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书单：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
《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韦伯
《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韦伯
《古犹太教》韦伯
九月份主要针对的是韦伯宗教文化书籍的阅读，韦伯认为宗教是各文化发展历程中的担纲者，文化发展下的理念所创造出的“世界图像”决定了历史发展的轨道的方向，在这个轨道上利益的动力推动着轨道的行为，也就是说并不是利益决定历史发展方向，而是不同的文化带来了不同的历史发展进程。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中主张，宗教的影响是造成东西方文化发展差距的主要原因，并且强调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官僚制度、和法律权威 的发展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新教伦理对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并试图阐明没有经宗教改革的古老民族的宗教伦理精神对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阻碍的作用。韦伯认为真正的资本主义精神是对于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在本书中着重讲述了路德的职业概念及其发展而来的“天职观”和加尔文宗的世俗禁欲主义，这两个内容都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伦理。天职观认为劳动时一种天职是获得上帝恩宠的唯一手段，宣扬人们的职位是由上帝赋予的，在职位上追求利润并不会违背对于上帝的尊重，并且获利多少也成为衡量社会道德标准的尺度，并且以神意来解释追逐利润为实业家们行为提了正当理由。新教的世俗禁欲主义培养了清教徒们不一样的精神气质，使他们可以合乎理性的组织资本与劳动，他对于中产阶级的节制有度、自我奋斗给予很高的道德评价导致了资本的积累并使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从而增加财富，并且禁欲主义给资产阶级的信念是现世财富的分配不均是神意本命。同时清教徒对于上帝感恩戴德之情深入中产阶级的人生态度中，也对于资本主义英雄时代那种刻板严肃、坚忍耐劳、严于律己的人格的形成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清教徒的职业观和对于禁欲主义的赞扬直接影响了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发展。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近代文化精神的诸要素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同时禁欲主义也代表着客观和理性。
在《中国的宗教》中，韦伯主要从社会结构、官僚体制、经济结构、宗教伦理等方面阐述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来资本主义，究其原因是没有发展出来理性化，换句话说中国的理性化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理性化。其主要还是阐明中国的儒教和道教的伦理对于经济、文化的影响。证明中国没有成功发展出资本主义在于没有一个特殊的宗教伦理作为一种鼓舞力量。主要是支持指韦伯的禁欲主义的新教伦理作为一种精神动力能发展出理性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本书中韦伯认为儒教的理性主义与清教理性主义有理化的水平区别是宗教对于巫术的斥逐程度，以及它将上帝与世界的关系及本身对应于世界的伦理关系有系统的统一起来的程度。儒教的理性主义是理性的适应世界，而新教的理性主义则是理性的支配世界。
首先韦伯从货币制度方面指出，中国的贵金属发展导致了货币经济的发展但是理性的成体系货币制度并没有形成，所以无法从根本上动摇传统主义（重农抑商），而且东西方城市形成和发展不同，东方城市是依靠官员的行政管理进行建设和发展的，西方的城市则是在贸易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中国对于经济的重视程不足。其次中国的土地制度的影响，国家在土地改革导致理性而大规模的农业经营无法成立，而且农民阶层对于政府在土地所有和土地利用上的干预很反感，他们不希望土地和土地政策经常变动，以土地为本农民被徭役和赋税束缚在土地上。经济方面，以（血缘）氏族为单位的家族经营权与西方理性经济经营共同体的发展是相反的。法律方面，以伦理为取向的家产制寻求实质上的公道为不是形式上的法律。韦伯认为西方近代的法律的理性化是由两股力量形成的，一方面是严格的司法程序和形式法，他倾向使法律在一种可以预计的方式下运作，另一方面是集权国家的公务系统的理性化导致法典系统和同构型法律必须交由一个官僚体系来管理，两者缺乏其一都无法产生近代法律体系。所以中国也没有产生近代法律精神和法律体系（逻辑的理性发展）。政治方面，家产制官僚体制进行统治，官本位思想严重，做官可以获得威望、可以取得财富，所以人们都希望做官而不是去经商。儒教允许宗教存在是为了使民众驯服（愚民政策），而且皇权（至高卡里斯玛）本身就是经宗教性圣化的结构，所以儒教与道教虽是对立但是也允许其存在。
