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单：柏拉图《理想国》、《政治家篇》、《法律篇》；福柯《疯癫与文明》、《知识考古学》、《规训与惩罚》；刘北成《福柯思想肖像》《词与物》在读理性、反理性、尺度
学者刘北成总结欧洲思想的两大支脉分别为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与盎格鲁撒克逊的经验主义。其中理性主义是欧洲大陆的思想传统，是其长久以来的规范尺度，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用人本主义打破了理性与宗教的约束，但不久理性便重新坐回王座，启蒙运动的扩大、资本社会的发展使得理性逐渐渗透到每一个角落，人开始异化、坍塌；于是十九世纪欧洲大陆又开启了新的一轮反理性思潮。
在理性主义这条思想脉络中，柏拉图站在了理性尺度的策源地，福柯则站在了反理性、反尺度的最前端。
一、理性是万物的尺度
普罗泰格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展现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核心内容，而苏格拉底通过提出“思维着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修正，即并非人人都可成为尺度，只有理性的人才能成为尺度。柏拉图作为苏格拉底的学生继承了其老师的观点，进一步扩展了“理性尺度”这一内容。
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是由理智、激情与欲望构成的，其中理智代表着人的理性，激情与欲望代表人的感性。人的四种品德分别是理智、勇气、节制与正义。勇气以激情为基础，节制是对欲望的控制，正义则是对理智、勇气、节制三者的分配，只有将理性作为分配核心，才能使人达到和谐至善状态。
同样的，柏拉图认为国家政体植根于人性，即人的至善与国家的至善是相通的，正是这一逻辑使得理性同时成为了人与国家的尺度。
在柏拉图看来，要使国家政体达到至善的状态，就应该宏观考虑整个国家的利益，合理分配每个人的位置，如最具有理性的人应占据核心地位——即哲学王；富有勇气与节制的人应占据辅佐地位——即优秀的战士；而品德败坏的人应被排斥——如那些放纵欲望的诗人、音乐家等；剩下的人则应被合理的安排在适合自己的位置上——如木匠、农民等。
人通过“洞穴理论”不断反思与转向，从而逃出“洞穴”获得理性；而国家则通过“哲学王”的指导与规范，通过教育等手段达到理性状态。这是柏拉图构建的理想国，是通往理性尺度的最优路径设计。
不过随着柏拉图三次前往叙拉古，他对构建哲学王这种第一等的制度逐渐失去信心，开始妥协为构建一个第二等的法治之国，这里的法律代替哲学家成为了理性的化身，法律基于全体社会成员利益制定，人们服从于法律的权威就等于服从理性，尤其是执权者也要屈服于法律。
柏拉图对于理性这一尺度的阐释是建立在柏拉图对于人的差异性认知、同质性追求的基础上，人的灵魂残次不齐，神的本质则在同一永恒，理性是人内心最接近神性的永恒，因此人只有不断地约束自我，规范自我，矫正自我才能完成向理性、向神靠拢的过程。
二、权力是万物的尺度？
福柯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潮中最具批判意识的学者之一，他走在反理性的前沿。
福柯研究疯癫，他认为疯癫的形象在历史进程中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以前人们对于疯癫多实行放逐仪式，如“愚人船”、“疯人远航”，人们通过放逐来实现社会区分，即正常与反常、理性与疯癫、规范与脱轨的区分，但这种区分并非惩罚，甚至会让人对疯癫产生好奇——即疯癫是否代表另一种理性，此时疯癫话语仍有所展现的；甚至文艺复兴时期，统一性意义被解构，各种文艺作品的意义不断自我繁衍，疯癫意象也钻入其中用来表现人类秘密的自然动物本质。此时疯癫与理性虽有不同，但与人的本质并不对立。
然而到了15世纪，人们对麻风病的处理给社会留下了一套排斥机制——禁闭。后来禁闭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张，开始控制失业者、懒汉、流民，被用来应对社会经济危机、秩序危机。禁闭一方面可以消除社会秩序危机，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规训来调控劳动力市场。被禁闭的人通过劳动规训来实现自我矫正、自我培育。疯人也因“无劳动能力”而被关押，被规训，作为疯人一方面要接受能力培育另一方面也要接受理性道德的规制。于是疯癫不止与理性对立，而且与劳动对立。
到了17、18世纪的古典时期，疯癫则彻底失去对人的本质的丰富的可能性，变为单一的否定性，疯癫与理性对立就是与人的本质对立，是与自然的对立。
到19、20世界，疯癫被视为疾病，是必须要接受治疗矫正的对象，被现代医学理性所支配，疯癫者成为绝对他者，与生命对立。
同样的，福柯研究刑法。刑法的内容在不同历史时期也有不同表现。首先是惩罚手段的改变：在中世纪末，犯罪的惩罚方式多为公开肉刑，即通过使犯罪人的肉体痛苦乃至消灭的手段彰显法律的权威与君主的力量。到了18世纪，人们以“人道主义”为理由主张废除肉刑，建立监禁自由刑。
其次是惩罚对象的改变：17世纪以前的非法活动多为人身攻击型犯罪，到了17世纪，群众的非法活动主要表现为争取权利，此时资产阶级与群众是共谋互助的关系，但是到了18世纪，非法活动主要转变为侵犯财产罪名。人们对于财产的侵犯就相当于对社会的侵犯，是需要进行惩罚的。
权力机关通过监狱将其话语中的“非法活动者”控制起来，控制他们的自由，对他们实行监视与驯化，使之适应法律秩序与劳动市场。
福柯在研究犯罪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其研究范围，他认为不止在监狱中存在这种规训，在军队、医院、工厂、学校等社会的各个角落都存在这种规训。这构成了庞大的监狱网络，整个社会共同构建了全景敞视的规训机制。惩罚权力与教育权、治疗权几乎没有差别。
不论是疯癫史还是犯罪史，都是由历史物质条件限定而成的，是理性与权力共谋，是权力借理性之手不断满足规训欲望的产物，表面上看它们是理性这一尺度不断扩张的历史，但更本质上，这是权力不断膨胀的历史，也是理性尺度逐渐沦为工具的历史。
三、尺度
尺度代表着测量、规范、同质化。从普罗泰格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到柏拉图的“哲学王”，再到福柯的“边缘研究”。这是人们对于尺度的不同态度。
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是参差不齐的，国家是人的聚集地，统治者是以“牧羊人”的身份，站在人群之外的，统治者需要用理性做尺度，规范人群、教化人群并使之达到接近神的状态。这时人间的尺度是理性，但神性是其追逐的最高尺度；直到文艺复兴打破了神性的尺度，启蒙运动扶起了理性的尺度，这时人间的尺度成为法律，理性是其追逐的最高尺度；
但尺度不是在真空中确立的，实践中理性尺度不止与法律捆绑在一起，还与权力共谋，最终权力成为了最高的尺度，同时支配理性话语与法律。
福柯所展现的就是这种实践事实——人间的尺度沦为彻底的权力，一切规范与教化都失去了正当性根基，统治也失去了其根基，反理性、反权力、反统治、反规范、反尺度油然而生。福柯所希望的是——人的边界不再由神性、理性等被构建出来的话语限制，而是让，如疯癫、犯罪、性等这些异质的、边缘的多样状态成为人的边界，评估世界的合理性。
书单：《哈贝马斯精粹》《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合法性危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交往行为理论》一卷二卷《后形而上学》《事实与规范之间》中岗成文《哈贝马斯》《理想国》在读
生活世界与交往理性
一、现代性危机与哲学转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中后期，呈现出各种危机，如周期循环的经济问题、流于形式的民主政治、机械复刻化的文化内容、陷入消费狂潮与价值空隙的个体以及被科学技术等工具理性侵蚀的哲学版图。
面对这种危机，哲学界开始反思转向，并呈现出四种模式：一是逐渐背离传统哲学研究而与精神科学同化的哲学；二是以科学为主的哲学唯物主义理论；三是与传统划分界限的形而上学批判哲学；四是试图恢复传统形而上哲学的新保守主义。
