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10号读书汇报
书单：《交往行为理论》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后民族结构》
汇报内容：
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世界就像是一块画布，经历了从原始社会向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演变，人们对世界的解释也就经历了从神话—叙事思维方式向宗教—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以及理性思维方式这样一个转变。神话—叙事思维方式和宗教—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将自然与社会混杂起来，这种混杂体现在知识与信仰的未分离，提供给人们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思维方式在这样的一种历史和社会背景下具有思想统一性和永恒本质的信仰这样一种特点，因此能够发挥一体化的社会整合力量，这时，哲学所要做的就是准确地描述世界的本质，而所谓世界的本质，就是现实自身的普遍的、永恒的和必然的特征。原始社会和传统社会的画布上呈现的内容是简单的，客观的世界概念为人们提供了一整套解释世界的方式，世界概念充满了教条主义的客观内容，在认识论上，表现为从客体出发到主体，体现的是一种客观理性。但是随着世界观的去神秘化，宗教—形而上学世界观在启蒙运动的批判下失去了其合理性的根据，启蒙运动使得主体开始有了反思意识，认识论的方向开始遵从从主体到客体的方向，理性成为新的世界观的合理化基础，知识和信仰相分离。随着世界观的解中心化，知识发生了分化，原先统一于一体的科学、道德和艺术等文化价值领域相互分离，各自遵守自己特有的逻辑，有了自己的内在规律，各种独立的价值领域之间出现了竞争，形成了紧张关系。各个文化价值领域的独特逻辑可以进入到相应分化开来的生活领域的社会结构中，由于主体具有反思意识，因此可以对独立分化的价值文化领域提出有效性的要求，文化层面上不同有效性要求之间的差异性在社会层面上也可以转化为不同制度化的行为取向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得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在面对同一个现实语境时可能会采取不同的基本立场，这种紧张关系会转换成行为冲突。由此可以看出启蒙一方面使得宗教—形而上学世界观的衰退和理性的发展，这种衰退导致知识和信仰的分离，但是，另一方面，知识和信仰的分离又是启蒙自身所无法克服的。以启蒙运动为节点，从有着统一世界观基础的传统社会向文化价值领域发生分化因而充满差异性的现代社会的转变是一种断裂，这样的一种巨变引起了人们对于这样的一个时代的理解和诊断。
成为新的世界观合理化基础的“理性”深受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到康德（三大理性批判）所发展起来的理性概念的影响，是一种以主体为中心的划界理性，这里涉及到认知主体的自我关联结构，即“通过思辨”把握自身，主体反躬自问，并把自己当作客体。康德从自我批判的角度使用理性，在理性面前，一切提出有效性要求的东西都必须为自己辩解。批判理性确立了客观知识、道德认识和审美评价，所以它不但保证了其自身的主观能力，还充当了整个文化领域中的最高法官。这种理性是一种主客二分的理性，由此带来这种二分所难以弥合的矛盾。一方面，主体通过反思获得自由，这种自由体现在主体能自我实现和自我决定；另一方面，主体反躬自问，把自身当作客体来看待，因此面临绝对化、客观化和异化的危险，从而被理性的牢笼困住，导致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这种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概念使得主体为了实现自身的统一而处于两个立场：一个是先验自我的超越立场，另一个是经验自我的内在立场。也就是说，以主体哲学为指导的启蒙运动使得主体处于一种辩证关系中。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理性守护者的哲学对自身的历史地位进行了反思，一旦哲学要对自身的历史地位进行反思，对世界的把握的哲学（也就是理论）也就获得了一种时代的特征。哲学家们立足于时代，对主体哲学所体现的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进行批判，他们面临着对这两个立场的选择，或者是找到一种中介来弥合这两个立场之间的鸿沟，企图走出主体哲学的困境。他们提出的走出主体哲学困境的办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哲学家，企图在主体之上提出一种能发挥一体化力量的伦理总体性的观念来克服主体哲学的困境；另一种以尼采为代表的激进理性批判，强调理性他者，强调用非理性的力量来摆脱理性的束缚，从而实现主体性。可以看出，发挥一体化力量和社会整合力量的传统社会的宗教—形而上学世界观依旧对以理性为根据的现代社会产生深远影响，使得哲学家企图把哲学当作一种一体化的力量来诊断和治疗时代。
黑格尔是第一个试图“用思想来把握”他的时代的哲学家，哲学认为现代性是启蒙的产物，黑格尔开创了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他继承康德对理性以一种批判形式的使用。他对启蒙运动后的时代进行诊断，诊断出启蒙运动所带来的困境，由此提出启蒙辩证法来设计理性概念。在黑格尔看来，启蒙文化是实证宗教的对应物，它用反思和目的合理性取代了理性，因此，它导致了理性崇拜。这样，青年黑格尔就在其他体现主体性原则的文化领域和社会领域中也发现了同样的“实证论”，“实证性”使得制度异化，使得社会关系物化，因而揭示出主体性原则是一种压制的原则，而且具体表现为一种被遮蔽的理性暴力。为了克服由于反思本身所带来的一切实证性，进而克服现代的分裂现象，黑格尔提出了一种“和解理性”概念，这种“和解理性”是他预设的一种伦理总体性，这种伦理总体性是作为绝对者也就是主体性的绝对力量将自己强加于他者之上。这种伦理总体性不是从现代性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而是源于原始基督教的宗教团契和希腊城邦对过去的理想化。但是，无论原始基督教和古希腊城邦的伦理是如何完整有力，它们都不能为内部发生分裂的现代性提供一种准则。也就是说，黑格尔不可能从认知主体的自我意识或与自身的反思关系中获得和解的力量，来反抗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的权威。黑格尔意识到主客体之间的反思关系，被主体间性之间的交往中介所取代。这种思想转向本来可以使黑格尔从交往理论的角度弥补主体哲学中理性的反思概念，并对它加以转化，但是由于他根据民众宗教的观念来阐述伦理总体性观念的，因此没有走上这条路。沿着启蒙辩证法的路径，作为现代性的所有物和唯一的义务的知性合理性就应当扩展为理性。但现代性的自我理解在理性的规制下迷失了方向，因为目的理性（也就是认知—工具理性）取代了信仰，并且知道每一件事的本质意义早被预定，所以，黑格尔哲学满足了现代性自我证明的要求，但付出的代价是贬低了哲学的现实意义，弱化了哲学的批判意义，最终哲学失去了其对于当前时代的重要意义，毁灭了自己对时代的兴趣，拒绝了自我批判和自我更新的添置。时代问题没有了批判性，因为站在时代高度的哲学已经丧失了意义。
黑格尔的理论得以延续和发展。黑格尔左派把理性视为对积极释放出来然而又是隐而未现的本质力量的解放和习得；黑格尔右派把理性视作通过回忆对必然分裂所引发的痛苦的补偿；青年黑格尔派为期待把哲学思想付诸实现的现实的世俗权力提出辩护，在这个辩护过程中，青年黑格尔派使用了实践概念。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是主体哲学的变种，在实践哲学看来，构成现代性原则的不是自我意识，不是对认知主体的反思，而是生产主体的实践，即劳动。实践哲学把理性安置在行为主体的合目的理性中，主体与对象世界的关系就只能出现一种认知—工具合理性。劳动确保现代性与合理性之间的不同寻常的联系。实践哲学强调的是行为主体与可以操纵的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并把类（根据自我外在化的模式）的自我教化过程看作是自我创造的过程。类的教化过程当中必然会发生一种趋势：劳动个体通过外在自然的控制而获得了其同一性，但付出的代价是压制了其内在自然。新保守主义者则把黑格尔的理性概念给置换了，认为能够替实践哲学澄清那种坚决反对一切革命希望的社会复杂性，以至于随着合理性同时出现了补偿社会现代性的要求。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文化价值领域的分化和独立在历史哲学看来，为摆脱原始依附铺平了道路，但在实际经验中同时又表现为道德生活关系总体性的抽象化和异化。对于黑格尔的理性概念的发展还是在主体哲学的影响下构建起来的，还没有走出启蒙辩证法的纲领，也没有走出主体哲学的困境。
在这样的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出现了反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也就是后现代的哲学话语，这种后现代的哲学话语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激进的一支，关注理性的他者，以尼采为开端。
尼采试图揭开整个历史舞台的帷幕，他消除了以主体为中心，并退化为工具理性的理性批判当中所具有的辩证法的芒刺，认为理性是十分隐蔽的权力意志，并把权力与理性等同起来，也就是说他把理性理解为意识形态，对理性的批判也就是对意识形态的批判，认为理性把陈述命题和应然命题探求的有效性命题还原为简单的评价命题，这样就把有效性解释为偏好，也就是说只有纯粹权力要求（一种偏好）而非任何有效性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内在自然只是受到压迫和驯化的内在自然。但是思想如果没有办法活在真理环节即有效性环节中，那么矛盾批判将失去其意义，区分开的只是值得敬重的权力和需要鄙视的权力，而非理性与非理性。这似乎又堕入一个已经堕入神话的世界，其中，各种权力相互纠缠，没有什么能够超越权力之争。这样，批判攻击到了其自身有效性的前提。尼采试图用权力理论寻求出路，因为批判所暴露出的是理性和权力的混合。尼采面临着两种选择：1、对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再做一次内在批判；2、彻底放弃启蒙辩证法纲领。尼采选择了后者。尼采反对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客观主义，分析了文化传统因与行为相脱节和被驱赶到内在领域而导致的失效，尼采把历史理性当作梯子使用，目的是为了最终抛弃历史理性，而立足于理性的他者，即神话，他对源始神话架构进行了革新，这一架构不仅具有隐喻意义，还有一种系统意义，也就是说，对尼采而言，总体性的意识形态批判转向了他所谓的“谱系学批判”，在谱系学链条上，老的在先，更接近源始，更源始意味着更好，出身与来源，成了界定社会地位和逻辑地位的标准，这意味着权力谱系学获得了一种批判意义：按照出身来说，较早的力量和比较高贵的力量就是主动的力量、具有创造性的力量，而较晚的力量和比较低级的力量就是反动的力量。借助此概念，尼采就可以谴责理性信仰及禁欲理想、科学和道德的贯彻过程仅仅是低级的反动力量在事实上的获胜，是打着理性幌子的反动力量，并且决定了现代性的命运。由此，尼采支持酒神精神，在尼采看来，这种酒神精神意味着主体性上升到彻底的自我忘却，以此来逃脱实证性，也就是说他强调回归本性的强烈一体感来应对理性在自身的分裂。酒神精神中体现出来的创造意义的潜能构成了“权力意志”的核心，权力意志同时也是“表象意志”、单面意志和表面意志，纯正的权力意志只是酒神精神原则的形而上学概念。尼采代表的是激进理性批判的路线，他依靠超越理性视界的彻底理性批判，建立起了权力理论的现代性概念。在此基础上，尼采对现代性的批判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希望从艺术的角度对世界加以考察，表现为怀疑主义试图用各种方法来揭示权力意志的反常化，反动力量的反抗以及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的兴起，从巴塔耶到福柯延续的是他的这一条道路；第二条道路是采取进行一种形而上学的批判，揭示形而上学思想的根源，采用特殊的知识把主体哲学的形成一直追溯到苏格拉底，又不放弃自身的哲学地位，就此而言，海德格尔和德里达步了尼采的后尘。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深受尼采的影响，他们的理性批判也是一种总体化的意识形态批判，用一种惊人的手法简化现代性的图景，认为科学已经完全被工具理性所同化，理性被贬低为知性并被逐出了道德和法律领域。对于宗教、艺术和科学而言，论证的思路是一致的：文化领域已经分化，宗教和形而上学所体现的实质理性已经崩溃，从而使得孤立的环节完全失去意义，以至只能作为为狂热的自我持存服务的合理性。在文化现代性中，理性最终剥夺了有效性要求，并与批判的权力等同起来，理性失去了采取“肯定”立场或“否定”立场的批判能力，因为权力要求与有效性要求同流合污了。这样，专家文化形式获得了独立，在这些专家文化领域中，一个明确的有效性领域有助于让命题真实性、规范正确性和真诚性等有效性要求获得了自己的独特意义，也有助于它们获得一种外在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由于脱离日常交往实践而受到了损害。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并未告诉我们如何摆脱目的理性的神话暴力，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从理论上克服这一矛盾，而是激化和公开不断超越的意识形态批判的内在矛盾，并没有思考怀疑本身的理由。他们的解决办法是用“回忆”来对抗工具理性，通过“回忆”可以找到具有革命性质并反对工具化的自然力量，把理性看作是通过回忆对必然分裂所引发的痛苦的补偿。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尝试建立起来的含糊的启蒙辩证法让尼采的激进理性批判得到了弥补。
海德格尔和巴塔耶聚集到尼采的麾下作最后的反抗。
海德格尔把现代的主体统治落实到形而上学历史中，他穿梭在现代时间意识当中，把形而上学的历史看作是西方历史，因此他希望从尼采的权力意志的形而上学回到形而上学在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起源那里，把界于形而上学开端与终结之间的西方历史描述为远离诸神的黑夜，并从浪漫派先驱那里借用了“缺乏上帝”的思想框架，目的是要把形而上学的终结当作一场“结束”，进而当作一个“新的开端”的明确标志。这个“缺乏上帝”的思想框架反映在他把以理解的共识为基础的真理（先于一切科学而与存在者发生关系）当作一条主线，引入基础本体论的核心概念：世界概念，世界首先建立起了一种语境，为存在者提供了一种前理解，世界构成了意义的显现视界，并先于通过认知和行为而与对象发生关系的主体。相对于主体哲学而言，这一策略的优势是明显的，认识和行为不再一定被设想为主—客体关系，可以理解为源于生活世界的内在基本模式。海德格尔的原创之处在于用世界概念来批判意识哲学，但这样做很快又陷入困境，在“此在为谁”的问题中看得很清楚。海德格尔把这个“谁”还原为一个主体，先验主体性仿佛是强行置于语言主体间性的结构中，并通过一个中介而得以持存下来。虽然海德格尔在第一步摧毁了主体哲学（提出世界概念），但到了第二步（回答“此在是谁”的问题），他又回到了主体哲学的概念束缚之中。海德格尔用展现意义的世界筹划机制代替了主体，这种机制通过揭示世界以创造意义，从而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展现意义的世界筹划逾越了一切批判机制。在此基础上他才开始谈论语言，但这种语言已经失去了其要求有效性的功能。海德格尔为一种所谓的真实性事件保留了真理的头衔，但它与超越时空的有效性要求再也没有了任何联系，他没有看到，投射到存在者身上的意义理解视域并不先于真理问题，而是属于真理问题。
尽管海德格尔赋予语言以优越地位，但他从未对语言进行过系统的研究，而这正是德里达的着手点。德里达把语言学用于形而上学批判，于是他在方法论上也从意识哲学转向语言哲学。德里达摆脱了海德格尔的晚期哲学，特别是海德格尔的隐喻学，这种隐喻指向的是很难读懂但逐步可以破解的上帝的手笔（“缺席的上帝”），并用书写科学的文字学取代了作为语言科学的语法学。与此相应，德里达提出了原始书写，认为书写是语言表达的首要媒介，书写是出色的反思符号。因为原始书写先于一切交往过程和一切参与主体，因此它履行揭示世界的功能。这仍然没有摆脱源始哲学的意图，而是用书写的权威代替了主体的权威，但却不再神圣、四处游荡，自身意义也异化了，并用遗嘱的形式证明了神圣的缺席。德里达沿袭胡塞尔的老路子，从先验哲学的角度，把主体性的一切内在因素与构建世界的能力割裂开来，以便在主体性的最深处反抗理想直观的本质统治。唤起德里达反抗情绪的，就是这种用理性限定语言，用知识限定意义的形而上学方法。德里达借助于“延异”这个充满时间动力的概念来颠覆胡塞尔，主体性的先验源始力量变成了书写所具有的无名的历史创造性，现实直观中从自身出发而表现出来的在场，完全依赖于符号的再现力量。原始书写所占据的是一个无主体的结构创造者所享有的位置，而在结构主义看来，这些结构不属于任何一个作者。原始书写在诸多符号因素之间造成了差异，这些符号因素相互关联，构成了一种抽象的秩序。德里达继承了形而上学批判的弱点，即没有摆脱源始哲学的意图，尽管变换了姿态，但说到底他不过是把显而易见的社会病理给神秘化了。德里达的文字学所提出的原始书写概念，其踪迹越是模糊不清，就越是多解；它复活了作为永远延异的启示事件的神秘主义传统概念。德里达又回到了海德格尔，即回到了神秘主义转向启蒙主义的历史时刻。对德里达来说，世界中的语言中介过程（诸如知识传统、文化传统、认同结构以及社会化和社会一体化等）扎根于一个预设一切的世界观语境中，它们被宿命般地交付给了难以控制的文本创造过程，并淹没在原始书写所展示出来的诗性—创造性的变化语境当中，注定具有局限性。他让语言创造世界的能力先于语言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听从德里达的建议，则剥夺掉哲学思想解决问题的义务，并把哲学思想转变为文学批评，那么哲学思想所失去的就不仅仅是其第一性，而且是其创造性和积极性。
虽然巴塔耶给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所指出的方向和海德格尔的比较相似，但是他选择了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途径来告别现代性。他们两个的差异之处在于海德格尔在攻击理性的时候触及的是认知合理化的基础，或者客观科学和技术的本体论前提。巴塔耶关注的则是伦理合理化的基础，他没有把现代性原则明确为一种走向极端权威主义而又缺乏根基的自主的自我意识，而是明确为一种功利行为的成功取向，这种行为是用来实现主观目的的。巴塔耶通过回忆发现禁忌、道德、法律的确立是建立在主体性的压制上的。他从道德批判入手，关注的是主体性的越界问题，他认为应当重新赋予主体以本能的冲动。超越界限，奔向神圣，意味着主体性要获得解放，并获得真正的自主权。巴塔耶严格地从无神论角度来思考神圣概念，他把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以及道德生活的异质层面还原为神圣因素，认为异质成分对于世俗世界而言是多余的。所谓异质，是指一切拒绝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以及日常生活同化的东西，这些东西也在方法论上反对科学。他认为，幸福和暴力在异质因素中是难分难解的，他颂扬色情和神圣当中的“基本暴力”。相反，日常生活中的同质因素和同构因素，则是与外部自然进行新陈代谢的产物。作为共产主义者，巴塔耶的活动范围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他在劳动力的生产消费和对使用价值的消费性占有当中看到了一种深刻的矛盾：一边是生命所必需的劳动力再生产，另一边是奢侈消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体现的是一种统治的历史形式，其中，自主权（能够进行摆脱生活必然领域的奢侈消费）总是与权力联系在一起。这种奢侈消费让劳动产品摆脱生活必然领域，进而摆脱新陈代谢过程的主宰，而用于浪费。巴塔耶认为自主权就是无用的消费和“我喜欢的一切”。按照巴塔耶的诊断，彻底合理化的劳动社会领域与极端不受管辖和不可接近的自主权领域之间完全分离了开来，并导致这样一种状况：在发达工业社会，这种状况重新释放出了原始的自主力量，获得解放的人同时会使对个人自主权的相互尊重成为共同生活的道德基础。巴塔耶用自己的普通经济学代替以往的经济学对此加以了阐述。他提出要从普遍经济学的视角来考察宇宙当中的能量利用问题，阐述如何无私地消耗过剩的资源。通过对宇宙和世界社会中能量平衡的推测，巴塔耶希望能把彻底的物化转变为对纯粹自主力量的复活。因为，已经具有普遍性的劳动社会将不断增加无法吸收的剩余能量，于是，肯定要上演以浪费和消耗为主题的盛宴，要么是可以预测的灾难，要么是自由的社会，后者将其财富随意地用于自主消耗，这就意味着放纵，意味着主体的自我超越以及主体性的彻底解放。但在许多地方，巴塔耶不知不觉陷入了启蒙辩证法的漩涡之中。
海德格尔和德里达想沿着解构形而上学的思路把尼采的理性批判纲领推向前进，福柯则想通过解构历史学来实现这一目的。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用一种超越哲学的回忆思想来超越哲学，而福柯则用一种以反科学形式出现的历史学来超越人文科学。双方都使他们所探讨的哲学话语和科学话语提出的有效性要求失去了意义。
福柯对历史学进行解构，他的历史主义既继承了又超越了尼采的历史主义批判。旧的历史学探讨的是从参与者的内在视角所揭示出来的意义总体性，这样就会忽视话语世界的构成因素。福柯借助考古学方法对话语实践追根溯源，认为事物从内部看虽然是一个总体，从外部看却不过是一个特例，他想把旧的普遍的历史学推向终结，独特的历史必须重新分散在不规则出现和不断消耗的多元话语之中，打破虚假的连续性，而充分关注断裂、转折以及转向，放弃建立总体性。知识考古学（类似于对形而上学史的解构）重建了话语构成规则的基础，由于任何一种话语形态都具有一种没有发端的空间所特有的自主性，因此，历史学家所要做的就是谱系学家的工作，从边缘邻近形态的空洞形式出发，即从最近的周边环境出发，解释这些奇特形态的偶然发生。谱系学家在无数事件和特定假设的帮助下对此做出解释：唯一保持不变的是权力，在无名的来回征服过程中，权力总是以一种新的面孔出现。谱系学从不同的权力实践出发来阐明话语形态的起源，而这些权力实践“在危险的征服游戏”中相互纠缠在了一起。福柯的“权力”类似于德里达思想中的“延异”，但这种构成话语的权力同时又被认为是一种先验的创造力量和经验的自我捍卫力量。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权力隐藏在作为真理意志的话语当中，同时又要把自己显示出来。福柯把先验的权力实践理解为反对所有普遍性的特殊事物，进而理解为消解一切理智的和低级的东西、肉体—感官的东西，最后理解为偶然性；要是不属于统治秩序的话，这种偶然性或许还会成为他者。福柯考察了现代知识型，认为它被一种独特的求真意志所主宰，但对福柯来说，这种求真意志是揭示知识与权力之间内在联系的关键。他认为人文科学不过是一种虚假的科学，背后隐藏的是认知意志十足真实的自我权力化，因此他主张一种谱系学的历史写作，其目的是要建立一种科学，超越已经破产的人文科学。他认为谱系学立足于局部性的知识、边缘性的知识以及或然性的知识，从这样一种反权力的立场出发，谱系学赢得了一个超越一切掌权者视角的视角，而从这个视角出发，谱系学就可以超越一切只有在权力范围内才能形成的有效性效果，“进而赋予近年来的话语批判以本质力量”。但是谱系学的历史写作根本无法用它自身的手段来防止相对主义的自我否定。因为任何一种反权力都是在权力范围内活动，而这个权力正是它所反对的；一旦反权力取得胜利，它就会进入一种权力关系，导致新的反权力。谱系学的历史写作与一个对象领域有关，而权力理论则从这个对象领域中消除了生活世界语境所固有的一切交往行为特征。无论如何，福柯都无法根据超越局部共识的有效性要求来确立自己知识的优越性。谱系学恰恰就是它所反对的虚假科学，带有在场主义、相对主义和潜在的规范主义等诸多特征。福柯在描述中假设了制度化的规训、权力实践、真理技术和统治技术，但他无法解释清楚，“如何才能从一种持续斗争的社会状态下形成一种高度聚合的权力结构”。
