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8月份读书与感想：
齐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的形式研究》
《金钱性别和现代生活风格》
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
布迪厄《国家精英》
《继承人》
《再生产》
《实践感》
《帕斯卡尔式的沉思》
《遏止野火》
《单身者舞会》
齐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的形式研究》
量的确定的意义有两种：消极意义是某些从内容和其它生活条件出发所需要的或者可能的形式结构，只能在群体要素的某一数量界限的这边或者那边实现；积极意义在于，直接由群体的某些特定的纯数量的变化形式，要求有另外一些形式结构。社会主义制度、教会团体、或贵族团体在相对小的范围内才具有意义。数量扩大的意义：新增加的任何一个成员会使同盟摆脱一个威胁其存在的竞争者，“谁不赞成我，就是反对我”的原则是适用的。大的团体更需要规范化。群体的量的确定性的社会学意义：数字作为群体划分原则而发挥作用，利用数字能从整体中刻画出进行领导的人员团体，数量的确定性作为组织形式在社会中具有典型的位置；某些重要的社会学后果与数的确定性有关系。孤独是局限在单一主体否定休戚与共的现象。二人结合的关系中，平淡乏味的色调往往会变成绝望和灾难，其社会性质是自身受到相互作用的直接性约束，不给两个要素中的每个人以超个人统一体，统一体面对着每一个要素，每一个要素同时参加统一体。第三者的出现意味着过渡和解和离开绝对的对立，会产生三种典型的群体化形式：不偏不倚的居中调停者；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分而治之。在法律规定最低数目的地方，对数量过多的信任和对孤立的个人能力的不信任就发挥作用；在法律规定最大数目的地方，对数量众多的不信任就发挥作用。上下级秩序/服从 服从关系的内部有一定程度的自发性，某种程度的献身由法律决定，更大程度的献身由政治信念决定，凡超出这个范围就需要一种个人的、相互的感情。某些人明知自己没有领导就不能生存，需要被统治，更高的统治权力会减轻其责任和负担，同时也需要这种领导权力的反对派，所以顺从和反对是人本身完全统一的行为举止的两个方面，是自主的本能冲动。更高的权力机构有助于平息争端排除纷争。统治者平衡各个等级差别的原则性动机是借助他自己的上级地位，让被统治者陷入上下级秩序的竞争，或者让被统治者都平庸而实现拉平化。多数表决 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因是多数人比少数人更有权势，多数表决是各种力量较力应该达到的可能的结果，但实际并没有进行真正的较量。争端 争端作为社会现象时时处处都存在着，争端在某些社会具有积极和一体化的作用，在关系是外在和无干预的地方，相互排斥和陌生的情感会在接近于接触的地方，立即转化为积极的憎恨和斗争。人在理智上一般是利己主义的，某些细小的微不足道的事件很容易暴露出抽象的反对的本能冲突，在冲突中原因和效果甚至都没有相互联系和合理的比例。嫉妒就是某种对抗的激动与归属的狭隘相互联系而产生的。秘密 个人要审慎尊重别人的秘密和隐藏的意志，要避开对方没有正面向我们袒露的事情，尤其是在友谊和婚姻中，一旦碰触利益或者感情领域的秘密就会导致彼此间信任和理解的坍塌。保证大的群体团结一致的纽带必须简单明晰，所以最具有约束力的准则就往往带有否定的性质。群体范围越扩大，对于个性的发展就具有更多的空间，对于个人的约束就相对越松散。
齐美尔《金钱性别和现代生活风格》
齐美尔认为社会分工的日益专业化和精细化促使现代人的生活和生命都成为社会机器的零部件，而对自身之外的事无所知晓。每个人和生活都成为社会的碎片，齐美尔最喜欢把这些碎片当作宝贝疙瘩。齐美尔关注作为文化现象的货币，有区别于马克思和韦伯的宏大历史观念下的货币。齐美尔认为资本主义时代金钱是人们生活的直接目标，是生活和生命的最根本动机和激励。金钱能调和一切矛盾，化解一切仇恨；能换取美好的名声和品质，甚至能购买良心。金钱是所有价值的最充分表现方式和等价物。人性和生命质感在货币的冲击下凋零并萎缩。性别是齐美尔关注的第二个碎片，齐美尔认为女性更倾向于献身日常要求，更关注纯粹个人的生活，更加接近于存在。但是女性不要试图掌握文化的领导权。人类文化根本上是男性的，女性不是要向男性看齐，而是要认清自身特有的女性品质。在《社会学——关于社会化的形式研究》中，齐美尔关注数量确定性的意义、上下级秩序、争端、秘密以及群体扩张对个体个性的促进等诸多问题。现代生活中，这些碎片都与人的形而上学意义的生命感觉息息相关。所以，齐美尔细致入微地描述日常生活经验，恰恰与生命感觉的碎片化相适应。骄傲无知的现代人不追求内心的宁谧和幸福，反而去追寻种种镜花水月般的伪造的理想，生活的实质内容越来越形式化的空洞，灵魂越来越虚无，生命质地越来越稀薄。因此，齐美尔的真正意图是生命哲学的追求，生命本身就是目的而绝不是手段，要重视对美好事物的细腻享受，使主体保持高雅和灵动，依靠自己最本真的内在性而生存，不能让感官逾越灵魂的界限，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无法诗意地栖居在桥上。
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
