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你有深厚的哲学功底和强有力的思辨能力，加油！希望你能在中大发扬我们华科的这种求知精神！

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
一场认识论大战终结许久之后对于认识论思维的再一次复兴
16级硕士读书会 李尧
    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之中的“形式”二字，是最令阅读者头疼的两个字，若能理解形式二字，则齐美尔通篇所述，便可以概念之管窥知通篇之豹。若从社会学初学者的范畴之中来对“形式”一词进行遐想，我们自然可以得到“本质”一词作为索引。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我们建构了一套丰富而又容易渗透进实践的话语体系，我们日常生活中会经常使用这两个词，但是从未进行过思考。
    本质就是人的灵性和智慧，形式在于人的感官与知性。人将自己的智慧赋予事物的本质，就像是人将自己的灵魂赋予转赠他人的礼物。因此，每个人都具有本质，但是事物是否具有本质并未从争议中得出结论。即使事物存在本质，本质也只能为少数文化精英可以窥知，但是每个人均可鹦鹉学舌，有时可以像模像样，甚至可以以假乱真。
    人的认识是从实践的必然发展起来的（此处是指认识产生的必然性，即分析社会学的套路，分析社会运行的机制，从偶然的发端向必然的趋势进行演绎，来对当前的社会现状进行解读，齐美尔之后也多次使用了此种套路），因为知晓真理是在生存斗争中的一种武器。（生存斗争是人的认识的实质，但是仍然是极具争议之处与模糊之处）人的认识早已由一种为了达到行为本身的目的所采取的单纯的手段，变成了一种最终目的。（此处是指人的认识层面的异化，对于此处异化的强调目的在于抛开对于本质的讨论）
    由于社会的距离，上层无法感知作为个人的下层。（个人是已知的假定的具有本质之物，此处进入社会领域的形式-本质讨论）只能感知作为群众的下层，无法在任何其他原则性的方面结合在一起，因此只能共同组成一个社会。阶级存在并非存在于个人可感的重要性层面上，而是在于它们的社会存在。（人的社会认识的物化，脱离本质认识。）任何个体的现象都是由它的周围各阶层的人的无可估量的影响决定的，过去的社会存在是现代个人生存的根基。（齐美尔认为人可以影响人，人并非孤立的个体，进入社会人假定，但是后面的论述并不与其他社会学家的界定相符。）
    社会学被想象为整个有关人的事情的科学，然而把迄今所有知识领域放在一起并不产生新的知识领域，社会学的新观察方式无需回答某些源问题。（把本质问题撇出社会学研究）任何一个预定（已经确定）的目的和关系均可成为研究的客体（对象）。（社会事实）社会最广义的概念：社会存在于若干个人有着相互影响的地方。这些相互影响总是产生于特定的本能欲望或目的。内部要素存在相互影响才能称之为统一体，社会化物质材料并非社会化本身，知识某些形式，个人由于利益采取这种形式结成一个统一体并实现利益（社会的物质性：社会具有广延与绵延，而人的意识只有绵延而不具有广延，社会的广延就在于社会距离，而人的意识只有当存在他者的时候才会产生社会距离的概念，如果在一个特定时刻使人的意识停止，那么人的意识的载体则将只剩下作为结果的记忆，而非意识流本身）。
    因此，相同形式当中包含了不同内容和目的而出现（此处为本质存在假定，但是也可以套用本质虚无假定），相同内容和利益采取不同的形式和实现方法，因此按照形式和内容对历史的社会的现象进行分析。社会一方面是社会化的个人的整体，是社会形成的构成整个历史显示的人力资源，但是此时，社会也是一些关系的总和，由于那些关系，由个人形成了第一种意义上的社会，丢弃所有形式，那就不再有社会了。