只要想用意识哲学的手段来把握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即道德和审美意义上的自由，我们就永远都会适得其反、南辕北辙。福柯也没有走出主体哲学的困境。
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进行考察，发现不管是继续现代性还是反现代性的哲学家都没有走出主体哲学的困境，他们在康德建立的理性框架之内依然面临着先验自我的超越立场与经验自我的内在立场的选择。这种先验自我的超越立场就体现在黑格尔的“绝对概念”（伦理总体性）、尼采的“权力意志”、海德格尔的“世界概念”、德里达的“原始书写”、巴塔耶的“异质”概念和福柯的“权力”概念，他们都没有走出主体哲学的基本概念引发的困境。因此，哈贝马斯回到他们概念的前提，从不同的前提出发，认为一旦用语言建立起来的主体间性获得了优势，也就不会再存在这样一种选择了。这样的话，自我就处于一种人际关系当中，从而使得他能够从他者的视角出发与作为互动参与者的自我建立联系。而且，从参与者视角所做出的反思避免了客观化，而观察者视角即便已经具有反思性，也会导致客观化。第一人称用完成式的立场从第二人称的角度转而与自身建立联系，这样就可以把刚刚完成的行为再重复一遍。重构一种不断运用的知识，也就代替了一种通过反思而呈现出来的知识，即自我意识。这其实反映了主体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关系，这三种关系又组成了生活世界，这样组成的生活世界的意义就来源于人们通过沟通达成的建立在理解基础上的共识，而这样三种关系又分别提出了三种有效性要求，即命题真实性、规范正确性、主观真诚性。以认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经济、政治系统则独立于生活世界，但是生活世界和系统之间并不存在谁优谁劣，而是均势发展。社会危机则体现在生活世界和系统发展的不平衡，系统对生活世界的入侵会危及生活世界的意义和自由。
从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到交往理性的范式转变，也鼓励我们把现代性从一开始就具有的反话语再一次接受过来。
感受：
汇报中关于哈贝马斯对理性的重构部分只是一个框架和思路的梳理，后面关于交往行为理论是如何能走出主体哲学的困境的具体部分还没有梳理完，到时候争取尽快梳理完发到论坛上。这个月有个感受是，读哈贝马斯的书的时候经常能感受到一种十分欣喜和很受启发的感觉，觉得哈贝马斯的风景实在太好，但是到总结的时候突然感受到了困难，整理的过程中感觉想把如此繁杂的思想理清楚和好好吸收下来真的太难了，自己对他的思想的把握真的很有限，感觉还挺惋惜的。这次总结梳理到后来突然有些疲倦，越梳理就发现越庞杂越细致，但是梳理下来形成的汇报发现还不是自己最初所想象的样子。暂且这样吧。梳理废了点时间，所以发的比较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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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单：《合法化危机》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交往行为理论》在读
汇报内容：
哈贝马斯承接韦伯对西方理性主义的分析，接手了现代性危机的历史难题。韦伯关于合法统治的概念将哈贝马斯的注意力引向对秩序的合法性信念，以及论证潜力同秩序的实际有效性之间的关系上。哈贝马斯的分析是基于西方社会的背景，他区分了四种社会形态：原始社会、传统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后资本主义社会（国家社会主义社会），除了原始社会外，其余的都是阶级社会。由于一切阶级社会的再生产都建立在对社会生产财富的特殊占有基础上，因此，凡是这种社会都必须解决不平等却合法分配社会剩余产品的问题。它们所借助的是结构力量，也就是说，把合法满足需求机会的不平等分配固定在人们奉行的规范系统中。现代性的危机则体现在对现存秩序合法性的信念消失这样一种威胁之中，也就是出现了合法化危机，而这种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这种阶级社会结构的固有矛盾和特征中，涉及到系统和生活世界。哈贝马斯认为，合法化消失的非偶然原因只能到解释系统的“独立”演化，即依赖于真理的演化中去寻找，而解释系统则全面制约着社会的适应能力。 也就是说，这样一种解释系统是对真实发生的事件的解释，这种解释却不一定完全符合事件的真实面目，另一方面，这种不符合并不一定立马会被发现和揭露，解释系统的这样一些特征使得它具有被批判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解释系统和真实事件的不一致有一种会导致解释系统合法化的消失而出现认同危机的可能性，而对这一过程的澄清则依赖于真理的演化。
而对于现代性危机的诊断，哈贝马斯认为只有社会学能做到。社会学承担了哲学的功能，哲学的基本论题是理性，它企图借助哲学原理来从整体上解释世界、解释多元现象的统一性。但是随着经验科学的发展和随着这一进步出现的反思意识，哲学主题发生变化，开始回过头来自我批判，成了元哲学，因此现代经验科学担负起了对合理性问题解释的重任。科学理论和科学历史表明，对合理条件的解释形式，同对合理性结构的现实形态和历史发展的经验分析，实际上是相互一致的。在社会科学范围内，社会学是最早使用其基本概念去介入合理性问题的学科。政治学将自己看作是社会的分支系统，因此无须承担从总体上把握社会的使命，经济学就其最初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学而言，所关注的是整个社会，但是随着经济学发展为专业经济学，合理性问题被分解为经济平衡问题和合理选择问题，也避开了从总体上把握社会的使命。而社会学的出现就是要解决政治学和经济学在迈向专业学科的过程中所抛弃的问题，它的研究主题在于：由于现代国家制度的建立和市场经济制度化的分化，古代欧洲社会结构中所出现的社会整合的变迁（也就是对生活世界的分析）。社会学是彻头彻尾的危机学，是唯一一门坚持关注整个社会问题的社会科学，它不可能像其他学科那样回避、篡改乃至肢解合理化的问题。因此，社会学其实是能够从整体上诊断社会的一种工具。也就是说，社会学借助合理性概念企图对古代欧洲社会结构中所出现的社会整合的变迁进行研究，这种关于传统社会制度的消亡和现代社会制度形成过程中的失范方面的研究就是社会学承担起哲学遗留下的任务，企图从整体上来解释和把握社会，解释多元现象的统一性。
哈贝马斯将理性分解为一系列不同的合理性和相应的有效性，而这种相应的有效性即合法性体现在公众达成的共识上，这种共识只能从话语意志形成的范式中获得，它适用于对奠定规范结构的利益格局进行批判研究。合理性可以借助各种手段或方式来为自己寻求辩护，使自己看起来是合法的，但是哈贝马斯反对置公民于不顾，也就是说，反对不惜一切代价，甚至牺牲古代欧洲人的尊严，把自发的社会系统固定下来，正是在这种资本主义自发的社会系统中，特殊利益被粉饰为普遍利益，操纵的公众性取代了批判的公众性，而公众则逐渐成为被操纵和失去批判能力的人。
由此，哈贝马斯将目光聚焦于宪法规定的“公众舆论”这一体现资本主义社会宣扬的民主观念上。哈贝马斯借助英、法、德三国的历史语境对承载公众舆论的容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及其结构转型展开了分析，认为公众舆论这一历史概念要想既充满历史意义，又满足社会福利国家的宪法需求，既要在理论上清晰，又在经验中能够得到验证，就只能从公众领域自身的结构转型及其发展维度中获得。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与国家和经济的转变同时进行，公共领域的基础是国家和社会的彻底分离，这是西方从传统封建社会向市民社会的转变中出现的现象，也就是说公共领域是在市民社会中形成的，公共领域从一开始就是属于私人领域中的公共领域，市民社会又经历了重商主义阶段向自由主义阶段和社会福利国家的一个转变，这样一个转变过程又表现了国家和社会的彻底分离到相互融合，因此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就经历了从形成到瓦解的一个过程，当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发生重叠时，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模式就不再适用了，因为这时出现的是一个再政治化的社会领域。这种再政治化的社会领域的出现是由于公共领域再也不是私人领域的一部分了，国家和社会的相互渗透消解了私人领域，原先正是由于这一私人领域的独立性使通过公众的批判讨论达成的共识所形成的法律的普遍性成为可能，现在批判讨论中所达成的共识让位于非公众妥协或者直接贯彻的妥协，这样建立起来的法律丧失了其普遍性和真实性的因素。由于法律结构的改变，公共性原则不再担负有使政治统治合法化的责任，以至于再也不能证明统治的合法性并保障其合法性。公共性的功能已经从一种源自公众的批判原则转变成一种源自展示机制的被操纵的整合原则。并借助大众传媒将原先的积极公民转变为迎合的消极公民，所存在的民主也只是一种形式民主，是一种大众民主，这种形式民主中并不存在公众舆论，因为公众舆论形成的两个条件没有满足，即公众通过自觉地把握可知的事态而合理的形成的舆论和在公共交谈的争论中受到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的矫正形成的。而曾经从中产生的公众舆论，一部分解体为脱离公众的私人的非正式意见，另一部分则汇聚成为公共权力机关的正式意见。社会福利国家大众民主前提下的公众交往能否建立，仅仅取决于准公众舆论的封闭性循环与迄今为止非公众舆论的非正式领域之间是否以组织内部公共领域的批判的公共性为中介。
感想： 这次在总结的过程中，发现哈贝马斯的思想体系真的很繁杂，自己对于他的这几本书的思考也是经历了一个由单薄到相对来说不那么单薄的过程，这体现在写总结的过程中不断地将自己之前的思考层层推翻，但是其中还是有些点还没有想通，因此这份汇报还是处于一种未完成的状态，大体的思路出来了，但是在充实血肉时，却发现血肉和思路的不一致，这种不一致又会诱发新的问题，准备之后再好好地想一下并和大家讨论一下，完善自己的总结。这个月还有一个感受就是要经常反思自己的状态，这个月事情比较多，准备开题浪费了一些时间，打断了自己的计划，但是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好像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进行自我反思，到要开读书会才突然感觉到一个月的时间竟然就又这么过去了，一方面惊觉时间过得实在是太快了，另一方面又在心里为下个月的自己打气。要常思考、常反思。
本来想再思考一下，再添加一些东西和内容的，但是还是忍不住继续看书了，结果看到的东西也是很繁杂，一时半会儿好像也不能清晰的写出来，当然，这也可以理解为自己的一种懈怠。希望之后通过读更多哈贝马斯的书，体系和想法会更清晰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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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10号读书总结
书单：《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卡尔•曼海姆
《文化社会学论集》卡尔•曼海姆
《启蒙辩证法》霍克海默&阿多诺
《社会科学方法论》韦伯
《知识社会学问题》舍勒 在读
汇报内容：
这个月看的还是过渡时期的大家的书，给自己的启发很大，不仅发现要想理解这个世界和社会实在是太复杂和太困难了，而且发现人们所搭建的理解世界的这样一种桥梁也存在着很多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带来了一种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让我心中有一些不安，忍不住思考人类知识大厦的根基到底是不是牢固的？即使是我们认为很精确的自然科学，也是设立了一个个假设，然后通过实验来检验，一步步构建自己的理论，然后在此基础上其理论大厦不断壮大，可如果这些得到证明的假设哪天被发现是有问题的呢？那我们会再次面临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这个世界的问题。牛顿说，他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那么爱因斯坦的出现，可能就需要他再仔细审视这个巨人，这个例子也说明了人类认识的发展和认识的局限性和阶段性。社会科学的发展在自然科学之后，最初社会科学也想要达到自然科学所具有的精确的特点，于是从自然科学中引进认识的工具—实证主义，但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明显是不在同一水平上的，研究对象也是极不相同的，知识的积累和发展也是不同的，因此，社会科学引进的自然科学的认识工具在开展自己的研究时碰壁了，它不能很好地对这些社会科学家提出的问题，或者说是这个时代对社会科学家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满意的答案，这个时候，社会科学家在进行自己的研究时，便对这样一种认识工具即实证主义进行一个反思，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从实证主义这种方法的局限中不断突破出来，帕森斯在他的《社会行动的结构》中，就论述了社会学的主题即对社会行动的研究是如何一步步从实证主义—功利主义体系向唯心论再到唯意志理论体系的一个演变，不断地加入其他的成分来对社会行动进行更全面的理解。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还是其他学科，其实还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工具，只不过是有其特定研究对象的专门领域，在其之下，为了进行更好地解释和理解这个世界，又划分出各种分支，形成庞大而复杂的认识体系，一步步地接近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而这种认识，最初是对哲学提出的问题的一种回应和发展，其中哲学中的本体论是去寻求客观存在之“本”的，是关于现实的理论。但由于这种客观存在之“本”难以直接寻求到，于是出现认识论对本体论进行一个解答，认识论是以人的主观去认识客观存在的，其存在是客观的，对它的认识则是主观的，也就是说认识论是在主客观的范畴之内进行的，任何认识论性质的思考都定位在以主体和客体为两端的范围之内。由于客观存在之“本”难以直接感受和认识到，因此本体论的“存在样式”是概念体或思想体。这意味着在本体（客观存在？）表面有一层模糊的面纱，而主体为了认识本体，认识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最真实的事实是怎样的，需要不断地澄清和揭露这样一种面纱，这样一种面纱是主体为了接近客观存在之“本”而建构的。也许对于本体永远无法达到只能接近，也就是说，当本体论在涉及外部世界和精神世界时会变得模糊不清。
但如果本体论不同时涉及外部世界和精神世界呢？中世纪的神圣社会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时候教士阶层坚持的是教会的关于世界的解释，这种解释在当时占垄断地位，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是由教会的主导地位保障的客观世界秩序的概念决定的，是从认识论的客体出发到主体这样一个方向。在这样一种历史时期，人们保持着对思想统一性和永恒本质的信仰。但是，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现代世界具有决定性的事实是，同中世纪的情形形成对比，那种教士阶层坚持的教会关于世界的解释垄断地位被打破了，也就是世俗社会从这样一种神圣社会中发展出来了，而且，自由知识分子已经取代了全面组织化的知识分子阶层，主宰知识的生产方式的就是自由竞争了。这个时候，现代世界对思想的根本质疑才开始，人们对思想统一性和永恒本质的信仰开始动摇。现今时代的深度不安可追溯到这一时期，这导致新的思想方式和研究方式，也就是现代认识论的、心理学的和社会学的思想方式和研究方式产生。
其实在这里可以提出一个问题了，那就是关注同一世界的相同的人类思想过程是如何可能产生不同的世界概念的？这个问题意味着作为认知主体的我们和最真实的事实间是隔着有色眼镜的。而这个有色眼镜是什么呢？我们是怎么戴上的呢？当我们意识到我们带着这样一副有色眼镜时，我们就会面临一种不确定，这种不确定带来一种不安，我们又如何应对这种不安呢？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就是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是对那种生活中作为某种模糊的不安全和不确定而被发现的怀疑的系统化，他的知识社会学的两个核心概念就是意识形态和乌托邦，这两种都是对现实的偏离，而这种偏离是怎样造成的呢？
曼海姆认为知识社会学的根本洞见之一就在于认识到那种使得集体无意识的动机变得有意识的进程并不是每个时期都会产生，而只有在相当特殊的环境中才会发生，这种相当特殊的环境表现为社会流动的强化或者是普遍的民主化使得各种思想方式为具有代表性效度而发生碰撞。它在神圣社会向世俗社会的转变中发生了，也就是中世纪社会秩序瓦解的时代，和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开始的时代，这个时代忽略了个人和社会原本的联系，这种转变导致了十分激进的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由此产生新的认识论并导致心理学方法的可能和发展，但是这两种方法将一个错误的假设带入认识论和心理学的基本问题中，认为每个人的思想都被理解为是和某个群体相分离的，都有着从意义的主体起源上来解释意义的企图。然而，这种理性的自然主义世界观的扩散也并没有把参与其中的社会阶层带到这样一种社会状况：即允许生活和思想形式的个性化。启蒙运动的影响强大地足以撼动宗教世界观，在宗教世界观的分裂之上又添加了政治观点的分化，政党的突然出现把理论论证和科学论证结合进了他们的思想体系，这种政治学和科学思想的混合的结果是，每一种类型的政治学逐渐地被赋予了科学的味道，每一种类型的科学态度也带有了政治色彩。齐美尔说跳出一个界限才能认识到这个界限的局限性，而当人们未曾意识到这样一种界限的存在时，他以为他所面对的就是一切真的东西，也就是说，他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思想模式的局限性，而这种思想模式，则是他所处的环境提供给他的。这种环境又是如何产生的呢，这种环境的产生离不开能够赋予意义的、评价性的定义。而社会学则在相对进步的时期出现，它把意义的个体起源同来自于群体生活环境的意义起源并列起来，是对新的认识论和心理学方法的一个纠正。之前新的认识论的产生使得人们开始从主体出发，这导致了心理学的产生成为可能，而这种心理学又因为当时对经验主义研究方法的一个偏向而越来越精确，越来越关注外部因果关系的范畴，于是借助机械主义和功能主义理论越来越形式化，但当它放到生活经验的整个背景中时，它却失败了，因为它对于行为的意义目标无话可说，从而也不能解释与行为有关的因素。曼海姆认为，如果离开了意义背景，就无法理解精神状况，更不用说内心生活的历史了。而人们所处的这样一种环境，这样一种环境赋予他的思想模式，其实就是他在解释世界时所戴上的有色眼镜，当我们不知道自己带着有色眼镜时，我们认为我们看到的就是真的，而当我们发现其他人也带有这种不同颜色的有色眼镜时，我们就发现了还有其他的色彩，我们就会对思想本身进行一个反思，知识社会学所致力于理解的就是处于历史环境的具体背景下的思想，而这种理解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这个有色眼镜的数量并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因为我们通过这个有色眼镜来看待我们所处的环境，因此我们对所发生的事有了一个曲解。但要想摘除这个有色眼镜其实是很难的，曼海姆在他的知识社会学中对此提出了解决办法。而用曼海姆的话说，这个有色眼镜也就是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概念。曼海姆认为，把意义分析和社会环境结合起来（也就是借助历史—社会研究方法？）可以实现精确化的可能性如此之大，使得总有一天它们可以同自然科学的方法相媲美。
当我们一开始看到别人戴着有色眼镜时，我们会说他戴上了眼镜，这个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自己也戴着有色眼镜，从而指责他的这种有色眼镜是错的，倾向于对其进行否定，这就是处于意识形态的特定概念。但是当我们意识到我们都戴着有色眼镜时，我们会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戴着有色眼镜？这个时候我们转而向一种更加客观的非评价性态度转变，将他的思想模式和他所处的社会背景结合起来看，把他的世界观看成是他所参与的集体生活的产物。也就是说，是集体给我们戴上了这个有色眼镜，认知从根本上说是集体认知。我们承认了我们都戴着有色眼镜这一事实。这个时候就发生了意识形态的特定概念向非评价性的总体性概念的一个转变，由此也会发生从非评价性到评价性意识形态的一个转变，这其实是对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理解的进一步推进，我们需要的是不断地乐于承认每一种观点都专属于某一明确的环境，而且也乐于通过分析找出这种特定性是由什么构成的。这种评价指的是规范和价值是受历史和社会决定的。一致性一旦打破，由此产生出各种不同的和有冲突的思想方式，这些思想方式将同样的经验事实整理成不同的思想体系，而且使用不同的逻辑范畴使这些思想体系得以认知。我们的现实知识由于越来越多地吸收了这些不同的看法，变得更加全面，这使得我们能够通向整体的观点，这意味着对特定观点的局限的吸收和超越，目标是使我们的视野尽可能达到最大。我们自己之前是没有意识到自己带着有色眼镜的，当我们一旦察觉到思想的最大部分是建立在集体行动的基础之上时，那么就不得不承认集体无意识的力量，我们就是要把这种无意识的东西拉入意识领域，也就是逐步解释理性知识的非理性基础。只有当我们彻底意识到每一种观点的范围和局限时，我们才算走在了寻觅整体理解的路上。知识社会学则致力于把我们思想中的危机也看成是一个环境，而随后我们会力图把这个环境又看成是一个更大整体的组成部分。出路只能在逐步延展和深化新获得的洞见的过程中去寻找，只能在朝向实现社会控制这一方向的谨慎前行的过程中寻找。