哈贝马斯作为批判社会学的第二代学者，他虽不认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目的理性横行的局面，但也反对“反理性”的新保守主义的观点，因为在他看来新保守主义是站在“主客两分”的立场上，将自我意识推到极端，那将会产生新的虚无主义的自我消解的危险，这与现在的“客观主义的自我物化”同样都是不可取的。
哈贝马斯认为人作为主体，其存在具有双重意义，即一方面人是世界中的经验存在，另一方面也能够建立自我的同一性，而在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之间还存在着社会世界，而人通过利用语言这一中介，从而实现自身的主体间性，即个人性与社会性的兼容。
正是在这样的哲学理念指导下，哈贝马斯不仅是批判更是重建，他丰富了理性的内容，提出了交往理性这一概念。二、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概念实际上是建立在对韦伯“理性”概念的反思基础上的。
韦伯认为宗教伦理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理性行为的产生，但随着个人行为的价值趋向于功利计算，工具理性便开始扩张，价值伦理精神反而开始式微，长此以往人们会困于这种“铁笼”中无法得到解放。可见韦伯对于西方理性的发展更多是从个人自利的经济行为角度进行解释，因此会将重点放在工具理性中。
而哈贝马斯则跳出了工具理性这一概念，试图用更广阔的角度去解读理性。在他看来世界可以划分为客观世界、主观世界与社会世界，而这三个领域对应的则是自然现象、艺术与道德法律规范。因此哈贝马斯认为除了作用于客观世界与社会世界强调证伪的工具理性，同时还存在着作用于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强调理解与共识的交往理性。
工具理性更多强调客观性、可验证性，而由于道德与价值不可验证，因此在工具理性的范畴里道德价值属于个人的主观看法，因此工具理性作用下的社会更强调价值中立与价值无涉。但是在哈贝马斯看来，价值、道德与法律等规范也可以具有客观性，从而具有普遍性。即人们以语言为中介，在遵循沟通原则的基础上，真诚地不以满足私欲地将自己对社会世界以及客观世界的真实认知表达出来。这里的沟通原则是指，没有外在与内在的强制约束，只以“更好的论据的力量”为指导的沟通规范。
哈贝马斯认为在这样的交往沟通中人们会开始追求一种自主的负责任的生活，而通过这种沟通所形成的“共识”也就具有了一定的客观性与普遍性。三、系统与生活世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作用于社会世界，尤其作用于社会世界中的生活世界。在哈贝马斯看来。社会世界存在系统与生活世界这两种范式，而不同的范式对于社会的整合准则也不同。其中“系统”是政治、经济等层面的社会构架，而“生活世界”则表现为主体的社会化背景观念，既有的规范共识等。
哈贝马斯认为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社会整合准则的变化而逐渐分离并且复杂化。
具体呈现为：原始社会的整合准则是亲缘血缘，系统与“生活世界”未分离；传统社会的整合准则发展为国家与政治，这时系统与“生活世界”开始分离；到了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整合准则变为经济规律，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分离，经济系统开始进入“生活世界”。
再到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为了解决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国家干预开始取代部分市场机制，社会整合准则变为经济与政治，政治系统与经济系统部分重合，经济危机带来的病原进一步扩散到生活世界中。
哈贝马斯看来随着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对生活世界的入侵，这种以金钱与权力为媒介的系统整合准则也逐步取代了以语言沟通为媒介的整合方式，这是生活世界殖民化的表现。
但是面对这种状况，哈贝马斯并没有像韦伯陷入“理性的铁笼”那样悲观，而是相信生活世界中仍存在着对抗“殖民化”的力量——即以公共讨论以及对话运动为主要表现的社会交往，相信交往理性最终可以将人们引向主观与客观中间那个融洽的地方。
感受：1.“哈贝马斯总是挑战感觉能吸收到东西的对手。”这个是中岗成文对哈贝马斯的点评，印象很深。其实后四大家直接开始读哈贝马斯也算是一次挑战吧，虽然读的过程很艰难，疯狂挠头，但是在小伙伴的帮助下也算是磕磕绊绊读下来了。所以人就应该多去挑战一些有难度的事物以及优秀的人，坚持下来之后真的会挺开心的。
2.读书的日子过得很快，算了算大概大概还有五六次读书会，所以自己做了一个规划表，希望可以抓住这剩下的时间努力努力再努力吧。
双周论坛报告对话理性与社会进化——对哈贝马斯观点的简单整理
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中后期，呈现出各种问题，如周期循环的经济危机、流于形式的民主政治、机械复刻化的文化内容、陷入消费狂潮与意义沙漠的个体以及被科学技术等工具理性侵蚀的哲学版图。至此学界对于理性的怀疑之声此起彼伏。
哈贝马斯面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种种危机提出了“双重理性”的观点，即既有追求目的的、工具的理性，也存在基于理解意义而进行对话的理性。他赋予个人对话能力、论证能力以特殊的意义，即人们在交往过程中通过这种能力一方面可以实现自我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更好的解决社会冲突，实现社会的进化，这是哈贝马斯眼中个体对社会的反作用力，也是他对以“科学技术”为主的“生产力”作用的矫正。一、“生活世界”与“语言”在展开具体论述之前，首先要对定义进行划分。
哈贝马斯认为世界可以分为外部自然、内部自然与社会世界。外部自然即客观世界，人与外部自然是对立的，人们发展技术知识与战略知识，并通过生产劳动等工具行为占有外部自然；内部自然是主观世界，与人是统一的，人通过发展意识结构完善内部自然；而人与社会世界则是既对立又统一的，一方面人与社会是相区别的，人是个体人，是社会世界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人又与社会相一致，人是社会人，是社会世界的主观行动者。
这里的社会世界又可以进一步的划分为“系统”与“生活世界”两个范式。
其中“系统”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层面的社会宏观构架，而“生活世界”则是个体的社会化发展背景。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即“作为唯一实在的，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被经验到并能被经验到的世界，即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
哈贝马斯通过“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划分，将个人与社会勾连在一起。而“生活世界”也是哈贝马斯“对话理性”的主要作用领域。
其次要对哈贝马斯“对话理性”中的语言进行单独阐释。语言在哈贝马斯看来不仅仅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行为。即言语者在说话时同时实施了三种行为：发话行为、行事行为和取效行为。发话行为是发出词、短语、从句的动作。它是通过句法、词汇和音位的方式来传达字面意义的行为。行事行为是在发话行为的同时，表明说话的目的和希望所说的话被人理解。取效行为是指说话带来的结果和变化。
个体通过语言可以将自己的经历转变为意向内涵，认知转变为陈述，需求和感觉转变为规范期待（戒律和价值），而在日常的交往行为中，通过语言这一媒介就可以实现价值趋向、目的、规范和事实间的交往，从而实现个体的个性化与社会化。
一方面个人这时不是单方面地把自我用盔甲盖住而封闭其中，而是认真地去理解他人。当他意识到在物心两方面均要依赖他人这个事实时，真正的个体化就不会排斥他人了，为他人着想的道德意识就理所当然的得到发展了。另一方面个人也可以通过对话可以检验经验的真实性，规范的正确性与恰当性，从而实现对社会的批判与塑造。
