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4.10-5.14书单：
布迪厄：《继承人》《关于电视》《再生产》《自我分析纲要》《单身者舞会》《反思社会学导引》《实践理论大纲》《实践感》《科学的社会用途》
【超越二元对立的关系主义视角】
笛卡尔式的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形成了关于社会世界的两种认识视角：一种是用社会物理学的方式透视社会，这是一种客观主义的、结构主义的立场，它将社会看作是一种可以从外部加以把握的、决定行动的客观结构，无视处于其中的行动者的意识和能动性；另一种是用社会现象学的方式透视社会，这是一种主观主义、建构主义的立场，认为具有能动性的社会行动者通过日常生活实践不断地建构社会世界，将社会视为是个人认知和行动的产物，忽视了社会客观结构的重要作用。布迪厄认为，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结构必然性与个人能动性等这些都是虚幻的二元对立，掩盖了人类实践的真相。
涂尔干在对社会体系与由此派生出的、能够建构集体表象的认知体系的原始分类中，作出了社会结构和认知结构这一分类图式，说明了社会结构和认知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布迪厄通过对这一对应关系的继承和发展，一方面，阐明了社会结构和认知结构因二者在生成方面的联系使得它们具有结构上的对应关系，具体来说就是认知结构是社会结构的身体化、行动者对社会结构的内化；另一方面，由社会结构产生的认知结构同样也是人们借以主动建构社会的依据，所以认知结构不仅能呈现社会结构，而且也可以建构社会结构、建构社会表象。总的来看，社会表象是社会结构和认知结构合力的结果。
也就是说，布迪厄是从社会结构与认知结构的这种相互生成，或者用布迪厄的话说“相互占有”的结构上的对应关系上超越了二元对立，这是一种关系主义的视角。
【关系主义视角下的实践理论】
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都是以本体论为出发点来认识实践活动，认为预先存在决定实践的的实体或绝对精神。但是要把握布迪厄的实践概念，就需要将实践放在他的关系主义的视角下来理解。实践活动是社会结构和认知结构的统一，行动者的实践活动是在他的认知模式，即惯习，与他所处的社会结构，即场域，的相互生成、相互占有、相互渗透的过程中进行的。
布迪厄的关系主义视角下的社会实践理论主要围绕场域（结构）、资本、惯习这三个基本概念展开的：
具体来说，布迪厄将高度分化的社会世界看作是由各个相互联系场域构成的，一方面，处于社会权力关系结构中的场域结构，产生了行动者的惯习（认知模式），惯习是作为社会结构的身体化和行动者对场域结构内化而形成的性情倾向系统，另一方面，惯习具有能够建构和巩固场域结构的功能。那么在场域与惯习的相互生成关系中进行的实践活动是行动者出于由场域结构身体化和行动者内化而来的惯习的无意识，这就是行动者实践的逻辑，是一种前预定层面的、前逻辑的逻辑，这是一种模糊的实践感。布迪厄强调实践逻辑不同于主观主义所认为的人能够预先对实践活动作出计划的理论逻辑或理性逻辑，这是一种关于实践的唯智主义的错误倾向。
布迪厄将场域看作是争夺资本的游戏场，场域中资本的分配结构决定着场域关系结构。资本分配关系结构中的位置，即场域结构中的位置及其惯习决定了行动者以一定的策略，或巩固资本分配结构，实现场域结构进而社会权力关系结构的在生产，或力图改变资本分配关系，变革场域结构进而变革社会权力关系结构。那么，通过对场域的共时性分析（结构性分析）和历史分析（生成性分析）可以看出，场域中资本斗争和冲突推动的资本分配结构的变化所带来的场域关系进而社会权力关系的历史演变，以及历史演变的关系在行动者惯习中的内化，那么场域中的行动者的实践活动就是处于一定的历史关系中的，一个场域是由资本分配结构所决定的各种位置间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而惯习则由积淀于行动者身上的一系列历史关系所构成。也就是说，由场域概念和惯习概念都是指一种关系概念，实践进而也是一种关系概念。
由此看来，布迪厄认为社会学应该是在由结构（场域、社会关系结构）与惯习（认知结构）相互占有、相互融合所形成的总体性的社会事实的基础上来把握实践活动（布迪厄主张社会学必须建构维持人类实践基本统一性的“总体性社会事实”），这也就是布迪厄试图通过对某一实践活动的场域分析进而揭示该实践活动所产生的社会机制根源，即社会权力关系的运行机制。
实际上，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可以说是他的理论核心，他的其他理论都可以在从这一理论中得以解释（包括符号暴力理论、反思社会学等）。
【象征/符号暴力理论】
就对某一实践活动背后社会机制根源的揭示来说，布迪厄着重阐述了他的符号暴力理论（象征暴力理论）。
由社会结构所形塑的认知结构具有建构社会表象的能力，那么可以通过对人们的认知模式的掌控进而建构想要建构的社会表象，认知模式作为知识，多以符号的形式发挥作用。这就出现了，在社会权力关系结构中，处于统治地位的权力支配者借助符号工具赋予自身认知模式、知识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形成一定的认知结构，进而以他所掌控的认知结构来建构维护自身利益的社会表象、社会秩序。那么，对知识及其表现形式的符号的掌握，就是在社会关系结构中对权力、资本的掌握。
在布迪厄看来，符号暴力就是一种社会权力支配者在场域中的实践活动。权力支配者为了掩盖支配和剥削的真实状况，使已有的社会关系结构得以再生产，维护自身的特殊利益，进而借助由支配者的专断权力所赋予权威的符号权力，在特定场域以强制或灌输的形式继续发挥支配作用。一方面由于符号权力的使用掩盖了强制的真相，使符号权力具有合法性，另一方面由于场域中被支配者对强制真相的无知（误识），对符号权力合法性的接受和承认，所以符号暴力实际上是权力支配者与被支配者合谋的结果。
所以布迪厄试图通过对实践活动的场域分析，揭示出实践活动的社会机制根源，进而揭示出可能存在的符号暴力问题，由此使行动者在现实社会中获得解放，获得自主性，这深刻体现了布迪厄的社会关怀。如布迪厄对教育场域、科学场域、新闻场域等符号暴力的分析正是基于自己的社会学分析方法的经验研究。
【反思社会学】
可以说，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的建构，正是他从科学实践到反思科学过渡的结果，他将自己的从科学实践中形成的社会学分析方法转向科学本身，即他所说的“社会学的社会学”。他指出知识分子是更容易受到符号暴力的群体。