可以发现，有色眼镜为人们提供了稳定的思维模式，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有着维护社会现存的统治秩序的功能，这是对现实进行曲解的一种概念，而乌托邦则是这样的思想状态，当这种思想状态与之所存在的现实状态不相协调时，并且只有转化为行动并部分或全部动摇或炸毁现存统治秩序的时候，它们才被看作是乌托邦的，乌托邦与现存秩序之间的关系呈现辩证的关系。乌托邦思想的结构经历了一个变化，经历了千禧年主义、自由主义—人道主义思想、（保守主义思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乌托邦的一个演变，这一过程使得历史观经历了把历史时间体验为单线式发展和演化的方式到获得一个更具体、更有区别但同时又更灵活的框架。这就使得历史决定论的观念（应该也是乌托邦形式的一种）必然取代其他竞争的乌托邦形式。 在这种情况下，主要在政治领域所阐述的观点渗入了一切文化领域，从对历史的社会决定论研究中产生了社会学，而未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唯一形式是可能性。这种在当时被利益阶级称为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朝向了现实所不能包含的因素，它们在通过反作用把历史现实成功地改造成与它们的观念相一致的东西的范围和程度内，不是意识形态，这样一种乌托邦有实现的可能性，而一旦这种原先被认为是乌托邦的东西一旦实现，变为现实，这种现实又会为了自身的稳定而寻找自己的意识形态，也就是在乌托邦取代意识形态后，自己也相应地成为了意识形态，并创造出自己的对立面，所以历史的更替和演进也是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之间的震荡。如果乌托邦因素从人类的思想和行动中完全消失，则可能意味着人类的本性和人类的发展会呈现出全新的特性，达到了理性支配存在的最高程度的人已没有任何理想，变成了不过是有冲动的生物而已，在意识的最高阶段，当历史不再是盲目的命运，而越来越成为人本身的创造物，同时当乌托邦已被摒弃时，人便可能丧失其塑造历史的意志，从而丧失理解历史的能力。
曼海姆认为单一个人处于继承过来的环境中，同样被继承的还有适宜于这个环境的思想模式和行为模式，也就是说曼海姆将社会作为最终的参照解释体系，认为离开了社会关系就不能充分理解个人，他的知识社会学因此是带有社会唯名论色彩的。个体的决定并非是个体自己作出的，那么，个体怎样才能真正作出决定呢？曼海姆认为真正的障碍是由于每个人都受制于一个既定的关系结构，这一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个人的自由意志，所以任务在于解释隐藏在个体背后的动机，来消除困难的根源，从而使个体真正能够进行选择。在知识社会学中运用的方法是关联论而不是哲学中的相对主义，相对主义否认任何标准的效力，否认世界秩序的存在的效力，而关联论则把个体的观念同一定的历史—社会主体的总体结构联系起来，知识社会学不仅试图构建关系的存在，而且同时还试图详细说明这种关系的范围和有效程度。
可以看出，知识社会学所致力于理解的是处于历史环境的具体背景下的思想，以及对这样的一些思想进行一个澄清，企图走向一种整体观点的道路，来不断扩展人们的视野。但是曼海姆并没有就此止步，在论述了集体对个人认知的决定性作用之后，他又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文化社会学，也就是精神社会学，来更进一步地说明社会的变迁过程，而这种社会的变迁过程其实就是社会的结构变化过程，而历史就在结构的变化过程中体现出来，也就是说，历史是某种不断演化的集体所具有的属性。而这种结构和精神是密切相关的。
感想：
纠结中获得了一种畅快感，发现自己在读书的过程中的一个特点是自己从书中所收获的的是一种启发式的获得，但这种启发式的获得可能是零散的，所以总会有经历一种很混沌的阶段这样一种过程，随着不断地读书，发现很多书中的给自己启发的一些点有一种遥相呼应的感觉，最初这些点给我的印象可能就是那几个字，但是在进一步地阅读中，这些点的出现可能不是眼熟，而带有了一种亲切感，不知不觉对它的理解就加深了。但是读书的过程中，还是要不断地对自己进行一个反思，在肯定自己的基础上，不断对自己读书的状态进行一个澄清。而且总结和反思很重要，下个月要进一步加大自己的思考力度，不断地总结与反思，突破自己不自觉可能陷入的舒适区。
发现汇报每次都会给人无穷的动力，总会在其他人身上看到非常多的闪光点，既感到高兴，也感到紧张和焦虑。其实现在能够很清楚地感觉到自己读书上的一些缺陷是什么，但是意识到和努力进步去超越这些缺陷其实不是同步的，还要非常努力！在团队中读书有一点让人有时觉得比较崩溃的是，在肯定别人的同时会产生否定自己的奇妙感受，这其间的度把握好很不容易。但是读书本来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和别人比，要达到读书状态的一种巅峰感受，在这种感受中不断地进步，并且追寻这样的一种巅峰感受。还有很多需要去克服的地方，但因此发现能够进步的空间如此之大，其实内心还是觉得很欣喜的，加油！还有感觉大家的读书劲头也非常足，感觉非常棒！另外还有个感受就是读书的数量真的非常重要，我也要加油提升自己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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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行动的结构》 帕森斯
《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 莫顿
《心灵、自我与社会》 米德
《社会学的想象力》 米尔斯
《单向度的人》 马尔库塞 ———————————————————————————————
2017年5月13日——6月25日读书总结
书单：《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
《现代人与宗教》
《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
《时尚的哲学》《社会是如何可能的》
汇报内容：齐美尔的文化形式及文化悲剧论
齐美尔的思想细致、有趣，他写了生命、形式、宗教、社会、货币、社会化的各种形式等，这些看起来是概念的东西其实都是他借以表达自己思想的工具，而这个思想的源头是他对于个体和生命感觉的一种关注，我理解的是，这里，他表达自己思想的最主要的出发点是生命和具有认识能力的生命的载体个体，精神的生命如洪流势不可挡，它借个体来实现自己，使得主客体得以分离，这种实现是一种创造性的实现，是一种主动和被动相结合的实现，这种实现依靠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这种相互作用形成了社会，也就是说，在这里，有生命，有个体，有社会，社会的形成是源于相互作用的个人，而相互作用的个人会形成一种高于个人之上的普遍的东西，在社会中，这就是社会化的形式。而个人之所以会相互作用是出于个体本能的欲望或者是利益，由于个体是生命得以实现的载体，因此，这种欲望和利益对应到生命上来就是生命的精神动力。也就是说，对社会化形式认识的出发点是个体的心灵，这说明社会化的形式其实是一种先验的形式，这种先验就体现在这种社会化的形式会在人的心灵上首先呈现，或者更完善地或者更欠缺地决定着现实的社会化的进程；其次，它们是完善的社会的思想上逻辑的前提。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是异质和异质的交往，而是建立在个人之上的一个普遍的东西，也就是说，实现生命的个体在一种和其他个体的相互作用中，将自己的一部分编织进了社会之网中，这个社会之网的维持是各种社会化的客观的形式的交织，而充斥在这个社会化形式之网中的个体的这部分和个体未被社会化的那部分相分离，个体被社会化形式抓得越来越紧，使得本来自成一体的个体发生异化，也就是发生主客观文化的分离，个体的生命感觉由于受到社会化形式的客观化的影响，越来越将生命的手段变为目的，遮挡住了生命真正要追求的东西，使得生命的感觉被淡化，人们的生活内容进入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的虚无中。生命的内容是现实性的，生命是奔流不息的，立足于现实性的生命的内容的载体个体是有认识能力的，这种认识能力可以认识过去、现在，并借助逻辑思维的推演，还能预测未来，因此，生命和生命的载体个体的这种相互结合和配合，使得繁杂的生命的世界及生命的产物各种形式能够被区分和认识，而这种区分和认识就是心灵借助各种概念来完成的。由于齐美尔关注生命的感觉，因此，这种主客体的分离、主客观文化的不一致、客观文化对主观文化的超越使得生命的感觉丧失，这是带有一种悲观色彩的。而借助形式表达自己的生命也处于一种矛盾中，一种生命和形式的紧张对立中，现代性的一个危机和以前不一样的是，以前是新形势取代旧形式，而现在是生命反对形式，而生命必须借助形式来表达自身，所以，这注定会导致现代性的一个危机。
人是一种社会动物，如果要对此形成认识，就可以将其分解为人和社会，其实这句话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理解：第一，人是社会中的人，每个人都在社会的社会化的形式之网中有其特定的位置，这是就人与社会的关系来说的；第二，人，作为个体的人，他本身自成一体，是一个完整的生命整体；第三，社会，是由相互作用的人组成的，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体形成了社会的实体。那么，可以看出，人是社会形成的前提，而社会又将本身自成一体的个体的一部分纳入其中，使得人的生命的内容在社会的形式脉络中不断发展、突破。社会，归根究底，是人们形成自己的认识所借助的一个工具，也就是说，社会是心灵的产物。这样看来，齐美尔其实是从个人的一个视角出发，借助概念工具来形成自己对于社会的认识。既然异质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社会，而社会要得以存在和发展，就需要在个人之上有一个普遍的东西，将不同的个人编织其中，也就是说，社会对于个人来说，有一个社会化的功能，属于相互作用的一般的概念的形式才构成社会化，社会化就是以无数不同的方式实现的形式。齐美尔认为，对社会的研究就是对社会化的形式的研究。社会的形成最初的动力即个人相互作用的动机是出于本能的欲望、目的或利益，采用这种形式结成一个统一体，并且在统一体内实现这些利益。正是由于这种认识是从心灵出发的，所以，社会化的内容和形式都可以在人的心灵中找到其对应物。这也说明社会化的形式其实是一种先验的形式，这种先验就体现在这种社会化的形式会在人的心灵上首先呈现，或者更完善地或者更欠缺地决定着现实的社会化的进程；其次，它们是完善的社会的思想上逻辑的前提。
社会的基本元素是相互联系的人，跳脱出社会的领域来看人，我们会发现人不仅仅只是在社会中所显现的那一部分。把人看做是一种类属，借助这种类属，生命的洪流奔流不息，这种生命是一种精神生命，这种生命的精神动力会在人身上体现，生命借助人来实现自己，借助生命的框架—形式来表达自己，而框架一旦获得了自己固定的同一性、逻辑性和合法性，也就是说获得了自己的独立性，就会和生命保持一定的距离，形式是稳定的，而生命是永不停歇的，所以生命永远不停地同自己的产物形式进行斗争。这种生命和形式的紧张其实也是形式发展的动力，使得新形式不断取代旧形式，但是，如果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生命反对形式，而生命的精神动力也还不足以形成新的形式时，就会造成一种文化形式的悲剧，因为生命必须得借助形式才能表达自己，一旦对形式进行否定，那么生命也将变为混沌的虚无状态。生命的精神动力表现在实现生命的真正的载体个体身上时，是个体的本能的欲望和需要，而个人并不是马上就能满足这种本能的欲望和需要，这个时候，个体会意识到“我”这个主体，也会意识到能够满足自己的客体存在，生命的精神动力促使个体使得这种本能的欲望和需要在现实中对象化、具体化，也就是使这种欲望和需要具有现实性，这种对象化的客体其实就是用来满足个体的欲望和需要的，这也是生命的目的。也就是说，在这里，有生命，生命的载体个人，生命的目的（对生命来说是精神的动力，对个体来说是个体的欲望和需要的满足），生命借助个体来实现生命目的所采取的行为，这种行为就是生命的具体内容，也是个体的生活内容。个体要实现生命的目的，就需要与他人联系起来，与他人相互作用，因此，为了认识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借助社会这个概念在我们的意识中形成认识。由于人一方面将部分的带有社会共性的自己参与社会，受到社会的一般的形式规范，交织在社会之网中，社会的普遍法则在个人身上体现， 另一方面，人又是自成一体的整体，除了参与社会的那一部分，个体还有未被社会化的部分，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劳动分工的越来越精细化，一方面，一件产品的完成越来越需要更多的人的共同合作，因此，产品越来越脱离整体的人的特点，越来越客观化，也就是产生了客体文化与主体文化的越来越相分离；另一方面，人们可以创造出越来越多的客体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和需要，而相比之下，主体的文化却进展缓慢，这样，客体文化的发展速度就超过了主体文化的发展速度，而在经济领域，货币就成了沟通主客体的桥梁，本来主体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客体满足自己的欲望、需要或者是利益，但是，由于主体需要首先获得货币，这样，货币就遮挡住了主体的视线，使得主体的关注点不再是客体，而是货币本身，也就是说，货币作为主体的一种手段，却变为主体的目的，而货币本身是不能满足主体的需要的，是空无一物的，也就是说，当这种手段成为目的时，主体追求到的其实是一种虚无，这种追求不同质的客体变成相同的量的货币，实现了一种拉平化，这种拉平化实际上是个体生命感觉的丧失。也就是说，劳动分工的发展带来的专门化一方面使主客体分离的势头明显，另一方面个人参与社会的部分更少因此获得了更多的个体自由的可能性，但是由于手段变成了目的，这种个体自由其实是虚无的，真正的生命感觉的自由是没有实现的。
生命的洪流奔流不息，而生命的内容是带有现实性的，这个处于现在这个节点的生命内容并不是割裂的和单独的，而是既由生命的过去决定又受到未来的牵引，但生命的载体个人是立足于现在的，在生命的内容与形式中存在，是各种形式的横截面在自己身上的体现。但是，人是有认识能力的，这种认识意味着他可以认识过去、现在，并借助逻辑思维的推演，也可以预测未来，因此，立足于现实生活的人不仅可以将各种混杂在一起的形式区分开，也可以认识这些形式，也就是在一个历史—社会的环境中形成自己的认知。
感想：
这个月本来打算对齐美尔整体的思想进行一个总结，但是发现自己在总结的过程中跟自己之前在头脑中牵出来的逻辑线条不一致，不过在整理的过程中，发现之前很多相关的概念之间的关系总是理不清楚，但是在总结的过程中整个加以思考，就理清楚了。但是，感觉这次留给自己整理的时间还是太短了，所以其实让自己满意的总结还没有完成，很多丰富的内容其实还没有连接起来，准备开完这次读书会我再花点时间将它整理出来。而且发现，之前的讨论可能会跟进度相同的人进行，但是这个月跟读在前面的小伙伴讨论发现能够打开自己一个比较抽象的思路，更像是一个指引，哪怕是没有固定主题的聊一下读书内容感觉也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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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5月读书汇报
书单：《宗教社会学》结束
《生命直观》
《社会学—有关社会化形式的研究》
汇报内容：齐美尔的生命哲学和社会学的联想
感觉齐美尔对社会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他的生命哲学，齐美尔认为对于社会学的研究其实就是对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社会化的形式是在人与人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人与人的相互作用形成社会，先有社会，再有社会化的形式，社会产生了社会化的形式，社会化的形式又对处于社会中的人进行塑造，使作为社会成员的人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并发挥其相应的特殊职能，也就是说社会化的形式帮助社会使人更好地适应社会，由此使得作为一个统一体的社会能充分发挥其功能。
这几句话将社会、人、社会化的形式置于我们眼前，追根究底，什么才是这一切存在的前提条件呢？粗浅地来说，是人，先有人，才有社会，再有社会化的形式，但是人是什么呢？人是有生命的，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作为抽象的人的类属这一“大写的人”却是不朽的，也就是说，生命是人所普遍共有的，生命的承担者是个人，而个人是有局限的，当无穷无尽的世界材料摆在人的眼前的时候，人基于自身的特点对其进行了选择，这种选择为人们的生活划定了一个范围、一个界限。而生命的奔流势不可挡，它持续不断地奔流着，生命的过程会不断地超越这些过去形成的界限，生命的本质就是超越界限，生命的运动借助个体铺洒开来，不断地创造生命内容，形成生命客体，但是这些生命的内容不是杂乱无章随性生成的，而是被放置在各种形式之中，这种形式是生命创造出来的，适应着生命的内容，但是这些形式对生命却有了反作用，这些形式获得了自己的自主性，变成了一个自成一体的统一体，它从生命中脱离出来，却又将生命吸纳其中，也就是说，生命在具体而明确的个体和形式所容纳的生命内容即生命客体中固定下来，生命创造了形式，这些形式却对生命进行塑形，使生命顺应自己的适用范围，但是生命的本质是超越自我，也就是说生命原则和形式原则之间存在根本的对立，生命创造了形式，形式反作用于生命，生命又一定会突破现有的形式对它的束缚，而这种对现有形式的突破不过证实这种形式的早已腐败不堪，不再适应生命的继续运动。当生命以及为了生命的缘故制造的范畴变成生命客体内在价值构成的独立形象时，客体文化就产生了。
再进行一次起点的回归，我们发现，我们能看到的是生命和源于生命的各种自成一体的形式，生命和形式面对的世界材料其实是相同的，但是这些相同的世界材料却被不同的形式按照自己的原则所统筹起来，生命注入其中，又不断超越它们，这说明，生命的动力是多样的，这种生命动力的多样性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形式。那么，生命的内容又是如何被这些形式统筹起来的呢？这些形式又是如何得以形成的，如上所述，生命的承担者是个人，生命就是一种具象又抽象的东西，生命创造的形式反作用于生命就是形式对个体行为的一种引导和束缚。个人是一个整体，但是个人绝不是孤立的整体，个人的冲动和欲望在寻求满足的过程中必定要和他人之间发生联系，相互作用，也就是说，个人将拿出自己的一部分与他人进行交往，这种交往迫使人不能按照全部的自己采取行动，他会用自己的一部分和其他人的一部分在一定的生活范围内形成一种共识，这种共识用概念表达出来就是习俗、法律，再对其进行更为抽象的表达就是一种普遍法则。这种普遍法则就是形式用于规范个人行为的东西。那么，个人的行为就是受到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因素影响的，个体所表达的生命就是生命的“应该”，这种“应该”的内容有两个来源，一个是从一种普遍而可靠的原则中得到自己的内容以及内容的合法权力，第二个是来自于个体的生命整体，应该的内容根据个体的理想的生命形象在想象中织成，是按照个体生命意义原则上的独特性进行的。应该把个体理解为整体，因为每一生命的瞬间、每一行为举止都等于全部生命，个体生命就包含了它过去的所有结果和它未来的所有活力，也就是说，这个行为就处于一种浪峰的形态供生命使用。个体生命往往只是作为整体升华为称作单个行为或体验的发挥。各种形式形成了自己的普遍法则，并影响生命的个体，这种形式又形成自己的旨趣，为自己创造对象，创造生命的最终目的，但是作为承担者的个人却又是个整体，因此个体和社会化的形式整体之间也存在着对立。人有着对全部的自己的实现的渴望，个体作为社会整体成员的属性永远都指有限规定和个人自由的某种混合，社会当然希望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不断地调整自身适应自己，并全力以赴地施展其作为社会成员所必须发挥的特殊作用。然而，个体的整合性冲动和整体性冲动极力反对的就是这种角色，个体想自我圆融，而不想帮助社会圆满，个体想施展其整体性能力而不管社会旨趣怎么要求它们作出让步。一旦我们的自我摆脱了其外在立法的预定而在这种行为中得到表现，那么我们便渴望实现并保持自律，这时，人就基于社会美德来采取行动。真正使个人对其行为负责的自由是指，个人通过其所有行为组成一个内在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原则上讲，该整体反对某个更高整体把他作为其内部的一个成员并依赖于它。个体获得个体法则。
我感觉生命是一切的根源，有了生命的运动才有了生命的创造，有了生命的创造才有了社会形态，有了社会形态就有了对于社会认识的需要。而人类是在历史中发展演进的，生命的当前横截面就体现在现代点上，现代是过去和未来的对接，个人基于自己的旨趣将各种形式的片段采撷下来。但是我们人类也有思辨的能力，这种思辨使得我们有了追根溯源的能力，有了区分和推演的能力，有了把握自身和对于自身所处的世界的认知的能力。如果作一个比喻，那么我认为，生命是大脑和心脏，形式是骨骼和血管，生命内容就是在血管中流淌的血液。
读书感想：
仿佛感到了齐美尔对自己思维的影响，他在论述他想表达的东西时，我的思维好像也受到了牵引，但是在受到牵引时，我发现，我都不会再进一步地去思考，好像无意中就停下来了，所以这个月我感觉自己的思考力度不是很大。感觉齐美尔讲的东西还是比较有意思的，但是有时候又会觉得很繁琐，希望克服读书中的一些障碍，提高对自己的要求，加一把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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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4月读书汇报
书单：《货币哲学》
《宗教社会学》在读
汇报内容：齐美尔的价值学说
齐美尔对于价值的理解不同于马克思，马克思认为价值是通过劳动产生的，价值是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由于劳动在任何社会形态中都存在，所以可以说，马克思认为价值是一种绝对客观存在的东西。齐美尔以一种哲学化的思考方式提出了自己的价值理论，在主客体以及客体的关系之间发现了价值，也就是说在一种相对性的关系中发现了价值，这种价值并非一开始就存在，因为主客体的分离以及客体的客观化是有一定的过程的，价值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并且逐渐发展。他对价值的分析源于对这个世界的分析。
齐美尔认为世界可以分为纯概念性世界和客观性、确定性世界，一种是不需要证明是否有真实存在的客体与之相对应的世界，一种是有客观的确定性的客体存在的世界。和这些世界相对应的，有价值和存在两个范畴，价值和存在这两种分离性的平行范畴并没有把世界分割为枯燥无味的二元性，因为我们的头脑有着自身统一的需求，所以这两个范畴在我们的精神中达到了统一，在这个统一体中，主体和客体范畴得以发展并彼此相联系。
但精神生活是以一种无差别的状态开始的，一开始主客体尚未区分开来，这时价值是不存在的，价值形成于主客体的分离并表现在客体的价值客观化中。起初，主客体是不分离的，也就是说人是不存在自我意识的，人受一种冲动的本能所驱使，它渴望这种冲动的本能获得满足，因此，它关注的仅仅是客体可以带来的愉悦感而不是满足需要的客体是什么，客体还没有从主体中分离出来。而在特定真实情形下，我们的这种欲望和冲动是不能直接被满足的，这时，我们便感觉到了一种阻碍和对立的力量，于是，某一主体开始从其意识环境中分离出来，开始有了“我”的概念，并且认识到其他客体的存在是处于“我”之外的，但这两者也不是完全独立的，由于我们的头脑有着自身统一的需求，所以，主客体是相对立而存在的，也就是说，当人一开始意识到自我并称自己为“我”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到自己和世界之间关系的基本形式以及他接受世界的基本形式。齐美尔认为，价值是连接主客体的桥梁，价值是保留在主体内的对客体的一种判断。可以看出客体对主体来说之所以存在价值是因为主体对客体的需要和欲望，也就是说这种价值存在于主客体的相互关系中，并且这种价值只有在主客体相分离时才会存在，也就是说主体只有通过征服距离、障碍和困难才能获得客体，满足自己的需要和欲望。然而，在主客体之间，其实还存在着一个第三范畴，它的价值并非来自主体对客体的需要就直接存在的，但是，齐美尔关心的是和主体需要相关的价值客体。主客体的分离说明冲动和愉悦这些主观事件在价值中被客观化，因为在现实环境中，我们需要的客体不会按照我们的冲动和愉悦感而直接获得，而是从客观条件中发展出了阻碍、丧失、付出某些代价的需要，并且正是通过这一行为，冲动或愉悦的动机和内容就成为了一个客体、一种价值。