分类的方式就是形式，抽象形式（其内容是弥散在各门分支社会科学）并不促进社会化，也不是社会化。既定数量的个人均可在某种或高或低程度上形成社会。科学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旨在发现时间上无限适用的规律，表述阐明一次性的历史-现实进程。在错综复杂的现象里，仿佛用一个横断面来突出均衡的东西，而它们里面的不均衡则相互削弱，变得瘫痪无力（各种内容和利益），因此出现了党派形成、模仿、阶级、团体、次要部门的形成，在物的、人的思想性质的特殊实体里面的社会相互作用的体现，等级制度的成长和作用，通过一些个人来代表整体，共同的对手对于群体内部团体的意义等社会现象。（均衡就在于关注形式而非本质，我们可以观察到的一切社会事实都是形式，对我们产生影响的也是形式）。
一种社会的利益天地越广阔和行动方向（终极价值）越明确，越重要和越占据统治地位，直接的、个人之间的生活和作用就越是会提高为客观的形态，提高为单一物和基本的过程之外的一种抽象的生存。人与人之间微不足道的关系形式及相互作用方式其数量之大根本不可低估。社会形式一般尚未固定化为固定的、超越个人的形态，而是显示出社会仿佛处于萌芽状态。心灵事件的各种内容并不结合为一个独立的空间世界，而且也不直观地与它们的心灵的现实相对峙。（现代性，就是对于个人人格完善的割裂，此处的个人并非是社会当中一个个存在的个体所包含的本质，而是与社会形式互动的自我。）因此我们有三种历史立场：个人的生存立场（消极绵延），外在形态的相互作用的形式的立场，和纯客观的意义概念阐述与探索的立场（知性）。
一个群体从一定规模开始，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和促进发展，必须形成一些规则、形式和结构。（从群体形成的角度分析社会形式具有何种特质）一些较密的团体会表现出一些在数量上的扩大时不可避免地会丧失的品质和相互作用。因此，量的确定性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是消极意义，某些个内容的和其他的生活条件出发需要的或可能的形式结构，恰好只能够在群体的要素的某一数量界限的这边或那边实现。然后说积极意义，直接由于群体的某些特定的纯数量的变化形式，要求有一些另外的形式结构。人数众多只能在坚决进行劳动分工的情况下才能构成一个统一体，大范围的社会主义要求个人最严密的分化，超出劳动，扩展到感情与渴望上。（质量二字，分别代表本质与形式，量化就是形式的高级形式）
作为整体的要求并不是经常不断地和彻底地涉及每一个环节，而是允许让有些社会能量在社会方面没有加以利用，这些能量在必要时可以吸收过来，派上现时的用场。因此，在需要有一定数量的没有被利用的社会的能量的这类危险由于环境而被排除的地方，数量限制的危险是通过群体的外部生活条件及其对它的内部结构的后果加以防范的。虽然整个群体成员和其中富有影响的要素的绝对数字比例关系依旧相同，但在群体之内恰恰造成了不同的比例关系。社会学的要素的比例关系不仅取决于这些要素的相对的数的量子，也取决于绝对的数的量子。（对于社会密度，我们仅仅研究社会结构，也就是社会的相对密度是不够的，还需要研究社会规模，也就是绝对的社会密度）个人在不同的群体的量下，行为举止也会产生形式上的区别，这种区别超越于其纯粹的现实性（质，内容），也进入到准则的、“应然”（规范作为形式的部分才是互动中可见的可经验的成分）的范畴之下，由此产生了习俗与法（法则是有法条来计量的，属于规范的高级形式）。（涂尔干只揭露了这些社会现象，并为此提供了研究思路，但并未从理论上对之进行追溯）
群体的扩大有利于它的各种准则向法的准则过渡，某些较小的组织联合期初或长久只为均匀贯彻组织的标志。（均匀是数学思想产生的目的之一，数学均匀也就是平等是需要社会控制的，与主观文化是分离的，这也是齐美尔长期所说的主客观文化的割裂有关，主客观文化的割裂是相当于异化理论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理论当中的地位的。）于是产生了从数量的完全不确定性向完全确定性的过渡：
1.    数字在群体的划分原则中发挥作用，通过列举数字，设定群体的若干部分，把它们作为相对的统一体来对待。数量的相同是划分的形式原则，扮演一种从最大到最小的变幻不定的角色，利用纯粹数量划分的手段（万户），使执政单位作为居民象征发挥其职能；