因此他关于社会学的反思性主要体现在他对研究对象的重新阐述，即”科学的客观对象化”。他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不仅仅包括研究客体，即某一实践活动，还应该包括研究主体，将研究者与研究客体的关系考虑在内。也就是说，不仅要对要研究的实践活动进行场域分析，还要对研究者本身进行场域分析，即首先分析研究者在社会权力关系结构中的位置，即他的阶级、种族、性别等，以此揭示出他可能形成的对研究对象的偏见；其次，对研究者所在的科学场域的科学话语权力关系结构进行分析，以审视科学场域中已经形成的关于研究对象的概念、认识论判断等知识，进而做到在经验研究中首先做到尽可能抛弃关于研究对象的一切预先判断，即布迪厄所说的“认识论断裂”，否则经验研究就有可能变成在预先设定的框架下进行对象分析，这样的研究是对掌握科学话语权的权力支配者的合法性、科学性的证明，这一点正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的弊病所在。
布迪厄的这种科学的反观，不是要颠覆科学，而是使科学分析更加具有科学性，进而是科学研究者和科学场域获得自主性、获得解放。
感想：
感觉布迪厄对于理论的阐述和经验的分析非常的细致和谨慎，感觉他的逻辑性特别强，以抽离出他的核心理论。而且他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读起来收获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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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25—4.8书单：
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交往行为理论》《后形而上学》《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中冈成文：《哈贝马斯：交往行为》
哈贝马斯的社会合理化理论
1、哈贝马斯探究社会合理化的社会原因/理论背景：
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一系列危机，如经济危机、认同危机（合法化危机、动机危机）等，引发了人们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性化，即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的质疑和悲观情绪。在此背景下，哈贝马斯试图通过对理性的重建来探究一般的社会的合理化问题。
2、哈贝马斯的社会合理化理论是对韦伯的社会合理化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1）韦伯的合理化理论：
韦伯为了分析西方理性主义这一经验问题，提出了“合理性”概念，并进而将”合理性“概念具体化为“合理化”理论。这使得原本属于哲学层面上的“理性”论题进入社会学领域，转变成社会学的“合理性”论题；把作为人的思维逻辑推理能力的理性扩展到经验领域的合理性，即人的行动和社会领域，成为人的行动和社会所具有的特征。
具体来说，在人的行动层面，韦伯划分了目的合理性行动和价值合理性行动。在社会层面，韦伯指出宗教-形而上学世界观的解神秘化，带来了世界观的合理化，现代意识结构的出现以及意识结构的制度化（社会组织化：经济规则、政治组织规则）；在理性指导下，人的理性行动也影响到了生活世界，带来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即生活世界分化为文化价值领领域、目的合理性行动支配的社会领域和个性领域，其中文化合理化是文化价值领域的分化，社会合理化是社会领域主要分化为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韦伯认为社会合理化过程就是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在用“合理化”说明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的同时，韦伯也阐明了合理化给现代社会带来的危害，即工具合理性占据支配地位导致的“意义的丧失”和“自由的丧失”，也就是韦伯所说的“理性的牢笼”，这是韦伯对西方现代社会的时代诊断。
（2）哈贝马斯对韦伯的合理化理论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一方面，韦伯在人的行动层面仅局限于目的合理性行动，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工具合理性行动；另一方面，韦伯所探究的社会合理化过程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化过程，他将其等同于一般性的社会合理化过程。虽然韦伯阐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化包括法律和道德等文化合理化、经济和政治的社会合理化以及个性层面的合理化，也认识到了“理性的牢笼”这一现代社会的危机，但是他将危机的根源仅仅归咎于生活世界的合理化本身，即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本身，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社会持悲观主义的看法。
与对韦伯的合理化理论的批判相对应的是，一方面，与韦伯将理性仅仅局限于工具理性不同，哈贝马斯认为理性主要存在四种类型，即认知-工具理性、道德-实践理性（价值理性）、审美-实践理性和交往理性，工具理性只是其中之一，交往理性才是是哈贝马斯论述的关键。另一方面，关于广义上的社会概念的认识，哈贝马斯不同于韦伯。韦伯认为广义的社会就是生活世界，其结构为文化、社会和个性，哈贝马斯则通过借鉴帕森斯的“系统“概念，认为社会由生活世界和系统两部分构成，系统实质上也是生活世界的一部分，这正是哈贝马斯关于西方社会现代化的诊断的不同之处。总的来说，哈贝马斯是在批判继承韦伯的合理化理论的基础上重新建构自己的社会合理化理论，而交往行为理论和生活世界理论是哈贝马斯的社会合理化理论的两个核心的理论基础。
3、哈贝马斯的社会合理化理论
（哈贝马斯的社会合理化理论的逻辑体系的四个关键词：交往理性、交往行为、生活世界和系统）
（1）交往理性、交往行为理论与生活世界
波普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说明了以主体为中心的世界观的解中心化，哈贝马斯通过对波普的这一理论的改造，总结出一个新的世界观结构，即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哈贝马斯强调，生活世界不同于这三个世界。
