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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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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文杰读书报告（更新到2018年5月15日）





本月书单：
哈里•兰德雷斯《经济思想史》
斯密《国富论》（上下卷）
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
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
刘易斯《二元经济论》
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
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
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
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


                                  如何实现经济增长
    亚当斯密讨论这一问题的出发点是所谓的财富到底指的是什么，重商主义认为，财富就是货币，因此要想方法设法增加金银。但斯密认为，货币只是商品交换的中介，劳动才是衡量商品价值的尺度（斯密没有明确提出劳动价值论，因为他并没有明确区分价值与价格）因此，构成一个国家的财富的，是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因此，所谓的国富论，就是要增加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两种途径，第一是增加劳动者的数量，第二是提高单位劳动的生产力，而这两种方法都有一个共同的要求，那就是要增加资本投入，因为要想增加劳动者数量，就意味着要雇佣更多的劳动者，要投入更多的生活资料；要提高单位劳动的生产力，就必须增加机器设备，这也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本。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增加资本，而如何增加资本又是天然的与如何使用资本联系在一起的。如何使用资本涉及到以下几类问题：1.资本在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之间的分配。3.资本在闲置与流通之间的分配。3.资本在生产性劳动部门内部的分配。
    在第一个问题上，斯密认为，生产性劳动能够带回利润和收入，而非生产性劳动则是转瞬即逝的，不能带来利润，因此，资本要多投入到生产性劳动上，少投入到非生产性劳动，这样资本才能持续增加，政府和军队都是非生产性劳动。第二个问题，银行借贷业务和纸币的诞生，有利于加快资本流通速度，并且能够将闲置资本集中起来利用，提高了资本的效率。对第三个问题，斯密把生产性劳动分为农业、工业和批发零售业三个部门，根据单位资本所能够推动的劳动量来看，农业资本最大，工业其次，批发业最小，而在批发业中，国内贸易推动的劳动量最多，因为它的流通速度最快，消费的国际贸易次之，运送的国际贸易最次，因此最有效的资本利用是先投入农业，在投入工业，最后投入批发业，这是资本利用的自然趋势。但是在现实中，欧洲由于政治和文化等风俗习惯的影响，农业受到长子继承制和限嗣继承制的影响，一直无法吸引足够的资本投入到改良之中，而城市由于它的自由制度，反而吸引了大量的资本，因此欧洲的资本大部分是首先投入到制造业和贸易中，然后由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所提供的巨大市场来带动农业。而美洲殖民地由于地广人稀。并且没有制度束缚，反而是按照自然趋势将大部分资本投资于农业，因此，美洲的资本积累速度能够大大超过未被自然律的欧洲。所以斯密认为，应该按照自然趋势来使用资本，政府不要人为干预，只要是自然趋势，商人在趋利动机下自然会把资本投入到最有利的部门，自由市场和竞争会让资本效率最大化，而政策上的奖励或者禁止，都会干扰资本的自然流向，导致本来应该流入其他部门的资本流入到了特定部门，这就未被了效率最大原则，因此，政府需要的是参与一些市场力量不足以完成的事情，比如国防和教育。
    亚当斯密设想的经济增长是在一种均衡状态下实现的，需求总是会自动等于供给，萨伊定律就指出，供给会自动创造它的需求，因此，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一般都只关注生产，而不关注消费。但是凯恩斯认为，古典和新古典设想的均衡状况其实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很少能够完全实现，萨伊定律能够成立的前提是产品售出后的收入会重新全部投入再生产之中，但是由于消费倾向的存在，消费的增加总是小于收入的增加，总有一部分收入被储蓄起来，因此会出现有效需求不足，需求小于供给，社会再生产无法顺利进行，雇主预期的雇佣人数会下降，因此实际就业人数并没有达到社会总产品所允许的数量，供求均衡点提前，出现了非自愿性失业。 要让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关键要使社会总需求等于社会总供给，而社会总需求是由消费和投资构成，由于消费和投资都受到利率的影响，因此对社会总需求的分析就包括了消费倾向、资本的边际效率和利率三个部分。消费倾向会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分析，但是凯恩斯认为，主观因素在短期内可以看做不变的，消费主要取决于收入。收入又取决于投资，因此增加社会总需求的关键在于投资和利率。投资对收入和就业的影响是以乘数效应的方式发生作用的。它的特点是在失业问题特别严重，边际消费倾向很高时，乘数就很大，投资对就业和收入的促进作用明显，随着就业量的回升，投资的推动作用会越来越弱。但是投资能够增加又取决于资本的边际效率与利率的关系，边际效率是资本的预期收益与重置成本之间的比值， 只有当边际效率大于利率的时候，投资才会增加，因此，在经济萧条的状况下，必须降低利息率，扩大投资，通过举办公共工程来增加就业，从而使得社会总需求扩大，经济就可以恢复增长。

    熊彼特认为，古典经济学只解释了经济均衡发展的情况，在均衡状态下，边际成本刚好等于产品价格，没有经济剩余和利润，整个经济只是一种循环流转过程，但这样就无法解释经济系统出现的变化，实际上，经济系统的运转除了循环流转阶段，还包括了发展阶段，在熊彼特看来，循环流转只需要按部就班的生产，但发展是一种创新过程，需要智慧和勇气，它包括3种类别5种类型，分别是供给端（新方法、新产地、新特性）、需求端和新组织，传统经济都是循环流转，只有发展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发展的五种情况本质上以为这对资源利用的新方法和新组合，因此，发展其实就是新组合的发现和创造。企业就是承担这种新组合的生产者，而企业家就是承担这一职能的具体个人。要实现新的组合，首先就是要获得生产手段，这就必须要借助信贷手段来创造新的购买力。熊彼特认为，由于在消费——生产性过程中，信贷都不是必须的，只有在发展中，信贷才是必须的，因此，信贷本质上就是为发展而生的。货币市场也是如此，本质上就是为了满足发展需求的生的。信贷的产生是因为有利息，利息作为一种现在购买力对未来购买力的溢价，其价值的源泉不是劳动工资或者土地，而是来自新组合应用产生的剩余价值，正是因为新组合的应用能够带来超过原有货币的收入，而循环流转中投入生产的货币只能收回同样数量的货币，所以利息才能够存在，所以说利息也是由于发展而存在的。新组合的应用之所以能够产生剩余价值，是因为其产品要么具有更低成本，要么具有更大价值，这样就能够以超出其成本的价格售出，而市场上其他的产品只能以原来的均衡价格来组织生产，因此，企业就可以获得这笔剩余价值，而企业家是具体承担这项只能的人，因此利润归属于企业家。而企业家的利润马上就会吸引其他人跟进，竞争就会加剧，利润下降并最终消失，生产又进入循环阶段。但是从发展到新均衡的形成，中间还要经历一个萧条阶段。熊彼特认为，随着发展过程中其他企业家的不断跟进，会出现对生产资料的争夺，这就会抬高生产资料的价格，生产成本上升。但是新产品的大量出现又会降低价格，从而必然有一部分企业亏本生产，但是更麻烦的还在后面，企业的亏损会英法恐慌情绪，导致信用收缩，这使得市场上购买力不足从而企业破产，这就是萧条产生的原因。因此，萧条过程本质上就是旧企业采用新组合，向新企业靠拢、创新不断普及的结果。通过萧条，创新得到普及，一部分不能适应新组合的企业被淘汰，可以说，萧条是发展的必然过程，萧条之后，新组合普及，又进入到均衡状态，所以萧条是一种正常过程，整个经济运转就是分为循环、发展和萧条三个过程。
    亚当斯密解释的经济增长是一种均衡状态下的增长，凯恩斯的理论则提出了失衡状态下经济如何恢复增长以达到均衡状态的方法，熊彼特关心的增长是经济达到均衡之前的非均衡增长阶段，他们关注的都是一般经济增长理论。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并没有很好的方案。发展经济学关注的就是落后国家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的问题。
    张培刚的经济发展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农业国实现工业化的可能性。他的一个基本立场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实际上处于相当被动的地位，农业可以为工业化提供粮食、原料、剩余劳动力和一部分启动资本，但是光凭农业无法带来工业化，工业化本质上是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的变化，这种基要生产函数可以理解为时一些关键生产技术的变革，也可以理解成是资本利用不断拓宽和深化的过程，放到具体产业上，张认为最重要的产业部门是动力、运输、钢铁和机器制造业，所谓的工业化就是这些基要函数和基要工业占据优势的过程。
    那么工业化是如何发生的呢？张认为，影响工业化是否可能的因素有3类5种，分别是发动因素、限制因素和对对二者都有影响的，具体来看就是生产技术、企业创新管理、人口、资源和社会制度。这5种因素都具备时，工业化就必然发生。然后根据发动方式不同，工业化的实现方式有两种，演进型和革命型。但是由于革命型是在非市场条件下完成的，因此张主要讨论的是演进型工业化。从演进型工业化的历程中，我们能明显感受到这种工业化的规律和程序，即经济史上最显赫的变化都是从动力和铁路运输的生产技术发生革命性变化开始的，其次则是钢铁和机器制造业发展，这四大行业在生产中地位不断上升的过程就是工业化的过程。但在演进型过程中，工业化却是开始于纺织工业等消费品工业。（张未能解释为何演进型工业化是从消费品工业而不是资本品工业开始。）从工业化速度上看，有四种因素会影响工业化速度：1.进入工业化的时间早晚（技术的先进程度），2.政府政策（支持力度），3.开始的方向（消费品还是资本品），4.筹措资本的方式（自给自足还是借贷和国际投资）。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对农业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1.对农业改良的影响（技术），2.对产品结构的影响（市场）3.对农业劳动的影响。首先是对农业改良的影响，这里体现在三个方面：（1）提高每亩土地的生产力，（2）提高每人的生产力，（3）两者都提高。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机械化和农药化肥的使用。其次是对农产品的影响，包括（1）粮食需求数量上先上升然后下降，质量上追求更高品质的粮食，降低对充饥食物的需求。（2）原料需求上升。第三是对农业劳动的影响：（1）劳动在农业收入中所得的份额下降，但绝对数是上升的。（2）由于需求弹性的存在，农业劳动相比工业劳动处于不利地位。（3）农业产生剩余劳动力，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先工业部门转移。总的来说就是，从农业与农业的关系来看，工业对农业的影响更大，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地位必然上升，农业地位必然下降。   
    最后，张认为，如果有了政治的独立和安定，有了必要的资源和资本，并且有了得到现代技术的机会，那么一个农业国家要想实现工业化就是一种普遍和必然的趋势。
    张培刚的关注点是如何实现工业现代化，而舒尔茨则关注的是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
发展经济学通常认为农业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只有工业才能推动经济增长，舒尔茨认为，传统农业确实不能为经济增长做贡献，但是现代农业是可以的，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将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农业。舒尔茨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自生产要素的供需关系，增长的关键是生产要素要足够便宜以吸引更多的投资。从生产要素视角来看，传统农业之所以落后，不是因为其资源配置不合理，资源利用低效，恰恰相反，在传统条件下，农业资源的配置是十分有效的，所以问题不是资源配置问题，而是在于要素价格。传统技术状况下，生产要素的边际价格十分高昂以至于边际投资收益率很低，无法吸引更多的投资，不能带来增长，而现代农业的特点就是生产要素的价格很低，并且还能够不断的以更低价格来供应生产要素，不断吸引农业投资，现代农业的生产要素价格适中低于产品价值，这样，现代农业就没有达到长期均衡，因此，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就是要降低农业的生产要素价格。生产要素既包括物质资本也包括人力资本，由于在一个贫困社会中，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生产过程具有社会性和不可分性，这就决定了只能由公共部门和非盈利企业来完成前期研究和市场开发，在他们具备供给能力之后，生产要素的分配也需要先由公共部门和非盈利企业进行推广教育和培训。然后由盈利企业跟进，出售各类生产要素。在生产要素的需求端，问题是如何使农民接受新生产要素，这取决与应用新要素的有利性，当有利性足够大时，农民自然会迅速接受，绝对产量的大小、风险和租佃制度也会影响有利性大小。同时，培训、经验和教育也是影响农民能否最好使用新要素的因素。最后是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舒尔茨认为，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农民能力的现代化是最重要的，不管是从供给还是从需要来说，农民的能力都是至关重要的。人力资本既影响对新要素的需求和接受，也影响新要素的应用。事实上，今天穷国与富国最大的差别是资本的差别，而在资本中，更大的差别是人力资本的差别而非物质资本的差别。
    刘易斯继承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立场，认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大量资本的积累，表现为储蓄占国民收入比例的提高，因此，问题就在于如何提高储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刘易斯认为，工薪阶层很少能够有储蓄，储蓄主要来自利润和地租，更主要的是利润。所以问题有转到如何提高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这主要有良好总方法，1.保持劳动工资实际不变，2.信贷创造。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下，劳动工资保持手机不变的水平，资本和技术变化的收益都归于利润，这样利润就可以比国民收入增加得更快。利润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上升，资本形成扩大。而通过信贷增加货币供应的方式也可以创造资本，但这种方式会硬气同伙膨胀，，固定收入者的收入会下降，但工业资本家可以通过将过剩货币投入再生产中从而是资本形成实际扩大，因此，信贷可以加速资本形成。所以，刘易斯认为，在一个劳动力无限供应的社会里，只要保持实际工资不变，利润就会一直增长，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也会不断提高，但是当资本积累的速到超过人口增加的速度，以至于不再有剩余劳动力的时候，这个过程就会停止。


本月书单：
《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吉登斯
《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吉登斯
《社会的构成》，吉登斯
《民族—国家与暴力》，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吉登斯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吉登斯
《现代性访谈录》，吉登斯
《批判社会学导论》，吉登斯
《为社会学辩护》，吉登斯
《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吉登斯
《社会学的想象力》，赖特•米尔斯
《风险社会》，乌尔里希•贝克
《个体的社会》，埃利亚斯

