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暑假阅读书目：
《为社会学辩护》吉登斯
《消逝的童年》 波兹曼
《论宗教宽容》洛克
《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涂尔干
《形式社会学》  齐美尔（读了一部分）
《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 卢梭
《梁漱溟的哲学思想》  郭齐勇 龚建平


以上是暑假读的一些书，此外还读了韦伯的《学术与政治》，但可惜没有读完，计划将它搞定！暑假的实践深感理论功底浅给调查带来的困难，所谓“书到用时方恨少”，算是体会到了！

暑假的实践深感理论功底浅给调查带来的困难，所谓“书到用时方恨少”，算是体会到了！

读《梁漱溟哲学思想》的些许感受：
    （由梁漱溟想到毛泽东）毛泽东本质上是一个农民领袖，痛恨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自我优越感，因此发动一场又一场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其目的就是使知识分子放下臭架子，深入人民群众内部，创造属于人民群众的文化和知识，为人民群众所接受和受益，促进中国社会的整体进步。而不是想当然的那样认为毛泽东生来就反对知识和科学，这是没有根据的。毛泽东作为国家领导人，当时国家的发展急需科学工作者，他不可能反对科学和知识。然而，我们要看到的是，毛泽东是一个伟人，伟大的地方就在于他看问题的眼光不同，他不是简单的将其看做科学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而后来发展到将知识分子被贬为一无是处 全部打倒直至公开批斗，那是下层民众革命热情高涨的恶果，一方面是群众的直接打倒，另一方面是群众高涨的热情给中央强大的压力。其实，毛泽东要知识分子俯身为之服务的就是这些民众。而这些民众在没有被驯化之前，多少可以称之为暴民，暴民导致了知识分子的悲惨时代。此祸留给知识分子的不应该只有刻骨铭心的伤痛，而应该是知识分子到底肩负着何种社会责任。
    梁漱溟哲学思想之“理性”与今日流行之“理性”是有大不同，后者在梁氏看来乃思辨理性和科技理性，谓之理智更为恰当，而梁氏之理性乃是“仁”、“义”的造化，中国文化中的理性就是梁氏之“理性”，它向人们内心寻求处世之道，而西洋文化往往将理智运用于向外追求和满足。那怎么来西洋文化里面的宗教信仰呢？中国文化的一切方面皆与以理性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价值系统相关，中国人处理的是人的问题，所以采取了自省的方式。西方文化是建立在向外追求的人生路向基础之上的。西方文化固然有精神生活，但是信仰上帝归根结底还是向外追求的表现，由于每个人都要证明给上帝自己的忠诚以便得救（因为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显得不重要，向上帝证明才是唯一迫切的），因此不得不努力在世俗社会事功（这在韦伯所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有很详细的阐述）。这两点，都足以将西方文化推向向外追求的路径。
    （另外）关于基督教：我们这次暑期社会实践在当地偶然遇到了一个基督教窝，当时几位中老年妇女正坐在一起学习交流神的教诲，因此对这个问题有了一点感性认识。与她们交谈后，直接感受就是村民信仰基督教的功利性很明显，据她们自己的介绍，他们大部分人信仰基督教的原因是曾经得过重病，多方求医都没有治疗好，但是自从信仰耶稣基督后，病就奇迹般的好了，这不禁让我想起中国人对神之一贯态度——“临时抱佛脚”。刚才有师兄也提到，现在中国的登记在册基督徒已经过亿了，我想这里面的根本原因还是信仰缺失（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才是真正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因此，中国两千年的传统和毛泽东传统被相继打倒后，信仰的混乱就成为必然），这其中可能存在有人担心的外国别有用心的势力的插手和推动，但是我们可以试想在毛泽东时期这种事情是绝不可能发生的（当然，毛爷爷时期还没有改革开放，但是那时候党的宣传使得全国人民充满共产主义信仰，所以即使打开国门基督教也不会像现在传播的那样快），至于共产党最后不得不采取最后手段予以解决，我想这可能不是最终的解决办法，就像治水一样，堵水不如疏水，用梁漱溟的观点来讲，无论基督教是个人层面还是国家层面的问题，最后解决之着力点必须放在人身上，所以关键还是尽快建立信仰，填补人们内心的真空。在这里，存在两种方法，一种是重建两千年的儒家信仰，另一种就是用中国文化和智慧对基督教加以改造，使其适合于中国固有之文化和习俗（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印度佛教被中国文化改造成“禅宗”）。最后，我表明自己的观点：我对于正规传统文化是持一种乐观的态度——贺老师解释道，盲目的乐观是不对的，由于基督教自身的扩张性和一元性使得改造的难度太大，所以这种希望十分渺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