马克思超越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创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但又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拿起镰刀和锤子进行革命的实践，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概念，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统一，交换价值主宰它们满足人类需要的实际效用，故商品逐渐与人类劳动和实际需要相分离，并最终成为凌驾于人类之上的力量，这就是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由于商品拜物教这种物化形式的掩盖，剩余价值的秘密不为常人所知，马克思揭示出工人的实际劳动提供了构成利润的剩余价值，资本提供利润的能力实际上依赖于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这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潜在矛盾最终必然导致革命的爆发。
涂尔干的著作有两条主线：社会对于个体的优先性；社会可以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社会分工论》认为机械团结社会中的集体良知被分工社会中建立在相互依靠基础上的有机团结所取代，机械团结与压制性法律相联系，而有机团结与建立在恢复性法律之上的法律制度相一致。《自杀论》关注非物质性社会事实，认为非物质性事实的变化导致自杀率的不同。自杀分为利己主义自杀、利他主义自杀、失范型自杀和宿命型自杀。自杀类型与社会潮流变化息息相关。涂尔干及其支持者都认为自杀研究有利于证明社会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合法性地位。涂尔干通过对原始宗教分析，说明宗教根源于社会结构之中，神圣或者世俗取决于社会定义。涂尔干还认为宗教和社会是同一普遍过程的两种表现形式。针对失范涂尔干主张重建道德以达到集体道德，重视纪律教育，培养对社会的依恋感并努力提升自主性。
韦伯倾向于把社会学和历史学统一，使用的方法包括理解、因果关系诠释、使用理想类型并坚持价值中立。韦伯将其社会理论建立在他对社会行动和社会关系分析的基础之上，喜欢研究社会的宏观制度和结构。他重点关注法理型权威、传统型权威和魅力型权威，法理型权威最重要的类型就是官僚制，韦伯对魅力型权威的结构具有明确的意识，并很有兴致地研究其产生过程。
韦伯思想最深邃的部分就是对文化层面的世界理性化研究，认为世界逐渐被理性化的规范与价值支配，资本主义经济的可计算性、宗教生活的职业化训练、政治法律领域的专业化技能都越来越表现出理性化的倾向。理性化贯穿西方制度的每一个角落，而世界其他地方则存在理性化过程中的重要障碍。这很有助于解释新教伦理对欧洲资本主义精神的促进作用，并最终催生理性经济制度资本主义，而东方宗教体系则阻碍理性经济制度的发展。
布迪厄《国家精英》
《国家精英》的核心概念是场域，场域的基本构成有惯习、习性、行动者、资本和权力。习性是个人生活经验在心智中留下的轨迹，以及受其影响而促成的行动倾向；惯习是经历过的实践活动的结构性产物，也是人们在社会评判中起主导作用的模式。行动者是资本和权力的载体，各种资本和权力相互作用决定行动者在场域中的特定位置，上层精英拥有丰厚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其子女掌握能够获得良好学业成绩和学业收益的较好习性和惯习。如果其子女遇到学业障碍，上层精英则利用其权力建立庇护性学校，使他们绕过由于学业成绩限制而可能在永续权力问题上遇到的障碍。获得学业称号和文凭的精英子女可以依靠其祖上的文化、经济和社会资本再次跻身精英行列。综而言之，法国国家精英是天生的，而不是名牌大学造就的，名牌大学只是法国精英们掩盖这个事实的道具。
布迪厄《再生产》
教育行动客观上是符号暴力，教育行动再生产文化专断，从而有利于作为它专断强加权力的基础的权力关系的再生产。教育系统在它灌输的文化专断界限之内，才能拥有权力赋予它的教育权威。教育工作具有灌输功能和文化专断功能。教育系统作为相对独立的垄断着符号暴力合法实施的制度工具而具备制度性手段，事先就决定了要额外地，因而是在中立性的外衣下，服务于它为之再生产文化专断的那些集团或阶级。
布迪厄《继承人》
社会出身影响大学生的经济来源及生活条件、学习成功率、知识技术和爱好，上层出身的学生拥有更多隐蔽的和间接的特权，表现出更好的智力商数和学习成绩，学校依据智商和成绩貌似公平的做法实际上维护了上层出身的学生的特权，为上层集团特权的合法化披上合法化的外衣。上层阶级学生参加学校的智力游戏是为享受体验，下层阶级学生参加智力游戏是被迫以不现实的方式对其进行体验，感受更多的操心和焦虑。因此，学校教育要考虑使教育手段和制度合理化符合处于不利地位的大学生的利益。要努力探索出真正的民主教育，以使尽可能多的人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尽可能全面和完整地掌握尽可能多的形成某一特定时刻学校文化的能力，同时不能忽视真正合理的教学方法，这样才能有助于减少文化教育的不平等。
布迪厄《实践感》
布迪厄批判拒绝承认实践逻辑真实性的逻辑，认为实践原则不是规则或者习俗，而是富于逻辑性的策略。条件制约和特定的生存条件形成习性。习性是潜在行为倾向系统，倾向于作为结构化的结构发挥作用。布迪厄认为要真正的理解实践，就必须将客观的或者主客观混杂的结构客观化，超越客观主义和主客主义。要努力寻找进入客观事实的行为，捕捉实现该行为的观念，同时行动者在实践中形成的代表和掌握客观化的工具的研究者在掌握客观结构后，成为客观性的一部分。实践感造成的事实很难被人们完全理解和充分把握，若要真正地掌握这种逻辑，就只有完全受其掌握，掌握该逻辑直至完全受其掌握，亦即完全不掌握该逻辑。
布迪厄《帕斯卡尔式的沉思》
布迪厄在书中阐述自己的批判哲学思想，真正的哲学是实践生活的哲学，是富于生命气息的哲学，而绝非脱离实际的、模糊暧昧的经院式的哲学：真正的哲学嘲弄哲学。因此，布迪厄力图主张打破经院哲学的桎梏，探索新式哲学，而社会科学是为哲学做出卓越贡献的“否定哲学”，能够对哲学进行内在批判，帕斯卡尔式的沉思可以为人文学科的研究做向导。
