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0.10-11.1
《传播学史》
《叫魂》
《重访灰色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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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想说一个感想就是关于《传播的偏向》中时间性和空间性媒介的一个界定，在之前也对报纸和网络的时间性和空间性不是很明确，但是后来看了两篇论文认识到，书中指的偏向性并不是媒介性质的偏向性，而是相对于文化传播来说的。比如说网络，把网络定于为空间偏向，并不是说网络这个媒介无法储存，不具有时间性，而是网络上的信息良莠不齐，它现在是一种传播信息的方式，而不是传播文明的方式，所以对于文明的传播来说，网络是具有空间性的媒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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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妖术与权力幻想
——读《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后感
1768年，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
从以往的历史来看1768，无疑是人们口中的“康乾盛世”，但孔飞力却撕开了这个盛世的阴暗面。告诉我们，对于这个盛世王朝来说，一颗石子都能让统治者心慌意乱，让这个王朝陷入覆灭的恐慌。
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谁在叫魂？
“叫魂”一个看似只是因为民间的无知而流传起来的谣言，却引起了整个社会的恐慌，从南到北，游荡在大清的上空，百姓、官僚、君主全部忙做一团，而他们都是相信“叫魂”这一妖术真的存在吗？
将从三个角度，两个问题来理解这本书。百姓、官僚和君主来理解为什么畏惧叫魂？以及人们是如何处理自己的恐惧的？
“叫魂”让百姓惶恐的原因，一是因为妖术本身所带来的恐惧——权利赋予。妖术师可以通过人的发辫、衣物甚至姓名来盗取其灵魂注入纸人中，为其服务并且骗取钱财，而灵魂被盗者会患病或者死亡。“叫魂”作为一种妖术，已经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而是人人都可以取而用之。妖术作为一种权利的幻想，在这个权利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是对每一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利的补偿。二是因为新商业方式下的人口流动。清朝年间引进玉米和甜署一类作物，人口爆炸式增长，以及战争，人们为了生计而四处迁徙。与流亡人数一同增加的还有僧人的数量，倒不是说这个时期的佛法有多大的影响力，而是满清对于寺庙无需缴税的政策，吸引了很多无计可施的人们，然而寺庙又无法养活越来越多的僧人，于是游僧就多了起来，也可以说增加了一些更加体面的乞丐。至于僧人和乞丐更容易被冠以“妖党”的名字大概是人们对于未知的恐惧。这些人在地区内没有社会关系，生活在社会群体的边缘地带。那些昔日里被压抑的民众，“理所当然”的拿起了自己的武器，对准这些“流浪汉阶级”。
而夹在皇帝与平民之间的官僚阶层，又是一番图景。
首先，官僚阶级对于“叫魂”这一妖术的真实性保持着一种模糊的态度，既不积极的站队，却也不敢完全否认。对下以“批评教育”为主，稍加惩戒，不会伤及性命，毕竟谁也没见“妖术”伤及何人。而对上来说，地方官员享有在一定区域内的管辖权，自己的仕途与这个区域的安宁紧紧联系在一起，所以向来是“陈词滥调”和“报喜不报忧”。此外，皇帝位了监督官员，设置了考核、弹劾等多种考察手段。所以，官员们在面对“妖术”流窜，但久久不肯上报的原因，除了官员们要最大限度的保全自身利益，也在于皇帝的一系列监督体制，让官员对于自己言行更加的小心翼翼。