   
简化版：
                                                                    社会学：一门背景科学？
      社会学从古典到现代经历了一个总——分——总的过程。在古典社会学阶段，社会学家们的任务是对整个现代社会进行定性认识，比如马克思和韦伯就明确指出他们研究的是现代社会，涂尔干则表示现代社会是一个有机团结社会，齐美尔也意识到，随着主客观文化的不断分离，现代社会是一个主观文化压过了客观文化的阶段。换言之，他们最突出的共同点在于都意识到现代社会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与众不同的时代，并且对其进行了总体性的判断和认识，而这与启蒙思想家所理解的社会不同，启蒙思想家的社会实际上是一个一般化无差别的社会，在他们那里，人类社会还处于未分化的状态，而经济学家或者政治学家所理解的社会实际上是侧重于某一个角度，并没有达到对社会整体性质和结构的认识。哲学虽然也关心对社会的整体认识，但是由于哲学的思维方式过于抽象，所以并不能真正深入到社会内部，尤其是面对一个已经分化了的现代社会，哲学存在一个“进不去”问题。社会学的特点就在于它力图从整体上认识现代社会，并提供了一整套从整体上认识现代社会的思维工具。比如说我们可以从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上来分析社会，例如马克思就根据社会关系的不同，将人类社会分成了5个阶段，然后我们现在是处于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关系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关系，无产阶级的出现才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前提。韦伯则认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关系是官僚制，官僚制是资本主义出现的前提条件。在社会变迁的动力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是推动历史变革的决定性力量，涂尔干则认为，由于人口密度和社会密度增大导致产生社会分工的需要是我们社会分化和变迁的动力，韦伯就主张从古到今，是一个理性化进程不断加深的过程，并且这个进程是一个整体性的进程，资本主义的产生需要社会各个方面都实现理性化才是可能，资本主义之所以最早在西欧产生，并不是因为西欧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而是带有一定的历史偶然性的。
      所以我认为古典社会学家最重要的贡献是，他们提供了一种整体性的思维方式来认识现代社会，在对现代社会的本体性认识之下，还各自发展了一套相应的方法论。他们奠定了社会学的四梁八柱。
      在古典社会学家之后，第一位最重要的社会学家是帕森斯，帕森斯的地位在于，他从古典社会学家中分离出来了行动结构这对概念，从而开启了社会学今后数十年的二元对立格局。其实在马克思他们那里，理论体系还是统一的，比如韦伯虽然是从社会行动出发，但是他可以通过社会行动构建出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涂尔干虽然强调集体力量，但他同样注意到在集体仪式中，个体通过仪式，可以强化集体信念和集体的力量。所以所谓的各种二元对立在他们那里并不是十分明显，只是以一种隐含的形式存在着。虽然在唯意志行动论中，帕森斯是希望统一行动与结构的，但是从他把行动分为行动者、目的、手段条件和规范性取向，然后他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规范性取向开始，实际上就已经为后面的结构功能主义埋下了伏笔。所以帕森斯的历史地位就在于他提问题的方式以及他所提出的这个问题的结果，改变了社会学家讨论问题的方式，开启了社会学界数十年二元对立的格局。比如什么冲突论、互动论、现象社会学之类的理论流派。但这并不是说社会学的二元对立就是帕森斯导致的，实际上这场分裂格局，是与整个时代进程息息相关，是与整个人类认识的发展息息相关的，因为不只是社会学，在其他知识领域也同样出现了二元对立的各种局面，但帕森斯的地位则在于他影响了这场二元对立在社会学领域的具体表现形式。
      面对这样的格局，新一代的思想家力图走出这种二元对立的格局，重建世界同一性。哈贝马斯、吉登斯和布迪厄是这其中的领袖人物。哈贝马斯的贡献是提出了交往行为理论，主张要实现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转变。布迪厄的贡献在于提出了实践理论，主张社会学需要一种生成性的思考，关注实践过程。吉登斯则是以结构化理论重新解释了社会科学的结构二重性的本体性特征，提出了双重解释学的方法论工具。三个人的思想有许多的相同之处，比如都主张社会学的视野要转向生活世界，要关注实践，但他们在理论倾向上还是有所不同，相对而言，哈贝马斯的理论更倾向于行动者，所以布迪厄批评哈贝马斯说他是个十足的科学理性主义者，而布迪厄则更加偏向结构，所以吉登斯认为布迪厄是个后结构主义者，而吉登斯则是个彻底的调和主义者，不偏不倚走中间。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面临的具体理论困境不同和选择的突破方式不同。哈贝马斯主要针对的是主体理性的困境，所以他努力的想象就是从主体过渡到主体之间，自然摆脱不了主体的基本出发点，；布迪厄面临的则是结构主义与存在主义的对立，因而他的理论背景可能就影响了他的理论出发点。吉登斯则是正面行动与结构，因而他可以选择一种中立调和的立场。哈贝马斯和布迪厄的特点在于他们是彻底的超越，而吉登斯的基本路径则是调和，所以看上去就不偏不倚，但我个人认为哈贝马斯和布迪厄的方式是难度更大的。福柯在这些人中是最独特的一位，他摆脱二元对立的方式是拒斥。前面三位事实上都坚定捍卫理性，而福柯则抛弃了理性主义的立场，主张对理性进行彻底的怀疑和批判，从知识考古学主张理性的断裂，到后期权力谱系学对理性权力的批判，福柯代表了人类对自身认识的第二种思考方式。
      另外还想补充一位以往被人忽视的大家，就是埃利亚斯，埃利亚斯早在30年代就意识到了知识界存在二元对立的格局，并已经为弥合这种格局做出了努力并提供了一套完整方案，他提出了过程社会学的方法主张，认为个人和社会的对立是一种虚假对立，其根源在于个人需求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失衡，因此他以《文明的进程》一书，深入刻画这种对立是如何发生的，力求找到社会对立的根源，实现一种平衡的社会秩序，只不过他的思想太过于超前，因而不被当时的人所理解。
      总体来说，社会学经历了一个总-分-总的发展阶段，总的方向是主流，分的过程是支流起到了加深我们对社会的构成各部分的认识。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社会学首先是以一种整体性思维确立起自己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因为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立足点都是从局部的社会关系出发，只有社会学时从社会整体出发，行程对社会总体的一些基本认识，因而社会学能够为整个社会科学提供一种关于社会的总体性知识，但是社会学并不是社会科学本身，也不能代替其他社会科学，因为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他们都有各自独特的思维工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
感想：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就像是盲人摸象一样，每个学科也许都摸到了一个大象腿或者是象鼻子，就以为这就是大象，其实各个学科都只是摸到了大象的一部分，只有通力合作才有可能形成对大象的整体认识，所以要开拓视野，不能固步自封。
    （这次的简化版是在做汇报时写的一个框架，省去了具体内容，有具体内容的报告比较长一点，附在了后面，不过写到吉登斯我就已经不想写了，所以是个未成品。）



完整版：
      当我们在说社会学的时候我们在说什么，社会学和经济学、政治学以及社会科学又是什么关系，说一个人是社会学家又是意味着什么？我认为对社会学的理解、对上述问题的答案，就隐藏在我们所阅读过的这些社会理论家的思想之中，在对这些思想的穿梭跳跃之间，套用福柯的话语分析，我们可以说，社会学本质上是一种话语体系，是一种思维方式。
      我们都知道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世界的，社会科学是研究社会世界的，在社会科学大厦中，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的经济领域的，政治学是研究社会中的政治领域的，这些都很容易理解，但说社会学是研究社会的，就没有人说得清楚这个社会是什么，我觉得，社会学和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相比，它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社会学是一种整体性思维方式，它意味着要从整体上来考察社会，而不是局限于部分，更不是以对部分的考察来代替整体，因而 “社会”是一个比“经济”和“政治”抽象程度更高的概念，但“社会”又不是一个抽象得只剩下概念的哲学词汇，社会学所考察的社会，并不是抽样意义上的一般社会，如同自然法学派的思想家们探讨的自然状态那般无差别的人类社会，而是有所指的社会，即工业文明以来的现代社会。
      社会学在其诞生之初，便是在现代社会产生的背景下和刺激下应运而生的。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现代性”一词本身就意味着是与传统的一种断裂，现代社会在众多方面都与传统社会有了本质区别，社会学的任务就是去认识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因此，古典社会学家的共同之处就在于他们都对这个社会进行了整体的、定性的考察，都分析了这个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发展趋势。
      首先是马克思，马克思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合，对人的认识必须在社会关系去中认识，根据社会关系的不同，马克思将人类社会划分为5阶段，分别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人类目前处于资本主义社会，未来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意识到现代社会是与以往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在它诞生一百年的历史里所创造的财富比以往人类历史的总和还要多。”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是一次质的飞跃，社会学就是在这一飞跃下产生的。随后，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结构和运作方式进行了深入剖析。他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社会以不断生产出剩余价值为目的，围绕着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再生产，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运作方式做了迄今为止最为深刻的剖析。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目的是要获取更多的利润，但是资本家越努力是努力提高生产力，利润率反而会下降，这个矛盾的现象背后其实就隐藏着资本主义生产自身的限制，这就是他的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必然冲突。这个冲突反映出来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性危机。资本主义要获取更多的利润，就倾向于不断提高劳动生产力，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又要求资本积聚，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力是倾向于无限发展的，他的生产能力是越来越强，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出来的众多产品还只是潜在的剩余价值，只有通过出售，也就是被消费者消费掉才会真正变成剩余价值，变成利润。而消费能力的增长却是有限度的，因为占消费者中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只拥有很狭窄的消费能力，而有消费能力的资本家却由于受到基本积累的驱动而倾向于限制消费，因此社会消费能力的增长很容易就会达到上限，一旦生产能力超过消费能力，就会出现资本的生产过剩，表现为产品无法售出，这样在生产过程就被迫中断，引发经济危机。要走出危机，首先必须把多出来的资本闲置下来，使其退出生产和流通领域。另一方面，资本家会通过把工人工资压低到正常水平以下来获取更高的利润，同时，个别资本家会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使他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可以获取超额利润，这样资本家的利润率会开始上升，然后其他资本家会跟进，也提高劳动生产力，从而获取超额利润，伴随着利润率的上升，大家又开始扩大生产，从而又导致新一轮的生产过剩，周期性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无法摆脱的宿命。在这一生产模式下，人类社会日益分裂为对立的两大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通过剥削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来维护其阶级地位，无产者则不断遭受异化，异化是现代社会生产模式的本质危机。为了突破异化，资本主义社会必须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以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为前提，在那里，人们可以按需分配，按照人的天性自由发展，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过渡。
      在社会性质上，韦伯持有相同看法，他也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与马克思认为是生产力的发展导致资本主义的产生不同，韦伯持有一种历史整体主义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长久以来就一直存在的理性化进程的结果，虽然资本主义的诞生是必然的，但它首先出现在西欧则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因为只有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实现理性化，现代资本主义才能产生，而马克思则强调这一过程的历史必然性。
      在社会结构上，韦伯同样分析了阶级，但与马克思将阶级作为最重要的社会关系来考察，认为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不同，韦伯认为社会关系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官僚制。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一无所有的劳动者的出现为前提，而韦伯则认为，完全符合理性预期的官僚制才是资本主义出现的前提条件，换言之，在社会结构中，马克思关心的是阶级关系，而韦伯关注的则是官僚制，以往研究中总是将马克思的阶级与韦伯的阶层直接进行比较其实有一点不合适，因为在二人的理论框架中，“阶级”的地位和作用并不对等。
      正是由于对社会动力和社会结构的关注点不同，韦伯对社会发展趋势的预期也与马克思不同。马克思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无产阶级力量会不断壮大，最终，无产阶级将会成为革命性的力量，无产阶级将会夺取政权，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阶级的社会。而韦伯对现代社会的未来有一种悲观色彩，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是理性化的力量造就了现代社会，但理性化进程终将构成一个理性的牢笼，要逃出这种悲剧命运，则要依赖卡理斯玛型领袖人物的出现。
      在社会性质上，与马克思和韦伯不同，涂尔干并不愿意用资本主义社会来指称现代社会，而是以工业社会代之，但可以明确的是，涂尔干毫不犹豫的同意，现代社会是一个与以往社会截然不同的社会，传统社会环节社会，而现代社会是有机社会，从传统到现代，是一个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不断转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口密度和社会密度的不断增大导致社会分工的产生和需求是促成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转变的核心动力。因此在社会动力学上，涂尔干所持有的的观点与马克思和韦伯不同。另外，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上，由于涂尔干是站在反对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立场上的，因此，他更加关注的是社会“失范”现象，他认为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张扬会危机社会团结，这种“失范”是社会面临的真正危机，为了解决失范问题，必须要在团体的基础上来加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对于未成年人的整合要通过学校和家庭，对成年人的整合要通过职业团体。通过道德教育和职业伦理来进行社会整合，强化社会成员对社会的认同。
      另一位古典大家齐美尔同样也认识到现代社会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他认为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是一个主客关系不断分离的过程，人与世界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主客合一到物我两分的变化，并且这个变化现在仍然在继续且永不停息。在原始阶段，人们无法区分客观实在与主观印象之间的区别，很容易把符号或者是瞬间的印象看做事物本身，从主客合一到物我分离，这背后是人类人格形成、主体性不断增强、人类对自己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在这个人格不断形成和扩张的过程中，货币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人格对物的占有会遭到事物内在本性的抵抗，但在货币面前，事物的一切质的特性都消失了，只剩下量的特点，所以，货币经济越是发展，主体在客体面前就越是拥有更大的自由，主客分离就越是明显。但是，伴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主客分离的发展路径却发生了反噬的危险。货币确实帮助主体摆脱了客体的束缚，但是，货币绝对的抽象性超越性和无差别对待的特点使它拥有拉平一切的特点，所以这个矛头如今也指向了人本身。人作为一种主体性的存在，最大的价值就在于人的迥异性价值，就在于人迥异于物的特点，可是货币这把杀猪刀，恰恰具有抹平一切特征的特点，即使是最具个性的人，在货币面前也不得不被一视同仁，以至于人被降格成为了物，具有绝对价值的人也被量化了，主客分离本来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交换关系，是主体对客体的自由，但如今主体自身也成为了客体，这可能是主客分离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随着主客分离愈演愈烈，客观文化越来越压过了主观文化。人类社会生活摆脱了对具体人和物的依赖，转向对一切人和物的依赖，转向对客观组织和制度的依赖，一切个人性的关系都变得无关紧要，人们完全被以目的为导向的客观文化联结起来，但这种联系正像货币的特点一样，正因为它是超越一切的，所以也是冷酷无情的、甚至是空无一物的，没有实体价值在其中。正像土地买卖中反映出来的一样，土地除了是农民的财产以外，还是农民生活意义的所在，一旦土地变为货币，那么生活的意义就消失了，所以客观文化在提供给主体更大的自由、更多的隐私的同时，还带来了价值缺失和一个意义的空洞，这是现代人面临的文化危机。
因而在社会性质上，齐美尔明确意识到现代社会是一个与以往社会有本质差别的社会，现代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客观文化对主观文化的压制，在这个过程中，货币起到了最大的推动作用，因为货币是相对主义最集中的体现，具有夷平一切个性和特点的效果，把一切质的区别都化为量的差异，因而在社会问题上，齐美尔认为现代社会最深层次的危机就是价值和意义的缺失，这与马克思的异化危机有异曲同工之妙。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上，齐美尔认为社会学应当关注人们相互作用的形式，因为虽然社会是由形式和内容共同构成的，但内容本质上是受形式统合的，是形式赋予了内容以质性，因而社会的本质特征就隐藏在人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形式也即社会关系之中。
      总的来说，古典社会学家其共同特征在于，都关注社会整体，确定社会性质，剖析其社会结构，观察社会运行的动力和方式，以及可能出现的社会问题，并提供一套解决方案。古典社会学家奠定了这门学科的基本话语体系和思维方式，树立了社会学的四梁八柱。
      古典社会学家之后，最重要的第一位思想家是帕森斯，帕森斯继往开来，改变了社会学这门学科的轨道。他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通过对古典思想家的梳理，从中抽离出了行动——结构这对概念，从而圈定了社会学更加明确了社会学议题的范围和讨论方式。帕森斯认为，古典理论家讨论的问题看上去各有所指，但其实都是在围绕着行动体系来展开的，因此他的工作就是要把隐藏在古典思想家中的这个共同的理论旨趣牵引出来。帕森斯认为，行动的结构包含4个部分，分别是行动者、手段——条件、目的和规范性取向，马歇尔、帕累托、涂尔干和韦伯四位古典思想家分别从这4个部分入手，都构建出了一个完整的行动体系，其中马歇尔重点关注的是行动的目的，这个主要体现在他对“活动”与需求关系的强调上，马歇尔最为重要的工作是建立了一个边际效用经济体系，人们的需求是一切行动的根源，需求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生物性需求，一种是活动性需求，生物性需求是早期人类的需求，而活动代表了价值追求和美德，是最能体现人类特性的活动，这种类型的活动会对需求本身产生调节作用，这样从需求——活动关系中，马歇尔构建了一个受到价值调节的目的行动体系。
      帕累托侧重于行动的手段——条件。他区分了逻辑行动与非逻辑行动，借助剩余性范畴的概念，他从逻辑行动和非逻辑行动的区分入手，认为手段——目的图式所代表的逻辑行动仅仅只是行动体系的中介部分，而非逻辑成分则包含了终极手段、终极条件和终极目的，这样就建立起来一个包含终极手段和终极条件——中介——终极目的的行动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终极手段、条件是遗传和环境，是非逻辑成分，对应的是剩余物中的本能，属于非规范性成分；中介是内在的手段——目的链条，是所谓的逻辑行动，其中，根据手段——目的的复杂程度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技术成分（单一的手段——目的）、经济成分（多个手段——目的）、政治成分（多个手段——多个目的）（这就是社会），中介符合的是逻辑——实验的一致性原则；终极目的是价值态度，属于非逻辑成分，对应的是剩余物中的情感，属于规范性成分。
      涂尔干侧重于从行动者来建构自己的行动体系，他从反对个人主义的实证主义入手的，认为个人行动的背后还有社会成分，这个社会成分是以集体良知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对自杀中出现的“社会失范”导致的价值缺失感的分析，和他对道德教育重要性的强调，都反映了他对行动者背后的社会因素的重视，他认为道德的强制作用根源于道德所代表的共同价值，这种共同价值规范了个体行动的目的和手段。宗教行为背后反映的也是这种来自社会的共同价值体系。
      韦伯则是从规范性取向入手，他一方面强烈反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倾向，强调精神文化伦理在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的作用，一方面又试图调和解释学的历史孤立主义倾向，重视终极价值在整个手段-目的链条中的地位和作用。韦伯首先根据行动的动机，把行动分为四种理想类型，与帕累托的手段-目的图式只是行动的中介部分不同，韦伯的四种行动类型都包含了完整的行动框架，但帕森斯指出，由于韦伯关注的是可以根据主观范畴去理解的规律性成分，因此韦伯的注意力实际上集中在行动的规范性取向上，他指出，行动的取向有三种，分别是：惯例、利益和合法的秩序，分别代表非规范性、功效合理性规范成分和合法性规范成分。行动的取向构成了行动动机的条件，因而是一种规范性取向。
      帕森斯的主要工作在于，他从古典思想家中抽离出来了行动——结构这对关系，从而使得社会学讨论的问题更加集中于这两个核心概念的关系上。虽然在唯意志行动论中，帕森斯试图将行动与结构统一起来，但是他对于规范性取向的重视本身已经预言了结构功能主义对结构力量的强调，这拉开了社会学今后数十年二元对立格局的序幕。
      从30年代到6、70年代数十年的时间里，西方社会学要么是强调结构性力量，如结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要么强调个体：如符号互动论、交换论、现象学社会学。学界一直处于一种二元对立的格局中，并以各种不同形式表现出来，如：主体——客体、行动——结构、个体——社会。面对这样一种各执一端的分裂局面，新一代的伟大思想家对弥合和突破这一格局做出了卓越的努力。
      首先是哈贝马斯，哈贝马斯选择的突破口是主体理性造成的理性牢笼困境。哈贝马斯认为，当今出现的种种理论对立与分裂，根本上是因为大家对理性的理解太过片面，大家都是基于主体的立场来理解理性，围绕着这个立场，形成了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根本对立。只要还是基于主体出发，那么我们在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中必然会把主体本身客体化，从而导致一个理性的牢笼出现。而非理性转向“他者”的企图也终将失败，因为所谓的他者不过是在主体理性的镜像，并没有真正摆脱主体，要想走出理性牢笼，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哈贝马斯认为，我们过往理论的最大弊端是没有意识到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区别，这是他们无法跳出主体性困境的根本原因，系统处理的是主客关系，认知——工具理性作为适用于系统的规则，具有重要意义，不应放弃；不过除了系统，我们还应当看到生活世界的存在，生活世界是由文化、社会和个性构成，处理的是主体间性关系，具有不同于系统的特征，因此生活世界需要的是交往理性。从世界观来看，原始社会由于世界分化不明显，仍然处于物我不分的模糊状态，人与世界是合为一体的。进入到现代社会，世界分化为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正是三个世界的彻底分离，主体的地位才得以凸显出来。主体不再是以孤立的形式存在，而是处于主体关系之间，这样一种主体间性的意识结构需要以沟通为取向的交往行为来达成共识。但西方对于理性主义的理解集中于认知-工具主义的目的行动上，忽视了一种去自我中心化的世界观的意识结构所面临的不同要求。之前的理论家为了解决世界分化所带来的行为者与世界的关系发生的变化，提出了目的行为、规范行为和戏剧行为三种行为类型，但他们分别都只能处理行动者与客观世界，行动者与社会世界、客观世界，行动者与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不能同时涵盖行动者与三个世界的关系，是一种片面的互动，造成了自我与世界、主体与其他主体的非同一性。只有交往行为以言语为媒介，从生活世界出发，能够同时和三个世界发生关联，生活世界就是三个世界的交叉部分。
那么从方法论上来说，交往行为也能够很好的克服理解主义的方法论困境，大家都知道理解是社会科学中极其重要的方法，自然科学是单重解释学，社会科学是双重解释学，不仅要解释行为，还要解释前行为阶段，因此观察方法就不够了，还需要理解方法，但是要想理解一种表达，就必须理解表达的前提即共识基础，交往行为由于其以达成共识为目标，恰恰能够弥补意义理解所缺失的共识性基础。交往行为本质上也是一种言语行为，但这种言语行为是以普遍语用学为背景，强调的是一种以言行事行为，而非以言取效行为，是以沟通为取向而非一种把语言当做中介的策略行为，正是如此，交往行为理论能够弥补解释学所缺失的共识性基础，真正达到平等沟通上的理解和共识，从而使得世界同一性的建立得以可能。