布迪厄《遏止野火》
布迪厄对新自由主义进行批判，认为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不是技术或经济规律的机械结果，而是霸权者为实施某些政策而创制的规则的结果。全球化和自由化旨在把最有利于霸权者的模式向全球推广，并鼓吹这种经济文化模式就是理应如此的标准，是普遍必然的命运。布迪厄力主抵制全球化和自由化，反对削减和弱化国家职能，强调国家要加强社会服务职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兼顾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
布迪厄《单身者舞会》
婚姻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婚姻不是理想规则的产物，而是与生殖策略、继承策略、教育策略和再生产策略相联系的一系列策略的产物。试图缔结婚姻的双方通过各种明争暗斗和精明算计，力图使婚姻交换获得的有形资本和象征资本最大化。某种意义上讲，婚姻不啻为一场交易。法国农村大量出现的单身现象，与法国社会文明进程中的传统婚姻策略和两性关系解体以及农村人口外流有关，因此，法国农民单身不仅仅是单身农民自身的问题，政府和社会也要对此抱歉。
感想：1.在总结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和齐美尔时候才发现自己读书有点冒失，片面追求读书速度而忽视思考和总结的质量，就好比猪八戒吃人参果，固然很痛快但却没有咀嚼鉴赏品味，以后读书还要再稳一点。
2.大部分读书时间是很快乐的，但有时也在想读书究竟得读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真正的读懂读透，读书到底达到什么样的具体效果。
阅读书目：《学术与政治》
《经济与社会》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制度》
《古犹太教》
《印度的宗教》
《儒教与道教》
内容
《学术与政治》
国家是在一定领土范围内垄断暴力合法使用权力的共同体。被统治阶层服从国家权威的内在根据包括三个：习俗的权威、超凡魅力、法制。合法统治也采取可靠的外在组织形式，现代多数国家采用官僚制。官僚制下的官员通过专业的考试培训选拔，形成职业化的政治家。职业政治家的主要类型有：僧侣阶层、文人阶层、宫廷贵族、绅士阶层、法律家，晚近的新闻从业者也构成职业政治家的一种。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进步，政党官员在职业政治家的构成中也占有一席之地。政治家的权力感很诱人，在觉察到自己手中掌握着别人和重大历史事件的命运时，权利感会使人飘飘然。但从政有风险，以政治为志业首先要有强大的心力；其次要有三种关键素质：热情、责任感、判断力，政治家尤其要保持内心沉着冷静，要恰到好处的切事并保持对人的距离感；然后要避免虚荣心作祟；最后就是得平衡好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
以学术为志业，首先学者要有敬业奉献精神并从讲师做起；其次得有谋生的能力；然后要敢于碰运气，创造机遇；再就是要与时俱进，保持政治正确；也要努力提高自己的素质；从事学术生涯最重要/内在的条件是得有学术志向和抱负，要始终坚信“你生前悠悠数千载已逝，未来还有数千年在默默等待”，要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受得了蹉跎。
《经济与社会》
社会学是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中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社会行为可以由目的合乎理性、价值合乎理性、感情情绪、和传统约定俗成的习惯来决定。惯例和法律的合法性可以由纯粹内在的情绪、价值合乎理性、宗教的或者利害关系得到保证。权力意味着在社会关系中即使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
真正的统治关系都包含特定的最低程度的服从，服从的原因可能是习俗、情绪、利害关系、思想动机、对合法性的信仰。合法统治包含三种纯粹类型：法理型统治、传统型统治和魅力型统治。法理型统治中最纯粹的就是官僚制，其特征包括：个人在除官职事务之外是自由的；有固定的职务等级；职务前程明晰；固定职务的固定权限；通过考试获得证书确认专业资格；采用固定货币薪金支付报酬，且有权领取退休薪金；根据契约原则受命的职务是唯一或者主要的职业；工作中完全与行政管理物资分开；个人不得把职位据为己有或者私相授受；接受严格统一的纪律监督。在技术上看，官僚体制是最合理的形式，其负面的效果在于容易等级拉平化，培训期拉长倾向导致财阀化统治，形式主义的机械化、非人性化。传统型统治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历来就存在的传统和统治权力的神圣化基础上，决定官吏与下属关系的是下属的忠诚程度，传统型统治缺乏：按照事务规则确定的权限；固定且合理的等级制度；专业的业务培训；经常性和固定的薪金。魅力型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统治者具有的超凡的神力或素质基础上，关键是被统治者要接受魅力的统治，倘若超凡魅力不能经受考验，魅力型权威就会消失。
