划清界限。如果说结构主义是一张被掏空的理性皮囊，那么它对这个世界的解释不免过于刚硬而容易流于表面。虽然在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中，结构主义者进行了实地的调研，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的理论模型也来自于现实经验。但是这些模型带有过多的抽象思辨，并且远离普遍的人类生活。即使我们不能绝对地说这些理论框架对于现实社会毫无助益，至少我们觉得它们提供的解释过于局限。在复杂的经验世界中，我们或许应该寻求一种行动的理论--超越形而上的思辨和结构式的空洞--它无法提供一个完美的理想世界或理性规范，但却为我们提供一个更真实的经验世界。
（已转发国学数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