当官员“揣摩圣意”，发现君主对于铲除“妖党”的决心之后，官员们无一不是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来对付“妖党”进行清剿。这就是当统治者发布了政令之后，官僚对“妖术”的态度马上变得清晰起来。然而这一场大清剿，伤的不仅仅是满清皇朝的“面子”，更是多少平民百姓的生命。而官员此时与君主圣意高度一致，也就没有什么不能付出的代价了。这是官员的行为实质上是官僚体制的运作。尽管弘历已经发现了官僚中那可能导致王朝衰败的迹象，然而对于安稳的社会、繁荣的经济来说，这套官僚体制在汉族的儒家文化影响下，僵化的似乎太快了。我想这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弘历对“妖术”的恐惧、对汉化的恐惧，对失去权利的恐惧。
君主在这一场“妖党”大清剿中更是扮演了一个总导演的角色。在他的视角来看，他并没有把这件事当做普通的封建迷信，而是看作大清帝国制度所遇到的挑战。与乾隆之前的帝王不同，他们需要的是军事上的控制，那时的王朝动荡多过安定，还没有能够滋生官僚体制的足够条件，而弘历要面对的是一个“很懂得以无声方法保护自己、维护自身利益的官僚体制”，弘历作为一个征服者，他的统治将要面临两大难题：谋反和汉化。
“叫魂”事件涉及到了弘历所有的焦虑点，最终引爆了弘历的恐惧。
作为一个外来的征服者，他必须要在汉人占主动的国家保存其族群的鲜明特征（为此也做了许多努力），可是在治理国家是时却必须让其族群与汉族的地方和官僚共享儒家文化。朱批中越是回避，越透漏出弘历对“妖术”的谨慎与忧虑。在他看来，正式官僚们的敷衍塞责、欺上瞒下、同气连枝，才使得妖术蔓延。
于是作为大清王朝的最高领导，他开始不惜押上他的个人威望和道德权威，软硬兼施的驱赶着他并不信任的官僚体制。许多乞丐、游方僧落网，但首犯似乎总能逍遥法外，乾隆的愤怒与日俱增“常规化、汉化、江南文化的毒化——所有这些都在嘲弄帝王的权利”，他将更多的压力转给他的官僚系统。他可能没有意识到他的“那些自相矛盾的指示对于各督抚们来说是多么难以贯彻”。直至谜底揭晓，乾隆也不肯承认自己才是最大恐慌的始作俑者，他有足够的理由将责任推给那些欺上瞒下的官员，借以“发泄自己的挫折与不满”
不过更为深刻的因素是，妖术事件不过是一个引子，或者说借题发挥的一个杠杆——乾隆皇帝真正要使力的地方是加强对官僚体系的控制，不管妖术事件是不是真的，乾隆皇帝都要反复强调它确实存在，因为乾隆皇帝想要真正打击的并不全是那虚无飘渺的“妖党”，而是乾隆所痛恨的“官场恶习”：谨慎地隐匿情报，小心地自我保护，隐瞒真相以掩护人际关系，百促不动以墨守常规程序。
至此，孔飞力以“叫魂”为切入点，从百姓、官僚、君主三个视角，向我们描述了一幅18世纪中期大清帝国自下而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等层面的图景，讲述了盛世中的混乱。
最后一句写到，“没有什么能够伫立期间，以阻挡这种疯狂”。整个“叫魂”恐慌竟能蔓延大半个中国，造成人心上的恐慌，其背后的成因，很容易联想到当时中国人的愚昧，无知，迷信，中国人的从众心理，让人想起古斯塔夫•勒庞所著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这个人类心理的特征，有效地传播了“叫魂”的恐慌。除了人的从众心理之外，还有一个君主和官僚在这场闹剧中的重要性，即政治机器。这两个因素是显而易见的，可是好像又不是简单归于这两个因素。
正如文章最开始所说的：历史上的衰世各不一样，而盛世却总是惊人的相似，这是否可以联想到每一个朝代盛极而衰的背后都是如1768年这样存在着君主、官僚和百姓之间紧张而焦虑的关系？更值得深思的是，孔飞力教授曾说“我这本书也是在写今天的中国。”
在译者后记中提到，陈兼先生说到在他在桂林开研讨会，走进当地一家书店，发现一个高中生在读《叫魂》，陈先生想把书买下，便要求同学把书给他，那位同学指着电视的新闻说：“很像的。”时间是1999年，新闻说的是“法轮功”。