世界观是人对世界的认识，是人关于世界的解释体系/知识，是行为的普遍原则，也就是说行为与世界是密切相关的（行为的世界关联），而理性同时又是人获得关于世界的知识（世界观）的能力，理性的水平反映了人对世界、现实的认识。哈贝马斯根据行为的世界关联，归纳了与四个世界相对应的基于四种合理性取向的四种行为，即认知-工具理性的目的行为、道德-实践理性的规范调节行为、审美-实践理性的戏剧行为以及交往理性的交往行为。
本质上说，这四种行为都属于交往性的行为，但是只有交往行为才是更加直接的、普遍化的行为。具体来说就是，一方面，因为交往理性不是为了实现目的，而是为了实现理解进而达到共识，而为了实现理解，作为交往媒介的言语的有效性是可以通过话语论证进行批判检验的。交往行为的合理性与否也就意味着就言语的有效性被接受与否、达成共识与否。由于言语的有效性是指言语表达所体现出的属于上述世界的知识，所以哈贝马斯将言语的有效性要求归纳为真实性要求、正确性要求和真诚性要求三种，这就是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理论的内容。另一方面，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交往行为与其他三个世界只是形式上的关系，与交往行为紧密相连的是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是在主体间的言语交往行为实践的过程中建构的日常生活世界。由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均属于生活世界的构成要素：即包括世界观、价值观、科学技术等知识的文化领域、关于协调行为关系的规范的社会领域（狭义的社会）和形成个性的个人的社会化的个性领域，那么，与此相对应，作为生活世界的世界观/知识体系/解释体系的交往理性就是工具理性、道德实践理性和审美理性的综合。由此，那么基于交往理性的交往行为就是一种更加普遍合理化的行为，交往行为建构的生活世界就是一种更加合理化、更加一般性的社会，其他三种合理性都不是对生活世界的全面的解释，都仅仅是对生活世界的某一领域的世界观解释，所以说韦伯所认为的工具理性行动所带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化，只是对西方现代社会的片面认识，他的“理性的牢笼”观点也是对西方社会的片面诊断。
（2）生活世界与系统：社会合理化、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根据韦伯的社会合理化观点，生活世界的合理化过程就是生活世界的分化过程，即生活世界由统一的浑然不分的状态，分化为文化、社会和个性三大要素的结构状态，以及三大领域的进一步分化，其中作为意识（文化）的制度化（固定化）的社会领域进一步分化为工具理性支配的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引入系统概念，指出生活世界的分化可以看作是生活世界分化出由具有自我调节能力的、相对独立的文化系统、社会系统和个性系统，但是文化的再生产、规范秩序的稳定化以及个人的社会化保证了生活世界的再生产，所以生活世界是相互作用的三个系统的统一，缺一不可。但是，哈贝马斯又进一步阐述了生活世界的进一步分化，即制度所存在的社会系统从生活世界中脱离出去，成为与生活世界相对立的社会系统。
由此，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西方社会的合理化过程，即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化，就是生活世界的结构转型过程，即由浑然不分的状态，转变为分化为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三大要素或者说三大系统的统一状态，进而又转变成生活世界与系统的分离对立状态。社会的合理化过程是不存在问题的，生活世界和系统虽然分化，但各自按照各自的规则运行，系统接收来自生活世界的文化供给，正是当系统反客为主，入侵生活世界，由此带来了社会合理化出现了问题。
哈贝马斯根据对社会合理化的详细分析，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化的特征进行了归纳：一方面，生活世界的合理化过程使主体性得到更大程度的释放，个体更加自由，人的理性的水平进一步提升。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系统不断向生活世界渗入。具体而言就是，与生活世界相对抗的社会系统中进一步分化出来的由目的合理性行为建构的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向生活世界的渗入，工具理性逐渐控制生活世界、抑制交往理性，使交往行为受阻。这种系统对生活世界的入侵现象，就是哈贝马斯所谓的“生活世界殖民化”。具体的表现是，随着社会系统的扩张和复杂化，分别作为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的控制媒介（整合媒介）的金钱/货币和权力，逐渐渗透到生活世界的各个领域中，取代了整合生活世界的言语媒介，工具理性取代具有反思批判精神的的交往理性而占据主导地位，进而制约了文化领域的文化再生产、个性领域的人的社会化，使得生活世界主体的活力和自由社会危机受限，由此造成了生活世界再生产的危机。由于生活世界的三个结构要素是紧密关联的，因此交往理性的衰弱和丧失，会使得一个领域的危机同时也会引发另外两个领域的危机，所以生活世界再生产的危机，也就是社会危机，所以说由生活世界和系统构成的社会的合理化出现了问题。
基于上述对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的诊断来看，“生活世界殖民化”的根源在于系统与生活世界中分离并入侵生活世界。总体上来看，哈贝马斯的社会合理化理论就是试图通过对交往行为的分析进而在阐明生活世界理论的同时，把握社会危机产生的根源——即系统从生活世界中分离开来并入侵生活实际，并找到化解社会危机的途径，也就是，哈贝马斯认为应该重新确立交往理性在生活世界的主导地位，这不仅在给主体自由的同时保障了生活世界的再生产，实际上也是使交往理性作为生活世界的整合原则、世界观来实现生活世界、进而整个社会的同一性。可以说，哈贝马斯充分肯定了人的理性潜能。
感想：
1、这个月刚开始刚开始读《合法化危机》和《交往行为理论》的时候感觉很吃力，大量的概念和内容读的时候都比较模糊，也不太清楚哈贝马斯的理论动机，读到中后面的时候，尤其是《交往行为理论》这本书的内在的逻辑思路慢慢就出来了，在读完其他几本书之后，大致能整体上把握哈贝马斯的主体思想。但是，哈贝马斯的理论体系很的庞大，他对理论的阐释也很丰富、繁杂，感觉要理清他的理论的哲学、语言学、社会学的理论源流、逻辑思路和理论体系以及和相比其他思想大家的理论差异点还是比较费力的，但是一旦整理出来就会收获很大。而且正因为哈贝马斯的理论体系比较丰富、完整，所以读起来会有很厚重、很踏实的感觉。下面会尽快总结他的交往理性的哲学部分。