在经济领域中，通过客体之间按一定比例的交换，客体可以相互度量彼此的重要性而不用涉及主体，每个经济客体得以在另一个客体中表达自己的价值，原本将客体价值创造成一个价值的主观过程就变成了一个客体与客体之间客观的、超个人的关系。交换产生了社会，也就是形成了一种超个人性的结构，这种社会逐渐为客体间的交换提供了可信赖的客观标准。这种社会化的标准是价值迈向客观性的第一步。这种相对立而存在的客体是可以相互交换的，而经济价值就是可交换的客体依照我们对它们的主观反应，由客体之间的交换关系组成的，这种可交换关系体现在客体的数量关系上，这种数量关系的重要性会逐渐凸显出来，而客体的自身特殊性可能会慢慢被忽略，因此，货币就越来越成为经济价值的可见象征符号，这种交换经历了物物交换和以货币为中介来进行交换的过程，这个过程体现了货币的物质质料价值的重要性下降而功能性价值的重要性上升，也就是说货币的内在价值越来越少，货币越来越以一种理念的形式发挥它的功能，但是这种缺乏内在价值的货币为什么会被大家接受呢？钱币的功能本来是与其质料联系在一起的，这差不多是一种个性化单位，但当一个公共权威担保了钱币的价值之后，它就获得了独立性以及兑换的权利，货币的价值以公共权威的担保为基础，这最终取代了货币质料本身的重要性。有了货币的存在，人们在交换中，为了使自己的需求或欲望得到满足，就需要先有货币，然后用货币去交换这些客体，也就是说，货币是人们用来满足自己的需求或欲望的工具。
其他的内容由于时间关系会发在论坛上。
感受：
从马克思进入齐美尔，因为翻译的问题和齐美尔的这种哲学的语言风格，我觉得难度一下就加大了，看得也比较慢，书读得也比较少。但是难度加大对我来说是一件好事，难度加大才会让我更好地突破自己。但是这种益处在这个月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也让我自己发现了自己身上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回想了一下，我发现我之前看书的时候，会首先读一遍书的内容，然后做笔记，这让我无形中养成了对笔记的一种依赖，而在读的过程中缺乏思考，虽然这种思考会在后来做笔记的过程中得到弥补，但是这种方法在我读齐美尔的书时，我觉得完全不适用，甚至这个月做齐美尔的书的笔记也给我带来了挑战。因为我觉得齐美尔的书的内容很丰富，在读他写的主要内容的时候又能有很多其他的可以开拓思路的内容，所以想把它都记下来，但这样肯定是不现实的，并且由于这些内容比较丰富，涉及的层面比较多，所以这样做笔记也特别浪费时间。后来我问了肖琳她是怎么做的，她说她现在是每看一部分内容就会把作者的逻辑梳理清楚，这样，在看的过程中就会进行比较大的思考，看得也会比较连贯，我觉得她这个方法挺好的，之前我觉得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方法，也许适合的就是最好的，但现在想想，也许这可能只是自己不愿意走出自己的舒适区的一种借口，我应该努力突破自己，借鉴别人的读书方法，然后和自己的方法协调起来。下个月准备改变一下自己，希望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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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3月读书汇报
书单：《资本论》 第三卷
资本论三卷读完，才真正的感受到马克思思想体系的完整性和复杂性。第一卷和第二卷是立足于事物的本质，抛开了资本主义世界所营造的一切假象，从资本主义财富的表现形式单个商品出发，分析商品的本质，揭露出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无偿压榨所产生的剩余价值，用科学的分析方法描绘出资本主义世界，资本的运动。前两卷是将事物的分析放置在一种比较纯粹的环境中展开的，但是资本主义世界错综复杂的关系早已掩盖了事物的本质，使一切变得神秘。马克思将这种被掩盖的秘密揭穿，将最明显的资本剥削的事实放置在眼前，并通过第三卷主要分析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将这些本质的东西如何被神秘化的过程呈现在我们眼前。
汇报内容：
一、商品价值的神秘化（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商品价值转化为市场价值，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
商品的价值是由其中包含的劳动量决定的，但是商品是要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为了使这种交换顺利进行，商品的价值就带有一种社会性，即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劳动力是出现在市场上的一种特殊的商品，它的价值是由它的再生产决定的，这种再生产在实物形式上就是使劳动力生存和延续下去的必要生活资料，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这种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是可以确定的，资本家就是按照这个价值以工资的形式付给劳动者的。资本家要进行资本主义生产，不仅需要为这种活劳动预付可变资本，还要为生产资料、劳动资料预付不变资本。资本家预付可变资本购买了这种价值已定的劳动力，但是劳动者创造出来的价值却可以大于预付可变资本，这个多出来的价值部分就是由工人的无偿劳动创造出来的，即工人除了创造出一个和自己的劳动力价值相等的价值外，还创造出了他没有得到任何等价物而为资本家所无偿占有的价值，这个价值就是剩余价值，它的源泉就是这种预付可变资本，因此反应资本主义剥削程度的剩余价值率就是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的价值比例。
资本家当然希望获得更多的这种不需要他付出什么代价的剩余价值，资本的本质就是资本的增殖，是资本家为了获取剩余价值而进行资本主义生产。但在资本家眼中，他关心的只是自己全部预付资本的一个价值增加额，即利润，这个利润就是他所投入资本价值基础上的一个增加额，这样，在他眼中，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别就消失了，剩余价值的源泉就被掩盖了。剩余价值在资本家眼中以利润的形式出现，利润率就是剩余价值和全部预付总资本的一个比例，因此，以利润率形式表现出来的资本关系就减轻了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程度。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区别消失了，但是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却存在，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生产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是由资本家所耗费的资本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组成的，所耗费的资本的价值包括固定资本所耗费的价值的补偿部分和全部流动资本的价值，这部分价值就是商品的成本价格，商品的价值就是商品的成本价格加上剩余价值。假定商品是按照其价值出售，在同一部门中，由于资本家的竞争，商品会形成一个市场价值。由于同一部门资本的有机构成会趋于统一，所以在同一部门中，就形成了一个平均利润，商品的成本价格加上这种平均利润就是商品的市场价值。商品的市场价值其实和商品的价值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偏离。当商品出现在市场上的时候，由于供求的影响，资本家可以高于或低于商品的市场价值来出售商品，即商品有一个市场价格，商品的市场价格就围绕商品的市场价值上下波动。
这一阶段还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较低阶段，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时，不同部门的资本家关心的问题是投入等量资本可以获得等量利润。也就是通过不同部门的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资本不断地从利润较低的部门流向利润较高的部门，这样，在社会中就会出现一个一般利润率。因此，在社会总资本中，等量资本就获得了等量利润，也就是形成了一个适用于所有部门的一般利润率，生产价格出现了。生产价格的出现是社会剩余价值总量在不同部门根据他们预付资本在社会总资本的比重按照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原则来分配的，所以生产价格就等于成本价格加上与这个成本价格大小相对应的利润。本来不同的部门由于资本有机构成是不一样的，不同部门的利润率因而也是不相同的，但是生产价格却使这变得不重要，出现在市场上的商品的市场价格就围绕这种和商品的价值偏离更远的生产价格波动，商品的实际价值又被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面纱，商品价值的进一步神秘化以至于再也不能为人们所看清了，而这种神秘化也掩盖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这一事实，掩盖了资本主义的本质，使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变得可以理解了。
以上只是工业领域的生产价格，这个生产价格的范围还比较狭隘，但是商业出现的时间是要早于工业的，商业也会对生产价格产生影响。
马克思在第一卷和第二卷主要是分析产业资本的运动，产业资本的周转包括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资本的增殖运动发生在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只是使这种增殖得以实现。商业出现于工业之前，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却越来越附属于工业，商业资本表现为商品，这些商品是要转化为货币的资本，只要处于流通过程中的资本的这种职能作为一种特殊资本的特殊职能独立起来，作为一种分工赋予特殊一类资本家的职能固定下来，商品资本就成为商品经营资本。商品经营者就是不参与商品的生产，而只参与商品的流通，他们首先是作为某个货币额的代表出现在市场上，商业经营资本所经历的运动是G-W-G`。很明显，作为资本家的商品经营者，他的目的也是为了自己资本的增殖，那么，他出售商品的价格就要大于他购买这些商品的价格，而他的商品的出售价格是围绕商品的生产价格波动的，而他就是要实现商品的生产价格从而获取产业资本所产生的利润的一部分。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正是因为商人是低于商品的价值或低于商品的生产价格从产业资本家那里购买商品，因此商人资本会按照它在总资本中所占的比例，作为一个决定的因素参加一般利润率的形成，这个平均利润是由总生产资本所生产的总利润决定的，但不是按照这个总资本来计算的，而是按照总生产资本加上商业资本来计算的。所以，产业资本家出售商品给商业资本家的价格是商品的成本价格+成本价格*[总剩余价值/（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很明显，由于分母的增大，一般利润率变小，所以产业资本家出售给商人的商品价格是低于商品的生产价格的。而商人是按照商品的生产价格来出售商品的，所以，这就是商业资本的增殖，他的增殖额其实是产业资本家的利润的部分让渡。这样，在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之间商品就形成了一个新的生产价格。商品经营者在商品的流通过程中还会产生流通费用，这些费用构成商业资本家的成本要素，作为一个形成名义价值的要素加入商品的出售价格。商品的生产价格的含义就扩展了。
商品经营者和产业资本家都是作为某种货币额的代表出现在市场上的，他们所拥有的货币不一定就是他们自己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有一种货币资本家的存在，他既不参与商品的生产过程，也不参与商品的生产过程，他的资本的运动就是G-G`，这种资本就是生息资本，在生息资本上，这个自动的物神，自行增殖的价值，会生出货币的货币，纯粹地表现出来了，并且在这个形式上再也看不到它的起源的任何痕迹了。他通过将自己的资本借贷给产业资本家或者商业资本家或其他人，从他们那里收取利息，他是一个典型的寄生阶级。所以，他也会瓜分总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所以，剩余价值就分化为企业主收入和利息。货币资本家的这种职能后来发展为银行的职能，信用制度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发展起来，货币在这里只是充当支付手段，即商品不是为取得货币而卖，而是为取得定期支付的凭证即票据而卖。这种票据形成真正的商业货币，就这种票据由于债权和债务的平衡而最后互相抵消来说，它们是作为货币来执行职能。银行通过支付利息的形式将资本家和工人不用的货币吸纳进银行，并通过收取更高的利息的形式将这些货币再贷给那些需要这些货币的资本家。银行敛聚了社会上暂时不能发挥职能的货币，将它们变为借贷资本，因此，小的或大的货币存款额会结合成巨额，就形成了一个货币力量。信用制度的发展一方面将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少，另一方面，造成转到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剥夺。
二、地租
马克思对地租的研究，是在资本所产生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归土地所有者所有的范围内，研究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地租是作为租地农场主的资本家为了得到在这个特殊生产场所使用自己资本的许可，要在一定期限内按契约规定支付给土地所有者即他所开发的土地所有者一个货币额，这个货币额就是地租，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剩余价值中一个不断增大的部分会转化为地租。分析地租的前提是假定地租的产品是按照其生产价格出售的。
地租分为级差地租、绝对地租和垄断地租，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是地租正常的形式。
级差地租是由超额利润转化的，这个超额利润之所以能够产生，是因为土地之间存在等级，即土地有好坏之分，这种好坏的差别是因为土地的自然力不同，这种不同体现在土地的横向耕种和纵向耕种上，即级差地租有两种形式，级差地租I是投在面积相等而肥力不同的土地上的等量资本所具有的不同生产率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最坏的土地是不提供地租的，即它是不提供超额利润的，最坏的土地生产的产品的价值就等于产品的生产价格，它是调节产品的市场价格的生产价格，而比它好的土地则在投入等量资本的情况下能够生产更多的产品，土地分为多个等级，因此，级差地租是由投在最坏的无租土地上的资本的收益和投在较好的土地上的资本的收益之间的差额决定的，这个差额并不是进入租地农场主的口袋，而是转化为地租，交给土地所有者。级差地租II是指生产率不同的各资本量连续投在同一土地上，这包含多种情况，主要是受到生产价格和追加资本的生产率的影响，它们可以不变或发生变化。生产价格的变化或者是调节市场价格的最坏土地被排挤出去导致调节市场价格的生产价格下降，或者是最坏土地由于持续耕种导致肥力的降低或更差的土地被耕种而引起的生产价格的提高。追加资本生产率的变化则或者是由于土地肥力改进或者是由于持续耕种导致土地肥力降低导致的。追加资本的投资也有一个界限，这个界限就是这一等级土地平均的个别生产价格不再提供超额利润而全部参与生产价格的平均化。这两个因素使得土地的耕种情况有多种组合。
绝对地租是土地产品的价值要高于其生产价格。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一种趋势，即通过竞争来实现总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分配的这种平均化，即等量资本分得等量利润。要在资本的这样一种趋势中产生超额利润，那么这个超额利润就不是存在于部门之前间，而是存在于每个生产部门之内，因此，它不会影响不同生产部门的一般生产价格。由于农业资本的有机构成低于同等数量的社会平均资本的有机构成，因此，等量的农业资本和其他的部门的等量资本相比，会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本来农业部门生产的更多的这部分剩余价值作为社会总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应该参与这种平均化，但是这个时候，它却遇到了一种外力相阻，使得它从参与这种平均化的剩余价值中脱离出来。这种外力就是土地所有权对土地耕种的一种限制。按照资本的正常增殖，只要资本可以获得平均利润那么就会有资本投入，但是农业却不是，如果它只提供这种平均利润，也就是说，没有提供超额利润即地租，那么，地主是不会将这块土地无偿租给租地农场主的。因此，要是土地被耕种，那么它一定是提供地租的，也就是说，在已耕种的土地中，最坏的土地也是提供地租的，也就是说，产品的市场价格需要上涨到一定程度，使土地除了生产价格外，还能支付一个余额。但是，产品的市场价格是围绕产品的生产价格波动的，由于农业部门的资本属于低构成资本，所以和社会平均构成资本的部门相比，等量的资本它却可以提供更多剩余价值，由于农业部门的特殊性，使得农业部门就形成了一种农业垄断价格，使得农业产品的价值不仅包括成本价格、平均利润，还包括一个地租，这个地租在剩余价值参与社会总剩余价值的平均化之前，会先交给土地所有者，但这个地租部分并不一定占据超额利润的全部。这个差额由于供求和新耕种的土地面积的影响，部分转化为地租，其余不转化地租的部分就会参与剩余价值的平均化。农业资本的这个特点预示着，如果农业资本的平均构成等于或高于社会平均资本的构成，这种绝对地租就会消失。
感受：
终于啃完《资本论》三卷了，由看比较薄的书到这种比较厚的书，心路历程果然是不一样的。以前看两三百面可能一本书就快看完了，但是这三本书真的是看两三百面之后发现还有几个两三百面在等着我，莫名地有些绝望。但是真的看完后，却总有种放不下的感觉。这种放不下的感觉在和小伙伴交流之后更强烈。就拿刚刚读完的第三卷来说，我觉得第三卷的内容极其丰富，很多地方也很不好理解，在整理笔记时，以前觉得读懂了的地方又出现了问题，这种问题的出现还是源于之前的思考力度不够。于是拉着也读完这本书的小伙伴交流，发现交流的过程也不是顺畅的，我们对同一个部分的内容有不同的理解，所以我们总觉得对方说得有些问题，但是自己又不能说清楚，其间，由于对方的理解和自己不同甚至出现了一种看书越来越看不懂的感觉，于是在反复地讨论中，最后终于达成了共识。我觉得达成共识的那一时刻是很开心的，混沌的思维在那一刻也突然清晰起来，好像这是做很多其他的事情所不能带给我的感觉。感觉处在这种互帮互助的团队生活中很踏实，以前可能会害怕向别人问问题，怕别人觉得自己问的问题很简单很蠢，但是相互之间熟了之后，感情越来越好，让我们互相之间都更加信任，也敢于把更真实的自己展现在别人面前了，而这种自我的真实又会让我们在团队的相处中更自然，互相激励着一起前进。不过感觉不仅是读书汇报还是看大家的帖子，总会觉得自己还是不够努力，做得不够好，这样会给自己带来一种紧张感，但是我又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平复好自己的心情和想法，因为只有行动才可以带来自己的改变，对读书过程中的某些时间的浪费或者是心情没有调整过来导致没有最高效地读书，我需要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懊悔的时间不要太多，唯一能做的就是汲取教训，然后行动起来，不断地克服自身的局限，更快地成长起来。我要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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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10—2017年1月18号读书汇报
书单：《资本论 第一卷》结束
《资本论 第二卷》
《资本论 第三卷》在读
汇报内容：
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资本的增殖，即获取剩余价值。马克思首先从资本主义的财富表现形式的元素——平均商品进行分析，分析了商品的本质，商品的交换，从商品的交换中发现货币的发展演变和剩余价值的源泉，获取剩余价值的方式和手段。由于资本主义的特征，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多的财富就需要不断地积累,也就是进行规模扩大的再生产。马克思考察了产业资本的运动，即资本的循环与周转，并站在整个社会的角度考察了这种运动。
一、 商品
1、商品
商品是穿着不同外衣的劳动产品，有质和量的区别。它的质的区别就是它们的使用价值之间的区别，它的量的区别是商品的价值多少之间的区别，而这种质和量的区别构成了商品的二重性，这种二重性又可以通过它们的交换关系体现出来，并使得这种交换成为可能。交换价值则是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商品的交换实际上就是不同的使用价值之间的等量的价值的交换。那么，商品的价值量的大小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商品的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价值反映出打造商品的两种不同劳动形式，具体劳动打造出具有不同用途的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则凝结为商品的价值，商品的价值量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量，这种劳动量的多少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由于商品之间的交换实际上与人和人之间的接触有关，所以商品的交换是社会性的，它的价值大小需要得到社会上交换双方的普遍认同，所以它的价值是有一个社会标准的，同样的商品，不能由于某个商品生产者个人原因花费的时间比别人多，就比别的同样的商品的价值高，如果是这样，是没有人愿意与他交换的，所以，决定商品的价值的，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2、货币的产生
（1）货币的产生：商品价值形式的变换