基于以上“理性”、“社会世界”与“语言”的知识背景下，我们再来谈论个体对话理性与社会进化的关系。二、对话理性与社会进化（对话——道德和规范共识——调节&解决冲突——社会进步）哈贝马斯认为社会进化与个体的发展是相对同步的，即个体的自我发展是认知、语言以及行为能力的综合发展，而社会进化是个体在与社会世界的交往中把外部结构转变为内在结构——思想、观点、能力的学习过程。
这个学习过程不仅表现在技术知识、组织知识、工具知识的生产力领域中，而且也表现在交往行为和用共识解决行为冲突的道德实践领域中。
对话是人们以语言为媒介进行的交往活动，一方面通过对话，人们相互沟通和理解，个体能够更多的了解他人，包容他人，从而在个性化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更为普遍的自我认识；另一方面，在对话的过程中双方的愿望和要求都能够成为对话的对象，每一方试图获得的东西都可以在对话中得到解释和认识，双方的利益都可以得到考虑。即使发生矛盾，一方还可以通过说明自己的要求是符合社会规范标准的和正当的，来为提出的要求做解释。当他说服了对方的时候，他的意向性力量就会在对方的行动上发挥作用。于是，理解和协调行动就会出现。行为冲突和利害关系就能得到调节和解决。
哈贝马斯相信人们借助对话取得的共识，反映在世界观中，形成为道德意识和法的观念，这不仅对个体的自我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对社会进化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能把人置于自觉地解决与道德冲突相关的行为冲突的绝对律令之下，成为人们之间和谐关系的稳定性的指示器。另一方面，由于它们具有传播的能力和使制度变化的能力，因而能够被社会加以利用，形成社会的一体化，从而使新的生产力得到利用和发展。
因此，通过对话一方面个体更加个性化与社会化，另一方面社会也逐渐一体化。结合历史发展具体展现为：
自我发展阶段 | 自我认识阶段 | 行为
规范 | 道德意识发展阶段
| 社会发展阶段
|
共生（物我不分）
| 自然的同一性
| 行为
后果
| 服从/惩罚 等价交换
| 原始社会（神秘世界观）
|
以自我为中心（我与其他）
| 角色的同一性 | 角色规范系统
| 做好人、遵守规则
| 国家组织的帝国社会（以教育传统为媒介的共同权威信念）
|
以社会为中心（我、我们，其他）
| 自我的同一性 | 原则
| 尊重个人权利和批判检验后的社会标准
| 资本主义社会社会 （合法性、道德和民族主权）
|
普遍的发展阶段 （我，我们） 个性化
| 普遍的同一性
| 原则
| 对话 合乎一致的良心 （道德自由） 社会化
| 社会主义社会 （世界大同） 社会一体化
|
原始社会的制度核心是亲缘系统，系统与“生活世界”未分离；传统社会的制度核心发展为国家系统，具体表现为统治机器与法律系统、虚拟论证和道德系统，这时系统与“生活世界”开始分离；到了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核心变为经济系统，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分离，经济系统开始进入“生活世界”，因而经济危机同时也是系统危机和“生活世界”危机。
再到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为了解决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国家干预开始取代部分市场机制，政治系统与经济系统部分重合，经济危机带来的病原进一步扩散到社会世界中。
具体表现为：合理性危机，即行政系统无法协调履行经济系统的控制命令；合法性危机即行政系统无法维持大众忠诚；社会文化危机即私人性遭到破坏，不能产生必要的行为动机意义，意义被消费的价值所取代。
哈贝马斯认为要解决现代危机，就必须把社会世界的整合彻底转变为一种社会化方式。他强调人们行为的协调应以共同的规范为基础；而共同的规范是由人的统一认识促成的。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就是对话。对话应以相互了解为目的，而不能以追求自己取得成果为目的；抱着这种目的的人，是不会开诚布公地同他的伙伴进行诚实对话的，是不会同对方进行协调行动的，因此也就无法同对方建立起和谐的关系。反思性学习发生在话语之中，用话语把有问题或由于受到怀疑而有问题的有效性要求列举出来，通过论证来决定加以兑现还是予以拒绝。通过对话来检验规范的正确性与恰当性，重构规范结构的共识基础，从而实现社会的理性发展。三、疑问疑问主要针对哈贝马斯“对话”理论的实践层面，即哈贝马斯认为对话双方应该遵循的规则：1.语言的可理解性2.意向的真诚性3.陈述的真实性。在既有的规则范围内进行对话与交往就可以促进共识的达成，推动社会的进步。问题：1.语言能否实现完全摆脱地方知识差异，意向达到契合？
2.意向的真诚性没有外在约束，如何保障？（如16岁的瑞典女孩发言）
3.陈述的真实性局限于意向的真诚性和陈述者的认知能力，真实性如何实现？
4.在以上条件无法满足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对话达到共识？（经验的真实性、规范的正确性与恰当性）
2019.9.9书单：《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共同体与社会》《心灵、自我与社会》《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社会行动的结构》《社会学的想象力》《权力精英》《社会冲突的功能》《现代社会冲突》《君主论》《哈贝马斯精粹》在读冲突与社会发展
帕森斯继承了帕累托的系统性分析方法，将社会体系中的单位行动分化为包含着行动者、行动目标、行动情境和规范性要素的复合结构，发展出了AGIL的结构要素功能理论，但是帕森斯的理论更多关注部分与整体、部分与部分的社会静态稳定关系，忽略了社会动态的变迁与发展，因此继帕森斯之后逐渐发展出新的社会理论，即社会冲突理论。社会冲突理论以社会分层为基本社会背景与理论基础，强调每一个社会结构中都存在冲突，冲突是社会变化发展的生产性因素。其中社会冲突理论的代表性人物主要有米尔斯、达伦多夫与科塞。米尔斯是一个激进的社会批评者，他反对夸夸其谈的宏大理论与边角零碎的抽象经验主义，坚持以“人生与历史之间的相互交织”作为研究主题，强调扎根于地方性经验，通过对经验的反思与批评而提升出地方性知识。当然在理论研究中他也是如此实践着，权力精英理论是米尔斯冲突理论的重要内容，一方面他吸收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念，另一方面则利用韦伯的现代科层等级制作为自己冲突理论的主要立足点。米尔斯认为权力是即使面临反对的情况下也可以实现自己意志的能力，权力精英是那些处于能做出重要影响的决定位置的人，他指出在美国社会，权力精英主要存在于经济、政治与军事三大领域，三个权力精英群体的结构与特征具有相似性与趋同性，而且他们的发展取决于特定的社会结构。美国的权力结构是时代的逻辑产物，其中上层群体不断联合，常常表现为有意合作，从而出现了权力精英；中层则表现为各种平衡力量的僵持，无法联接上下层；下层底部是政治碎片，而且不断向无权状态发展，呈现出大众社会的样态。米尔斯通过对美国权力层次的考察分析，发现所谓的权力多元论与平衡论只是假象，美国社会中存在着一种结构性的冲突，即权力方与被支配方之间不可弥合的分歧，集体共识正在破灭，美国社会只有打破铁板一块的权利结构才能继续发展。相较于米尔斯而言，达伦多夫的视角更为宏观，他并没有选择局部区域作为观察论证对象而是立足于整个社会演变与时代变迁，抽象的指出现代社会的两面性冲突，即供给与应得权利这对关系的冲突。达伦多夫不认同马克思的“一切固定都消散”的绝对自由与阶级冲突观，他认为社会原本就存在差异，由差异产生统治，由统治产生冲突，因此社会冲突本质上并不是阶级冲突而是统治结构内部的冲突（与米尔斯观点类似）。同时他认为冲突本身无法消除，每一个社会都有其冲突，解决冲突是实现自由续写社会契约的关键手段。自由也应当有根系，自由应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即立宪国家、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立宪国家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冲突可以促进社会发展，而公民社会则可以作为根系给予成员共同生活的意义，从而填补国家组织与个人间的真空。