统治是权力的特殊状况，统治的两种重要类型是依据利益关系统治和依仗权威统治。统治的表现是行政管理，有产者通常会把行政管理的职能掌握在手中，倾向于通过组织进行民主管理，并努力对自己的权力和生存机会进行自我辩护。官僚体制运作方式表现为固定且明确的职务分工；文件和草案的起草和执行；培训的专业化和可操作性；职务就是职业。官僚体制发展的前提条件：货币经济和财政的发展；行政管理的任务量和本质的演变；行政管理技术的进步；行政管理手段的集中；社会差异趋向于平均。传统型统治最重要的类型是父权家长制，依据传统的世袭的权力进行统治，世袭制下的官员的选拔和晋升主要地靠其忠诚程度，官员靠津贴俸禄和手续费俸禄生活。世袭制下的中央集权化程度高的代表是古代埃及和古代中国。非中央集权的代表是英属自治领或者封建割据王公。魅力型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对默示和英雄的信仰之上，其存在基础具有相对的不稳定性。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制度》
近代科学和资本主义兴起于欧洲是由于欧洲率先走向具有特色的理性化道路。理性主义尤其是具有基本重要性的经济理性主义，既依赖于理性的法律和技术，也取决于人们采取生活样式的能力与性向。人类生活样式最重要的形成因素就是基于某种信仰而产生的理论义务观念，韦伯认为特定的宗教信仰对经济心态，亦即经济形式的风格的形成具有制约性。《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欧洲资本主义经济与禁欲的基督新教的伦理进行研究，正统天主教徒较为平静温和，偏好稳定的生活，而基督新教徒则更加注重现世的幸福生活，追求资本积累的盈利生活，虔敬派信徒多追求商业利益，加尔文派重视商业精神，教友派和门诺派则把宗教规制与资本主义事业精神结合，而虔敬派、加尔文、派教友和派门诺派都是基督新教之内的门派。基督新教追求金钱和事业，坚信人生的目的就是事业和盈利，信奉资本主义精神。宗教改革运动促使现实职业活动在道德和宗教上的奖赏大为提升，人们更加具有务实的敬业精神。基督新教徒认为资本财富具有危险的诱惑性，但追求财富的过程则无上荣耀，迅速行动增加利润就是光荣，怠惰和享乐则是可耻的，浪费时间就是首恶和罪过。总之，基督新教徒抵制享乐和消费，厉行节约和积累资本，崇尚辛勤劳动为至高的节欲手段，这种开源节支的经济理性主义在崇尚职业劳动和禁欲节约的基础上促使资本的积累和形成，而世界其他宗教则缺乏理性主义的技术、经济条件、或者虽有但是发展程度未对旧社会秩序构成重大影响，最终，资本主义在欧洲率先成型并发展。
《印度的宗教》
印度教 种姓制度在印度的发展条件：种族间劳动分工的专业化；供种姓集团使唤的客族的存在；以世袭性实物付给手工业为基础的村落生产组织；客族垄断商业贸易，城市数量不足；职业专门化走上世袭性身份化和世袭性顾客垄断的道路；君主实行职业锁定政策，以及为正当性和驯服人民与婆罗门联手创制种姓制度，这些条件与印度特有情景结合便形成种姓制度。
种姓制度包括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四个集团，主要根据部族和职业划分，符合婆罗门身份的活动有祭祀、研习吠陀、接受喜舍和禁欲苦修。刹帝利掌管行政职能和军事职能。吠舍主要是从事农业和商业的平民。首陀罗是从事手工业的贱役。种姓制度具有宗教救赎意义印度教教义最基本的两条就是灵魂轮回和业报。前世的功德和善恶决定现世的命运，现世的德行决定来世的命运，人的生死在无尽的轮回之中，命运全在于个人所作所为。个人不断地企图改善自己在来生之际命运的最好途径就是忠诚于自己的种姓，认真履行自己种姓的义务。种姓要恪守纪律，种姓机关对违反纪律者实行强制手段：对外来者杯葛；罚金；破门律。婆罗门在印度教中居于最高层，其布教方式有绝对回避杀牛和吃牛肉；彻底戒酒，教徒通过禁欲苦修冥思信爱等手段达到转世、永生或涅槃。
种姓制度的发展条件已经有变化，种姓制度逐渐分裂：社会发展和人口迁移、贫富分化和技术进步、尤其是欧洲资本主义的冲击，种姓制度在分裂瓦解，印度教徒在减少。
佛教 佛教创始人为乔达摩悉达多，其最初的身份是部落王子。佛教认为，人生在世苦海无边。生老病死的痛苦掩盖人生虚假的繁华，只有冷静自制才能达到解脱和救赎。佛教的神圣真理为四谛八正道，四谛是苦谛、集谛、灭谛和道谛，人世荣华富贵都是虚幻无常，且以他者的牺牲为代价，人生就是无尽的苦海，苦的原因在于人皆有欲求和生的渴望。救赎之道是道谛，亦即八正道：正见——通过知性理解，深刻洞察生命的构成要素在于苦难无常；正思——深具慈悲而慧心地放弃以他者为牺牲才能获得的生的享受；正语——说诚实且有爱心的话；正业——做事情要意诚心正，并且由衷的暗自欣赏自己的行为；正命——全身心地奉献于神圣目标时就会获得神圣的精神力量；并且达到正精进——对自己有着清醒的认识，并能够支配自己的行动；正念——接近神圣的思维和感情；正定。
《儒教与道教》
儒教的本质是人间的世俗伦理。儒教积极适应传统秩序和习俗，是对受过教育的世俗的人的政治准则和社会礼仪规则的法典。儒学教育主要包括经典和祭典，不涉及数理逻辑和近代意义的法律，科举考试是选拔官员的文化考试。道教是与儒教相对立异端，但儒教道教也相互补充调适，和佛教共同构成中国传统主义文化精髓。传统中国盛行宗法制度，宗族团结互助宗法力量强大，宗族势力基本成为与封建统治者实力对等的势力，宗法制度下的地主靠政治投机积累土地，再通过科举制度入仕，最后仍然是买田置地 ，此种做法与以市场为主的商人阶级的资本主义完全背道而驰，有效地制约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理性法律的形成。封建国家的农业政策由政府的军事和财政政策改革决定，但宗族权力维护自己利益的努力和国家行政司法的软无力，仅仅使保护小农经济的政策获得支持，不利于资本主义大农业的发展。封建国家实物俸禄制度的最重要后果就是政治经济政策的极端传统主义。中国的城市和行会也保持自己独特的传统，没有形成自己的政治和军事权力。人口和资本的增长与封建主义的静态经济形式相联系，资本主义没有任何明显的进步。总之，儒教中国的传统特质导致自然科学思维发展受阻，没有产生近代理性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法律，纯粹商业信用和理性的伦理品质也没有形成，不利于造就近代资本主义。