2、通过哈贝马斯与众多其他理论大家的思想差异的比较，自己也体会到现实并不存在一种定论，不同的理论大家都是在用自己的一套理论来解释现实，达成共识即有可能被认为是合理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注重的并不一定现实到底是什么，更重要的应该是认识到更多的解释方法，保持对现实的开放态度以及自己对现实的真实的体验。
———————————————————————————————— 2017.1.11——2.8读书总结：
书单：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
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合法化危机》在读
批判意识与私人公共领域
20世纪中叶前后产生的西方社会福利国家中，相互渗透的社会资本权力和国家权力突出（哈贝马斯所说的再封建化），借助大众传媒，市场利益对文化消费的操纵和特殊利益集团对政治舆论的操纵，私人成为被动的文化消费者和政治舆论受众。针对这一现象的原因，哈贝马斯指出这是由于私人的批判意识的缺失，这也就是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这本书中讨论的核心：具有批判功能的公共领域。那么批判意识是什么呢？私人公共领域又如何会具有批判功能的呢？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哈贝马斯详细阐述了公共领域的发展演变过程。
批判意识是什么呢？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这是基于私人的主体性的一种怀疑精神。那么，私人的主体性是如何产生的呢？哈贝马斯认为，主体性首先出现在经济领域。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重商资本主义时期；商业贸易资本主义），私有化产生（自由竞争秩序的私人自律领域产生），使得中世纪封建所有制下的行会大家庭瓦解并被父权制小家庭所取代，家庭内在领域（家庭私有领域）的私人具有了财产主体性，由此引起对封建君主所有制的怀疑和批判。
财产的私有化带来私人领域（包括家庭领域和市场领域和社会劳动领域（社会再生产））的产生，初期表现为资产者构成的市民社会，由此中世纪国家与社会的整合状态转变成分离状态，成为不受政治权力干扰的、基于私人维护私有财产的利益共识的私人公共领域产生的基础。那么私人公共领域的批判功能是如何产生的呢？哈贝马斯指出，这是基于私人主体性的批判意识在不同领域的渗入过程（此时期的主体哲学的影响，待续）。具体来说，随着财产私有化带来的资产者市民阶层的不断壮大，在市民文化与贵族文化的对立中产生的文学批判公共领域，由于市民阶层的文化主体性在政治领域的渗入，使得文学批判公共领域中产生出政治批判公共领域，前者成为后者产生的中介。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进入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尤其是基于机器大工业的产业资本主义的出现，资产阶级政治批判公共领域本身存在的问题凸显。哈贝马斯阐述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立足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内在辩证法（矛盾观）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观念进行的意识形态批判。正是认识到社会内部的阶级分化及阶级矛盾，黑格尔和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的普遍公共性原则与其仅仅局限于维护资产阶级共同利益的现实存在矛盾，资产阶级政治批判公共领域观念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那么，此时，可以说资产阶级政治批判公共领域实际上只是一种理想类型。
阶级矛盾的存在对资产阶级政治批判公共领域的内在矛盾的揭露，实际上已经显示出资产阶级政治批判公共领域即将走向消亡的趋势。随着自由主义发展到顶峰，选举权的扩大，公众的扩大，相互冲突的各利益群体进入政治公共领域，各种政治批判实际上是相互冲突的各种意识形态。那么理性客观的政治批判功能（理想的）丧失。尤其在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被各种利益组织（无产阶级集团、资本家）占据的公共领域已无法凭借自身调和各种利益冲突，为维护稳定，国家干预进入私人公共领域。公共领域发生转型。由此国家与社会走向融合和相互渗透（国家社会化，社会国家化），那么在国家与社会相分离的关系状态中产生出来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消亡了。同时，一方面政治权力进入社会再生产（市场和社会劳动领域）的私人领域，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冲突转向政治层面，各利益组织（无产阶级与大资本企业）通过将社会权力转换成政治权力并随着国家干预又重新进入公共领域，由此出现了私人领域公共化，公共领域私人化，一个无公私之分的再政治化的社会领域取代分离状态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
在这个新生的再政治化的社会领域中，哈贝马斯主要从文化工业批判和操纵的政治公共领域这两个方面对该领域中私人的批判意识的丧失、公共领域的批判功能的丧失进行了阐释。一方面，正是由于融合了国家权力的社会资本权力，借助于大众传媒将文化工业产品传播给私人，私人成为被动接受大众文化的消费者，而私人在交换关系中对文化工业产品的占有，掩盖了以往文化公共领域中来源于私人生活的文化产品所呈现出的私人文化主体性的丧失，进而丧失了文化批判意识，因此文化批判公共领域被大众文化消费领域所取代。这就是哈贝马斯的文化工业批判。另一方面，取代私人的利益组织（政党等）通过社会权力（资本力量）转换成的政治权力重新回到政治公共领域，并借助大众传媒发挥操纵作用以巩固利益地位，同时分散的私人只有通过利益组织才能进入政治公共领域，由此产生于批判性公众舆论被操纵性公众舆论。
另外，围绕批判功能的政治公共领域，哈贝马斯又引申出一个问题，即政治统治的合法性问题。