      布尔迪厄面对的思想困境是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之间的对立，主观主义强调要从人的意志和思维来把握世界，客观主义强调要从规律和规则来把握世界。布迪厄认为，这种对立格局的出现，是因为他们都是从结果来把握实践，这样子对结果的侧重点不同，就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生成路径，要想突破这种局限性，必须以一种生成性的视角来把握实践。所以对布迪厄来说，在阿尔及利亚的田野工作十分关键，因为正是田野带给他的灵感帮助他提出了习性这个充满实践感的概念。习性确定了行动者的基本行动图式，但同时行动者又可以根据具体情境来调整行动策略。因此习性这个概念实际上起到了沟通主体与客体，过去与未来的作用。习性的发生场景是场域，场域是社会学的基本分析单位，场域是由各个位置之间的关系确定的，各个位置间的关系由附着在上面的资本和习性来确定，而资本和关系又是在场中确定的，因此，场域、资本和习性构成了一幅相互交织的实践网络，其中场域是情境、习性是行动策略，资本既作用于场域的结构，也是行动策略的目标。三者共同构成一套完整的实践理论，实现了对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超越。
      吉登斯最重要的工作是提出了结构化理论，结构化理论的主要论点是结构二重性原理和双重解释学方法，吉登斯认为，以往的社会理论都片面强调个人——行动，或者是社会——结构的，但事实上，人类社会和自然世界存在本体性的差别，自然世界具有自在自为的特点，但人类社会并不是，人类社会是由每一个人的参与而创造和再创造的，这和自然世界具有本质性区别。因而一方面，由于社会并不是哪一个行动者或者组织创造出来的，它表现为一定的规则和结构性力量，但另一方面，行动者的行为作为社会的构成的一部分，又会以反思性监控的方式积极建构和重构着社会生活。因而社会世界实际上是以一种结构二重性的方式存在着，这就要求社会科学必须是一种双重解释学的方法，社会科学的结论将会作为社会世界的一部分为行动者所感知和认识，从而改变社会实践本身，因而社会科学并不存在一劳永逸的发现和规律，它始终在个体与社会、行动与结构之间，永远处于“化的过程之中。”

   
本月书单：
《区分》（上、下），布迪厄
《疯癫与文明》，福柯
《规训与惩罚》，福柯
《临床医学的诞生》，福柯
《词与物》，福柯
《知识考古学》，福柯

      福柯是谁，他究竟想干什么？
      无法归类的福柯也拒绝被归类的福柯，跳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以往所有的思想家或多或少会接受已有的思想，即使是马克思这样的变革者，也都未曾彻底离开现有的知识体系。唯有福柯，挣脱了所有的束缚，以一种穿透一切的目光，凝视着人类已有的文化与知识。他说，人类自以为认识的历史和世界其实都是自欺欺人，不管是历史哲学还是历史主义，都不曾真正认识过这个世界，今天我们要想寻找历史的真相，就必须彻底抛弃历史哲学和历史主义，必须从他们起点的地方就抛弃他们，正是如此，福柯倡导的一种考古学的研究。以往的思想史研究关心的是历史的起源和连续，以构建出一种全面历史，而考古学研究关注的是一种差异和不连续，以描述出断裂的历史，这恰恰是以往历史所忽略（客观上）或者（主观上）拒绝的。

      考古学正是通过与思想史的比较确立起自己的地位的。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对新事物、矛盾、比较和转换上。（还有考古学的原则）

      首先是在对新事物的态度上。思想史习惯于将话语分为新旧两类，新的代表独特的、增殖的，旧的代表重复的、平淡的。但是思想史的这种划分面临两个问题，即相继性的问题和相似性的问题，相继性问题的困境在于难以确定谁先谁后，相似性问题在于同一性标准难以确定。而考古学的描述并不愿意对话语作新旧的价值区分，考古学只是希望能够描述陈述的规律性，通过揭示话语的规律性，描绘出历史和知识的建构是如何发生的。因此，考古学并不是要去寻找什么新的发明，不仅如此，正所谓太阳底下无新鲜事，从陈述的角度上看，一项发明并不比重复和传播它的文本缺少规律性，而平庸也不会比异常形式缺少主动性和活动性。
      其次是对待矛盾的方式上。思想史对待矛盾是一种逃避的方式，对于一些浅层次的矛盾，思想史认为这些矛盾只是一种偶然的反射，应该忽略这些反射，而对于那些无法消解的矛盾，则将之纳入话语框架底层，认为这些矛盾其实是话语存在的法则本身。而考古学则选择对矛盾进行分析，通过对矛盾的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分析，测定出矛盾的类型和功能。因此，考古学认为，一个话语的形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一个多种冲突的空间，一个多层次和相互作用的对立的整体，因此，考古学认为，要在话语凹凸不平的表面来把握话语，从而消除在逻各斯未加区分的成分中被千篇一律地遗漏和再发现、解决和又产生的矛盾。
      第三是对待比较的方式上，思想史力图通过比较寻找一种一致性，减少差异性，而考古学则试图描绘出一些个别的外形，从而不仅不减少差异性，反而增加了多样性。但考古学并不拒绝规律性和联系的存在，因为话语虽然有其特殊性和规律性，但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它也在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同一些非话语的东西比如机构、制度、这样的东西相联系，因此话语同样是在历史中产生的，并同历史的整体性保持着联系，但这种联系不是因果连贯的。
  最后是在对待变化和转换上，思想史把时间的衔接和连贯的现象作为基本主题，按照发展的模式来分析这些现象，（比如韦伯的理性化进程或者马克思的社会五阶段论）进而描述话语的历史脉络。而考古学的分析恰恰是拒绝时间序列的，他并不认为话语是按照时间顺序来进行的，话语不存在这样从一而终的序列，我们要做的，就是去分析话语产生的条件，从而发现话语中存在着不同的连续性，这样的连续性又是存在与什么样的层次上，所以，考古学认为变化并非是在一种确定性的序列中进行，而是存在着一种话语的断裂，而这种断裂是通过话语转换发生的。因而福柯的话语分析事实上也是一种实证性的分析，但这里的实证性并非实证主义的分析，而只是福柯为话语和陈述确立的界限，使其保持在一种现实性的层次上，而不是像实证主义那样追求一种一以贯之的连贯性。
      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初步描绘出知识考古学的关系图谱，它包含着陈述、话语、知识、认识型和科学之间的关系。首先陈述是话语的原子部分，但陈述本身只是一种功能性的存在，并不是像句子或者命题那样有一个结构性成分，考古学最基础的分析单位是话语，知识、认识型和科学本质上都是一种话语实践，话语作为一种差异的扩散，是一种不连续的事件，它关注陈述是如何出现的，而不是像语言学那样关心话语事实根据什么样的规律构成；它关注的是陈述存在的条件，而不像思想史分析那样关注话语主体的意图。总而言之，话语作为断裂历史的基本单位，它追求的是特殊性而非普遍性，它使用的方法的是事实描述而非话语解释，它的目标是找出话语实践产生的条件，关心的是这种断裂是如何发生的，而非这种话语实践的起源或者是背后的心理活动，正是因为话语分析同语言学和解释学相比存在这些优点，它才能帮助我们去发现建构历史的背后原则。
      知识则是按照某种规则构成的话语实践，它是某种科学的建立不可缺少的一个成分的整体，所有的科学一定是知识，但所有的知识并不一定是科学。科学具备四个层次的界限，即实证性的界限，认识论化的界限，科学性的界限和形式化的界限，这四个层次的话语实践具有不同的产生条件，因此科学并非一种单一线性的发展，其话语实践本身也是经历了多次断裂和转换的。在此基础上，福柯提出了一种认识型或者知识型的认识论，它是存在于科学各个层次的话语实践关系的整体，是能够在某一时期内的各种科学之间发现的关系的整体。（例如词与物中所分析的16世纪以相似性为基础的认识性、以表象关系为基础的古典认识型等等）而考古学的研究之所以要从科学话语下手，就是因为话语的规律性在科学中体现得最明显，话语的实证性就存在于科学史的裂缝之中。也正是在这种裂缝中，隐藏着我们以往被忽视或者剔除的历史真相。


      感想：
      2017年时个人和团队都发生质变的一年，读书、个人思想、团队的读书和团队建设上。这一年我感到自己在读书和做人的思想上都有了一些突破，想通了一些以前没有想通的事情，也想通了一些以为以前想通了的事情，我觉得自己现在的状态是比较好的，我比较其喜欢现在的状态。那我觉得自己能够有这些收获，有两个重要经验，一是在读书中思考，二是在团队中思考，虽然人要获得成长必须要思考，但思考不能是空中楼阁和无源之水，必须有一定的养分来滋养，我觉得团队读书正是提供了这样一种养分条件。二是我们的团队在读书和团队建设上都取得了很大进展，团队中每个人都步入了正轨，找到了自己的读书状态，整整做到了一个都不掉队，这是很难得的事情。另外是在团队建设上，经过这一年的整合，整个团队的关系有了本质性变化，在团队的建设目标上达成了高度一致，互相之间的理解程度和信任度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拉近了心灵之间的距离，我们常说团队是0.3厘米的距离，那我想这个距离不仅仅是指身体上的距离，更是精神上的距离和心灵上的距离，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的团队建设是取得了很大进展的。那么在明年来的时候，在剩下的不多的时间里，希望我们这一级，能够抓住最后的时间，把速度提起来，再次实现一次质变。




本月书单：
布迪厄：
《继承人》
《再生产》
《单身者舞会》
《实践感》
《实践理论大纲》
《艺术的法则》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
《科学之科学与反观性》
《自我分析纲要》
斯沃茨：
《文化与权力》
                                                        从实践到反思
      社会学从古典到当代，在认识论上的分裂的态势愈来愈明显，表现为各种形式的二元对立，诸如主观与客观的对立，个人与社会的对立等等，这种二元对立的格局困扰着许多人，那么我当然也相信大家都不愿意陷入这种二元对立之中，把自己归于某一类人，因为那样就意味着承认自己放弃了另一半世界，但是往往正是在这种不愿意陷入的情况下还是陷入进去了。布迪厄同样也面临这样一种困境，然后他选择的是以实践为自己的突破方向。
      社会科学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最主要的是在认识论上表现为客观主义的社会物理学和主观主义的社会现象学之间的对立。客观主义以索绪尔和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强调规律和规则的客观性，认为社会世界是按照一种确定的客观规律来组织和运行的，这种规律可以通过外在考察来加以把握。而主观主义以萨特和常人方法学为代表，则注重人的内在体验，强调要从意志和思维的角度来把握世界，认为社会世界就存在于对意识的理解之中。客观主义的长处是发现了社会世界透明性的幻觉，揭示了对社会世界认识之所以成为可能的社会条件；缺点在于忽视了日常生活世界的经验，有忽视主体的嫌疑，而主观主义的长处恰恰在于关注日常生活世界的经验，似乎凸显了主体的意义和价值，但缺陷在于拒绝对其认识可能性的反思，从而无法把握其外在社会条件。
      布迪厄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不论是主观主义还是客观主义，它们对实践的把握都是从实践的结果出发，是通过结果来逆向推导实践过程，因而它们的出发点本身就决定了它们认识上的局限性，要想摆脱这种困境，必须从实践的过程来把握实践，因而布迪厄倡导一种生成性的社会学，习性是生成性社会学的第一个关键概念。作为一种感知、评价和行动图式，一种性情倾向系统，习性在历史的实践活动生成并倾向于在实践中再生产出生产它的实践活动，因而习性这一概念的引进，在2个方面有重要意义，首先习性既重视实践活动的客观条件，重视社会结构的决定性条件，同时也不忽视行动者作为行动主体的地位，因为习性必须以社会决定条件的身体化为前提，行动者将会根据具体情境积极主动调用各种策略来达成目标，因此习性同时把握了外在的内在化和内在的外在化的辩证关系。同时，习性将时间的概念引入实践中，重新定义了时间，在客观主义那里时间是被忽视的，规律和规则的客观性是永恒的、不变的；而在主观主义那里，时间是即时性的，是转瞬即逝的，而习性则是一种作为现在的过去并指向未来的实践活动，因为习性是由过去历史活动决定并会根据具体情境决定现时的策略，并会向未来迁移的活动，所以习性这个概念本身就具有历史性和生成性的特点。
      习性作为一种感知、评价和行动图式，一种性情倾向和行为倾向系统，是在一定具体的情境下产生策略性行动的，这个发生的情境就是场域。场域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结构，场域中各个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决定了场域的具体形态。因此，各个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构成的一个网络就可以被当做一个场域，而这些位置的确定又是由附着在一个位置上的资本和习性的力量结构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来界定的，所以，场域需要通过位置间的关系来确定，而位置之间的关系又是在场域中确定的，离开了场域，这些位置关系也不复存在。
      场域的内部结构是由附着在各个位置间的资本力量关系决定的，这种资本既可以是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也可以是符号资本，这些资本在场域中的分配是不均衡的，因此场中各方势力会围绕着资本展开斗争，资本既是这种斗争的手段，同时也是斗争的目标，处于支配地位的势力倾向于利用其支配地位制定有利于维持或再生产自身优势地位的规则并将这种规则强加于场域中所有的参与者，而处于被支配地位的力量则会采取策略来争夺资本以改变自身位置，但这种策略（习性）也还是被场域所限定，从而有可能造成一种被支配者的合谋，正如同贝亚恩农村地区的父母希望给儿子娶一个本地妇女同时却希望让女儿嫁给一个城里人所导致的长子单身现象一样，长子构成了这种不知不觉中的符号暴力的牺牲品。
      所谓的符号暴力就是在一个社会行动者本身合谋的基础上，施加在他身上的暴力，这种符号暴力的作用机制本质上是通过习性来发生作用的，在习性的作用机制下，社会行动者不知不觉受到社会结构的影响从而构成一套倾向性系统，这套倾向性系统与现有结构具有同源性，因而，当行为者在采取行动的本身就是在强化这种社会结构。语言同样也受到社会结构的影响，并非一种独立的客观结构。正是如此，布迪厄理所当然的将矛头对准了科学场域和知识分子，即将矛头对准了自己。当前社会科学发展面临的二元困境和不自主的情况就是根源于知识分子的不自知，知识分子没有意识到其自身的意识和思维实际上不可避免的受到社会结构的决定性影响，这种结构性的决定因素形塑了我们的认知结构。因此，布迪厄认为，反思社会学不仅仅是要反思学者个人的社会出身和他在场域中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对整个科学场域本身进行反思。因为我们的思想立场本身并不是完全独立于世界的，只要我们开始去观察世界，就必然会以一种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而正是这种看世界的眼光本身导致了我们对社会世界的偏见，因此，要想克服偏见，我们必须将这种思想立场本身也作为我们的考察对象，考察这种思想立场的决定因素，而我们的这种思想立场本质上是被场域所形塑的，所以，反思社会学必须把场域本身客观对象化，只有清醒的意识到自身的社会性存在，认识到自身思想立场的影响因素，我们才有可能真正把握住我们认知和行动的范围，改变决定我们存在方式的社会条件，摆脱外在客观性的驱使，建立一个真正自主的科学场域，从而走出二元对立的困境。
      简单总结一下布迪厄的思想体系，布迪厄的实践理论是以习性为起点，以场域为基本场景，资本构成了场域和习性的结构，习性则以一种实践感的行动策略来争夺资本从而改变场域的结构，而场域则形塑着习性并确定定义着资本，三者相互交织，共同构成实践理论的网络。
      最后我想说一下我的写作思路，我在阅读时发现布迪厄的思想体系具有明显的生成性，因此我也是尝试用一种生成式的思路来理解布迪厄思想历程，他首先是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经验研究中发现了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的巨大差别，从而提出了习性这样一个充满实践感的概念，然后顺着习性的概念去发掘出习性的生成背景是场域，而资本是同时作用于这两个关键要素的第三要素，然后通过言语和符号暴力的探究，发现了科学场中不被意识到的权力关系，从而将矛头对准了知识分子本身，提出反思社会学的主张希望建立自主的科学场，只有整个科学场域都得到改变，我们才能真正走出二元对立的困境，
    感想：1.发现虽很我们很多人读同样的数目，但是报告的内容和风格却大不相同，像这一次和上一次，7、8个人同时读哈贝马斯都没有，写出来的东西却完全不同，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
      2.这个月读布迪厄的时候，然后我就想一个问题，我们的读书方法可以称作是系统读书法，我们反对那种溯源式的读书，为什么我们反对溯源式的读书呢，为了理解布迪厄，我们是否需要去读萨特和列维斯特劳斯，然后为了理解萨特，再接着去读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然后一路读上去呢，这种读书方式读一个月的时候还好，要是我们这样读一年读两年呢，那我们还能不能保持头脑的清醒？可能我的思维就被这些理论格式化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读书会一个很智慧的地方就是把读书定位在锻炼思维的层次上，定位在服务于我们个人的成长上，而非成为某一理论家的代言人，正是这种主体式的读书，让我们每个人都从书中各取所需，展现各自的特点。