货币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但是商品最初的交换只是简单的和偶然的，因此货币是历史性的产物。商品之间的交换有一个价值形式的演变：经历了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价值形式再到货币形式的演变。商品交换是历史性的，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它们与别的共同体或其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的，商品之间的交换目的最初是使用价值的交换，但是交换所以可能的却是依据商品的价值，最开始的交换是偶然的、个别的交换，它的公式表达是xA=yB，公式的两端存在着一种价值关系：左边是相对价值形式，右边是等价形式，左边的相对价值形式通过右边的等价形式来表现出自己的价值。这种简单价值形式是不充分的，是一种胚胎形式，它只有通过一系列的形态变化，才成熟为价格形式，商品的个别的价值表现就转化为一个可以不断延长的、不同的简单价值表现的系列，即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商品A通过自己的价值形式，不再只是同另一种个别商品发生社会关系，而是同整个商品世界发生社会关系。把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反转过来就是一般价值形式，它是商品世界共同活动的结果，一种商品被其他一切商品当做等价物排挤出来，处在了一般等价形式的地位。多种商品的相对价值形式可以用一种商品作为它们的等价形式表现出来，这种能直接地一般地交换的形式，现在由于社会的习惯最终地同商品金的独特的自然形式结合在一起了，也就是商品金成为了货币商品，或者说是执行货币的职能，这种职能是它所特有的社会职能，从而成为它的社会独占权，从这个时候起，商品世界的统一的相对价值形式才获得客观的固定性和一般的社会效力。
（2）货币—金
金也是一种商品，它之所以能成为货币商品，有其自然的优势：比较稳定，易于分割，因此不同重量的金，可以代表不同的商品价值。作为商品，它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作为货币商品，它也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它的使用价值这个时候体现在它的货币职能上，即一定价值的金可以和一定价值的商品相交换。但是作为货币商品，即一般等价形式，它的价值却不能通过自己表现出来，而只能通过其他的商品表示出来，这个时候，它就处在相对价值形式上，而表现它的价值的商品这个时候则处于等价形式的地位。总的来说，金作为商品时，和其他的任何商品一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当作为货币时，则取得了一种特有的使用价值。在货币流通中，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中产生出货币的铸币形式，在流通中，货币会磨损而产生不足额的情况，使得铸币的实际含量同名义含量分离，使铸币的金属存在同它的职能存在分离，那么在货币的流通中就隐藏着一种可能性：可以用其它材料做的记号或用象征来代替金属货币执行铸币的职能。
货币的职能有：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货币贮藏、世界货币等。
二、 剩余价值
1、剩余价值的发现
商品的流通体现了商品的形式变化的过程：W-G-W，这是一个等价交换的过程。从使用价值到货币再到另一种使用价值的转换，其中牵扯到三个人A、B、C之间的交换，A用自己的商品a和B的货币交换，这个时候A作为卖者，B作为买者出现，A得到了货币，B得到了商品a并将它消费掉，商品a退出流通领域，然后A拿着货币作为买者出现在市场上，C作为商品c的所有者即卖者出现在市场上，A从市场上取走了商品c，并将商品c消费掉，商品c退出流通领域，C得到了货币。然后C又可以拿着货币出现在市场上••••从商品的流通中可以看出，商品不断地退出流通领域，而货币却可以一直在流通领域中运动，这样，商品流通直接赋予货币的运动形式，就是货币不断地离开起点，就是货币从一个商品占有者手里转到另一个商品占有者手里。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运动，实际上只是商品本身的形式的运动。从货币的立场来看，货币的运动形式是G-W-G，而这一运动的端点是货币，是一种为了获得货币的运动，即为卖而买。如果左端的G和右端的G是一样的价值，那么这个运动就会变得荒谬和没有意义。实际上，这两端有量的差别，最后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多于起初投入的货币。这一运动形式实际上体现的就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运动，资本的实质就是资本的增殖。会增殖的货币运动形式就是资本的运动形式，资本的这一运动是没有限度的，是无止境的，每一次为卖而买所完成的循环的终结，自然成为新循环的开始。因此，这一运动的公式是G-W-G`，而G`-G的差额就是剩余价值，即大于预付资本的价值差额。
既然遵循的是等价交换的原则，那么，为什么最后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可以多于之前投入的货币呢？单从商品流通这个等价物之间的相互交换过程来看，它不是增大价值的手段，所以，商品流通不是剩余价值的源泉。商品生产者如果在流通领域之外，不和其他的商品占有者相接触，就不能使使用价值增殖，从而使货币或商品转化为资本。这种从流通中找不到剩余价值的源泉以及又不能不从流通中实现剩余价值的状况，说明剩余价值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货币转化为资本，必须根据商品交换的内在规律来加以说明，因此等价物的交换应该是起点。
那么，在等价物的交换中，G-W-G`又是如何实现剩余价值的呢？在这一运动中，包含着两个步骤，一个是G-W，一个是W-G，既然遵循的是等价交换，而G≠G`，那么，这只能说明W产生了变化，即用G和W交换的W，和用G`和W交换的W的价值之间已经发生了变化，而这又是如何可能的呢？这说明这种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属性，它的实际消费本身就是劳动的对象化，从而是价值的创造。货币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了这样一种独特的商品：劳动力。劳动力可以买卖的条件是劳动力占有者是自由的，他和货币占有者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其次，劳动力占有者自由地一无所有，必须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能生存下去。劳动力作为一种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商品出现在市场上，它的价值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独特物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即维持劳动力占有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包括工人、工人的补充者的生活资料以及教育费用。
综上，资本产生的条件，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还不够，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
2、剩余价值的获取方式
剩余价值实际上反映的是货币占有者对劳动力占有者的剥削，是让劳动力在创造出自身价值的一个等价物的同时还要创造出一个超过自身价值的部分。对劳动力的剥削方式不同，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剩余价值，一种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另一种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构成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基础，并且是相对剩余价值的起点。
要对剩余价值有一个准确的理解，需要先对商品的价值增殖有一个认知。W到W`的变化是在劳动过程中进行的，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有：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资本家的预付资本就是预付在劳动力和劳动资料上的。而劳动资料不会自行增殖，在构成商品的价值要素时，只会把价值转移到商品中，它的价值会再现在产品中。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的价值增殖，是两个不同的量。货币占有者买了一定期限的劳动力，支付了劳动力的价值。在这个期限内，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归资本家所有。劳动力一天的使用即一天的劳动就归资本家所有，而劳动力用一天所创造的价值可能比劳动力自身一天的价值大，即产生了剩余价值，即货币转化为资本了。所以，资本家的预付资本中，预付到劳动资料的部分叫做不变资本：包括原料、辅助材料、劳动资料，它们在生产过程中并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预付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资本为可变资本，它在生产过程中改变自己的价值，这部分资本从不变量不断转化为可变量，它再生产自身的等价物和一个超过这个等价物而形成的余额：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本身是可以变化的。剩余价值率是剩余价值（m）和可变资本（v）之间的比例，反映的是对劳动者的剥削程度。劳动者的工作日是劳动时间的绝对量，包括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也就是工人生产出他的劳动力的补偿时间和生产剩余价值的时间之和。商品的价值是劳动时间的凝结，所以商品的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剩余价值率（m）=m/v=剩余劳动/必要劳动=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
商品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想要获得更多的商品价值量就需要生产出更多的商品。影响商品的生产数量的因素有：劳动时间（劳动的外延量）、劳动强度（劳动的内涵量）和劳动生产力。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延长工作日的长度生产的剩余价值叫做绝对剩余价值。把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地改变工作日的两个组成部分的量的比例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做相对剩余价值。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的方法有提高劳动生产力、劳动者之间的协作、分工、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这几个因素是相互促进的，都可以加深资本家对于劳动者的剥削，从而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这种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的方法使得工人本身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工人越来越被局限于特定的职能上，从而变得更加局部和片面，从事的劳动也随着机器的应用变得越来越简单，机器的应用也使得工人被排斥和吸引，适应资本主义的生产状况，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后备军。
资本家预付在劳动力部分的价值表现为工资，工人的工资表现为劳动的价格，表现为对一定量劳动支付的一定量货币。工资是资本家付给劳动者的和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价值相等的部分，资本家在获得劳动力后，这种劳动力会创造出和自己的价值相等的产品，还会创造出超出自己的价值的产品，由资本家获得。但是工资的形式掩盖了这种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由劳动者的无偿劳动形成的剩余价值。这种表现形式掩盖了现实关系。工资的支付有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计时工资是最适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工资形式，是计时制的一个主要支柱。
以上所说的是一种平均状况。资本家之间也存在竞争，在这种资本家的竞争之间，还存在着一种剩余价值的相对形式：超额剩余价值。由于某个资本家采取了较为先进的技术或机器，他在一定的时间内可以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这样他就比其他的资本家获取了更多的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和一般的剩余价值之间的差额就是超额剩余价值。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会导致一种齐平化，会有越来越多的资本家采取这种先进的技术或机器，加强自己的竞争力，从而超额剩余价值会最终转变为相对剩余价值。由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资本家总是希望降低自己产品的价格而取得这种竞争优势，于是会把从工人身上剥削来的通过延长工作日而得到的异常的剩余价值不包括在商品的出售价格中。
可以看出，剩余价值不是在流通领域中创造出来的，而是在生产领域中创造出来的。但是，剩余价值实现的前提却是在流通领域中，即资本家能够卖掉自己的商品。资本的流通就是G-W-G的周而复始不断进行的运动。这种货币不断地流出和流回的运动，包含了资本的积累，即将剩余价值转化为货币资本，即剩余价值的资本化。
这样，转化为货币的剩余价值也可以有不同的用途：用于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和用于生产的扩大。如果资本家将剩余价值转化的货币全部用于个人消费，那么资本的再生产就是简单再生产；如果资本家将货币化的剩余价值一部分用于个人消费，一部分用于扩大生产，即剩余价值的资本化，那么再生产就是扩大和积累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特征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是扩大再生产，积累就是资本以不断扩大的规模进行的再生产。但是很多资本主义现象依旧可以借助简单再生产展开研究，因为很多时候，形式的变换并不会影响事物的性质和它们之间的关系。
3、资本主义的悲剧
资本主义的悲剧不仅体现在被剥削的工人阶级身上，也体现在资本家阶级的身上。资本主义的特有规律使得资本主义的危机呈周期性的出现。
首先，资本主义的悲剧在工人阶级身上的体现：资本家阶级为了获取剩余价值而对工人进行了残酷的剥削，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家阶级通过延长工作日、通过工人阶级的分工与合作节省必要劳动时间、通过机器的运用增加劳动强度并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缩短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部分，占取工人阶级的更多的剩余劳动等手段。为了节约生产成本而将工人置于极其恶劣、严重危害健康和没有安全保证的环境中，在这种千方百计节约生产资料的情况下又尽其所能地对工人这种人身资料进行了极大地浪费，揭露出资本家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轻易践踏他人的生命的丑恶嘴脸。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促进了工人之间的分工与协作，阻碍了工人生存技能的全面发展，变成了一个局部和片面的人，不仅使得工人的生理出现变化，也使得工人一旦失业，可供选择的机会会越来越少。机器的运用这种技术的变革，不仅会使资本家对不变资本的投入增多，对可变资本的投入减少，还会使得人参与的劳动越来越简单，成年的工资相对较高的男性工人逐渐被排除在工作之外，而雇佣越来越多的妇女儿童，机器的高速运转使得工人越来越被束缚于岗位上，极大提高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工人的个人消费成为生产消费的过程中一件附带的事。于是，剩余价值的积累必将导致工人阶级的相对过剩，解决相对过剩人口的办法有将他们迁移到国外，但是资本家阶级是不愿这么做的。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资本的生产会有一个突然的爆发时期，这个时候就需要这种相对过剩人口及时地进行补充，于是他们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后备军，陷入悲剧又不能摆脱悲剧。同时，这种过剩人口对于正在工作的工人也有着负面的作用：第一，这种相对过剩人口的最底层陷于需要救济的赤贫的境地，他们成为现役劳动军的残疾院和产业后备军的死荷重，它的生产包含在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中，和相对过剩人口一起，形成财富的资本主义生产和发展的一个存在条件，是资本主义的一项非生产费用，但是资本家阶级将这种费用转移到现役工人阶级身上，这是对他们的进一步剥削；第二，这种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使得工人阶级陷于一种危机中，时时担心自己丢失工作被替换掉，这就使得他们的工资即使被压低到他们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之下，他们也接受。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是，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正比，同时，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
其次，资本主义的悲剧在资本家阶级身上的体现：在资本的积累中，还存在着资本集中。社会资本的增长是通过许多单个资本的增长来实现的，积累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资料和对劳动的支配权的不断增长的积聚，另一方面，表现为许多单个资本的互相排斥：资本家剥夺资本家。许多小资本转化为少数大资本，较大的资本战胜较小的资本，竞争的结果总是许多小的资本家垮台，他们的资本一部分转入胜利者手中，一部分归于消灭，这样，很多小的资本家也会沦为无产阶级的大军中，进一步扩大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
三、 资本家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产生
从马克思考察的那个历史环境来看，资本家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产生可以首先通过这两个阶级的特点入手。资本家阶级是拥有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人，而劳动者是除了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力以外自由地一无所有的人。可以看出，要探究的问题是：一方面，一部分群体的财产从何而来，另一方面，另一部分群体的财产又是如何被剥夺的。劳动者对他的生活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私有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产生出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这种事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地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推动作用的首要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活资料分离，被当做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削，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掠夺教会财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剥夺方法，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氏族财产转化为现代私有财产。这些方法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合并，为城市工业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这些被暴力剥夺了土地，被驱逐出来而变成了流浪者的农村居民，由于古怪的和恐怖的法律，通过鞭打、烙印和酷刑，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须的纪律。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在17世纪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和保护关税制度，利用国家权力（即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
资本家从何而来，可以追溯到租地农场主的产生，他本来是介于地主和雇佣工人之间的管事，后来为租地农民所代替，然后这种租地农民发展为半租地农场主，最后发展为租地农场主，对农村居民进行剥削。15-16世纪的农业革命就以同一速度使农村居民变穷，使租地农场主变富，他们应该就是最早的资本家阶级。
四、 产业资本的运动—资本的循环和周转
产业资本的运动包括产业资本的循环和周转。产业资本又包括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产业资本指的是在总循环过程中采取而又抛弃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的形式并在每一个形式中执行相应的职能的资本。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只是指产业资本的特殊的职能形式，产业资本是依次采取所有这三种形式的。产业资本的循环指的是产业资本以它的货币形式即作为货币资本形成自己的出发点和复归点，它的公式是：G-W•••P•••W`-G`，以货币形式作为出发点又以货币形式作为复归点，最明白地表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由公式可见，产业资本循环的总过程表现为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成为流通过程的中介，反之亦然。实际上，任何一个单个产业资本都是同时处在所有这三种循环中，这三种循环，三种资本形态的这些再生产形式，是连续地并列进行的。资本的周转总是以货币形式或商品形式的资本价值的预付开始，并且总是使循环中的资本价值回到它预付时的形式，所以在考察资本的周转时，由于商品资本是已经增殖了的资本价值而不是预付资本，所以商品资本的循环是不适用的。
