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告 ——2018年1月
一、    韦伯,2010年，《经济与社会》（第一·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二、    韦伯,1998年，《社会科学方法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三、    韦伯,2005年，《学术与政治》，北京：三联书店.
四、    苏国勋,2016年，《理性化及其限制》,北京:商务印书馆.
A支配学（正当与非正当）
韦伯的支配学类型主要涉及正当性支配和非正当性支配，正当性支配指其支配拥有合法性地位，韦伯将支配的合法性基础分为三类：分别是依靠非凡力量和品质的超凡魅力性、依据历代相传的神圣规则的传统型统治以及依靠理性化的法律为基础的法理型统治。在韦伯看来：一方面纯粹超凡魅力对传统型和法理型统治的日常经济活动的鄙视，是与一切系统的经济活动都背道而驰典型的反经济力量；另一方面超凡魅力领导群体从非常态事件的脱颖而出后又难免在日常生活中跌落神坛，而且超凡魅力的统治一经确立，为了维护其信仰和统治的可持续，又不得不走向其他的变通之路，因为内生变种的力量。因此超凡魅力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最不稳固的非常态统治，或者说是在传统型和法理型之间摇摆，故而超凡魅力只是特定时点上短暂过渡的现象。尽管依托个性和情感为纽带的超凡魅力是不够稳定的因素，但是超凡魅力却在三类合法统治中居于核心地位，因为无论是传统型或者是法理型统治都不可避免的流露出超凡魅力的成分。韦伯的 “非”正当性支配主要聚焦在于城市的类型学上，并进而将城市划分为消费型、生产型以及商业型城市，城市的功能从早期的政治军事为主和市场的依附性到商品经济贸易为主演变趋势，在城市功能的转变中，城市逐渐具备了独立存在的抽象人格，城市作为公民共同体而兴起了市民阶层，无论是贵族城市抑或是平民城市基本呈现出政治自治、法律的自主创新的一种独立状态，也就是所谓的“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而这也就是西方现代性的由来。相比之下中国的城市一直以来主要是承担着行政中心的功能，但是城中的市民却大部分只是承载着臣民的义务而很少有公民的权利，这必然会压抑个性和文化多元的产生。这也是韦伯从城市的发展中寻找东西方文化的分野。
B家长制→家产制→官僚制
前官僚制显著地支配类型主要是家长制，尽管家长制与官僚制有着同样稳定性及其日常性质，但是规范的诉诸并不是来源于抽象合法的理性意识并以技术素养为先决条件，而是来自传统权威。家长制支配根源于家族的权威，这类权威建立在天然的个人关系基础上的，并以“尊孝”为基本信仰。但是随着蓄奴制的发展，家族进一步分化，血缘关系将变得更加实际，家族分化不可避免的导致成熟的家长制权力萎缩，产生了资本主义经营的直接对立面——大庄园，即家产制支配。在家产制国家中，臣民最基本的义务就是为统治者提供物质生活资料，随着手工业的出现以及财政理性化的过程，商品经济的发展会促使家产制转向一种理性的官僚行政，货币经济的发展是官僚制得以存在的重要前提。当然近代市民阶级和城市的出现以及依托于罗马法的形式法律原则等都是官僚制产生并得以延续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市民阶级的出现打破了显贵阶层对于政治事务的垄断，让政治不再是因为个人兴趣或者是有充沛的时间以及丰厚的资金实力的贵族政治，换言之，也就是政治担纲着实现了从“为政治而活”到“靠政治而活”的转变；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形式法律的出现让社会生活变得可计算和可控制。官僚制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其在纯技术层面超越其他组织，主要表现为官僚制以其纯客观考虑贯彻行政职能专业化以及可计算的规则日渐完备，同时官僚制的“非人化”成功消除了公务职责中的非理性的情感性因素。这也就是官僚制得到资本主义肯定的特殊品质，故而仅凭兴趣而缺乏精确性的显贵统治正不可逆转的被官僚制替代。韦伯认为中国的官僚制是从大一统的秦王朝开始的，但是缺乏行政管理技能和理性的法律致使中国未能发育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官僚制。官僚制将社会行动改造为理性的有组织行动的特定手段，扯平了经济与社会的差异，尽管这种扯平是相对而言的。同时官僚制的理性主义精神将效率置于首位，社会在官僚制的管理下俨然成为了一个庞大的机器，每个人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齿轮，这也不免导致个人在这样森严的体系中被异化，个人的个性和创造性被压制，职能的重叠以及权力和责任的真空都会不可避免的导致部门之间的推诿，致使官僚主义的蔓延。因此韦伯认为官僚制一旦得以确立，将会成为很难摧毁的社会结构。现实的情况也表明，如今官僚制已然渗透到教会、政党、企业、乃至受制于国家财政资金分配的大学。