在这样的冲突与自由观下，达伦多夫发现现代社会已经由一种过去的质的、政治的差异转变为量的、经济的差异，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的经济扩张，70年代中后期的经济滞胀，80年代的赌场资本主义到90年代的撒切尔主义与绿党，公民权利得到了基本覆盖，供给问题成为时代的新主题，个人流动取代了阶级斗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变为多数派阶级与下层边缘阶级的对立，而这种对立是量上的对立，并非质的差异，通过打破多数派的同质性倾向，认可成员的异质性才是解决分离对立实现现代社会进步的途径。科塞与达伦多夫一样都认为冲突本身对社会结构是有作用力的，但是他并不强调冲突促进社会变迁这一功能，相反他认为冲突本身有利于社会结构的内部整合与稳定。在科塞看来，冲突本质上就是为了资源，对立双方以破坏与伤害对方为目的而展开斗争。这个定义的关键在于目的，也就是说通过外部冲突社会成员明确自身的利益坐标，同时加深群体内部的意义认同，从而促进群体内部的凝聚与整合；面对内部冲突，在群体内部集体认同之下，及时的排解内部冲突反而有利于稳定集体认同，不至于矛盾积聚最终瓦解群体；而扩大来看，冲突发生的过程也是接触、磋商与斗争的过程，那么群体之间就在接触过程中不断向对方暴露陌生的信息，从而缔结群际间规范组织关系、达成力量上的均衡，甚至扩大群体的范围。事实上，科塞与达伦多夫对待冲突的观点是一体两面的，冲突的正功能促进了群体的阶段性整合，而冲突的负功能导致群体的瓦解，假设历史是单向道，那么所有瓦解的群体都是社会变迁的垫脚石，而所有被整合的群体都是社会运行的定心丸。
2019.6.30书单：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单向度的人》弗洛姆《爱的艺术》帕累托《普通社会学纲要》《精英的兴衰》费孝通的《生育制度》《乡土中国》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在读 额外压抑与社会异化
马尔库塞是发达工业社会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完善者，他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他学说相结合，从而实现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批判。其中，主要吸收借鉴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从主体结构与社会结构互动中指出社会对个体的压抑与异化。一、压抑与额外压抑马尔库塞的压抑理论来源于弗洛伊德的生命理论。弗洛伊德的生命理论指出生命分阶段渐进发展，其中有机生命在原初本我阶段遵循快乐原则，但在发展第三阶段由于生命痛苦的张力从而产生倒退的惰性，也就是生命本能与死亡本能。而在发展的第六阶段开始出现“缺乏意识”，进而有了自我与外在的区分，在现实原则的指引下开始对生命本能尤其是性本能进行组织化压抑控制，而死亡本能则转化为对组织有利的攻击与道德。社会是压抑控制组织化的产物，文明就是压抑本身。至此，马尔库塞是全部认可的，但是他并不认可弗洛伊德的爱欲与文明绝对对立的假设，在他看来社会存在非压抑性文明建立的可能性。为了证明该理论，马尔库塞在压抑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分出“额外压抑”与“基本压抑”的概念。其中基本压抑是社会为了满足“缺乏”所进行的相对合理的限制，“额外压抑”则是为了维护特定文明阶段统治形式所进行的不合理的限制。二、额外压抑与社会异化正如马尔库塞指出的，社会性主体的苦难根源在于基本压抑，这是合理的，因为随着文明的发展，人们的满足，它是可以消除的。但是现实社会反映的却并非如此，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物质资料得到极大的丰富，而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的冲突却越来越尖锐，甚至于人们正在将“基本压抑”与“额外压抑”内投为合理可接受的现实。马尔库塞认为这是新型极权社会所造就的结果，人们将不断的满足作为终极的快乐，从而失去了对批判现实的能力与超越压抑的动力，而自身也演变为单向度的人。这种单向度的具体特征即：政治党派失去内在的革命性，甚至无产阶级都在技术与物质的包围中失去了超越性（苦役实质仍在）；文化内容缺乏颠覆性力量，并在赞颂异化的“高层”趋势中不断俗化；功能性语言与操作性语言逐渐丧失了话语体系的历史内容，而各种话语的转译也使得普遍矛盾具体化，从而消解了问题的对抗性；思想上实证主义与分析主义采取肯定性思维方式，给予了既定事实与技术坚实的合理化正当化基础。马尔库塞认为这种个人生活的单向度是发达工业社会极权的表现，极权主义社会利用技术这个操作原则入侵人们的生活，让人们在满足的舒适环境中逐渐失去为真正个体性快乐反抗的力量，这是社会对个体超越性的驯化与谋杀。三、非压抑性文明的可能性在《爱欲与文明》中，马尔库塞对非压抑性的文明抱有极大的信心，他认为文明的发展与爱欲并非绝对的割裂，随着劳动时间的不断缩减，人类生存的本质将由自由时间所决定，届时，自由王国与必然王国、本能与理智的关系将改变，人将拥有纯粹的自我决定性，甚至于死亡都是自然可接受的。但是在《单向度的人》中，马尔库塞则看透了非压抑性文明的暗淡前景。人们无法在发达的单向度社会中获得自我决定性，甚至人们无法拒绝已确立的社会形式，人民在技术媒介下看似趋向一致化，但却是被控制压抑的一致化，是社会性异化；而那些未被一致化的社会极底层与局外人是否有可能打破现存秩序，带来新的希望尚未可知。总之马尔库塞对马克思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挖掘，指出了人在社会中存在着必然的压抑，只有推翻社会压抑才能到达自由王国；而他们两者也分别看到了人们的异化，马克思的异化是劳动者在劳动生产过程中的工具化，而马尔库塞的异化是个体在社会额外压抑下的单向度异化。读书感受：1.我们内心获得的，将改变外在的现实。2.过渡时期还是应该按照作者的时间顺序读，不然反反复复缺乏历史的连贯性，影响阅读的理解。
2019.05.18书单：《货币哲学》、《现代人与宗教》、《宗教社会学》、《叔本华与尼采》、《历史哲学问题：认识论随笔》、《法律的运作行为》、《娱乐至死》、《乌合之众》生命与形式的绝对冲突
齐美尔认为，每个时代的思想都是围绕着一个中心理念展开的，而这个中心理念支配着时代所有问题的解答。古希腊思想的中心理念是存在，中世纪的中心理念是上帝，近代初期的中心理念是自然，近代晚期的中心理念是自我，现代的中心理念是生命。
而生命领域的三种主要关系类型分别是：个体生命与自然的关系、个体生命与自身命运的关系以及个体生命与人际的关系。
而齐美尔正是以生命作为自己议题的核心出发点，分别从经济、社会、宗教、文化甚至哲学层面解读个体生命与自身命运和人际间的关系，论证现代中心理念在摆脱过去中心理念过程中产生的激烈的冲突——即生命与形式的绝对冲突。
首先是经济层面，现代经济以货币和理性为主要内容，货币生活为个体性和内在独立性带来了广阔的空间，但同时它也导致了利益和关系的平均化、无差异化，即货币造成了人们内在的疏远分歧，但是外在却通过劳动分工的形式越发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理性也是如此，一方面强调发掘个体的内在性，另一方面却又以计算作为自身的思维基础。因此经济层面上，生命与形式的绝对冲突变现为差异性与一般性的绝对冲突。
其次是社会以及宗教层面。齐美尔明晰了社会与宗教的关系。在齐美尔看来宗教与社会并非像韦伯所说的是二元对立的，恰恰相反，从功能论的角度来看，宗教与社会是极为相似的，两者都以整合性作为自己的基础，都存在着对超验力量的渴望，不论在社会生活还是集体生活中，个体对抗整体都可能激起舆论的谴责。不同之处就在于宗教是社会的超越形式。社会是人与人交互作用的产物，它需要连接互动的规则，而这些规则可以是风俗、法律、品德，也可以是宗教。宗教依托于个体内部的原始宗教性情绪，将社会内容绝对抽象化、纯粹化，从而产生独立的外在宗教形式。
而社会与宗教面对现代社会的中心理念——生命——也有着不同的反应。
