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与道教》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
《伦理之业》
《宗教社会学》
1、《儒教与道教》韦伯写此书的目的既不是为了描述中国的经济史，也不是为了反应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史，而是为了论证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的观点：西方民族在经过宗教改革以后所形成的新教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而东方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伊斯兰国家）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宗教伦理精神对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韦伯指出了中国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上与西方的不同后，又将西方的清教与中国的儒教和道教做了对比，提出了最重要的，即宗教伦理精神上根本的差异。“儒教的理性主义是去理性的适应于此世，清教的理性这主意是理性的支配这个世界。”从某种角度来看，宗教伦理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事实上已经体现了一种理性化的价值观，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中：“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在韦伯看来，最合理，最符合文明发展进程的支配类型应当是依靠目的的合理性或价值合理性为目标制定出来的法律建立的法理性支配，也就是说，理性化在这一支配类型中表现的最为突出。
2、《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韦伯个人对西方的理性化发展，即世界彻底除魅后所呈现出来的文化现象，实际上怀抱着相当悲观的态度，其忧惧之情清楚地表现在书中：“圣徒的身上，本应该是斗篷之类的可以随意脱下的轻便之物，而不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牢笼。”资本主义精神特征它表现在企业家身上就是:有着一种强烈地，尽可能多地赚钱或者获利的动机。然而，在资本主义精神里面，赚钱并不是用来消费和享乐，而是人生的最终目的！赚钱既然是目的，那么那些用来获利的有效率的、理性的手段当然也是必不可少的了。于是合乎理性地组织劳动、精打细算、有计划、讲究信用、勤奋节俭等等的精神品质也便应运而生。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精神在劳动者身上则表现为:“集中精神的那种能力，以及绝对重要的忠于职守的责任感；严格计算高收入可能性的经济观，与极大地提高了效率的自制力和节俭心最经常地结合在一起。韦伯发现体现在劳动者与企业家身上的这种“资本主义精神”，强烈地渗透着一种有着宗教背景的“天职”观念。根据韦伯的考察，这种“天职”的观念和禁欲主义新教改革的教义有着密切的关系。韦伯认为新教的禁欲主义思想，“必定成为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生活态度普遍的发展。可以想象的最有力的杠杆。”韦伯无疑是强调了新教伦理的思想“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其形成阶段的发展了强有力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源于新教宗教信仰的某些伦理要求与资本主义制度发展所需的经济动机模式之间的选择性亲和。”应当指出，韦伯虽然强调了“思想在历史变革中所起的独立影响”，但是它并不否认“新教同样地受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资本主义建立在理性化的基础之上，它的出现不仅需要一定的资本、技术、制度条件，而且，最关键的是，形成与资本主义相契合的文化精神。韦伯从新教所独有的文化精神出发，通过大量的例证分析思想意识形态之于资本主义的作用，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资本主义的新视角。