以上报告的书写也是不够成熟的应用韦伯的“理想模型”，因为支配中纯粹的合法性基础可能并不是由一个单一因素所决定的，同样历史和王朝的更迭也并不一定是从家长制→家产制→官僚制的线性演变，只是说大概的趋势会是如此。纵观韦伯的作品不难发现围绕着“理性”所展开的法律理性化，行政理性化，宗教伦理理性化乃至于经济活动的理性化等都表明现代社会的发展或者更准确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理性化的“除魅”过程。但是韦伯却也流露出一种悲观主义，他认为“理性化”将人们从宗教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人在理性化的过程中找回人的尊严的同时却又深陷对于金钱物欲的追求之中，人在不知觉中成为理性化机器的奴隶，仿佛世界的繁荣和谐只是一种假象，理性化最后似乎也难以挽回的造成一种非理性的结果。
C法律社会学
整体思路是从法律的相应概念到到法律权利创设和法律规范的出现，通过法律显贵、神权统治、家产制君主、革命法律以及到现代法律之间各自的特征类型等，又突出了法律思想的理性化过程。从韦伯的法律社会学思想的进程中可以看出今天世界的法律体系框架：一类是从罗马法承袭的大陆法体系，以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等，这些国家至今还是注重实体法，以成文法（制定法）居多，法官在其中扮演着主要角色；另一类是以英国及其殖民地、美国、加拿大等国家为主的英美法系（海洋法系、普通法系），十分注重程序法的制定，控辩双方扮演主要角色，其中判例法（不成文法、习惯法）发挥重要作用。
法律是有着双重属性，一方面给予了法律当事人权力合法性基础，但另一方面也给行动自由造成了约束。制定法律是创设普遍规范，而发现法律则是这些规范对具体案件的适用。这两者可能都是理性或者是无理性的，受制于法律技术和政治组织以及经济因素的影响，存在着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之分，韦伯的初衷就是尝试探寻法律形成中各影响力是如何影响了法律的特质。个人权利的体现通过“规定、禁止、容许”三方面针对他人的行为，韦伯认为前两者是属于权利主张，主要是在无市场的共同体中得以体现，后一种则构成了一种“特权”，是伴随着不断扩大的市场而逐渐形成，这种特权主要是构成自由和允许个人自治的两种形式。韦伯认为当代社会可以称之为“契约”社会，通过合法交易——契约为出发点，论述了因为商业发展，商业关系逐渐取代了亲善关系，在此过程中也就是身份契约到目的契约的演变。当然契约也不是无限制的自由，异族之间通婚和订立遗嘱上的限制就是很好的体现。契约除了影响到双方当事人，还对第三方组织有重要影响，个人作为组织中的一员不同程度的会受到限制和规定，反之亦然。
韦伯认为法律规范的起源并非仅仅来源于习惯法或者是惯例，也有来自于共识性认识，这是基于反复实施的行动之后的调试，随着意识在众人中扩散并成为共识，最终共识被要求强制执行。当然情感性因素也在法律的发展中发挥作用，只不过并不稳定，法规的创新也可能来自于深思熟虑地从上面强加。立法的手段有巫师祭司、超凡魅力启示、习惯法汇编等，而法律先知以及平民大会以及日渐理性化和专业化的法律专家则是扮演重要角色。职业性的法律训练可能是一种学徒制的经验式训练，也可能是学院制理性的系统探讨，前者是类似于特殊到特殊命题，很容易造成形式教条主义，自然不能产生理性的法律制度。但是学院派随着法学院教学和出版活动，从强有力的经验主义升华到日益科学和理性的运作，这种升华是基于司法行政的彻底世俗化以及日益官僚化。法律程序总体上经历着从法律先知的超凡魅力启示→法律显贵通过经验创制发现法律→世俗权力或神权统治强加法律→受过逻辑专业训练的法律专家→过渡到现代科学理性的法律。西方司法行政类型在理性系统的立法基础上出现，在职业分化日益明显以及去繁求简而赋予现代法律的“排他性”和“反形式主义”。 