依照资产阶级政治公共领域的普遍公共性原则，建立在来源于理性公众舆论的法律基础上的资产阶级法治统治自然就具有合理性、合法性。那么为什么在资产阶级政治公共领域中产生的公共舆论是理性的呢？ 因为在理想类型的范围内讨论，即局限于资产者范围内讨论，政治公共领域是建立在私人利益共识的基础上的，因此构成公共领域的无私利的作为公众的私人，因而公众的政治批判是着眼于批判对象本身的，用韦伯的经济理性的切事化来解释，这里的公众舆论就是理性的、客观公正的，那么来源于的法律就具有了普遍性和真实性，因而该法治统治就具有了合法性。 但是随着政治批判功能的公共领域转变为融合了政治权力的政党等利益组织操纵的政治公共领域，具有政治批判功能的公共性原则也沦落为操纵的整合原则（整合民众），那么特殊利益组织操纵下的、不再具有普遍利益共识的政治公共领域中的公众舆论就丧失了理性和客观性，变成了一种为肯定自身（合法性）而自己设定的、虚构的公众舆论。那么基于这种操纵的公共性原则的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便成为了问题。也就是说，原有的基于理性公众舆论的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依据失效，而真正适合于国家与社会相融合的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依据尚未建立。
总结来看，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体现在立足于公共领域的转型的多个方面，即1）公共领域的转型（职能转变）：批判功能的公共领域——消费领域和利益组织（政党及国家）的政治舆论阵地；2）公众构成的转型：资产者市民阶层、资产阶级——相互冲突的各利益组织；3）公共性原则的职能转变：政治批判——民众整合等。
感想：
越往后读，经典著作的知识的综合性越强，读起来越费力，但是收获越大；
感觉自己一直以来都读的比较实，难以提上来，希望接下来继续啃读，努力克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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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11-2018.1.11读书总结
书单：曼海姆《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
埃利亚斯《个体的社会》
彼得伯格《现实的社会建构》
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200页
一、个体与社会的冲突——个体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涂尔干分析在社会结构由机械团结转变为有机团结后，集体意识的丧失，工业社会的个人化趋势，社会出现失范情况下如何重建社会规范，实现社会整合；韦伯认识到新教禁欲伦理产生的资本主义理性精神带来的理性牢笼，理性化的、非人化的社会制度对人性的抑制；马克思揭露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工人受到的劳动剥削和束缚；齐美尔阐明了生命主体与外在形式的分离、主客观文化的分离所带来的现代性文化危机，说明了个体自由与社会形式统一的冲突。关于个体与社会的冲突这一现象一直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学家思考的重要问题。但是关于个体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一直存在争论。
埃利亚斯认为，对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的错误认识，其根源在于对社会的错误认识。那么由众多个体构成的社会是如何形成的呢？埃利亚斯指出，社会不是众多个体的简单相加，应该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也就是个体之间的互动，即人的社会性。个体之间的互动形成了社会关系结构、社会角色职能结构，进而形成社会。埃利亚斯认为，现实中存在的个体与社会相分离、相对立的观念产生的根源在于，对个体需求与社会要求之间的紧张关系的体验使人们在思想上将其感受为个体与社会的永恒对立。那么这如何解释呢？
一方面，人类社会的社会整合和个体化的发展趋势，是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产生的原因。在社会关系结构中，个体形成了一定的行为自律（自我规范），社会关系结构对个体的制约形成不可见的社会秩序，进而产生社会组织形式，带来了社会整合。同时由于人的成长过程所经历的社会关系结构是不同的，可塑性的心智在特定的社会关系结构中形成了独特的个性特征，也意味着社会性带来了个体性，社会化寓于个体化之中，只能依据社会性来理解个体性。随着分工等原因带来社会分化的不断加深和扩展，促进了社会关系的细化、社会结构的复杂多样，进一步推动了个体化的进程。同时，个体的专业化趋向明显，个体对社会的依赖性越来越大，但是个体的自我认同是在不断提升的；另外，个体与社会组织的权力中心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个体的权力逐渐丧失，社会权力上升，社会对个体的整合能力提升，同时也带来了个体的群体认同的弱化。由此，个体与是社会的紧张关系状态呈现。
另一方面，从文艺复兴开始，欧洲的经院哲学转向了认识论问题的产生，尤其是笛卡尔心物二元论把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看作是相互独立的，这就面临着人的身心关系问题。由此，自我意识产生，个人感觉自己成了“主体”，进而感觉外在世界成了“客体”；感觉自己是一个个体，是一个独立于所有其他人的个体，把其他人视为异己的存在，视为一种周围世界、环境、社会。笛卡尔时代开始形成的、最初作为人类理解自身的思想基础的身体与心灵的二元性观念，在它进入其他领域，因为涉及到人与外界客体的联系的问题时，这个观念逐渐演变成了关于身体与精神、理性、意识、自我等的二元性观念。个体的的自我距离化带来了个人在思想上与他人，与社会的分离，促进了社会分化中的个体化进程。主客体的二元划分长期以来一直成为个体与社会相对立的观念的思想基础。
在驳斥“个体与社会是相分离、相对立的关系”的观点中，埃利亚斯说明了个体的个体性与社会性之间、个体化与社会化之间的紧密联系，既无“无个体的社会”，也无“无社会的个体”。割裂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将会阻碍人们对个体的社会个性结构、社会习性（个体所处的动态的社会关系结构使多层次的社会习性渗入到个体的人格中所形成的个体的社会个性结构，其中占突出地位的社会习性反映了个体的社会归属）与社会关系结构的一致性问题的有效认识，进而阻碍对社会习性滞后效果的有效认识，阻碍对现代人类社会整合趋势下应该具有的世界意识、与人类社会一体化相适应的社会习性问题的认识，而这一点正是埃利亚斯对现代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强烈感知。
二、人类对现实的把握和现实的社会建构