在社会中，生命表现为个体的外在自由度，而形式则表现为连接个体互动，促进社会整合的外在规定性。事实上，个体的外在自由与整体的规定是亘古不变的冲突，但是发展到现代则越来越激化，并由一种相对冲突演变为绝对性冲突。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劳动分工的精细加剧着社会的分化；另一方面个人主义已成社会主流思潮，并由此产生原子化社会的趋势。但其实不论国家还是社会，整合是其天然的使命，因此在现代社会中，生命与形式的绝对冲突变现为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的绝对冲突。
而宗教作为社会的纯粹形式，其现代性危机自然也缘起于社会的现代性矛盾中。即现代人不再信仰宗教，质疑外在宗教形式，但生命内部又存在原始的宗教性情绪，需要宗教调整内心秩序，这种需求的表现就是神秘主义在社会中重新兴起。面对这种冲突，齐美尔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即让宗教转向，从大众转向个体，构建个体性宗教，强调生命内在的宗教性，将宗教性指引下的自律与神律作为客观形式从而融贯出现代宗教文化，实现整合中的个体自由。
文化、艺术乃至哲学层面也是如此，文化中，客观文化独立发展，服从于纯粹的客观规则，主体文化游离在客观文化之外，甚至排斥客观文化；艺术中，从古典主义到印象主义再到表现主义，艺术的表达越来越直抒胸臆，生命直接被涂抹出来，没有形式的约束，甚至反抗形式的约束；哲学中，实用主义盛行，实用主义反对预设性，反对被假定为贯穿整个历史的真理的独立性，反对封闭的形式体系，从而使得生命开始脱离形式本性进行无休止的运动。
事实上，涂尔干、韦伯、马克思都关注到生命与形式的这种冲突，不过他们多从社会或者经济角度去解读这种冲突，即集中讨论社会的分化与整合问题。如涂尔干的社会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韦伯的理性化组织以及马克思的工作日缩短和对抗性解放中的自由王国。而齐美尔则将生命这一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挖掘，在经济、社会、宗教、艺术、文化以及哲学等各个层面展开阐述，同时相对前三者更加强调形式对生命的积极作用，即生命与形式的适应性、自洽性，而非对生命自身的无限追求。这或许就是叔本华对齐美尔的影响吧。
【感受】
这个月基本结束了对齐美尔的阅读，整体来说该阶段的阅读比前三大家更有感觉一些，这大概也与齐美尔的文笔相关，齐美尔细腻发散的思维更容易把人代入到沉浸的状态里。
但是最近自己的阅读状态显然不够生猛，相对而言速度慢了很多，读书呈现的状态也不如其他的小伙伴。接下来就要进入到过渡时期了，希望自己可以一鼓作气，更加生猛起来！
2019年4月2号
书单：资本论卷三、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社会是如何可能的、时尚的哲学、桥与门、金钱性别与现代生活风格、货币哲学在读、大国宪制、袍哥
马克思与齐美尔货币思想的简单对比
本月结束了马克思，迎来了齐美尔。相较于马克思而言，齐美尔的文字有一种优雅的哀伤，表述也更加细腻柔和，因此更能触发人的主观情绪。尤其是齐美尔的货币思想与马克思的较为不同，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在于马克思是立足于历史层面，不断在社会客观存在领域进行延展式观察；而齐美尔则从具体货币本身出发，虽然也着眼于社会大环境的描摹，但其中心还是作用于人对货币的主观感知，因此就主要通过与马克思的对比来对齐美尔的货币内容进行简单的分析总结。
下面具体从四个层面展开比较：
| 马克思
| 齐美尔
|
货币的性质
| 马克思认为货币中蕴含着着人类一般无差别的劳动，是人体机能持续作用（劳动）于客观存在的一般性产物。
| 齐美尔认为货币具有非人格性和无色彩性，是一切东西的等价物，具有强大的夷平作用，甚至带有一定的共产主义色彩。
|
货币与分工
| 马克思认为分工是比货币更早的社会现象。最早的分工出现于家庭内部，随后扩展到氏族以及共同体内部。随着不同共同体的接触，产品的交换越来越频繁，从而产生商品以及货币。随着商品生产扩大化，货币全面支配社会，资本产生并出现，生产领域逐渐部门化、专业化。因此分工的发展经历了由生理分工到自然分工再到社会分工三个阶段，在社会分工这一阶段，货币以及资本发挥了较大作用，它促进了生产领域的不断细化分解，强化了社会分工的复杂性与精致性。
| 齐美尔认为货币经济造就了劳动分工，货币的客观性与精确性给生产过程的分解提供了条件，同时也构建了运作精确、分化程度高的复杂组织，现代劳动的分化过程及时货币全面支配社会的过程。劳动分工产生两个负面结果，一是劳动者变成可估值的客观物品，在劳动过程中将全部主观个体奉献给部分客观整体，生产劳动变成纯粹匿名的客观活动；二是劳动产品流水量化，即“参与生产的灵魂越多，具体产品中的灵魂就越少。”
|
货币与理性
| 马克思并没有直观表述货币与理性的关系。在他看来货币是纯粹历史的产物，货币产生于人们频繁的商品交换过程，即商品由最初的小范围随机不稳定交换逐步发展出一种稳定的比例式交换，而货币就是这种抽象比例的具体呈现。“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以及分析总是采取与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从结果回溯分析，可以看出货币的出现的确是源于人们无意识的理性选择，而货币出现后又加剧了社会中的这种理性因素。
| 齐美尔认为货币作为客观的价值尺度，具有一定的符号功能，它将主观客体与客观外在存在粘连成具有强因果关系的链条，从而对客观世界进行了逻辑上的重构与整合，构建了庞大的行为与结果的可预见的理性联系。货币与理性具有高度相似性，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强化。
|
货币与幸福
| 马克思并没有直接阐述货币与幸福的关系，而是植根于货币的本质——一般无差别的劳动这一角度提出了人们实现幸福的路径。他认为人的本质落脚于社会联系中，即个体通过参与社会而获得需求的满足与享受，这实现了个体的社会幸福。但是资本以及分工的不断扩张使得人们的劳动时间不断增长，劳动者与其产物呈现一种对立状态，即劳动者劳动时长越久，其占有的资源越少，能获得社会满足的几率越低。 因此，只有通过进行社会重组，才能打破这种不平衡性，才能让所有人都获得自由的可支配劳动时间，让所有人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享受到社会幸福。
| 齐美尔认为幸福就是个体灵魂对外在客观存在的感知与接触，并在这种主观体验中获得的暂时的“不孤独”与“满足”，这是一种体验派的感知幸福。但是货币阻碍了这种细腻的体验。一方面货币成为一切东西的等价物，即货币是人们获取幸福的直接手段和中介缓和机制，但是货币经济的膨胀使得人们将货币当做是无限制追求的目标而非路径，所以生活就陷入了永不停止的追逐中。 另一方面是货币经济所带来的人们与客观存在的隔离状态，人们失去了土地，失去了生活内容和个人行为的固定对象，就如法律俗语所说的，有恒产者有恒心，没有了固定客观生活对象，人们的生活趋于流动化、细碎化与数量化，像高速旋转的粒子，失去了自身的稳定性、宏大性与深邃的品质。
|
马克思与齐美尔在货币这一内容上存在许多相似之处，甚至齐美尔的许多观点都建立在马克思货币理念的基础上，但两者本质上存在很大差异，这种思想差异某种程度上都植根于他们的个体性情差异中。就像刘晓枫所说的，马克思受早期浪漫主义文化的影响，因而具有宏大的历史感，而齐美尔受后期悲观浪漫主义的影响，所以带有形而上的主观色彩。但同时齐美尔也并非完全缺乏历史感，在谈及现代社会风格时也承认这只是历史力量生长出的一段枝丫，终究会被历史力量所疗愈。
对货币内容我的主观性思考：
数学、货币以及成文法律等其实都是人们自发构建的逻辑体系，也即人们自然理性的产物。这种理性逻辑体系是介乎于人们纯粹主观意识与外在纯粹客观事物的第三方客观体系，就像是人们依照宇宙自然规律自我构建的一种社会世界规律，它一方面具有强规律性，但另一方面也具有自我构建的强主观性，因此它具备主观与客观混杂的二重性，其客观方面消解了社会中的身份属性与人格属性，着重强调了社会的平等无差异，带有改造社会的革命色彩；同时其主观方面又强化了个体权利与自由，基于人本质的差异性因而社会的差异与不平等也随之拉大，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又具有顺应自然天性的保守色彩。