“叫魂”也好，法轮功也好，都抓住了人内心的恐惧。千百年来，人的恐惧来自于不能确定的未来的危害，换种形式，人的恐惧依然会被激发。我们相信科学，如果超出科学的范围，或者是来自于科学自身的危害，比如末日，病毒丧尸，流行病，核辐射，这些都可以拿来作为一种形式。人对可能危害自身的事物，都会产生恐惧，都会选择保护自己，忽略正确的建议。
人的恐惧无法忽略，但不代表整个社会会容易陷入恐慌。我相信是不会的，1768年，就像孔飞力分析那那样，在一个经济未能惠及大多数人，司法的缺失，执法的恣意而为，政治的隐患，最终酿成这场危机。人虽然有恐惧，同时人有追求美好生活的动力，优美整洁的生活环境，平等，关爱的制度，富有人文，创造力的社会，如果存在的话，我想人会用冷静，理性的态度去看待问题与恐惧。
“神话”之外的历史原貌
——读《重访灰色地带》后感
这本书是学长介绍可以和罗杰斯的《传播学史》结合起来看的，看到书名并不理解和传播学史有什么样的关系。看完之后再想这个名字就非常符合了，刘海龙老师用一种朋友间谈话的方式，揭示了“神话”之外的历史原貌。
一、灰色地带
在开篇，作者讲述了灰色地带的内涵：1.中立，不是似是而非，不含褒贬，并不是对传统叙事内容的否定。而是用迂回方式，将注意力转向被忽视或未收编的“异类”。2.不是“陌生地带”，不是向历史的边缘区扩散，而是在既定的历史范围内区审视被忽略的断裂之处，不只关注新奇，而是在可以为常中发现真正的问题。
而为什么存在“灰色地带”，首先，我们在探索传播学的过程中把传播理论作为科学的解读方式，传播思想史中的主流编撰方式和目的是维护现有学术体制的合理性，强化经验效果研究与管理研究的主导地位，这就使我们在研读一些经典历史都追寻着“正统”历史，而忽略了历史中蕴含的其他可能性。
这本书就是从传播研究史中的“灰色地带”入手，结合新发现材料或被搁置的历史“碎片”，重新诠释西方传播学经典文本，反思当下中国传播研究所面临的困境，以求解构主流传播研究史中的宏大叙事，寻找传播研究的另一个可能的书写和记忆的视角，尝试解放传播研究的想象力。
从整体结构来看，本书以中西为线，在西方传播研究史方面，对中国传播研究史中广泛认同的西方传播研究经典奠基人及学派如，拉斯韦尔、哥伦比亚学派、芝加哥学派、公共关系起源，指出这些“理所应当”的个性化、标签化人物或学派中与主流叙述相矛盾的地方，或者某些让我们有意无意被忽略的地方；在中国传播研究史方面，先是把中国传播研究起源追溯到20世纪初那段被主流叙事忽视的时间段。再是1978年中国传播学研究对西方理论的跨文化解读、想象与改造。包括对批判学派集体被遗忘现象的必然因素的分析，对“文化工业”到“文化产业”变迁中学者态度的前后戏剧性变化的背后工具性使用理论的实质。最后是中国传播研究本土化的问题，从受众研究角度证实中国传播研究本土化的过度。在此基础上，作者辨析了中国传播研究本土话语，提出发展多元竞争合作的本土化，推进中国传播研究本土化进程。
二、对拉扎斯菲尔德的思考
由于之前看到的《社会功能与结构》，而且在书的前篇，刘海龙老师就大众对拉扎斯菲尔德的看法做了一下辩驳，就说一下对拉扎斯菲尔德的一些看法。自从从接触传播学以来，受传播学教材类的书籍影响，拉扎斯菲尔德自然是传播研究史中尤其受重视的一位人物，他是“两级传播”理论的提出者，他和卡兹等人进行了“伊里调查”，并出版了《人民的选择》，是“有限效果论”传统的开创者，他的研究方法是经验式的抽样调查和量化分析。从罗杰斯的《传播学史》从人经历方面对他增加了新的认知 ，而刘海龙老师这本书从学术研究方面让我对拉扎斯菲尔德有了全新的看法。
拉扎斯菲尔德的经典代表作《人民的选择》中“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提出了大众传播强化既有政治倾向，却没有说过强化等于无影响。它的前提假设仍旧是大众传播学的强效果理论。”作者之后还列举到《人际影响》中与有限效果论相互矛盾之处：“当证明人际传播的效果大于大众传播效果时，同时也间接证明了大众传播的强大影响力——因为人际影响所传递的意见正是大众传播的内容。”而且“大众传播作为一种社会体制或权力，不能简单地和自发性的人际传播相提并论。”