本月书单：
哈贝马斯:    《交往行为理论》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后民族结构》

                                                走出理性牢笼，重建世界同一性

        交往行为理论产生的理论起点，在于世界理性同一性的崩溃，哈贝马斯希望能够重建这种理性同一性。这种分离体现在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的分离，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分离，自我意识与自我的分离，交往行为理论就是为了弥合这种分离、重建世界同一性而产生的。那么这种分离又是如何产生的呢，这就要从现代性中去寻找答案。现代性的哲学经历了主体哲学——意识哲学——语言哲学的三个阶段。
        主体哲学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开始，到康德那里，三大批判完全确认了主体的地位，建立了以主体为中心的世界观，具有理性的主体成为了世界的主人。但随之而来的是其中蕴含的危机，黑格尔敏锐的感受到了这其中的细微变化，由于主体哲学强调的是一种作为个体的主体的理性，那么这样就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是理性的工具化，二是社会的分裂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黑格尔将理性绝对化，变为一种绝对精神，绝对精神构成这个世界的本原和沟通的背景，民族精神就是这种绝对精神的外化，但问题是黑格尔只是将这种主体理性绝对化为一种自我关涉和自我反思，并没有跳脱主体哲学的框架。主体哲学具体的又表现为认知哲学和实践哲学，黑格尔基本上是从认知哲学上下手的，而马克思则认为突破的方向可能是在实践上，因此马克思强调劳动价值论，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认为虽然看上去生产力的发展束缚了人，但生产力中蕴含了解放人的力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生产了它本身，也产生了它自身的灭亡力量。不过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依然是在主客关系框架内来解释问题，所以最终还是没能跳出主体困境，无法解决生活世界和系统的关系问题。那么到这个时候，主体哲学从认知和实践两个角度的突破都宣告失败，于是出现了一股反向的力量，天才般的尼采感受到了主体哲学的困境，他果断决定放弃主体哲学，转向了一种非理性，尼采认为，以酒神精神为代表的放纵狂迷是人类走出理性牢笼的希望，通过放松狂迷来达到忘却自我。但尼采的酒神精神只是一种自我逃避，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不过尼采的批判却为后现代打开了大门，一个无主体的时代到来了，巴塔耶、福柯继续了这种非理性的批判，海德格尔则向前苏格拉底时期探求酒神精神的线索，他们希望抛弃主体哲学，但他们其实并没有摆脱主体哲学的前提，只是用一种放纵狂迷的他者来取代理性，而这种放纵狂迷本身也是理性的一面镜子。取得重大突破的是语言哲学，从德里达到胡塞尔再到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追问的是前理性阶段，在理性之前人们是如何去认识去感知的呢，那么他们认为是语言和符号构成了我们的意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在一种共同语境下才能进行，离开了共同语境，语言就失去了任何意义。语言哲学的尝试看上去似乎是在强调多元主体，但这本质上是以放弃总体性为代价的一种语言唯心主义，过分强调语境的结果是根本就无法达成共识，语言之间无法通约，多元主体事实上成为了相互孤立的个体，因此语言哲学实际上有陷入了另一种意义上的主体性困境。
    只有交往行为理论能够真正突破主体性的困境。我们过往的理论对理性的理解太过片面，主体哲学把理性片面的理解为认知——工具理性，韦伯、卢卡奇和霍克海默对理性的批判也都是在启蒙辩证法的基础上来进行的。而尼采一脉的理论家则是不喜欢这样的理性，所以选择直接放弃理性，但哈贝马斯认为，这些理论的最大弊端是没有区分系统和生活世界，这是他们无法跳出主体性困境的根本原因，认知——工具理性作为适用于系统的规则，具有重要意义，不应放弃，不过除了系统，我们还应当看到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是由文化、社会和个性构成，处理的是主体间性关系，具有不同于系统的特征，因此生活世界适合的是交往理性。哈贝马斯认为所谓理性就是可以论证和批判的，那么交往行为发生在具有言语和行动能力的主体之间，互相可以通过批判和论证来达成共识，是一种理性行为。不过交往行为能够达成共识的前提是共同的语境即生活世界。因此需要探究生活世界这个概念。生活世界作为一种结构很难直接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直接探究，因此我们可以从世界观入手来讨论生活世界的概念。原始社会由于世界分化不明显，仍然处于物我不分的模糊状态，人与世界是合为一体的，所以其世界观以一种神话形式表达出来，这个时期虽然世界观是具体化的，但却是一个具有总体性的世界观，世界具有同一性。进入到现代社会，世界分化为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正是三个世界的彻底分离，主体的地位才得以凸显出来这其中，皮亚杰的认知主义心理学和米德的心灵自我与社会，为发现这种去自我中心化的世界观做出了重大贡献。主体不再是以孤立的形式存在，而是处于主体关系之间，这样一种主体间性的意识结构需要以沟通为取向的交往行为来达成共识。但西方对于理性主义的理解集中于认知-工具主义的目的行动上，忽视了一种去自我中心化的世界观的意识结构所面临的不同要求。之前的理论家为了解决世界分化所带来的行为者与世界的关系发生的变化，提出了目的行为、规范行为和戏剧行为三种行为类型，但他们分别都只能处理行动者与客观世界，行动者与社会世界、客观世界，行动者与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不能同时涵盖行动者与三个世界的关系，是一种片面的互动，造成了自我与世界、主体与其他主体的非同一性。只有交往行为以言语为媒介，从生活世界出发，能够同时和三个世界发生关联，生活世界就是三个世界的交叉部分，如图所示。


      那么从方法论上来说，交往行为也能够很好的克服理解主义的方法论困境，大家都知道理解是社会科学中极其重要的方法，自然科学是单重解释学，社会科学是双重解释学，不仅要解释行为，还要解释前行为阶段，因此观察方法就不够了，还需要理解方法，但是要想理解一种表达，就必须理解表达的前提，解释者必须以一种完成行为式的立场进入行为内部，以期理解表达的前提和条件，而交往行为由于其以达成共识为目标，恰恰能够弥补意义理解所缺失的共识性基础。交往行为本质上也是一种言语行为，但这种言语行为是以普遍语用学为背景，强调的是一种以言行事行为，而非以言取效行为，是以沟通为取向而非一种把语言当做中介的策略行为，正是如此，交往行为理论才能既跳出主体困境，同时又避免陷入无主体困境之中。
      感想：1.对社会学的敬畏之心，从大一开始就一直要面对社会学是什么这个话题，虽然老师和课本都从各个方面给社会学进行了定义，但是这种定义似乎是缺乏生命力的，并不能真正表达出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属性和意义，也无法说服我，在读经典著作的时候才能真正感受到这门学科的生命力，而且越读这种感觉就越强。哈贝马斯说社会科学面临一场同一性的危机，只有社会学做好了准备，因此这门学科从它一诞生起就注定了要承担伟大的使命，这种使命如火之意志值得一代一代人前赴后继。
            2.哈贝马斯的作品难度确实很大，越是这样，越是需要沉住气，稳住步调。







本月书单：
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百年资本主义
      自从资本主义兴起以来，围绕着资本主义的争议从未停止，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终将被社会主义取代，但时间过去了100余年，资本主义事业在大萧条之后又迎来了新生，如何解释资本主义所发生的新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将走向何方，这是哈贝马斯所要完成前人未竟的事业。
      关注点首先是从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切入的。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作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缓冲地带，是一个中介，它的变化能反映出整个社会结构的变迁。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是伴随着有产者诞生而诞生的，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主要是商业和制造业，对信息的需求度很高，围绕着信息交换形成了一个沟通系统，在这个沟通系统下，又产生了一个有阅读需求的市民阶层，这个阶层一经形成就发现自己是作为国家权力的对立面而产生的，他们希望划出一片不受公共权力管辖的私人空间，但同时这个私人空间又要求拥有对公共事务进行批判的权利，由这样一个群体所主导的公共批判空间就可以被理解为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
        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分析离不开一个基本的出发点，这就是，个体在其中的地位。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中作为公众在进行交往的是一些私人，公共领域实际上是从私人领域出发的。资本主义时代的私人概念具有不同于以往的内涵和社会学意义。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打破了家庭经济的范围，家庭与社会再生产之间失去了直接联系，家庭领域不再是生产单位，个体的经济角色从家庭中独立出来，个体现在既是物主同时也是人本身，正是个体作为物和人格的双重占有这一事实，奠定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础。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时代的个体是具有理性批判能力的独立主体，这个独立的主体首先围绕着文学和艺术评论形成了一个有批判能力的公众群体，而这个群体同时又是有产者，伴随着商业发展的需要，这个群体对公共政策也产生批判性的需求，希望影响公共政策。这样公共领域就从文学公共领域转向了政治公共领域，主要的手段是借助公共舆论。由于在对专制王权的斗争中，法律被认为是理性的象征，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而理性又被认为是人所普遍拥有的，那么公众舆论作为人的意见的集合，法律必须要从公共舆论中寻求支持。因此，公众舆论作为理性的源泉，具有向政治施压的天然冲动，资产阶级就是通过诉诸公众舆论使资产阶级的影响力进入政治领域。但政治公共领域的制度化还等到它得到法典的确认。而资产阶级法典的产生又依赖于整个市民社会的发展。市民社会最核心的原则是私人原则，这种建立在私人基础上的自由交换原则标志着国家与社会的分离，社会从国家中独立出来，以私人为基础的市民社会成为与国家相对而存在的独立领域，也正是在这样一个私人化的市民社会上，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才得以产生和发展起来。但是随着资产阶级法治国家的形成（公共领域的制度化），公共领域的矛盾也开始凸现出来：1.公共领域的批判以代表所有人的利益自居，但其实质上只代表有产者的利益；2.公共领域反对一切强权统治，强调理性自律，但在公共舆论的帮助下，市民阶层却建立起了强大的统治制度，虽然是基于法治的。正是由于这样的内在矛盾存在，公共领域从理论到经验上都背离了其初衷。
        首先是在理论上，起初是在自然法的影响下，认为公众舆论作为普遍意志的体现，是源自自然状态的，法律和政治权利必须按照自然法行事，公众舆论是源自自然法的，因此法律必须听从公众舆论，行政也必须接受公众舆论的监督和制约。而康德则将这种公众舆论在政治领域的势力范围大大拓展，康德通过强调公共性原则的指导作用，将政治和道德同一起来，认为政治和道德都必须接受公共性的指导，而这种公共性其实是一种公开运用理性的能力。体现为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相互之间达成的共识。这样，市民社会就是理性的代名词，市民阶层就是理性的主体。因此，康德实际上将公共领域的功能和地位大大加强和提高了，成为了政治的道德领域的中心问题。但黑格尔意识到这种市民社会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市民社会强化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和阶级对立，另一方面，市民社会与资产阶级法治国家相结合实际上意味着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同化，在国家这个概念下，私人会分解成各种特殊利益而导致对立和冲突，纬为了避免冲突就必须对其进行约束，这样黑格尔就抛弃了自由主义。马克思则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矛盾中发展出了一套社会主义的公共领域。从群众争取普选权的斗争中，马克思看到了社会主义公共领域的可能性，认为随着广大群众进入公共领域，这个以私人为基础的市民社会会真正成为社会本身，私人事务也会真正成为普遍事物，那时，自律不再是基于财产而是基于公共领域本身。面对公共领域发生的新变化（普选权扩大），穆勒和托克维尔等人也放弃了之前的公共领域原则（认为公共领域是理性的，是指导政治的原则）。他们一方面承认无产者的选举权，但是另一方面又否定公众舆论的强制力，认为公共舆论只是普通人的统治，是一种大而无当的力量（勒庞的乌合之众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因此他们提出要对公众舆论进行限制，代议制政府观念应运而生，以此，公共领域放弃了它的主张，不再要求消灭权力，而只是主张对权力进行分配。
      在经验上，19世纪以来，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失衡引发的后果日益显现，马克思的预言竟有成真之势。一方面作为商品流通的私人领域出现了一大批垄断企业，这些垄断企业突破了自由主义的假设，其作为私人所产生的行为具有了计划性和强制性，各种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到权力分配之中，体现出社会国家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国家积极主动的干预经济和社会，福利国家的出现标志着国家的社会化。社会的国家化和国家的社会化共同压缩了公共领域，家庭作为私人领域的核心堡垒也全面失守，个体生活已经离不开国家了，个体沦为国家的附庸，这意味着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限消失了，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正是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离为前提。正是私人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主体而存在，公共领域才能保持理性批判的能力，而今天私人领域的全面败退，意味着公共领域自身也崩溃了，反映出来的就是文学批判转向了文学消费，具有批判能力的公众舆论向被动接受的消费大众转型，市民变成了选民，沦为了选举期间被动接受的大众，只有同意的权力。这就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转型。
      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转型同时发生的，还有资本主义危机的转型。
      哈贝马斯认为，危机存在与系统和社会两个层面，虽然社会本身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系统，但它具有自己独特的逻辑，它受到由语言产生的主体间性的影响，按照生活世界的逻辑运行，因此，社会的危机表现为认同危机，即价值系统和制度失去规范力量，系统的危机表现为控制危机，即无法维持系统的边界和持续性。认同危机和控制危机会相互影响甚至会相互转化。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危机是以经济系统出现控制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建立在雇佣关系上的利益冲突并没有直接表现为阶级冲突。（由于以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和经济剥削方式所具有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大众并未意识到这种剥削制度的本质，因此并未产生社会危机）。而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失衡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大众的抗争迫使国家不得不采取措施干预经济和社会，这种干预主义渐渐演变出福利国家。在福利国家阶段，也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晚期资本主义，由于国家不断采取措施干预经济和社会，使得财政背上了沉重的负担，经济危机被转移到政治系统上来，以长期的通货膨胀表现出来。随之政治系统就需要面对合理性危机和合法性危机的挑战。合理性危机是产出危机，合法化危机是投入危机，这两种危机之间也存在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关系，一方面，合法性站在政治系统的投入端，决定了政治系统能否获得强有力的控制手段；另一方面，合理性站在政治系统的产出端，其控制的有效性又会反过来影响合法性。而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则在于，一方面政治系统并不能真正有效的控制财政危机，使其面临合理性危机，另一方面，扩大的政治行为本身就需要更多的合法性支撑和合理性危机加剧的合法性需求共同导致了晚期资本主义需要更多的合法性支撑。但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却无法提供更多的合法性了。因为合法性本身并不生产合法性的标准，标准是来自社会文化系统，社会文化系统实际上是通过合法性的形式为政治系统提供动机，所以合法性不足本质上是而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系统的落后和僵化，社会文化系统无法再提供足够的动机所导致的社会危机。而这种社会危机出现的根源可以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中寻得一丝线索。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代表一种理性批判的精神，其基础是以私人为基础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换言之，正是这种以自由主义为指导的、以私人为基础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构成了资本主义登上政治舞台的合法性基础。而今天，由于社会的国家化和国家的社会化全面挤压的私人空间，具有批判精神的主体已经被被动消费型的大众所取代，在精神上继承了自由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的社会文化系统根本无法提供足够的动机来满足福利国家的行为所需要的动机支持，这是导致晚期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的根本原因。