（一）、资本循环
1、产业资本的三个资本的循环
（1）货币资本的循环
货币资本的循环是产业资本循环的起点，产业资本是以它的货币形式即作为货币资本形成自己总过程的出发点和复归点的，因为资本家首先是拿着货币作为买者出现在市场上的。货币资本循环的公式是：G-W•••P•••W`-G`。这包括三个阶段：G-W、P（生产资本的职能）、W`-G`，即两个流通阶段和一个生产阶段。
在G-W这个阶段上，G执行货币职能，购买W（商品），这种商品包括A（劳动力）和Pm（生产资料），它们之间有一个适应的量的分配。这个过程也就是买者以货币形式预付的价值，现在处在一种实物形式中，在这种形式中，它处在具有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能力的生产资本的状态或形式中。
第二阶段是生产资本发挥职能的阶段。第一阶段的直接结果是以货币形式预付的资本价值的流通的中断，通过从货币资本到生产资本的转化，资本价值取得了一种实物形式，这种形式的价值不能继续流通，而必须进入消费，即进入生产消费，对这种价值的消费过程实际上就是转移价值和创造价值的过程。
第三阶段是W`-G`，经过第二个阶段后，创造出的商品W`的价值已经高于之前的预付资本G的价值了，于是作为商品资本存在，即作为直接由生产过程本身产生的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的职能存在形式，资本在商品形式上必须执行商品的职能。W`表示一种价值关系，表示它的价值由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构成。
这三个阶段完成后，在终结时发生变化的，不是预付价值的形式，而只是它的量。货币资本的公式如果更加详细地反映货币资本的价值部分的变化的话，可以用公式的分解来说明：G-W(A、Pm)••P•••W`(W+w)-G`(G+g)。（w是剩余劳动产品，g是剩余劳动产品w转化为货币的价值形式）。
货币资本的循环是周而复始的进行的，所以这种周而复始的循环可以用公式表示出来：
【G-W•••P•••W`-G` . G-W•••P•••W`-G` . G-W•••P•••W`-G` ••• •••】 。可以看出，在货币资本开始自己的第二次循环时，生产资本的循环P•••P`和商品资本的循环W•••W`就已经出现。当货币资本的一个循环结束得到的G`被用于资本主义生产时，那么它一旦形成，便转瞬即逝，只是作为为了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货币，执行产业资本的职能，一旦重心变成这个，那么这个循环的过程就可以看做是生产资本的循环，即：P•••P`。
（2）生产资本的循环
生产资本循环的总公式是：P•••W`-G`-W•••P。这个公式表示生产资本职能的周期更新，也就是表示再生产，也表示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剩余价值的周期再生产，也表示出了处在生产形式上的产业资本不是执行一次职能，而是周期反复地执行职能。
这个公式所代表的资本价值变动部分还可以分解为如下详细的公式：
（好吧，图片也没有显示出来）
对于剩余价值的消费方式决定了资本的再生产是简单再生产还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
（3）商品资本的循环
商品资本循环的总公式是：W`-G`-W•••P•••W`。
W`是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循环的产物和前提，是以商品形式增大了的资本价值开始，因此它一开始就不仅包含存在于商品形式中的资本价值的循环，而且包含剩余价值的循环，既是补偿生产资本的那部分产品的运动，又是形成剩余产品的那部分的运动。在所有情况下，W`总是作为一个商品资本来开始循环。
2、产业资本循环的时间
资本完成它的循环的全部时间，等于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之和。生产时间是资本在生产领域停留的时间，流通时间是资本在流通领域停留的时间。
在生产时间内，资本生产使用价值并自行增殖，因而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尽管它也包含这样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内，资本是潜在的，或者也进行生产但不自行增殖。
在流通领域中，资本是作为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存在的。
流通时间和生产时间是相互排斥的，资本的流通时间，一般说来会限制资本的生产时间，从而也会限制它的价值增殖过程。限制的程度与流通时间持续的长短成比例。
（二）资本周转
资本的周转也是考察资本的运动，但是对它的考察的侧重点不同于资本的循环，对资本周转的考察比较注重资本流通时间和生产时间的分配，这种分配对于预付资本的投入会产生影响。资本周转的速度对于剩余价值的影响也会产生影响。
通过对生产资本的价值流通的分析将生产资本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两种形式，流动资本还划分为流动可变资本和流动不变资本。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是资本由流通过程得到的，并且会对资本周转的形式发生影响。固定和流动这两个词主要是由资本的价值流动的方式决定的。固定资本即劳动资料，如机器、厂房和设备等，这些资本每次全部加入生产过程，但是它们的价值却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转移到产品价值中去的，在生产结束后，它们还以实物形式束缚在生产领域中。流动资本分为流动可变资本和流动不变资本，它们的价值在生产过程中全部转移到劳动产品中去，因此要在实物形式上不断更新，要固定在生产过程中。流动不变资本是由辅助材料和原料构成的那部分不变资本的价值。流动可变资本则是劳动力，将它的价值的等价物通过劳动过程追加到产品中去，而且还将一个超额剩余价值追加到产品中去，可变资本的实物形式由生活资料构成。投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上的流动资本的价值，要和由固定资本的大小所决定的生产规模相适应。预付资本的极大部分是由其再生产时间从而周转时间形成一个持续多年的周期的那种固定资本构成，预付资本的价值必须完成一个包含多次周转的周期，而这个周期是由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寿命决定的，从而是由它的再生产时间或周转时间决定的。但是，由于流动资本在一年内已经周转多次，所以一年内周转的资本价值还是能够大于预付资本的总价值。剩余价值的创造，从而预付价值额的资本化，是产生于价值同创造价值的力的交换，是产生于一个不变量到一个可变量的转化。
资本的周转时间由资本的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决定的，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又是连续进行的，不发生中断，那么这就要求产业资本始终只能有一部分实际上加入生产过程，当一部分处在生产期间的时候，另一部分必须总是处在流通期间。资本周转的这两部分时间的不同关系，对于资本的游离和追加会产生影响。一年周转多次的社会流动资本有相当大的部分，在年周转周期中，周期地处于游离资本的形式，这种游离资本的量总的来说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一起增长。以货币资本形式游离出来的资本，至少要等于投在工资上的可变资本部分，它的最高限度可以包括全部游离资本。
由于剩余价值主要是由可变资本所购买的劳动力创造出来的，所以可变资本的周转速度会影响剩余价值率。剩余价值生产的规律是：在剩余价值率相等时，执行职能的等量可变资本生产等量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率（m`）是剩余价值（m）和可变资本（v）的比值，为m/v；年剩余价值率（M`）则是一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额和预付可变资本的比值，即m*n/v=m`*v*n/v=m`*n，n为一年内预付的资本的周转次数，等于一年内周转的资本/预付资本。剩余价值的产生对于再生产也会发生影响，可以将产生的剩余价值完全用于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即由资本家非生产地消费掉，那么资本家的生产就是简单再生产，即和上一阶段的生产规模相同；剩余价值还可以积累，即资本化的剩余价值，这种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可以扩大生产规模、投机和货币积累，从而用于生产消费。从宏观的方面来看，有一个问题是剩余价值借以货币化的货币从何而来？一国的货币主要是由贮藏货币和流通货币构成的，由于货币会磨损，因而每年又需要对货币进行补偿。因而，一部分社会劳动力和一部分生产资料必须用在金银的生产上，金的生产者也会有剩余价值形成，因此他们会将大于预付资本的金投入市场，正好可以消费掉商品生产者多投入到市场上的剩余劳动产品。
（三）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
社会资本的运动是由社会资本的各个独立部分的运动的总和，即各个单个资本的周转的总和构成，这个总过程，既包括生产消费（直接的生产过程）、个人消费，也包括作为其中介的形式转换或变换。一年中生产的产品的价值有年产品价值和年价值产品之分，年产品价值指的是一年中生产的产品的价值，其价值构成部分有：固定资本转移的价值部分、流动资本的价值和流动资本中的可变资本创造的剩余价值，而固定资本其实是之前创造出来的，因此这个价值中包括以前年份中创造出来的价值部分；年价值产品则不包含固定资本的价值转移部分，它的价值部分都是该年转移和创造出来的。
在市场上有一种特殊的商品存在，那就是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当劳动者将自己的劳动力当做商品出卖时，他作为卖者出现在市场上，而资本家则作为买者出现在市场上。工人阶级还需要用工资来购买生活资料，这些生活资料是资本家将他们的劳动力作为生产资本在劳动过程中制作出来的，他们此时作为买者出现在市场上，而资本家则作为卖者出现在市场上。
对于年产品的使用包括生产消费，也包括个人消费，这种消费包括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再生产（即维持），因而也包括总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再生产。商品资本的运动（即W`•••••W`）正是要说明这个总产品W`的每一个价值部分会变成什么，因此分析圣品资本的运动可以让我们认识社会再生产的条件。社会再生产有两个部类：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对应的分别是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和消费资料的生产部门，马克思将生产资料的生产称为第一部类，将消费资料的生产称为第二部类。这两个部类的再生产依旧是需要资本家预付资本的，即预付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每一部类借助于这些资本而生产的全部年产品的价值，都分成：代表生产上消费掉的、按其价值来说只是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不变资本的价值部分；由全部年劳动追加的价值部分，包括补偿预付可变资本的部分和超过可变资本而形成的剩余价值的部分。所以，每一部类的年产品的价值都等于c+v+m。
社会总资本是怎么运动的呢？这两个部类之间的交换表现出社会总资本的这种运动，当然，这两个部类内部也存在着交换。在分析两个部类之间的交换时，不包括继续以实物形式执行职能的固定资本。产业资本家为了促成他们自己的商品流通而投入流通的货币，无论是记在不变价值部分的账上，还是记在存在于商品中的剩余价值（作为收入花掉）的账上，总是按照各个资本家为货币流通而预付的数额回到他们手中。在简单再生产中，第一部类的商品资本中的v+m价值额，必须等于第二部类的不变资本的价值额。在第二部类中，消费资料可以分为必要消费资料和奢侈消费资料。在简单再生产的前提下，年劳动以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创造的新价值产品（分成v+m），等于年劳动的另一部分生产的产品价值所包含的以消费资料形式再生产的不变资本价值（c）；其次，投入奢侈品生产的预付可变资本，必须等于以必要生活资料形式生产的m中和它的价值量相适应的部分，因而就必然小于整个m。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生产生活资料的社会工作日部分，也就是既把新价值加到生产资料中去，又把它们的生产上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生产资料中去的社会工作日的部分，不外是生产新的不变资本，用来补偿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以旧生产资料形式消费的不变资本。所以，这个产品的全部价值是能够重新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只能够买回实物形式的不变资本。因而，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它既不可分解为可变资本，也不可分解为剩余价值。生产消费资料的社会工作日部分，不生产社会的补偿资本的任何部分，它只生产按其实物形式来说，要用来实现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可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对于固定资本的补偿，在还不必用实物进行补偿之前，固定资本价值或它的个别要素的价值在货币形式上的再生产和储存，只有在这些货币再转化为固定资本的新的要素，以便补偿它的寿命已经完结的要素的时候，它才失去货币储藏的形式，从而再能动地进入以流通为中介的资本再生产过程。在第一部类中，有一些生产部门的固定资本正好要以实物形式得到补偿，而另一些生产部门的固定资本的补偿仍须以货币储存的形式得到积累，这两者之间是会发生变化的，如果在寿命完结的固定资本和以旧的实物形式继续起作用的固定资本之间的比例发生变化，比如说增多，那么生产资料的生产总额在这个场合必须增加，反之亦然。这种情况，只有用不断的相对的生产过剩来补救。
而对于积累和扩大的再生产来说，分为第一部类的积累和第二部类的积累。也就是第一部类不再将自己的剩余价值m全部用于消费，还用于购买生产资料和以货币形式储存剩余价值。第一部类的资本家通过相继出售剩余产品，形成了货币储藏，形成了追加的可能的货币资本。为了从简单再生产过渡到扩大再生产，第一部类的生产要能够少为第二部类制造不变资本的要素，而相应地多为第一部类制造不变资本的要素。这样，就会导致第一部类的货币资本过剩，第二部类的再生产不足，而第二部类未能卖出去的消费资料必须由自己消费掉。资本主义积累的事实打破了简单再生产中的那种平衡。
做笔记还是很费时间，方法还是要不断地调整。写总结感觉更加是书本内容的一种关联性的总结，因此可以在总结的时候发下很多自己没有主意因果关联的地方，然后通过这种总结可以增加思考。但是这次总结写到最后，又感觉到了一种疲倦感，所以有一种堆砌知识点的感觉。希望以后再总结的时候，能够克服自己。还有就是希望年后自己的读书状态可以更好、更努力地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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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11—12.09号读书汇报
书单：
《马恩选集》1、2、4卷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资本论 第一卷》在读
汇报内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马克思、恩格斯根据摩尔根的研究，指出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发展。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而生产包括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这两种生产内容又分别反映在劳动的发展阶段和家庭的发展阶段上。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这两种生产的制约。由于家庭的发展对于人类历史时期的划分没有提供显著的标志，所以摩尔根根据生活资料生产的进步，将人类已经发生的历史和正在经历的时代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而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则集中在史前时代，即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以及它们向文明时代的过渡。根据摩尔根的分期法，这三个时代中又划分出低级、中级和高级阶段。蒙昧时代是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工产品主要是用做获取天然产物的辅助工具（获取）；野蛮时代是学会畜牧和农耕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增加）；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进一步加工）。
一、家庭的起源 [群婚————个体婚制]
在不同的时代中，有不同的家庭形式的存在，由于同一历史时期不同地区发展程度不均衡，不同的地区由于生产力的差异，生活在不同的时代阶段上，因此，可以循着那些较为原始和落后的社会的家庭形式，发现人类社会家庭形式发展的一个脉络。虽然其中的界限不是那么分明，但大体上可以指出蒙昧时代的家庭形式是群婚，野蛮时代的家庭形式是对偶制，文明时代是专偶制。而人类家庭形式的发展是经历了群婚制向个体婚制的一种发展趋势。
追溯到人类历史发展的最初期，是正在努力脱离动物状态的原始人类，为了在发展过程中脱离动物状态，需要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而要这种集体形成较大且持久的集团，则需要成年雄者相互宽容、没有嫉妒，而群婚比较符合这种状态，因此，最古老、最原始的家庭形式是群婚，即整群的男子与整群的女子互为所有，在这种家庭形式中，很少有嫉妒余地的婚姻形成，反映的是一种杂乱的性关系时期，即通行的禁规在那时没有效力，比方说兄弟和姐妹、父母和子女的性关系是允许的。从这种杂乱的性关系的原始状态中，大概很早就发展出了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制家庭和专偶制家庭。血缘家庭是家庭的第一个阶段，它排除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相互的性关系，一对配偶的子孙中每一代都互为兄弟姐妹，正因为如此，也互为夫妻。走出血缘家庭的第一步是级别婚，这种形式的典型地区是澳大利亚黑人的级别婚，整个集团相互结婚，它是群婚的低级的、原始的形式，形成一种排斥他人的关系，排斥级别以外的人的性关系，反映的是排除同胞的（即母方的）兄弟姐妹之间的性关系，于是群婚在这里也开始消亡。普那路亚家庭是群婚的最高的发展阶段，它排除了旁系兄弟姐妹之间相互的性关系。级别婚和普那路亚家庭的产生说明对近亲繁殖的限制，这种意向是自发地摸索着进行的，并没有明确的目的意识。在这种关系中，可以看出一个女子是可以和多个男子发生性关系的，多个男子也可以和一个女子发生性关系，只是当中的禁规越来越多了，排除了父母与子女、兄弟与姐妹之间的性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女子知道自己亲生的孩子是谁，但是男子却不能够，因此它对应的是母权制社会（在这种社会中还没有出现权力与义务的区别），即世系只能从母亲方面来确定。普那路亚家庭是引出母权制氏族的现成的出发点，这种母权制氏族可以确立一个共同的女始祖，她的后代组成了氏族的成员。这种社会对应的是共产制家户经济，这种经济意味着妇女在家内的统治。
由于婚姻禁规越来越复杂，次第排斥亲属通婚，妇女也在群婚制的形式中感到了屈辱，因此开始赎买自己的贞操，群婚形式就越来越不可能，就被对偶制家庭排挤了，形成一对暂时松散地结合的配偶。这种对偶制家庭，本身还很脆弱、不稳定，在成对配偶制中，群已经缩减到它的最后单位，仅由一男和一女组成，孩子的父母是可以确定的，这种形式是自然选择的作用充分发挥的结果，但到了这种程度，它无事可做了，需要有新的社会动力发生作用，要不然成对配偶制中就没有任何根据产生新的家庭形式了。这种新的社会动力在东大陆体现出来了，这种新的社会动力首先从财产的继承问题反映出来。在东大陆，家畜的驯养和畜群的繁殖，开发出前所未有的财富的来源，这些财富在满足生活所必需之后还有剩余，可以进行交换，人们的生产活动多样化，已经不能由同一个人来进行了，于是产生了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生产分为手工业和农业两大主要部门，便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增大，使得战争之后不再将敌人纳入氏族或驱赶出去，而是将他们变为奴隶，这样，就出现了自由民和奴隶的差别以及穷人和富人的差别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由生产力的提高所创造出来的更多的财富最初是归氏族所有的，而生产力的提高主要是男子的功劳，这要追溯到男女两性的分工上（这种分工是最初的唯一存在的分工形式），男性的地位得以提高，但是由于母权制氏族的原因，男子的财产的继承权是归他所在的氏族享有，而他的子女则属于自己妻子的氏族，这样一来，他自己的亲生儿女就被剥夺了继承权，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而化解这一矛盾就需要引发一场革命：废除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这一革命就这么容易地发生了，因为]它并不需要侵害到任何一个活着的氏族成员。以后氏族男性成员的子女应该留在父亲氏族内，而女性成员的子女应该离开本氏族，转到他们父亲的氏族中去。丈夫在家中掌握权柄，妻子地位被贬低。确立男子独裁的结果表现在家长制家庭这一中间形式上，这种形式有两个特点：1、把非自由人包括在内 2、确定父权。家长制之间财产的区别，炸毁了旧的共产制家庭公社，以及为这种公社而实行的土地的共同耕作，耕地逐渐向完全地私有财产过渡，这个过程是与对偶制婚向专偶制的过渡平行地发生的。个体家庭开始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了。家长制家庭这种家庭形式表示着从对偶婚向专偶婚的过渡，但这种专偶制只是针对妇女而言的，因为男子要保证妇女的贞操，从而保证子女出生自一定的父亲，妻子便落在丈夫的绝对权力之下了，在这种家庭中，便隐含了妻子与丈夫之间的对立。随着家长制家庭的出现，我们便进入成文史的领域了。家长制家庭公社是一个由群婚中产生的母权制家庭和现代世界的个体家庭之间的过渡阶段，这种家长制家庭公社也是实行个体耕作以及起初是定期的而后来是永久的分配耕地和草地的农村公社或马尔克公社从中发展起来的过渡阶段。这种针对妻子的专偶制是建立在丈夫的统治之上的，这种婚姻关系要牢固得多，不能由双方任意解除了。这是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产生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