3、《伦理之业》第一次世界大结束后，随着国际格局的日趋变化，学术思想的处境日趋复杂，各种既有的学术范式正遭到严重挑战，而学术研究与社会—文化变迁的相关性则日趋凸显。韦伯在1919年向慕尼黑一批青年学子发表两篇演讲——“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他的演讲除了让我们领悟到他的思想魅力之外，还能让我们对进入现代世界的历程，加深一份领域外思想背景的了解。在“以学术为业”中，韦伯就为我们介绍了关于学术生涯的外部环境，文中提到德国与美国的大学教师的聘任制度的不同，德国先从编外讲师做起，没有薪水，只有听课费;美国大学里先从助教做起，有一份微薄低薪水。这样的收入状况，对于需要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学者来说，当然影响很大。但两者还有不同之处，在这个阶段，美国的学者常常有被解雇的境遇，而德国的编外讲师则是一旦占据这个职位，就没有人可以让他离开，但他也没有要求什么的权利。另外，德国的编外讲师讲课比较少，而美国的讲师则是超负荷上课。但到韦伯的时代，德国的大学组织已经开始美国化。以学术为业究竞为了什么目的呢?韦伯的观点是“理智化”，随后引出了著名的术语:除魅一一驱除偶像、教条。到了二十世纪初，传统理性主义已经被声势浩大的非理性主义潮流扫得支离破碎。学术或者科学与理性，让人类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我们再也不必像相信有神灵存在的野人那样，以魔法支配神灵或向神灵祈求。韦伯为了确保这个用于给心灵“除魅”的学术的理智，要求学术秉持价值“中立”。他在演讲中表述道，“有些事情，不仅是它尽管不美而神圣，而且正是因为它不美且只就它不美而言，才变得神圣”。而后韦伯又旗帜鲜明地主张，教师在自己的课堂教学中，同样应秉持价值中立的立场，而不可把自己的价值立场灌输给“被迫保持缄默”的学生。韦伯认为，在课堂上宣扬自己的价值立场已经是一项政治行动，而政治不应属于课堂。从这些论述中，韦伯提取出的中心见解是，以学术为业的目的，乃是保证头脑的清明。作为职业的科学，不是派发神圣价值和神启的通灵者或先知送来的神赐之物，而是通过专业化学科的操作，服务于有关自我和事实间关系的知识思考。在《以政治为业》的演讲中，韦伯一开始就对“政治”这个概念做出了界定。他说，从最宽泛意义上讲，一切自主的领导行为，都可以算是政治。但在严格意义上，我们只能“从一个政治团体—也就是今天的国家—的领导权、或该领导权的影响力这个角度，来理解政治。”那么什么是国家昵?韦伯认为“国家是这样一个团体，它在一定疆域之内(成功地）宣布了对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这就是说，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是一种以地域为基础的强制性机构。其形式特征包括:立法权控制下的行政管理与法律秩序、属人及属地的管辖权等等，但最重要的是，国家是唯一宣称拥有使用暴力垄断权的组织。韦伯在这里采取了一种与传统的政治理论截然不同的方式来界定国家。他再三强调，国家不能用它的活动内容或目的来加以界定，因为“几乎没有什么任务，不被某些政治团体列为自己的工作，但是也没有什么任务，能够说完全专属于以政治为目标组织起来的团体。”因此特具的手段便成了韦伯用以界定国家的基础。韦伯认为国家所特具的手段就是暴力的使用。当然，暴力肯定不是国家的常用手段或唯一手段。韦伯将其政治概念限于国家层面的领导活动，而国家又是特定疆域中正当暴力行使的垄断者，政治便必然与国家的权力活动联系在一起，“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政治’就是指争取分享权力或影响权力分配的努力，这或是发生在国家之间，或是发生在一国之内的团体之间。权力可以是实现其它目的的工具，也可以成为目的本身。在这里，韦伯明确地使他的政治概念脱离任何实质性的目的，而更直接地与权力这种普遍性的工具相连。
韦伯提出了合法统治的三种类型。传统型统治、超凡魅力型以及法理型统治。 在以上三种统治类型中，传统型统治和超凡魅力型统治应该说都属于人治的范围，人们服从的是一个人格化的主权者，因而这两种统治都难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而法理型统治属于法治的范围，更有利于克服人的局限性和人的弱点，更可能实现人的理性。因此韦伯暗示:人类社会必然会逐渐朝向一个理性合法的权威架构发展，并且越来越依赖于利用官僚制的架构。
4、《宗教社会学》
韦伯的宗教社会学从一些宗教的概念开始讲起，然后涉及了宗教的各个方面，其中有几个方面对社会及人类思想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神义论这一方面，会产生这样的一种问题：这样一位神的超凡力量之高扬，与他所创造出来并且支配的世界之不完美，如何能相连而不矛盾。在犹太教中，认为神与现世的人之间有着一道巨大的伦理鸿沟，神居于其被造物所有伦理要求的彼岸，因此他的意旨被认为是超乎人类所能掌握的范围之外，并且神绝对的全能是无限地超绝于被造物的，所以被造物的正义尺度根本不可能适用于神的作为，但这种思想并没有对神义论问题作任何合理解决。一般在宗教中常会存在救赎的思想，对于禁欲者和冥思性神秘主义者来讲，二者的救赎方式是不同的。对于禁欲者来说，他们的行为需要忠于理性的伦理秩序，并恪守严格的合法性来从事经营，若有所成，则被视为神对于虔敬者劳动的祝福，也是神对其经济生活态度的肯定，这种思想成为资本主义在欧洲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冥思性神秘主义者认为，现世内的行动纯粹只是一种诱惑，为了保持其自身的纯净，必须加以抗拒。关于宗教对于现世的影响，虔诚的天主教徒在从事营利生涯时，会发现自己不断处于一种违反教皇戒令的状况中。就某个程度而言，营利生涯本身不得不被视为该受谴责的，或者最佳的解释也不过就是上帝并不积极鼓励而已。虔诚的清教徒借着经济来确证自己的宗教公德，因为他并没有作出任何清教伦理会谴责之事，而其就是借着经济活动，才能确证宗教公德。他们对于任何人维有绝对可信赖的企业关系，完全地遵守法条而且毫无贪婪之念。伊斯兰教则认为富人有义务要过符合其身份的生活，完全拒斥任何类型的修道院生活。在日常生活方面，对衣着有规定，禁止某些不净的食物，他们戒酒、戒赌，他们禁止赌博的规定，在此一宗教对于投机事业的态度上，显然有重要影响。佛教具有最极端的现世拒斥伦理，也可以说是“理性的”，因为它导致了一种对所有本能的冲动之持续的、警觉的控制，尽管其目标与现世禁欲的目标全然不同，不管如何，从佛教、道教或是印度教的虔敬里，都无法产生出导向一种理性的生活方法的推动力。儒教的顺应现世，佛教的拒斥现世，伊斯兰教的支配现世以及犹太教的救世期待与经济的贱民，都无法导向有条理的治理现世。