《古犹太教》
以色列誓约共同体和耶和华的存在能够推衍出犹太的贱民民族特征：犹太人自愿地居住在犹太人区，并强制自己与周遭环境隔离。相信现世是历史的产物，最终注定要回到耶和华神所喜的状态。犹太人要积极行动且奉行严正的礼仪，与不洁净的周遭环境隔离开来，努力活出耶和华神特选子民的风范，这样就会受到耶和华的眷顾而获得救赎。
古犹太人居住地多山地和沙漠，属于地中海气候区，他们不喜欢务农种地，更倾向于放羊或者从事商业贸易。大卫王短暂的军事强盛后古犹太人就奉行非军事化，这造成犹太人在以后历史的漫漫漂泊生涯。犹太人信守契约和法律，其特色是对耶和华神完全信赖的仰望恭顺和善良，混合着耶和华神支撑他们的精明狡诈。法律和契约既是当事人在耶和华神的保证下订立和建立的兄弟同盟关系，又是与耶和华神本身的契约缔结，具有保护平民和穷人以及商业主义的特征。例如禁令：借贷给贫穷的同胞时，既不许使他们蒙受损害，也不许向他们收取利息。耶和华神是拯救和应许之神，是平民之神也是政治军事的神。古犹太人信爱耶和华神为唯一的真神，信守契约法律和十诫才能获得拯救。由于严格的礼仪闭锁，并以契约和法律贯彻执行，尤其是绝对禁止异族通婚、避免与异族同桌共食等，导致自愿拒斥周遭环境的犹太人沦为孤立的贱民。
感想：1.读书基本能读懂，但缺乏高度概括的语言能力，感觉脑袋里没有东西，希望以后能够慢慢积淀；2.独自读书缺少交流，希望能够跟大家多交流沟通共同进步。
2013年10月阅读书目：
《回到马克思》 张一兵 江苏人民出版社；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央编译局，人民出版社；
《法哲学原理》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
《回到马克思》
这是马克思哲学思想在当代的原生态解读，对了解马克思的思想脉络很有作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时期：1.哲学人本主义的批判时期，该时期代表性著作为《穆勒笔记》和《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2.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时期，亦即对哲学人本主义批判的超越，著作代表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3.历史现象学的批判时期，此时马克思的思想趋于成熟，著有《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
针对古典经济学单纯追求经济利益而造成“人”被消失的缺陷，西斯蒙第和赫斯等人本主义者提出经济学应该是以人为中心的“为人类谋福利”的学说，赫斯认为资产阶级社会是社会动的世界，人的类本质（人与人直接的相互交往）不断被异化。马克思接过人本主义者的批判大旗，提出劳动异化的观点。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主的劳动，异化分四个层次：产品异化—劳动活动异化—类本质异化—人与人的异化，然后私有财产的出现，并致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马克思激进人本主义想法遭到现实打击后，就立即转入对社会现实的研究。人类为创造历史必须以生活为前提，必须得吃、喝、住、穿。他十分强调物质生产的重要性，生产使人有别于动物。
马克思的对现实思考和对经济学的继续探索产生资本的秘密—--剩余价值。穿透颠倒和物化的经济关系假象，批判地去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拜物教，最终科学说明资本主义的本质。这正是马克思历史现象学的主题内容。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工资。资本、地租和劳动的分离对工人是的致命打击：资本家和地主比工人更加耐活；资本家和地主能够有效的联合；资本家和地主可以把产业受益加紧自己的收入，工人则只有劳动所得。工人的处境相当糟糕：社会财富衰落时工人的贫困雪上加霜，财富增长时工人的贫困具有错综复杂的形式，财富处于完满状态时贫困会持续不变，确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马克思由此说：“多数人遭受痛苦的社会是不幸福的，社会最富裕状态造成多数人遭受此痛苦，而国民经济学是要导致这种最富裕状态的，那么国民经济学的目的也就是社会的不幸。 资本。资本是建立在实在法上的对他人劳动产品的私有权，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是积蓄的劳动。资本获利的途径：制造和利用商业秘密；限制生产地点；垄断；开辟新领土和创造新行业；扩大分工和增加劳动；贬低流通手段；规模化资本。 地租。地租是地主用来改良土地的资本的利润，但地主对未经改良的土地也索取地租，此种改良有时可用租地农场主的资金进行。地租是地主与租地农场主谈价还价的结果，当决定租约条款时，地主尽量使租地农场主所的份额，仅仅够补偿他用于制备种子、支付劳动报酬、购买维持耕畜和其他工具的资本，此外还使他取得该地区农场的普通利润。地主获得地租的途径：地租随人口增加而上升；地租随交通设施改善和多样化而增加；社会状况的改善直接或间接推升地租；新发明新原料的应用导致地租上升；发展生产力使地租升高。