2.    利用数字还可以从整个群体中刻画出一个单一的进行领导的人员的团体，产生一个特定的和牢固的结构，毫无特性和非人格性在此恰恰十分富有特性（数字是人类产生的最早的形式化范畴，因此最早的也是最形式化的最客观的），数字只是划分原则（命名原则），而非强调原则（实际数字并不符合命名），导致无特性整合。数量的不确定性对于群体结构有中大意义，独立于算术内容，象征稳定。指定执行社会任务的机构正好是依照数量的确定性任命的。原生的数量的确定变为表示这种比例关系的一切变化形式。
3.    数量划分取代氏族原则，导致社会变迁各个环节内在上毫无主义和特性，容易按照简单原则加以引导，又不反抗中央的权力（如华科的楼栋编号）。机构设置、命令、禁令、义务和保障从一开始就确定在一定的人数上（象征数目群体被用来排除公平异议），既不是专制的也不是民主的，最无情地表示着群体的自为存在的规律性。
4.    现代社交意义上的“社会”所显示的某种类型的数的确定性相联系着，大的是会降低各种人物个性，越多的人会聚在一起，他们那些更为宝贵的和更加亲密的本质方面的巧合的可然率就越小，就必须越加深入地去寻找他们的动力和利益的共同点，基于数量差异的社会根本不可能达到像在少数人那里的气氛完全一致性，而且也不应该达到，会形成局部群体。
因此，社会并不存在与它的独一无二的中心，而是产生于一种双重性的时刻：非常松懈的外在的空间的集中性，以及特殊的给予共同气氛和兴趣的小中心。

谢谢郝师兄的支持~

学习了，尧哥对齐美尔的总结又是一次大冲击  

《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读书总结
李尧
    日常的科学的心理学往往建立在某些含有整合完好而稳定的社会这样意思的假设之上的，这也是忽视了赖以生存的整个社会情境的结果。启蒙运动为人类树立了两大成见：民族特性的信念，和理性在历史上逐渐进步的信念。到了曼海姆的时代，这两大信念似乎已经同时烟消云散了。民族特性的教条总是为那些希望保持现状的人所珍爱，而进步的信念主要同人与社会至可变性积极态度相关。我们曾希望群体对过度的非理性进行某种抵制，然而现在它们却一下子丧失了理性在社会中强有力的信念。
    因此，回顾理性时代，可以提出很多有意思的问题。比如说，历史在多大程度上受历史反思所指导，又在多大程度上受非理性力量所支配，道德行为在社会上所能实现的程度有多大，盲目冲动的反应在历史转折上起到多大的决定作用等。因此，首先需要区分出理性是什么含义。明智的思维活动本身将被说成是“实质理性的”，而其他一切或是虚假或不是思维活动的东西被称为“实质非理性的”。
    而功能上理性的标准包括两点，一方面是与一定目标相关的功能组织，另一方面是从观察者或试图使自己适应于该目标的第三者的立场来看后果的可预测性。功能的非理性则从不以某个行为本身，而只根据该行为在全部行为复合中的地位来表示这个行为的特征。一个社会越是工业化及其劳动分工的组织越先进，功能理性的人类活动领域的数量越大。我们可以看到韦伯也对实质理性和形式理性进行过定义，但是韦伯的定义方式更倾向于以一种哲学式的建筑术来对两种理性进行定义，曼海姆则以社会学的方法以经验为基础对两种理性的定义方法进行了阐释。
    自我理性是对其冲动的系统控制。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调整自己的自发意愿或突然的冲动，以便达到一个给定的目标，这就是自我理性化。客观活动的功能合理化最终引起了自我理性化。现代行政管理中，参与的个人不仅被规定了其具体行动，而且还另外具有在很大程度上以“职业”形式被强加的生活计划。不过，虽然工业化暗示功能合理化，但是并未在同一程度上促进实质合理性。功能合理化对理性批判能力具有麻痹作用。功能合理化必然是的普通的个人丧失其思想、洞察力和责任心，并转让给指导理性化进程的个人。
    而非理性作为一股有助于理性和客观的目标的内驱力而起作用时，或当它通过升华而创造文化价值时，或它作为纯粹的激情提高了生活的乐趣而没有因缺乏计划破坏社会秩序时它是人类拥有的最有价值的力量之一。历史上所有伟大的文明迄今一直能够利用升华引导非理性精神能量并给予其形式。现代工业社会在其目前的形式下本身并没有完全的理性化，它以暴力的形式接纳了政治非理性。工业社会是在这种由武力调节并最终与此合为一体的政治秩序中成长起来。