9月书单：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后400页）
      默顿，《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
      卢曼，《信任》
                《权力》
      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

    “一部好的理论著作也必然是一部好的经验著作，因为科学理论本身就构成了经验事实的一部分。”帕森斯就是以这一原则来指导他的理论研究工作的。帕森斯认为，理论与事实的关系既不是事实单方面决定理论，也不是理论单方面影响事实，而是一个互相影响的过程，一方面一个科学的理论肯定是必须从事实出发的，但另一方面，理论也会反作用于事实，影响事实的发展路径。正是在这一理念下，帕森斯发现，在四位互相独立并且各方面差异很大的思想家的体系中，隐含了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这就是唯意志行动论。
    帕森斯将单位行动确定为行动体系的基本单位，这就是行动者、目的（即行动过程只想的未来事态）、行动的处境（根据能否控制区分为手段和条件）和行动的规范性取向（决定了在目的和手段之间如何选择）。行动体系本身极其复杂难以直接考察，因此必须从单位行动下手进行考察。
    最开始占统治地位的行动体系是个人主义的功利主义行动体系。这个体系的产生背景是宗教改革引发的追求个人自由与履行政治义务之间的矛盾，导致了人们对社会秩序产生了疑问，在这种混乱背景下，霍布斯受到自然科学决定论的影响，提出了一种根据行动条件来决定所思考的问题的方向。霍布斯认为，人们在为各自的利益而采取行动时会陷入一种战争状态，因为要想让社会存在下去，就必须对暴力和欺诈手段进行限制，霍布斯的重要性在于他第一次提出了功利主义体系的稳定性问题。洛克对功利主义体系的稳定性问题采取了一种回避态度。他从一开始就否定这种战争状态的存在，认为人们的理性在利益天然同一性这个目的下，会促使大家采取合作而非战争，这个观点由于它十分强调目的统一性和合作（劳动分工和交换），从而为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奠定了基础。但是合作的前提是安全有保障，只有暴力和欺诈得到限制，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和地位是平等的，合作才是可能的。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经济学家如此强调经济人的假设的原因之一。洛克的功利主义体系是建立在利益同一性这个形而上学的假设前提上的，只有这样才能避开稳定性的问题，但这个假设被马尔萨斯对葛德文的批评推翻了。葛德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将人类理性推至极致，强调一种只有合作没有竞争的社会，代表了功利主义向激进的理性主义的实证主义的偏离。而马尔萨斯则是以激进的反智主义的实证主义以来反驳葛德文，认为酒足饭饱的人们会因为生育失控而导致资源冲突，人们会因为争夺资源而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这样就推翻了利益天然同一性的假设。马尔萨斯的理论实际上代表了用生物学方法解释人类行动的一个开端，这个理论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形态出现，不管是强调遗传还是强调环境，人的行动都是先天设定的，这导致人类行动向激进实证主义过渡。
    总的来说，从帕森斯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个人主义的实证主义行动理论的历史发展趋势是日益揭示出功利主义的困境，并尝试突破功利主义，但由于以上这些理论仍然局限在实证主义中，因此无法真正解决问题，从而面临着要么是激进理性主义的要么是激进反智主义的实证主义的二难困境。这样，如何突破这种二难困境就是行动科学家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马歇尔在继承了功利主义的概念体系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以边际效用为核心的经济体系，但他的独特性在于，他将代表人类美德的活动因素引进了经济效用体系之中，认为需求会随着活动而改变，而经济活动最能够体现这种美德。这样，马歇尔事实上在从实证主义行动论向唯意志行动论的转变上跨出了第一步，但他仍然是在经济学体系内讨论问题，活动所代表的价值更像是一种伴随性的角色，而没有成为规范性。
    帕累托则代表经济学的另一类突破。帕累托建立了一个符合帕森斯意义上的完整的行动体系，他借助剩余性范畴，从逻辑行动和非逻辑行动的区分入手，认为手段——目的图式所代表的逻辑成分仅仅只是行动体系的中介部分，而非逻辑成分则包含了终极手段、终极条件和终极目的，这样就建立起来一个包含终极手段和终极条件——中介——终极目的的行动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终极手段、条件是遗传和环境，是非逻辑成分，对应的是剩余物中的本能，属于非规范性成分；中介是内在的手段——目的链条，是所谓的逻辑行动，其中，根据手段——目的的复杂程度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技术成分（单一的手段——目的）、经济成分（多个手段——目的）、政治成分（多个手段——多个目的）（这就是社会），中介符合的是逻辑——实验的一致性原则；终极目的是价值态度，属于非逻辑成分，对应的是剩余物中的情感，属于规范性成分。这样，帕累托实际上就是把经济效用放在社会效用体系之中，经济行动仅仅是中介部分，是被终极手段和终极目的框柱的，终极目的作为一种主观情感和价值，是规范性取向的。那么，从马歇尔开始的功利主义的行动理论就转向了帕累托的唯意志行动论。
    帕累托是从手段——目的行动图式出发，而涂尔干是从行动者出发的，他从反对个人主义的实证主义入手的，认为个人行动的背后还有社会成分，这个社会成分是以集体良知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样涂尔干表露了他唯意志行动论的倾向，但是在解释社会分工时他又不得不寻求环境因素的帮助，跑到了激进的反智主义的实证主义道路上，幸好在后面涂尔干意识到这一缺陷，又转回来了。通过对自杀中出现的“失范”导致的价值缺失感的分析，涂尔干再次回到唯意志行动论上面来。随后涂尔干进一步将其深化，强调道德的社会性，认为道德的强制作用根源于道德所代表的共同价值，这种共同价值规范了个体行动的目的和手段。宗教背后反映的也是这种来自社会的共同价值体系。与帕累托相比，涂尔干虽然出发点不同，但最终都走向了强调价值规范性的唯意志论，只不过涂尔干更详细的解释了规范性成分的内在结构和表现形式。
    与实证主义相对而言的唯心主义则在另一个方向走向了极端，唯心主义的行动论过分强调意义——表达，而又陷入历史孤立主义和发散论的困境，韦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站出来回应这种二难困境。韦伯一方面抨击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一种有关价值成分的作用的理论，认为价值成分结合了宗教利益与形而上学的观念体系，否定了生产力的单一作用。另一方面，他又反对历史孤立主义，强调这种一般化概念体系存在的意义，认为终极价值成分在内在手段-目的链条中的终极目的作用里所处地位是与合理性行动类型相联系而显露的而非独立出现的。通过对四位思想家行动体系理论的分筋错骨，帕森斯最终勾勒出一个由1.终极条件（遗传和环境----这是激进实证主义的社会理论遗留的关于人类行动理论的精华）
2.内在手段-目的关系的中介部分（这个中介部分又可以分为技术成分，这是功利主义理论里面永久正确的精华；社会层面上以利益的天然一致性为出发点的功利主义的经济成分；以及强制力量，简单说就是技术的、经济的、政治的成分）
3.围绕在终极价值体系周围的一组成分（这是唯心主义永久正确的精华，也是实证主义向唯意志论中转变过程中产生的一组成分。）
4.但除了以上三点之外，还存在一种成分，即努力的成分（这表示在行动的规范成分与条件性成分之间起联系作用的因素）共同构成的唯意志行动理论。对唯意志行动论的考察，深刻反映出帕森斯对于理论与事实之间关系的认识，之所以能从四位风格迥异的思想家的思想中抽象出一个统一的新的理论体系，是因为他们对事实做出了正确的考察和认识。
    最后，从行动理论体系中可以抽象出一个分析的实在论的行动科学方法论体系，这个体系从行动的参照系开始，行动的参照系决定了我们在哪一个层面上来选择行动图式，是在描述性层面上还是分析性层面上。这就涉及到我们对参照系的理解，参照系实质上就是这些成分之间的关系的不能再简化的基本框架，抛开参照系就不可能对于一项行动作出有意义的描述。参照系首先是包含了单位行动的基本结构成分，即目的、手段、条件和规范，忽略其中任何一种成分，就不可能对于一项行动作出有意义的描述。同时行动又是时间中的过程，只有按照时间，才能说明这些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参照系确定了描述和分析行动现象时必不可少的逻辑框架。在确定相应的参照系之后，根据与参照系的相关性，可以确定我们的行动体系的单位，这个单位必须保留行动体系的基本特性。在此之下，可以借助社会关系图式（确定充分观察的标准）、人格图式（确定人格类型）、群体图式（描述群体特性）这三种辅助图式来减少观察量。



本月书单：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下册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
：《小说理论——试从历史哲学论伟大史诗的诸形式》

人作为主体生存在世，就会主动去探求我们所处世界的发生变化的规律，就会去探求人生的意义，以变动的世界中寻求一种确定性，从而为我们的心灵寻得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哲学就是以一种比较理性的态度来反映这种追求的一门学问。所以在罗素看来，哲学是位居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一门学科，它所追问的东西是比较超验的，是具体知识无法证实的东西，这就类似于神学，但是它所借助的途径却又是理性的，是通过人的思维能力来寻找答案而不是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先知和上帝上，所以哲学就是用理性的态度来追求超验的问题。（不过这里有一个矛盾就是，人们对确定性的需求是一直都存在的，但哲学却是从泰勒斯起的，那就是说在泰勒斯之前，人们都没有理性吗？）
西方哲学史是从自然哲学开始的，在这个阶段以泰勒斯为代表的米利都学派最早开始了用理性的态度来思考我们所处的世界而非宗教似的诉诸权威。毕达哥拉斯学派作为一个科学与神秘的矛盾体，他们所提出来“万物皆数”的背后代表着他们对永恒秩序的追求。赫拉克利特的“万物皆变、世界是一团永不熄灭的活火、人不能两次跨进同一条河流”等名言反映的则是他希望在万物流变中寻找一种永恒的东西。无论是泰勒斯的“水”源说，还是赫拉克利特“火”源说，作为早期自然哲学家他们所要表达的并不是一个外在于世界的本原，而是内在于世界本身的不变原则，即万事万物作为变化本身内部一个原则，自然哲学家用具体事务去代表这种不变原则的尝试遭到了巴门尼德的批评，巴门尼德的意思是，真理不能存在生灭变化当中，否则其自身就在变化，因此，他提出要从思想和语言出发来推论整个世界，认为“凡是可以被思维的或者是可以被语言提到的就必然是存在的”。这样一种从思维出发来探究本体论的方式对柏拉图产生了重大影响。
早期的自然哲学家们研究更多的是物理世界，而智者学派则将目光转向人本身，认为知识必须服务于人，要有实际用处。但智者学派过分强调人的感觉，这样就导致具有感觉主观经验的人必然会走向感觉主义、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甚至是不可知论，在方法上也会形成诡辩论。苏格拉底对智者学派的批判对之后的哲学方向起到了导向作用。苏格拉底的导向作用是把人从“天上”拉回了“人间”，这种转折是把人和社会从自然世界中区分开来，引导人们关注自身。关注人就是要“认识你自己”，认识人的德性，超越表面的感觉，寻求普遍一般的知识。只有普遍一般的定义才能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去做，这种知识只有通过理性的思维活动才能获得。苏格拉底的的知识论对以后的哲学有很大的影响，柏拉图基本上继承了苏格拉底的观点，并进一步把它向前推进。柏拉图认为，世界分为表象和实在，表象是个别的，暂时的；实在是绝对的，永恒的，哲学家就是能够洞见实在的人，实在是以理念和形式的方式存在的，因此，所谓的知识就是对于理念的知识，而善是这个世界最高的理念和形式，要认识理念，就必须凭借抽象与逻辑，而不能凭借感觉和经验。数学由于其抽象性和逻辑性，超越了现象，具有理念层面的意义，因此学习数学成为了哲学家的标配，毕达哥拉斯的万物皆数也可以从这个方面来理解。但是柏拉图在追求永恒秩序的同时，完全摒弃感官世界的做法遭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反对，亚里士多德认为感性认识是知识的出发点，我们对实体和各种质料的感性认识是我们能够发现本质的基础和前提，但人作为理性的动物，最终目的是要通过理性来认识本质，这样他就把实体与共相、形式与质料之间的分裂统一起来。亚里士多德之后，古希腊城邦时代结束了，进入了动荡不安的希腊化时期，在和平的城邦时代，人们对永恒的追求是外向的，而在动荡看不到希望的时代里，思想家们就只能转向内在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的思想家基本上都把永恒原则的希望寄托在内心的平衡上。犬儒主义主张“像狗一样的活着”，不要在乎世俗生活的好与坏，身外之物是靠不住的，只有个人的德行才是可靠的；伊壁鸠鲁学派则主张人生的原则是要追求内心的平衡，没有痛苦就是快乐，而快乐就是善，为了保持内心的平衡与安宁，一切动态的欲望都应该禁止，因为这会打破静态的快乐；斯多葛学派认为宇宙是按照自然律来运行的，自然律在生死之间轮回，个人的一生也对应着自然律，与自然律和谐一致就是生命的意义，德行是唯一的善，而德行又是与自然相一致的意志，既然德行是意志，那么人生中的一切好坏都取决于个人意志，每个人只要能把自己从世俗欲望中解脱出来就能获得自由，没有人能剥夺别人的德行。这个时期的思想，颇有一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状态。但作为一个过渡时期的思想家，犬儒主义、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学派将对永恒秩序的追求从社会转向个人，注重个人的解脱，这就为基督教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进入中世纪，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哲学家在教父时期是圣奥古斯丁，在后期是圣托马斯阿奎那。奥古斯丁最大的功绩是调和了在罪恶面前个人与教会的关系，从而区分出天上之城与地上之城。基督教的教义是继承自犹太教，在犹太教中，个人的罪恶是由整个民族来承担的，但对奥古斯丁来说，个人的罪恶是个人的问题，教会是不会有罪的，上帝拯救的是直接的个人，但个人必须先成为教会的一员才能得救，因此，奥古斯丁解决了个人能否得救与教会的关系，在混乱的时代给了人们获得最后的安宁的希望。托马斯所处的时代是经院哲学的繁荣期，主要争论的问题是神学与哲学、信仰与理性的关系问题，托马斯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开始思考神存在的证明、人的认识的可靠性、存在与本质、形式与质料、人与灵魂等一系列的神学哲学问题,他借助的主要是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用理性将神学与哲学的界限区分开来，确立了神学对哲学的引领地位。但是托马斯运用亚里士多德的理性来论证神学地位的企图短时间内是加强了天主教的地位，可这也为近代科学的兴起埋下了伏笔。
在近代科学大发展的背景下，人们对宇宙原则和自然秩序的探究深受科学的影响，最先的代表是笛卡尔。笛卡尔不以教导者的身份自居，而是以一种发现和探究的方式谈论哲学，其作品最先摆脱了古代和中世纪作家的藩篱，处处洋溢着清新气息，被誉为近代哲学的开创者。  笛卡尔首先在认识论上提出了一种笛卡尔式的怀疑，我们所认识到的一切都是可以怀疑的，但唯有“我”不能怀疑，因为“我”是怀疑的起点，“我思故我在”，我的存在是通过思维来证明的，当我运用思维的时候，才能证明我的存在，作为思维而存在的我是一切认识和存在的前提，怀疑本事就是“我”存在的表现，由此，从怀疑论出发，笛卡尔建立起来一种以“我”为核心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带有强烈的主观主义色彩，对后来的哲学家有强烈的影响。以主观主义的认识论为基础，笛卡尔建立起来一个自柏拉图始的物质——精神二元论，使物质与精神分离为两个平行而彼此独立的世界，研究其中之一可以不干涉另一个。由此，他为后世开启了两个截然相反的哲学流派，看重他物质方面论述的具有唯物的倾向，看重他精神方面的具有唯心的倾向。不过笛卡尔的二元论很快就面临着思维与身体的冲突，而笛卡尔用“时钟同步说”来消释这种冲突的解释始终有避开矛盾的嫌疑，由此，这个任务是由斯宾诺莎来完成的。斯宾诺莎认为神是唯一的存在，，一切事物都是神的体现，绝对逻辑是神的原则，世界按照绝对逻辑来运行，不论是物质世界还是人的精神世界，都受到绝对逻辑的支配，即使有罪恶，但从整体看来，其中的罪并不存在，一切生死善恶都由绝对逻辑决定，人无法改变。我们能做的，是去认识绝对逻辑，“精神的最高德性就是认识神”当我们认识了绝对逻辑之后，我们就可以自觉的行动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被动接受是一种受奴役的状态，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越多，我们就越自由。斯宾诺莎虽然事实上解决了二元对立的冲突，但是他的绝对逻辑确实给人以一种很强的宿命论色彩，这招致了大量的批评，于是莱布尼茨用“单子”取代了绝对逻辑的地位，他认为一切事物都是以个体为基础，广延世界就是现象世界，广延世界不是一个绝对真实的世界,广延世界的真实性不能来自自身,广延世界是以单子的知觉为基础的现象界，简单地说,真实存在的只有单子,物质世界和广延世界都只是表象。