最关键的是儒教（士人阶层）所产生的伦理，在秦国统一后，整个国家延续下来的是一种和平主义心态，是一种有秩序的理性主义，这种伦理以孝（恭顺）为基础及首要德目，然后转换为所有从属关系，中国人的伦理精神就是这种恭顺，缺乏拼搏的斗志和动力，没有形成理性的逻辑和思维。而道教则倡导无为主义，相信来世说，对于此世的成就、财富无动于衷毫无动力，它在本质上比儒家更加传统主义。士人阶层影响了民众的生活在于：完全阻挡了任何先知预言的宗教信仰的兴起；几乎根绝了泛灵论宗教信仰里一切狂迷的因素，从而形成了中国人所特有的内在精神，一种特别冷淡的气质。在中国肯定现世的功利主义与相信财富作为道德完美的一种普遍手段的价值，在与巨大人口密度的结合下，发展出“精打细算”与“知足寡欲”的心态，并且中国没有在经济层面上产生讲求方法的具有理性的本质，市民资本主义类型并不存在。这些是阻碍发展资本主义的因素。虽然在明朝后期中国产生了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但是由于受千年来儒教的伦理及土地制度的影响，这些萌芽始终未有发展壮大便消失了。
在《印度的宗教》中，印度的（不管正统或异端的）救赎宗教，在整个亚洲地区扮演了类似于基督教的角色，传入中国的佛教就是这种救赎宗教。而印度宗教中的印度教是婆罗门宗教发展的，它宣扬主神论和种姓分立，教徒要严格遵守种姓制度，这体现了印度教宗教生活的社会化。印度教和佛教及基督教最大的不同是印度教直接宣扬世袭等级制度，把种姓制服作为核心教义，而佛教和基督教甚至儒教都宣扬人人平等。印度教就是印度剥削阶级世袭统治印度被剥削阶级的工具。它严格限制各阶层的往来，资本主义萌芽不会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产生和发展。而佛教宣扬的救赎理论也是宣扬来世说，并没有对现世的人们产生追求财富的动力，无法导致印度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所以韦伯认为具有传统主义、仪式主义、拒世主义、禁欲主义、神秘主义以及冥思、巫术、偶像崇拜等理念的印度教伦理,没有能像西方的新教伦理那样,促进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并进而促成其理性主义的兴起,反而对理性主义产生了阻碍作用。而现今印度资本主义的发展只是在印度被英国进行殖民时期从西方照搬回来发展的，并不是自主产生的。
《古犹太教》中作者则用社会学的方法重新梳理史料，从地理环境、政治环境等方面进行阐述，把古犹太教放在西方和近东整个文化发展交汇点上审视这一宗教历史的内在理路，从而揭示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两大对立宗教文明起源及其产生混乱的原因。因为对于那些地区历史并不了解，感触并不是很深。
我发现韦伯的研究方法是“理念型”，首先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认为是在资本主义产生后是新教伦理推动了近代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了论证其观点，韦伯又相继写出了中国的宗教、印度的宗教和古犹太教等著作，以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及其发展的原因为蓝本，来阐述为什么中国、印度等地区没有发展近代出资本主义。
读书感想：还要继续加强思考性，把内容连贯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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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份书单：
《政治著作选》 韦伯
《学术与政治》 韦伯
《经济通史》 韦伯
在这里讲韦伯的一些政治观点主要涉及到韦伯的《政治著作选》里面包括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论俄国的立宪民主形式，德国的选举权与民主，新政治秩序下德国议会与政府，社会主义，帝国的总统，以政治为业。
一、基本概念
第一个政治，政治广义上包括任何形式的主导活动，狭义上对一个政治团体的人来说，就是对一个国家进行领导或对这种领导施加的影响。
第二个国家，国家就是在某一个特定疆域内占有合法的物质暴力垄断权的人类共同体，这是一个社会学的含义，以暴力手段为中心下定义，暴力，非国家唯一手段，但是它是国家的特殊手段。一切国家和社团只能在国家许可的程度上拥有物质暴力的权利，国家是使用暴力权力的唯一来源。由此可以推出政治是追求权力分配或对权力分配施加影响，不管它是国家之间的分配，还是在国家内部的各种人类群体之间的分配。国家是建立在一种合法的暴力手段基础上的人统治人的关系。