总之不论货币还是成文法律，它们作为这种第三方客观逻辑体系必然呈现出其主观性与客观性相悖的结果，这种两相背离的性质作用于社会就产生了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混杂体，也因此产生韦伯、马克思以及齐美尔所观察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性与矛盾性。
但是就像韦伯、马克思以及齐美尔都有提及的历史性一样，这种纯粹的人们自我构建的第三方客观逻辑体系只是受历史力量驱动的阶段性产物，中世纪产出身份制度，人与客观存在保持固定的质的关系、近现代产出理性制度，人与客观存在保持流动的量的关系。这些都是阶段性的历史反映而已，人们对客观存在的主观认识实质上是在“质”与“量”间发展着前进的。
感受：这个月因为一些事情影响了自己的情绪，然后也打乱了自己读书的节奏和动力，但是后来通过阅读逐渐调整好了自己的情绪，读书的主体性有了一定的加强，读书态度也更加纯粹，希望下个月可以保持好这种状态。
2019年1月10号
书单：《法律社会学》《社会科学方法论》《资本论卷一》《超越法律》《道德与法律理论的疑问》《资本论卷二》在读
《资本论》卷一读后感
一、劳动与自然条件
劳动与土地是社会财富的两大源泉，这源泉的动力基础一个来自人，一个来自自然。而人的劳动受自然条件的限制，这种限制不仅表现在劳动方式的多样化，最重要的表现在必要劳动时间的长短上，即人通过必要劳动在自然中获得生存资料的时间。
正如热带自然资源丰沛，因而人们依赖自然，在自然中获得生存是相对简单并且便捷的；而温带甚至寒带则不然，自然资源相对匮乏使得人们必须充分开发自身的力量——劳动——来满足必要需求。因此热带的人必要劳动时间短，可支配劳动时间长；而温带的人必要劳动时间长，可支配劳动时间短。
加入政治因素考量，可以发现不论是卡里斯马时期还是封建君主时期，统治阶级都想最大程度地占有人们的可支配劳动时间，可支配劳动时间是尚未开掘的金矿，因而发展了徭役、贡税等一系列剥夺手段，剥夺手段尽管残暴，但并没有夺走人们获得必要需求的生产资料。政治的时间发展和自然条件的空间分布并不一致，因而热带国家与温带国家的发展也不相统一。
二、劳动及其商品化
在最初的文化时期，人们以所有或者占有等多种权利方式占有自然资源即土地，生产资料与劳动相对紧密的结合在一起，除去国家徭役等劳动的支出，人们的劳动基本上只用来满足必要需求。
随着生产手段的发展，在生存需求以及各种徭役赋税都满足的情况下，人们通过利用自己的可支配劳动甚至他人的可支配劳动逐渐发展了农业副业和家庭手工业，随之人与人之间的交换交往行为越来越频繁，劳动的产物——商品及货币也逐渐褪生出来。
商品与货币的发展迅猛，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其实质也是商品，但它与一般商品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使用价值具有二重性，如金既可以镶牙也可以用来表现商品的价值。商品与货币是可支配劳动的产物，因而具有社会价值，并逐渐成为社会财富的最集中表现。
货币的社会职能重要且丰富，它可以用来标价、流通、支付甚至贮藏。但随着商品市场的不断发展，货币的功能也在复杂化，货币假借贮藏的外壳套以流通和下次贮藏的目的就将自身完美的蜕变为资本。
资本一经产生就对社会财富虎视眈眈。表面上看资本的目的是货币，实质上则是人们的可支配劳动。资本是历史的产物，或者说历史早已为资本主义备好了一切，人们的可支配劳动终究要从君主易于资本手中。
劳动商品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资本夺取必要劳动与可支配劳动的过程，这一过程是残暴的、血腥的、势在必得的。
欧洲国家或以圈地运动强制将封建财产转化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或以殖民扩张抢占“地球的处女地”，在获得原始积累的同时将大量农民以及土著从土地上揪起来扔出去，获得了资本最梦寐以求的劳动力。
原有的农业副业以及家庭手工业通过原始积累发展为农业工场和手工业工场，游离出来的人们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以求得和生产资料的再次结合。他们进入工场，在原本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劳作，并艰难的维持生计。
三、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敌对化
资本终于牢牢抓住了劳动，但是它抓住的不止有剩余劳动还有必要劳动，必要劳动终究会与生产资料相抵消，只有剩余劳动可以创造社会积累，因而资本的目的就是不断提纯，将必要劳动压缩，从而提高剩余劳动的纯度。
因此资本先后通过延长工作日、招收童工妇女、分工协作以及机器化大生产等多种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其中机器化生产即生产工具的变革是最有效地，一方面它减少了资本对于必要劳动的开支，另一方面也创造了更多地剩余价值，虽然机器化生产造成了相对工人过剩，但他们仍是资本的“备用军”。
而这种生产手段的变革最大的影响在于它使得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离并对立，工场需要的体力劳动越来越简单，甚至只是单纯的肢体劳动，不需要任何知识积累就可以工作，劳动紧紧依附在工具上；同时资本对生产手段的要求使得脑力劳动脱离了体力劳动成为单独的、相对高昂的工作。
资本势不可挡，它改变了劳动的性质，劳动逐渐商品化、两极化，社会财富也随之两极化，资本家撬动了社会的发展也将发展成果攥在手中。
回顾当下，随着生产工具的再一次变革，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或可站在劳动的一端，将工人再次赶出工厂，彼时社会又将是什么样貌呢？
读书感想：本月读书不是很顺畅，赶上了结课月，然后电脑崩盘论文重写，耽搁了读书的时间，不过读书的感觉比上个月好些，希望自己可以慢慢进步吧
10.7——11.20书单：《古犹太教》《宗教社会学，宗教与世界》《经济与历史 支配的类型》《支配社会学》《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非正当性支配》《无需法律的秩序》
韦伯对理性化进程的考察本次报告主要分析韦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理性化进程的考察，从宗教，经济和支配三个层面展开。理性化即非神秘主义，人对行为因果关系的可计算性和可控制性。韦伯以理性化为经线，宗教，经济，政治，法律为纬线，通过历史视角进行梳理挖掘，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发流变进行了解构与理论还原。首先是宗教部分。宗教是不同主体互动的产物，主体即超自然力量，如人格化的神；力量中介，如祭司和巫师；以及信徒三大主体互动组成。其中超自然力量在不同部族不同地区有不同表现，如希腊等军事氏族更多表现为英雄神，罗马等血缘氏族则表现为体系化神观，分主神，崇拜神和精灵神等。这种力量也有强弱之分，某个时间段内的主流力量会晋升为神，而非主流力量也为鬼怪巫术。力量中介是神在世间的化身，因此也随之类型化。沟通主流神力的一般为祭司，而沟通非主流力量的则为巫师。力量之间的角逐也决定了祭司与巫师难以和平处之。信徒按社会地位而类型化。有军事贵族，高级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上层信徒，也有以市民，商人为代表的中层信徒，同时还有以手工业，流浪职工也代表的中下层信徒，最后是劣势无产阶级和农民为代表的下层信徒。主体间的互动事实上主要表现为力量中介与信徒间的互动。宗教的理性化进程也是在主体与互动这两个层面展开的。其中主体的理性化即：神的位阶化，体系化，普遍化；祭司对神观知识的圣典化，教义化；以及信徒的团体化，组织化。主体的理性化过程更多表现为形式理性化。互动的理性化即：由最初的“施受”三个方向的主体牵制到后来“献祭，救赎”单向制约，再到近代的“因信称义”的纯粹双向的约束。互动理性化的过程实质上是教团垄断话语权帝国瓦解的过程，也是信徒对教义自我理解力不断加强的过程。互动理性化的过程也给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创造了精神土壤——即路德宗的“天职”概念，加尔文宗的“预定论”条件，以及清教的“禁欲主义”内核。其次是经济部分。经济的两大特征即满足团体需求和分配团体负担。在整个历史进程中，经济形态是不断变化的。原始社会时期，经济形态主要表现为农耕和狩猎，战争不断，在该时期社会团体主要为血缘氏族，图腾氏族以及军事氏族。