1、人类对现实的把握
一直以来，人类一直在追求对现实的把握，致力于对确定性的追求。曼海姆在其知识社会学思想中对知识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知识的真实性、整体视角的重要性的阐释，正是力求更加全面、真实地把握存在、社会情境，追求知识的确定性。对现实的把握过程是人类认识的发展过程，埃利亚斯在论述社会功能分化中的个体化进程时对后者进行了梳理。
首先是对现实的巫术、宗教神学的幻想和想象阶段。此时，人们关于“个体”和“社会”的想象，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制于他们为之愿望和为之恐惧的东西的形态。对于某一问题，人们会在意识中掺进两类东西：一类是出自愿望和要求的应然之是，一类是对实然之是的观察。在面对紧张关系（自然灾害、死亡、权威等），对个体与社会何者为手段、何者为目的持不同观念的人，自然会倾向于出自自己的愿望和要求的应然之是。
其次是人对现实的认识的世俗化阶段，即人的认识从巫术、神学宗教层面向自我意识、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转变。人文主义的发展，欧洲近代哲学的认识论问题的转向，自我意识得以揭示，人们开始关注和认识人自身，人的自我形象凸显。欧洲近代哲学与科学的发展具有一种同构关系。主客体二元论思想中，对人自身、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强调，人自身的观察和思考得到提倡，促进对外在世界的认识，进而获得了对人与自然世界、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认识，由此促进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产生与发展。
从上述人类对现实的认识发展的过程来看，人的自我意识从自我的个体，到自然世界的构成物和人类社会的构成物的转变，表明了人的自我意识向更高层次的发展，人的视野的扩展，对现实的把握程度的提升，关于现实的知识的增涨。
然而，知识与存在的辩证关系说明了知识的确定性是暂时的，知识是动态的。正如埃利亚斯在驳斥“个体与社会相对立的”的观念时指出的，“个体”、“社会”、“个体性”、“社会性”等概念可能只是在它们的产生背景中人们对当时现实的表达，在早已演变了的社会结构需要对这些概念的适用性、正当性重新考察。实际上，人类对确定性的追求是一个永不停息的过程。
2、现实的社会建构
彼得伯格认为现实是由社会互动建构的，是人类自身形成的。
读书感想：
1、越来越感觉社会学领域的宽阔，与其他学科内容交织的错综复杂，立足于某一个知识内容，可以往上追溯到哲学层面，可以在不同领域进行扩展和交融，既涉及到基本的社会学问题的讨论，又连接到社会动态过程，自己很难明确自己触及到的是社会学哪一具体的部分。我觉得应该是自己还未能对社会学思想演变作整体的梳理和把握，知识框架还处于比较碎片化的阶段。
2、关于确定性的认识。我们都在追求确定性，现实中更多的应该是不确定性，我觉得自己更应该以开放的心态面对不确定性，甚至是积极地寻求可能性，不论是读书还是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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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11-11.10书单：
邓晓芒《西方哲学史》
舍勒《知识社会学问题》
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刚开始读。。。
从现代社会的知识危机到知识社会学的构想
1、从现代社会的知识危机到知识社会学的构想
曼海姆对知识社会学的构想源于现代社会的知识危机，即社会科学知识的客观性、有效性问题。20世纪前后的世界，面对民主主义革命和民族主义革命的浪潮，各国统治者将自由、民主等社会科学知识视为危险的思想领域，因为思想能够作为一种瓦解信仰、打破传统、引发质疑的催化剂，进而动摇神圣信仰，削弱现有秩序。关于社会领域的“事实”的每一个论断都触及群体或集团的利益，进而引起某些对事实持不同解释的人的反对，因此思想观点与社会地位和立场联系起来，这就出现了科学知识的客观性、有效性问题。因而在现代社会中，一方面思想的价值广泛受到轻视，思想的客观性和有效性普遍受到怀疑，另一方面，不同立场的利益群体对对立观点的压制，揭露对方观点有失客观性、有效性。人们处于躁动不安的状态之中。
面对上述的现代社会的知识危机，曼海姆对此进行社会学分析，试图找到解决这一危机的有效措施。
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思想的启发下，曼海姆认为，探究现代社会的思想必然要从对意识形态问题进行分析。
曼海姆首先对意识形态概念的意义的变化过程进行了梳理和阐释。意识形态概念经历了从利益心理学层面上、主要针对个体的观点内容的特殊的意识形态概念，向精神学、认识论层面上、针对个体所在群体的思想的总体结构的总体性的意识形态概念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变化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将特殊意识形态和总体性的意识形态整合起来的，并在方法论上加以系统发展，超越单纯的心理层次，把意识形态问题置于会更加广泛和全面的哲学背景之中。意识形态正在作为一种揭露对手的观点是基于其社会地位和立场的思想武器这一事实，得以广泛应用（从阶级到党派）。同时，虚假意识（意识形态概念的新意义）问题凸显，思想观念与阶级立场、社会地位联系在一起，由此意识形态概念蕴含着一个更为强烈的问题，即思想知识的客观性、有效性的问题，进而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实在？也就是说客观现实、实际的社会情境是怎样的问题（思想知识的可靠性、真实性问题）。
曼海姆指出，正是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到对群体的整个意识和思想的总体结构进行彻底的社会学分析，单纯的意识形态理论就发展成了知识社会学。
知识社会学是不带偏见地分析社会情境对思想的影响，把以往作为一个群体的思想武器，即意识形态批判，转变成对社会史和思想史进行一般研究的方法，意识形态分析也就成了一种新的思想分析方法。
在知识社会学上，获得了新的意义的意识形态概念中产生了两种意识形态思想的研究方法。第一种是对思想观点的非评价性分析。这种试图摆脱价值判断的意识形态分析，揭示出每一种观点都具有片面性以及思想知识与历史-社会情境的相互关系。对历史-社会情境的非评价性分析会导致相关主义。从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来看，意识形态与社会情境的相关性表明知识产生于历史-社会实际情境，那么一方面，知识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进而消除了各种观点的片面性，并且，每种观点产生于特定的、具体的社会情境，那么相冲突的观点是可以相互补充的；另一方面，随着历史-社会情境结构变化而变化的思想知识是连续性的、动态的。