拉扎斯菲尔德并非完全赞同有限效果论。从拉扎斯菲尔德的学术研究成果来看，他和默顿合著的《大众传播、流行品味和有组织的社会活动》这篇文章提出了我们熟知的大众传播的三个功能：地位赋予、社会规范强制功能和麻醉负功能。作者提到这篇文章，是为了证明哥伦比亚学派是不能完全等同于有限效果论，这篇论文作为芝加哥学派的重要文本，对该论文是否有限效果论的解读是作者给芝加哥学派和有限效果论之间重新界定关系的一个切入点。作者先是指出了文中前后两部分的矛盾之处：前半部分“批判大众媒体的保守性，强调大众媒体影响，后半部分为大众媒体辩护，认为媒体的影响有限。”写文章一般都是一脉相承，后来作者推测，像这样自我矛盾的文章同时也说明了当时两位学者关于大众传播的社会影响问题的复杂性达成了某种共识，这篇文章一定程度上也是两位学者相互妥协的结果。既然文中两位学者都没有确定“有限效果理论”的结论，芝加哥学派也并不完全等同于“有限效果论”，同理，那拉扎斯菲尔德也不可能是“有限效果论”的完全赞同者。
拉扎斯菲尔德研究方法。拉扎斯菲尔德研究方法并非单一的抽象经验主义。客观上来说，拉扎斯菲尔德确实使“抽象经验主义”发扬光大，作者指出，拉扎斯菲尔德并非只把实证研究奉为唯一可行研究路径。作者首先提到拉扎斯菲尔德研究传统，他继承了欧洲心理学、社会学等研究传统，对这些研究手法肯定也是熟悉并且认可的。拉扎斯菲尔德发表的《评管理的与批判的传播研究》一文中表明了对批判学派的研究方法的尊重。
通读下来，刘海龙老师在整本书中的叙述基本上都和上面一样，是采用点对点的形式来进行反驳。虽然感觉上有些零碎，这也是在于为了突破以往传播学史的宏大论述，也更便于我们理解。读完这本书最大的认识在于，传播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是没有绝对主导范式的。在对历史文本的研究时，不应深深陷入文本的叙事之中，为维护其正当性的叙述所困。传播学就其他科学而言，本就更容易受到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的影响。（比如对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的论断，在《传播史》提到，施拉姆之的人选可能是由于当时四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为了使传播学作为一个学科能受到社会的重视。）而在我国的传播中，社会环境的影响和传播学本身作为舶来品，受到的影响可能更大。继续以辉格史的方式来书写历史，可能使历史受到威胁。反思或许也是当代传播学者的一种使命，正如胡翼青所说：“我们需要重新阐释历史，即使完全不可能做到还原历史原貌，即使不能排除主观立场，也必须打开原先被遮蔽的某些历史空间，以解释原有的科学神话是如何选择历史素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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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9.10-10.10
《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哈罗德•拉斯韦尔
《传播的偏向》哈罗德•伊尼斯
《传播学史》罗杰斯（在读）
《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哈罗德•拉斯韦尔 这是我接触的除教材外的第一本新闻传播学书记，或者说是论文。由于是跨学科读研，在之前并没有接触过相关的理论知识，现在要抓紧从基础补起。这本书对我来说，不仅是理论上补充，更是思想上的补充——理论不是真理，也要用批判的眼光去读，打开目录时发现其中是有三篇文章的，第一念头就是，是因为一篇论文太短所以充数的么，但其实不是的，而且一篇放在开篇一篇放在尾篇也是有其道理的。