本月书单（4.12~5.13）
《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
《现代人与宗教》

从齐美尔论宗教说起
一、这次主要围绕着宗教与社会的关系展开
齐美尔在追问宗教的起源时，强调对宗教的认识不能光从宗教本身下手，而要从其他方面下手，因为宗教只是宗教性的集中体现和成熟表达，作为一种成熟的宗教，人们很难直接从中找到普遍宗教的本质，而只能找到这种搞特殊宗教的发展过程，因此，应该从外围下手，之所以可以从外围下手，是因为从相对主义世界观来看，一切元素都处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之中，宗教的本质特征是一种个人宗教情感，是忠诚献身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存在与人与人的一切关系之中的，所以我们可以从国家、法律、道德、家庭等社会关系中类推出宗教的起源和本质。
从对宗教的研究出发，可以联想起形式社会学，为何研究形式没有从国家、法律等最为明显的社会形式着手，而是从争端、秘密、上下级秩序等并不明显的社会形式入手也是这个道理，国家和法律作为高级的社会形式、抹去了形式最初的样子，反而不容易确定社会的本质形式。
齐美尔认为，所谓的社会指的是人们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一个统一体，形式和内容共同构成了社会的实体，但是社会化的内容并不是社会的本质，目的、利益、欲望和各种喜好都只是社会的内容，他们并不具备社会的性质，而只有人们相互作用的形式才具备社会的性质，正是这些形式具有概念上的属性，才构成了社会学的研究课题。因此，虽然形式和内容不可分割，没有离开内容的形式，也没有离开形式的内容，但内容必须统摄在形式之下，个人相互作用的形式就是社会化的过程本身。
而社会学之所以可能称为一门学科，是因为，任何科学的基础都在于抽象，也就是从一些概念出发来观察整体，而且任何科学都只能从他所在的概念下看到整体的一部分，因此这就给社会学留下了空间，社会学的意义就在于从社会的概念下出发来认识整体。
社会学关注的形式属于纯粹类型，就像几何学关注的是本原的图像，但纯社会学的形式是非常难以观察的，毕竟社会学不同于几何学的内容，同时，除了那些处处都看得到的形式，社会学更应该关注那些细小的形式，正如毛细血管连接生命一样，正是这些细微作用构成社会。
齐美尔的宗教社会学就是在形式的视角下展开的。

齐美尔认为，宗教之所以能成为宗教，是因为它本身就是按照宗教的范畴来产生的，也就是说在未有宗教之前，就已经有了宗教的范畴，宗教范畴规定了宗教的结构和形式，因为宗教只不过是宗教性的集中表达和升华体验。但是作为宗教性的宗教情感本身却是一种心理事实，它似乎是作为一种先验的前提条件存在的，个体在面对异己的力量时，会因为自然的波澜壮阔而感到震惊、恐惧、感到自己的渺小，面对微风拂过水面泛起的涟漪、面对霜叶红于二月花的四时美景，会感到有一种倾心的美感，这些情感在人内心激荡，产生了一种依赖感、一种匍匐在地愿意为之献身的情感，这种情感就构成了宗教性的心理基础，这种宗教性可以存在于一切社会关系之中，而当宗教性所投射的对象进入超验领域就产生了宗教。
但是这个世界是存在着很多个面的，宗教世界和科学世界和艺术世界一样，都只是这个世界的一个方面，社会生活作为人类生活的整体风貌，它是有各种关系形式构成的，宗教关系也只是其中一种。习俗、法律和道德是社会生活中人们相互作用的一种方式，和他们一样，宗教也是相互作用的一种形式，只不过是具体作用的形式不同，但内容是相同的，都连接着不同的社会要素，维持着作为整体所必需的秩序。所以作为一种形式，宗教方方面面都与社会表现出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相似性、
首先，由于个人存着这一种依附感的内在心理机制，个体在面对一个似乎包围着自己的、更高意义的东西时，会产生一种依附感，对于个体来说，这种更高意义的存在，既是依附感产生的原因，但同时也是归属，这个更高意义的存在，对宗教来说是上帝，对社会来说，是社会共性，因此可以说，宗教构造了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反过来又表现着宗教。
其次，宗教与社会的关系还集中表现在义务上，宗教所规定的义务与社会义务高度重合，很多的宗教义务比如祈祷祭祀和献身都必须以集体的名义来进行，个人的宗教错误也会由集体来买单。而另一方面，很多的社会义务也会以宗教的形式来展开，如辛勤劳作等义务会以上帝的名义展开，从而把个人与整体的义务放入超越性的结构之中变得绝对化。
信仰：与知性意义上的信仰不同，知性信仰是求真，真实存在的才相信，但在宗教信仰上，即使上帝不存在，也不影响其相信，换句话说，宗教信仰根本不关心上帝真不真或者信仰的结果如何，他们只关心为上帝献身的这种情感，这种意义上的信仰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中也存在，子女相信父母，伴侣相信情人、个人相信国家，表现的都是这样一种心理事实。
整合：整合性是宗教和社会的一种本质特征，整合需要和平相处，宗教恰恰可以在群体内部避免竞争、最大程度实现和平，整合是社会的一种内在需要，宗教可以显著提高这种整合性，同时，整合所带来的超越感又有利于唤起宗教情感，总而进一步强化宗教，所以宗教与社会在本质内容上有高度相似的形式。可以说宗教构建着社会，社会反映着宗教，二者作为形式，具有高度相似性。
三：从整合到个体与社会
人是自成一体的，同时，人还可以将自身分成不同部分，每一部分都自成一体，因此部分与部分之间会冲突，社会与个人的冲突就与此相似，社会是一个整体和统一体，他希望每个个体只以社会成员的身份出现，个体必须发挥社会成员的特殊作用，这样才能更好的实现社会整合，但作为个体而言，他是自成一体的，他希望的是自我完善而非社会完美，因此，自由就是在社会要求个体片面化与个体要求自身完整化的背景个体想社会提出来的要求。自由意味着他的行为必须是符合内心的，以内心本性为中心，行为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而不是以外在力量为中心，所以原则上讲，人的自由是会反对社会权力的，宗教生活也同样需要面对上帝意志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冲突。一方面，人要求立足自我，从自身去寻找生命意义；另一方面，神却要求个人无私奉献和献身，从上帝身上来确定自己的价值。所以从根本上说，社会限制与个体自由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但在理论上，由于社会只对个体某一部分感兴趣，所以在个体满足社会需要后，社会就有义务为个体自由留出空间，这样作为局部的整体和作为整体的整体就可以和谐相处，但在宗教上，意志上的献身和个人自由是根本冲突的。

一个小点：
社会是如何可能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从康德的“自然是如何可能的”论证类比而来，自然能成为可能是因为有一些先验的东西存在，如人的悟性，自然能成为可能，是因为客体的各种因素通过主体的悟性映射出来，主体将之组合起来，形成一个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就是自然。同样的，社会之所以是可能的，也是因为有一些先验的东西存在，这就是“自我”的感觉。有了“我”，才有了“你”，正是以“自我”的感觉为基础，推己及人，将类似条件和情况下“自我”的感觉通过想象类推到“你”，这样我们才有了对其他人的了解和把握，这是相互作用的基础，
感想：其实没有那么多的读书方法和读书技巧，努力就是最大的读书方法。


本月书单（3月12~4月12日）
货币哲学
金钱性别与现代生活风格
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在读）

从相对主义看人与物的关系
身处一个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整个世界高速狂奔的时代里，一切都在放荡不羁的变动之中，人们应该如何自处、应该如何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这是摆在所有智者面前的一个重大命题，对于这样一个时代性的困惑，齐美尔也想要给出自己的看法。
无论如何，齐美尔首先是以一位哲学家的身份出场的，相对主义哲学观作为齐美尔的杠杆，是齐美尔撬动整个宇宙的支点。齐美尔的相对主义哲学观主要囊括三个方面，一是从本体论上面来看，齐美尔认为世界是一个表象的世界，这个表象的世界是由存在与价值这两个基本范畴共同确立起来的，在自然排序和价值排序的共同作用下，我们其实是生活在一个以某种自主的秩序来排列现实内容的价值世界里，存在和价值共同构成了这个世界的内容，并不存在哪一个是第一性、哪一个是第二性的问题。二是从认识论上面来说，齐美尔否认绝对真理的存在，他认为这个世界的认识链条并没有一个唯一确定的原点或者最高原则，但同时他也强调真理并非完全不存在，而是以一种相对真理的形式存在，世界万物通过交叉回溯、相互解释的方式来不断延伸以趋向无限。真理不会因为它是相对的而使得效用打折扣，相反的，真理正是因为它是相对的才成为真理，因为概念的真实性本来就是来自于各种元素互为条件的关系，真理只有在相对关系中才会存在，所以整个哲学的历史总是从“一到多”然后又开始从“多回到一”。三是从价值论的角度来说，齐美尔并不认为存在这一种终极的价值原则，他认为价值是处于主客之间的一种状态，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需求，是客体对主体的一种享受和满足。
以此，人与世界的关系不是存在——价值或者主——客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统一于相对性，货币由于具有最纯粹的特征成为了这种相对性的体现和载体。不过人与世界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主客合一到物我两分的变化，并且这个变化现在仍然在继续且永不停息。在原始阶段，人们无法区分客观实在与主观印象之间的区别，很容易把符号或者是瞬间的印象看做事物本身，从主客合一到物我分离，这背后是人类人格形成、主体性不断增强、人类对自己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在这个人格不断形成和或涨的过程中，货币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人格对物的占有会遭到事物内在本性的抵抗，但在货币面前，事物的一切质的特性都消失了，只剩下量的特点，所以，货币经济越是发展，主体在客体面前就越是拥有更大的自由，主客分离就越是明显。
但是，伴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主客分离的发展路径却发生了反噬的危险。货币确实帮助主体摆脱了客体的束缚，但是，货币绝对的抽象性超越性和无差别对待的特点使它拥有拉平一切的特点，所以这个矛头如今也指向了人本身。人作为一种主体性的存在，最大的价值就在于人的迥异性价值，就在于人迥异于物的特点，可是货币这把杀猪刀，恰恰具有抹平一切特征的特点，即使是最具个性的人，在货币面前也不得不被一视同仁，以至于人被降格成为了物，具有绝对价值的人也被量化了，主客分离本来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交换关系，是主体对客体的自由，但如今主体自身也成为了客体，这可能是主客分离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
随着主客分离愈演愈烈，客观文化越来越压过了主观文化。人类社会生活摆脱了对具体人和物的依赖，转向对一切人和物的依赖，转向对客观组织和制度的依赖，一切个人性的关系都变得无关紧要，人们完全被以目的为导向的客观文化联结起来，但这种联系正像货币的特点一样，正因为它是超越一切的，所以也是冷酷无情的、甚至是空无一物的，没有实体价值在其中。正像土地买卖中反映出来的一样，土地除了是农民的财产以外，还是农民生活意义的所在，一旦土地变为货币，那么生活的意义就消失了，所以客观文化在提供给主体更大的自由、更多的隐私的同时，还带来了价值缺失和一个意义的空洞，这是现代人面临的文化危机。


本月书单：
资本论第三卷
马恩选集四卷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马克思想要探究的一个终极问题其实是关于人的解放，对这个问题的探究与回答构成了马克思一辈子的奋斗史。
要回答人类的解放，就首先要搞清楚为什么人类会受束缚，是什么导致了人类的不自由。马克思认为，这种不自由是来自两个方面，即物质生产上的束缚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束缚。其中，物质生产领域的束缚是根本原因，对这一部分的探讨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而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探讨则构成了唯物主义哲学的内容。对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压迫与束缚，我之前在资本论的总结中谈得比较多，所以今天主要谈一谈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束缚。在这一部分，马克思主要是以德国为例，因为德国的哲学代表了当时意识形态领域的最高水平。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伴随着资产阶级代替封建主和教会登上历史舞台，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也从宗教神学变为了宣扬自由平等的哲学，因此，要想再意识形态领域打破束缚，就必须对哲学进行批判。 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革命首先是从宗教改革开始的，宗教是虚幻的现实，对宗教的批判使人们把目光从天堂转向人间，从虚幻回到现实。但是宗教改革虽然把人从神那里解放出来了，人却又套上了另一副枷锁，这幅枷锁是以唯心主义哲学的形式套上的，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哲学，构建了一个完全理念上的体系，他们把一切历史都替换成了概念和范畴，仿佛是一些抽象的概念在统治着世界，人再次成为了奴隶，而事实上，人才是历史的主人，人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在概念里面转圈圈实际上就是对人的忽视，全部历史只有回到人本身才能真正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而历史要回到人本身，哲学就要回到现实中来。
所以，当对宗教的批判使人回到尘世时，对天堂的批判就要转向对现实的批判。而对现实的批判的核心是对德国哲学的批判，因为德国的现代化程度低于英法两国，如果只对政治和经济现状进行批判，即使成功，德国的发展也依然低于英法，德国只有哲学是处于领先的位置，因此，通过对哲学的批判，既可以对德国落后于时代的政治现实进行批判，还可以对德国的未来进行批判，止呕这样，德国才有可能实现彻底的革命、彻底的解放，德国不仅能达到英法等现代国家的水平，而且会超过他们。
但是对哲学的批判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需要物质基础，理论被现实的接受程度取决于它被现实需要的程度，德国的现实还没有产生这一需要。德国和法国相比较，法国大革命的矛盾在于封建贵族、教士和资产阶级之间，资产阶级承载了所有的矛盾和痛苦，代表了社会各阶级的共同利益，而德国目前却还没有产生一个能够代表社会各阶级利益的阶级，因为德国的资产阶级是和封建阶级融为一体的，资产阶级已经没有动力和能力来发动革命了，革命只能等待无产阶级，当德国的无产阶级沦落到社会最底层，彻底得一无所有的时候，革命的基础就产生了，而当无产阶级掌握了哲学武器，对武器的批判就会变成批判的武器，无产阶级的解放就会成为全人类的解放。

关于分工
人类历史的起点是人类的存在，而人类存在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是物质生产活动，人只有首先完成自身的再生产，才能再生产出历史，因此，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历史的基础，而衡量物质生产活动的核心是生产方式，衡量生产方式发展水平的是分工，因此，对物质生产方式的考察重点就是对分工的考察，而人类分工从历史来看，是一个自发形成的过程，自发意味着是人类被动适应自然的无奈之举，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是一种异己的活动，是一种束缚。只有当人们主动去改造自然时，这种分工才开始有了自愿的性质，人才真正成为人自己的主宰力量。从自发到自愿，这意味着人的觉醒，人只有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只有认识到自己作为社会人的存在，才能真正克服作为个体人的局限性，分工造成的各种结构性矛盾才能得到弥合，分工才会从被动分工变为主动分工，这时，人本身的活动就真正成为人自己的选择，这种异己的力量就变成了一种内在的力量，这时，人就可以必然王国过渡到自由王国。