第二种研究方法是把非评价分析和一种确定的认识论（作为研究对象的某种思想观点的认识论基础）结合起来，作评价性分析。从非评价性意识形态概念开始，认识到各种思想知识与特定历史-社会实际情境的相互关系，主要用来把握连续变动的社会实在，这样就被不知不觉地引向评价性的、认识论的研究，最后被引向一种本体论的形而上学的研究。这种非评价性的、动态观点已经在不经意中变成了反对某种思想立场的武器。于是，我们便看到了从未意识到的形而上学的、本体论的价值判断。
总结来看，认识思想观点与历史-社会情境的相互关系，总结出知识的相对有效性和相互补充的可能性，进而也就涉及到各种思想观点是否真正符合历史-社会实在的知识的真实性、可靠性的问题。另外，从非评价性思想分析中发展出的否认存在超历史的、超经验的、超社会的绝对真理领域、认为种观点和社会历史主体只有根据特定的历史-社会情境的变化过程才能理解的形而上学方向，评价性思想分析方法也表明应该在连续的、在变化着的历史-社会结构中把握思想观点，即思想史。因此一方面知识社会学的这两种思想分析方法主要是用来试图把握连续性的、动态性的社会实在，获取对社会事实、社会情境更加全面的认识，包含了一种整体视角、整体思维取向；另一方面，这两种分析方法也表明知识社会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即关于知识与历史-社会实在的相互关系的知识理论，以及知识史。
2、知识社会学的主要研究领域
1）知识理论的研究：知识与历史-社会实在的相互关系
存在与认识的关系原本一直是以认识论的形式作为哲学的一部分，知识社会学力求为对经验与反映、事实与观念、信仰与真理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的分析和阐释，即探究知识（思想）与历史-社会实在的相互关系。知识社会学的这种研究需要找出知识活动背后的动机，并且对思考过程本身受思考者所在的历史-社会情境影响的方式和程度进行分析，是社会学分析的一种。
从曼海姆对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的意义变化的阐释来看，曼海姆一开始就致力于探究认识与存在的关系的理论取向。曼海姆指出，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在本体论的层次上出现了三个发展阶段：意识哲学的发展，作为经验统一性的感知主体取代客观物质统一体——认识到世界作为一个统一体只有与主体相关联才可以设想，作为意识统一性的承担者的主体被看成是抽象的、超时间、超越社会的存在物，即意识本身；同时政治实践渗入到哲学领域，各种历史的政治思潮被整合到哲学领域，认识论深入到经验领域，意识本身向更加具体的主体转变，作为分化的意识成分，民族精神逐渐取代纯粹抽象的意识本身——放弃静态的意识概念，通过对历史-社会过程的认识，在社会分化过程中，现代社会中的阶级意识概念取代了宽泛的民族精神概念，与社会结构相应的思想形式会随阶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认识到了思想和社会存在的联系，由此形成了动态的、处于生成过程中的不断综合和整合的意识统一体的意识概念。这种现代的意识形态概念为人们理解历史性实在提供了一个更适当的视角（曼海姆更多的是讨论西欧世界的思想知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受时间和空间所制约的）。
按照曼海姆的观点，意识形态思想是维持现存秩序的思想体系，乌托邦思想是超越现实秩序，并企图建立新秩序的思想体系，一方面，二者都是所属群体的思想工具，出于群体自身的利益和动机；另一方面二者都超越了现实，并未呈现整体的社会实在。而完全符合实际情境的思想是基本不存在。避免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思想知识的歪曲，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在寻求社会实在。社会中相互冲突的阶级和群体都在寻求对社会实际情境的把握。
2）知识史的研究
与知识社会学密切相关的一个领域就是为了发现某些社会历史条件下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方法和思想方式而对知识史的资料加以整理和再加工。在这方面，主要是探究知识兴趣和注意力如何随着社会结构其他方面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正是在这里，曼海姆关于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之间的区分为这种研究提供了前瞻性的指导。
曼海姆希望找出乌托邦思想的发展与现实秩序发展之间的联系。他指出，二者的关系其实是一种“辩证”关系，也就是说，每个时代都会出现浓缩形式的、代表不同时代需要、尚未实现、尚未完成的、带有倾向性的思想和价值观，这些思想元素成了冲破现行秩序限制的爆炸材料。乌托邦思想产生于现行秩序之中，反过来又冲破现行秩序的桎梏，使之朝着下一个存在秩序自由地发展。那么，真正的问题是要描绘各种社会存在形式与其乌托邦思想的具体相互作用，那么直接的研究问题是使概念体系与经验现实之间密切联系。曼海姆指出，对乌托邦思想的理解的关键在于在任何时候都支持这些思想的那个社会阶层的构成情况。曼海姆通过对这些乌托邦思想进行历史-社会区别，分析它们的几种理想形式，试图描述乌托邦思想类型与其社会结构上的内在联系。这些思想的纯粹类型并未被看成是认识论或形而上学的结构，它们只是方法论的工具。
知识社会学在分析某一时期某一特定社会阶层的思想时，所关注的不仅是一时流行的观念和思想方式，而且还要关注这种思想发生的整个社会环境。这就必须考虑使某些社会集团接受或拒绝某种思想的那些决定因素，还要考虑促使某些集团有意识地助长这些思想并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播它们的动机和利益。此外，还要进一步阐明某个社会集团的利益和目的是怎样在某种理论、学说和理智运动中得到表达的。具体来说，曼海姆阐述的五种乌托邦思想形式就是：产生于强调人性解放的文艺复兴时期，作为反对教会专制的受压迫的社会阶层的狂热的革命精神——革命者的千禧年主义；产生于强调理性的启蒙运动时代的、早期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一人道主义的乌托邦思想；维持现实秩序的、作为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自我取向和自我防卫的反乌托邦思想——保守主义思想；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乌托邦思想；当前形势下的乌托邦思想：一方面各种思想形式在于各种社会力量的密切结合中发生改变，另一方面乌托邦思想的总体强度的衰弱，也就是说每一种乌托邦思想在其后来的发展阶段中，都表现出更加接近历史-社会进程的特点。