    到了现代，也就是曼海姆研究出发点所在的那个时代，共有三个明显的特征：
1.    人类的能力不均衡地发展：现代技术对于自然进行控制的发展，已经大大超过了人的道德力量的发展及其社会秩序和社会控制知识的发展。因此，社会秩序必然崩溃，在更为复杂的社会当中，为掌握社会和经济问题所必需的良好判断和道德品行，从未在所有群体和阶级之中有过均等的分配，这就是社会不均衡。
2.    理性的展开、冲动的指导以及道德所采取的形式绝不是偶然的，它们也不仅仅主要牵涉单一的个人及其碰巧所具有的特征，相反，这取决于现存社会秩序所引发的问题。
3.    早期存在的社会能够经得起某种理性与道德力量分配中的不均衡，因为该社会本身正是以理性要素与道德要素之间的这种社会不均衡为基础的。
这三个理论假定导向了两个社会学的判断：
1.    基本民主化：现代工业社会激起那些以前只在政治生活中扮演被动角色的阶级行动起来，成为社会的基本民主化。如果说统治阶级能够假定大众的无知会使其脱离政治，那么在智力上控制大众对于该阶级来说还是值得的。然而自从民主有效以来，亦即自从所有阶级全都积极参与民主制以来，社会便日益向情绪化民主发展，解决社会危机的专政方法能够持久成功的唯一方式，就是依靠集中化来控制个人的意志。这一点正是勒庞等社会心理学家所提出的集体无意识。
2.    日益相互依赖的过程：即诸个别活动正在连接成更大整体的程度在不断增加。庞大机制的各个部分越是精密地相互适应，以及各个要素越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对于干扰的反应就越重。现代有机体的相互依赖日益猛烈地传播着每一个失调的结果。这一点与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思想极其类似，但是帕森斯尤其强调的一点是现代有机体可以消弭各种冲突带来的不利影响，抗压能力要远远大于原来的小社群。因此曼海姆提到，某个规模或某个社会化程度的社会拥有相应的抗压能力，但是超过这个抗压能力的冲突则会导致更大规模的动荡。
三种垄断社会权力地位的方式为：
1.    控制精英的理性化进程增加了有限领域内训练有素的专家的重要性。社会知识和决策权，因纯粹时间的缘故，愈加集中于数量有限的政客、经济领导、行政官员和法官手中；
2.    与知识垄断相伴随的，则是行政管理活动集中于日益与其他社会阶层相脱离的官僚机构；
3.    军事力量工具的集中、反对力量的强度不是按人头来计算，而是依据一枚炸弹所能杀死或恐吓住的人数来衡量。
在精英与大众之间存在着某些社会结构，虽然这些结构纯粹是暂时的，但它们具有某种内在的关联性和稳定性。其功能是精英-大众之间的媒介。从少数人的自由民主到真正的大众民主的转变摧毁了这种中介结构，提高了完全流动的大众的重要性。流动公众取代了以前从完全稳固的群体中挑选出的永久公众，这种变幻无常的摇摆不定的公众，只有通过一时轰动的事件才能聚集在一起。
产生和维护基本民主化的诸力量是工业社会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只有当工业社会被摧毁时，它们才会被摧毁。受压制的要素学会了使其策略适应于各式各样的威胁，甚至包括军事威胁。大城市的大众生活趋于使人们比那些在较小类型的群体中得到有机整合和保持稳定的人，更易于服从建议和产生无法控制的冲动爆发及精神衰退。大众社会有助于大量的非理性冲动和建议，并产生未升华的精神能量的积聚，而这每时每刻都有摧毁社会生活的整个精巧机器的危险。
因此，现代通过教育扩大社会省钱机会的第一个消极后果，就是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化。知识分子从上流社会中解放出来，发展成为或多或少与其他阶级想分离的阶层，以及从所有社会阶级中得到补充，导致了自由的智力和文化生活的惊人的繁荣。大众民主导致文化领导机会被给予广泛阶层，于是那些在生活上注定处于更加不幸地位的群体的通常观点，越来越趋于成为整个社会流行的观点。