政治共同体是基于一定的领土借助已经准备就绪的物理暴力对领土之内的人员服从有序的支配。在现代条件下，国家只是部分对于明确的政治行动正当性信仰的政治共同体。成熟的政治共同体输入了“正当性”的决疑规则体系——法律秩序，并且被认为是该秩序唯一正规的创造者。共同体之内的民族并不等同于“一国之人民”或者是操持相同语言的人们，也未必就是以共同的血统为基础，民族是植根于文化价值观的优越性或者是不可替代性之中。政治共同体内受经济因素决定权力与身份秩序；而市场中的状况又会决定共同体中阶级状况；这一类阶级因为阶级利益在共同体中产生一定的社会行动；阶级斗争无论是产生罢工或者是结盟都会实质性的加深社会的分化；政党取向的社会行动就是这些联合体密切相关，并瞄准一个预定方向去追求目标。
E学术与政治
学术与政治是韦伯两篇演讲稿，韦伯首先从德美两国的学术环境谈到之间的异同和差距，这些是基于韦伯在美国四个月访学的所思所感。德国受制于金钱支配，年轻学者并没有抵御风险的能力，而美国尽管存在解雇的风险但是却有一份相对稳定的收入。在韦伯看来学术和教师的身份是双重的，你是一个杰出的学者，未必就是一个受学生爱戴的合格老师。以学生听课的多寡来评判老师优劣并不合理，某种程度上学术生涯是存在一定的机遇，但是也需要热情，有热情你才有可能有学术灵感。学术的推进和科学的进步是一个理智和除魅的过程，在前赴后继的批判和推陈出新中跨越一小步才是科学的意义也是科学的命运。但是科学从来不涉及“科学是否值得存在”这样的终极关怀，因为科学预设的前提就是：科学让生活更美好。这就类似于核武器在人类社会中今天的尴尬位置，原本核武器是科学上的进步而造福人类，但是威慑了别人却也将世界带进岌岌可危的可能性之中。尽管日此，科学还是促进了技术知识进步，也必要的得到了思维的训练和手段，最重要的是科学可以帮助我们达到头脑的清明。韦伯同时强调课堂不应该是政治的主场，教师也不应该在课堂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而大放厥词，教师需要做的是陈述一种事实“是什么”，而不是告诉他的学生“应该是什么”，保留学生的主体性认知和价值判断。教师不应兜售自己的政治观点还以领袖自居，更不应该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以上都是韦伯对当时的德国学术和政治环境反映，更是批判一些借此浑水摸鱼的“知名学者”。
国家是一种人支配人的关系，基本的支配有三类：永恒的昨日权威——传统的家长制支配；超凡魅力型的权威；依靠法制的理性权威。国家概念的基本要素是伴随着行政组织和物质工具的分离而终告结束，也就是钱权的分离。由此产生的政治家有两种存在形式，一类是“为”政治而生存，也就是内心将政治视为自己的终极人生意义。还有一类是“靠”政治生存以此作为职业。职业政治家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君主为了防范贵族等级的潜在威胁，从僧侣阶层中挑选助教作为政治顾问，因为他们不但可以识文断字，而且对君主权威没有太大威胁。随之则是人文主义学派“谏臣”的兴起，第三个阶层则是宫廷贵族进入君主臣僚，但是那些都不足以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稳固的搭配，因为职业政治家不仅需要有较为充裕的时间可供支配，同时也需要丰厚的经济基础为支撑，因此政治家最后都不免演变成为时间和物质上都有闲暇的“食利者”。而高素质官吏队伍的发展离不来专业分工后经过长期的预备性训练后而各有所长，因此拥有法律理性思维的法律学家在促进国家政治革新上成为了最有优势的群体。韦伯借此也谈到了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机构在政治中的尴尬位置，依附权贵生存则报道存在灰色中间地带，坚守职业道德原则又将因为经济压力而面临生存问题，因此新闻工作者不免被冠以煽动家的标签，难能可贵的是依旧有很多的新闻工作者仍报以真诚可敬的姿态。总之，韦伯所处的时代是物质和精神都分裂的时代，从韦伯的两篇演讲中可以看出批判学术和政治上的不正之风的一种学者情怀。

F感想：
1·这个月看书整体的感觉自认为还是不错，时间上的保证和环境上的优化有不小作用。受制于韦伯《经济与社会》内容的庞杂，最后总结挺纠结也费时费力，感觉理解还是停留在一个横截面上，没有形成体系的思维将之前韦伯所有的作品串联在一起去把握。
2·关于这学期读书的感想记得自己上次汇报也有谈到些。那我觉得可以融汇成一个字，那就是“实”。一方面是充实：三点一线自生活，关上手机避世事；自信怀疑皆有时，经典对话方可来。另一方面就是实在，实际上也就是自己“胖了不少”。希望自己能更加规划好学习和运动的时间，然后过年也不要忘了健康生活，因为健康养生需要从娃娃抓起。

建兵，汇报的很精彩，一起进步吧

这个月读的书特别多，向你学习，新的一年一起加油！

读得得很细腻，是真正下了苦功夫才能有这样的效果的，继续加油，明年会更好！

学长学姐，感谢你们的鼓励，多向你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