就现代社会的乌托邦思想的状况而言，由于乌托邦思想的不同共存形式在相互冲突中不断摧残对方，社会中出现了背离乌托邦的各种思想形式（如.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取代了千禧年主义）。同时摧毁对手并没有发生在乌托邦思想的水平上，而是提出社会地位决定思想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随着这种社会决定性论的的进一步加强，乌托邦元素的消失是不可避免的。于是，逐步面临的情况是：乌托邦元素已经通过多种不同形式彻底（至少在政治上）消灭了它自己，也就是说，乌托邦形式在相互的冲突中，新的摧毁了旧的、相互的攻击中为了保存自身而仅仅着眼于具体事务等丧失了／忽视了乌托邦思想。所以，在现代社会中，一方面，乌托邦思想／信念没有了吸引力，注意力放在了大量分散的、个别的问题上，例如一个处于上升阶段的政党越是积极地参与议会的联合，就会越多地放弃它原先的乌托邦式的冲动，进而放弃其较为广阔的观点，那么它改变社会的力量就越有可能被它对具体的、孤立的细节问题的兴趣所吸收；科学研究从对计划和抽象的总观点的研究发现，转变为对特定具体问题的研究等；另一方面，越来越明显的是，每种思想都是基于自身所在群体、地位、社会结构的利益，于是人们不相信历史进程会比当前所有的个人立场更有包容性，也不相信在目前社会分化、思想分化的状态下，我们的思维基础还能造就一个全面看待各种事件的观点，即现代社会对知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的质疑，而我们的理论工具和系统化能力要处理如此大量的事实观点已经捉襟见肘，所以曼海姆认为知识社会学在这种知识危机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曼海姆在阐述西方世界的乌托邦思想时，就各种思想形式的历史时间观念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发展到现代社会，乌托邦思想（关于超越现实的学说）完全消亡，历史时间观越来越不受重视。针对这一情况，曼海姆做出了反思：一方面，随着乌托邦思想被放弃，人类将失去创造历史的意志，并由此失去理解历史的能力，即没有了历史思维、整体思维。而对思想结构的历史-社会过程分析，可以理解这种论断的主体在何时何地发现世界是以这种方式、而且仅仅以这种方式出现的。而且我们常常还可以把分析向前推进，以至于能够回答一个涉及面更广的问题：为什么世界恰恰以这样的方式呈现出来。另一方面，乌托邦思想的消失，社会中将会没有超越现实、超越情境的元素存在，成了一个“如实”的世界，完全的呈现实际的社会状况，完全定型化、形式化、程序化、理性化的世界，消除了所有的紧张关系，消除了政治和科学热情，进而丧失了主体内在活力的社会也就消除了生活本身的内容，意味着人类意志的腐烂。这实际上就是齐美尔所说的主客观文化的分离，客观文化的发展进而束缚了主观文化的发展，将会面临的结果是，由主观文化作为内在发展动力的社会文化停滞不前。因此，正如曼海姆所说：“乌托邦元素从人类思想和行动中彻底消失将意味着人类的本性和人类的发展将呈现出全新的特点：造成了一种静态，人在其中只是一个物而已。那么人类就将面临一个悖论：人类创造了对存在的最高程度的理性把握，但却没有留下任何理想，他自不过是变成了一个冲动的生灵”。这是曼海姆队现代社会资产阶级的唯理性主义过度发展的反思。
3、知识社会学的主力军：知识分子——作为知识整合的承担者
事实上，就曼海姆个人的政治关怀来看，他所探究的知识主要是关于政治思想的，由此他对研究政治理论的政治学进行了分析。依据舍夫勒对政治生活的行政与政治的二分，曼海姆将社会生活划分成理性领域和非理性领域两个部分，他指出，现代文化的主要特征，一方面是倾向于把尽可能多的事物纳入理性王国，使之处于行政控制之下，另一方面则尽可能减少“非理性的“因素，使之趋近于零。在现代社会，经济技术领域中已经达到了广泛的理性化，但是社会结构中的非理性主义的两个主要来源：经济领域中的自由竞争（不受控制的竞争）和政治领域中的阶级斗争（强权统治）。由此，他认为，这里就确定了政治学领域研究应该从非理性领域及其非理性行为与政治思想观念的关系入手，即进行政治的社会学分析，那么一种不以灌输某种思想为目的的、科学的政治学才得以可能。也就是说，知识社会学引发了曼海姆对现代社会的政治学和政治学教育的反思，认识到科学的政治学应该致力于探究政治思想理论（知识）与政治实践（社会实际情境）的相互关系。同样，科学政治学也需要向知识社会学那样，研究者在认识到知识的相对有效性和相互补充的可能性之后，应该具备一种整体视角、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对各种形式的政治思想知识进行综合和整合。
曼海姆认为，承担知识的综合和整合工作的应该是知识分子阶层。只有真正拥有自由的选择机会的知识分子，才会对认知社会和政治结构的整体感兴趣，只有专心做进入深入思考的研究阶段，才能寻求发展某种整合观的社会学和逻辑学的场合，只有在做出政治立场决定后依然拥有自由选择的可能性，，才可能真正形成某种决策。因此，曼海姆把现存的各种思潮之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理解的可能性归于一种相对而言无所依附的中间阶层——知识分子阶层，这个阶层对那些来自最多样的社会阶级和社会群体的不断流动的个体保持着开放的状态。只有在这些条件下，不断更新和扩展的社会各种观点的整合和综合才会出现。
可以看出，曼海姆试图通过知识社会学，将思想知识与历史-社会情境联系起来，认识到思想的相对有效性和真实性，进而向人们呈现出一种在整个历史社会结构中认识和理解各种思想的整体视角、整体性的思维方式，进而扩大人们的视野，由此来破除关于知识有效性问题的现代知识危机，进而使人们认识不同观点并存的合理性、社会中理性和非理性因素并存的合理性、一定紧张关系存在的合理性，揭示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性化危机，也就是齐美尔所说的主客观文化分离的现代文化危机，进一步激发历史-社会主体的内在思想活力，突破理性牢笼。
感想：
这个月更多的是进行读书方法上的自我反思，尝试清空已有的读书方法，能够增强思考的连续性和力度，接下来保持更好的读书状态，做好下一阶段的读书规划，求稳求进。
[ 此贴被卢丛丛在2018-05-17 22:40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