这个过程表明：群婚制传给文明时代的遗产是双重的：专偶制（包含夫妻间的对立、丈夫淫游制、妻子通奸）、淫游制（最极端形式：卖淫）。这样也导致了男子对自己后代的不确定性，于是产生了用法律来约定的一种需求。
恩格斯对专偶制的未来预测是：专偶制不会消失，即使专偶制迄今存在的经济基础（私有制）不可避免地会消失，只有那时，专偶制才能完全地实现，对于男子也将成为现实，因为随着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雇佣劳动、无产阶级，从而一定数量的妇女为金钱而献身的必要性也将不存在了。个体家庭就不再是社会的经济单位了，私人的家务变为社会的事业，在这里，一个在专偶制发展的时候最多只处于萌芽状态的新的因素—个人的性爱开始发挥作用了。
二、国家的产生
国家是在氏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且取代了氏族，由于氏族不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所以走向了灭亡，而国家由此产生了。为了探讨国家产生的必然性，就需要对氏族的产生、氏族的特点和氏族的适用范围有一个清楚的了解。
氏族是一切野蛮人所共有的制度，是国家产生以前的社会制度。
氏族的命运与社会分工息息相关。而在历史上，共出现了三次社会大分工。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是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游牧部落生产的生活资料数量和种类都丰富得多，这就第一次使得经常的交换成为可能，由此，各不同部落的成员之间进行交换以及把交换作为一种经常制度来发展和巩固的一切条件都具备了。当畜群成为特殊的财产（即其他产品的一般等价物的时候），个人交换便越来越占优势。在这种部落中，为了繁殖牲畜，需要栽培牧草和种植谷物，耕地仍然是部落的财产，最初是交给氏族使用，后来由氏族交给家庭公社使用，最后交给个人使用，他们或许对耕地有一定的占有权，但是没有更多的权利。一切部门（畜牧业、农业、家庭手工业）中生产的增加，使人的劳动力能够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产品，同时，这也增加了劳动量，于是，产生了对新的劳动力的向往，而战争则提供了这种劳动力，俘虏变成了奴隶。这样，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随着畜群和其他新的财富的出现，便发生了对家庭的革命。家庭内的分工决定了男女之间的财产分配。这种分工内容和以前一样，但是它现在却颠倒了以前的家庭关系，确立了男子在家内的统治。妇女只从事无足轻重的家务劳动，男子的劳动就是一切，是财产的来源，妇女只参与享用却不占有，由此，男子的统治地位得以确立。随着男子在家中的实际统治的确立，实行男子独裁的最后障碍便崩毁了。这种独裁，由于母权制的倾覆、父权制的实行、对偶婚制向专偶制的逐步过渡而被确认，并且永久化了。
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是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由于生产技术的进步，，如此多样的生产活动已经不能由同一个人来进行了，由此生产分为手工业和农业这两大主要部门，便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以及随之而来的贸易。这样，除了自由民和奴隶的差别外，还由于对财富的贪欲，出现了富人和穷人的差别。各个家庭家长之间财产的区别，破坏了各地保存的旧的共产制家庭公社和其中实行的共同耕作，耕地向完全的私有财产的过渡是逐渐进行的，是与对偶婚制向专偶制的过渡平行地发生的。个体家庭开始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了。住得日益稠密的居民，对内和对外都不得不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亲属部落就开始结盟和融合为一个民族。这样的民族带有军事性，因为通过战争，人们可以掠夺财富，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在这些民族那里，获取财富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军事首长、议事会和人民大会构成了继续发展为军事民主制的氏族社会的各机关，掠夺战争又加强了最高军事首长以及下级军事首长的权力，习惯性地从他们的后代中选出后继者的方法逐渐转变为世袭制，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的基础奠定下来了。这样，整个氏族制度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它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务的部落组织转变为掠夺和压迫邻近部落的组织，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变为独立的、压迫和统治自己人民的机关了。这样，就走到文明时代的门槛了。
文明时代巩固并加强了已有的分工，并且又加上了一个第三次的、它所特有的、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它创造了一个不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它在文明时期获得了大量的财富和相应的社会影响，因此取得了越来越荣誉的地位和对生产的越来越大的统治权。财富的表现形式有商品和奴隶、货币财富，以及地产财富。但是个人对原来由氏族或部落给予他们的小块土地的占有权，现在变得如此牢固，以致这些小块土地作为世袭财产而属于他们了。而商人力求实现摆脱氏族公社索取这些小块土地的权利，但是即使摆脱了，不久之后他们也失去了新的土地所有权，只要土地是氏族的财产，这种可能性就不存在。当新的土地占有者彻底摆脱了氏族和部落的最高所有权这一桎梏的时候，他也就挣断了把他同土地密不可分地连在一起的纽带。这意味着土地现在成为可以出卖和抵押的商品了。财富迅速地积聚和集中到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手中—财富贵族。于是，按照财富把自由民分成各个阶级，而奴隶的强制性劳动构成了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所赖以建立的基础。在这种社会变革中，它由于全部经济生活条件而分裂为自由民和奴隶，进行剥削的富人和被剥削的穷人，氏族制度面对各种兴起的新因素，显得软弱无力，现存的社会再也不能调和这种对立，反而使这些对立日益尖锐化。一个这样的社会，只能或者存在于这些阶级相互间连续不断的公开斗争中，或者存在于第三种力量的统治下。这第三种力量似乎站在相互斗争着的各阶级之上，压制它们的公开的冲突，这第三种力量就是国家，氏族制度过时了，它被国家代替了。
国家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兴起的三种主要形式是：国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雅典是最纯粹，最典型的形式；或者是氏族社会变成了封闭的贵族制，四周是众多的平民，平民的胜利炸毁了旧的氏族制度，并在它的废墟上面建立了国家，而氏族贵族和平民不久便完全融化在国家之中了，比如说罗马；或者是国家是直接从征服广大外国领土中产生的，氏族制度不能提供任何手段来统治这样广阔的领土，如战胜了罗马帝国的德意志人。
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它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在历史上的大多数国家中，公民的权利是按照财产状况分级规定的，这直接宣告国家是有产阶级用来防御无产阶级的组织，它在一切时期都毫无例外的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武器。
对国家的预测：国家也会消失，这时候，社会走向了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产的真正障碍。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古物陈列馆），国家将不复存在。
感想：
现在依旧会在意笔记的问题，总是在想是做细致一些，还是简单清楚明白一些。做细一些的想法是以后看笔记的时候能够较为全面地把握书本的内容，但是这样做的时候还是挺浪费时间的，但是不做细又会觉得好可惜。做得清楚明白一些会节约很多时间，但是又会漏掉好多内容。本来想法是先做细致一些的笔记，再做一个清楚的简洁一些的内容出来，但是同样会花很多时间。所以还是要慢慢权衡这件事情，希望能有一个让自己满意的做法！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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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读书汇报
书单：《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法律社会学》
《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
《非正当性支配》
《马恩选集第一卷》在读
汇报内容：
社会是纷繁复杂的，许许多多乍看之下无法理清的东西，将其放在具体的历史脉络底下才有可能理解。在上次开展的双周论坛中，提到了韦伯的价值判断、价值中立、价值关联这几个内容，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有所启发的。韦伯将其兴趣放在对社会行动的研究上，这可谓是一种价值判断，是基于研究者自身的价值取向。他认为社会行动是个人基于主观意向，并考虑到他人的行为所作出的行动，是个人在采取社会行动时，对他人有一个期待，于是个人就和他人产生了一种价值关联，多个人之间由于这种相互关系便形成了社会关系。但韦伯强调，在研究的过程中应该坚持价值无涉的立场，即不做价值判断，比如在分析为什么近代资本主义只在西方产生时，通过西方社会与其他的地方进行比较时，他指出，并不是说西方就比其他的地方优越（虽然在文中经常有“只有西方才出现了•••”“只有西方•••”这样的句子，让人感觉到他在表达这些内容时的一种自豪），体现了他的价值中立。
韦伯铺开了一张网，对于社会的分析主要放在了几个领域内：经济、支配、宗教、法律等。并且展现的是一个涉及多地域的社会发展的一个动态过程，将纷繁复杂、乍看之下无法理清的东西，放在具体的历史脉络底下进行理解。韦伯的研究是一种或然性而不是必然性的研究，不是确证而是一种可能性。由于各地的发展进程和发展方向不一，因此以我们现在的眼光看起来相对来说较为先进的事物和较为落后的事物，它们之间的关系并非是一种不断替代的过程，并且也不意味着较为先进的事物的发展源头一定比较为落后的事物的源头晚出现，它可能是一种并存的关系，一种各自不断发展且相互融合或不断界限分明的一个过程，其间的形态是变动不居的。就是因为这种或然性与变动不居，使得对韦伯整体思想的把握是很有难度的。而从他对社会学的几个研究领域中，比较能清晰感受到的，确实是他的理性化，当然，这只是一根线，并不能代表他丰富的内容，而是将这些领域的研究面给串了起来，而这几个领域的研究面本身就是十分丰富的。
一、对理性化的理解
“理性化”可以有不同的含义：
1、可以指冥思苦索的系统论者靠世界观设计出来的那种理性化（通过不断提出各种思辨的问题，并寻求解答从而形成系统化的一以贯之的较为完整的体系）
2、通过精益求精抽象的概念逐步从理论上把握现实
3、通过精益求精地设计合适的手段，有计划、有步骤地达到某种特定的实际目的。（主观意向+合适的手段+特定的实际目的），这是一个方法过程，而社会行动者会基于目的理性、价值理性的考量，依据这样一个过程展开行为，这样的行为也就是理性的行为。
韦伯在他的社会学中，一贯的使用思想上两级的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这个对称观念作为分析的范畴，韦伯认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是建立在这个两级观念的紧张性之上。形式理性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直观式的形式主义，是可以直接感受到的；一种是逻辑理性，逻辑理性体现了一种逻辑的思维演绎过程，行为不是自发盲目的，而是经过考虑与推断的。实质理性指的是基于诸如伦理、政治、功利方面的考虑所作出的行动。这是两种内容不同的理性类型。
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之间的紧张性构成了社会发展动力的基础，社会是由作为个体的人所作出的社会行动形成的，不同的个体间出于主观意向且相互考虑到而做出的社会行为则形成了了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可分为共同体的组织或结合体的组织。共同体的组织主要是基于非经济取向的共同价值态度发展出来的，根据一种直接感受到的相互凝聚力，基于感情或传统的因素而主观感受到共同属于一个整体的组织（这种社会关系是基于非理性的社会行动而形成的）；而结合体关系则是计较利害，根据对于可达成最佳结果的工具的考虑，基于价值理性或目的理性驱动的利益平衡或利益联盟（这种社会关系是基于理性的社会行动而形成的）。这种社会关系的维持与稳定需要秩序，而秩序的制定与维持则涉及到社会身份结构（支配者—最高支配者即君主、身份团体、行政机构、代表市民利益的团体、市民等）。秩序的制定出于形式的理性或实质的理性考虑而不同。韦伯认为，只要理性化的整体趋势还不断存在的话，而且在没有受到非理性的反动及扬弃的情况下，那么，无论何种实质的理性化追求（在实际上对某一特定目标、具体目的之合理性的需求）都有逐渐被形式性的目的（亦即工具理性）超越的趋势。但是，对韦伯而言，任何过程的开展，都包含有人在社会的约束与社会冲突中所表现出来的反复性与间歇性的社会行为（如行动、忍耐、放弃）。因此，这种趋势也是变动不拘的。
二、法律社会学
韦伯考察的是理性的社会行动，理性的社会行动的决定因素有价值理性因素和目的理性因素，而出于这两种不同的因素的考量制定出来的法律则为实质理性法律与形式理性法律。实质理性法律指的是法律建构的担纲者的目标是找出一种最能符合其权威之实用-功利的、伦理目的的法律类型，伦理要求与法律规定的结合，将形式模糊地纠结在一起。形式理性法律指的是一种体系化的、毫不含糊的、合于目的理性所创造出来的、形式的法律，这种法律不仅能排除传统的束缚和恣意，并且主观的权利也因此只能以客观的规范为其唯一的根源，也就是一种让行动者可以依据，在采取行动之前借助这种依据而能够预想到可能的后果的一种法律，让行动者有一个形式上可供参考的规范，这就要求这种依据是比较稳定、清晰、且自成体系的。这种形式理性的法律体现在法律机制的运作和裁判两方面。法律的形式主义要求法律机制像一种技术和理性的机器那样运作，并且保证各个利害关系者在行动自由上、尤其是对本身的目的行动的法律效果与机会加以理性的计算这方面，拥有相对最大的活动空间。形式的裁判，以其不可避免的抽象性格，处处伤害了实质公道的理想。法律可能为理性或非理性的，在形式上，其为非理性的情形是：为了顺当处理法律问题而使用理智所能控制之外的手段，譬如诉诸神谕或类似的方式；在实质上，其为非理性的情形是：全然以个案的具体评价（无论其为伦理的、感情的或政治的价值判断）来作为决定的基准，而非一般的规范韦伯认为，现行的有效的法律会越来越带有形式理性的性格，而实质理性的性格将会逐渐被削弱，法律因此随时都可以合目的理性地加以变更、在内容上不具任何神圣性，而成为一种技术性的机制。
法律的形成与演变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原始法律带有法律二元性，在氏族或家族内部是不存在主观请求权的，只有氏族之间才发现了主观的请求权和处置的萌芽，且处置的方式借助的是非理性的巫术手段。当氏族被其上的一个更大的政治团体进行统治时，一开始，政治团体依据的是属人法原则，对不同氏族成员依照其氏族的法律规范进行处置，后来由于种种矛盾而出现了对政治团体统一的规范的需求（如罗马在市民法之外又设置了万民法），属人法原则逐渐为属地法原则所取代，借着合理的国家机构所特有的那种权力划分产生出“公法”的概念，由此出现了公法（即非家内法）与私法的分离。公法从广义上来说包括三部分内容，即公家机构中的法创制（立法）、法发现（司法）与统治，在家内支配的条件下，这三者之间的区别是含糊不清的，到了家产君主制，这三者之间的界限就此打破。而法创制、法发现与统治的担纲者也经历了一个理性化的发展过程：按照理论上的“发展阶段”整理的话，是从“法先知”的卡里斯玛法启示，发展到法律名家的经验性创造与法发现（预防法学与判例的法创造阶段），进而发展到世俗的公权力与神权政治的权利下达法指令的阶段，最后则为接受法学教育者（专门法律家）体系性的法制定，与奠基于文献和形式逻辑训练的专门的“司法审判”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法律的制定经历了从具体到抽象的一个过程，一开始法律条文是单个罗列的，是完全基于经验事实的，这样的法律条文不仅数目浩大，无法穷尽，而且将其运用于实际时，也出现了不能很好地和实际相符等问题，其间就衍生出对法律思维的要求，而理性的法律则全视法律思维往哪个方向理性化：最初步的思维是通则化，即把决定个案的各种典型理由化约成一个或数个“原则”，即“法命题”，由个别个案的分析而获得“法命题”的工作，往往会衍生出进一步的逻辑要求，即体系化，意味着将所有透过分析而得到的法命题加以整合，使之成为相互间逻辑清晰、不会自相矛盾、尤其是原则上没有漏洞的规则体系，这样的体系要求所有可以想见的事实状况全都合乎逻辑地含摄于体系的某一规范之下，以免事实的程序缺乏法律的保障，体系化主要是将法律素材加以编整的一种外在的规划架构。
感想：
1、感觉读书就是热情总的来说会越来越高涨的过程，虽然在遇到读不懂的内容时，确实会比较烦恼，但是坚持读下去可能会发现思路会越来越清晰。现在读书能够带有自己的思考和理解了，这种感觉其实会给人一种愉悦的感觉，特别是有时候在回寝室的路上，有时候会想到今天看了什么，哪一部分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意思，可以怎么理解，然后在脑袋里面过一遍，如果能够自圆其说地理解了，就会很开心。
2、我觉得小伙伴之间的读书劲头对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激励，有时候有些疲倦或者是想休息一下的时候，看看周围的小伙伴挺直腰杆读书或者是奋笔疾书地做笔记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紧迫感，这种感觉不是消极地被动，而是一种积极地主动，会让自己读书状态比较快地恢复过来。
3、在整理笔记方面，以前都是边看边做笔记，现在是看的时候不是很想做笔记，而一般会在一本书结束之后再做这本书的笔记，但是做笔记还是一件很耽误时间的事，不过也确实很有所收获。每当我想将一本书用自己的话表述出来的时候，我发现很难将它全面地表达清楚，并且越是这样，整理笔记反而越痛苦，但是抽出某一方面来说确实好很多，但总觉得漏掉的内容也很丰富，这样做又很可惜。
4、每次的读书汇报也是一种激励，会发现小伙伴的读书热情和思考力度都很高，也会激励自己更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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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20-10月8号
书单：《宗教社会学》
《支配的类型》
《经济通史》
《经济与社会》
《世界的宗教》
《社会科学方法论》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读）
一、合理的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精神是怎么产生的
这个月主要想总结的是韦伯的经济思想中，合理的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精神是怎么产生的，韦伯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经济通史》《经济与历史》《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几本著作中，由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正在读，准备这一部分的内容过两天来加上。
韦伯主要通过西方农业、工矿业和商业的发展史来说明为什么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只出现在西方，他主要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构建制和西方资本精神方面进行分析，并找出其原因。西方合理的资本主义担纲者是近代工业企业，而他们形成的次要条件是：
1、正式的自由劳动
2、市场上的自由交易
3、企业家对所有的物质生产资料的占有
4、经济生活的商业化
5、用于生产的理性的机器技术
6、法律的可计算的裁决和审判
这六个次要前提条件使得韦伯可以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的性质和影响。他用近代资本主义建制方面的最一般前提：即盈利取向的理性资本核算将这六个条件联系了起来，认为它们是在生产企业中达到资本核算的形式理性最大化的主要条件。这种理性的资本主义核算不仅体现在这些结构建制方面，还体现在资本家的生活方式中，企业家们把赚钱作为他们生活的唯一驱动力，即追求财富就是他人生的终极目的，这种经过核算的生活方式是怎样发展出来的，韦伯在《资本主义精神及新教伦理》中对这种现象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们的经济行为达到了形式的合理性，但是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在幸福论者看来却是一种非理性的。
资本主义分为非理性资本主义和合理的资本主义，非理性的资本主义指的是一种非理性且偶然的经济活动，着眼于战利品、租税、利用职权的盘剥、官方高利贷，或者以贡纳、现实的需要为目的而展开的行为，这是一种缺乏计划和资本核算的一种非理性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很早就存在了。合理的资本主义是以市场机会为目标而进行的，利用资本计算制度的经营，拥有合理的劳动组织，并以资本主义方式来满足日常所需，这种资本主义只出现在近代西方。而西方社会的发展正是从这种非合理性的资本主义到合理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过程。
这六个因素是韦伯展开论述时现存的一种既定事实，它们还将往形式上更为理性的方向发展，但是在过去，这些因素是怎么从无到有的呢，韦伯从农业、工矿业和商业的发展中探求其答案，并追溯到原始的农业、工矿业和商业，由此展开，铺开一张横纵交错的网，进行不同的历史时期以及东西方的情况和发展的对比，从而分析出西方合理资本主义所具备的前提条件，以及他们是怎么产生的。