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其产品的力量和数量就越大，工人就越发贫困；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工人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 劳动产品的异化：工人通过劳动占有外部自然界，但他最后总是失去生活资料，感性的外部世界越发不成为其劳动对象，不成为他的生活资料；感性外部世界越发不给他提供直接意义的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肉体生存的手段。故工人在这两方面成为自己对象的奴隶：首先他得到劳动的对象即工作，其次他得到生存资料。他首先是作为工人，其次才是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够生存。此种奴隶状态的顶点就是，他只有工作着才能维持自己作为肉体的主体，并且只有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是工人。劳动活动异化：劳动对工人而言是外在的东西，是谋食的强制劳动；劳动是别人的劳动，劳动中的工人属于别人（资本家）；劳动是工人本身的丧失。劳动异化的结果是，工人在运用动物技能时有自由，而在运用人的技能的时候成为奴隶。类本质的异化：在改造对象的劳动中人确证自己是类存在物。劳动生活是人能动的类生活，通过劳动自然界表现为人的作品和人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所以，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取他的生产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取他的类生活。同样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以此类生活对人而言变成手段。人的类本质变为异化的本质，变成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人与人的异化：人与产品、劳动和类本质的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的异化。当个人与他自己对立的时候他同别人也对立。最后通过异化劳动工人生产出站在劳动之外的人（资本家）对这个劳动的关系。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必然后果。私有财产在发展到最高最后阶段的时候，它的这个秘密才重新暴露出来：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异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
私有财产。私有财产的关系是劳动、资本以及二者的关系，其经历的运动是：1）资本与劳动的直接或间接的统一；2）资本与劳动的对立；3）资本与劳动各自同自身对立。劳动是资本的要素和资本的费用，故工资是资本的牺牲。劳动分解为本身和工资，工人自身是资本商品。 共产主义是扬弃了的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共产主义是从私有财产的普遍性来看私有财产关系：共产主义在它的最初形式中不过是这种关系的普遍化和完成；共产主义具有民主的或者专制的形式，是废除国家的同时又是未完成的；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存在物只有当他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时候，才认为自己是独立的，而只有当它依靠自己而存在的时候，他才是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
社会主义是人不再以宗教的扬弃为中介的积极的自我意识，正像现实生活是人的不再以私有财产的扬弃（共产主义）为中介的积极的现实一样，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它是实现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阶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形式和有效原则，但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的发展目标，并不是人的社会形式。
《法哲学原理》
读此书的时候一直没在状态，停停读读结果就丢下了。
2013年11月读书书目与笔记：
《共产党宣言》 成仿吾译 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自《马恩全集》；
《社会学导论》 休斯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
《政治学原理》 景跃进 人大版2010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钱穆 三联书店2012年版；
《法哲学原理》 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