本月书单：《资本论》第三卷
    一个核心问题：资本主义是如何生产的，更准确的说，是资本主义如何生产利润的，因为这是资本主义的目的，从这一点下手，搞清楚这一点，就可以搞清楚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逻辑。
那么在资本论的第一卷，他探讨的实际上是剩余价值的直接生产过程，他从商品谈到货币，货币转换成资本，从而引出剩余价值的概念，进而论述剩余价值的直接生产过程。第二卷则探讨了剩余价值的再生产过程，在资本的流通环节，不仅第一次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得到了实现，而且生产要素也在流通中得到补偿，从形式和物质上都得到补足，从而使资本主义再生产可以顺利进行，不断的生产剩余价值。不过第一二卷基本上还是在理想类型的条件下探讨资本主义的生产，他有很多的限定条件，是在极为特殊的条件下进行的生产。第三卷则把市场因素也纳入了考查范围，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更加贴近实际情况，而一谈放到实际环境中去看，对剩余价值的考察就变成了对利润的考察。
    从剩余价值到利润的转化，是通过成本价格这个概念完成的。对成本价格这个角度来说，它具有使资本同一化的作用，因为他不区分资本的性质和用途，而只看在生产中实际耗费的资本量是多少，因此，资本的质的差别消失了，只有量的差别。在前面的考察中，我们知道资本是被区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剩余价值是由可变资本产生的，但是现在成本价格不区分这个了，从而我们就看不到剩余价值具体是从那一部分生产出来，它与可变资本的关系就被割裂了，好像它是从整个资本中生产出来的，是资本家所耗费的总资本产生了这个增值部分，这样，剩余价值就取得了利润的形式。
    剩余价值转变成利润，剩余价值率也就转变成利润率的形式了，与剩余价值率的计算只与可变资本有关不同，利润率的计算既会受到可变资本的影响，也会受到不变资本的影响，由于各个生产部门的资本构成不同，各个部门应该会有不同的利润率，但是在现实中，我们却发现各个不同生产部门基本上呈现出相近的利润率，也就是所谓的一般利润率，那么这个一般利润率是怎么形成的呢,它是通过竞争和供求关系调节形成的。以价值规律为基础，供求关系会调节同一生产部门和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产量与需求相适应，从而形成一个市场平均价格，而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的流入和流出也起到调节产量的作用，从而使得各个部门之间最后形成一个一般利润率。
    但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能够看到一般利润率呈现出一个下降的趋势。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获取剩余价值，获取剩余价值的途径是剥削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绝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很容易到达上限，所以更多是剥削相对剩余价值，要剥削相对剩余价值就要发展劳动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就意味着资本有机构成会不断提高，不变资本比重提高，，可变资本比重下降，这样就会导致利润率下降，所以这其实是一件很吊诡的事情，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目的是要获取更多的利润，但是资本家越努力，利润率反而还在下降，这个矛盾的现象背后其实就隐藏着资本主义生产自身的限制，这就是他的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必然冲突。这个冲突反映出来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性危机。资本主义要获取更多的利润，就倾向于不断提高劳动生产力，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又要求资本积聚，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力是倾向于无限发展的，他的生产能力是越来越强，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出来的众多产品还只是潜在的剩余价值，只有通过出售，也就是被消费者消费掉才嫩给真正变成剩余价值，变成利润。而消费能力的增长却是有限度的，因为占消费者中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只拥有很狭窄的消费能力，而有消费能力的资本家却由于受到基本积累的驱动而倾向于限制消费，因此社会消费能力的增长很容易就会达到上限，一旦生产能力超过消费能力，就会出现资本的生产过剩，表现为产品无法售出，这样在生产过程就被迫中断，引发经济危机。要走出危机，首先必须把多出来的资本闲置下来，使其退出生产和流通领域。另一方面，资本家会通过把工人工资压低到正常水平以下来获取更高的利润，同时，个别资本家会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使他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可以获取超额利润，这样资本家的利润率会开始上升，然后其他资本家会跟进，也提高劳动生产力，从而获取超额利润，伴随着利润率的上升，大家又开始扩大生产，从而又导致新一轮的生产过剩，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无法摆脱的宿命。
    感想：突破束缚，才能获得更大的成长！


8.5~10.7书单：
马恩选集一、二卷，
哲学的贫困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卷在读

商品：商品二重性{  使用价值——具体劳动  }劳动二重性
            价值——    抽象劳动
劳动二重性决定商品二重性：不同质的具体劳动使商品具有不同的用途，同质的抽象劳动使商品之间具备了交换的可能性，
但是商品的价值形式并不是一眼就能看到的，它必须通过交换才能体现出来，在交换过程中，交换等式中的左边表现为相对价值形式，等式的右边表现为等价形式，相对价值是通过等价形式表现出来的，正是这种价值交换等式，反映出价值的社会性。
价值的表现形式经过了简单价值形式、扩大的总和价值形式、再到一般等价物，最后，这个一般等价物以货币形式固定下来。商品的价值表现形式发展到货币阶段，就出现了商品的拜物教趋势，也就是说本来应该是人与劳动产品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商品与商品之间的社会关系取代了，商品好像取得了独立的价值形式，从而包含在商品之中的无差别人类劳动被忽视了。
人们生产的目的不再是为了获得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而只是为了交换而生产。交换的使得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外部化了，商品在交换过程中被区分为商品和货币，使用价值是商品，价值是货币，因此，在货币参与到商品交换中后，商品的形态变化就发生了改变，不再是商品与商品，而是商品——货币——商品，而众多商品形态变化组成的循环，就构成了商品流通，商品流通与直接的产品交换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它把直接的产品交换分成了买和买着两个独立的过程，不再受交换过程中换出与换进的同一性的限制，从而打破了交换的时空限制与人员限制，伴随着商品交换的扩大，一系列不受当事人控制的天然的社会关系也发展起来。
当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发展到一定阶段，尤其是，近代国际贸易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商品生产与流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货币也就有了转化为资本的可能性，因此，从物质内容的角度来说，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另一方面，从形式的角度来看，资本都表现为货币形式，货币作为商品流通过程的最后产物，是资本的最初表现形式。但是货币与资本具有本质上的不同，货币流通是为买而卖，目的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资本流通是为卖而买，目的是为了交换价值，货币流通的前后是质的变化，资本流通的前后只有量的变化，因此，从形式上看，资本就是可以自行增殖的货币，而这个增殖的部分就是剩余价值。资本的运动就是一个不断获取剩余价值的过程，一旦资本停止增殖，那么资本也就不再成为资本了。
那么这样一来，问题就来了，剩余价值是如何产生的呢。为什么货币的一买一卖就能增殖呢，增殖部分是在哪个环节产生的呢？从流通过程来看，由于商品交换遵循等价交换原则，因此，剩余价值不可能是通过交换产生的，那么剩余价值是在流通之外产生的吗，好像也不是，因为在我们知道，商品流通是商品占有者之间关系的总和，在流通之外，商品占有者就只能同他自己的商品发生关系，由于商品的价值是来自劳动者注入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如果商品的价值增加了，那只能是因为人们注入的人类劳动增加了。所以，剩余价值既不是在流通之中，也不是在流通之外的环节产生的，答案就在货币购买到的这种特殊商品的消费之中，货币交换到商品后会消费商品的使用价值，普通商品的消费会减少其价值，但是这种特殊商品的消费不仅不会减少其价值，反而会增加其价值，这种特殊商品就是劳动力。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它的使用价值就是劳动本身，而劳动又是价值的源泉，所以劳动力的消费，可以生产出大于自身价值的商品。可见，货币要想转化为资本，就必须购买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而劳动力成为商品，有两个前提条件，这就是，劳动者是自由的，劳动者自己占有自己的劳动力，享有对自己的支配权，第二个则是，劳动者自由得一无所有，除了自身的劳动力之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出卖了，因此，资本是自由劳动力市场出现后才有的产物。
这里，资本终于开始了它无休止的旅程，资本的生产过程其实就是不断追逐剩余价值的过程，也是劳动力的消费过程。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劳动过程是生产资料与劳动相结合的过程，它生产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劳动过程进行的同时也是价值形成的过程，劳动力占有者将劳动注入产品之中，从而为产品赋予价值。但是对于资本家来说，劳动不光要生产使用价值和价值，而且要生产剩余价值，只有当生产出来的商品价值大于他为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所支付的价值总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使可能的。因此，我们可以分析生产过程如何使价值增值。我们都知道商品的价值是来源于抽象劳动，因此我们可以先区分商品的价值组成，它来源于两个部分，一是生产资料的价值，包括原料和劳动资料，二是工人的劳动新注入的价值，由于原料和劳动资料的价值是上一阶段的劳动所注入的，其价值不会再增加，因此，新增加的劳动只能是工人劳动新注入的价值，也就是说工人创造出了大于其自身价值的价值。在这里，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工人自身的价值上来，由于工人自身的价值取决于维持工人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因此，工人劳动首先必须弥补这一部分价值，生产工人自身价值的劳动便是必要劳动，超过这个必要劳动时间后的劳动便是剩余劳动，生产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生产的秘诀就在于它能够获取工人劳动的剩余价值。
从商品价值来源来看，可以把资本家的预付资本区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其中剩余价值是来源于可变资本增殖的部分，因此，剩余价值率就等于剩余价值除以可变资本，可变资本取决于必要劳动时间，剩余价值取决于剩余劳动时间，因此，剩余价值率又等于剩余劳动除以必要劳动，由于剩余劳动是工人超出自身价值部分的劳动，因此，剩余价值率是揭示劳动力被资本剥削程度的准确表现。
资本运动的目的就是获取剩余价值，由于剩余劳动取决于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率，因此，资本家起初是通过直接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来获取剩余价值，这就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直接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是以透支劳动者的劳动再生产能力为代价的，这种方式过于血腥，因此围绕着工作日的长短，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并且直接延长剩余价值始终有一个自然界限，所以在工人阶级的反抗之下，工作日被固定下来，但是资本家可不会就此罢手，既然工作日长度一定，无法延长剩余价值，那就想办法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也就是降低劳动力本身的价值，而要降低劳动力本身的价值，就要降低劳动力维持自身再生产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因此，就必须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来降低生活资料的价值，这就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通过把单个劳动聚集起来，使劳动者摆脱个人局限从而使劳动过程社会化，这是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有效途径，具体方法和方式，先是通过简单协作，在协作基础上实行分工，到工场手工业，协作与分工一方面提高了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也使得工人局部化和片面化，但此时生产力的发展依然受到手工业生产的技术限制，无法进一步提高，而这直到大机器时代的到来才解决，工业发展到大工业时代，用机器生产机器成为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用机器制造机器彻底颠覆了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地位和处境，机器的简单化操作使得劳动者个人技艺的熟练无足轻重，原本看似平等的劳资关系现在完全倒向了资本，工人沦为了资本的附庸，工人反抗力量的下降使得资本家更加肆无忌惮，原本是改善生产状况的机器，在资本主义的使用方式下竟然加剧了劳动的强度，剥削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以至于国家不得不出面干预资本主义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社会关系的摧毁是彻底的，一切社会关系都被生产关系所取代，但在这种颠覆中，也孕育了一种新的富有远大生命力的方向。

7.5~8.20读书汇报
书单：
韦伯： 《支配社会学》
      《非正当性支配》
      《宗教社会学》
      《经历行动与社会团体》
顾忠华：《韦伯学说》
本迪克斯：《马克斯韦伯思想肖像》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1.韦伯的理性化体系：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是一个不断理性化的过程
2.韦伯的历史体系：历史是一个整体，从纵向来看，历史的各个阶段虽然不是线性发展但却是有接续性的，从横向来看，各个领域之间不是孤立的或者单向度的，而是互相影响的。
3.二者之间的关系：在韦伯看来，整个人类文明进程就是一个从非理性向理性过渡的过程，而在这个理性化的过程中，它是整体的理性化，是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理性化，整个人类历史都在迈向这样一个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历史的各个阶段也是一种非线性的接续关系。

    本月终于结束了韦伯的阅读，在阅读韦伯的过程中，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思想家之所以被称作思想家，就是因为他们的思想的高度和深度远远超越同时代的人，思想家们的思想体系往往也是纷繁复杂的而不是单一线性的，一位思想家的逻辑体系往往会有多条线交织在一起，它构成的是一个立体的网络，而不是单一逻辑的发展，这一点在韦伯这里表现得极为明显，虽然平时大家对韦伯的理解主要是围绕着理性化来展开，但光从理性化来理解韦伯是不够的，从阅读中，我强烈的感觉韦伯的社会团体分析和他的历史观也是理解韦伯的重要线索。因此我希望尝试从理性和历史两条线来理解韦伯。
    理性化是韦伯学说体系中的一条主线，任何对韦伯的理解都不能绕过这条线索。韦伯认为，社会学的研究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是不同的，自然科学研究的是自然现象，它的研究对象具有客观不变性，而社会学研究的是要研究的是人类社会，社会是由一个个活蹦乱跳的人组成的，人是一根会思考会行走的芦苇，具有自己的主观想法，那么社会学的研究就不能仅仅满足于描绘和解释现状，还应该解释社会背后隐含的意义。因此，韦伯认为，社会学最基本的研究单位应该是包含有主观意义的社会行动，社会是由社会行动构成的一个意义体系，社会学的任务就是去理解并解释这个意义体系。根据理想类型的原则，韦伯把这个意义体系分成四类社会行动，其中理性的行动有两类，分别是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行动，非理性的行动则是情感性的和传统性的。所谓理性行动就是可计划的、可计算的的行动，韦伯在对人类社会的诸多方面进行系统的考察后认为，整个人类的文明进程就是一部不断从非理性向理性过渡、从实质理性向形式理性过渡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首先是在经济方面，人类思维理性化的过程在经济伦理上表现为最为彻底和明显。原始的农业是共产主义形态，基本上没有什么成本核算的概念，生产生活也缺乏严格的计划性。最初的手工业是部落手工业，基本上也都是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目的，只有在剩余产品出现时，才会有商业交换的需要，此时手工业与商业所占的比重都很小，以盈利为目的的专门生产尚未发展出来。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率先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是在手工业，部落工业发展到家庭手工业阶段进而是中世纪十分盛行的行会手工业，再到最后机器时代的大工业生产，专门面向市场的生产发展出来，市场以盈利为导向，具有高度的目的——手段的合理性，这在人类历史上具有革命性的影响。农业也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发展到了以盈利为目的的种植园经济和大地产经济，商业则从风险比较大的康曼达形式发展到坐商和集市贸易，再到近代的期货贸易，资本核算越来越重要，商业交易的可计算性和可计划性越来越强，现代资本主义就是一个在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实现了理性化的经济制度。
    在支配领域，韦伯根据支配所获得的正当性的来源，将支配区分为传统型、卡理斯玛型和官僚型。传统型支配的特点是，其支配的基础是固有权力的神圣性，即“一直以来就是如此”这样的话语体系，在这种支配体系下，权力当局的行动很多时候是传统性的，尊奉习惯和个人专断是主要的支配形式，命令是否被服从，关键在于是否符合习惯与传统。卡理斯玛型支配的基础是基于领袖个人的卡理斯玛魅力。领袖通过其个人能力来证明其卡里斯马特性，从而得到众人的服从。在卡里斯玛支配下，个人启示是主要的支配形式，支配得到服从是因为随从相信领袖的个人卡里斯玛魅力，这种支配更多的是一种情感性的行动，一旦这种卡里斯玛能力消失或者不再被随从承认，支配就无法进行下去了。卡里斯玛支配是一种革命性的力量，具有反传统和反法理的特性，但它又具有不稳定的特点，很难被规划和计算，它往往在社会动荡的时候出现，然后在生活归于平淡时又很快消失，向传统型和官僚型转变。官僚型支配的正当性是来源于确定的、超越个人之上法则，在官僚型支配下，支配行为具有最大的确定性、计划性和可计算性，其即事化的特点具有目的——手段的最大合理性。韦伯认为，官僚制支配由于其技术上的强大优势，在未来定会取代传统型支配和卡理斯玛型支配。