韦伯首先从农业开始，农业中具代表性的是庄园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庄园领主逐步取得了对隶农、奴隶、债务农和自愿投靠的人的土地领主权、人身宗主权和司法权，使他们为满足领主阶级的生活方式而被束缚于土地上，这种农业组织制度带有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强烈倾向，表现在为市场生产的种植园经济和地产经纪上，种植园经济是殖民经济的特征，由于奴隶成本越来越高，种植园经济瓦解，奴隶制也随之崩溃了。由于地产经济是一种大规模的资本主义产业而将小农排挤出土地。由于庄园制内部和外部的原因，庄园制最终瓦解。庄园制和种植园经济的瓦解以及地产经济的发展代表了封建土地制度的废除，他们推动了近代农业制度的产生并将农民从土地上或领主手里解放了出来。这就为近代合理的资本主义的产生创造了正式的自由劳动力的条件。
接着韦伯谈到了工业，这一部分他论述的主线是从中世纪的手工业行会到最早的工厂的发展过程。手工业行会（制定的各种政策都是为了防止行会成员手里的资本积累出现差别，想要确保所有社会成员传统的生活水平，因此）限制了自由竞争，它和商人之间的斗争使得商人和农村手工艺人结合起来共同对抗手工业行会，这样家庭工业制逐步得到了发展，家庭工业制的发展促进了发料加工制的发展以及劳动者与物质生产资料的分离，企业家对所有物质生产资料的占有首次出现。作坊生产是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的，它存在的前提是要有最低限度的可靠市场的出现，最初它们是为整治需求和王公贵族对奢侈品的需求而经营的，之后广大群众对奢侈品代用品的需求使得市场得以扩大。而西方的独特之处在于“工厂”的出现，这种工厂是企业主以固定资本进行经营，并且在生产过程中出现了一种资本主义组织，即利用固定资本进行资本主义计算，在作坊内有分工又有协作的一种组织，它引进新原料和新技术。工厂是和手工业、家庭工业制并存的，工厂由于引用新技术和新原料，进行资本核算，以一种更加理性的方式经营，因而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并生产出新产品，而占据了优势地位。在18世纪的英国和19世纪的其他国家，工厂在收益工匠熟悉的领域取代了手工艺匠。新的生产方式体现在技术的应用，在西方，科学有其特殊性，这些技术与科学结合起来，进一步推动了技术的改革与进步，财货的生产因此从一切传统的束缚解放出来，而处于自由活跃的智力支配下，并且由于专利法的保护，更进一步地激发了创新的热潮，从而更大程度地解放了生产力，使得用于生产的理性的机器技术得以具备。（而这些新技术的创造最初是和矿业有关的（煤和铁的应用，使技术与生产所可能发挥的潜力，从有机材料固有的束缚解放出来，而使得人类的生产力扩大；利用蒸汽机使生产过程机械化，从而使生产由人类劳动的有机限制中解放出来。）
接着韦伯谈到了商业的发展，中世纪时期的商品贸易都是一种高风险的行当，之后出现了保护他们的法律，固定市场的出现，为了保护商人而从他们身上获得利益，政治当局出台了法律保护他们，但这种保护是很困难的，这方面的一个进步就是出现了固定市场，，当地的政治当局出售市场特许权，同时对运输和建立市场场地加以整治管制，由于商人对当地政府官员的依赖，这些外贸的条件终归不是合理的。这些贸易不是西方独有的，在中世纪的末期，由于受工厂的影响，西方世界一个显著的发展是坐商的出现，这种贸易通常就具有零售的性质。除此之外，在中世纪随着集市交易的兴起而出现了批发贸易的萌芽。在初期，集市贸易是易货交易，在相当长的时期后才出现了更加现代化的商业企业形式。合理的商业终于在整个经济活动范围内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首先出现了数量的计算，随着计算技术的引入和运用，西方世界成了货币计算最成熟的地方，这是进行理性的资本主义核算的一个前提条件。贸易公司的发展也使得最初形式是卡孟达，它被视为家庭企业，所以家庭的账簿和资本交易账簿是不加区别的糅合在一起的，在卡孟达这种不是常设的组织中，发展出了常设的企业，与此同时还出现了规制商业关系的民法，结果贸易活动成了独立于家庭预算经济的一部分，使得资本主义商业活动能够以更理性的方式进行核算。
农业、工业、商业的发展纷繁复杂，其中孕育着很多种发展形态，它们不是互相取代，而是共存并且按照自己的性格发展出不同的模样，唯有理性化的趋势是唯一确定的。这些方面的发展使得近代西方合理的资本主义建构所需要的因素渐趋清晰，最终产生出一个契机，形成了近代西方合理的资本主义。
二、支配的理性化
一）与支配有关的各主体关系的分析
由于社会的形态及其发展过于复杂，如果一开始就试图将这种错中复杂的关系理清是非常难的，韦伯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行为，并且始终是一个或一些个别人的行为。
所以我企图这样理解，来说清楚自己想要汇报的内容：谈到支配，它的核心是某些特定的命令会得到一群人服从的可能性，由于涉及到发布命令的主体，该主体会依据自己的主观意向并考虑到服从者而采取社会行为；服从命令的主体，该主体也会依据自己的主观意向而考虑到发布命令的主体而采取社会行为，因此两者之间都具有其主观意向且互相考虑到，这就产生了一种社会关系，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往往不是简单的发布命令与服从命令，由于支配者拥有权力的正当性的基础不同，因此和被支配着之间也会产生不同的社会关系，而两者出自于各自利益的考量，往往可能衍生出一种斗争形态，这个时候，支配者会倾向于借助一个行政管理干部或由多个人组成的行政管理干部组织来削弱原先的被支配者的力量，进而使自己的权利得以维持和稳定，而此时，被支配者会依据支配者的这些行为作出自己的行动来限制这种削弱。而支配者借助的这个机器—行政管理干部组织，它的结构也是有多种类型的。这是一种发展完整的结构，并非是每一部分都存在的。
二）支配的“理想类型”及其与经济的关系
韦伯在研究时，惯用的方法是“理想类型”，企图将一种纯粹且界限分明的概念呈现于人的眼前，之后再将其还原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进行分析，很明显，这些纯粹类型在现实生活中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复杂的现实往往是这些纯粹类型的混合或者是变种，但借助这些纯粹类型，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和理解现实和社会。
支配的“理想类型”有：卡理斯玛型支配、传统型支配和法理性支配。在先理性化的时期中，人们的行为取向几乎全由传统和卡里斯玛决定。
1、传统型支配指的是确信传统的神圣性，根据传统行使支配者的正当性。
最基本的类型是长老制和家父长制，这两种往往是并存的，在这种支配中，支配者没有个人的干部，他和被支配者的关系是“伙伴关系”，统治权的行使要顾虑到所有成员的利益。当这种统治开始发展出特别的行政机构及武装力量，且这两者成为支配者个人的工具时，家产制即可能产生，家产制的最高度发展是独断独权的苏丹制。在家产制中，支配者权威变成个人窃为己有的权利并将其予以分割，支配者和团体成员变为“子民”的关系。由支配者个人来处分管理权，官员和其执行职务的行政工具是完全分开的。
家产制的类型之一是身份制团体，管理干部得以处分特定权利及相应的经济利益。在身份制支配中，支配者选择其管理干部的权利受到限制，职位或者领主权力被身份团体所占有，由个别管理人员来处分职位、物质的行政手段和命令权，身份团体拥有其自主性，行政机构的费用由在职者从自己所占有的资源中来支付。身份制的占有通常意味着至少有部分的管理机构工具是为其干部所占有，拥有管理权力的人控制着管理机构的工具，这样的团体并没有属于自己的管理干部，特别是缺乏一群有独立管理权力和正式训练的官僚。
传统型支配的财政措施和管理执行的一般性格往往限制了理性行为的发展。家父长制及家产制的内在倾向是用功利、福利或绝对的价值等名目来规范经济行为，摧毁了导向专业法律秩序的形式上的合理性。只有当家产制君主为了自身的权利及财政的利益，发展出一套合理的管理制度及随之而兴起的专业技术的官僚，这种形势才会有基本的改变。
2、 法理性支配指的是法令、规章合乎于法律，行使发号施令的权利，在这种支配中，支配 者（上级）也服从无私的法令和程序，服从支配的人是以组织成员的身份而服从，服从的是组织的“法律”，组织成员服从的是一个无私的法律而非他人，在职者不占有该正式职位。
法理性支配的实施有多种不同形式，最清楚可辨的支配结构是官僚制。官僚制组织的最高行政首长是由占有、选举或继承的方式而享有支配地位，最高权威底下的整个管理干部是由个别任命的官员组成，这些官员有明确的“权责”且受过专业化的训练，这样构成了一元化领导的官僚制，是一种纯粹官僚型的组织，这种组织可能获得最高的效率。在所有领域中，“现代的”组织形式的发展即是官僚制行政组织的发展与不断地扩散，官僚行政系统之所以优越，主要是因为专业知识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资本主义对官僚系统的发展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没有官僚制度，资本主义不可能发展，在资本主义的卵翼下，其发展造成稳定的、严格的、密集的、可计算的行政系统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在近代阶段的发展需要官僚系统。资本主义反过来也为官僚化的管理组织提供了最理性的经济基础，并使后者发展成最理性的形式。从财政观点而言，资本主义提供了必要的货币形式的基础。
理性官僚制的精神包括人对其自身处境安全的考虑而需要一种形式主义，使得人在做出某项行为时，能预见其可能的后果；行政官员倾向于从一种实质上功利主义的观点，也就是从被支配者的福利观点，来看待其行政功能，这种功利主义一般以形式的、规律性的措施表达出来，因此也具有形式主义的精神。
3、卡理斯玛型支配指的是对个人及他所启示或制定的道德规范或社会秩序的超凡、神圣性、英雄气概或非凡特质的献身和效忠，这是一种非日常性的支配形式，与理性的特别是官僚型的支配和传统型支配对立。卡里斯玛的妥当与否的决定性因素是被支配者对卡里斯玛的承认与否，这种卡里斯玛可能丧失。卡里斯玛共同体是一个臣服于卡里斯玛的支配团体，以感情性的“共同体关系”为基础，与其支配者形成一种共产主义式的关系。卡里斯玛领袖的管理干部并非受过技术上的训练的“官员”。这种支配没有行政组织（机关）的存在，只有许多支配者的代理人，其卡里斯玛由支配者提供或自己拥有。
纯粹的卡里斯玛与经济考虑无关，其所轻视的只是如传统型支配中日常的经济运作，以及由持续性的经济活动中取得固定的“收入”。卡里斯玛满足其物质需要的方式是典型的反经济的力量，它拒绝与例行的日常生活世界有任何关联。
卡里斯玛支配只能存在于初始阶段，它无法长久维持稳定，它终究会被传统化或法制化，或两者的连结所转化。卡里斯玛支配若想维持一个持久性的关系，其基本特质必须加以改变，从而发生例行化。造成整个结构中的卡里斯玛例行化的，正是继承问题，解决这一问题有两种方式，即依据卡里斯玛的运作原则指定继承人，或者是世袭性的卡里斯玛。卡里斯玛例行化由每一重要层面看，是对经济条件的适应，正当化了对经济财货既有的或新获得的控制权。
在传统型支配的鼎盛时期，卡里斯玛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力量，“理性”是另一个革命力量。其间的转化不是一种单向的取代与被取代，而是一种渗透与结合，并朝向越来越理性化的方向发展，即传统型支配的因素会减弱，法理型的倾向将会越来越明显。
三、支配可能会受到某些特殊方式的局限与控制：
1、特殊的社会关系及团体：
家产制与封建制政权的统治常受制于身份集团的特权；官僚制组织则可能受制于其他的与官僚制的层级结构并行且依其自身法则运作的政府机构；一元支配可能因为合议制的原则而被剥夺，法制各机关的合议制有利于经济行为的合理化。
2、特殊化的权力划分
指的是对最高权力的划分，即将特殊功能的“职务”以及其所附有的权力赋予不同的人。权力划分始于特权阶级攘夺统治权力及行政机构的过程中，理性的、正式通过立宪程序的权力划分可说完全是个近代的现象。权力划分一般而言有利于经济行为的形式合理化。
此外，还有非支配性的团体行政与代表制行政。非支配性的团体行政包括直接民主制与过渡形态的名门望族的行政，只有在政团之间互相竞争，而不发展出长久占有职位的情况下，它们才可能真正的存在。代表制行政包括占有型代表制、身份型代表制、约束型代表制、自由代表制和利益团体代理人的代表制。
感想：
1、在总结的过程中，一开始的想法很好，总是企图将几本书的关联找到然后进行论述，但是在真正总结的过程中，又发现每本书的侧重点不同，如果想将它们全部说清楚是一项工程量很巨大的事，再加上其间还穿插着自己一些不懂得内容，使得任务变得更加困难，同样地，对一个主题的书还没完全看完时，总结起来也会觉得缺点什么。争取下次的读书笔记整理地更好一些。
2、小伙伴们的读书士气都很足，我也要抓紧看书，争取在能够保证理解的基础上看快一点。感觉这个月看书相比暑假有了更多自己的思考，但还是希望自己能进步地更快一些。我们都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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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暑期读书（7.6-8.19）
书单：《中国的宗教》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
《支配社会学》
《学术与政治》
这个月读的是韦伯的书，由于最初读的时候是把能找到的书找到后，就直接开始读了，没有按照一个比较好的顺序去读，所以导致读书的内容和主题都有些分散，但是即使主题分散，在主题中所涉及的内容也有很多关联之处。由于韦伯的各个主题都没有读完整，韦伯的整个思想体系又像是庞大而又紧密交织的网络，因此对于线条的理清目前还很困难，所以本次报告主要是以《社会学的基本概念》进行总结的，因为这也算是理解韦伯书本内容的一个基础和工具，而另外的内容，我希望能在对韦伯著作更多的了解中整理清晰自己的思路。
韦伯的这本书大体上可以分为两部分来理解，一部分是方法论，另一部分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在论述这些内容之前，我们首先要理解韦伯对于社会学的理解。韦伯认为，社会学指的是一门试图说明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由此而对这一行为的过程和作用作出因果解释的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恰恰是行为的意向联系。社会学绝不仅仅与“社会行为”有关，但是社会行为却构成了它的核心事实，可以说它成为科学的关键所在。
从韦伯对社会学的理解中，我们可以从中抽出或概括几个关键词：说明、理解、社会行为、因果解释、科学。
一、 社会行为
社会行为构成了社会学的核心事实，社会行为是根据行为者所附加的意向而与他人行为有关，并在其过程中针对他人行为的一类行动。社会行为是一种带有意向的行为，并且是与他人行为有关的。韦伯认为，行为只有带有意向，才能够被说明和理解。韦伯运用他所常用的“理想类型”构造了社会行为的四个纯粹的决定因素：目的理性因素（对应于目的理性行为）、价值理性因素（对应于价值理性行为）、感情因素特别是情绪因素（对应于感情行为）、传统因素（对应于传统行为），社会行为的指向很少只表现为上述某一种类型，同时，上述四种类型也没有详尽无疑地包括行为者指向的所有类型，它们仅仅是社会学为了自身目的而创造的概念上的纯粹类型，实际行为者或多或少地接近其中某一纯粹类型或是多种类型的混合，而后一种情况更为常见。
在自身活动具有可理解的意向的意义上，行动始终是一个或一些个别人的行为，因为只有这些个人才是社会学所理解的有意向的活动的承担者。那么，无意向的行为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呢？韦伯认为无意向的过程和事物可以成为人类行为的诱因、结果、促动或障碍，并进入研究人类行为的所有科学的视野，理解性的研究在处理这些现象或其他不可理解的事物时，把它们当作“事实”来接受，并在研究中注意到它们。
韦伯将社会行为分为习惯、习俗和利益制约行为，行为“理性化”的一个基本要素，就是对约定俗成的内在服从，让位于对利害关系格局的有计划的适应。
二、 方法论部分
韦伯对于方法没有什么迷信，因为他认为，所谓好的方法，就是可以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证明为结果丰硕而用起来具有效率的方法。因此，没有一种特定的方法，会比其他方法来得准确，因为方法的选择，是视研究中应用的机会及研究的主题而定的。然而，在方法论这方面，韦伯依旧做出了其贡献：诠释的方法、因果多元论（因果解释）。
1、 诠释的方法
在这一方法中，首先要分辨说明与理解。所有的说明都希冀明确，明确的理解具有的特征是理性的或可设身处地领会的，而根据不同的情况，我们往往只满足于用理智来说明他们。理解包括对一个行为（包括言论）所具有的意向的即时理解以及解释性理解（对动机的理性理解），解释只是表示，根据行为主体持有的意向，对一个可即时性理解的行为所包含的意向联系的把握。
虽然每一个说明都力求准确，但一个十分明确地从意向出发的说明，就其本身和其明确性的特点来说，还不足以成为有效的因果关系的说明。
2、 因果多元论（因果解释）
韦伯的因果多元论和他的诠释方法适为共济，因为诠释的方法不是机械而单向的因果关系的固定架构。
韦伯注意到在人类的行动里，原因和结果是可以互为变化的。当然也不能一味只强调因果关系而忽略目的。因果解释意味着借助可以估算的、在少有的理想情况下可以用数字表示的概率规则，来确定在一个特定观察事件（内心的或外在的事件）之后将接着出现另一个特定事件，或两个特定事件同时出现。社会学所要解释的事件和行为是要合意向和合因果律的。说明性地解释虽然超越于观察性的解释，但由它得到的知识都带有假说和残缺不全的本质缺陷，不过说明性的解释才是社会学知识的特点。
在对社会行为的理解和解释中，韦伯惯常用的手段是在“思想实验”中，按照适当的意向构想出“理想类型”（纯粹类型）。“理想类型”指的是从构建类型的科学角度出发，研究和描述社会行为的意向关系的最清晰的方法，是把它们看成从假想的合目的的纯粹理性过程的偏离。因此，把严格的目的理性行为构建为一种“理想类型”，从而把现实的受到各种非理性如感情、错误影响的行为，视作对在纯粹状态下预期会出现的行为的偏离，将有助于社会学在理性基础上，明确和无歧义地理解这些行为。顺着“理想类型”引出的问题是：在理想的从而纯粹经济指向的目的理性的场合下，人可能将怎样行事。社会学谈到的事件类型，总是指理想类型，理想类型可能是理性与非理性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理性的。“理想类型”要尽可能全面地显示出意向的前后一贯性和统一性，只有从“理想类型”出发，社会学才可能研究个别事物。为社会行为构建“理想类型”的设想，是脱离实际的，“理想类型”越是被构想的清晰和明确，在这个意义上它们越是远离实际，它们就越能作出自己的贡献。
韦伯认为，从方法论看，我们经常只能在不明确的和明确的术语之间进行选择，然后在非现实的和“理想的类型”的术语之间进行选择，不过，科学更倾向于选择后者。
三、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从韦伯对社会行为所下的概念中，自然地引出了社会关系、秩序、团体等概念。社会行为是行动者根据自己赋予的意向而与他人行为有关的行为，社会关系是指行为者以其意向为指南而相互发生的社会行为。
世界是有志于趋向“规则性”且认定其具有“妥当力”的，在社会关系构成的世界中存在以“准则”为指南而形成的平均或近似地社会行为，这就叫做秩序，秩序也是一种社会关系，秩序的形成因素有风俗、目的理性动机和正当性的信仰。秩序得以被遵守源于人们对其正当性的认可（正当秩序），而这种认可也说明了秩序的“有效性”，这种认可可以源自传统、感情、价值理性和章程（协议、强制和服从），秩序可以通过纯内在因素和利害关系而得到保障。社会学认可在同一个交际圈子内，存在着分别有效的、互相矛盾的各种秩序，一个人可能把互相矛盾的几种秩序当做行为的指南。
在依据秩序为行为指向的社会关系中，存在着斗争。斗争指的是行为者的行为取向，是不顾其他参与者的反对而贯彻自己的意志，斗争的手段有暴力和和平两种，根据斗争的手段和运用这些手段时的顾忌态度，斗争的形式千差万别，如果和平的斗争表现为形式上和平地为自己争取其他人同样渴望争取的支配权，这一斗争就应当称为竞争。只有真正发生竞争的地方才谈得上斗争。在斗争和竞争中，虽然存在许多偶然事件和运气，但是在更大程度上往往是对于斗争胜利有着普遍和主要意义的个人素质的人脱颖而出。
和斗争相对的，是“共同体”。在社会关系中，根据行为取向的基础的不同，将社会关系分为“共同体”（基于感情或传统的因素而主观感受到共同属于一个整体）和“社会”（基于价值理性或目的理性驱动的利益平衡或利益联盟）。在“共同体”或“社会”这两种社会关系中，根据行为者是否被禁止或限制参与社会行为，而将社会关系分为“封闭的社会关系”和“开放的社会关系”。由社会关系对参与者造成的责任后果而产生出普遍连带关系和代理关系。如果“对外封闭的社会关系”需要依靠特定的以贯彻秩序为行动目标的人来保障秩序的遵守，这一社会关系就称为团体，团体的类型分为自治的或他治的、自主的或他主的。在团体中，也存在团体的秩序，团体的秩序源于自由的契约或强制和服从，在团体中，存在行政性秩序和调节性秩序。在对团体的定义中，涉及到领导者或行政管理班子来使得团体秩序得以贯彻，这就产生出了权力与统治的概念。韦伯在对团体进行解释后，指出了企业团体、政治团体和僧侣团体。
感想：
1、暑期读书生活带给我的收获很多，很高兴在这里认识了这么一群可爱而又上进的人，对书本的阅读存在野心也是一种极好的状态。
2、在写完这篇报告之后才发现肖琳同学也对这本书进行梳理过，两相对比之后我发现她的思路以及对韦伯的理解真的让我自愧不如，她的逻辑清晰而连贯，我希望通过读书，我也能朝着她的方向改变，在这里，还是脸红着坚持将自己的粗浅理解发了上来。
3、这个月读韦伯也是挺吃力的，韦伯的著作中包含了很多概念和概念之间关系的理解，这些概念对我来说理解起来也不容易，由于不容易而不自觉地导致了畏难情绪，等到反应过来时，暑假读书生活已经将近过完。读书报告会给我的触动很大，这次报告会才让我真正地明白了什么才是读书会，从读书会的内容和形式中我也学到了很多。这次真的非常羞愧，接近一个半月的时间竟然只读了5本书，这种状态也遭到了贺老师的严厉批评。和大家相比真的非常差，差到我觉得我在这个团体中，和大家的优秀相比简直无地自容，但是打败自己的永远是自己，我不能因为遭受批评之后便被打倒，便不敢再前进，这才是软弱的表现，我不想在一蹶不振中再次掉队，小伙伴的安慰与鼓励也确实让我感到温暖，非常感谢。经受贺老师的批评之后，我也深刻进行了反思，反思我为什么是这样的，由此反思到自己的状态、读书方法。自己的状态确实不太好，我也进行了深刻地反思，也确实如贺老师所说的，缺少一种焦虑感，缺乏一种对书本的紧张性，这次读书报告会确实激起了我的这种感觉，被批评虽然让人十分羞愧，但对我来说也不全然是坏事。至于读书方法，我也进行了总结。我觉得我一直属于比较欠缺逻辑思维的人，而在读书中，加上没有注重读书方法，因此，对书本的理解不连贯也不深入，通过大家的报告内容，我意识到了自己在读书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我觉得对书本的理解分为对书本整体的理解和对书本细节的理解，这两方面都特别强调逻辑思维，对书本的理解我之前可能更多地注重概念却对内容之间的联系缺乏关注，但是若想理解一本书，对概念的理解是远远不够的，并且只理解概念而不注重联系也是非常容易忘的，而对联系的理解中，存在着对章节内容中的横线联系以及书本章节之间的纵向联系，这两方面应该都要加以把握，我以后在读书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注意再注意！！而对一个大家的思想体系的理解，在和读书会的小伙伴讨论之后，发现可以这样简单地思考，他发现了什么问题，他是怎么发现的，他以什么为切入点展开研究的，他的研究内容是什么，他的研究内容有几部分，这些部分的内容是什么，这些部分之间有什么联系，他运用了什么手段和方法，得出了什么结论，对此他做出了什么预测。我在做笔记方面也存在严重不足，处于一种抄书阶段，但是听完周蓉瑶同学的汇报，我发现她是通过逻辑图（或思维导图？）来进行汇报的，汇报的线路清晰又流畅，完整又不乏深入，我觉得简直太厉害了，以后我也要训练自己这方面的能力，并且多和小伙伴们讨论，多多讨教方法。
[ 此贴被刘琪在2017-12-15 03:14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