第三个现代国家，起源于君主，剥夺能与之平起平坐的个人的行政权，个人又有行政军事财政手段，把持着各种用于政治目的的资产。纯粹性的概念，现代国家是一种机构化的统治团体，他在某一个疆域内成功的垄断了作为统治手段的合法的物质暴力，为此目的他把行政手段都集中到他的领导人手里，剥夺了从前拥有这种手段、特权的全体等级制行政职能人员，从最高一级取代了他们。
第四个民族国家，它是民族权利的世俗组织，民族国家的经济发展开始超出国界，产生出一种全球经济共同体，扩大的全球经济共同体是各个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的另外一种形式，斗争并没有消失，这使得捍卫自己文化的斗争变得更加艰难，因为这种扩大了的共同体会召唤民族实体内部的物质利益团体，共同反对民族的未来。我们所留给子孙后代的是保存和提高我们民族的物种力量而进行的永恒斗争，经济发展的斗争是权利的斗争，实质上是世界上自由行动的空间。对应的经济政策，的终极价值标准，是我们眼中国家的理由及经济政策必须服务于整个民族的永久性的政治权力利益。
二、韦伯的核心观点
1、政治成熟性
在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当中，德国东部地区的农民土地问题，韦伯提出但这本质上就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他关注的中心在于，政治领导权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政治成熟性，衡量一个民族的政治成熟性意味着对民族的永久性经济和政治权力利益的领悟，以及在任何情况下都把这些利益置于任何其他考虑之上的能力。具有政治成熟型的阶级才具有统治权。
韦伯通篇通过对德国的政治进行分析，展开思考。他关心德国各个阶级的成熟性，尤其是统治阶级和上升阶级的政治资格以及政治成熟性问题。德国中产阶级是自上到下的不成熟，现代无产阶级是毫无政治教养。对于德国来说，是经济上没落的阶级正在实行统治，但上升阶段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跃跃欲试，试图正接管政治权力，但是却没有足够的政治成熟性，致使了一种危险态势。
2、宪政民主
从现代国家、政治，以及民族国家的定义来看，如果德国要在世界民族之林当中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那么不可避免的就要与权力打交道。他提出了两种法则，系，大国和小国，在历史面前面临的责任是不同的。德国必然选择权力国家道路。
在这几篇论文当中，他论述了实现平等的公民权，摒弃歧视性的选举制度，也就是等级选举制度，有效推进议会制生活，让官僚进行回归它的工具性。厉行宪政民主，加紧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进行政治教育，获取政治素质，以实现他们的政治成熟。
具体而言，德国面临着两种选择，第一种是无领袖的民主制，第二个是携机器而至的领袖民主制。当时是第一种，无领袖的民主制，议会的力量不强大，是职业政治家的同志，他们没有使命感，也没有责任感，而且也没有超凡魅力个性的领袖人物。我想要在德国建立的是第二种类型的统治。他认为议会政治，对于德国来说议会是民族政治的真正舞台，因为它能为一个真正的领袖提供舞台。机器是议会，领袖就是总统。韦伯呼吁给予复员士兵以平等选举权，他们能够直接选举。总统有助于引进更适宜的政党组织形式，从而使议会得到加强。总统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政治领袖，能够超越政党政治，超越各邦国，独立自主，并代表帝国的统一。我希望能够基于总统非凡的权力，他可以通过解散议会进行干预，并能够诉诸公民，直接投票化解政治危机。
这里就要谈到以政治为业。
真正的政治成熟是能够为政治而生的人，韦伯呼吁这种类型的领袖。
他们在以学术为业当中提出了业的概念，它是具有伦理性质，也就是说以政治为天职。韦伯对从事政治的人进行了两种划分，第一个是，靠政治为证，另一个是为政治而生。两种以政治为业，他们的工作方式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他们的精神气质大有不同。只有后面一种，他才会把政治当作一种使命的召唤，以政治为业的人具有三种素质，激情责任感和眼光。以政治为业，是出自热情，责任心会引起强烈的克制，眼光对应判断力，他们共同铸就强大的政治人格。此外还必须随时准备面对手段和目的之间那种固有的紧张关系，这意味着他们既必须竭尽全力的把握性伦理和责任伦理的平衡，或者说必须为自己的行动后果承担责任。韦伯认为在德国能够担任领袖的，政治家。应该能够依靠自己的判断力，尽其所能的使用，争取原则要求与可能的后果达成一致。
韦伯：现在世界的看法有一个核心要素，他认为终极价值或道德原则，享有客观地位的任何可能性都已不复存在，我们面对的，是彼此冲突的终极价值的多元化。他描述的这个有组织，官僚化的除魅的世界上表达个性最重要的途径就是自觉的追求正义，这样一种价值观或事业。
读这本书，我的一个疑问在于，他似乎提到了理性化与祛魅这些过程，但是无法将这个过程跟他的政治发展过程，联系到一块儿。
读书感受：本月读书状态不佳，还需要进行调整，把丢掉的时间找回来，继续努力。
[ 此贴被王莹在2017-11-14 21:43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