    另外一个重要领域是思想文化领域，这里，韦伯重点关注的是宗教领域发生的变化。韦伯首先探讨了宗教演变的趋势，认为宗教起源于精灵信仰，然后从精灵信仰中抽象化出了神、鬼、魔、怪等观念，宗教本身就经历了一个合理化的过程，然后再从多神教变为一神教，神越来越有一种伦理化的趋势，从而产生了一种伦理秩序，这种伦理秩序对人们的行为产生了规范作用。宗教对人们的约束是通过影响人们的意识层面来完成的，但是这种收宗教所影响的个人内在态度在与外在世界接触时就会有冲突和矛盾的地方，对这样一个终极的宗教命题所给出的答案，就形成了各大宗教不同的发展路径。儒教选择的是维护现世，古是今非是儒教的特点，它们基本上是传统主义的。印度教也是维护现世的宗教，只有在此世遵守种姓礼仪，才能在来世获得更高的种姓。佛教选择的是逃离现世，所有现世的利益和目的理性的行为都是背离救赎之道的，只有遁世才能脱离业报与因果之轮，获得永恒的救赎。伊斯兰教则是顺应现世，他们不关心救赎，只在乎此世的荣誉与财富。犹太教选择的是寂静的等待，等待弥赛亚降临，他们的救赎是指向来世。基督教则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禁欲的现世生活伦理，他们将最初的神意信仰发展为预定恩宠，从而在人与神之间二元对立的伦理鸿沟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形成了目的——手段理性的救赎方法。
以此，韦伯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图景，从最开始的刀耕火种到机器轰隆、从简陋的家长制到强大的官僚机器，从巫术迷信到理性禁欲，人类文明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非理性到理性的变革，这个变革从最根本上看来，是人类思维方式的变革，是人类思维方式从对非理性的情感性思维和习惯性思维的依赖转变为对理性思维的依赖。但这种变革从整个人类历史来看，在世界范围内并不是同步的，事实上，这种变革只在西欧地区发生了，这实际上反映了人类历史的地域性与特殊性，
    韦伯对理性化的研究过程实际上是与他的历史观息息相关的。韦伯是以一种历史整体主义的观点来对待历史的。从纵向来看，历史的各个阶段虽然不是线性发展但却是有接续性的，前一阶段的历史势必会对后一阶段产生影响。从横向来看，各个社会领域之间也不是孤立的或者单向度的，而是互相影响的，并不存在什么经济决定论或者文化决定论。
    比如说宗教伦理对整个社会影响很大，但宗教本身也是深受社会因素影响的，在宗教伦理与经济伦理和政治伦理之间发生冲突时，宗教伦理也会有让步，修改了自身的教义，这样才能迎合现世发展的需要。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为市场而进行有组织的生产的资本主义自古有之，但要发展成为现代的资本主义，需要市场、劳动力、技术、行政法则和生活伦理等各个方面都高度理性化，而我们很难对这些因素进行量化区分，说哪个因素是最重要的，哪个因素最不重要。以英国为例，现代资本主义最先在英国出现是有原因的，因为英国不仅受到新教改革的影响，同时在支配上也较早形成了统一王权下的官僚支配，殖民主义开拓了统一的市场，圈地运动产生了大量自由劳动力，各方面因素的综合使得英国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占得先机。从纵向来看，古代罗马的法治、中世界的城市都对现代的官僚制支配和资本主义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从韦伯这里，我得到的一点启示是，思想家们所构建的思想体系往往是十分复杂的，我们在理解他们的时候，切忌把他们给单一化了。

5.7~6.10书单：
《学术与政治》
《经济与历史》
《支配的类型》
《经济通史》
《支配社会学》（未读完）
《乌合之众》
《马克思•韦伯传》
    这个月主要阅读了韦伯的经济部分，韦伯身处于一个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是那个时代最鲜明的时代特点，因此，如何解释资本主义的兴起就成了摆在所有社会科学家面前最重要的任务。在韦伯看来，哪里人们的需求满足方式是通过企业组织连续的理性的活动进行的，哪里就有资本主义。从这个角度来看，韦伯定义的资本主义在很多古代社会都已经存在，但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发展到近代以后，却渗透到了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其他文明所没有做到的，也因此，韦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需要六个要素：1.自由的市场交易，2.自由的劳动力，3.合理的技术，4.合理的行政与法律，5.企业家个人垄断生产资料，6.经济生活商业化。韦伯对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就是从以上6个方面来展开的。农业的发展经过了原始共产主义农业、庄园农业、逐渐发展成了近代的奴隶种植园经济和大地产经济，农业生产的目的也从为家计而生产变为为市场而生产。工业从最初的部落手工业到家庭手工业发展到专门面向市场的行会手工业，最后出现了机器时代的现代工厂。现代工厂的出现是最集中体现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环境与条件的，现代工厂需要自由而稳定的市场和劳动力，新兴的技术与动力革命、合理的法律秩序，而这一切，只有西方才全部具备。商业从康曼达到坐商再到集市贸易，商业市场也逐渐稳定下来。精确簿记的广泛应用是商业发展到合理阶段的标志，与此同时，商业的基本行动单位也从家庭为主完成了家庭与企业的分离。
    在农业、工业与商业上，最关键的一点是理性的资本核算，以盈利为趋向的资本核算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与前提。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企业在经济活动中的行动是由资本核算决定的。假如一家企业放弃使用技术上效率最高的设备，那一定是因为企业通过成本核算之后发现新技术并不能盈利。因此，资本核算是最符合韦伯所说的形式理性的，高度的形式理性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作为全世界唯一一个独立进入现代资本主义的文明，西方社会在形式理性上的高度发达不仅仅体现在资本主义企业上，而是体现在整个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货币发展史上，金属铸币作为主要的货币类型一直受到币值不稳定的困惑，直到新大陆的发现，大量金银流入，才使得铸币得到普遍承认，铸币的稳定则为理性的资本核算奠定了基础。银行最开始只是进行存贷款、货币兑换和融资业务，随着汇票贴现业务的发明，加快了商业资本的周转速度，使资本核算的风险性显著下降。在商品流通领域，批发贸易进入到期货交易阶段、股票与证券的广泛流通促进了理性投机。在政治领域，分立的国家之间互相竞争，给城市留下了发展空间，市民阶级凭借手中的资本，从领主手中赢了了自己独立的地位，从中孕育出了新兴的资产阶级，而这在大一统的东方国家则几无可能。国家财政体系也引进了预算机制，实现了财政体系的形式理性化，国家与法学家的结盟则形成了合理的可预测的运行法则，法律发展为高度的形式理性法。在思想领域，宗教改革打破了思想的藩篱，完成了思想的祛魅，实现了经济道德的合理化。准此，只有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实现理性化，现代资本主义才有可能兴起。
    在此，我想顺带谈一谈韦伯的历史观。与马克思偏重经济作用的历史观不同，韦伯强调历史的整体性。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的兴起，需要经济、政治、科技、思想等所有方面的共同推动，各个领域之间的发展过程也是相互影响，缺少任何一部分的理性化过程，资本主义的兴起都是不可想象的。另一个特点则是强调历史的曲折性，韦伯认为，历史既不是循环，也不是直线的发展，而是在接续中曲折发展，古代文明的一些现象有时会整个消失，然后又在一种全新的情境下重现。手工业发展的历史就体现了这一点，手工业最早是以家庭手工业的形式出现的，其地位后来为行会手工业所取代，但在行会手工业瓦解后，家庭工业再次出现，并与工厂同时发展。第三点是强调历史的特殊性，社会主义学说认为最早的人类社会是母系社会，但韦伯认为，其所提出的各阶段并不能被证明为一般化，恰恰相反，存在这种情况的地方，环境总是很特殊的。资本主义兴起的过程也证明了这一点，历史因其地域性而产生了特殊性，因此，并不存在什么统一的历史尺度来划分整个人类的历史。

感想：1.这个月读韦伯，感触很大，尤其是学术与政治看得我热血沸腾，他说学者必须要有为学术献身的精神，对一名学者来说，学术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学术，如果没有这种热情，就不是一名真正的学者，而对我们来说，读书就是我们的学术，要把读书当作自己的生活，而不是把读书和生活切割开。
2．感谢贺老师的鞭策，其实之前我心里有很多的包袱，包袱太重了以至于搞得我有些失衡，但是上此贺老师骂我一次，我反而轻松了许多，心态放平衡了，读书状态也有了保障。所以我从这里得到的经验是说，我们读书，是为自己而读，不是为贺老师读，也不是专门为读书汇报而读，自己尽心尽力去做就好，不用瞻前顾后，想得太多反而是负担。

王文杰2016年3月读书汇报
书单：《社会分工论》、《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道德教育》
内容：
        最早开始讨论分工的，是以亚当•斯密为首的经济学家，但是涂尔干认为，分工的意义不仅限于经济，更重要的是它的社会意义，即分工构成了社会团结的新纽带，社会分工论的任务就是论证分工是怎样促成社会团结的。要论证分工与社会团结的关系，首先是搞清楚分工有什么功能，再阐明产生这一功能的原因和条件，即为什么分工具备这样的功能和在什么条件下这一功能会行得通，最后论述分工的反常形式，这是本书的整体思路。
        在分工对社会团结的功能里，作者认为，社会团结很难直观考察，而法律是社会生活中最明显和稳定的形式，因此，要考察社会团结，就应当从法律入手。由于法律的本质是一种制裁，所以根据法律产生的制裁效果，可以将法律分为压迫性制裁与恢复性制裁。压迫性制裁指的是惩罚性手段，并非任何犯罪行为都会招致制裁，只有对集体意识的侵犯才会激起人民的反感以至于要制裁侵犯者，但并不是所有对集体感情的侵犯都会引来制裁，只有那些最深刻的集体意识受到了伤害才会引来制裁，这种集体意识最典型、最重要的代表就是宗教。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最初的社会里，大多数罪行都与宗教、习俗、权威有关，而实施惩罚的主题也是社会的而非个人的，由组织或代表组织的人来行使惩罚的权利，因此，压迫性制裁对应的是以集体意识为基础的机械团结社会。
        在机械团结社会，由于社会功能分化并不发达，功能比较单一，个人之间的相似性比较强，社会结构就像原子一样排列，非常机械化。
        而伴随着人口规模和社会密度的增加，社会竞争日益剧烈，这样，个体之间必须通过分工来缓和竞争，否则就个人会由于同质化的竞争而相互伤害。所以涂尔干认为，不是社会的发展允许了分工的产生，而是社会发展需要分工产生。而随着分工发展，个人之间的职能逐渐分化，个体差异性也增大了，这样一来，压迫性制裁的社会基础，即集体意识就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恢复性制裁，恢复性制裁以尊重个体差异为前提，刑法的重要性下降，而商法、家庭法等法律内容大大增加。在此时，由于分工使得个人所拥有的才能各异，每个人在社会结构中都占据了一个不同的位置，谁也离不开谁，社会就像是一个生命有机体一样，整个社会生活被分工整合为了一个有机整体。
        那么，在由相似性构成的机械团结和由分工构成的有机团结之间，到底哪一种社会团结纽带强度更大呢？涂尔干认为，要从团结纽带断裂的难度来判断。在机械团结社会，由于个体之间相似性很强，个人是完全依附于社会的，社会中的一部分离开了，其他部分很容易填补他的位置，那么社会器官的脱离也就比较容易。而在有机团结社会，个体差异性较大，互相之间存在功能上的相互依赖，这样一来，个体就很难离开社会其他部分而生存，社会器官之间的联系也就更为紧密了，所以相较之下，分工构成的社会团结纽带更强有力。

感想：
1.虽然涂尔干是三大家中比较好读的，但他的思想体系仍然非常庞杂，我确实有一种常读常新的感觉，涂尔干仿佛已经有了一个模糊的轮廓在我眼前，虽然我目前还画不出来，但是感觉是越来越清晰了，尤其是涂尔干从启蒙思想家那里继承而来的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讨论，似乎是理解涂尔干思想的突破点，希望后面能够描绘出他的模样。
2.这个月深深明白在状态与不在状态的巨大差别。前半个月，由于考研成绩排在最后一名，只过线一分，所以非常紧张担心，为准备复试下了很多功夫，然后这段时间心情也比较慌乱，所以不敢跟师兄师姐一起吃饭，直到成绩公布后才放下心来。之后几天自己一个人调整，状态上来了，渐渐积蓄起了足够的心理能量，这才敢和师兄师姐一起去吃饭。
[ 此贴被王文杰在2018-11-09 21:47重新编辑 ]
心无旁骛，心诚则灵
Posted: 2016-04-07 09:53 | [楼 主]
陈世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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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六月一起读书
Posted: 2016-04-07 21:59 | 1 楼
朱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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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己的思考很重要，继续加油，会越来越好的。
让优秀成为一种习惯
Posted: 2016-04-07 22:40 | 2 楼
易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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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需要一鼓作气，看好你！
Posted: 2016-04-11 12:45 | 3 楼
小小小梦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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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总结的很清楚呢，加油！
君子豹变，其文蔚也
Posted: 2016-04-13 23:42 | 4 楼
王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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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季到了，我们要更沉得住气才行
心无旁骛，心诚则灵
Posted: 2016-06-11 22:52 | 5 楼
小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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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的资本主义起源这部分分析很深刻，而且也很重要，后面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Posted: 2016-06-12 09:41 | 6 楼
王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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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第6楼小迁于2016-06-12 09:41发表的  :
韦伯的资本主义起源这部分分析很深刻，而且也很重要，后面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恩恩，读着读着感觉韦伯的整个思想体系是贯通的，经济是其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版块，读完经济部分，对帮助理解韦伯的宗教和支配作用很大。
心无旁骛，心诚则灵
Posted: 2016-06-13 15:50 | 7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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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季正是读书的黄金时期，义无反顾、心无旁骛地前进吧！
一心一意读好书
Posted: 2016-06-13 21:46 | 8 楼
王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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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读书收获很大，即将正式步入研究生阶段，绝不辜负大好时光，排除干扰，认真读书
心无旁骛，心诚则灵
Posted: 2016-08-21 00:26 | 9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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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多吃饭才能多多看更多的书！韦伯的理性主义把握的很好！
Posted: 2016-08-21 14:30 | 10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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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稳，把握的很全面，给我也有启发，继续保持这股冲劲，加油
Posted: 2016-08-22 23:42 | 11 楼
罗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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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韦伯的理性化将韦伯的整体思想都给串了起来，读完后让我觉得十分明晰，赞~一起加油 
成长总是单调且艰巨的。
Posted: 2016-08-25 18:43 | 12 楼
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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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文杰学习。😊
一萧一剑走江湖，一心一意化天下
Posted: 2016-08-25 23:19 | 13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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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加快速度，赶上你们的脚步了！
Posted: 2016-08-26 14:51 | 14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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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
Posted: 2016-08-26 14:53 | 15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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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第10楼钟瑞于2016-08-21 14:30发表的  :
  多多吃饭才能多多看更多的书！韦伯的理性主义把握的很好！

一起努力，一起成长！
心无旁骛，心诚则灵
Posted: 2016-08-31 23:46 | 16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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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第11楼毛一敬于2016-08-22 23:42发表的  :
很稳，把握的很全面，给我也有启发，继续保持这股冲劲，加油

谢谢师姐，要继续向师姐和师兄们学习！
心无旁骛，心诚则灵
Posted: 2016-08-31 23:46 | 17 楼
王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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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第12楼罗茜于2016-08-25 18:43发表的  :
通过韦伯的理性化将韦伯的整体思想都给串了起来，读完后让我觉得十分明晰，赞~一起加油 

我感觉以后还是要多与同学们交流，在交流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这样才能进步的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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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16-08-31 23:48 | 18 楼
王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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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第13楼夏日于2016-08-25 23:19发表的  :
向文杰学习。😊

大家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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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16-08-31 23:49 | 19 楼
王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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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第14楼韩玉祥于2016-08-26 14:51发表的  :
得加快速度，赶上你们的脚步了！

加油，我们的时间还很充裕，完全来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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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16-08-31 23:50 | 20 楼
王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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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第15楼陈世杰于2016-08-26 14:53发表的  :
学习～

你对齐美尔的总结也很有特点，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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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16-08-31 23:50 | 21 楼
韩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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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很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逻辑，能感受到会长读书中的火花，很厉害，加油！！！
Posted: 2016-10-14 12:18 | 22 楼
吴欢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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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梳理得很顺畅，脉络清晰，逻辑紧密~ 继续享受阅读的快感，如此坚持必有飞速长进！
Posted: 2016-10-23 19:04 | 23 楼
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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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讨论资本论啦啦
一萧一剑走江湖，一心一意化天下
Posted: 2016-10-25 11:39 | 24 楼
shazi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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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你的汇商品两重性报，给了我一些启发，发现自己读书还是太死，不懂得串联、变通。
心若沉浮，浅笑安然
Posted: 2016-11-12 23:14 | 25 楼
王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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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劲头杠杠的，继续加油
Posted: 2016-11-13 19:18 | 26 楼
钟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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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也在看资本论的我需要和大家多交流！
Posted: 2016-12-16 21:39 | 27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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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精炼简洁，要向你学习，抓住问题的要害！
君子豹变，其文蔚也
Posted: 2017-01-23 21:58 | 28 楼
吴欢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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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美尔的哲学思想是他的理论基石，但这样的思想倒是是和社会学的思维很接近，你抓到了他的核心，很棒！如果继续尝试着把他的整个脉络穿起来就更好了！很稳，加油！
Posted: 2017-03-17 19:56 | 29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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