原始社会时期团体需求较难得到完全的满足，而团体负担的分配一般取决于团体成员的卡里斯玛属性。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战争频率下降，经济形态主要为庄园经济，社会团体也逐渐稳定化，发展出领主与奴隶，佃农，君侯与臣民的隶属结构。该时期的团体需求一般可以得到满足，但也仅限于家计的满足，而团体负担的分配标准也逐渐变化为身份属性，同时分配的形式由实物负担逐渐发展为货币负担。接下来随着货币经济的进一步健全，技术的充分发展，市民阶级的不断壮大，自由劳动力的增长，会计核算知识的发展，社会生活逐渐经济化，商业化。这种社会变化逐步瓦解了庄园经济，工商经济开始壮大发展。社会的主要经济团体也由传统隶属结构逐渐变为行会，作坊，工厂等。该时期团体需求可以得到完全满足，甚至在满足需求的基本上还有盈余，即家计与盈利开始分离，团体负担分配标准变化为工作能力。经济理性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人的能力不断增强的过程，团体经济利益不断增长的过程，团体分配负担中卡里斯玛属性逐渐消减的过程。同时，经济的理性化过程也是带有宗教理性的克制逐利不断发展的过程。最后是支配的部分。韦伯认为支配主要表现为一个命令受到服从的可能性。支配与宗教中的“互动”关系很相似。在历史过程中，支配的类型不断变化。最早的支配类型即卡里斯玛型支配，这种支配的主要依据在于个人的禀赋与力量，以追随者的承认为始，双方是共产主义式关系，这种支配是反规则，反经济的。但这种支配类型是非长久的，不稳定的，受众可以对这种支配进行验证与制约。随着卡里斯玛型支配的例行化，这种支配类型进一步变化，原有的支配依据逐渐由个人的力量变为传统固有的身份以及习惯，传统型支配产生。这种支配类型相较于卡里斯玛型支配而言，多了权力的划分与规则的制约，但支配者权限的划分并不清晰，支配管理的过程个人化，支配者的生产所有与管理所有不分。随着社会的经济化以及政治制度的自然演进，传统型支配越来越难以满足社会的管理与运行，法制型支配产生。法制型支配顾名思义其支配依据来自于确定的技术性的法律力量，同时这种支配是具有官僚管理层级的。韦伯认为支配政治就像经济的运行一样，是政党团体对政治利益的理性化经营。因此应对最高支配权力进行专业划分，领导权趋于一元，政府趋于技术化，专业化，咨询机构多元化，从而实现决策的效率与理性的权力界定。支配的理性化过程也是卡里斯玛属性不断消退的过程，同时也是人的自我意识在不断觉醒过程。人们对于命令的服从不再困于神秘力量，而求诸于客观的可计算的明确规范。感受：自己现在读书逐渐进入状态，感谢师兄师姐的双周论坛，现在读书多了计划性，然后焦虑也少了一些。真的谢谢师兄师姐们！
8.25----10.7
书单：《法律工具主义》《学术与政治》《儒教与道教》《印度教与佛教》
因为韦伯的宗教部分书籍还未读完，所以先不对其进行总结，等读完了再总结，现在先对《法律工具主义》一书进行总结。
《法律工具主义》
在美国，法律工具主义已经成为理所当然的法律观念，它强调价值中立性，一定程度上使法律成为了中空的容器，即只是用来承载利益的工具。而如今随着集体主义的消解，个人主义盛行，价值也愈加多元，各种利益交织分裂使得法律工具主义极为危险，这种危险主要表现在：强调法律的工具性会加剧各种利益群体在法律领域的斗争，最后使得法律性质异化，成为一柄任人摆布的剑。
以上大概是布莱恩撰写此书的背景，但即便法律工具主义本身的危险性在不断扩大，布莱恩也并非简单地否认它，因为它是法律科学化的必然走向，布莱恩想做的只是“在不太适合法律工具主义这种观念的环境中，为其设置边界和限制条件。”
对于本书的理解将根据书籍脉络展开，首先是对法律工具主义的生发进行梳理，其次对当下法律工具主义的变化进行总结，最后针对作者的结论进行辩证分析。
一、 法律工具主义的生发
法律非工具主义曾是法律思想史上的一盏长明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法律类型就是自然法、神法以及习惯法。这些法律都强调内容的预设性、客观性，即它们强调法律不是创造的而是发现的。
在美国，法律非工具主义的代表是普通法。普通法被认为是人们习惯的产物及自然法则的体现，按照涂尔干的理论进行理解的话，即普通法就是历史中集体行为习惯以及情绪的遗留物，这些遗留物共同构成了法律预设和客观的内容。
也正因普通法的这个特点，它被认为是遥远古代的传续，带有一定神话色彩。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科学的作用范围扩大化，理性主义对神秘主义的不断冲击，于是人们对普通法的信仰开始松动。
19世纪科学的发展让人们建立了一种理性思维，人们试图用理性解释社会，这种思维在法律上表现为人们开始将法律看作实现目标的手段与途径，这是法律工具主义生发的逻辑起点。
但事实上，理性与社会规范的融合道路并不顺畅，正如布莱恩所言，启蒙运动推倒了信仰和社会结合的模式，却没有及时建立好理性与社会结合的模式，这种不稳定的局面对社会而言是危险的。同时布莱恩指出的只是逻辑链条上前置的问题，对于后续的理性作用范围等论题仍是人们共同面临的问题。即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社会，它含有大量主观要素无法量化，理性可以解释外在事物，但对于人本身的解读是否足够准确尚不可知。这两个问题相辅相成，或者说后者决定了前者能否顺利解决。
但站在历史中，彼时的人们并没有产生这种怀疑，他们振臂迎接着启蒙运动所带来的理性之光，随之法律工具主义也如星星之火般开始生出燎原之势。
启蒙运动影响下的欧洲社会急剧变化，人们一致认为法律必须与社会保持一致，因此必须要进行改革。
其中美国普通法由道德与宗教性开始向政治与经济性进行转向；同时立法活动急剧增加，立法领域法律工具主义迅速扩大化。制定法与普通法的竞争俨然象征着法律工具主义与非工具主义的世纪之战。
尽管普通法本身的双重性质也要求法律与时俱进，但这显然不同于法律工具主义指导下的制定法。普通法的调整是为了恢复法律原貌，而法律工具主义指导下的制定法则是为了创新法律以改造社会。
随着民主呼声不断提高，制定法相较于神秘的普通法显然更加公开透明，因此其发展获得了时代先机；同时以边沁和庞德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的法律实证主义者们也为法律工具主义的传播铺好了道路；律师商业化，其法律思维中的工具主义色彩越加浓厚；学术的科学性要求使得学者开始脱离非工具主义阵营，转向用社会科学研究法律；随着法院改革的推进，司法权力部门也开始转向法律工具主义的视角。
自此19世纪末期，法律工具主义在立法领域以及法律实践中站住了脚，法律非工具主义式微。
尽管法律工具主义势如破竹，但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加剧了道德相对主义的扩散。法律工具主义强调法律是工具，是容器，因此给法律赋予价值目标就成为利益团体的主要任务。价值滑落，取之而来的只有利益纷争。
基于所赋目标的分类，法律工具主义可分为五种：1以社会变革为目标，2以社会普遍利益为目标3以各方利益均衡为目标4以法官个人利益为目标5以特定群体利益为目标。
自此法律工具主义思想基本成型。
二、 法律工具主义的流变
通过对法律工具主义产生与定型过程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法律工具主义本身容易导致价值中空扩散化，而这一点恰恰成为了法律工具主义为后人所诟病并被各方利益裹挟着走向异化的重要原因，法律工具主义的流变过程也是其变质异化的过程。
一直以来，法律实用主义是法律工具主义的代表性学派。随着二战的结束，人们开始反思法律的价值性，因此压制了法律现实主义的发展。但事实上，价值相对主义已经不可逆地传播开来，人们对道德与价值再难形成旧有的信仰，于是大家开始躲避价值中空这一问题，目光由内容转向外在程序，法律程序主义兴起。
法律程序主义回避了实体问题，预设立法目标是完善的，并通过程序协调立法，司法以及行政机构三者间的关系，使之统一在法律工具主义的背景下，保证法律表面的稳定性和协调性。
尽管法律程序主义安抚了人们暂时的消极躲避心理，但随着现代价值多元化的发展，实体价值问题越来越难以掩盖和回避，人们不得不直面价值问题，而这种对于价值的客观需求成为了法律程序主义和法律实用主义共同落败的地方。
当然我们绝不可以将价值的分裂完全归责于法律程序主义和法律实体主义，它们只是加速了这种分裂过程而已，道德的相对主义产生是整体社会变迁的结果，是社会世俗化，工业革命，人民解放以及法律教育改革等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至于此我们可以看出法律工具主义与社会价值问题之间已经产生了不可弥合的空隙，这是它异化的重要原因。