现代社会的主要困难在于自由主义的组织方式尚未达到产生一个庞大的复杂的社会所需的有机关联。专政绝非是与自由主义的赘疣和消极倾向必然对立的社会组织形式，不是自由民主社会的替换物，也不是包治该社会出现的一切弊病的灵丹妙药，专政本身是从大众民主力量的消极作用中成长起来的，其仅仅是一种使自由社会发展中一个无比短暂的阶级稳定及维持片面利益的暴力尝试。
但是计划则意味着依据有关整个社会机制及其运行方式的全面知识自觉地攻击社会秩序的失调之源。精英民主向大众民主的转变并非自发，而必须加以计划。计划方法的基本要素是，它不仅仔细思考个别目的和有限目标，而且还了解这些个别目的对更为广泛的目标最终将有什么样的作用。
计划被认为是自由的天敌，但是对自由的真正理解才是行动的前奏。试错阶段，自由表现为对环境的直接作用核对环境刺激的反作用。如果组织某人采取必要的步骤来满足其随时出现的愿望，他便感到缺乏自由。所以自由并非等同于逃避自由，计划水平同样会有自由，这种自由只有当它得到计划保障时，才得以存在。

谢谢小公举的鼓励，以后多多交流~

语言：一个死亡与永恒搭建起的纯粹空间
僭越是与界线打交道的行为，这界线即是那个被划界区域的界线。若一个界线绝对无法被僭越，它将不能存在，若僭越行为所针对的界线只是虚设，僭越也毫无意义。僭越行为与界线的关系是螺旋上升的，不会仅因违规就被耗尽。僭越的功能在于，去测量它在界线的中心所打开的过长的开口，并追索那让界线出现的闪亮疆界。僭越行为不带有任何的否定因素，而是肯定受限制的存在，但并不包含任何实证因素。
死亡是秘密的仪式组成，是秘密的预备门槛和它庄严的结局。秘密将持留为秘密，甚至在死亡当中，它被赋予了一种额外的歪曲，以便“死后”之物能强化并确定“秘密”。死亡将会揭示，秘密存在而不展示它的隐瞒，它展示的只有使其晦暗而深不可测的东西。（存在即是保留过去，保留过去即是循环往复）
由于上帝之死（Dieu est mort (Friedrich Nietzsche)）为我们去掉了一个无限存在物的限制，因而产生了一种经验，在这种经验中，再无任何东西可宣告存在的外在性，因此便产生了一个由内在性和自我主宰的经验。灭掉上帝，以便把生活从由上帝存在而设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但也是把生活带回到那些被这无限存在所取消的限制中去——以此作为一种牺牲。
二神论和诺斯替主义对基督教的恶之观念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其二元论的思想——上帝和撒旦，光明和黑暗，善良和沉重，巨大的斗争，一种根本的、顽固的怨恨——为我们的思想安排了无序之秩序（l’ordre des désordres）。天主教徒仔细查看符号，加尔文教徒不信任符号，因为他们只相信上帝对灵魂的挑选。神则在近代认识论当中被解构了，但是已经无法具象化。
恶魔（démon）不是他者（l’Autre），不是远离上帝（dieu）的另一极，不是无可依赖或几乎无可依赖的反题，不是恶的物质，而是某种奇怪的、令人困惑、令人说不出话来、令人动弹不得的东西——它是相同者（le même），是完美的相似者（le Ressemblant），这就是同一性（idendité）的重影化（dédoublement）。（上帝被存在于想象之中）
上帝被两个可见的形象取代了，分别为重影者（dédoublent）和被重影者（doublé）。惟当上帝已从世界中缺席，只留下一道踪迹和一种空虚时，那种在场的现实就是缺席，在场在缺席中发生并在缺席中通过圣餐变体（transsubstantiation）让自身失去了现实，神居于拟像（Numen quod habitat simulacro）。（非上帝，乃人所信之上帝）
拟像是一个和现实相对立的空虚的图像，某种事物再现自身并撤回自身（回撤是为了从中获得意义），一种致使人们把一个符号当作另一个符号的虚假性，一种神性之在场的记号以及把这个记号当作其对立面的反向可能性，在模仿中相同者和他者同时到来。拟像的本质是既不容忍相信符号的注释学，也不容忍爱存在的美德。
拟像    相似    同时    模仿    掩饰