《共产党宣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资产者与无产者。 阶级斗争是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到目前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都在进行的历史活动。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动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历史不断运动发展。资产阶级时代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必然会发展成为夺取政权的政治斗争，并最终必会建立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
资产阶级的历史发展阶段。当封建制度成为生产发展的障碍后，资产那阶级就登上历史舞台。但资产阶级也逐渐将国家政权变成管理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逐渐对准资产阶级自己。帝国主义正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无产阶级终将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2.无产者与共产党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各国工人阶级的最坚决、始终推动无产阶级运动前进的部分，共产党比其他无产阶级群众的优越之处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共产党的最近任务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后，逐步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并尽快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共产党誓言消灭私有制，资产阶级则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宣扬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以一己之私扬言资本主义制度永恒。
3.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著作。 反动的社会主义：封建的、小资产阶级的、德国的社会主义都是假借社会主义旗号实行反社会主义政策；保守的社会主义：鼓吹资本主义是最美好世界，力主通过革除社会弊端保障资本主义社会稳定；空想社会主义：拒绝一切政治行动尤其是革命行动，通过和平途径到达社会主义，通过小型的、当然不会成功的实验，通过示范的力量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辟道路。
4.共产党对反动派的态度。 共产党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代表运动的未来。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够实现。共产党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议。
《德意志意识形态》
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体的存在，因此首先需要确定的事实就是个体的肉体组成，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个人是什么样子通常取决于它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人们活动的两个方面：生产与交往是互为条件的，但生产起决定作用。马恩首次阐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规律。生产力决定交往形式（社会关系），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通过社会革命的的形式加以解决，这促进唯物史观的发展，为历史分期和社会形态学说奠定基础，使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得到科学的证明。生产力在资产阶级内部的发展为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创造两个条件：生产力发展的高水平；形成革命阶级的广泛无产阶级化。共产主义革命最终废除私有制和压迫，个人实现真正的自由和解放。马恩也对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进行剖析，资产阶级社会就是资产阶级从国家内外相互保护其财产和利益而必然应当接受的组织形式。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摘录
1)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2)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地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者社会化了的人。
3)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取得神秘东西，都只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解决。