道德与法律不可逆地割裂开来，人们渴望价值信仰却又怀疑一切统一的恒定的事物，肯定多元和变化，这种矛盾的社会精神需要就决定了新时代信仰与价值的统一难以实现。因果循环作用，法律工具主义在这种价值分裂中被利用被操纵，它如同癌细胞一样扩散到法律规范的每一个缝隙中。
这种扩散表现为：法律工具主义逐步渗透到法律理论思想中，自然法学派边缘化；律师工具化，成为当事人或者特殊利益群体手中任凭摆布的剑，其职业伦理性不断下降；法律精英联盟解体，学者学术化，法官实务化，律师逐利化，立法，行政以及司法部门成为商业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利益这两大玩家角逐的战场。
各方价值的分裂使得法律非工具主义再难复兴，法律工具主义逐渐变质，公共利益也泯灭于争斗之中。
三、 结论
如上文所述，法律工具主义在生发流变的过程中走向了奇怪的方向，且逐渐背离法治。
法治本身的理念是：法律是有原则的正义守护神，法律服务于公共利益，法律规则对政府官员具有约束力，法官必须依法作出客观裁判。
但如今的法律工具主义打破了非工具主义观念为法律设置的界限——即用信仰守护法律的平和稳定——法律不再是有原则的正义守护神，而是价值中空的武器；同时随着现代多元主义以及怀疑论的发展，人们对于公共利益的信仰也开始出现松动，法律角力赛中的胜利者即可成为公共利益的代言人。正如布莱恩所言：这不是法治下联合社会促进公共利益的规则，而是运用法律进行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因为法律工具主义需要外在目的导向，而遵守规则与实现目的之间却有着根本的张力，因此法律规则对外的约束性难以保障；同时法律工具主义后期逐渐被意识形态利益和商业经济利益所利用，司法客观性开始受到外力的干涉，法官任命的泛政治化，难以做出客观裁判。
当然以上并不仅仅是法律工具主义自身的问题，公共利益的堕落、司法客观性的削弱等更大程度上是外在因素导致的。因此布莱恩本身并非是对法律工具主义的全盘否定，他仍相信法律工具主义的意义。正如韦伯所信奉的：世界本就是由不可化解的矛盾组成的，我们需要做的只是坦诚的面对，即通过科学保持头脑的清明和价值的中立。布莱恩坦诚地面对法律工具主义的生发流变，并将法律工具主义的异化癌变指出来，对其走向进行纠偏，以实现法律工具主义的良性发展。
感悟：这个月书读的不好，但是后悔是没有用的，接下来只能努力努力再努力了，加油！
2018.7.3---2018.8.25
一、阅读书单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社会分工论》、《原始分类》、《自杀论》、《乱伦禁忌及其起源》、《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孟德斯鸠与卢梭》、《教育思想的演进》、《道德教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叫魂》、《西方社会思想史》。
二、读书报告
从七月三号到八月二十五号这一段时间里，我主要读了涂尔干。正如译者渠东所说，涂尔干一生的学术思考遍及哲学、心理学、政治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历史学、宗教学、人类学以及教育学等诸多领域，而在这纷繁的论述中，始终贯穿着两条线索，一则团结研究，该研究主要指向社会规范与国家建设等外在结构，另一则神圣性研究，该研究主要指向原始宗教发展以及教育思想演进等内在旨趣。
事实上之所以涂尔干的研究思想呈现这样的脉络，大概是与当时的西方社会特征息息相关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后，欧洲人民的思想得到解放，自由主义盛行，现代民族、民主国家逐步建立及完善，关于理性与知识的问题、信仰与宗教的问题、社会及政治构成基础的问题成为了社会最关注的三大问题。涂尔干结合生物及物理科学研究的方法与特点，试图通过社会现象这一客观因素切入，利用团结研究以及神圣性研究来对上述三大问题进行回应，因此法团与国家、宗教与教育、道德与政治成为了涂尔干著作理论的核心所在。
接下来我主要针对涂尔干的《教育思想的演进》这一书进行汇报。
因果是客观的，是非是主观的，涂尔干努力使自己的思想保持一种科学的中立性，而尽量减少自身的价值判断，通过回溯历史，分析各个阶段的社会现象来得出自己的结论，正是凭借着这种科学的研究框架，涂尔干初步建立了宗教社会学以及政治社会学等学科，而这一特点在《教育思想的演进》这一书中也有体现，涂尔干在该书中写到：历史的考察将会赋予我们感受力，这种新获得的感受力将捕捉种种具有同等正当性的需要与必要性之间的差异，对这些激情与偏向构成制衡。
因而该书考察了欧洲社会长达十几世纪的教育制度和观念史，涵盖了法国启蒙教育从早期教会时期到19世纪危机时期的演进过程，集中刻画了加洛林时期的教育革新、12世纪大学诞生、文艺复兴时期教育实践以及18实际教育思想发展等具体的历史阶段。
教育思想史和社会民德研究有着密切的关联。涂尔干认为法国早期的思想文化实质内容是从罗马传下来的，随着罗马帝国的精致文化衍生的愉悦逐步消退，宗教开始用克己之欢乐来慢慢取代生活之欢乐，而这种质朴谦恭的思想文化恰好为穷苦人所乐于接受，为了发展基督教徒，基督教自创始便开始通过讲学来进行观念与情感的传递，随着教徒的逐步增多，培养神职人员也成为重要任务，基于此需求，教会开始创办学校，而随着学校的发展，求学的便不仅止于预备修道之人，还包括试图从事各种职业的人，这就决定了教学内容要兼具宗教性与世俗性。但早期仍是以宗教性为主，教会试图通过集中的场所集中的教学内容来使得学生的灵魂也朝往一个方向发展。早期的学校较为分散，到了查理大帝时期，开始发展有组织的大型教学机构，基于真理本质是统一体的认知开始强调整体性知识教学，人类知识被划分为三科四艺。其中最为重要的还是三科，即形式性的逻辑思辨内容，因此这一时期被称为文法时期，文法孕育着逻辑，因而承接而来的便是经院哲学，思辨的迅速发展开始挑战信仰，教育在维护教会信仰与理性思辨之间挣扎，在这种挣扎中巴黎大学应运而生。巴黎大学不仅是教会的团体也是世俗的团体，最开始信仰与理性是重叠的，教员试图用理性来诠释教义，因而承担文法教育的艺学院便具有重要地位，由艺学院衍生了寄宿制度同时也为辩证法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就文明而言，对于社会这个共同体它属于一种消耗能量的手段，当共同体能量仅够生存时，便会强迫其用到外部去，共同体的思想情绪也会偏禁欲性；当共同体有多余能量时，便会转向内在生活，转向思想，转向艺术、科学等奢侈的消遣。文艺复兴时期既是如此，共同体就像进入了成熟的青年期，拥有着过剩的生命力，这使得它不再满足与苦行的信仰。
文艺复兴时期孕育了教育形式主义或称文学形式主义，这主要表现为拉伯雷的“无限知识的渴望”以及伊拉斯谟“精致知识”教育，这些都体现了这个时代生命力的富裕和奢侈。
但是这种教育将会使人们无限关注自我，缺乏道德义务感，使知识成为贵族的装点，缺乏知识的实用性，这种极端的教育必将被改造。
随后由蒙田为代表的思想家们开始强调教育的实用性，并随之发展出了耶稣会这种另一个极端的教育形式，将教育重新拉回到文法时期状态，耶稣会虽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文艺复兴时期知识贵族化的特点，但是缺乏历史的教学内容也将学生的个体性逐渐消解。巴黎大学随后完善了这种缺陷，在教学内容上更加强调学生的个体性发展。
经过了上述两个极端的发展，到了十八世纪开始出现了现实主义教育者，实科、具体、个人开始成为教育的重要因素。同时随着法兰西大学的成立，教育开始走向多样化，思考人性与思考物质成为教育的两大内容，并由此生发了心理科学、社会科学、生物科学、物理科学等。
事实上，教育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气质，就像涂尔干所说的，法国的世界主义抽象个人主义都是文法时期经院哲学甚至文艺复兴时期留下的印记。正如许多社会史学家所说的，实质上涂尔干所勾勒的这副教育思想演进的图景也正是法国现代性本身所经历的生发流变的过程，涂尔干通过自己的研究初步建立了教育社会学这一学科基础。
三、感想
1. 集体让读书更有方向，帮助我解决很多在读书过程中遇到的技巧问题或者情绪问题，也让我对于读书这条道路越来越有信心。
2. 读书不会让我们孤独，它本身也是一种社交，读的越多，相信我们的内心就会越丰沛。
[ 此贴被于洁阳在2019-12-01 12:33重新编辑 ]