Simulacre    Similitude    simultanément    simulation    dissimulation
一个复像的符号是预言的和反讽的，它完全地悬置在它所提前重复的未来上，而那个未来反过来，也会在光天化日之下重复它。每一次颠倒似乎都指向了一种神显（épiphanie），但事实上，每一次发现都加深了谜团，增长了不确定性，并且，揭示每一个元素只是为了掩盖其他所有元素之间的关系。（单独理解本体的不可知性）
fabula    寓言    不断后退的真理
fatum    命运    未来之光
拟像之人（Hommes-Simulacres）不是面对回忆的深刻而持存的存在（êtres），而是面对被献给了一种允许相同者（l’Identique）在“回忆”中涌现的遗忘。所有拟像之形象（figures-simulacres）突如其来的扭曲是由经验的“交替装置”（alternateur）的游戏所产生的。而这一曲折（péripétie）是为了确保迂回（détour）和返回（retour）的东西。荷尔德林说过，我们是一个符号，没有意义（Zeichen sind wir;deutungslos）。但如果我们既不是符号，也不是灵魂，而只是与我们一样（对自我的重复当中寻找自我的存在），并因此在拟像同它自身的距离中左右为难呢？
自从人们面对死亡说话并反抗死亡的那一天，为了抓住并囚禁死亡，某样东西诞生了：一种低语（Murmurer）无止尽地重复、重述、重迭自己，它经历了放大和加厚的离奇过程。语言同时又不在场，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归功于作家的主权；而是因为语言穿过了虚拟的空间，在这个空间内，语言被制成了自己的对象，并通过在镜中重迭自己，僭越了死亡的界限。
自语言决定在它的路径上留下痕迹的那一刻开始，那面对死亡之黑墙而矗立的通往无限的镜子的形象，是所有语言的根本特征。语言镜子般反射死亡，并从这反射中构建出一个虚拟的空间，在这空间中，言谈发现它自身的影像拥有无穷无尽的资源；在这空间中，它可以超越自己，作为它自己后面的存在物，来无限地再现自己。（循环往复即是无意义的，即是一种死亡）（呼吁以一种彻底的解放来实现时刻的死亡，以实现时刻的永生）语言是一种无限的自我重复，是一种没完没了的镜子般的反射游戏。写作是为了永生，甚至说话也是为了永生。话语有这个能力，能在稍纵即逝的时间与恰当的空间（l’espace）中抓住疾飞的箭。死亡的临近——其统驭一切的态势及其在人们记忆中的显要位置——在现时和生存中挖出了一个虚空，这虚空正是我们言谈的对象和来源。
语言把其僭越（ l'outrepasser）的权力归于一种颠倒的关系，也就是一种不纯的言语和一种纯粹的沉默的关系，并且，正是在这种不纯所模糊地掩盖着的空间当中，言语能够传达这样的一种沉默。（在言语与超越自身两个极端当中挣扎过后最终的选择）当语言到达自己的外部边缘，它所发现的不是一种与自己相互矛盾的确定性，而是要把它抹掉的虚空。
为了保护自己，语言必须追随它的举动、变成它的忠实敌人（在自身的重复中与自身对立之二重性），保证在二者之间只有一个矛盾的对立的薄薄的分界，透明且牢不可破。我们必须不停地说话，与这个含混且振聋发聩的噪声（Le bruit）同样大声，同样持久。自此时起，一件作品的意义仅仅是自我封闭地表达它的荣耀，已不再可能。（从一种永生到使他人认为自己永生的反身性）。1.对已经说过的东西的严格而反向的重复，2.对我们所能说话的极限的简单命名。
占据等待的不是记忆而是遗忘，遗忘就是极端的专注。语言，在它关注的和遗忘的存在当中，具有一种掩饰的力量，这种力量抹去了每一个确定的意义，甚至抹去了言说者的生存。语言若被定义为真理的场所和时间的纽带，话语与自身捆绑在一起的方式消除了真理的任何可能性。当语言被认为是起源和死亡的互补透明性时，通过简单的断言“我说”（Je parle），每一个单一的生存都会收到威胁性的语言：它自身要消亡，它在未来会出现。
语言应当要求的，是故事的单薄，以及绝对的严肃性；在令自己尽可能灰色的过程中，语言也要求把某一事件传达给它顺从而且被吓坏的读者，而这个事件不过是情感的中性元素。语言永远不自己呈现自己；在它的话语的厚度中没有楔入那可能令它打开自身形象的无限空间的镜子。（语言在自我重复中外化）语言内部有可能会自我分裂和重复，并有能力生发出一套镜子、自身影像和类比的垂直体系。