总结的很到位，第一次做报告，做的很好！加油，继续保持这样势头！！！

要把暑假的和10月份的也要加上。

书单《经济通史》《古犹太教》《印度教》《韦伯传》
在《经济通史》中，韦伯运用他擅长的历史比较方法对现代理性资本主义的兴起进行了分析。他首先建构了理性资本主义的理想类型，勾画出理性资本主义的特征，然后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类型的东西方社会与理想类型进行了比较，发现各种对资本主义的产生起促成和阻碍作用的文化制度性因素，并得出结论:“归根到底，产生资本主义的因素乃是理性的常设企业、理性的会计、理性的工艺和理性的法律，但也并非仅此而已。理性的精神，一般生活的理性化以及理性的经济道德都是必要的辅助因素。”什么是资本主义呢?韦伯认为:“哪里有用企业方法来供应人类集团所需要的工业，哪里就有资本主义存在，而不管需要的内容是什么。更具体地说，一个合理的资本主义企业，就是一个附有资本会计制度的企业，也就是，根据现代簿记和结算的方法来确定它的收益能力的一个机构。”韦伯紧紧抓住用“资本会计制度”来“确定它的收益能力”这一核心因素，从而将资本主义与其它形式的经济制度区分开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将资本主义经济行动定义为:以利用交易机会取得预期利润为基础的行动，却依和平的营利机会而采取的行动。”根据韦伯的这一定义，实际上人类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地域都曾存在过不同程度的资本主义。但除了现代西方世界之外，这些“资本主义现象”最终都归于湮灭，成为永恒的“萌芽”，各种原因只能从当时当地的经济、文化制度中去寻找。若按照韦伯的这一宽泛标准，中国的明代也许曾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但证之以当时中国整体的文化、法律制度、政治环境、宗法社会结构、全国范围的经济组织状况、科学技术的合理化程度，则这种资本主义萌芽只能是永恒的萌芽。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也许会在某一特定时期、特定区域出现比较繁荣的商品经济，但不可能自发地发展到现代合理的资本主义，因为中国根本缺乏发展资本主义的社会学基础。这种理性的资本主义具有以下特征:1)企业家占有生产手段，并能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对这些资产进行任意的支配。换言之，企业家具有完全独立的经济人格;2)市场自由，即在市场上对贸易不存在任何非理性的限制，各种不按市场规则行事的特权，都被赶出了市场体系;3)理性的技术得到应用，尤其是在生产和商业活动中以各种计算手段作为会计制度的基础;4)可靠的形式法律为经济生活的可测算性提供了保证，使人们对经济行为有可能作出可靠的判断，进行合理的决策和经营管理，从而保证预期利润的实现;5)劳动力属于劳动者，并有可出卖的自由。只有在劳动力能自由买卖，换言之，劳动力成为可讨价还价的商品的条件下，资本家才有可能预算成本，理性的资本核算才得以实现;6)普遍使用商业化的手段表明企业和财产的所有权(如各种信用手段的普遍使用)，从而使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使经营者获得自主的经济人格.
  可见，韦伯主要是以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为原型来构建资本主义理想类型的。显然他所构想的这种资本主义在现实中是未曾实现的，然而它却是一种可以用工具理性的原则加以审视，通过与现实的情况相比较，有助于认识现实的有效工具.韦伯在《经济通史》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考察成果，勾画了一幅理性资本主义演生过程的复杂而生动的因果路径图，对资本主义何以原发于西方这一问题作了极其深刻的全局性思考。
从法律的因素看，理性资本主义需要“象机器一样靠得住的法律”的支持，而这种法律唯独在西方才存在，它是源于罗马法的形式理性法，具有“诉讼程序合理性”和“立法程序合理性”的特点。这样一种理性的法律体系使个人和群体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也极大地提高了预言他们行为的法律后果的可能性，从而对理性经济行动的可测算性起到支持和保障作用。相反，在那些宗教礼仪和巫术的法律占主导地位的东方社会里，理性经济的可测算性受到限制，“使资本主义无法在这样构成的一种法律基础上运行"。

读得很不错，继续保持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