这本书分为三部分，分别是刘海龙、胡翼青和拉斯韦尔的三篇文章。由于比较基础就简单说一下：一、刘海龙学者的文章，分析了拉斯韦尔学术传统为何终端（相比哥伦比亚学派），再就是强调了一点拉斯韦尔模式也是5w模式不等于拉斯韦尔的传播观。所以对于有些学者批判拉斯韦尔传播观的时候，实际上只是批评了拉斯韦尔的5w模式，实际上拉斯韦尔在阐述其传播观的时候考虑到很多环境问题。二、胡翼青学者通过批判拉斯韦尔功能主义的意识形态，进而超越，提出帕克社会认同功能和社会区隔功能互动建构，进而实现文化整合功能的社会传播的功能观，他这些观念的提出具有现实针对性，是希望破除单一舆论攻势，实现价值的多元认同三、拉斯韦尔的文章中的内容主要有两部分，前面讲到的是“5W”传播模式，奠定了传播学研究五大基本内容：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和效果分析。然后就提出了社会传播三项功能，即耳熟能详的守望环境、协调社会各部以回应社会、使社会遗产代代相传。并分析了其可能存在的负功能，以及之后查尔斯增加了一个娱乐功能。这两点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从内部结构上，分析了传播中的诸要素，从外部结构功能上概括传播活动的社会因素。
《传播的偏向》哈罗德•伊尼斯 这本书的主要观点就是传播媒介具有偏向，也开创了“媒介决定论”。之后就是论证这个观点，他先阐述了传播媒介在诸如时间、空间以及其他划分结构上均显示出一定的偏向性，媒介可以被恩威两大类，也就是有利于空间延伸的媒介和时间延伸的媒介。全书共分为八个章节，首先按照传播媒介的变化将西方文明氛围几个时期，试图从每个时期说明传播媒介的进步对于知识龙孤单的影响。认为传播媒介是从口头→文字→阶级特权→引起下层学习兴趣最后达到平衡。并且表明自己偏向于口头传播。
之后就提出文章的核心内容，即传播媒介的不同会导致传播效果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现场，而一种媒介的长处会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他认为一方面，笨重的，不适合运输的传播媒介更加适合只是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而轻巧便于运输的传播媒介则更适于空间上的横向传播。另一方面，需求产生传播媒介的偏向，贸易需求推动了文字的演变。
然后又提出历史可能受到威胁，这也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其中说到两点影响历史原因，我理解为一是不能把现实放入客观的历史规律中去讨论，二是执着于对历史的反复研究，现在的的历史进程就会收到影响，也就不能做到真正的“顺应潮流”。如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呼吁停止一切历史研究，随时代自由发展了。
最后提出检验一种文明就要看它反应出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影响。
我觉得这本书可以回答当下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就是，纸媒会不会消亡，以这本书中提到的观点来看，从历史的角度说明，纸媒目前是不会消亡，至少当下的新媒体还不能取代它。因为纸媒是具有时间偏向的媒体，而新媒体是具有空间偏向的媒体，按照历史的规律来看，纸媒和新媒体共同存在的现在是一个平衡点，基本稳定，当下纸媒会继续发展，只是需要寻找新的资本融合的方式。
这本书看完还是比较头疼，本来是一本非常流畅的纪实书记，自己却没能串联起来，确实对历史的掌握非常不好，最近还在看罗杰斯的《传播学史》，书还是很厚的，之前认为，书看完之后，要能大概记住才算读完，对于看过之后不能回忆大半不能串联起来的，还是要反复去看，所以虽然现在的《传播学史》看了一些也没有太深的印象，也是希望之后能够通过阅读更多的书记做到与史书内容的印证，以后继续努力。
[ 此贴被张梦蝶在2017-11-14 13:32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