由空间织成的东西引出了空间，通过一种原初的敞开给予自身空间并移动空间以把它带回到语言，语言由此而获得了权力。正是在空间中，语言传送自身，语言的存在自身“隐喻化着”（权力存在于空间当中，位置）。因此，语言不再是一种再现和叙事，而是一种自我折叠起来的空间，一种有厚度的存在空间。
想象并非是作为真实之对立而构造出来以对其进行否定或增补；它与符号中生长，伸展于书籍之间，栖身于重述与评述之间的空隙；它诞生于成型于文本的居间（entre-deux）之中。书即是书的虚构，文学空间唯有经由所有已写成的书的网络才能存在。印刷品仅仅应该成为可见物的隐秘支柱，潜在的观众应该占据读者的位置，阅读的行为将在一种他者的目光的胜利中失焦。
书写（écrire）具有一个神圣的维度，书写是一种自在地不及物的活动。书写建立在自身之上，不是为了说出什么，展示什么，或教会什么，而是在那里存在。书写的辩护者认为，书写是为了让某种东西死而复生，是为了发现生命的秘密，或实现这种同时很有可能属于人和上帝的活生生的言语。但是福柯认为，言说从死后开始，在那样的断裂一经确立开始。书写是死后的游荡，而非通往生命源头的道路。
从死亡开始，我们可以谈论绝对平静的事物，完全是分析的和解剖的，不指向任何一种可能的重复和复活。（沉默）我们书写是为了抵达语言的尽头，抵达一切可能之语言的终点，最终通过言语的丰富性来包围语言的空洞性与无限性。书写是为了隐藏我们的面孔，在书写中埋葬自己。书写的角色本质上是疏离，是度量距离。
如果法律是不证自明的，而且处于核心位置，法律将不再是法律，而是意识甜蜜的内在性。如果法律在文本中出现，如果在一本书的字里行间译解它是有可能的如果它处在能被查询的登记册中，那么它将具有外部食物的牢固性，遵守它或者违背它将成为可能。法律展示的是退隐，法律正是通过退隐掩饰自己，而僭越则疯狂努力让法律显身。最终，在隐藏法律的光芒中又吸引法律。
福柯叙事的简单规则：
1.    涉及过的人必须真实存在过；
2.    他们的存在既默默无闻又命途多舛；
3.    记载他们的故事越短越好，只有几页或几句话；
4.    这些陈述不仅仅是怪异悲惨的故事，还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构成了他们无足轻重的生存史的一部分，也成为他们的不幸、狂暴和令人疑惑的疯癫的一部分；
5.    这些文字所具有的震撼力应该仍然能够给我们带来一种美与恐惧交织的效果。
文本与现实的关系：
1.    不仅指涉显示，甚至能在现实中起作用；
2.    应该成为真实戏剧的一部分；
3.    成为复仇的工具，仇恨的武器，战斗的插曲，表达绝望、妒忌、乞求或命令的手势。
话语的奇特形式要求一种装饰性的、带诅咒或祈愿色彩的语言。在那些貌似严肃却语无伦次的句子和胡说八道中间，会突然出现一堆粗糙、拙劣、不和谐的情绪宣泄，是用自己的方式叙事的野性的激情。在日常生活层面上施加影响的权力将不再属于那个时远时近、无所不能但又反复无常的君主，他是一切正义的来源，也是各种诱惑的对象，既代表着一种政治原则，也体现着一种魔法一般的权威。权力将由一种精细的、有差别的、连续的网络构成，其中各种各样的司法、治安、医疗机构和精神病治疗机构密切关联，共同运作。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话语，将不再像以前那样矫揉造作，粗糙又夸张，而是在一种自称基于观察和中立立场的语言中发展。
一个社会将各种字眼、措辞、句子、语言程式出借给社会大众，好让他们能够讲述自身、公开地讲述自身：
1.    它揭示了先前几乎不为外人所察觉的底层社会的存在；
2.    通过盛怒和利益导致的小冲突，它为权力提供了君主干预的可能性；
3.    他们的话语是在一个界定完善的权力机制内发出并流通的。
正是在话语伦理中，文学找到了它的位置和存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