4）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现实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5）从前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当做人们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
《社会学导论》
把握好“培育社会学意识”章节则可俯瞰全书。该章讲述社会学的发展历史及其重要的人物，孔德与实证主义、马蒂诺的女权主义、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马克思的阶级冲突论、涂尔干的社会整合与社会事实、韦伯的主体性与社会组织尽在其中。同时该章也对社会学的三大理论视角做出概述，功能主义认为社会是由彼此相关的部分组成的系统，并在一定时期保持相对稳定，系统的特点之一就是在各部分及其张力之间趋于平衡；冲突论则认为社会结构以及社会性质是不断的冲突的结果；互动论强调人类通过符号进行持续的沟通促使社会成为可能，人们经历的世界是建构的事实。其余各章基本是重要人物和理论视角在具体的社会现象中的展开。
《政治学原理》
本书主要介绍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政治社会方面的内容。政治制度上主要有西方各国的国家政府、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暴力机关；意识形态方面关注意识形态的性质与功能，当代各种主要的意识形态及其表现；其余部分则介绍政治文化、社会资本、政治沟通参与、政党和利益集团。作为政治学导论本书概览外国经典，尤对政治社会学泼墨较多。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近代仁人志士多主张效法西方以图自强，但钱穆先生却以从客观公允立场倡国学，正国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考察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治制度，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皇权与相权关系、人才选拔制度、赋税兵役制度等方面进行得失评判，认为凡宏大历史制度都有其合理性，要掌握其发展脉络，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法哲学原理》
全书分三大块：抽象法、道德、伦理。抽象法、道德、伦理三个阶段都是自由的体现，较高阶段比较前阶段更真实更丰富。抽象法阶段与抽象形式的自由对应，道德阶段与主观的自由相对应，伦理阶段则是前两环节的真理和统一。
抽象法有抽象的权利之意，包含三个阶段：所有权、转移所有权、不法和犯罪。所有权合乎理性不在于满足需要，而在于扬弃人格的纯粹主观性，人唯有在所有权中才是作为理性而存在的，所有权中的的物品和财产可以转让，但人格、自由意志、伦理和宗教不得转让。不法分为无犯意不法、欺诈和犯罪三种。犯罪是暴力的强制，而刑罚则是以暴制暴的否定之否定。
道德是扬弃抽象法的成果，是主观意志的法。道德责任基于意识着的故意，不知者无过；主体就等于它的一连串的行为，如果这些行为是一连串无价值的作品，那么他的意志的主观性也同样是无价值的；反对以道德纯洁来为罪行辩护，同时也对“心理史观”进行批评，肯定人就是他的一连串行为构成的。道德自身即是目的。关于善恶关系，他说：“恶的根源一般存在于自由的神秘性之中”，“唯有人是善的，只因为他也可能是恶的，善与恶是不可分割的。
抽象法是客观的，道德是主观的，而伦理则是主客观的统一，是客观精神的真实体现，法和道德必须以伦理为基础，作为伦理的体现者而存在。伦理的矛盾发展过程分为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三个阶段。家庭的基础是婚姻，婚姻是具有法的意义的伦理性的爱，这样就可以消除爱中一切倏忽即逝的、反复无常的和赤裸裸的主观因素。市民社会是诸多个人、家庭的聚集，包含三个环节：需要的体系、司法和警察与同业公会。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的东西。国家是客观精神，个人本身只有成为国家的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
国家权力分为王权、行政权和立法权。王权是绝对理念，是意志最后决断的主观性权利。王权世袭可以有效防止王位空缺时的派系相互倾轧；个人担任公职依靠客观因素即知识和才能，但国王做最后和主宰一切国家权力的特权；立法机关分为三个阶级：贵族、官吏、工商业代表，其中贵族式王权和社会的支柱。他认为人民就是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那群人，精英才具有深刻的认识和判断。公众舆论中有一切种类的错误和真理，找出其中的真理乃是伟大人物的事，谁道出他那个时代的意志，把它告诉他那个时代并使之实现，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同时，黑格尔认为战争有利于民族伦理的健康。
感想：
马克思早期画人画鬼入木三分，“人”指资本家，“鬼”则是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中期的批判就具有某种现实的理性的关怀，下步准备读《资本论》。
说是读书笔记，但很大程度上就是抄书：力求忠实于原著，不敢妄作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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